第一节 唐代道教之尊崇
唐代自以李姓，奉老聃为远祖，立庙赠号， [1] 极尽尊崇。甚至道经用以贡士，老庄并立国学。 [2] 而道士至高官者，亦颇有其例。 [3] 推朝廷之用意或在借道以抗佛， [4] 而其结果则佛未见衰，儒家之地位，反受影响，白居易与元微之于元和初将应制举，揣摩时事，为《策林》七十五篇， [5] 其中多黄老之言。则当时风气，可以想见。然道教经此提倡，虽取得略似国教之优势，而老庄思想并未因之有显著之进展。无为之治术既不合盛世之政风，故其复兴必在贞观开元以后，迭遭丧乱之衰世。就现在之文献论，李唐五代老庄学派之政论，较著者共有五家，玄宗时有《亢仓子》及《元子》。僖宗时有《无能子》。五代时有罗隐及谭峭。其中惟《无能子》伸无君之旨，足以远继鲍生，为庄学之正统。元谭二家以清静之术，行养民之政。名奉道宗，实已弃治内之玄言，而逃杨归儒，窃取孟氏之义。不徒大异于魏晋之清谈，亦并非纯粹之老学。亢仓、罗隐尤近杂家，而两者之间，又自有区别。罗隐调和道儒，犹是李充、葛洪之故智，《亢仓子》则剽窃群书以伪古籍， [6] 内容芜乱，不足以预于学术思想之林也。本章略而不论，仅简述其余四家。
第二节 元结
元结，字次山，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生于开元七年，卒于大历七年（719—772）。天宝十二载进士。国子司业苏源明荐之肃宗，乃上《时议》三篇，大旨以去苛恤民为归。擢右金吾共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代宗立授著作郎。晚拜道州刺史。在郡时轻徭役，收流亡，颇能实践其平日之主张。 [7] 所著有《元子》十篇，《浪说》七篇，《漫说》七篇。 [8]
《元子》一书虽无创新或深邃之学说，其讥弹衰世苛政之言，则甚为激切鬯明，为前所鲜见。《元子》论衰世风俗之坏曰：“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 [9] 政教既衰，于是家庭、社会、国家、个人无不崩坏堕落，以入于邪恶凶顽之境界。“夫妇为溺惑所化，化为犬豕。父子为惛欲所化，化为禽兽。兄弟为猜忌所化，化为仇敌。宗戚为财利所化，化为行路。朋友为势利所化，化为市儿。” [10] 此家庭与社会之崩坏也。“大臣为权威所恣，忠信化为奸谋。庶官为禁忌所拘，公正化为邪佞。公族为猜忌所限，贤哲化为庸愚。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奸凶为恩泽所迫，厮皂化为将相。” [11] 此国家政治之腐败也。“情性为风俗所化，无不作狙狡诈诳之心。声呼为风俗所化，无不作谄媚僻淫之辞。容颜为风俗所化，无不作奸邪蹙促之色。” [12] 此个人之堕落也。
齐景公尝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3] 盖以人伦道德悉趋沦丧，则社会之秩序归于紊乱，人民生活中一切苦痛亦相并丛生。《元子》托为浪翁之言曰：“昔世之化也，天地化为斧锧，日月化为豺虎，山泽化为州里，草木化为宗族，风雨化为邸舍，霜雪化为衣裘，呻吟化为常声，粪污化为粱肉，一息化为千岁，乌犬化为君子。”“四海之内巷战门斗，断骨腐肉相借。天地非斧锧也邪？人民暗夜盗起，求食昼游，则死伤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与寄身命于绝崖深谷之底，始能声呼动息。山泽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荟丛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乡国，入山海，千里一息，力尽暂休。风雨非邸舍也邪？人民劳苦相冤，疮痍相痛，老弱孤独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声也邪？人民多饥饿沟渎，痛伤道路。粪污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潜伏，戈矛相拂，前伤后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岁也邪？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鸟兽让其骨肉。鸟犬非君子也邪？” [14]
时世之化至于此极，推原其故，实系于君道之得失。《元子》分剖治乱之原，而委之于“颓弊以昌”及“颓弊以亡”之二道。“上古之君用真而耻圣。故大道清粹，滋于至德。至德蕴沦而人自纯。其次用圣而耻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设化。教化和顺而人从信。其次用明而耻杀。故沿化兴法，因教置令。法令简要而人顺教。此颓弊以昌之道也。” [15] 吾人推原“颓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强毁纯朴，强生道德。使兴云云，使亡惛惛。始开礼乐，始鼓仁义。乃有善恶，乃生真伪。须智谋以引喻，须信让以敦护” [16] 。所幸圣君贤臣，能以清净公正为治，故犹得措天下于平和也。“迨乎衰世之君，先严而后杀。乃引法树刑，援令立罚。刑罚积重，其下畏恐。继者先杀而后淫。乃深刑长暴，诰罚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须奰。继者先淫而后乱。乃乘暴至亡，因虐及灭。亡灭兆钟，其下愤凶。此颓弊以亡之道也。” [17] 考“颓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转生浇眩，转起邪诈。变其 ，驱令嗤嗤。则闻溺惑，则见凶侈，逐长淫靡。然后忿争之源，深而日广。惨毒之根，植而弥长。用苛酷以威服，用谄谀以顺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乱恶” [18] 。君臣庸愚，人民苦怨。时世之化，诚不知伊于胡底。
虽然，救苦息怨，非无其术也。上古用真葆朴之世固不能复，明圣之治，则犹可得而行之。“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纯元粹，惠和溶油，不可慁会荡 ，衰伤元休。其风教在仁兹谕劝，礼信道达，不可沿以浇浮，溺之淫末。”“其赋役在简薄均当，不可横酷繁聚，损人伤农。其刑法在大小必当，理察平审，不可烦苛暴急，杀戮过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镇服暴变，不可怙恃威武，穷黩战争。” [19] 此外衣服、饮食、宫室、器用、妃嫔、声乐诸事悉有定制，不可淫溺昏纵，奢侈过度。凡此种种，“顺之为明圣，逆之为凶虐”，明圣则颓弊以昌，凶虐则颓弊以亡。得失显然，不待智者而后决也。
