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思想之消沉
顾亭林卒于康熙二十一年。次年吕晚村卒。三十一年王船山卒。三十四年黄梨洲卒。四十三年唐甄卒。明末遗民，至康熙末年，已先后殂亡，无复存者。黄、顾诸人所抱之政治思想虽未即归湮沦，其流风余韵尚有少数士人维持之以免于骤绝。然久经清廷压制以后，不特民本、民族之观念失其光芒，即一般政论之兴趣亦渐趋冷淡。学者士大夫或致力于不触忌讳之考证古书，或醉心于猎取富贵之科举帖括，其中间有留心世务者实为少数之例外。而文网綦密，忌讳甚多，建言立说者动受奇祸。自清开国至嘉道之二百年，为满洲专制政府极盛初衰之时，亦即中国政治思想由暂时勃发而趋于极度微弱之时。直至太平天国崛起，以灭清复汉，博爱平等之旨相号召，然后沉闷之局，为之一变。
清廷压制汉族之政策前后虽有缓急宽猛之不同， [1] 而究其根本目的，始终在于消除反抗，摧抑士气。彼深知徒事迫胁不足以收大效，乃兼用积极笼络与消极压制之二重手段。笼络手段泛用于一般人民者，以减免租税及解放贱民 [2] 二者为最要。其专施于士大夫者以征山林隐逸，举博学鸿词、兴科举、开史馆、求遗书、表章程朱、编纂书籍 [3] 诸端为最要。积时既久，天下之士不为其所奴用驱使，即潜耗心力于无用之八股与无耻之理学。虽文运昌明，“朴学”大兴，未始非受清廷“右文”政策之赐，而就政治思想史以论，则笼络手段之流毒， [4] 殆不亚于始皇愚民也。
笼络之手段备极巧妙，压制之手段则颇为毒辣。清廷于军事甫定即下令薙发，以图沦亡汉族之衣冠。违令者以军法从事， [5] 虽衍圣公亦须尊行。 [6] 为求彻底摧抑中国士气起见，顺治、乾隆间又借故屡兴大狱，极尽残杀威吓之能事。最著者有科场、文字诸狱。屠戮牵连，动逾千百。 [7] 此外复多立忌讳，严束文人。刊文结社，悉加禁止。 [8] 上书言事，每获罪诛。 [9] 而前代书籍，有不利于清廷者辄加毁禁删削。 [10] 清代文字之祸，就其用心之深刻，影响之长远论，殆迥非始皇焚书坑儒之所能企及。
笼络与压制兼施，收效至为可惊。“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力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其时所传之诗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 [11] 下焉者则惟骛心科名，耗精力于时文楷法之中，以冀博富贵于万一。士风颓靡，政论消沉。民族之元气大伤，清廷之目的已达。龚自珍于嘉庆二十年述当时之风气曰：“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抑小人甚鲜。当彼之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僇，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 [12] 此虽不免略有过甚之处，其大体固足为当时思想消沉之实录也。管同《拟言风俗疏》谓：“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其结果遂至“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愞，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财货，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 [13] 。语气不及龚氏之激扬，而所见实大致相合。
虽然，雍、乾、嘉、道之间，政论消沉而未尝完全断绝。士大夫中尚有一小部分胸有所见，不甘缄默，冒不测之祸而发为议论者。其中较著者有查嗣庭 [14] 、陆生柟 [15] 、方苞 [16] 、杭世骏 [17] 、汪缙 [18] 、余廷灿 [19] 、洪亮吉 [20] 、包世臣 [21] 、管同 [22] 、龚自珍 [23] 诸人。综其所说，约可分为抨击专制本身与讥议时务之两类。反对专制者或积极申民之贵，或消极抑君主之尊。汪缙谓：“君之立，民立之。” [24] 故“忧民忧，乐民乐，王道始终之大端也” [25] 。余廷灿谓：“民质也，有因民之质而文之者则曰圣贤。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达之者则曰君相。二者非有异于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卫民也。非用民而为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贱。何异足日荐地，而不思去地则足悬无所附，虽有飞廉跨空之足，僵仆顿踣而已矣。何异鱼日在水，而不知水涸则鱼相处于陆，虽有横海之长鲸，蝼蚁治其命而已矣。扬雄氏曰：周之士也贵。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贵民也亦明矣。爱其子者隆其师。贵士正所以贵民也。” [26] 此皆远承《孟子》而近与《明夷待访录》唐子《潜书》之大旨相契合者也。陆生柟力诋始皇统一之失，谓“封建制度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日，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考郡县之所以为害，始由天子独尊，无群后以资衡制。人主徒喜独尊之便于恣睢，而不知此正为人己两倾之危道。陆氏又直接对专制君主加以攻击曰：“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也。” [27] 方苞与陆生柟同生康熙之世，其《汉文帝论》殆亦针对同一之政治背景而发。苞谓：“三王以降，论君德者必首汉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晋至五季，虽乱臣盗贼暗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无所畏忌。文帝则幽隐之中常若不足以当此而惧于不终。此即大禹一夫胜子，成汤栗栗危惧之心也。世徒见其奉身之俭，接下之恭，临民之简，以为黄老之学则然。不知正自视缺然之心所发耳。” [28] 盖唐宋以后之君往往妄自尊大，自命圣神。