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专制之覆辙
明代开基，揭民族革命之大义，成光复汉土之伟业，实为中国历史上之空前创举。所可惜者，太祖及其佐治之大臣虽能颠覆异族之政权，而不知彻底改造积弊已深之专制政体。以故亡元苛政之余毒，始终未能肃清，中叶以后，患且增剧。晚明民生之痛苦，以视元代，殆有过之。盖太祖惩蒙古之失，虽尝致力于刷新政治， [1] 而成祖篡位，其设施每与太祖之政策相背。继体之君，又多昏庸淫虐。于是以暴易暴，重蹈蒙古专制苛政之覆辙。约计明代政治上之弊病，大者约有四端。一曰吏事之弊。有明诸帝，倚专制君主之淫威，薄待朝臣，摧抑士气，为前代之所未见。太祖屠杀功臣，固极惨毒。永乐以后，诏狱廷杖，动辄施行。大臣杀身受辱者，前后相接，其残狠殆尤有甚于太祖者。而自成祖首开宦官弄政之端，阉祸遂日趋严重。王振、刘瑾、魏忠贤辈相继用事。戮辱忠良，剥削百姓，败坏风俗，紊乱纪纲。忠臣既不得效力，小人乃乘机幸进。士大夫又或激于意气，私于朋党，误于科举。 [2] 其真有体国忧民之心者，殆十人不得一。二曰兵制之弊。太祖略袭唐代府兵之形式而不能革除募兵之根本困难。正德以后，军职冒滥，饷费虚侵，兵非精练，士无斗志。 [3] 宜乎流寇所至，州县风靡。而嘉靖以还，复以用兵边境，屡增赋银，以充军饷。以有限之财，养无用之兵。国境未安，民已深困，则其弊又不仅在于武政之不修矣。三曰开矿之弊。洪武中，太祖以开矿一事，利国少而害民多，法禁本甚严厉，成祖大采金银诸矿，万历中遂至中使四出，无地不开。如遇矿脉细微，利无所得，则勒民偿之。又其甚者，诬富家以盗矿，指田宅为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断人手足，投之江中。忠言直谏，置若罔闻。 [4] 四曰田赋之弊。明代承元之遗风，侵占民田，为祸甚烈。王室大臣有皇庄、王庄、庄田，多者至万顷。 [5] 豪强侵占，至七万顷。 [6] 而租税负担则多由贫民荷之。 [7] 太祖令乡官粮长监督税收，用意在防止贪吏之侵渔。究其结果，侵渔既未稍止，而末流之弊乃至“乡官为虎，小民为肉” [8] 。加以兵饷政费之靡耗，贿赂中饱之亏损，本已沉重之负担，至此遂不复为人民所能胜任。 [9] 政乱于上，民困于下。寇流于内，虏迫于外。迅速灭亡，诚势所必至矣。
明政之弊虽有多端，然究其病源，实在于君主专制之一事。专制君主，天下为私。其取之治之之动机，纯在图一人一家之享受。其以康济百姓为心者殆属罕觏。惟其私天下，故戮功臣、除异己、信宦官以钳制正人，敛财赋以遂淫欲。故就有明一代政治思想之大势观之，明初刘、方所代表民本、民族思想之两大潮流，后者以蒙古倾覆而暂失实际之意义，前者以专制存在而仍为空洞之理想。汉族自主之政权既随朱氏专制政府以俱亡，则明初诸子之努力亦悉掷虚牝，毫无收获，不仅西洋教士传入之思想归于夭折已也。抑又有进者，满洲入主，以东胡异族，重建统制华夏之专制政权。中国之政治史不啻后退三百余年而重返于元世祖灭宋时之局面。前代遗民怀种族之奇耻，究兴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评专制。明初民本、民族之两大思想潮流，又重现于清朝之初叶。此非出于偶然之巧合，历史背景实有以致之。本章略述清初反专制之民本思想，而留民族思想以待下章。
第二节 黄宗羲
清初民本思想之主要代表当推余姚黄宗羲。黄氏，字太冲，人称梨洲先生。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十四，补博士弟子员。父尊素东林名士，为阉党所陷，死于狱。庄烈帝即位，梨洲入京讼父冤，出长椎击其仇。既得昭雪，名声大显。年二十，从父遗命，学于刘宗周，并发愤读史。北京既失，与东林旧人募义兵图恢复。人称其所部曰“黄氏世忠营”。几经艰险，事卒无成。后以母老，隐居著书。清廷屡征不出。死前为遗嘱，令葬时不用棺椁。盖取死欲速朽之意，以寓亡国隐痛。 [10] 黄氏著书甚富。 [11] 其五十四岁时所成之《明夷待访录》最为有关政治思想之名著。又有《留书》，专论政事。惜今已无传本。 [12]
梨洲出于蕺山之门。然其治学兼通经史艺数，合心性事功而为一，非阳明学派所能范围。 [13] 《明夷待访录》中极言政事，而就黄氏学术全体观之，尚非其根本之所在。“与友人论学书”谓“吾心之知，规矩也。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为方圆也。必欲从家国天下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也。学者将从事于规矩乎？抑从事于方圆乎？可以不再计矣” [14] 。世人不知心性与事功乃体用一贯之实学，妄加区划分割，遂至两败俱伤。治心性者高谈玄妙，息影山林，“无栖皇为世之心” [15] 。重事功者舍本逐末，舍己从人，身之不守，遑恤其国。为学者急当矫正此失，以“读书做人” [16] 为第一义。昔“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17] 。“使举一世之人，舍其时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为事，又何异于中风狂走。即充其愿力，亦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即德性之功，其不在家国天下亦明矣。” [18] 虽然，吾人幸勿误会梨洲否认致用为治学之最后目的，盖梨洲所深恶者，空疏之心性与躁进之事功，而其所欲讲求者，修身治世之实学。故其言曰：“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问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 [19]
梨洲不汲汲于致用，而其《待访录》所陈之政治理想则为其学术中最精彩之一部分，在亡明遗老中殆可首屈一指。顾炎武“与梨洲书”谓“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推崇可谓至极。清廷不能采用其说，施诸政事，至清末维新运动之时，梁启超与“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20] 。其实际上之影响，殆亦空前所未有。
《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其政治哲学之大要在阐明立君所以为民与君臣乃人民公仆之二义。“原君”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 [21] 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以今语解之，梨洲认为君乃勤劳之义务而非享乐之权利。上古之人深知此旨，故恶劳者不为，而为之者必尽其公天下之心，以致万众之福利。三代以后，此旨不明。始为利众之义务者，转而为自私之权利。为君者本末倒置，认识错误，“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古今为君者之观点既不相同，则古以得君而利者今乃因以致祸。“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22]