《元子》此论，言辞恢奇，而大意出于《老子》。颓弊以昌以亡之政治退化观，实以《道德经》十七、十八诸章为蓝本。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此《元子》所谓“用真”之世也。曰“其次亲而誉之”，《元子》“用圣”之世也。曰“其次畏之”，《元子》“用明”或“先严后杀”之世也。曰“其次侮之”，则《元子》“先杀后淫”、“先淫后乱”之世也。《元子》与《老子》不同者，《老子》欲以“无名之朴”镇道丧德失之世，《元子》则倾向于仁义中庸之术。故《元子》之思想以道为体，以儒为用。其立言深致慨于苛政之虐民，而未尝致疑于政治之本身。意近杂家，不足以续老庄之正统。
第三节 《无能子》
元结生逢安史之乱，而及见肃宗之中兴。虽非盛世，犹远胜于晚唐之混乱。结死后不及百二十年而黄巢祸起，流毒天下。巢甫伏诛，秦宗权相继僭号。百姓饱死伤流离之痛，天子被出国蒙尘之羞。盗贼初平而唐社遂屋。推其致此之原，实由于君臣贪暴，上下相为厉阶。 [20] 政失民穷，土崩鱼烂。一朝势尽，无可挽回。专制政体之弱点，至此暴露无余。《无能子》（约887）一书乃应时而起，对暴君苛政之罪恶作总清算。其态度之感愤，言词之激切，为前此之所未有。持鲍生以相较，犹觉其更为含蓄也。《无能子》作者之姓名及事迹均无可考。 [21] 其写作之环境，年月，及主旨，则序中述之至晰。序谓作者逢“黄巢乱，避地流转，不常所处。冻馁淡如也。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犹兵。无能子寓于左辅景氏民舍，自晦也”。“昼好卧，不寐。卧则笔札一二纸，兴则怀之。”“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数十纸。”“其旨归于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余因析为品目，凡三十四篇，编上中下三卷。” [22]
昔王充谓天地不故生人。人之自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 [23] 《无能子》引申其论，而立万类平等之义，以破传统思想中“人为万物之灵”之陈说。其言曰：“天地未分，混沌一气。一气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气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阴阳气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气而已，无所异也。或谓有所异者，岂非乎人自谓邪？谓人异于鳞毛羽甲诸虫者，岂非乎能用智虑邪？言语邪？夫自鸟兽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营其巢穴，谋其饮啄，生育乳养其类而护之，与人之好生避死，营其宫室，谋其衣食，生育乳养其男女而私之，无所异也。何可谓之无智虑也邪？夫自鸟兽迨乎蠢蠕者号鸣啅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类之中非语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谓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鸟兽不喻人言，亦谓人不能语言邪？则其号鸣啅噪之音必语言耳。又何谓之不能语言邪。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夫鳞毛羽甲中形质有不同者，岂特止人与四虫之形质异也。” [24]
人与虫既同源而平等，则人类之中亦必平等而自由。“所以太古之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生自驰，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瘗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 [25] 《庄子》谓：“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26] 《无能子》所想像之自然社会，乃由此脱化而出，殆无可疑。
“朴散为器”，乃人类生活必然之趋势。原始时期绝对平等自由之社会，终不免为好事之圣人所破灭，清宁之幸福渐消，烦苛之痛苦日甚。综其阶段，可分为四：（1）其一为有家无国之半自然社会。《无能子》述其原起曰：“裸虫中繁其智虑者，自名曰人，以法限鳞毛羽甲诸虫。又相教播种以食百谷，于是有耒耜之用。构木合工以建宫室，于是有斤斧之功。设婚嫁以析雌雄牝牡，于是有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为棺椁衣衾以瘗藏其死，于是有丧葬之仪。结罝罘网罗以取鳞毛羽甲诸虫，于是有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犹自强自弱，无所制焉。” [27] 于斯时也，人虫之平等破而人犹自相平等，诸虫之自由失而人独保其自由。濛淳虽散，祸害未兴。（2）及矫揉更甚而人类不平等之政治社会以出。“繁其智虑者又于其中择一以统众。名一为君，名众为臣。一可役众，众不得凌一。于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节。尊者隆，众者同。降及后世，又设爵禄以升降其众。于是有贵贱之等用其物，贫富之差得其欲。乃谓繁智虑者为圣人。” [28] （3）此原始之政治社会足以维一时之苟安，而难免法久生弊。“既而贱慕贵，贫慕富，而人之争心生焉。谓之圣人者忧之，相与谋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谓之人。吾强名之曰人，人虫乃分。彼始无卑无尊，孰谓之君臣。吾强分之，乃君乃臣。彼始无取无欲，何谓爵禄。吾强品之，乃荣乃辱。今则醨真淳，厚嗜欲，而包争心矣。争则夺，夺则乱，将如之何？智虑愈繁者曰：吾有术焉。于是立仁义忠信之教，礼乐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爱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顺曰不友不悌，夫妇不相一为不真不和。