方氏此论不仅暗讽康、雍，实亦深中一般专制君主之通病。至龚自珍则更就君臣尊卑互为消长之理而婉陈专制之失。《古史钩沉论》一曰：“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才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彼方快意自得，而不知积之既久，“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以至于尽。后世虽欲求礼义气节之士而不可获，则彼霸主仇士政策为之厉阶也。王者知君至刚，则臣柔靡，乃自抑以伸人。故“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 [29] 。然而此岂唐宋以后专制君主所能为哉？龚氏又征之载籍，撰四等十仪，以证两汉以前王者惕让之制度。其大旨在说明古者常朝、大朝、礼食之仪，主坐臣亦坐，主立臣亦立。朝仪虽有主坐臣立之例， [30] 而非如唐宋以后，君必坐而臣或跪或立，尊卑悬绝，无复相互敬重之意。凡此皆讥评专制，其语气温婉激切有殊，而宗旨则相合也。
议论时政者人数较多，所注目者亦不止一事。陆生柟之《通鉴论》遍及人主、相位、建储、兵制、无为而治诸端。虽书已不存，就其条目观之，亦可见其大体针砭康、雍之政治。查嗣庭有日记两本。据雍正四年九月上谕，其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说甚多。又于圣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厄运，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多选庶常为蔓草” [31] 。此则立言无关大体，殆多出于失意后之愤懑。至杭世骏《保和殿对策》，论及满、汉畛域不可太分，则切中清代开国以来之一大弊 [32] ，非复一人之私言矣。洪亮吉于嘉庆三年以编修应馆试，上《平邪教疏》 [33] ，痛论白莲、八卦等教之兴。以为民乱之主因在吏治之隳坏，而和珅当政所养成贪黩蒙蔽之风气则为蔽政之深渊。洪旋上书成亲王永瑆等，有“群小荧惑”之语，亦颇中时弊，非偏私或空泛之谈。然杭、洪等所言虽触犯忌讳因以获谴，而其内容实远不如包世臣、龚自珍显然主张变法者之彻底。龚氏明揭变法之义曰：“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 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 [34] 龚氏倡革新之原理，而前此十余年，包世臣已著《说储》二篇，提出变法之条目。包氏建议之要者为：（1）革新科举，废八股时文，改以经术及时务策士。 [35] （2）限制君权，设给事中，封驳朝廷诏敕。 [36] （3）发扬士气，通达民情，令国学生议大政、大狱诸端。 [37] 当时殆以恐触时忌，未尝刊布。 [38] 其言亦遂归于湮没，毫无影响。
上列诸人之政论大约发于雍正初年至嘉庆末叶之百年间。今日观之，其内容虽少惊人之点，而在当时士气颓靡、思想消沉之环境中已属难能可贵，贤于颂誉献媚或缄默保身之流远矣。吾人若取乾嘉名学者凌廷堪 [39] 之言论以与陆、查相较，尤足见后者之尚有人心。凌氏论史，重治乱而轻种族。其立场恰与方孝孺、王夫之、吕留良、戴名世等相反。凌氏尝谓：“尼父之作《春秋》，亦书荆楚。左氏之撰《国语》，不遗吴越。” [40] 圣人古史不排夷狄，则后儒以种族定正统者，皆当驳斥。凌氏以诗述其主张曰：“史以载治乱，学者资考究。胡为攀麟经，师心失所守。拘拘论正统，脱口即纰缪。拓跋起北方，征诛翦群寇。干戈定中夏，岂曰无授受。蕞尔江介人，弑篡等禽兽。荒淫一无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尽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汉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构。奈何纪宋元，坐令大纲覆。兔园迂老生，永被见闻囿。安得如椽笔，一洗贱儒陋。” [41] 本此见解以论史，凌氏于异族政权每加拥护，异族功臣每加赞许，而六朝以后之汉族政权一致加以蔑视诋毁。如五胡十六国之“汉奸”张宾、王猛均受称许， [42] 南宋主和之秦桧、史浩悉为翻案。 [43] 惜金不灭宋， [44] 叹元亡于明。 [45] 凡此惊人之贱华贵夷论，清世宗《大义觉迷录》对之当犹有逊色。昔戴名世与人论修史之例，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治。世祖虽入关十八年而明祀未绝。循蜀汉之例，顺治不得为正统。今凌氏乃至欲摒南朝南宋于正统之外，以为魏金骗除。纵非有心取媚满洲，而“认贼作父”，究为其学识之一玷。夫以一时名家如凌氏者犹不能脱清廷奴化政策摧抑士气之影响，则专制政府之压力诚深远可畏。然而专制压力能排除异己于一时，不能避免自身之崩溃。士大夫虽多受清廷之恫吓麻醉，而民间尚有未死之人心。满洲政府之发展至乾隆已盛极而衰。政污俗弊，国耗民穷。教乱四起，此仆彼兴，至道、咸间遂有“洪杨之乱”。揭覆清复汉之旗帜，以天主教义为号召。苟非汉人愤其侮灭孔教，出而相抗，则清社之屋或不俟宣统辛亥。故乾、嘉之思想消沉，不啻为二千年专制政治最后之回光返照也。
第二节 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之背景
太平天国自洪秀全定都南京至城破自杀，虽仅有十余年之存在，而其在政治思想史上之意义，及其对近代政治史之实际影响，均颇为重大。盖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义相号召，为中土第一次受外来文化激动而引起之思想革命。稽之往古，实无先例。无论其思想内容是否可观，其历史上之意义则未容忽视也。洪杨以失意之平民，起事一隅，不逾三年而建都称王，蔓延及于十省。苟非曾国藩等之力征及外人之协助，满洲政权颠覆，殆属可能之事。清廷经此严重打击，元气因以大伤。本已就衰之国势，此后更趋于微弱。辛亥革命之成功，未始间接非受太平天国之赐。故曰其实际上之影响颇为重大也。
