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抗战胜利了，人们“举欣欣然有喜色”（《孟子•梁惠王下》），然须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北平沦陷时期的1941年，余印行词集《霰集词》（“霰集”与“羡季”谐音，“苦水”是“顾随”之谐音）。《诗经》有句云：“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小雅•鸳鸯》）（“相彼雨雪”之“相”，或当是“视”字。）《易经》有句“履霜，坚冰至”（《坤》）与《诗经》二句意同。余当日因汉口被日军占领，惧有他变，因名词集曰“霰集”，意即取《诗经》也。
集中有《临江仙》 [1] 词云：
千古六朝文物，大江日夜东流。秣陵城畔又深秋。云迷高下树，雨打去来舟。
“云迷高下树”，无光明；“雨打去来舟”，落花流水。此南京被日军侵占后之作。又有《江神子》 [2] 词云：
渡过湘江行更远，千里路，万重山。
此亦是感慨之词。集中《灼灼花》 [3] 有句：
纵相逢已是鬓星星，莫相逢无计。
此余最得意之语。此二句前有“南望中原，青山一发，江湖满地”三短句，乃是借思念南下之友，自叙故土收复无望之慨。《临江仙》 [4] 之“伊人知好在，留命待沧桑”，同是渴望收复失地之意；而《虞美人》 [5] 中“飞花飞絮扑楼台。又是一年春尽、未归来”，亦是对收复沦陷区失地的渴望。余之词，抗战以来，希图国家好，中国打回来，收复沦陷区，但几乎绝望，且恐己年之不待。
陆放翁之《示儿》云：
死去元知万事空，所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此是放翁好诗中之一首，写得真悲哀！（余近日有《病中口占四绝句》 [6] ，第二首有“病骨支床敌秋雨，先生亲见九州同”句。）此诗个个字皆响。“所”，或作“但”，响。“九州”，中国代名词。
陆游死时年八十余，是诗人中最长寿者（中国诗人不是自杀便是被杀，很少活长的），六十年万首诗。陆游不但写诗，且写文、做官、做事……可见其精力充足之极。
豪气，少年人皆有豪气。但只恃豪气不可靠，精力可恃，豪气不可恃。放翁诗有豪气，然此首诗不以豪气论，乃精力。
放翁之诗有时太恃豪气，如：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书愤》）
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绝，断也。）
（《夜泊水村》）
此种诗往好处说是豪气，往坏处说则是书生大言。此固非完全要不得之诗，然此种豪气不可恃。不过，放翁豪气可佩服，有真气。其《示儿》诗尚有豪气，故言其有精力。
中国历史上之南渡有三：一晋（“五胡”乱华）、二宋、三明（昙花一现而已），三次南渡都未能北归。此次抗日战争南渡却回来了，打破以往之纪录。（《正报》第一期有俞平伯 [7] 《南渡归来以后》。）我们受过未曾受过的苦痛，但也见到了中国历史上未有的光荣，故如孟子所言之“举欣欣然有喜色”。
“爱国”二字，因说得太多，现在说的都不爱说、听的也不爱听了，因为说得都烦了腻了。一切口号、主义，若不能日新，苟日新，又日新 [8] ，总是那么一套，此并非过时，而是不新鲜了。
厌故喜新，人之常情，此是人之短处，然也是没有办法之事。如人生有死，是人之悲哀，亦是无法。人生有许多无可奈何之事，如人之喜新及人生必死是也。对此缺陷无法补救，应将短处发展成为长处，将此缺陷弥补起来。如人在一生的短短几十年中，好好地活着，做一有用之人即是弥补。必死是不能校正，唯有弥补一途。
再如自私。无一人不自私。（去想一种高深之道理，做一件平常之事，皆自私。如冬日脱己袍与人，此种事极易做，然己必冻死，人不肯做，此即自私。）自私亦可发展成长处。一个大学问家想出极高深之道理，也是自私，此种自私是由短处发展成长处。小儿着新鞋，必高兴，再与之换旧鞋，就不肯，此已厌故喜新了。但人若无厌故喜新之心理，则人类之文化不会发生，个人的学问也不会长进。
爱国亦是自私的。如德国，拼命摧残别国之文化，毁坏他国之建筑，而爱其自己之国，此亦自私。此种自私之范围较大。世界未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时，爱国仍然是一种口号。如果世界大同，则只需爱人不需爱国，爱国口号就不存在。
