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思想之大势
宋太祖受周之禅，崇元即位，中原复归统一，宇内得以粗安。此三百余年中之政治思想可分为理学与“功利”之两大派。前者承唐代学术之余绪而光大之，后者惩国势之积弱而思振救之。二者均依傍孔氏而皆不守秦汉师法。故宋元两朝可称为儒学再度独尊之时期，亦为儒学内容变古之时期。
理学之兴，远可溯源于韩愈、李翱，而促其成就之主要物质原因，则为佛家之心性与道家之象数学说。 [1] 韩氏推尊孟子，立“道统”之说。李氏著《复性书》， [2] 取梁肃止观统例之说以解《大学》《中庸》之言性情， [3] 其影响尤为深远。此儒佛合流之新儒学酝酿至宋，遂成二程朱陆之理学。两汉以后，儒道两家早有混合之趋势。道家要籍，每援引《周易》 [4] ，而道经中本有“太极先天之图” [5] 。宋时周敦颐、邵雍窃取陈抟旧说，加以变通，遂成理学中象数之一派。故宋之理学家虽自命继先圣之绝学，实阴取“二氏”之异端以立门户。惟吾人宜注意，理学得佛学之助，蔚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哲学系统，而其对政治思想之贡献则极细微。各家之哲学思想固多新颖分歧之点，其政论大旨则不外搬演《大学》、《中庸》之正心诚意，《孟子》之尊王黜霸与乎一治一乱诸陈说而已。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之特点在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其代表多出江西浙江。北宋有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南宋有薛季宣、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適等。而安石主持新法开“维新”之创局，尤为其中之巨擘。按经世致用，本为儒学之传统目的。然先秦汉唐之儒多注重仁民爱物、休养生息之治术。一遇富强之言，即斥为申商之霸术，不以圣人之徒相许。后汉王符、荀悦诸人虽针砭衰政，指切时要， [6] 然其所论亦不过整饬纲纪，补救废弛诸事。积极有为之治术，固未尝为其想像之所及。至两宋诸子乃公然大阐功利之说，以与仁义相抗衡，相表里，一反孟子、董生之教。此亦儒家思想之巨变，与理学家之阴奉佛老者取径虽殊，而同为儒学之革命运动。
儒学大变于宋，其历史上之原因，尚不难于探索。主要者似有二端。一为时势之背景，二为思想之背景。前者可解释功利思想之发生，后者则兼及理学。请先论时势。赵宋立国之初，即有契丹之患。不徒石晋所割之燕云十六州始终不得收复， [7] 而辽势日盛，澶州战后，屡增岁币，以求苟安。西夏坐大，亦数内侵。元昊请和援例复遗岁币。 [8] 以大事小，示弱于人。此诚奇耻大辱，而当时君臣居然肯受者，殆亦深知兵弱财乏，故不得不姑忍之也。宋兵之弱，原于太祖。太祖由将士拥立以践阼，惩于兵强之危险，乃“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 [9] 。总天下之兵集之京师，“分番屯戍以捍边圉”。又募强悍失职及凶岁饥民以入兵籍。“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 [10] 然而其失也，悉变雄武可用之材为偷惰文弱之卒。内不足以为乱，则外亦不足以御侮。 [11] 又况兵额日增，坐耗廪币。 [12] 积弱之兵，复为积贫之直接原因乎？宋财之乏，其由不一。曰岁币，曰军费，曰政费，曰糜费。皆耗巨资，有增无已。 [13] 而赋役无方，民生日困。国力衰削，危亡可虞。至仁宗时其势盖已可睹。朝廷不能及时整顿奋发有为，反“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14] ，真如燕巢鱼呴，坐俟焚涸。于是深思远识之士，惄焉忧之，发为富强之议，图振萎弛苟安之习。及南渡定局，故态依然。和议或求瓦全，主战亦乏胜算。 [15] 论者惩前世之失，度当时之要，益信理国非恃空言，救亡必资实学。朱陆一切心性仁义之说，不啻儒家之“清谈”，足以致中原于沦丧而莫可挽回。永嘉、永康诸子乃大讲致用功利之学以与紫阳、象山相抗。故北宋功利思想之产生，大体由于时势之刺激。南宋则时势之刺激更深，而兼为理学之反动。
次论思想之背景。孔子之学经孟荀等发扬以后，其精义殆已阐露无余。汉儒承兵燹之遗，收寻旧籍，爬梳章句，固不足预于义理之发明。董子、何君辈乃托“微言”以寓臆说，援阴阳以入孔孟。盖为穷极之变，势出自然。逮东京季世，其流又竭。老庄清谈，竟夺名教之席。降及李唐，儒学于九死一生之后虽有复兴之机，而道佛势盛，未获独尊。思想界天下三分之局面实与唐代之一统国祚相终始。且唐代为佛学全盛时期。新经大量输入，旧经继续进展。 [16] 生气蓬勃，大异于儒道二教之衰老委顿。道教自度不能抗佛，乃仿效其一部分之组织与仪式。儒学不能觅得前进之坦途，乃采取佛氏心性或道家象数之哲理以解说先秦之旧籍。此仍蹈袭汉人混杂阴阳家言之故智。其不同者，阴阳为中土固有之学派，佛学为殊方传入之宗教。其为穷极之变，则前后如一也。抑儒学虽受佛氏新血液之赐而产生理学，此混种之宁馨儿仅表现绝世之哲学天才，而对于当时实际之政治问题则缺乏创新之贡献。于是同族弟兄大起非难，力诋其得自异族遗传之心性诸说，别树先儒致用之义以纠弹矫正之。矫之每有过正，遂渐近于偏激之功利主义。此所谓“有为言之”，与寻常学术门户之争实大异其趣也。吾人又当注意，孔孟致用，以修身为治国之先图。功利家多置此不谈，而以富强之策略为重，则虽明尊孔孟，亦为儒学变态。宋人侈言列圣相承之道统，嚣嚣然以传道继统自任。夷考其实，则儒学一变为心性，再变为功利，孔孟之道，至此真如水尽山穷，别开天地。此后许衡之徒，窃理学之唾余以事蒙古，王守仁、李贽等纵“禅狂”以抗程朱。满洲假程朱以制汉族，颜元李塨复倡致用以排心性。及太平天国之起，儒学更遭严重威胁。倘非曾国藩扶清卫道之军事底于成功，则二千年粉饰君政之儒术，必不免随异族专制政权以俱尽矣。
理学与功利思想为宋代政论之两大主流。此外尚有反对功利而不属理学范围之守旧思想，以及另辟宗风意近“纵横”之蜀学，凡此皆支流别派，虽未足代表时代精神，而亦具重要之意义。本章及下章分别简述及之，庶免偏废之失。
第二节 李觏
两宋之功利思想虽以王安石为中坚，而致用之风气则欧阳修倡之于先，李觏广之于后。李氏之勋名远逊荆公，其立言之富有条理，则有过之。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440二年，卒于仁宗嘉祐四年（1009—1059）。俊辨能文，举制科不中，以教授自资。后范仲淹荐授太学助教升任说书。 [17] 所著有《潜书》十五篇 [18] ，《礼论》七篇 [19] ，《平土书》二十则 [20] ，《广潜书》 [21] 、《富国》、《强兵》、《安民策》三十篇 [22] ，《庆历民言》三十篇， [23] 《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常语》三卷等， [24] 今俱保存无失。
欧阳修谓“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又谓“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事而及焉，非为性言也。” [25] 李氏根本上同情于此态度，而其讥弹宋初儒者参合佛老，极研心性，放言象数之学风，则尤为直率中肯。如“易论”云：“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犹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盖《易》之为教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 [26] 夫《易》之一书，世儒视为六经中玄妙之尤，而自李氏观之，犹不离乎致用，则其他圣人之言，必非无用，可不俟辨矣。抑又有进者，圣人虽言性命，其言之也亦不离乎人事之实际。李氏谓：“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性命之理如此。“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 [27] 岂须探玄入眇，端坐屏息，如理学家之所为乎？