夫人君以利民为职分。能尽职者民从之，不能尽者民叛之。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古训所指，实属至当至确。“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不宁惟是。后世之君私天下以利己，视之为产业而欲其长保。然而“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 ，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阻者乎？” [23] 由此观之，人君不明乎为君之职分，不徒害及百姓，终亦自祸其家。两败俱伤，可哀弥甚。梨洲长于史学，深考秦汉迄明二千年中之事实，而对于君主专制政体，有此悲观之结论，其意义重大远过于鲍敬言《无能子》等之 [24] “无君”，殆无可疑。
君民之关系既明，梨洲乃进论君臣之关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之传统思想。“原臣”曰：“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 [25] 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俗之事君者误认臣乃为君而设，不问君尽职与否，而惟从其所命，不问百姓之安危，而惟求君位之巩固。揆之古义，允为不臣之尤。“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昔李卓吾论史，谓齐王建之降秦饿死与冯道之历事多君皆有大利于民。 [26] 梨洲倘闻其说，殆可许为同调。抑又有进者，自梨洲观之，君尊臣卑，名位虽有差别，而职分均在利民。故“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臣所以佐君为治，而非以奉君之身。“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后者不致力于曳木，惟承前者之喜怒，而曳木之职荒矣。
梨洲政治哲学之基本原理，略如上述。梨洲又本此贵民之原理，参照明政之经验，发为制度改造之计划。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其言不脱君主政体之范围，实际上无多价值。然其抨击专制之短，深切著明，亦自具有历史上之重要意义，吾人不可不扼要述之。
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原法”论古今立制精神之异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屏藩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然则三代以下无法者非无制度也。其制度本于私天下之一念，大背贵民之旨，故不足以比三代之法耳。抑就另一方面观之，三代公天下而法因以疏，后世私天下而法因以密。疏者近于无法，密者适成非法。梨洲明之曰：“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27]
虽然，世俗有流行之谬说二事，与此义不符。梨洲特为揭出，而加以辨正。一曰法祖之谬说。“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 [28] 二曰治人之谬说。“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又谓“有治人，无治法”。梨洲斥之，谓“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网罗。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29] 也。然则居今之世而欲求治，非尽废秦汉以后“非法之法”不可。易词言之，拨乱之方，在尽废专制天下之君本位制度，以恢复封建天下之民本位制度。否则“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 [30] 。
梨洲变法之建议见于“置相”以下十八篇中。综其所论，可分为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诸端。梨洲既深恶秦以后之专制政治，故其论国体，势必倾向于封建之分治。然封建既不可尽复，梨洲乃折衷于封建郡县二者之间，主张行唐代方镇之制。盖封建郡县，各有其弊。“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最为可取。”说者每谓唐以方镇亡国。原其本末，事有不然。“当太宗分制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泚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吾人既知方镇之有助于唐，则当师其意而改进之，于边境地方设立十数方镇。“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梨洲认此变相之封建制度，凡有五利。其中如“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即“一方不宁，他方晏如”等项， [31] 虽或足矫明制之失，而揆之中国以往之经验以及近代政治之原理，似其为害反多于利。梨洲此论，实非吾人所敢苟同。然吾人若视为针对专政之一种反动思想，则其意义至为深长可味也。
梨洲论官制，注意于宰相、胥吏及奄宦之三事，而亦皆针对明代专制末流之弊，梨洲认定古之卿相，佐天子为治，不仅君臣职务相同，兼可补救君主政体之阙失。后世不明君臣共治之义，尊君抑臣。秦汉以降，愈成悬绝。至明太祖废除相职，而官制之坏遂臻极致。梨洲释之曰：“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 [32] 臣既为君之“分身”，故君有阙失，宰相可以摄位。大臣入朝，君主必答其拜。三代之盛，得力于君臣共治者殆不在小。后世君骄臣谄，其制渐坏。及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之反，罢宰相之职，三代遗法，荡灭无余。此后为君者“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不宁惟是，“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肖，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故曰：“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33]