虽然，吾人应注意，太平天国之贡献多半在于消极之破坏。其在政治思想上积极之贡献，究竟甚微。此盖由受其历史背景之限制，故其所揭橥包含之思想亦遂不免有支离荒谬之处，不足为建立近代富强国家之基础。广义言之，太平天国乃中国历史上习见“教匪”叛变之一例。溯其先驱，远则东汉末年之“黄巾”，近则元以后之“白莲教”。后者之本宗及支流，于清乾隆晚年至嘉庆中曾数度起事，谋夺取清祚。 [46] 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之宗教信仰维系人心，虽其内容颇异“白莲”、“闻香”、“天理”、“清水”诸教之迷信，就其“神道设教”一端言，未始非小异而大同也。抑又有进者，洪杨“上帝会”之宗教信仰幼稚奇诡，与新旧教之教旨相去颇远，而不免略带迷信之彩色。洪秀全以贫家士子， [47] 屡试不第，失望疾病之余，受宣教士之暗示，感生异梦， [48] 又曲解《圣经》语意，逐渐引申积累，遂创成其“天父天兄”之教义。 [49] 此自西洋人视之，诚不过“对神圣之最大亵渎” [50] 而已。
太平天国之第二背景为三合会。道光三十年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后声势渐大，“股匪”及会党多加入上帝会以求保护。三合会亦其中之一。此为清代之重要秘密结社，为清初明末遗民所组织，以反清复明为目的。顺治、康熙间之民变，如顺治五年天津张氏妇称“天启皇后”，康熙十二年，北京杨起隆称“朱三太子”，四十六年，云南李天极称明桂王孙 [51] 皆显与三合会有关系。太平军以颠覆“妖胡”号召，末始非受三合会之暗示。然洪氏不欲墨守前规，乃明揭三合会之误，以为“复明”之主张适用于康熙时代，而不适用于二百年以后。至道光时代则当恢复汉土，开创新朝。可以仍主反清，不可更主复明矣。 [52]
太平军背景可注意之第三点为其首领多出身中下层社会之事实。天王洪秀全及干王洪仁玕均生贫家，曾读书而屡试不第。今观天王所作文字颇近鄙俗，实不足预于“士大夫”之列。东王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为业”。西王萧朝贵亦为耕种之农人。北王韦昌辉监生出身，曾出入衙门。忠王李秀成曾帮工就食。天官丞相秦日昌曾与人做工。惟翼王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53] ，为其中最突出之人才。西人游“天京”者称之为“苦力王爷的城” [54] ，虽谑而近虐，亦足为天国人物出身卑下之一证。苦力王爷固自有其特殊之美德。然学识欠缺，殆为无可隐讳之事实。
综上所述，吾人可知太平天国运动乃一糅杂中西观念之反清运动。其多数首领以学识浅薄，故对于外来之基督教义与固有之中国文化均无深切之了解。于是学西洋而未得其富强立国之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之恶套。就今存文献所载观之，太平天国政治思想之要点有三：一曰反清复汉，二曰奉天博爱，三曰平等尚贤。反清合于民族主义，博爱合于民生主义，尚贤亦立国经邦之要道。凡此三者，就大旨论，均属无可非议。徒以洪氏等多不学无术，施行之际遂不免似是而非。始博大众之同情，终招中外之反感。说者或谓湘军之起，非清室勤王之师。 [55] 其真正目的实在乎保卫中国之传统文化。故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于出发时颁布“讨粤匪檄”，除历举其杀掠行为外，痛斥其破灭“名教”之罪恶。檄文有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于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 [56] 抑又有进者，太平军之错误政策，不仅引起中国士大夫之仇视，西人知其内容者亦无好感。或目天王为疯癫， [57] 或预言天国之必败。 [58] 于是在初时为外人所属意之革命， [59] “竟因外人之协助而荡平”。 [60] 此亦太平军首领之无识有以自取之也。
太平军之无识，尤可于其不能放弃君主政治一事见之。洪秀全驳三合会反清复明之主张，而以“开创新朝”号召。其起事之初即不免有彼可取代之心理。及建都南京，则称王拜爵，玉食锦衣。不特腐化，且起内争。迅速覆亡，其何能免？ [61] 天国建于法兰西革命六十二年之后，而犹未闻民族大义。此洪杨知识受其历史背景限制之又一例。今日尚论，诚不胜其慨叹矣。
第三节 太平天国之政治理想
太平军之政治理想，以今日之眼光观之，虽多缺点，然以较乾、嘉时代，则真有石破天惊、震耳骇目之概。顷谓其所含要旨，共有三端：一曰反清复汉，二曰奉天博爱，三曰平等尚贤。兹据现有残缺之记载，分述大意于下。
太平天国含有民族革命之意义，实无可否认。洪秀全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建“太平天国”于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次年东王、西王会衔颁布《奉天讨胡檄》 [62] ，其略曰：“予惟天下者上帝 [63] 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衣食为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子女人民为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恬不为怪，中国尚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氛惨五湖，而中国反低首下心，甘为婢仆，甚矣，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目胡虏为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鞑靼妖胡实敬拜之，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反足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永兴之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贵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示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中略）兴创久沦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纲常。”檄文之主旨如此。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然二者之间，固有一重要之区别。前者纯取民族观点，后者杂以宗教情绪，一袭固有之夷夏区分，一采外来之耶教信仰。惟其根本立场如此相异，故明太祖于定鼎后即图复唐宋以前之旧制，而太平天国则破坏中国社会习惯，不稍宽假。 [64] 致引起曾氏之愤慨，起兵相抗。天国所主张之激烈社会改造，固未必无可取之点。然以当日之形势论，殆不能认为收取人心适当之政策。况清政府为异族之政权，基督教亦异邦之宗教。以此攻彼，实不易自圆其说。