致用之说既明，李氏复大阐功利以矫俗儒。自孟子以来， [28] 儒者承其遗教，多以言利为耻。李氏一反其风，以为圣人无不言利者。觏谓：“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29] 盖人生而有欲。非利无以养之。养之有节，是为仁义。李氏明之曰：“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30] 理学家每欲以天理压人欲。 [31] 李氏此论，恰与相反。然而理欲之辨，卒占上风，宋明儒学，几乎全部受其影响。至清戴震始复明目张胆，伸欲以合理。 [32] 殆由潮流所向，虽得李氏之明辨，亦无以挽回之欤。
孟子谓“圣人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33] 。荀子谓“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霸” [34] 。后世儒者遂多严王霸之辩，而宋之理学家尤斤斤致意于此。李氏乃立论平反，为霸政作辩护。《常语》驳孟子黜桓文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 [35] ，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 [36] 推孔子所以亟言霸政者，实以霸政不可厚非。“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及哉！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兵以强，较之于今何如？” [37] 理学家于南渡危亡之世，犹高谈性理，欲以正心诚意为救国之方，可谓不达时务。而李氏于仁宗承平之时，已先睹内忧外患之可危。曰外攘戎狄，国富兵强，较之于今何如？快哉此论，真足令腐儒结舌矣！
李氏不仅辩霸政为可取，又尝探究昔人谬分王霸之失，而得其致误之所在。一曰误定王霸之区别。王霸之分，系于君主之地位，而非由其政术有本质之上差异。《常语》曰：“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也，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王者霸者之地位既异，其职务亦遂不同。“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吾人若接受此分类之标准而以之论三代汉唐之君，则文王为霸而汉唐皆王。诗人以“王业之艰难”称后稷先公者，“武王既得天下，诗人迹其世世修德，始于后稷公刘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当商之未丧，谁有为此言者乎？如使纣能悔过，武王不得天下，则文王之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 [38] 二曰误认王政纯用仁义。顷言王霸各有粹驳。李氏于此虽无明文诠释，然据其“焉有仁义而不利”之言，足知粹驳之分在乎功利之大小，而不在义利之比例。昔陆贾以仁义折高祖。宣帝谓周政纯用德教，而以汉家制度参杂王霸自命。李氏以为皆昧于治道与王霸之辨，乃为二诗以讥之。其一曰：“君道乾刚岂易柔，谬牵文义致优游。高皇马上辛勤得，总被儒生断送休。”其二曰：“孝宣应是不知书，便谓先王似竖儒。若使周家纯任德，亲如管蔡忍行诛。” [39] 王政不纯于仁义，则前人一切粹驳之分皆不可持矣。抑又有进者，俗儒以仲尼之徒自命，而实皆貌袭仁义之陈言，志在干禄 [40] 而学无足用。“孔子之言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 [41] 彼放言道统者其亦知愧乎。
李氏破毁俗儒之说，略如上述。其积极之建设理论，大旨为孟子之民本而参以荀子之礼治。此虽因袭前人，而其富有条理，注重实际之特色，则为前所罕有。
李氏认安民为君主之天职，亦即政治之目的。其言曰：“愚观书至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天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 [42] 养民与否，可决君位之安危，亦可定君品之上下，世人知三代卑汉唐，而每不能举正确之理由。实则其事甚明。“古之天下，君养民也。后之天下，民自养也。” [43] 君至于不养其民，已失职矣。若更加以暴虐，则其罪弥大。“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 [44] 夫生民至重，一夫可诛，则是富国强兵，兴利图霸之目的，皆在安民而不在尊君。此李氏之功利思想所以究竟属于儒家而非商韩之学也。 [45]
李氏论礼，大较合于荀卿。其主要相异之点在弃性恶而主性善，且以礼为仁义智信及乐刑政之总和。李氏谓人受命于天，则其性善。 [46] 圣人“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 [47] ，则礼由此起。“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须礼以变化之，则持是论者之视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虫蛆，何不恭之甚也。” [48] 夫所谓人性善者，以其含仁义智信之德也。既有其德，见诸实行，而立为法制，则总名之曰礼。 [49] 故仁义智信为“礼之四旨”。法制既立，又“节其和”、“行其怠”、“威其不从”，故乐政刑为“礼之三支”也。 [50]
礼为“圣人之法制”，则礼治者以法制治天下之谓。李氏之思想虽不能全脱“人治”之羁绊，实颇倾向于法治。此亦与理学家正心修身之论相背。李氏谓：“民之所从，非从君也，从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国也，守其令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险，人犹逾之。比闾小吏，执三尺之法，则老奸大豪无敢违者。是君守国不如守令也。” [51] 虽然，守令者非取法申商，立威严贪戾之制。李氏深信《周礼》乃百代之典型，故其论制度，大体以此为依据。 [52] 昔人斥王安石者，或谓其误用此书以乱国， [53] 不知李氏先已主之。假使得君执政，恐不免如王氏之举事皆稽。熙宁中邓润甫上其遗集，请官其子， [54] 虽出门人之私谊，亦可知盱江学术之精神与临川固有暗合之处矣。
第三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少好读书，过目终身不忘。友生曾巩以其文示欧阳修，修大加叹服，为之延誉。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签书淮南判官。秩满知鄞县，兴水利农贷，民受其利。嘉祐三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馆阁之命屡下，五年乃应诏直集贤院。六年，知制诰。神宗以韩维称道，夙知其名。及即位，遽命知江宁府，数日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与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安石年四十九。新法如农田水利、均输、青苗、保甲、募役、经义策士、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事先后施行。范纯仁、苏辙、韩琦、吕公著、赵抃、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先后以沮新法贬谪。三年，加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七年四月以反对者众，且多疾病，屡乞解机务，乃以礼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以昭文馆大学士入相，九年十月罢相判江宁府。计执国政约达九年。君臣知遇，古所稀有。元丰元年封舒国公。三年改荆国公。八年进司空。哲宗元祐元年薨， [55] 赠太傅。所著有《文集》、《三经新义》、《春秋左氏解》、《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说》等约近三百卷， [56] 政治家著述之丰，亦属罕觏。