为之者为非，不为之者为是。是则荣，非则辱。于以乐是耻非之心生焉，而争心抑焉。” [29] 原始之政治社会遂转为伦理化之政治社会。（4）自兹以往，每下愈况。纷紊烦扰，以至于社会衰乱之最后阶段。盖仁义之兴，意在制欲。譬如阻水遏流，助成崩决之势。“降及后代，嗜欲愈炽。于是背仁义忠信，逾礼乐而争之。谓之圣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设刑法与兵以制之。小则刑之，大则兵之。于是缧绁桎梏鞭笞流窜之罪充于国，戈铤弓矢之伐充于天下。覆家亡国之祸，绵绵不绝。生民困穷夭折之苦，漫漫不止。” [30] 无能子乃叹息而断之曰：“嗟乎！自然而虫之，不自然而人之。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事，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复。谓之圣人者之过也。” [31]
吾人既知圣人之过在扇名利之欲，矫人伦之情，伪仁义之德，则补过救失之要图，在取此三者，一一加以掊击，使之破灭不存，庶几圣人不起，百姓自然，返朴归真，天下可复至于平等自由之境域。《无能子》辨利之不足重曰：“天下之人所共趋之而不知止者，富贵与美名尔。所谓富贵者，足于物尔。”“夫物者人之所能为者也。自为之，反为不为者惑之，乃以足物者为富贵，无物者为贫贱。于是乐富贵，耻贫贱。不得其乐者无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壮哉物之力也。” [32] 又辨名之不足慕曰：“夫所谓美名者，岂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临财廉、充乎才、足乎艺之类邪？此皆所谓圣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所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质尔。无形质，廓乎太空，故非毁誉所能加也。形质者囊乎血，与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坏，何有于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趋之，以至于诈伪奋激者，何也？所谓圣人者误之也。” [33]
名利之误，辨明尚易。人伦中之情感，则根深蒂固，未易动摇。《无能子》于此亦毫不顾忌，力攻父子兄弟之伦理。其言曰：“古今之人谓其所亲者血属，于是情有所专焉。聚则相欢，离则相思，病则相忧，死则相哭。夫天下之人与我所亲，手足腹背，耳目口鼻，头颈眉发一也。何以分别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尔。所以疏于天下之人者不相熟尔。所以亲于所亲者相熟尔。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头颈眉发，俾乎人人离析之，各求其谓之身体者且无所得，谁谓所亲邪？谁谓天下之人邪？取于名字，强为者也。若以名所亲之名名天下之人，则天下之人皆所亲矣。若以熟所亲之熟熟天下之人，则天下之人皆所亲矣。胡谓情所专邪？” [34]
父子兄弟之关系以自然之情感为根据，《无能子》竟欲一举而摧毁之，则君臣之关系既未必有情感之基础，更不能免其袭击。盖《无能子》不直接否认君臣之伦理，而对君主之本身加以轻蔑侮辱，使君主之尊严受重大之伤害。较之鲍敬言徒事指陈罪状者，其言尤为深刻。《无能子》设为严陵拒光武帝征聘之言曰：“夫四海之内，自古以为至广大也。十分之中，山岳江海有其半，蛮夷戎狄有其三。中国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战争，未尝帖息。夫中国天子之贵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战争之内，自尊者尔。夫所谓贵且尊者，不过于一二分中徇喜怒，专生杀而已。不过于一二分中择土木以广宫室，集缯帛珍宝以繁车服，杀牛羊种百谷以美饮食，列姝丽敲金石以悦视听而已。嗜欲未厌，老至而死。丰肌委于蝼蚁，腐骨沦于土壤，匹夫匹妇一也，天子之贵何有哉！” [35] 由此观之，就天子之目的与功效言，则享国有民者不过求纵一人之欲。功德不及于人，实无可尊之理。就天子自尊之范围言，则纵嗜欲于数十年之中，作威福于一二分之内。譬之蜗角槐安，同一空虚渺小。若犹歌功颂德，不免徒资笑柄。既知君不足尊，谁肯复奴颜婢膝，匍匐于朝堂之下以奉事之乎。若谓为臣者立志不在事君，徒以公侯卿大夫之“强名”为可慕而事之，则“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我苟悦此，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 [36] 何待君主。又况世间一切富贵功名，本身并无丝毫之价值乎。
淫纵之君固不足事，即呴濡之仁义，亦有道者所当摒斥。《无能子》设为西伯聘吕望之寓言以明之。“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将拯之，思得贤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与于汝，汝胡垢予为。西伯曰：夫圣人不藏用以独善于己，必尽智以兼济万物，岂无是邪？望曰：夫人与鸟兽共浮于天地中，一气而已，犹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于空虚者也。尽坏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尽杀人及鸟兽昆虫，其气常气。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谓荼邪？虽然，城郭屋舍不必坏，生民已形不必杀。予将拯之矣。乃许西伯同载而归。” [37] 然而吾人宜注意，吕望辅文王以拯生民，其目的在以无为之治，易有为之扰，非以蹩躠踶跂之仁义，代恣睢刻毒之淫暴也。《无能子》复设为西伯君臣问对之词。太颠闳夭疑文王不当自下于渔者。“西伯曰：夫无为之德包裹天地，有为之德开物成事。轩辕陶唐之为天子也，以有为之德谒广成子于崆峒，叩许由于箕山，而不获其一顾，矧吾之德未进乎轩尧而卑无为之德乎。太颠闳夭曰：如王之说，望固无为之德也。何谓从王之有为邪？西伯曰：天地无为也。日月星辰运于昼夜，雨露霜雪陨于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为则能无滞。若滞于有焉，则不能无为矣。吕望闻之，知西伯实于虑民，不利于得殷天下，于是乎卒与之兴周焉。” [38] 《无能子》此言骤然观之，似欲重建君主已堕之尊严，复立既毁君臣之伦序。然而细按其实，则意在假西伯之有道，以反言凡君之不足尊而已。盖文王非得国之君，无为非征诛之业。推吕望许佐西伯之理由，足以见武王以下之享国者皆不合于理想之标准。谓轩尧间道犹不能邀广成、许由之一顾，则汉唐开国之君，与王莽更始之有天下无异者， [39] 更卑卑无足尊奉矣。