爱国应从何爱起？若是别人所教之爱，则非真正之爱。如小儿之爱其父母兄姊，并无人给其讲道理，此种爱是天性。（说坏一点儿，则是传统之习惯，是由依赖性养成的。此说未免近于冷嘲。冷嘲[cynic]。）爱国是后天的，是人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人为是勉强的，勉强久之，习惯成自然，爱国也成了天性。爱国之情绪（爱国之思想）的养成与发生，必得努力发现本国之可爱 （此如机器，催动机器非用热不可），尤其要紧的是视我国比任何国都可爱（但不要成为狂妄）。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真的爱，是从心里生出的爱。爱国，爱国须努力发现自己国家之可爱，爱国之情绪始可热烈浓厚，而且持久；否则，空口说爱国，是从别人处听来的，或是从书上看来的，不能持久。纳粹民族是狂妄的，只爱自己，摧毁别国。
日本入侵，中国节节败退。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胡适《自信与反省》） [9] 说此种话的人，先不必说其病狂丧心，他实在是伤心。因见中国亡国的条件俱备而有此言，故语是伤心之语，人是爱国之士。批评其为病狂心理的人，必是卖国贼。此种人不知黑白、是非、善恶，其卖国不是恨或爱自己的国，乃是自图富贵，此种人真是丧心病狂。如囤积家亦是病狂丧心，只要自己发财，不管别人死活。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之话的人，是求爱而不得所爱，此是最大之悲哀。如两性间之失恋而自杀，亦是此理。由求爱而不得所爱，是由希望而绝望。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绝望之呼声，是爱国志士之呼喊。但吾人不必如此，应努力发现我国之可爱处，然后始能真正的爱。（朋友之情亦如此。）
“什么是中国爱‘和平’？是没出息！” [10] 鲁迅此言亦是绝望之呼声，是恨国人没出息，希望中国强起来。
敌人使我们保存了旧习惯与旧道德，此易引起我们之反感，因为已失掉我们之自由与意志。
一人对于一件事物发生之关系太久，必有恋恋不舍之情。如伺候病人一二年，此病人忽然死去，则觉无聊。人就如此可怜。
心慈，如耶稣之博爱、释迦之慈悲、儒家之仁。人之为万物之灵，皆在“慈”。软，则是没劲。“砍去脑袋，碗大疤瘌，二十年后又是这么高的汉子！”这真叫“穷凶极恶”，然真有劲，是“真命强盗”之语。美与善无所不在，要在如何去看。如看其“穷凶极恶”，则一方面无美善可言；然在另一方面，则是至死不变，强极！《中庸》所谓“强哉矫”（十章），即至死不变者。
看人、看朋友之真伪，须于处困难（逆境）时见之。中国国民是“球体”，常言“少生气，多养力”，“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且一个人养尊处优、风平浪静（此种人有“福”），很难见其好坏。处逆境，始见真人，始见真本事。看朋友在生死关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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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江仙》(1937)：原作见《顾随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2] 《江神子》(1938)：原作见《顾随全集》卷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3] 《灼灼花》(1938)：同上书，第152页。
[4] 《临江仙》(1939)：同上书，第154页。
[5] 《虞美人》(1938)：同上。
[6] 《病中口占四绝句》(1945)：同上书，第462页。
[7] 俞平伯(1900—1990)：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精研中国古典文学。
[8] 此当为顾随之仿句。《礼记•大学》引《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9] 胡适《自信与反省》：“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此文发表于1934年6月3日《独立评论》第103期。
[10] 鲁迅《华盖集•补白》：“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