宋人反新法者每斥王氏之学为申商之异端。其实安石乃“儒而有为者” [57] ，排斥老庄则有之，入于申商则未也。尝考王氏立言，殆以人生不能自治，必待君长制临之一假定为其出发点。安石有《彼狂》一诗示其政治起原之理论曰：“上古杳然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羲画法作后程，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非以示世为聪明。” [58] 就此言之，则朴散为器，因立长官，乃圣人无可避免之举动。而有为之术，亦政治之本来面目。道家者流不明此理，见后世有衰乱之政，遂谬倡无为之说以眩世惑俗，诚为有识者所当弃。王氏明之曰：“太古之人不与禽兽同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网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明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吾以为识治乱者当言所以化之之术。曰归之太古，非愚则诬。” [59] 至于老子本道之自然以论人事，其理不诬，而其应用则失当。盖“道有本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万物者” [60] 。
虽然，圣人有为者，以礼乐刑政为常道，非有取于刑名法术也。神宗尝谓：“举官多苟且，不用心。宜严立法制。”安石曰：“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 [61] 本此见解，故王氏讥始皇，抑霸政，斥烦扰。其抑霸政也，谓王霸同用仁义礼信之道而其心异。“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 [62] 惟其心异，故霸者有惠而不广。孟子谓“五霸假之”。安石此论，意旨略与相同。至于烦扰之失，亦在操切而寡效。安石谓“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之为教也，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法令诰诫之间。” [63] 然而犹有不服教者，虽加刑杀，终不可止。凡此所言，亦无殊于正统之儒术。抑吾人又当注意，自孔孟以来，儒者皆重礼乐而不废刑政。王氏本之，为《三不欺论》。 [64] 其大旨在说明任德任察与任刑三者乃圣人所兼有，不可偏废。盖“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 [65] 。故以尧之德化比屋可封，犹察 兜举丹朱之诬，戮四罪而天下咸服。徒主一端之不足为治，彰然不待辩矣。
吾人上述王氏学术之宗派如尚非误，则可知安石之异于俗儒者在其具“有为”之精神，复本此精神以讲求有为之方法，实行有为之政策。而此政策之表现即为熙宁之新法。新法之内容，非本书所能讨论。然究其历史上之意义则至为重大。盖新法者，中国专制天下继体君主第一次大规模之变法维新，先于光绪戊戌者逾八百年，而康梁变法，不过百日，安石执政，几及九年。反对者虽极口讥诋，终加破坏，然平心论之，其成绩实未可厚非。元丰之世，物阜民康， [66] 虽苏轼亦自悔昔日攻击之孟浪， [67] 则亦远过于戊戌之效果矣。
王氏超迈俗儒，特点有二：一为其坚定积极之态度， [68] 一为其切实详尽之计画。攻新法者或谓王氏迷信《周礼》以误国。安石虽推崇此书， [69] 偶引之以自作辩护， [70] 然既非墨守六官之文， [71] 且明斥拘古之失，至谓“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 [72] 以如此主张变法之人而谓其尊奉六官，一一缘袭，其谁肯信之乎？盖王氏新法虽非出于凭空之创造，然其立也，或变通前人之成法， [73] 或依据前此之经验，或应付当前之需要，诚不失为抗流振习之新政。不独异于两宋一般士大夫因循苟且之政策，即后汉崔寔、王符辈补䘺救衰之说， [74] 亦不可与之相提并论。良以安石深知宋势久积危弱，非根本上整顿刷新之，不足以见效有为。 [75] 故有变法之举，先之以老谋深算之擘画，继之以彻头彻尾之行动。即以此论，已足于与大政治家之林而无愧矣。
安石治术之纲领见于嘉祐三年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熙宁元年《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乞制置三司条例司》（二年），《乞改制科札子》（二年），《上五事札子》（五年）等。 [76] 吾人请略述为新法基本之教育政策及新法主干之理财政策两端。
安石以变法救贫弱，虽注重制度，而始终认人才为根本。“上仁宗书”洋洋万言，所论实不过陶冶人才一事。考其立论，诚明确而不可易。安石推究宋代开国将近百年，天下未臻大治之故，以为由于祖宗虽有法度，不合于先王之意。故欲致太平，必变法度。然而人才不足，虽有良法而其效不逮于下。足见陶冶人才乃富强之先决条件矣。此后与神宗问对亦本此一贯之见解，再三申论教育之需要。如熙宁二年安石与上论天下事谓：“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之臣，庸人则安习故常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早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能粗有所成。” [77] 如此云云，不啻后此新法遭受阻挠之预言。惜乎神宗求治过急，不能尽纳安石之主张，以至新法既行，攻之者自命为君子而拥之者又每多小人，遂至横生枝节，不能得一彻底试验之机会也。
王氏理想之教育制度，为封建天下之庠序学校。 [78] 执政之后乃略师其意，扩充京师诸路州府之学。其教育之方针则为培养致用之人才。王氏认以文章取士，“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79] 。于是改科举，罢诗赋，设武、律、医诸学。 [80] 然而限于历史之环境，教育之方针虽变，仍未有新创之教材而不得不以经义取士。且士子习于声病对偶之文，一朝废之，顿失所凭，其怨愤不平心，殆所难免。苏轼之异议，不啻为此侪申辩。 [81] 新法反对者众，此或原因之一。
安石理财诸政，当时攻之者尤力，以为聚敛贪求，与民争利。 [82] 然而新法之最后目的虽在立富强之基以御外侮， [83] 自安石视之，则理财为养民之要图，亦即富强之根本。其用心实大异于商君、桑大夫之流，徒欲取民以资国，而未尝一计黔首自身之福利。故青苗、均输、市易、农田水利诸制皆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而青苗一法，行之于鄞而民受其利，尤足证安石之言利，乃欲生万民之利，夺豪民之利，并非与民争利。其政策之真精神，以今语举之，殆近于所谓“统制经济”；方之古人，则略似管子之“轻重”。安石曰：“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与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 [84] 又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85] 人主苟欲复操大柄，均平天下，“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货贿，不通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聚敛之权不可以无术” [86] 矣。新法之内容，以现代之眼光论之，容有不尽合用之处。至其裁抑豪强之政策，则原则上无可訾议。其所以终难施行者，殆由其精神既与中国传统之放任习惯相反，又大违士大夫既得之利益， [87] 遂不免备受多方之攻击。加以有统制之政策而无适当之人才与机构以推行之， [88] 其遭失败，诚亦势之必然。所可异者，安石竟能持之至八年之久，而大部见之事实耳。抑又有进者，据现有文献推之，似神宗较注意于攘外，安石较注意于安内，而欲以定民生为充国力之基础。故神宗急于求功，而安石务从根本着手。世徒称熙丰知遇，古今鲜有，而孰知君臣之间尚未有完全一致之主张与观点乎！
