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中体大思精之作。他在《序志》里讲到文学理论的关键部分，称做“文之枢纽”。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就是说，他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说成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关键。他的文学理论的关键究竟讲些什么？这些关键同他讲的文学理论的关系怎样？这些关键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下面想来谈谈这些问题。
一、为什么要“原道”
文之枢纽首先是讲《原道》。论文原道是什么意思？早在刘勰以前，荀子、孟子、扬雄等也都讲过“道”，主张效法圣人。“原道”、“征圣”、“宗经”的含义，扬雄已提出来了，但扬雄不是讲文学作品。用“道”来讲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是刘勰。刘勰的“原道”、“道”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原道》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即最早的人文是从“太极”来的。天地未分，混沌之状谓之“太极”，由“太极”而分天地。天地还没有分，怎么有“人文之元”呢？原来他认为最早的“人文”，是从“神理”来的。从太极到分为天地，也是神理造成的。有了天地就有天地的形体，就有天玄地黄的颜色，这些形体和颜色就是文。不过那是自然界的文，还不是“人文之元”。刘勰认为最早的“人文”像神话中的黄河出图、洛水出书，也是神理造成的，同太极分为天地是神理造成的一样，所以他说最早的“人文”也是神理造成的。所谓神理也就是道。这个道是客观唯心主义。这样讲自然是不对的。
那他讲“道”又有什么意义呢？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发展到魏晋时代，要讲文采，具体说来，就要讲究辞藻、声律、对偶。刘勰作为文学理论家，就想为文学作品为什么要讲究辞藻、声律、对偶找出一个理论根据来，他提出原道，就要从“道”里找理论根据。他从自然界中来找根据，认为像凤凰虎豹都有文采，这是作品要讲辞藻的根据；泉水激石有音节，这是作品要讲声律的根据；像天和地、日和月、龙凤和虎豹都是对偶的，这是作品要讲对偶的根据。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他认为作品既要讲究文采，又要写得自然，反对做作。要写得有辞藻、声律、对偶，又要写得自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当时讲自然很重要。但是凤凰的文采，泉水的音节，天和地、日和月的对偶都是自然造成的，因此他讲“道”，就是要替作品写得自然找理论根据，提出“自然之道”。这是又一方面。还有，他要求作品写得有内容，要充实，要写“业峻鸿绩”、“勋德弥缛”，要“精义坚深”，即要写重大的事业，写大功德，要意义确实精深。这些，他也归到“道”上，他认为圣人认识道，所以能写出那样充实的作品，用来反对当时文体的讹滥浮靡。这是又一方面。就这三方面说，他讲“道”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是有积极作用的。
不过他这样讲也有缺点，比方他从自然界中去找文采、声韵、对偶，用来说明文学作品的需要辞藻、声律、对偶，认为作品中的辞藻、声律、对偶也都是自然形成的。这样说，就有问题。有语言才有文章，语言有质朴的，有华采的；有讲究声律的，有不讲究声律的；有对偶的，有不讲对偶的。一般说来，在语言中，质朴的、不讲究声律的、不对偶的，比较多，那是符合语言的自然的。句句要求讲辞藻、声律、对偶，反而不符合语言的自然，是靠人工造成的。有谁讲话，句句要求用辞藻，讲声律、对偶呢？因此，他要求作品要讲究辞藻、声律、对偶，是当时文学发展的要求。他认为这些要求像虎豹的文采、泉水的音节、日月的相对一样，都是天生的，合乎“自然之道”，是不确切的。还有，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跟自然界的事物是两回事，用自然界的事物来比附，也是不对的。刘勰原道论文虽有这些缺点，但就上面列举的几个方面说，还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
在讲“道”时，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即认为圣人懂得道，道通过圣人用文来表达出来，圣人用文来说明道，这就提出“因文明道”来。这就从《原道》转到《征圣》。把“明道”和《征圣》、《宗经》结合起来，《征圣》的圣人既然是指孔子，《宗经》的经书又是指五经，所以有人认为刘勰所说的“道”是儒家的道，这是一种片面的解释。刘勰讲“自然之道”，这个“道”来自道家，不是来自儒家。儒家是讲仁义之道。刘勰讲的道，不光有儒家之道，也有道家之道。《诸子》篇认为诸子都符合道，“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诸子“身与时舛，志共道申”。因此，“道”的内容极广泛，无所不包。儒、道、墨、名、阴阳等诸子百家都入道，不光儒家的仁义才是道。
韩愈提倡的“道”是儒家之道，因此他既反佛家，又反道家，这与刘勰不同。《论说》篇谈到儒家崇有、佛家贵无，他认为执著于“有”或强调“无”都是片面的。“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于正理。”最正确的是佛家：“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儒家“崇有”，讲实在的；道家“贵无”，主张无为，一切听其自然。佛教的般若，要破除有，也要破除无，想超越有无。刘勰认为佛教最高。这样说也是不正确的。在崇有贵无问题上，还是崇有正确。在这里，只是说明刘勰的所谓道，不是专讲儒家之道。那么他在《原道》里为什么不讲佛教之道呢？因为他是为论文而讲道，他认为讲文学创作，不能讲佛教之道，所以他只讲《宗经》、《诸子》，不谈佛经。这是因为佛经的文字，同他要求的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文辞不同的缘故。