罢相之害，本身既不小，复与阉宦之害相推助而为祸益烈。“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 [34] 于是奄宦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35] 殿阁六部之大臣，本与天子分身共治者一变而为奄宦奉行之员。“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明代纵奄宦以窃相权，其为祸至于使明君贤臣为之束手，则诚旷古之所未见。考奄宦所以能压制群臣而独弄大柄者，其主要原因，仍在专制。专制君主多志在恣睢。宫奴乘机迎合其所好，而政事风俗遂全体归于败坏。盖“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主，亦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 [36] 不知不觉之间君主遂亲信奄人，厌弃朝士，而奄人卒代宰相为“分身之君”矣。其尤可痛心者，士大夫歆于利禄，不能坚其操守，“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之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 [37] 。
吾人既知罢宰相与任奄宦之害，则当改制以救之。梨洲主张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与天子同议政事可否。宰相立政事堂，置吏、兵、户、刑礼、机枢五房以主众务。四方上书言利弊者与待诏者皆集于此。 [38] 如是则天下政事无不经宰相而得上达矣。欲除奄患，当先减奄数。前代奄人之多，由于后宫之广。故梨洲主张：“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奄人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已足。” [39] 自不能如前此之众多以酿乱矣。
官制之坏，上由奄人而下则出于胥吏。梨洲认胥吏有四害，而其最大者殆为弄法与据位之两端。明代以徒隶为胥吏，以求利之人而居可以为利之处。于是“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之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此弄法之害也。“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40] 此据位之害也。梨洲以为补救之法当复宋王安石所废之差役，以乡民值年供驱使。而中央及地方政府掌簿书之胥吏皆分选进士、监生、弟子员任之。能者升其官，否则绝其仕。如此则以往一切大弊，可以避免。
梨洲反对专制之意，于其论学校、选举中尤为明显。梨洲讥斥以往政治家对于学校认识之错误。彼以为学校之用不仅在于“养士”，而亦在于培养健全之舆论。学校除作育人材外，尤须监督批评政府，务使免有过失。故学校之目的在“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欲达此目的，则学制宜加修改。“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郡县官政事阙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41]
学校作育人材之目的可从教学及选举两方面达之。梨洲欲“使治天下具皆出于学校”，故教育之内容当限于五经、兵法、历算、医、财等有用之科目。“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诸书，均在禁止流传之列。学校既有真才，则科举之积弊亦得因以大体革除。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属吏可由郡县及太学生徒试补升用。此外又可行荐举、辟召、任子、上书、绝学诸法，以罗致人材。科举不过为取士八法中之一端。稍加改良，分科试以经、史、诸子、时务， [42] 则科举亦不失为一取士之良法。
梨洲财计之论， [43] 不切实际，似可不述。其论田制、兵制似带有复古封建之意味，而实亦针对明代事实而发。其改革兵制原则为“天下之兵当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费当取之于户”。其办法为“教练之时五十（口）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每一兵士，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四年一行役，凡历七践更。 [44] 其大意略近现代之征兵制度。梨洲改革田制之原则为仿屯田以行井田， [45] 依田额以定赋税， [46] 务使耕者有田，民生不瘁，力矫专制政府弃民不养之恶习。
梨洲贵民之政治哲学，就上述者观之，诚首尾贯通，本末具备，为前此之所罕觏。 [47] 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害至明而显。梨洲贵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抑又有进者，黄氏躬与反清复明之运动，而于民族大义则未有坚确之认识。故《待访录》序文以箕子自命，颇遭后世之讥弹。 [48] 至其晚年之语，谓：“素中国行乎中国，素夷狄行乎夷狄。古来相传礼教二字，就是当路之准的。蒙古据有中国，许赵之功高于弓矢万倍。自许赵出，蒙古亦中国矣。” [49] 则非吾人所能轻易赞可。他姑不论，梨洲夙号潜心史学，岂不知蒙古未尝一日同化于中国。何况夷夏大防，又非同化一事所能打破乎？
第三节 唐甄
梨洲重民本而轻种族，唐甄推广其风，仕于清廷而大倡养民之说。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生于崇祯三年，卒于康熙四年（1630—1704）。顺治十四年举人。仕为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率之。三旬得八十万本，民业利焉。其俗斗狠争讼，以唐氏判事明敏，教化宽厚，为之改变。甫十月，以逃人诖误革职。乃隐居治学，著《衡书》九十七篇，遍论学术治道， [50] 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 [51] 。
唐氏之学直宗阳明，远承孟子。 [52] 其论学以致用为归，而其论治则以养民为主。汉儒有明道不计功之理想，宋儒以精研心性为学问，唐氏皆加驳斥，以为“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 [53] 。故“古人圣之，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理学家分“内尽”与“外治”为两事。“程朱讲学而未及为政。故其言学可师也，其言政皆可疑也。” [54] 然此亦从宽言之耳。严格言之，“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盖天下大乱，性无由通，无救于世，则身亦难修矣。至于释老出家，尤不足以为正学。“释出天地外，老出人外。众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乱，非老释所能理。是以乾坤管钥专归于儒也。” [55]