第四节 陈亮
北宋之功利思想以江西为中心，南宋则以浙江为中心，而又有所谓金华、永嘉、永康诸派。其中较著者为唐仲友 [89] 、吕祖谦 [90] 、薛季宣 [91] 、陈傅良 [92] 、陈亮、叶適数人。陈亮“谈论古今，说王说霸” [93] 。叶適与朱陆相抗 [94] ，集功利思想之大成。本章分别述之，以概其余。
陈亮字同甫。永康人。生于高宗绍兴十三年，卒于光宗绍熙五年（1143—1194）。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与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叶適等相师友。孝宗初即位，和议方成，朝野欣然，亮独上《中兴五论》，言其不可。淳熙五年更名同，诣阙上书，请恢复中原。孝宗为之动容。后复上书，帝欲官之。亮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言行侠纵，屡陷于狱。光宗绍熙四年擢进士第一，授命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未至而卒。 [95] 著有《龙川文集》三十卷。 [96]
陈氏虽大为理学家所厌恶，然其政治思想之最后根据实为孟子得乎丘民为天子之学说。陈氏论政治起源曰：“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群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不之焉则不厌也。世改而德衰，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 [97] 然则“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据乎人民之上也” [98] 。此种民推之君主制度，虽最合于天下为公之理想，而只得实行于太古之时。其后君位渐趋稳固，人民遂失去推选君长之权利，而传贤传子之制先后继之以起。“至于尧而天下之情伪日起，国家之法度亦略备矣。君臣有定位，听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 [99] 天下之民不能制君位，于是尧制之而传位于舜，禹制之而传位于启。尧禹皆本利民之心而制之。虽不守民推之形式，而天下为公之精神固仍秉之勿坠。故天下为公，实有二义。一曰制位之公。民推则公之纯，世袭则私之至。尧舜禹启君制其位而复征民意以为决，则公私之杂也。二曰目的之公。制位无论公私，本利民之心以为政，则亦吻合于天下为公之大义。此则治国之根本，不容有分毫之减削。否则大位难取，覆亡可期。史事昭明，足供证验。汤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秦以私而失之。刘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曹操以私而不得。 [100] 汉唐以后之君主虽不必复民推之公，岂可不力求利民之公乎？
持此目的上公私之义以论前世之政治，则王者大公之极，霸者公而未尽。二者只有程度之差，非性质上根本不同也。陈氏尝与朱熹反复辩难。朱子因袭传统主张，认定王霸为两不相容之政体。于是尊三代而抑汉唐。陈氏驳之，以为利民之公乃立国不可或缺之条件。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不到尽”则可， [101] 谓汉唐纯以私心而取天下，则决不可。盖汉高祖覆暴秦以救百姓，其“初心未有异于汤武” [102] 。岂可因其不及三代之美备而遂抹杀之乎？理学家之误解，由于固执天理人欲之辨，且深信天理必须离人欲以运行，而孰知其根本上为不足凭据之偏见。陈氏明之曰：“自孟荀论义利王圣，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103] 盖“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 [104]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 [105] ，“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 [106] 。人能弘道，各有所成。深浅纯驳有殊，圣凡王霸遂别。霸者岂能独见排于道外乎？“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 [107] 此理既明，则割离理欲之误彰然，无待细辨。“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惟圣人为能尽伦。自余于伦有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者为能尽制。自余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每罔之。乌有欺罔而可得人长世者乎！” [108]
陈氏此论虽针对宋儒，而实亦隐斥孟子“五霸假之”之说。然究其精意，又在重申民本之古义以深警人君。朱子谓汉唐专以人欲行。是承认私心可以长世，不啻为暴君壮胆。陈氏则坚持公心为立国之要素，虽汉唐之主亦能具之。表面上似降低论政之标准，实际上则提高君主之理想也。吾人又当注意。理学家认尧舜汤武皆纯任天理，此不过因袭前人之幻想而小易其词，初不必有事实之根据。陈氏乃揭发之，以为既为生人，必有人欲。“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三代圣王，亦不能尽去人欲。特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净洁”。 [109] 今人据以分王霸而抑汉唐，殆不足为持平之论矣。
夫王霸之辨不在理欲，汉唐之兴皆由利民，则凡欲治国永世者惟当讲求实施利民之术，而不必耗心力于性命之空谈。本此见解，陈氏力诋理学家之失曰：“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以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皆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谊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110] “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知，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 [111] 则其弊又岂仅厚诬汉唐之君而已哉。
陈氏论政之要旨略如上述。至其所陈治术，虽不必果如全祖望所谓“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能有成” [112] 。然其条理不密则不能讳言。综其主张，似有二端，足资一述。一曰反对宋代之中央集权制度，宋初惩唐代藩镇分割之祸，取一切军政大权集中于京师。“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兵各归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虽郡县管库之微职必命于朝廷。” [113] 其末流之弊遂至于“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 [114] “郡县空虚，本末俱弱。” [115] 此其为害，岂不细微。二曰反对苟安之和议。《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汉之和亲匈奴，唐之乞援突厥，皆大违圣人之教，为中夏之耻辱。宋以岁币屈事金人，更为汉唐所未有。奇耻大辱之由来，皆“廷臣不讲春秋之过也” [116] 。不宁惟是。吾人即暂置《春秋》大义而不论，则君父之仇未报，中原之土待复。为人臣子，何忍言和？ [117] 又况和议一朝不废，天下必以苟安而致疑。“既和而聚财，人反以为厉民。既和而练兵，人反以为动众。” [118] 然则兼是非与利害计之，惟有乘时绝金，以示必战。如是则政策鲜明，民气大振，大义可伸，中兴有望矣。此则陈氏与理学家主张相合之一要点也。