中国之专制政体肇端于秦，历汉唐而其弊大见于世。先秦所未有之激烈反君言论，遂应衰政而迭出。汉末有王充，东晋有鲍生，晚唐则无能子。其时代有先后，思想之主旨则不谋而大致相同。然而出世愈晚者对专制痛苦之体验愈深，所得之政治经验较富，其言论之深切感愤亦每突过前人。盖李唐一朝不独懿僖之君昏政乱，诸祸并臻，为前代所罕觏，而太宗征抚外藩，交通远国，道佛争长，朝野风靡，其情形亦属仅见，无能子生当唐末，其所得之政治知识与痛苦经验，必远有过于鲍生者。其毁弃君亲之言词，遂为空前未有放胆肆情之奇谤。此由时势所激，因果显然。吾人不必以其大悖孔孟之教而非之，亦不可以其略袭老庄之旨而视同唾余牙慧也。 [40]
第四节 罗隐
罗隐，字昭谏。生于唐文宗太和七年，卒于后梁太祖开平四年（833—910）， [41] 本名横，十试不第，遂更名，仕吴越。朱温篡唐，隐劝钱镠讨之，镠不从。所著有《两同书》、《谗书》、《甲乙集》等 [42] 。
《无能子》依据老庄以毁君臣之伦，罗昭谏则调和儒道而明君长之用。 [43] 吾人若以《无能子》拟于鲍敬言，则罗隐之于《无能子》略如葛洪之于鲍敬言。所异者罗隐未尝明举无能子之书而加以驳斥耳。罗隐思想之要点在肯定政治制度生于物理与人性之天然，非矫揉造作之结果。盖人类初生，本不平等。强弱势殊，相倚成治。“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之御弱。故弱为强者所伏，强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 [44] 上下势既相制，贵贱遂以判分。此亦人物同理，随在可得其验。“一气所化，阳尊而阴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龟龙为鳞介之长，麟凤为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标，芝松则卉木之秀。此乃贵贱之理，著之于自然也。”“万物之中，唯人为贵。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圣之才而居亿兆之上也。是故时之贤者则贵之以为君长，才不应代者则贱之以为黎庶。” [45] 然则君长之立，顺于天理，合于人心，岂如《无能子》所谓“强分贵贱”，出于圣人之过乎？
虽然，贵贱之分，自有其合理之标准，并非悉取决于力量之强弱，与地位之高下。“夫人主所以称尊者，以其有德也。苟无其德，则何以异于万物乎！” [46] “夫所谓德者何，唯仁唯慈矣。” [47] 盖生民不能自理，有待仁君之政教。“远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于草木，取类于羽毛。后代圣人，乃道之以礼乐，教之以仁义。然后君臣贵贱之制，坦然有章。” [48] 政治之基本作用在是，贵贱之合理标准亦在于是。若君主不能守其仁德，则贵贱失其依据。丧身失位，势无可免。“故贵者荣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贱者辱也，虽有力而不能避也。” [49] 抑吾人当注意，亡国戮君之祸，乃暴君所自取，非由人民之好为犯上作乱。盖以“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免放逐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 [50] 。《荀子》曰：“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 [51] 罗隐之意，亦在责成君主，开脱人民，与此正可比观，吾人之解释如果不误，则罗隐立言，兼避无君与专制之两极端，而折衷于孟荀君治民本之理论。故针砭暴君而不攻击政治，阐扬老子慈俭无为之治术，而合之于孟荀之仁义。以视元结，形貌有异，而精神实一脉相通也。
罗隐治术之要义，顷已言之，为慈俭与无为二端。故其称理想之明君则谓：“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 [52] 其论国政之治乱则谓：“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 [53] 而于昏淫纵侈之行尤屡致深刻之讽刺与斥责。其讽之也，则曰：“龙之所以能灵者水也。涓然而取，霈然而神。”“苟或涸一川然后润下，涸一泽然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鱼鳖已敝矣。故龙之取也寡。” [54] 其斥之也，则曰：“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犹有不伤之所。尔其暴君之理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其于豺狼亦已甚矣。” [55] 此皆激于懿僖之时事，有为言之，非泛泛然重申老子上食税多而民饥之旧诫也。
虽然，罗隐所谴责者奢纵之暴君，所同情者除暴之“天吏”。若假口征诛以遂私天下之野心，扇有为之薄俗，则断非其所能赞许。庄子谓窃国者为诸侯。罗氏略仿其意而为之说曰：“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 [56] 虽由嬴秦之谩藏诲盗，而窥窃神器者之居心亦不可问也。抑又有进者，项刘固无恤天下之意，即商汤之征，伊尹之放，亦有愧于尧舜之为君臣。誓鸣条则揖让废，放太甲而臣有权（同此处注[50] ）。于是大化不行，浑朴亦坏。后世争夺篡弑之风，遂愈演而愈烈。罗隐乃假陶虞之事以明天下为公之大义。力辨丹朱商均非必不肖，而尧舜废之者其意不在传贤而在防私。“夫陶唐之理，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国者又如是乎？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 [57]