《潜书》论治，所涉颇广。虽饶至理，以乏创见，似勿庸于兹缕述。惟其养民之宗旨与黄梨洲相发明，足觇一时之思想趋势，吾人不可以不加以注意。唐子论政治之目的曰：“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 [56] 然而秦汉以来之君臣，每昧于此义，非徒不能足食以养民，反为苛政以困之。民不聊生，天下遂乱。盖缘“虐政亟行，厚敛日加，又遇凶岁，米麦不登，家室悬磬，民无所顾赖。始则一人为窃，既而十人为盗。继则望风蜂起，千百为贼，剽掠乡聚。久则数万人为军，称帅称王，攻城杀吏，而乱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数石粟，数匹布，妇子饱暖，相为娱乐，孰能诱之蹈不测之祸以为奸雄之资哉” [57] ！然则民之乱也，其责不在民之好乱而实由于上之失养。推其失养之因又在乎君臣之不职。“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 [58] 然而不平之甚，无过于君奢臣贪，而小民遭其剜削。“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天地之间。”向使为人主者能以身作则，不纵淫欲。“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 [59] 何至有四海穷困之祸。“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 [60]
抑贪吏之害，人皆知之。其有身不必有攘民之行而心不免于忘民者，为数尤众，而反为论政者所忽视。是又不可不加以纠控者也。唐子曰：“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惟求其所乐，避其所苦，何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溪谷阻车，蒺藜阻足。今之有司，皆溪谷蒺藜也。” [61] 考官之所以为仁政障碍者，其大原在其无心于惠民。唐子描写一般为官者之心理曰：“一官之所在，我代者前此几何人，代我者后此几何人。我在其间，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产，府库非我之藏，人民非我之族党，于我何有焉？今之为官者不必贪邪，即廉能无过者其存心莫不如是。”“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内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纷纷然移文积于公府，文示交于衢路。始焉羽逝，既而景灭。卒不知有纷纷者何为也。”“谚曰：官屋漏，官马瘦。推而广之，田园庐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马也。心不在民，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为官者视为故然。虽无不肖攘民之事，而视民若忘，等于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遍天下。是举天下之民委弃之也。” [62] 然则欲治天下，当先治官。所可惜者，自圣人不作，赏罚久失其平。今日虽欲治官而难得其术。狡黠之官知赏罚不信，乃反有术以窃帝王之大柄，“能使赏不出于朝廷而出于我。悦于上官，悦于大臣，悦于近臣，是其术也。悦于上官者一秩之赏至，悦于大臣者超迁之赏至，悦于近臣者不次之赏至。赏自我操，罚焉能及。由是言之，赏罚不可以治官也明矣” [63] 。夫赏罚犹不可以治官，则官终不可治。“是盖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为也。则亦莫可如何也矣。” [64]
虽然，官不能治，又非官之罪也。探本穷源，其病根实在君主专制政体之本身。唐子曰：“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匡君治国之才，何世蔑有。世无知者，其才安施。虽使皋夔稷契生于其时，穷而在下，亦不过为田市之匹夫。达而在位，亦不过为将承之庸吏。世无君矣，岂有臣乎？” [65] “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溺于忠孝之论，厚责其臣而薄责其君。彼乌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之也。” [66] 然而吾人当注意，所谓世无君者，其过不在一二君主之个人，而在制度本身之不善。秦汉以来之世袭专制君主政体实不容有良君之出现。“天之生贤也实难。博征都邑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何况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为异。惟是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 [67] 且君政之病，又不止此。“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尊卑悬绝，而君卒成为聋瞽愚妄之独夫。“人君之尊如在天下与常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益蔽。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然而“岂人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 [68] 。
吾人如欲于制度本身之外，追究君主个人之责任，则三代以下开国之君决不能免残贼之罪名。黄梨洲谓秦汉以后，天下为私，创业者不恤屠戮万民以图一姓之享受。 [69] 唐子虽未明言此旨，而观其所言，意殆相合。唐子设为与妻问答之语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妻笑曰：何以谓之贼也？曰：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途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曰：是贼矣。唐子曰：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 [70] 然而彼开国定乱之主固未尝有愧恧恻隐之意也。“天下既定，非战非攻，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皆未干。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受之。”以养人者而杀人，若论罪正刑，“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矣！ [71]