第五节 叶適
叶適，字正则，号水心。永嘉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年，卒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150—1223）。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仕至权工部，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开禧初韩侂胄当国，主伐金人。適持否议，以为宋积弱之余，不可轻动，宜先教养，徐以图之。及韩兵败，適受命安集淮西，力拒金兵，立堡守边。后为人诬为韩党罢官，盖以適先每以勿忘大仇为言也 [119] 。著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别集》十六卷，《习学记言》五十卷。 [120]
全祖望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 [121] 吾人试按其实，则水心重实用而言功利，与李觏、陈亮等固根本契合。如水心“论《易》”云：“《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惟八物。”“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至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122] 盖自叶氏视之，六经皆致用之学，《周易》亦非例外。离安民治国而言道，乃圣人之所不取。叶氏自信之笃，虽理学家奉为正统之孟子与汉人所尊之董生，亦竟加以驳斥。孟子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水心驳之曰：“若宣王果因孟子显示暂得警发一隙之明，岂能破长夜之幽昏哉！”“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不复兴，可为永叹矣。” [123] 其驳董生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重出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124]
虽然，水心政治哲学之基本原则实与孟子“仁政”之旨相合。水心谓“仁人视民如子” [125] ，然人民者乃君之责任。故“先王之政不止为不忍人而发。盖以圣人之道言之，既为之君，则有君职。舜禹未尝不勤心苦力以奉其民。非为民赐也，惧失职耳” [126] 。由此言之，“守天下，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而下甚逸，为上甚劳” [127] 。“豳风”、“七月”之诗，注意于天时民事，上承“无逸”、“洪范”之明教。 [128] “后世弃而不讲”，“乃以势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然则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也。” [129]
水心最大之贡献，不在重伸民本古义于专制之世，而在对政治机构作精密切实之讨论。荀子谓“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商鞅谓“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130] 叶氏略取其意，谓君主之“势”乃治天下之关键，盖君与臣民“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恶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岂不能自谋，勇者岂不能自卫。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赏而天下何必慕”。推原其故，则以君者，“势之所在也”。势一于君则天下治。“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薄厚，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 [131] 若势分于下，则国乱而君危。“盖天下之势有在于外戚者矣。吕霍上官非不可以监也，而王氏卒以亡汉。有在于权臣者矣。汉之曹氏，魏之司马氏，至于江南之齐梁，皆亲见其篡夺之祸，习以其天下与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奋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势无不在焉。苟夫五胡之乱，西晋之倾覆，此其患特起于公卿子弟、里巷书生、游谈聚论、沉湎淫佚而已，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十世。” [132] 就史实以观之，足见“势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则治，杂则乱。张则盛，弛则衰。续则存，绝则亡。” [133] 此而不务，其他一切均无从着手矣。
水心所谓治势，实为君主专制之命脉。虽非孟学正宗，而远较徒龂龂于天理人欲之辨者为得论政之要领。国本既立，叶氏乃进论治国之法制。此为其思想中精华之所在，不可不稍详述之。
秦汉以来，论政治制度者多高谈封建郡县之得失，王霸德力之短长。水心始一变其习，独致意于政制之体系，而不空言其抽象之是非。叶氏明之曰：“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霸政举。” [134] 以今语解之，封建郡县者政体也。法度者依据政体之精神，适合其需要之律令政事也。“故制礼作乐、文书正朔、律度量衡、政名分、别嫌疑、尊贤举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谓法制也。至于国各自行其政，家各自专其业，累世而不易，终身而不变。考察缓而必，黜陟简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权簿书、期会课、计功效、核虚实、验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汉魏晋隋唐之所谓法度也。至于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明，予夺自专。刺史之问有条，司隶之察不烦。此所以不害其郡县而行霸政也。” [135] 封建之王，郡县之霸，事不同而皆能为治者，由于体用相应，绝无“欲其行之而乃从而害之”之举动而已。
吾人既知立制之原理，则将按标准以择定制度乎？叶氏有“观古”之论亦颇具独到见解。水心以为人主凭私意以定制，其弊为漫无客观之根据，“忽出于一人之智虞而不合于天下之心，则其谋愈谬而政愈疏” [136] 。求免此弊者惟有参考前人之经验，以决定今日之去取。故“欲自为其国，必先观古人之所以为国。论者曰：古今异时，言古者常不通于今。此其为说亦确而切矣。虽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内外，建国立家，下之情伪好恶，上之生杀予夺，古与今皆不异也。而独曰古今异时，言古则不通于今。是摈古于今，绝今于古，且使为国者无所斟酌，无所变通，一切出于苟简而不可裁制矣” [137] 。推水心之意，殆谓历史之事实虽古今不同，而政治之基本原理则大体无异。吾人参按前世制度运用之情形，可以知今日立制当取之趋向。其说略似欧人所谓历史比较方法，与中国儒家法古之主张迥别。故曰“夫观古人之所以为国，非必遽效之也。故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 [138] 也。