由上述诸点观之，足见罗隐理想之君主必须备具授受以公，临治以仁之两重要条件。持此标准以衡古今开国之君，则不独刘季、李渊不足尊，即汤武亦有惭德，其他则自郐以下更不足齿。然则罗隐提高君主理想之作用，实无异加汉唐君主以普遍之谴责。 [58] 措词远较《无能子》为深婉，所示对于专制政体失望之情绪，则并世而相同。吾人不可因其坚持有君之论，遂误认其立言宗旨有契于葛洪之《诘鲍》也。
第五节 谭峭
谭峭，字景升，唐国子司业洙之子。生卒年均失记。师嵩山道士十余年，世传其得道仙去，号为紫霄真人。 [59] 尝游三茅，经建康，见宋齐邱有仙风道骨，遂出所著《化书》授之曰：“是书之化，其道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齐邱因夺为己有。 [60] 按齐邱死于南唐主李璟（元宗）中兴二年，年七十三岁。由是推知其生于唐僖宗光启三年， [61] 谭峭与之同时，则其生卒距此必不甚远，亦适当晚唐五代民不聊生之混乱天下。
元结有“时化”、“世化”之说。《化书》引申之， [62] 而其言尤为痛切。其大旨在说明世变由盛而衰，共有道、术、德、仁、食、俭之六化。 [63] 盖亦兼采孔、孟、老、庄，以无为为最高之理想，以足食为基本之治术，与《无能子》异趣者也。《化书》述理想无为之治曰：“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气以生万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为。若一气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声之哀乐，若一形之穷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赏罚，安用行伍。” [64] 然而此至清至宁之治，不能久维，终必入于仁义礼信之化。盖“道虚无也，无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静也，无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万物生。万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义。义济安拔危，必有臧否，故授之以礼。礼秉规持范，心有凝滞，故授之以智。智通则多变，故授之以信” [65] 。《老子》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66] 自谭峭观之，道德虽失，苟人君能行仁义之化，谨奉之而勿坠，则《老子》所谓“其次亲而誉之” [67] 之政治尚可维天下于不乱。其关键所系，在君主本忠恕之心以行推恩之政而已。“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 之。一罪之疑，与众戮之。故得心相通而神通，神相通而后气通，气相通而后形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68]
所可惋惜者人类竟不能取法于蝼蚁。“三王有仁义者也。不知其仁义，化为秦汉之争。” [69] 盖人君至诚怛恻之心既丧，仁义遂沉沦而转为大伪。人民对于其君亦不复加以亲誉。由畏及侮，叛乱遂兴。于斯时也，虽欲用严刻之刑杀，谨饬之礼乐，呴濡之仁恩，以矫救之，其徒劳而无功，实不啻扬汤以止沸。“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威天子。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小人盗礼乐以僭君子。有国者好聚敛，蓄粟帛，具甲兵以御盗贼，盗贼擅甲兵，据粟帛，以夺其国。” [70] 论者或归咎于后世民情浇薄，故有此弊。不知民之失德，由于君先失道。“慎勿怨盗贼，盗贼惟我召。慎勿怨叛乱，叛乱禀我教。” [71] 在上者不反躬自省，而徒事烦苛，则治丝愈棼，为祸益烈。盖“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盗而怨使之防盗。是故济民不如不济，爱民不如不爱” [72] 。“止人之斗者使其斗，抑人之忿者使其忿。”“民不可理，而理之愈乱。水易动而自清，民易变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万物之情。” [73] 然则治天下于既乱之后，亦惟有“镇之以无名之朴” [74] 以“在宥”之而已。
道、术、德、仁四化既均不行，谭峭乃更退一步而论食、俭二化。昔《管子》谓“衣食足则知荣辱” [75] 。《化书》承其意，且认食为治乱之本，立言更为激切。峭谓：“牛可使之驾……犬可使之守，鹰可使之击，盖食之所感也。猕猴可使之舞，鹦鹉可使之语，鸱鸢可使之死斗，蝼蚁可使之合战，盖食有所教也。鱼可使之吞钩，虎可使之入陷，雁可使之触网，敌国可使之自援，盖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卫，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服，盖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暨乎万族，皆可以食而通之。” [76] 食之所以重要如此者，以其为维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 [77] 故“食之欲也，思盐梅之状则辄有所吐而不能禁，见盘肴之盛则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饥思啖牛，渴思饮海。故欲之于人也如贼，人之于欲也如战。当战之际，锦绣珠玉不足为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金石丝竹不闻其音，宫室台榭不见其丽。况民腹常馁，民情常迫，而谕以仁义，其可信乎？讲以刑政，其可畏乎？” [78] “有智者悯鸱鸢之击腐鼠，嗟蝼蚁之驾毙虫，谓其为虫，不若为人。殊不知当歉岁则争臭惫之尸，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为而人为之，则其为人不若为虫。是知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 [79] 也。