所可叹者，帝王之贼，其罪綦明，而究不得致诛也。唐子曰：“呜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天无所为者也。非天之所为也，人也。人之无所不为也，不可以有为也。此古今所同叹，则亦莫可如何也已矣。” [72] 虽然，岂终莫可如何哉？辛亥革命，奋手一击而二千年之君主专制根株悉灭，此空前奇迹，固非清初思想家所能梦见。吾人今日尚论古人，当知唐子据民本以抨专制，其识见已可推服，其不能由消极之批评以达于积极之民权思想者，乃历史环境之限制，不足为《潜书》病也。
第四节 顾炎武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继绅，后更名绛。明亡后始名炎武。学者称亭林先生。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13—1682）。少耿介，游于复社。国变后与遗民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等通声气，谋恢复明室。联络遍南北，日本、安南皆有行人辙迹。亭林则“遍游黄河以北各省，舍诸华阴，以财力主南北各名都汇券交通，广兴耕牧，垦荒生聚” [73] 。所著甚富。有关治道者为《日知录》 [74] 、《区言》 [75] 、《天下郡国利病书》 [76] 及《亭林文集》 [77] 。清廷开明史馆，大学士熊赐履以书相征，戊午诏举词科，同邑叶方蔼等欲荐之，均以死拒。年七十客死北方。 [78]
江藩论黄、顾二家，谓“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 [79] 。江氏持汉宋门户之见以论朱王，其说殆未尽确。梨洲诚出蕺山，亭林岂宗朱子？两家皆主致用，而亭林反对理学之态度尤为彻底。故与施闰章论学曰：“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 [80] 理学家以心性为要务。不知“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今之学者乃“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 [81] 者也。至于阳明学派之心学，自亭林视之，其为害尤有过于程朱之理学。王伯安作俑于先， [82] 李卓吾推波于后。 [83] 此皆惑乱天下，为正人之所当辟。夫理学心学均无足取，则为学之宗旨何在乎？亭林明之曰：“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 [84] “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85] 也。
就上所述观之，黄顾二家同主学以致用，而其思想之根本态度有异。梨洲受王学之影响，亭林并朱陆亦隐加抨击。 [86] 故两家同为道学之反动，而后者更为彻底。二家并生明清之际，处相同历史环境之中，故其政论亦复大体相近。 [87] 然梨洲申民本之义以攻击君主专制，亭林求矫正过度集权之流弊，而无取于贵民之说。此殆由梨洲缘阳明以上接孟子，亭林则注重实际政事之利病，而无意为原理上之探索发挥，故有此显著之歧异欤？
亭林反对专制集权之主张，大旨略似梨洲之论方镇。亭林认封建制度乃古代圣人公天下之大法。然时势既殊，分国之制随以消灭，至秦之时而天下遂不得不悉归于郡县。试以史事证之。“传称禹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至周武王仅千八百国。春秋时见于经传者百四十余国。又并而为十二诸侯，又并而为七国。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 [88] 矣。天下无万世不弊之法。封建郡县行之既久，亦各有其弊。“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89] 封建尾大不掉之弊，前人言之已详。郡县过度集权之弊，则至南宋始为叶水心等所指陈。 [90] 亭林申论之曰：“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 [91] 又曰：“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其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操也，而其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 [92]
凡此郡县末流之弊，皆生于封建既废而中央集权。封建今不可复，“有圣人起，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93] 。亭林所拟办法，约有三端，其用意皆在使地方官吏“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一曰尊令长之秩而与以生财治人辟属之权，二曰慎令长之选而奖以世官之任，三曰罢监司而设郡守与巡方御吏。 [94] 亭林主张改七品之“知县”为五品之“县令”。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为之，县内农田、学校、兵戎诸务皆得专断。令下设丞，吏部选授。丞下簿、尉、博士、驿丞、司仓、游徼、啬夫之属悉听令自辟，而报其名于吏部。县间岁举贤能之士一人，试于吏部。上者为郎，郎之高第者出而补令，次者为丞，又次者为簿尉之属。令初任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除。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 [95] 其老病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举他人者听。听举复为试令。令有得罪于民者有罚。不职者流，贪败者杀。督抚司道之官悉罢。别遣巡方御史以按之，一年一代。 [96] 常三四或五六县为郡，设太守，三年一代。
亭林论其分权制度之利曰：“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复一人，又使纪纲之仆兼之，升斗之计必闻于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吾则不然，择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马牛，给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于所养。而视其肥息者赏之，否则挞之。”如是而五牸不蕃者未之有也。“故马牛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乐。” [97] 不仅此也。庶政之中有宜分权者，如文书、马政诸端，由县令直接负责，可免转手行文于上级政府之无益耗费，而矿务、军饷尤宜于就地举办。同一开矿，操之中央则为乱端，归之地方则为财源。同一筹饷，就地分任则不劳而足，四方转给则耗困不济。 [98] 分权之效如此，吾人又何必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乎？至于县令世官之利，亦有可得而言者。封建诸侯各有其土地人民，说者或以为胜于郡县守令之更迭。 [99] 梨洲有会于此意，故欲就郡县之形式以行世及之精神。 [100] 盖“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无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此在太平之世必可致民安国富之功，一旦有不虞之变，“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 [101] 。虽有强敌来侵，必可疆场自安。抑吾人又不必生尾大不掉，“其专在下”之杞忧。盖百里之县，弹丸之小，固不足以称兵抗命。而旁既有邻县之相持，上复受制于郡守。虽思蠢动，势亦不能。又况县令可以世官，本不利于叛乱乎。 [102]