综上所论，吾人可得二重要之原理。一曰制度必为体用相应之系统，二曰立制当遍考古人之成法，持此以论宋制，则知其枝枝节节以矫唐末五代之失，大背所定之原理。其结果至于“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人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遂揭而号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泽也，此长久不变之术也” [139] 。殊不知宋为郡县天下，则既与三代异制，不得为“王政”矣。而又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防杜吏民之弄权为务，则并郡县天下之“霸政”亦有以害之而不得立。宋制之失，自可不言而喻。
水心对于政制之积极主张，约言之，为折衷封建、郡县之调和论。陈同甫力斥宋代集权之失，水心亦有同感，故盛称汉制，而谓自尧舜以来凡采分权之制者其立国皆长久过于集权。试就秦汉以后，一统天下之事论之。秦废封建，首创集权，“自天子以外无尺寸之权，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故“不旋踵而败亡”。汉虽因袭秦制，而所采实兼封建、郡县二制之精神。“三边自备，内郡兼刑赏”。“守相皆得自为”。“极其所治，无不可者”。故两汉之治“独过于后世”也。三国迄于隋唐，亦多能参用分权，至唐之末世始生尾大之弊。足见过度集权，乃前世明君所不取。持此以衡宋之“纪纲”，其失又可立睹。 [140] 宋“以通判监统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权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轻其权。监司知榷税，都监总兵戎，而太守者块然管空城，受询诉而已。诸镇束手请命，归老宿卫” [141] 。考其立制之意，重在矫唐之“内外皆坚”。不知“纪纲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为不当任，患乎分划之无地，而不以地为不当分，患乎外敌而不患乎内侮” [142] 。矫枉过正，卒不免失之“内外皆柔”，以至于分割危乱。然则观古救今，取长舍短，惟有行“内柔外坚” [143] 之分权郡县制而已。
水心论制度之大意，略尽于此。以今人眼光视之，虽尚有不尽透彻之处，而不能袭前人陈说，明揭君主专制流弊之症结，其历史上之价值，实不容否认也。盖前乎此者固不乏抨击专制之议论。然大都着眼于君主之淫暴，政事之苛烦，民生之疾苦。说虽有据，而不免近于笼统。至水心始专就制度以言之，而发现专制之根本困难在于集权过度。此病不除，虽有仁君贤臣亦不能致天下于安定。其重视制度之意，为前人所未有。 [144] 至其论理财之兼斥新旧两党，而大旨实有契于荆公， [145] 论治术之专主礼乐， [146] 大违永嘉宗旨，而重入传统儒学之藩篱，此皆水心学说之糟粕，殆无劳于兹赘述矣。
* * *
[2] 《李习之全集》，“四部丛刊”本。
[3] 《大藏经》卷四六。《李习之全集》卷一，“感知己赋”谓尝受知于梁肃。
[4] 如道教之“丹经王”《周易参同契》。《道藏》六二八册。
[5] 《道藏》一九六册《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宋史》卷四三五“儒林传”朱震谓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穆修以《太极图》授周敦颐。又《宋元学案·百泉学案》引黄宗炎《太极图辩》，谓周子得陈氏《无极图》颠倒其序，附于《易经》，以为儒者秘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八“太极图授受考”略同。
[6] 本书第九章第五节。
[7] 曹翰献取幽州之策于太祖，赵普沮之。王夫之《宋论》卷一极言不取之失策。
[8] 仁宗庆历二年“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纳抚，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9] 梁启超《王荆公》（《饮冰室专集》卷二十七），页11。
[10] 同书卷一八七“兵志一序”。
[1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开宝兵籍三十七万八千，至道六十六万六千，天禧九十一万二千，庆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七十年间兵额几增四倍。
[13] 同上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至天禧约增七倍。岁出略相当。嘉祐治平时则岁出不敷恒二千余万。所谓糜费如宗室食禄、郊祀赏赉、东封、祀汾、明堂等费少者五百万，多至千二百万。
[14]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卷一七七“食货志上五”。
[15] 王夫之《宋论》卷六。章兖《王荆公集·后序》论北宋局势极明，可阅。
[16]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六章第三节。《旧唐书》卷一九一“僧玄奘传”，玄奘就西域得梵经六百五十七部。律、净土、俱舍、天台、华严诸宗皆起六朝而盛于唐。法相、真言二宗均唐代初入中土。
[17]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传二”，《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附案”，《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记李觏学说，《李先生集·附年谱》。
[18] 仁宗天圣九年作，时觏年二十三。
[19] 明道元年作，觏年二十四。
[20] 景祐三年作，觏年二十八。
[21] 宝元元年作。觏年三十。
[22] 宝元二年作。
[23] 庆历三年作，觏年三十五。
[24] 皇祐五年作，觏年四十五。以上诸书均收入《盱江文集》三十七卷，盱江书院刻本，及《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附年谱一卷，四部丛刊影明刻本。
[25] 《居士集》卷四七“答李诩第二书”。
[26] “易论一”。按论凡十三篇，大体就卦爻以明人事，如“君道一”、“任人二”、“臣道三”尤著。
[27] “删定易图序论六”。
[28] 李氏不喜孟子，《常语》中屡驳之。此与理学奉孟子为正统者相背。
[29] “富国策一”。
[30] 原文。
[31] 朱熹其尤著者。尝谓：“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语类》卷一二。
[32] “原善”三篇（《文集》及《遗书》本，文小异），绪言及《孟子字义疏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24—355。
[33] 《孟子·梁惠王上》。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34] 《荀子·仲尼七》。
[35] 旧说卫人美齐桓公之诗。
[36] 《常语上》。
[37] 《寄上范参政书》。
[38] 《常语下》。
[39] 《元纪》二首。
[40] 《闵俗》诗为诛心之论曰：“君门若无禄，陈编孰能读。公庭若无法，秽德谁不足。煦煦儒者口，沉沉小人腹。”
[41] 《潜书》。
[42] 《安民策》一。
[43] 《潜书》。
[44] 同上。《常语上》谓“君何可废也”，与此不合。《安民策》六亦反对听民之说。
[45] 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46] 《广潜书》。
[47] 《礼论》一。