不讲文学创作，那么刘勰还是把佛教看得比儒家、道家还高。他这样讲道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当时的封建王朝要用儒家的礼制、法家的法制等来统治国家，但也要利用道家和佛教。从封建统治者看来，它们对于欺骗、麻醉人民以巩固统治也有用处。凡是封建统治者需要的，刘勰也同样认为必不可少。刘勰在《诸子》里只反对法家的“弃孝废仁”和名家的“白马非马”。因为封建统治者需要法家的法制，但不要法家的“弃孝废仁”，他们认为仁孝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对巩固统治有利。封建统治者对于名家的正名也要，但不要“白马非马”，因为这会把名和实搞乱，不利于它的统治，所以刘勰反对“弃孝废仁”和“白马非马”。刘勰讲的“道”既不专讲儒家的道，那他为什么要讲“征圣”、“宗经”呢？为什么要提出向圣人、经书学习呢？原来，刘勰认为向圣人和经书学习可以在写文章时达到“六义”：感情是深切的而不是虚伪的；风格是清新的而不是杂乱的；事实是真实的而不是歪曲的；意义是直率的而不是隐晦的；文章是精练的而不是浮靡的；文采是美丽的而不是虚夸的（《宗经》）。他的“宗经”，提出向经书学习，即是从感情、风格、事实、意义、文体和语言六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写作要求。因此所谓“宗经”，不是指用儒家经书的思想来写作，而是提出具体的写文章的要求。刘勰没有提倡用儒家思想来进行写作。
《诸子》篇说，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发表学说，进行争鸣，都是自己开辟一条道路，谁也不依靠谁，儒、道、名、法、阴阳各家都互不依靠。到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汉以后的作家写文章，都依靠儒家思想，自己不开辟新路，因人成事，文章的力量就慢慢地衰弱了。依靠某一种思想，文章就差；而独立思考，文章就好。“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这话是说得很中肯的。《时序》篇说，东汉文章，受儒影响大的，成就就低，不谈也罢。“文章之选，存而不论。”又说，东晋时道家思想泛滥，作家用道家思想来写作，不能真实反映时代，“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处在乱世，文章写得像太平时那样。可见他也反对用道家思想来写作。提倡“宗经”，又不主张用儒家思想来写作，提倡“自然之道”，又不主张用道家思想来写作，这是懂得作品要求创造的道理的，具有辩证观点。提倡“宗经”，是要向经书学习，从而达到写作上的“六义”。对刘勰的“宗经”，应当作这样的理解。认为“宗经”就是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他在《论说》里赞美著名的论文，称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就是不依靠儒家或道家，是独立思考，有创见的，文章写得有锋芒的，内容精密的，这是他懂得作品要求独创的话。就拿他宗经的“六义”中的第一条看，是“情深而不诡”，感情要真实深切地表达出来，不弄虚作假。这很有道理。为什么大家喜欢读古典文学名著呢？就因为一些古典文学名著中所抒写的感情是真实的，如《红楼梦》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感情真实而且深切，自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了。
二、从《征圣》到《辨骚》
这里就接触到他的《征圣》，《征圣》是向圣人学习写作。写什么呢？“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情欲信”，这是一方面。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情，真实地用文辞表达出来，不要说假话。“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从政治教化到事迹，到个人的言论行动，都要讲究文，实际上就是文章要写得有内容，内容包括政治教化到具体事件，到个人的言论行动，不要说空话，这是又一方面。这两方面都要求写得有文采，提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就是要写出有思想的，有真实感情的，有文采的作品。再说得具体一点，向圣人学习什么呢？“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他认为圣人用文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文辞来记载事件，有四种手法，就是“简言”和“博文”，即详和略；“明理”和“隐义”，即隐和显。要学习或详或略、或隐或显的写法。他进一步说明这四种手法适用的场合，要懂得“繁略殊形，隐显异术”。可见他讲的向圣人学习，不讲用圣人的思想即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只讲写作要有内容，表达出真实的感情，要学会详略隐显四种手法。这同《宗经》的讲“六义”，提出写作上的要求是一致的。
那么《正纬》又讲什么呢？“通儒讨核，谓起哀平”，纬书是西汉末期哀帝、平帝时产生的。可是有一种说法，纬书是配经书的，也是圣人创作的。他既要征圣宗经，那就要说明对待纬书的态度，所以《正纬》只是《征圣》、《宗经》的一点补充说明，指出纬书不是圣人作的，不是配经书的。那么从写作角度看，纬书有什么可取呢？他指出纬书里面有不少神话传说，这些吸收到创作里去，“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从这里看来，他认为从写作角度看，这种神话传说还是有用的，可以吸收到创作中去，增加作品的“事丰奇伟”的色彩。