“食化”之旨，略如上述。人君既知食为五常之本，兴亡之机，当“以我欲求人之欲，以我饥求人之饥” [80] 。使天下足食，则叛乱不起。然而下世之君，犹不足以语此。往往夺民之食而迫之使乱，则其为君，无殊于雀鼠盗贼。“人之所以恶雀鼠者，谓其有攘窃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谓其怀盗贼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恶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夺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馁也，由夺其哺。呜呼惜哉！” [81] 抑夺民之食者又不限于君主。“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稔亦夺其一，俭亦夺其一。所以蚕告终而缲葛苎之衣，稼云毕而饭橡栎之实” [82] 也。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83] 又曰：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84] 又曰：“有我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85] 《化书》远承其意，乃发为“俭化”之说。盖道家既否认政府有裕民之能力，更不信丰财为合理之政策，则势必认消极节用为惟一之出路。故谭峭举俭化，为救乱止危之最后方法，而谴责奢纵，不留余地。峭以为天下祸乱直接之主因，在于君上之生活由文缛而日趋放恣。太初之淳朴，遂逐渐化成衰世之贪争。《化书》述其经过曰：“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顾盼，而顾盼化揖让，揖让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别，分别化冠冕，冠冕化车辂，车辂化宫室，宫室化掖卫，掖卫化燕享，燕享化奢荡，奢荡化聚敛，聚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乱，悖乱化兵甲，兵甲化争夺，争夺化败亡。其来也势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 [86] 虽然，由奢致败，其势非真不可遏也。人君如能临崖勒马，则深渊纵危，犹可不遭灭顶。其术在去奢从俭，一洗荡侈之习而已。“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道以至于败家，盖失于不简也。饮馔常食之物，食之不得道以至于亡身，盖失于不节也。夫礼失于奢，乐失于淫。奢淫若水，去不复返。议欲救之，莫过乎俭。俭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 [87]
然而奢侈之起，由于纵欲。欲无止境，愈奢而愈感不足。“服 绤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而不饥，而饭之黍稷愈饥。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虑，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见负石者则乐于负涂，见负涂者则乐于负刍。饥寒无实状，轻重无必然。盖丰俭相形，彼老相平。我心重则民心重，我务轻则民轻。能至于俭者可以与民为权衡。” [88] 不能至于俭者导民于丧败。“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当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兹而起，战伐由兹而始” [89] 也。《老子》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90] 人君寡欲以止奢，诚如釜底抽薪，治河穷源。俭化之效，可立而待。
谭峭又恐人疑俭化不可行，复立四说以申明之。一曰悭号不足羞。“世有悭号者人以为大辱。殊不知始得为纯俭之道也。于己无所与，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 [91] 二曰文饰非必要。“乳童拱手，谁敢戏之，岂在乎黼黻也？牧竖折腰，谁敢背之，岂在乎刑政也？有宾主之敬，则鸡黍可以大养，岂在乎箫韶也？有柔淑之态，则荆苎可以行妇道，岂在乎组绣也？” [92] 若内无恭敬之诚，徒饰繁文缛节之貌，礼烦而乱，谁其信之乎？三曰示民以奢，召其觊觎，适为自致危亡之道。盖“君之于民，异名而同爱。君乐驰骋，民亦乐之。君喜声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则异，所爱则同。所以服布素者爱士之簪组，服士之簪组者爱公卿之剑佩，服公卿之剑佩者爱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忧之地，不得不虑也。况金根玉辂夺其货，高台崇树夺其力。是贾民之怨，是教民之爱” [93] 也。四曰俭为万化之柄，不仅为均食之道。“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俭于公，可以保贵。俭于门闼，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职官，可以无奸佞。俭于嫔嫱，可以保寿命。俭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俭可以为万化之柄。” [94] 世之人君又何可不奉俭化而力行之乎？
《化书》虽以道术为理想，而其侧重之点实在食、俭二化。吾人若仅就其内容论之，则不过搬演老子慈俭二宝，殊少新创之意义。吾人若一按谭峭之时代环境，则其激切之言，皆历史事实之沉痛反响，非泛泛袭古人陈说者可比。唐朝民生疾苦之情形，吾人于前章已略道及。晚唐五代，则变本加厉，尤有甚者。即就户口减少一端观之， [95] 已足想见七八十年中民不聊生之概况。至于赋役之繁苛， [96] 天灾人祸之严重惨酷，几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 [97] 《化书》所谓“奢荡化聚敛”，“驱民为盗贼”，“当歉岁则争臭惫之尸，值严围则食父子之肉”者，持与事实相比，犹觉其言之含蓄而有未尽。然则食、俭二化，真仁者之言，断乎不可与《无能子》同科并论。《无能子》谴君愤世，《化书》则悲天悯人也。昔冯道累仕异姓，兼及异族之主。然其为相则持身纯俭，数以恤民之道，匡谏时君。 [98] 吾人若不以民族大义责之，是亦合于“上思利民” [99] 之忠道，与王通帝魏相呼应， [100] 复有契于食俭之旨，而欲其见诸实行者，未可遽以宋明人之偏见而竟斥之矣。 [101]