亭林以县为地方政府之单位，然又恐县令过度集权，而欲于一县之内行分权之制以济之。亭林认一县虽小，如无乡族等之地方制度以佐令丞，则亦有废治之虞。故周秦古制，颇有足资今人取法者。汉承秦法，县丞尉以下设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 [103] 《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 [104] 古人所以致治者，其法制若此。“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 [105] “后世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补救之方，惟当以保甲易、里、亭、州、党，“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 [106] 。庶几斟酌古今，兼严密简易之美。
亭林尝谓：“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107] 又谓：“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 [108] 其对地方政治与农村生活之重视，殆为前人所未及。抑亭林反对集权之深意又可于其提倡宗法与封驳二制见之。当先秦封建盛时，宗族可以分国君之权。六朝之门阀，其势亦上抗天子。亭林称之，以为强宗大族可以“扶人纪而张国势”。五胡十六国之乱，中国大族每不肯臣事异姓，或起义兵以与胡寇相抗拒。“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 [109] 夫士族之所以能卫天子于丧乱之中者，正以其不受天子之专制于承平之世。然则专制之可危，于此又得一重要之佐证矣。至于封驳之事，自春秋迄明，皆有其例。齐景公燕赏于国，令三出而职计莫之从。令免职计，令三出而士师莫之从。汉哀帝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至唐始定其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给事中得以封还。五代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诏复其制。明存六科给事中，得以“科参”驳正旨书。至天启六年其制犹行。亭林谓“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 [110] 。封驳制度所以可贵者，正在其能对专制君主之积威予以些微之违抗。据吾人所知，此些微之违抗，为力不大，收效甚难。而亭林津津乐道之者，决非昧于史实，殆亦藉以表现其反对专制之深意而已。
专制之弊，又不仅生于过度之集权。黄梨洲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秦汉以来，天下为私。“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111] 故繁琐之法，乃专制天下不能为治之一重要症结。亭林所见与此略同，而立论更为详尽。《日知录》谓：“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 [112] 征之往史，其事显然。盖专制之君欲密法网以自固，而反因之以召祸。“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者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此后专制之甚者当推宋明。“宋叶適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 [113] 于是“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且君主以密法驭天下，其一时之效，可使“万里之远， 呻动息，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上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114] 。明法之弊，亭林以为又有过于此者。“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于是机变日增而材能日减。” [115] 说者或以遵循祖宗之法自诧，而不知其失正在于此。“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 [116] 试以吏治为证。“谢肇淛曰：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今者。上至宰辅，下至驿递仓巡，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 [117] 法之束缚，如此其严，“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故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 [118] 。然而法令岂真不可用哉？专制过度而律文过密，故人臣不能为力而君主虚尊危处于上也。 [119]
亭林盛称《明夷待访录》，自谓其主张与相合者十之六七。观其反对专制之论，实大体呼应梨洲，互相发明。 [120] 然梨洲申民本而重舆论，亭林则恶晚明士风之嚣张而欲痛加抑制。此则似为两家相异之一大端，不可不略述之，以殿本章。
亭林论政颇重正风俗、养人材之二事，而深斥明代科举，以为败坏人材，甚于始皇之焚书坑儒。 [121] “生员论”上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 [122] 科举所培养之生员，如仅止于无用，则其害虽大而未极。所可叹者生员万千不徒辜负国家，更多为祸乡邑。综其甚者，约有四端：一曰乱政。生员者出入公门，武断乡曲。与胥吏为缘，甚或身为胥吏。官府一拂其意，或加按治，则群起而嚣哄，以杀士坑儒相诬谤。 [123] 二曰困民。天下之病民者乡宦、生员、胥吏。是皆依法无杂泛之差，而差乃尽归于小民。且生员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尤甚于宦吏。“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124] 三曰结门户。生员之在天下本不相识。一登科第则为师友同年，互相援引。“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府。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事之可危，孰逾于此。四曰坏人材。生员不治经史有用之学而专读“时文”无益之书。“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患得乘而胜之” [125] 也。亭林乃作断然之论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126]