西人之记载如非出于误会，则洪氏之民族思想包含民族自主与国际平等之二义。非吾国旧日尊华贱夷观念所能范围，亦与王船山《黄书》之论略有分别，洪秀全于本乡传教时尝告洪仁玕曰：“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海洋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又曰：“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友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 [65] 洪氏既自称乃其“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则显系得诸西洋宗教之暗示，实本于基督教界之观念， [66] 未可以附会儒家《春秋》、《礼运》诸义， [67] 明矣。
太平天国理想之第二点为奉天博爱。天国以宗教立国，就理论言，乃一神权政体 [68] 。虽其所揭之基督教义有殊正教，其信仰热忱逐渐衰减，而其宗教色彩则始终维持。简言之，天国政治思想之根本观念为天治神权。故洪、杨诸首领皆称天以命人，而洪氏自称上帝之次子，基督之幼弟，受天父之命以称天王，遂独为全国之元首。文告中表明此意者不只一次。如辛开三月十四天王传上帝之命谓：“天父曰：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扶主顾王，一个个都难逃命。” [69] 此言所含大意，无殊中国古代之天治与欧洲中世之神权，无待加以解释。洪、杨既假天命以号召群众，其所画定之制度亦随处表现宗教色彩。 [70] 即天王之名号亦依据教义而择定。洪氏曾谓太平军之目的在倾覆清廷，别创汉族新朝。然以“天父上主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样样上，又无一人非其所养，才是上，才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 [71] 。故放弃历代先例，不称皇帝而自号天王。洪仁玕复为说曰：“孔丘作《春秋》，首正名分。大书直书曰天王，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以与吾真圣主也。 [72] 殊无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称上主皇上帝大号，无怪其作事颠倒，年祚不长也。” [73]
天国之宗教思想中有两事似值吾人注意。其一为洪、杨等承认人民与君长在宗教上平等。中国传统思想认皇帝为“天子”。故依礼制惟天子得祭天地，臣民皆不得预。太平军虽不废君臣之等级，然既明白承认一切人类皆为上帝之子女，在宗教生活中根本平等，则事奉天主乃君臣民共有之权利。《天条书》曰：“今有被魔鬼迷蒙心肠者动说君长方拜得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君长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如谓君长方拜得皇上帝，且问家中父母，难道单是长子方孝顺得父母乎？” [74] 此宗教平等之说也。其二为洪、杨等承认上帝之权不但及于臣民，即天王本人实际上亦受其督制，天国首领每托言天父下降， [75] 以取得群众之信从。天父下凡诏书即其纪录之一种。如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杨秀清等托言天父下凡，命逮捕谋叛之周锡能。 [76] 足为假天命以震慑臣民之著例。又如癸好三年新刊之《天父下凡诏书》记杨秀清托天父降命以谴责天王之事，则足为天王受制之明证。其略谓：“东王乘金舆至天王宫，天父忽再下凡，女官启奏，天王步出迎接。天父怒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官哭求代受。天父不许，乃令杖责天王。天王乃俯伏受杖。天父以其遵旨免其杖责。” [77] 夫以天王之尊，犹不得不服罪受杖，则神权政体之精神诚已获最充分之表现。以视欧洲中世君主以违教而受破门之处分， [78] 及中国汉代帝王因天变而为罪召之表示者，其实际上意义殆犹有过之者矣。
虽然，就政治思想言，天国自基督教所窃取最重要之精义，非神权而为博爱。《新约》书中屡申人类同宗相爱之旨。如耶稣谓凡遵行天父旨意者均为兄弟姊妹。 [79] 保罗谓凡人当互相服事，一切法律皆包含于“爱人如己”一语之中。 [80] 太平军首领对此颇能加以发挥引申，其言遂若与《礼运》大同，墨子兼爱相契合。《太平诏书》 [81] 中之“原道醒世诏”即为今存文献中专阐博爱之著作。《诏书》谓：“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无他，其见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其见在国，国以外则不知。故同国则爱之，异国则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其见在省府县，省府县以外则不知。故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异县则憎之。其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其见在乡里姓，乡里姓以外则不知。故同乡、同里、同姓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天下爱憎如此，何其见之未大而量之不广也。” [82] 虽然，此乃世衰俗弊一时之恶耳。