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开头第一句话，即《原道》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就提出文德。这个文德称为大，大到包括两方面：一是“道之文”，一是“自然之道”。
先说“德”包括“道之文”。这个“德”指什么，即韩愈《原道》里讲的“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所以说“与天地并生”。有了天地，就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即有天地的色，天玄地黄，即有天地的形，天圆地方（这是古人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了一样东西，即有它的形状和色彩，形和色是每样东西本身所具有的，即“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即刘勰在《情采》篇里讲的“形文”。讲到形文，《原道》里又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里他又举龙凤虎豹本身所具有的色彩，这里也包括形体，即兼指形和色；又举出云霞花朵的形和色，说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形和色，是自然形成的，即是形文。《情采》里又讲到“声文”和“情文”，即《原道》里讲的：“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声发则文生矣”。风吹林木发声，泉水激石成韵，这是声文。有林籁就有声，有泉石就有韵，这也是林籁泉石本身所具有的，这也是文之为德，是属于声文的。《情采》说：“二曰声文，五音是也。”这里含有声音像竽瑟、球锽那样的具有音乐美的，才成为声文，不是杂乱的噪音也能成为声文；这也就会有上面说的形文，要具有美的形色的才能成为形文。《原道》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有了心思，即有了思想感情，即要用语言来表达，有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就有文。《情采》说：“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性指仁义礼智信。他称为情文，又称五性，说明只有能表达思想感情，又是合于五性的，才是情文，即对于文的内容的要求。这种情文，即指这种思想感情，本于人的性情所发，是自然形成的，即属人的性情本身所具的，也是文之德。文有这三种，即形文、声文、情文，有形即有形文，有声即有声文，有情即有情文。文是形、声、情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就是文之为德，所以这个德是指属性。
再说“德”包括“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既指心生、言立、文明，出于自然，也指文的功用。《原道》说：“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指出文的功用，可以表达元首的志趣，可以进陈贤臣的谋划，可以记载大的事业，可以歌颂大的功德，可以显示忧患，宣扬美好的事业，即属于礼乐教化的功用。这个德指功用说，所以说孔子“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类文章，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可以启发人的知识，即指文的功用。
刘勰讲“文之为德”，为什么要从形文、声文、情文的属性讲起？为什么又要结合礼乐教化的功用来讲呢？这跟他的文论有关。他的文论，主要是讲骈文，讲骈文就要讲究对偶、声律、辞藻、情理。他讲形文，即讲形和色，这跟骈文的讲究对偶辞藻相应；他讲声文，跟骈文的讲究声律相应；他讲情文，跟骈文也要讲情理相应。他认为形文、声文、情文都出于自然，即认为骈文的讲究对偶、声律、辞藻、情理也是出于自然，这样讲可以抬高骈文的地位。他讲“文之为德”，就提到“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即举天玄地黄，天圆地方，这里就有对偶，也有色彩；又举“日月叠璧”，“山川焕绮”；“龙凤藻绘，虎豹炳蔚；云霞雕色”，“草木贲华”，这里既有对偶，又有色彩。这一切正以骈文讲究对偶、辞藻说的。又讲“林籁结响”，“泉石激韵”，正以骈文讲究声律说的。他讲情文，正如在《情采》里要讲究情理说的。他认为形文、声文、情文都本于自然，这样来讲“文之为德”，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他对骈文的要求。就形文说，他在《丽辞》里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认为对偶是自然形成的。但他也指出，“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认为意思完全重复的两句对偶，成为多余，这就要不得了。即骈文的对偶，要出于自然，又是必要的配合，反对不必要的重复。再看辞藻，他在《情采》里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认为文采有两种：一种像花粉胭脂，用来美容，是外加上去的；一种是容貌本来是美的，加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笑一盼，发生光彩，这种文采是本身所具有的，不是外加上去的。文章的文采也有这两种：一种是用辞藻，像搽粉点胭脂；一种是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发自性情，具有光彩。