虽然，生员非可尽废也。惟当斟酌需要，别图补救之方而已。亭林所建议者约有三端：行推荐之法以另辟出身之路， [127] 则人材可兴。于生员外，立“保身家”之爵，听民得买，则士流不杂。 [128] 改良科举，限名额，重实学， [129] 则生员不滥。凡此种种办法固亦大致平妥，无甚高论。吾人所当注意者，梨洲重视士人，欲令天下政事之是非，决于京师郡县学校之公论。今亭林痛斥生员而欲加以缩减废除。其主张不啻与梨洲背道而驰。然而吾人略加辨剖，即知两家立论之相异，实不如初睹之明显。盖梨洲所欲倚为天下正论之机关者，非寻常场屋中之生员，而为曾经改革之学校。亭林所斥责者乃乱政败俗之生员，而非士大夫之清言正议。一注目于理想中学校之功用，一致意于事实上生员之缺点。非两家对于士大夫在政治上之地位，有根本不同之见解也。 [130] 梨洲曰：“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 [131] 亭林曰：“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132] 观此数语，亦足见黄、顾论士之相契莫逆矣。
* * *
[1] 太祖要政约有四端：（1）肃清贪污，严诛墨吏。如户部侍郎郭桓得赃七百万，系狱死者数万人。其余官吏犯赃者每剥皮囊草，悬之示儆（赵翼《廿二史劄记》三三“重惩贪吏”）。（2）巩固地方自治（本书第十六章此处注[61] ）。（3）整理赋税，丈量土田（《明史》卷七七—七八“食货志”一—二）。（4）裁抑豪强。吴元年及洪武中屡徙富民（《太祖实录》卷二六，《明史》卷七七）。因事诛戮富民（如胡惟庸之狱，诬浙江富户通党，诛死者甚众。见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二“采苓子郑处士墓碣”）。
[2] 赵翼《劄记》卷三五“明言路习气”。朱之瑜《舜水遗书》阳九述要语尤痛切。
[3] 《明史》卷六六“兵志二”。
[4] 同书卷八一“食货志五”。
[5] 同书卷一八五、一九四、二四一、三〇〇、三〇四诸列传。
[6] 《张文忠公文集》卷二六。
[8] 同书“被论自陈不职疏”。
[9] “被论自陈不职疏”。“治安疏”谓“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10] 黄氏事迹及学术大略见黄嗣艾《南雷学案》九卷（上海正中书局铅印）、黄炳屋《梨洲先生年谱》二卷、万斯大《梨洲先生世谱》（并附《黄梨洲遗书》后）、全祖望《黄梨洲先生神道碑》（《鲒埼亭集》卷一一）、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铅印）、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
[11] 最著者有《宋元学案》百卷（未完）、《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南雷文案》十一卷、《南雷文定》三十二卷、《南雷文约》四卷。其余尚多，不胜枚举。蒋麐振编《黄梨洲遗书》十种（光绪乙巳杭州群学社石印本），薛凤昌编《梨洲遗著汇刊》（上海时中书局石印本），颇便参考。
[12] 《明夷待访录》单行本有成都存古书局刊及成都官书局排印本（海山仙馆丛书本）。此书于永历帝死后始作，时恢复之望已绝。故黄肖堂（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二黄肖堂墓版文）、章太炎（《文录》卷一“说林上”第二条）均讥之。今书中绝无涉及夷夏之语，则黄氏殆不重民族大义。否则虽有其言，以恐招祸，故不尽出欤（《全集》卷三一跋）。
[13] 梨洲极推尊王学。如明亡后作《余姚县重修儒学记》（《文定》三集卷一）谓：“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派之人出而搘定（下举王门功烈气节之士数人）。故姚江学派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又康熙七年作《恽仲升文集序》（《文案》卷一）谓：“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卧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方欲求同门之友，呈露血脉。环顾宇下，存者无几。突如而发一言，离经背训之讥，蹄尾纷然。然吾心之所是，证之朱子而合也。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嗟呼！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
[14] 《文案》卷三。
[15] 同上。
[16] 《南雷学案》卷一页7引梨洲晚年语。
[17] “与友人论学书”。
[18] 同上。又《破邪论·从祀》中谓诸葛亮、陆贽、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方孝孺皆应从祀孔庙。盖以诸人使“世治则巷吏门儿莫不知仁义之为美，无一物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乱则学士大夫风节凛然，必不肯以刀锯鼎镬损立身之清格”。
[19] “弁玉吴君墓志铭”（《文定》后集三）。此文作于康熙二十五年，七十九岁时。
[20] 《清代学术概论》，页23。
[21] 此句原作“概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君”字疑衍。
[22] “原君”。
[23] “原君”。
[24] 分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及第十三章第三节。
[26] 本书第十七章第二节。
[27] “原法”。
[28] 同上。
[29] “原法”。
[30] 同上。
[31] 《待访录·方镇》。
[32] 同书“置相”。
[33] 《待访录·置相》。
[34] 同书“奄宦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待访录·奄宦上》。
[38] “置相”。
[39] “奄宦下”。
[40] “胥吏”。
[41] 《待访录·学校》。
[42] “学校”及“取士”上、下。
[43] “财计”一、二、三。
[44] “兵制”一、二、三。
[45] “田制”一、二。
[46] “田制三”。
[47] 此指其合于贵民原则而言。其建议是否可用为另一问题。章炳麟颇加驳斥，见《太炎文录》卷一“非黄”。