当中国上古盛世，天下为公。禹稷动饥溺之怀，孔丘发大同之论。揆之真道，诚无间然。盖“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之大共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83] 乎？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此殆天国最后之政治理想，而以平均分配为原则之田亩制度则其具体之表现也。《湘军檄文》谓：“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 [84] 语虽简短，颇能揭明天国之均平理想。盖欧洲初期基督教徒本实行一种近乎共产之团体生活。 [85] 洪、杨诸首领势必受其暗示。而在乾、嘉以来豪强兼并，贫富悬殊之社会环境中，均平原则诚不失为一有力之号召。故起兵之始秀全即屡申令兵将不得私有财物。 [86] 及定都南京，乃划定制度，以求均平原则之实现。虽内政失修，立国不永，所建之制未克施行， [87] 而仅就其理想之内容观之，未始非社会革命之先声也。 [88]
按《天朝田亩制度》 [89] ，天下之田分为“尚尚”至“下下”九等，不论男女，按口分授人民。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一家之中，“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此于田地分配上求平均也。年岁之凶荒不同，不可无以调剂之。故《田亩制度》又立规定曰：“凡天下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欲实行丰荒相通之原则，则耕田之收获不可不由公家管理。“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国库之用于民生者有二：一为鳏寡孤独废疾，不能勤耕服役者，皆颁国库以养之。二为婚娶嘉礼，立有定式，皆用国库以行之。此从享用上求平均也。分配与享用俱能平均，则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矣。
天国田制大要如此。其立意虽美而其法难行，可不待深察而自见。九等杂分，不啻重复井田经界之困难。即此一端已足阻碍均平理想之实现。又况洪、杨诸人心未至公，才非建设，其不能推行此惊人之社会改革，洵意中事。
天国政治理想中尚含有尚贤之一义，不可不加以叙述。太平军起事首领中如洪秀全、洪仁玕等均为落第士子，于社会不平等之痛苦，当有切身之体认。故天京初定，即开科取士， [90] 以一泄其往日愤懑之怀。田亩制度中之规定尤能扫除门阀阶级，表现“选贤与能”之平等精神。天国之人，在宗教生活中则因各人才能高下相殊而有不同之地位。天王乃上帝之“能子”，故其位独居万众之上。其余首领，能逊天王，故以次位居其下。首领以外之人，则或能或不能。能者为官，不能者为民。为民者或农或兵，为官者由“伍长”以至于“监军”等职。 [91] 官民升降，均有选举考绩及功罪赏罚之二途。“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条命及力农者，两司马则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并保举姓名于旅帅。”旅帅以上依次保核，以达于监军。监军上详，历总制诸官以达于丞相。丞相禀军帅。军帅启天王，然后降旨，分别授官。凡天下诸官，三岁一升贬，以示天朝之公。监事以下官俱由上级者保升或奏贬下属，其手续略如保举。总制以上官得上下互相保升奏贬。诸官有大功殊勋或大奸不法之事得上下在升贬年限外随时保奏。此选举考绩之法也。“凡天下官民总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尽忠报国者则为忠。由卑升至高，世其官。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此功罪赏罚之法也。天国登庸黜骘之制度，虽意本大公，合于尚贤之义，然其法烦琐难行。一命之微，须历十余级之保核，始得天王旨授。其制果行，恐民遗有用之才，官无可负之责。洪、杨首领缺乏政治建设之知识，此又一明证也。
* * *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清初对士大夫之政策为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采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年采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年以后采怀柔政策。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六篇第三十章，页739—741为：（1）顺治之放任或感化政策；（2）康熙之恩礼或怀柔政策；（3）雍正之调和政策；（4）乾隆之压制政策。
[2]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除各省“乐户”、“惰民”、“伴 ”、“世仆”等籍，俱为良民。
[3] 蒋良骐《东华录》顺治三年四月诏革明代科名，开科取士。康熙十八年三月试博学鸿词。朱彝尊、汤彬等入选。开明史馆，以所录诸人参预纂修。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谕礼部翰林院令广访天下遗书。闺四月又谕曰：“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谕《续编图书集成》。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所纂书籍，除此书一万卷及《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七十卷之巨制外，尚有其他“钦定”“敕撰”之书不下万卷。（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八章及萧一山《通史》上卷页637—640，中卷页32—38。）王先谦《东华全录》卷八四，乾隆四十一年谕明史立贰臣传“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此提创名教之手段首发自圣祖之提倡程朱。康熙五十一年谕以朱子配享十哲，五十二命李光地等纂《朱子全书》。李光地、汤斌、陆陇其、朱轼等均以朱学位至卿相。