* * *
[1] 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谓：“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此后尊号屡有增改。《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宗正寺卿领崇玄署。注，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皆隶宗正寺。
[2] 唐选举科目中有“道举”。高宗上元二年贡士加试《老子》。玄宗开元中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减《尚书》、《论语》、《策》，加试《老子》。开元二十年（《新唐书·选举志》作二十九年）置“崇玄学”，习老、庄、列、文四子，每年准明经例送举。天宝初，改称《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参见《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及《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一。又《全唐文》卷九三三有杜光庭《历代崇道记》可阅。此文作于僖宗中和四年十二月。）参《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卷三、卷五“高宗纪”上、下，卷八、卷九“玄宗纪”上、下。
[3] 代宗用李国桢（《旧唐书》卷一三〇），武宗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道场。会昌元年以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上）。
[4] 太宗曾诏令道士在僧前（《全唐文》卷六）。唐初抑佛事见《唐会要》卷四七“议释教上”。然中唐以后则每以迷信丹药而尊道。阅《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卷一四“宪宗纪上”，卷一七“敬宗纪上”，卷七七“武宗王妃传”，卷六五“高士廉传”，卷九二“杜伏威传”，卷一七一“裴潾传”，卷一八三“毕诚传”。《韩愈集》有“李于墓志”，痛斥丹药之害。
[5] “策林”见《全唐文》。元和元年当806年。
[6] 《亢仓子》旧题庚桑楚撰。唐韦滔谓王士源著（见《孟浩然集·序》）。柳宗元斥为空言（集）。刘肃谓《庚桑子》世无其书，开元末王士源撰两卷以补之（《大唐新语》）。宋明学者多袭此说。《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三”神仙家中录“王士元《亢仓子》二卷”。注谓天宝元年求此书不获，王“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四库书目提要》谓其“杂剽《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说苑》、《新序》之词”，甚是。可阅“用道”、“政道”、“君道”、“农道”诸篇（《子书百家》本）。
[7] 《新唐书》卷一四三传。
[8] 同书卷五九“艺文志三”《元子》、《浪说》、《漫说》入丙部儒家。吾人归入道家，理由读本节自见。《元子》见《全唐文》。
[9] 《元子·时化》。
[10] 同上。
[11] “时化”。
[12] 同上。
[13] 《论语·颜渊第十二》。
[14] 《元子·世化》。按经天宝之乱，此所刻画殆隐射当时情事，或不免有铺张过实之处耳。
[15] “元谟”。
[16] “演谟”。
[17] “元谟”。须奰，犹用怨也。奰音备。
[18] “演谟”。 同嬉。
[19] “系谟”。溶，闲暇貌。油，和谨貌。慁，扰也。 ，明也。
[2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僖宗”首篇论懿僖世君臣奢侈苛虐之过，极当，可参阅。
[21]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丙部神仙家录《无能子》三卷。注曰：“不著人名氏，光启中隐民间。”本书序谓“不述其姓名游宦”，无能子或尝出仕。
[22] 光启三年（887）。秦宗权僭号之三年。僖宗为田令孜所劫，如宝鸡，是年至凤翔（见《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及卷二〇八“宦者传下”）。按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凡二十八日。今有“子书百家”诸本。
[23] 本书第十章此处注[83] 。
[24] 《无能子》卷上“圣过”。
[25] 同上。
[26] 《庄子·马蹄》。
[27] “圣过”。
[28] “圣过”。
[29] 同上。此殆本之《老子》第二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30] “圣过”。
[31] 同上。《庄子·胠箧》“是乃圣人之过也”，乃此段蓝本。
[32] 卷上“质妄”。
[33] 同上。
[34] “质妄”
[35] 卷中“严陵说”。
[36] “严陵说”。
[37] 卷中“文王说”。
[38] “文王说”。
[39] “严陵说”。
[40] 佛教有毁损人伦之影响，观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可见。交通之影响在使人知中国之小。邹衍大九州犹为无稽之谈，唐代交通，远及海外。波斯印度，均有往来。方其盛时，太宗对蕃君称“皇帝天可汗”（王溥《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贞观四年事）。中国竟成一东方帝国之中心，此种经验非魏晋以上人所能想像。及中国既衰，乱亡不暇，往日政治上之伟绩，遂供失望者反省之资料，《无能子》乃有中国天子君临一二分之说矣。
[41] 此从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旧五代史》卷二四有传，谓开平三年年八十余卒，则当生于太和四年以前。