[48] “与胡先生书”。此驳胡瑗“原理”篇。然《安民策》八谓：“夫物生有类，类则有群，群则相争，争则相害。（中略）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尽矣。”则又袭荀子性恶之意。
[49] 《礼论》四、五。参《礼论》三。
[50] 《礼论》一。
[51] 《安民策》六。
[52] 《周礼致太平论》十卷乃李氏治术总纲，“安民”、“富国”、“强兵”诸策及《平土书》则其分论之一部分也。其要目有内治、教道、国用、官人、军卫、刑禁等项。
[53] 《文献通考》卷一八一，《经籍考》卷八引晁公武语。王氏非墨守《周官》，详下。
[54]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传二”。邓由王荐引，熙宁中官知谏院，知制诰，御史中丞。尝上书为新法辩护，攻排旧党。
[55] 《宋史》卷三二七本传。曾巩《元丰类稿·王公墓志铭》。旧记多不足信。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节要》、推论《熙丰知遇录》（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排印本）辨正甚详，为不可少之参考书。梁启超《王荆公》（《饮冰室专集》卷二七）亦便参考。专述新法者有熊公哲《王安石政略》（河南省政府排印）。述学术者有《宋元学案》卷九七“荆公新学案”。
[56] 《临川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分传共只一百卷，为元金谿危素所辑，非其旧也（梁《王荆公》，页192）。今以四部丛刊影明本为善。又《拾遗》一卷，罗振玉辑“宣统十年”排印本。《三经》中《周官新义》二十二卷为王氏手著。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记”一卷（钱氏刊经苑本）。《诗经新义》二十卷及《书经新义》十三卷（此二义为王 及门人著，今均佚），《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春秋左氏解》十卷，《礼记要义》二卷，《孝经义》一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卷，《老子注》二卷，《字说》二十四卷（此上均佚）。此外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有疑非王手者。
[57] 明邹元标“崇儒书院记”，《年谱考略》卷首之二引。又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谓安石“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乃为伊周，公之志也”。则竟以王氏为正统矣。
[58] 《集》卷一〇。同书卷一三“秃山诗”曰：“吏役沧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谁使，乡人语其由。一狙山上鸣，一狙从之游。相匹乃生子，子众孙还稠。山中草木盛，根实始易求。攀挽上极高，屈指亦穷幽。众狙各丰肥，山乃尽侵牟。攘争取一饱，岂暇议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啮，一毛不得留。狙虽巧过人，不善操锄耰。所嗜在果谷，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顾无所投。生生未云已，岁晚将安谋。”意尤明切。
[59] “太古”，《集》卷六九。
[60] “老子”，《集》卷六八。此文作于元丰六年，时安石致仕已七年。司马光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引老子言，安石非老，或有所指欤。
[61] 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事在熙宁五年二月。
[62] 《集》卷九“秦始皇诗”曰：“勒石颂功德，群臣助骄矜。举世不读《易》，但以刑名称。”
[63] “王霸论”，《集》卷六七。
[64] “原教”，《集》卷六九。
[65] 《集》卷六七。
[66] 梁著《王荆公》第十五章。
[67] “与滕达道书”云：“吾侪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68] 《宋史》本传谓其“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虽为谤书，却近事实。《集》卷七三“答司马谏议书”谓“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足相印证。
[69] 《周官新义·序》，《经苑》第九册。
[70] 熙宁三年“答曾公立书”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集》卷六七。
[71] 如《集》卷六三“谏官论”驳地官司徒之属有师氏，保氏，以为周公尝为师，召公尝为保，非大夫之秩。又如《集》卷七〇“复仇解”辨复仇非周公之制。
[72] 《集》卷六七“非礼之礼”。文中又谓：“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
[73] 如均输始于汉桑弘羊，至唐刘晏而法益密。市易汉之平准也。
[74] 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
[75] 《临川集·拾遗》“再上龚舍人书”。又《集》卷八“我欲往沧海诗”，卷三九嘉祐六年“上时政疏”。
[76] 分见《集》卷三七、三九、四一、四二。
[77] 《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卷五九。
[78] 《集》卷四二“乞改科条制札子”，卷六九“进说”，卷八三“慈溪县学记”。
[79] “上神宗皇帝言事书”。又《集》卷一〇“彼狂”及“和王乐道”诗、“进士试卷”诗。
[80] 王氏教育政策实施略见《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81] 《东坡集·奏议集》一，熙宁四年议学校贡举状。
[82] 如司马光元丰五年遗表，谓其青苗法“朘民取利”。《温公文集》卷二。
[83] 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实录叙论”谓帝“常惋愤，敌人倔强，久割据燕，慨然有恢复之志。聚金帛内帑，自制四言诗一章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幾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每库以诗一字目之，既而储积如丘山，屋尽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赋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颠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蔡谱引）王夫之《宋论》六“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指此。
[84] 《集》卷八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85] 《集》卷四“兼并”诗。“发廪”诗谓：“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丕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苦营营。”
[86] 《集》卷七〇“乞制置三司条例”。《集》卷一〇“寓言”诗之四曰：“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此青苗、市易之理论依据，亦轻重之一术也。