“文之枢纽”的最后一篇是《辨骚》。刘勰不把《楚辞》放在文体论里作为一种文体来研究，把它放在文学创作的关键来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他在《辨骚》里，认为《楚辞》既有和儒家书符合的地方，也有不符合的地方。符合的地方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不符合的地方，是“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刘勰对这两点的看法，只是说《楚辞》里运用的神话，“异乎经典”，即跟经典不一样。刘勰在《诸子》篇中指出，殷代的《易经》——“归藏”，也讲了许多神话故事，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类。而《易经》是儒家的经书。他并没有否定《离骚》的这类描写，他只是认为《离骚》与经书的说法有异而已。指出有异之处，不等于贬低或否定。
刘勰还说屈原心胸比较褊狭，所以才会“从子胥以自适”，即自沉汨罗江；《招魂》写男女混杂，长夜宴饮，这是“荒淫之意也”。这两点确是刘勰对《楚辞》有所批评，不过他这样批评是不对的。屈原并不褊狭，他自沉汨罗，出于强烈的爱国感情，是对楚襄王君臣误国所表示的抗议，刘勰不理解，作了错误的指责。至于《招魂》写男女混杂，长夜宴饮，这是由于楚怀王被秦国扣留，是招楚怀王的魂，所以描写楚王的宫廷生活，刘勰的指责是不确切的。
刘勰指出异乎经书的四事是不是贬低《楚辞》呢？他指出这四事是“夸诞”，因此说《楚辞》“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是说《楚辞》的体制有效法经书的部分，也有夹杂战国的风气，不如《诗经》的纯正，是辞赋的杰作。指出《楚辞》有同于经书的部分，是指它的继承说的；指出它不同于经书的部分，夹杂战国风气，是指它的变化说的。说它不如《诗经》纯正，这是他的宗经思想在起作用，但终于指出它是辞赋中的杰作，是指出它的变化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他在《时序》里指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所谓“风杂于战国”，就是“出乎纵横之诡俗”，正因为它夹杂了战国的风气，才使它不同于《诗经》，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辞赋的杰作，称为“笼罩雅颂”，指把《诗经》盖罩了。那么刘勰从宗经的角度看，认为《楚辞》不如《诗经》纯正；从文学的发展看，认为《楚辞》超过了《诗经》。这种超过，是不是仅仅《楚辞》的文采超过，还是包括它的内容呢？他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里指出“轹古”即压倒古代的作品，也就是“笼罩雅颂”，盖罩《诗经》的意思。指出“气往轹古”，这个“气”就是《神思》里说的“志气统其关键”，《体性》里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是“性情所轹”，同各人的性情有关。上面又指出“哀志”“伤情”，“放言之致”，“独体之才”，“气”同“情”“志”“才”联系起来，可见是包括《楚辞》的思想内容说的。
刘勰不是指出《楚辞》里有“荒淫之意”、“狷狭之志”，是“夸诞”吗？难道对这部分也肯定吗？这部分大概就包括在他说的“哀志”“伤情’”里面，同经书不一样。不过刘勰从文学发展看，他认为这部分属于辞赋的杰作，并不否定。上面指出，刘勰对作品思想的要求，只是反对“弃孝废仁”和“白马非马”的诡辩，那么这些哀志伤情，虽不合于经书，但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容许的，所以他极力赞美《楚辞》。
这样，刘勰从《原道》到《辨骚》，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要说明什么问题呢？除去其中不正确的部分外，他要说明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在《原道》里，要替当时文学作品的特色，即讲究辞藻、声律、对偶找出理论根据，强调自然来反对矫揉造作，强调内容充实来反对浮靡的文风，提出用文来明道的主张。他强调辞藻、声律、对偶，是适应六朝时崇尚骈文的特点。从文学创作看，作品还是要求写得有文采，写得语言流畅，有节奏，便于朗诵。那么他强调文采、声律，还可以借鉴；再像作品要写得自然，要有内容，也是可取的。
在他的《征圣》、《宗经》、《正纬》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不赞成按照一家的思想来写作，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是他懂得创作规律的看法。创作要求创造，要求独立思考，不该照现存的思想来写作。不是结合实际，刻苦钻研，有创见，而是照现存的思想来写作，很难创作出杰出的作品来。但这样说，并不和《征圣》、《宗经》矛盾，还是要从前人的创作成就里吸取经验。《征圣》、《宗经》不是照圣人的思想来写作，是吸取圣人和经书在写作上的成就。这些成就，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要把自己的情志真实而充分地表达出来，不说假话，不掩饰，又要写得有文采，还要讲究各种写作手法，对写作提出各种内容、文辞和风格上的要求。这样的《征圣》、《宗经》，包括《正纬》，还是可以借鉴的。
从文学发展看，像《南齐书·文学传论》讲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要讲新变。刘勰就通过《楚辞》来研究文学的新变，所以说“变乎骚”。他分别《楚辞》有同乎经书的，主要是讲它的有所继承；有异乎经书的，主要是讲它新变。这种新变一定要同它的时代结合。他正着眼在《楚辞》同战国的纵横诡俗的联系，注意它的特色，看出它的超越《诗经》。像这样看到文学的新变，赞美这种新变，探讨造成这种新变的原因，也是值得借鉴的。
刘勰对文学创作关键的看法，是他的文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同他的创作论、批评论、鉴赏论密切相关。这里只是一点粗浅的说明，对这个问题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