[4] 诸事中科学承明季之弊，为害尤为深长。顺康间科场多舞弊。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萧上页659引）载某近臣对圣祖问谓“国初以高官厚禄羁縻汉儿，犹拒而不受。今一举人之微乃至输金钱，通关节以求之。可见汉儿辈已归心朝廷，天下从此太平矣。”其见甚卓。
[5] 蒋《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摄政王谕，戊戌再谕。辛亥弛薙发令。二年六月丙寅谕，丙辰再谕，词意愈严矣。又《吕晚村文集》四“答徐方虎书”言破帽换糖事，足见士人对薙发之态度。
[6] 蒋《录》顺治二年八月，孔闻溧奏请准衍圣公蓄发。报曰：“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溧姑念圣裔免死，著革职永不叙用。”
[7] 科场狱以顺治十四年为最惨。孟森《心史丛刊》：“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柳《文化史》三编三章引）文字狱较著者有康熙二年庄廷垅史案，五十一年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查嗣庭江西试题案，七年陆生柟通鉴论案，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三十二年齐周华刻书案，四十二年王锡侯改康熙字典案等。（蒋《录》各处，柳《文化史》三编九章，萧《史》上九九节，一一二节，一一七节，中三—一四节。）
[8] 蒋《录》顺治十七年正月，因给事中撮雍建言，谕学臣严禁立社结盟。《清会典》明伦堂之左刊立世祖钦定卧碑列教条凡八，大旨在敦品行。其六禁学者与师辨难。其七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上书陈言。”违者革退治其罪。八禁结社刊书。此虽仿明洪武十五年卧碑十二条（《明史·选举志》）。然明未生效，清则厉行也。康熙四十一年训饬士子文略同。
[9] 清初言事获罪者甚多。如吴县诸生金人瑞等以揭发知县贪暴之事，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斩（萧《史》上，页390），最为惨酷。
[10]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谕，明季野史“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四十一年兵部报天下焚书二十四次，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蒋《录》）。章炳麟《检论·哀焚书》，言宋明人书涉及辽金元者亦加焚毁或删改。
[11] 柳诒徵《文化史》三篇八章结论。又蒋方震序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亦谓：“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借朴学以自保。”
[12] 《定盦文集》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按乙亥即嘉庆二十年。乙丙之际著议第六斥学与治分途，谓后世之儒“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似讥文士与考证家。
[13] 《因寄轩文集》（凡十六卷）“拟言风俗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七选载。
[14] 蒋《录》雍正四年九月及徐珂《清稗类钞》均载查氏江西科场题案。查死狱中。子坐死。家属流放。按查为隆科多党。隆诛后发为诽议乃情理中事，未必为客观之公论。
[15] 蒋《录》雍正七年五月，顺承郡王锡保告发陆作《通鉴论》十七篇，中多诽谤，陆遂诛死。
[16] 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十四年（1668—1749）。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望溪文集》。戴名世之狱，曾以藏《南山集》板牵连。集外文卷六有《狱中杂记》。
[17] 生康熙三十五年，卒乾隆三十八年（1696—1773）。有《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
[18] 生雍正三年，卒乾隆五十七年（1725—1792）。有《汪子文录》。
[19] 生雍正十三年，卒嘉庆三年（1735—1798）。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编修。有《存吾文稿》。
[20] 生乾隆十一年，卒嘉庆十四年（1746—1809）。有《卷施阁文集》。嘉庆三年以馆试上《平邪教疏》。次年上书成亲王陈时事，以“指斥乘舆”戍伊犁。
[21] 生乾隆四十年，卒咸丰五年（1775—1855）。嘉庆举人，官知县。嘉庆六年作《说储》二篇，主变法。
[22] 生乾隆四十五年，卒道光十一年（1780—1831）。道光举人。《因寄轩文集》中有“永命篇”及“拟言风俗疏”。
[23] 生乾隆五十七年，卒道光二十一年（1792—1841）。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
[24] 《汪子文录·绳荀上》。
[25] “准孟中”（与上条均自贺编卷一引）。
[26] 《存吾文稿·民贵》（贺编卷一）。
[27] 世宗引《通鉴论》。此引自萧《史》上，页726。世宗对陆所论封建、人主、相臣、无为、兵制、建储诸端一一驳斥。陆殆同情于诸王，故尤触世宗之忌。
[28] 《望溪文集》卷三。亦见贺编卷九。《集外文》卷二有“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札子”，亦论时务。