[87] 神宗与近臣论免役之利，谓“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梁著《王荆公》页84引。章衮《王临川文集·序》云：“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刍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趯然蹄而断然啮。”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仲淹于仁宗时力求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苟安之徒反对振作，不独于荆公为然也。
[88] 蔡谱卷六“存是楼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青苗行于鄞县而不行于天下”曰：“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为而必借其人以行之。于是有贫吏蠢役乘势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则乱而为祸于天下也。”《集》卷七三“荆公与参政王禹玉书”谓：“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集》卷四二“上五事札子”亦曰：“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王氏并非不见及此也。
[89] 字与政，号说斋，金华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仕至江西提刑，为朱熹屡劾罢官。其学无不涉猎，以致用为归。著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佚）、《帝王经世图谱》十卷、《文集》四十卷，今收入张作楠辑《金华唐氏遗书》中（续金华丛书本）。《图谱》贯穿经史，以见帝王制作之意，《文集》中有“愚书”一卷，杂论政事，均无统系。参阅《宋元学案》卷六〇。
[90] 字伯恭，金华人。生高宗绍兴七年，卒孝宗淳熙八年（1137—1181）。著有《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东莱左氏博议》二五卷，《文集》四十卷，《皇朝文鉴》百五十卷。朱熹谓“其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学案》卷五一引）。
[91] 字士龙，永嘉人。生绍兴四年，卒乾道九年（1134—1173）。著有《通鉴约说》、《汉兵制》、《九州图志》等。其学自六经、百氏以至兵书、方术、博弈、小技无所不通，礼乐兵农之制尤所该详，可施实用。理学家斥为“功利之学”（《学案》卷五二）。
[92] 字君举，瑞安人。生绍兴十一年，卒开禧三年（1141—1207）。从薛季宣治永嘉之学，凡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该通委曲，可以施诸实用。乾道八年进士，仕至宝谟阁待制。著有《周礼说》三卷、《西汉史钞》十七卷、《止斋文集》五十二卷等（《学案》卷五三）。
[93] 《学案》卷五一引朱熹语。
[94] 《学案·水心学案》，全祖望按语谓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
[95] 《宋史》卷四三六本传，《宋元学案》卷五六，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民族》第三卷第十一期）。
[96] 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札记”一卷。康熙四十八年陈氏刻本，同治八年永康应氏刻本，湖北崇文书局本，金华丛书本。
[97] 《龙川文集》卷三“问答一”。
[98] “问答六”。
[99] “问答一”。
[100] 同上。
[101] 《集》卷二〇“乙巳春与朱元晦书”。
[102] 同书卷三“问答一”。
[103] 《集》卷二〇“甲辰答朱元晦秘书书”。
[104] 同书卷九“勉强行道大有功”。
[105] 同书卷二〇“答朱元晦乙巳秋书”。
[106] “勉强行道大有功”。
[107] 《集》卷二〇“与朱元晦书”。
[108] 同上。
[109] “丙午复朱元晦书”。
[110] 《集》卷一五“送允成运干序”。
[111] 同书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12] 《宋元学案》卷五六。
[113] 《集》卷一一“铨选资格”。
[114] 同书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15]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按宋代集权确有弊病，非陈亮一人之大言私虑。王夫之《宋论》卷一五“论宋之亡于夷狄”，由于兵权集中。“牵帅海内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则漫不关情而自怠。奔走远人以战非所习战之方，则其力先竭而必颓。然而庸主具臣之谋固乃出于此者，事已迫则不容不疲中国以争，难未形则未恐将帅之倚兵而侵上也。”
[116] 《集》卷四“问答十二”，《集》卷八“桑维翰”。
[117] 同书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二、三书。
[118] “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119]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本传，《宋元学案》卷五四、五五。
[120] 《水心文集》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温州刻本及武昌局本。《习学记言》有温州刻本。
[121] 《学案》卷五五。
[122] 《习学记言》卷四。
[123] 《习学》卷一四。此殆亦隐斥理学家。如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一款即举“讲学以正心”一事。
[124] 同书卷二三。
[125] 《水心文集》卷一〇“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
[126] 《习学》卷一四。
[127] 《水心文集》卷一二“黄文叔周礼序”。
[128] 按《周书·无逸》有“先知稼穑之艰难”之语，“洪范”有“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之语。
[129] 《习学》卷六。
[130] 分见《荀子·致士》及《商君书·修权》。
[131] 《集》卷四“治势”。
[132] 同上。
[133] 同上。
[134] 《文集》卷三“法度总论一”。
[135] 同上。
[136] 同上。
[137] “法度总论一”。
[138] 同上。
[139] “法度总论二”。
[140] 《文集》卷五“纪纲一”。
[141] “纪纲二”。阅《宋史》卷一六六—一六七，“职官志”六—七。
[142] “纪纲一”。
[143] “纪纲三”。
[144] 陈亮亦斥集权，然仅为片段之主张。又叶氏“上孝宗皇帝札子”（《文集》卷一）及“始论二”（《文集》卷四）斥宋代“以法为本，以例为要”之失，至于“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此亦集权过度之失，与顷间所论不相冲突。
[145] 《文集》卷四“财计上”谓“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其要术在统制，使贫富相均。王安石之误在“遽夺”富人之利。反对者之误在以理财为聚敛而不讲。于是“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参《财政总论》）。
[146] 《习学记言》卷二一。所谓一扫永嘉功利者，殆指此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