他推重的是这种发自性情的文采，因此批评“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认为堆砌辞藻，对于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受到掩蔽。这就接触到情文，即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确有积愤要发泄，发自性情，这样的为情造文是好的。至于“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有的人热衷于高官厚禄，却空泛地歌唱田野的隐居生活；有的人一心牵挂着繁忙的政务，却空说世外的情趣，不表达真实的心情，讲假话，就不行了。他讲声文，在《声律》里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迭”，“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认为声音有飞扬和下沉两种，音响有双声和叠韵两种。配合得不合适，念起来就像文章家的口吃。他讲声律，就要使文章的音节配合得当，有声韵之美。这样，他讲“文之为德”，讲形文、声文、情文，就是要求骈文写得自然，有真实的思想感情，有声韵之美，这是一。他这样做，也要纠正当时文风的浮靡讹滥。浮靡指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不符合情文的要求。讹滥指文体不正，堆砌辞藻，不合形文声文的要求，这是二。结合这两点来看，他讲文之为德，德指文的属性，即提出形文、声文、情文的写作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形文、声文、情文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即是文之属性。这是从骈文的创作上提出来的要求，符合这样的要求，既可创作出优秀的骈文，也可纠正当时文风的浮靡讹滥了。在纠正当时文风的浮靡方面，他又提出文的功用来。
他讲“文之为德”也指文在礼乐教化上的功用，这是跟《征圣》、《宗经》结合起来的。他认为当时的文风浮靡，即内容不充实，所以要用《征圣》、《宗经》来作补救。在《征圣》里，他提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即把文跟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结合起来，用文来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的成就。这样的文章，就有充实的内容，可以纠正浮靡的文风。他讲《宗经》，提出“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他提出这六个要求，既是写作的要求，也是跟纠正当时浮靡的文风结合的。六义要求情深义正，即在表达情理上，需情深理正，这是对情文的要求。要求事信文丽，这是对形文的要求，形文讲究对偶辞藻，对偶需用事，求事信；辞藻需文采，讲文丽。风清体约，是情文、形文、声文的共同要求。再说当时文风浮靡，即缺乏情深、义正，加上事诞文淫，得不到风清体约。做到六义，再用文来反映政治教化、事迹、修身，才能用文来起到“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即发挥文的功用了。
刘勰讲“文之为德”，既和情文联系，要求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又和《征圣》、《宗经》结合，提出情深义正。这就使人想到《论语·宪问》说：“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有德者的话是从肺腑中流出的，是表达真实感情的，是修辞立诚的。刘勰讲“文之为德”，在这方面有没有发挥呢？有的。他在《诸子》里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这里他首先提出立德，其次才是立言。他又提出名德来，接着讲文章，要与日月争光，一定要跟立德结合。《时序》称：“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说明周文王的德教，使得《周南》的民歌反映人民虽勤劳而不怨，把德教和民歌结合。
在文德和写作结合上，刘勰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发挥呢？他在《论说》里讲：“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要分别是非。“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立论一定要合理，事和理配合得没有一点裂缝，文辞同思想完全一致，使敌人无隙可乘。“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指出议论像劈柴，要按照木柴的纹理来劈。斧子锋利地不顾纹理把它从横里切断，口才好的强词夺理来自圆其说，看文字虽讲得巧妙，考求实际就识破是荒谬的。这里讲辩论要讲道理，不能以势压人，不能强词夺理。又反对陆机在《文赋》里讲：“说 烨以谲诳”，即说要有光彩而用权诈欺诳。他认为说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即对当时有利，意义正确，有利于完成任务。
这样看来，刘勰讲的“文之为德”，就德作为属性讲，讲到形文、声文、情文，即写作要讲究文辞的形和色，讲究文辞的音节美，讲究文辞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性。就德作为功用讲，写作要反映政治教化的功用。就德作为道德讲，写作要讲道理，要献可替否，还要讲正义，培养正气。这样看来，刘勰讲文德是比较全面的，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