[42] 《旧五代史》卷二四传仅谓有文集数卷行于世。注引《唐才子传》云有《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
[43] 《两同书》两卷，各五篇。上卷每篇殿以老子言，下卷每篇殿以孔子言。《崇文总目》谓此书以老子修身为内，孔子治世为外。两同之名，殆由于此。
[44] 《两同书》卷上“强弱”（“宝颜堂秘笈本”）。
[45] 卷上“贵贱”。
[46] “贵贱”。
[47] “强弱”。
[48] 卷上“敬慢”。
[49] “贵贱”。
[50] 卷上“损益”。
[51] 《荀子·富国》。
[52] “强弱”。此数事外，隐所详言者为用人之法。所举不出知贤、考绩之旧说。阅《两同书》下卷“理乱”以下五篇。
[53] “损益”。
[54] 《谗书·龙之灵》（“弄经楼丛书”本）。
[55] “损益”。
[56] 《谗书·伊尹》有言。
[57] 《谗书》丹商非不肖。
[58] 同书“自序”曰：“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是隐之著书实有意于毁谤。又按“自序”此书成于丁亥，当懿宗咸通八年（867）。先《无能子》二十年。《两同书》作年无考，或在此前。
[59] 宋马令《南唐书》（“墨海金壶”本）卷二四“方术传”有道士谭紫霄曾事闽王昶。南唐后主召至建康。金陵既下，无疾卒（宋开宝八年，975年）。不知即峭否。果为一人，则峭年或少于齐邱矣。
[60] 宋陈景元跋，据旧传陈抟言，宋濂《诸子辨》及胡应麟《四部正伪》（引沈汾《续神仙传》），均同此说。
[61] 马令《南唐书》卷四“嗣主书三”，显德六年春正月，宋齐邱缢死于青阳。卷二〇“党与传上”，齐邱死时年七十三。据此推知其生卒当887—959年。陈鳣《续唐书》（“史学丛书”本）卷四八“宋齐邱传”同。
[62] 本书所用者为“宝颜堂秘笈本”。
[63] 李绅序谓其书“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共百一十篇。其意谓道不足继之以术。术不足继之以德。德不足继之以仁。仁不足继之以食。食不足继之以俭。其名愈下，其化愈悉”。
[64] “神交”。
[65] “得一”。参阅“稚子”。
[66] 《道德经》三十八章。
[67] 十七章。
[68] “蝼蚁”。此略近孟子“与民同之”之旨。
[69] “稚子”。
[70] “弓矢”。
[71] “太和”。
[72] “养民”。
[73] “止斗”。
[74] 《道德经》三十七章。
[75] “牧民”。
[76] “无为”。胶竿曰：“持胶竿捕黄雀，黄雀从而噪之。捧盘飧，享乌鸟，乌鸟从而告之。是知至暴者无所不异，至食者无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顺，四夷可以率而宾。异族犹如此，况复人之人。”
[77] “七夺”。
[78] “战欲”。燔骨曰：“嚼燔骨者焦唇烂舌不以为痛，饮醇酹者哕肠呕胃不以为苦。馋嗜者由忘于痛苦，饥窘者必轻其性命。痛苦可忘，无所不欺。性命可轻，无所不为。”兴亡曰：“疮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饥谓之疮，比饥谓之火，盖情有所切也。夫鲍鱼与腐尸无异， 与足垢无殊，而人常食之。饱犹若是，饥则可知。苟其饥也，无所不食。苟其追也，无所不为。斯所以为兴亡之机。”
[79] “鸱鸢”。
[80] “燔骨”。
[81] “雀鼠”。
[82] “七夺”。
[83] 七十五章。
[84] 七十七章。
[85] 六十七章。
[86] “大化”。
[87] “太平”。
[88] “权衡”。
[89] “奢俭”。
[90] 十九章。
[91] “悭号”。
[92] “乳童”。
[93] “君民”。
[94] “化柄”。
[95]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中册，页388。据《续通典·食货典》及《宋史·本纪》定唐末户口4 955 151，宋初户口3 304 286，共减1 650 865。易词言之，七十年中，折损约及三分之一。虽非确切可信之数，大体可见也。
[96] 五代田赋之重，见《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文献通考》卷三、四，《田赋考》卷三、四。杂税见《通考》卷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二“五代盐曲之禁”（盐酒），《通考》卷一四“征榷考”，《续通典》卷一六“食货一六”（商贾），《通考》卷一八“征榷五”（冶铁），《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苛敛）。至于《五代史》卷六八“闽世家”赵在礼之“拔钉钱”，及王士祯《五代诗话》卷三引《天中记》李先主税鹅卵双子，柳花为絮，尤出人意。兵役烦扰见《五代史》卷一三五“刘守光传”及《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卷一六一“兵考一三”。
[97] 唐代饥人相食如永淳元年（682）京师，中和四年（884）关内及江南，光启二年（886）荆襄（《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二”）。围城食人如至德二年（657）张巡守睢阳（《新唐书》卷一九二“忠义传中”）。其尤骇人听闻者为秦宗权之乱，诸贼“兵出未始转粮，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追蹑，获盐尸数十车”（同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传”）。
[98]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如辽主耶律德光入犯，召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中国赖此多得保全。
[99] 《左传·桓公六年》随季梁语。
[100] 本书十二章此处注[16] 。
[101] 薛居正于《旧史·道传》论之，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欧阳修序《新史·道传》斥其“无廉耻”。明李贽《藏书》卷六〇始揭道爱民之意，为之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