[29] 《定盦续集》卷二。
[30] 同上。
[31] 蒋《录》雍正四年九月。
[32] （龚）《定盦集补编》卷四“杭大宗逸事状”谓旨交刑部，议拟死。以侍郎观保言得免，革职归里。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南巡，杭迎驾。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是夕返舍遂卒。按言满汉者实不乏人。如顺康时马世骏及储方庆殿试策，均未获罪（策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萧《史》中页23引）。
[33] 《卷施阁文甲集》卷一。章学诚亦有相近之言论，文集上执政论时务书。
[34] 《定盦文集》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35] 龚氏亦不满意科举。《续集》卷三《干禄旅书自叙》言宰辅大臣多出翰林，而殿试所重者在楷法而已。
[36] 此与顾亭林所见略同。本书第十八章此处注[110] 。
[37] 此与黄梨洲所见略同。本书第十八章此处注[41] 。
[38] 作者斋中藏有近年影印抄本上篇，“七七”事变后失去。兹不能详述其内容矣。
[39] 生乾隆二十年，卒嘉庆十四年（1755—1809）。乾隆进士，官教授。少时曾在扬州词曲馆参预检校词曲中违碍字句。专精五礼，为江藩所称。
[40] 《校礼堂文集》卷一一“十六国名臣序赞”。以下均钱《学术史》页509—510引。
[41] 《校礼堂诗集》卷五“学古诗”。
[42] 同本书此处注[40] 。同卷又有“十六国名臣补赞”。
[43] 《集》三一“书宋史史浩传后”。又《集》五“读宋史”曰：“靖康之时不幸而用李伯纪，绍兴之际幸而不用胡邦衡。”李纲、胡铨皆主战图恢复者也。
[44] 《集》卷三一“书金史太宗纪后”。
[45] 同书卷三一“书元史陈祖仁传后”。
[46] 可阅萧《史》中卷一篇三四—四〇节。魏源《圣武记》卷九、一〇及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亦有白莲、天理等教之记载。白莲教始于元末之韩山童。明天启五年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即其遗党。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九年间王伦刘松等复起。嘉庆十八年李文成、林清起事，改名天理教。
[47] 广东花县人。生嘉庆十八年，同治三年自杀（1813—1865）。
[48] 可阅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民国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记”，页13—20（此译Theodore Hamburg，The Visions of Hung 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kong，1854）。页14谓1836年洪赴试广州遇一西教士穿明朝服装，谓洪曰：“汝将得最高的功名……”稻叶君山《全史》下二，页74引戈登所记亦可参阅。
[49] 洪氏初得之书为梁发之《劝世良言》，中插有《新旧约》之章句。“虽其译文甚为忠实，然因多译自外国方言，又无序言及注解，而秀全与其友等均须自行研究揣摩，因此不免错解其中文义。”（简《记》，页27）洪等“每见书中有全字，则辄以为是指其本名秀全”。如《旧约》诗篇十九篇四节云，“声闻全世”，彼则解为“秀全的世界”（页28）。中国文学单数复数往往不易辨，洪氏每“将本来意指普通各人或全体基督徒的字眼，施用于自己个人身上”（页29）。综观天王之言行，殆近乎心理学家所谓妄自尊大之病态心理（Megalomania）。
[50] 简《记》“天京游记”，页143。此译T. W. 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 （1861）Ch. Ⅲ，Forest原著。按天京中惟洪仁玕为较真之基督徒。西教士或以马丁·路德期之欲其改正秀全等（简《记》，页223）。
[51] 萧《史》上六篇一一六节。
[52] 简《记》页64引。据此则《太平天国轶史》所载洪氏讨满清诏自称弘光帝七世孙为可疑。下文洪斥三合会拜邪神之恶习。此亦太平军异于寻常“教匪”之一例。又太平军喜用隐语，亦秘密社会之通习。
[53] 罗邕、沈祖基辑《太平天国诗文钞》（民国二十年），“李秀成供状”页61—62。
[54] 简《记》，页156。
[55] 稻叶君山《全史》下二，第六十六章。
[56]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此下复数太平军毁孔子、关岳及一切佛道庙宇之罪。全文指摘破坏名教习俗之言约占一半。
[57] 广州美国教士罗孝全牧师Rev. J. J. Roberts，曾至天京，致函友人中有此语，并谓其领袖殆不知政府为何物。陈恭禄《中国近代史》页191引。
[58] 简《记》页154引Forest语。
[59] 外人知清廷腐败，咸丰七年至十年又有英法联军之役，故西人初对太平军表好感，希望此新兴之基督教中国政府能一反清廷之旧习。惟天主教徒及法国政府自始即不同情。可阅陈恭禄《史》一，页66。
[60] 简《记》页103引雅芝牧师《太平军纪事》（Rev. M. T. Yates，The Tai-Ping Rebellion ）。
[61] 《民权主义》第一讲（宣传部，袖珍本，页144—145）。
[62] 癸好三年（即咸丰三年癸丑）奏准颁行诏书中有此檄（萧“丛书”一辑）。
[63] 辛酉十一年重刊时“上帝”均改为“中国”。罗、沈合编《诗文钞》所载即据此本。
[64] 檄文中段列数满洲变乱中国形象、人伦、配偶、制度、语言诸罪。然天王立国后并未一一恢复宋明制度，而颇致力于社会风俗之改革。《太平诏书》（壬子二年刊）中有“原道救世诏”略仿耶教“十诫”举淫邪、不孝、杀害、盗贼、巫觋、赌博、烟酒等六不正，劝人革除。其见于行事者如改历法、设女馆、禁缠足、毁寺院偶像等。以今日眼光视之，得失相杂，恐亦未必真能推行也。
[65] 简《记》，页35—36。
[66] Christendom.太平军指清为“妖”，殆即Heathen之意。按所谓互通交谊，亦近世国际思想之要旨。惟天国之国际知识极浅陋。如西人游天王宫见“太平天国万岁”全图一幅“极奇异可笑”（简《记》，页141—142）。