[48] 见本章此处注[12] 。
[49] 黄嗣艾《学案》卷一页7。
[50] 《潜书》下篇下潜存为全书后序。自谓“有见则言，有闻则言。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凡四十七篇”。
[51] 此据唐氏婿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附《潜书》后）。《潜书》有王闻远元刻本，中江李氏及成都邓氏重刻诸本。唐氏尚著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等。
[52] 《潜书》有“尊孟”、“宗孟”、“法王”诸篇。
[53] 上篇上“辨儒”。
[54] 上篇下“有为”。
[55] 上篇上“性功”。
[56] 下篇上“考功”。
[57] 下篇下“厚本”。
[58] 上篇下“大命”。
[59] 下篇上“富民”。
[60] 上篇下“大命”。
[61] 下篇上“柅政”。
[62] 下篇上“柅政”。
[63] 同上。
[64] 同上。下文唐子进忠告于天下之官，劝其“重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有益于己，无伤于人，斯可为也。”
[65] 上篇下“鲜君”。
[66] 下篇上“远谏”。
[67] “鲜君”。
[68] 上篇下“抑尊”。
[69] “原君”。
[70] 下篇下“室语”。本篇似隐讥清兵入关之屠戮，如扬州嘉定之事。
[71] 同上。止杀意略同。
[72] “鲜君”。
[73] 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五，页278。
[74] 三十二卷。合以黄汝成集释为便用。有原刻，广州重刻，武昌局刻，商务印书馆排印诸本。《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云：“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章炳麟《检论》四卷《哀焚书》谓《亭林集》、《日知录》以诋触见烬。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43谓今本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之目而无书，殆为人删去。按黄侃有《日知录校记》（南京中央大学排印本），曾以《日知录》旧抄本校今本，是正颇多。“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全文亦具在，殆即顾氏原本也。
[75] 凡五十卷，未刻。殆已佚。何义门《菰中随笔·序》谓亭林遗书多归其甥徐氏，不知爱惜。
[76] 今本百二十卷，尚未完也。
[77] 六卷。今人潘来编《亭林先生遗书》二十七卷（共收十种，有蓬瀛阁校刊、文瑞楼石印本），又朱记荣编《遗书补遗》（共收十种，自刻）。
[78]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卷一二），吴映奎《顾亭林年谱》（附潘编《遗书》），张穆《年谱》。
[79] “汉学师承记”。
[80] 《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81] 同书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82] 《日知录》卷一八斥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因谓：“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83] 《日知录》卷一八李贽条云：“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84] 《集》卷六“答友人论学书”。
[85] 同书卷四“与人书三”。
[86] 对程朱作正面攻击最著者当推颜元、李 。可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五章。
[87] 亭林尝致书梨洲盛称《明夷待访录》，谓《日知录》“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88] 《日知录》卷二二“郡县”。
[89] 《集》卷一“郡县论一”。录九“藩镇”，言唐不亡于藩镇，与梨洲略近。
[90] 本书第十四章第五节。又同章第四节陈亮之论略同。
[91] 《集》卷一“郡县论”一。
[92] 《日知录》卷九“守令”。
[93] “郡县论一”。
[94] “郡县论”二、三。
[95] 按《日知录》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则县令除世任外尚有内升之一途。
[96] 《日知录》卷九部刺史谓汉武帝刺史之制“为百代不易之良法”。御史制本此。
[97] “郡县论二”。
[98] “郡县论六”。
[100] 唐太宗欲令功臣世袭史亦欲寓封建于郡县之中。阅《全唐文》卷六“诏书”。
[101] “郡县论五”。
[102] “郡县论四”。
[103] 《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
[104] 同书卷八“里甲”。
[105] “乡亭之职”。
[106] “里甲”。
[107] “乡亭之职”。
[108] 《日知录》卷一二“人聚”。
[109] 《集》卷五“裴村记”。此似亦暗指明末土崩鱼烂之形势。
[110] 《录》卷九“封驳”。
[111] “原法”。
[112] 卷八“法制”。
[113] 引《水心文集》卷四“始论”二。
[114] 引同上书卷一“上孝宗皇帝书”。
[115] 《录》卷九“人材”。
[116] 同书卷八“法制”。
[117] 同书卷八“吏胥”。
[118] 同书卷九“人材”。
[119] 按亭林所言法治之弊乃秦始皇专制任法之自然趋势。若近代所行之法治则非以专制为依据，虽亦不免自有其弊，而非亭林所指，宜辨。参阅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120] 此外如田制兵制诸端亦有相合者。见《录》卷九“论田赋”诸条及《集》卷一“钱粮论”上、下，《集》卷六“军制论”、“田功论”等。
[121] 《录》卷一八拟题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122] 《集》卷一。
[123] 同上“生员论”中。参阅《录》卷一七“生员额数”。
[124] “生员论中”。
[125] “生员论中”。
[126] 同上。
[127] “生员论下”。
[128] “生员论上”。
[129] “生员论下”。
[130] 《录》卷一三“清议”曰：“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黄、顾二家之异，似在黄以清议纠政治之失误，顾以清议辅政治之不及。
[131] 《破邪论·从祀》。
[132] 《录》卷一三“廉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