[67] 人类同为上帝之子孙，故严格言之，人类无贵贱可言，拜天父者即可为友邦。此与王船山认定夷狄在先天上劣于中国者不同。
[68] Theocracy.
[69] 《诗文钞》，页1。
[70] 《天朝田亩制度》（“丛书”第一辑）规定：“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奠祭，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然西人所著《天京观察记》谓此制未行（简《记》，页117—118）。
[71] 《诗文钞》，页6，辛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永安诏。下文又谓天父天兄方可称圣，“自今众兵将呼朕为主则止，不宜称圣”。
[72] 按注[71] 所引，圣主之称似不合。
[73] 《英杰归真》（“丛书”一辑）。太平军以洪、杨诸人方可称王，古代一切帝王皆加贬退，而通常于王字加犬旁（狂）代替原有之王号。
[74] “丛书”第一辑。《太平诏书·原道救世歌》亦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其时狂（即王字）者称上帝，诸侯士庶亦皆然。试看人间子事父，贤否俱循内则篇。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狂私自专。”
[75] 此袭古代教徒之故智，如《旧约·出埃及记》所载。
[76] 《诗文钞》，页145—155，张元济校录本。同书页1—4引《天命诏旨书》十余项，皆起兵至元年间所发。
[77] “丛书”第一辑。亦见陈《史》，页174—175。
[78] 可阅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Excommunication”，pp.678-679。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述论。
[79] 《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及《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
[80]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十四节。参阅《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一—三节，《彼得前书》三章八—九节，《约翰一书》四章七—十二节。
[81] “丛书”一辑。亦见《诗文钞》（惟据张元济本，“醒世诏”作“醒世训”）。
[82] 此段文词朴拙，颇似《墨子·兼爱》。
[83] 此下引《礼运》“大道之行也”至“是谓大同”一段。
[84] 《湘军檄文》谓在太平军中“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以为其灭弃人伦之一例。按此或针对耶稣“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之语（本书此处注[79] ），然以斥洪、杨则未尽允当。盖天国颇重孝道。如《原道救世歌》曰：“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条急自更。”又曰：“孝亲即是孝天地，培植本根适自荣。逆亲即是逆天帝，戕伐本根适自倾。”是其明证。
[85] 《新约·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四十五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中略）内中也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掉了，把所卖的价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86] 《诗文钞》，页5，辛开九月初七日天王在“永安诏”曰：“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今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页7，壬子八月初十在“长沙诏”略同。
[87] 清张德坚等奉命编《贼情汇纂》（今名《太平天国实录》）收集天国文件颇多，未得其行田制之证据，而征税如旧。《诗文钞》页79—80，忠王李秀成供词中有谓：“苏属百姓应纳税粮并未收足。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未深究。”又谓天京被围缺粮，诸王大臣集会时言众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买米。洪姓者出令非洪姓之票不能买，票须用银买。买粮回者加以重税。由此亦可知均平制之未通行。
[88] 朱希祖序，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一辑“天朝田亩制度”。
[89] 癸好三年刻，见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据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藏本印）及萧一山“丛书”第一辑（影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藏本）。
[90]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八“科举”。
[91] 按田亩制度，每五家设一“伍长”（每伍四卒），二十五家设“两司马”，四两司马上设“卒长”，五卒长上设“旅帅”，五旅帅上设“师帅”，五师帅上设“军帅”。每军凡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军帅之上有“监军”、“总制”、“将军”、“特卫”、“指挥”、“检点”及“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