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理论上，第一个有系统地提出原道、征圣、宗经的，当首推刘勰。刘勰以前的《淮南子》已经提出原道的命题，扬雄已经主张征圣、宗经，不过他们都不是从“文”的角度来提的，从“文”的角度来提，刘勰算是第一人。所以纪昀评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指《原道》）。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我们知道魏晋时代的文学论，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他们都偏重艺术，没有接触到道。到梁萧统的《文选》，表面上尊重儒家经典，实际上是把它划在“文”以外。刘勰生在齐梁时代，何以能够违反时代风气，论文而提出原道的主张呢？他的原道主张是针对什么而发？在当时有什么作用？他提出原道、征圣、宗经，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韩愈也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却掀起了一个古文运动，革除了华靡浮艳的文风，这又因为什么？作为古典文学理论，韩愈原道、征圣、宗经的主张，对我们说来，似乎不如刘勰的主张更值得借鉴，这又因为什么？
刘勰论文，首先提原道，这显出他的识见高过陆机，也高过萧统。从西晋到齐梁，文学作品讲究辞藻、对偶、声律，趋向华靡。作为文学理论者，陆机和萧统在这方面认识是不够的，所以他们都不曾自觉地提出纠正的主张。刘勰就不同了，他看到了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识地提出挽救的主张来。他不仅在《序志》篇里明白地指出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并在《通变》、《定势》篇里均指出了这种毛病。针对“文体解散”的毛病，他研究文体的源流演变；针对浮诡讹滥的毛病，他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通变》）。因此，他的征圣、宗经，是有为而发，是针对当时文学创作上的弊病而提出的挽救的主张。
刘勰提出原道的目的已如上所述，所以纪昀评道：“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勰的原道，是要提出自然来反对写作上的矫揉造作。他说：“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自然界的一切文采都是自然生成的，因此文学创作也该任乎自然，所以他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同上）在写作上，“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神思》）。文思的酝酿也要等它自然成熟，不要劳情苦虑。“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自然之趣也。”（《定势》）根据怎样的思想内容来确立体势，也要顺乎自然。由于各人个性不同，因而造成各种不同风格，“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那么，风格的形成也要顺乎自然。原道而提倡自然，比较接近道家的主张。《韩非子·解老》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这种理论同其认为龙凤藻绘、虎豹炳蔚的文采乃自然生成的看法是一致的。
刘勰在《原道》里主张自然，接近道家，那么他的所谓道是指什么呢？他的“原道”又同“征圣”、“宗经”结合着，他所说的圣和经都指儒家，要是说他所说的道接近道家，那不是同征圣、宗经的主张相矛盾吗？刘勰在《原道》里，一开头就提出人类未生以前的“道之文”，那就是天玄地黄，日月叠璧，山川焕绮。这个道是指人类未生以前的自然界的道，这个文是指自然界的各种色彩纹理。接下来讲“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从言到文，是自然造成的，这个是人类社会自然演变而成的道，不是指儒家或道家的道。再下来讲人文，认为“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先有个自然生成的神理，这种神理通过河图洛书等表现出来，圣人再依照河图洛书来创造八卦九畴。河图洛书是自然生成的。这里带有宗教的神秘色彩，主要是说明文也是自然造成的。“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自然界和社会的道靠圣人用文来阐述。这样看来，刘勰所说的道，是指自然界和社会自然构成的道，不是指某一学派的理论。由于他主张自然，所以他的所谓道比较接近道家。
可是他在《宗经》里又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个经是儒家的经典，这个至道是指儒家的道。他的“征圣”是征信于儒家的圣人。那么，讲到文的本源，他主张源本自然之道，即按照自然之道来写。他又主张征圣、宗经，遵守儒家之道，这不成了矛盾吗？既然要遵守儒家之道，那就得排斥和儒家不合的诸子学派。可是他又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诸子》）。承认诸子也入道，这个道似乎又不是儒家的道了。原来刘勰的宗经、征圣，主要不是要求按照儒家的理论来写，也不是要求模仿儒家经典的语言来写。他说：“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诸子》），把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相提并论，并没有排斥其他各家、独尊儒家的意思。那么他何以又要征圣、宗经呢？原来他的征圣、宗经，不是由于道的需要，是由于文的需要，他的原道也是由于文的需要。他的谈道除了提出自然来反对矫揉造作外，还有替齐梁文讲究辞采声律找理论根据的作用。所以《原道》一开头就讲“玄黄色杂”，“山川焕绮”，再举龙凤虎豹、云霞花草的文采，再讲林籁泉石的音韵，说明自然界的“道之文”是有色彩声韵之美的，那么齐梁时代作品讲究文采声韵是符合于“道之文”了。他的征圣、宗经，也由于文的需要。因为各种文体都是从儒家经典中演变出来的，要研究文体就得宗经。儒家经典里还保存着各种不同内容的不同写作方法和不同风格。这些，都是其他诸子所不及的。当然，刘勰认为儒家思想比其他诸子正确，这也是他要宗经的一因，但这点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在于写作上的需要。所以他的征圣，主要是认为圣人的语言，“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征圣》），具有简练、繁博、明显、隐约四种不同风格可供学习。他的宗经，认为《易》“旨远辞文”，“《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章条纤曲”，“《春秋》辨理，一字见义”。各种经书是由于不同内容而建立不同体裁，“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更重要的是“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这样征圣、宗经，完全着眼在写作上，着眼在怎样学习抒情、述义、叙事，以及在风格、体裁、文辞上用功夫，以纠正诡诞、芜杂、邪曲、浮靡等毛病。
这样来讲原道、征圣、宗经，并不要求按照儒家的道来写作，所以原道而不妨提倡自然，不妨兼采诸子；也并不要求在语言上模仿儒家经典，所以征圣、宗经并不妨碍讲究“声律”、“丽辞”、“情采”。换言之，即征圣、宗经而并不妨碍写骈体文，这是刘勰同韩愈完全不同的地方。
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韩愈的“原道”，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来辟佛老，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不着重在文上。韩愈谈文，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在内容上要依照儒家的思想来写作，在语言风格上学习《尚书》、《春秋》、《左传》、《易》、《诗》，下及《庄子》、《离骚》、《史记》、司马相如、扬雄，就是从古人的书面语言中（这些书面语言主要是散行文字），摸索到一种融化古代语言而又比较接近唐代语言的唐代散文。这样来宗经、征圣，从思想到语言同刘勰的主张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他写《平淮西碑》，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李商隐《韩碑》），还不脱模仿儒家经典的痕迹；他写的更成熟的作品就成了继承儒家经典著作的散体文传统，创造性地完成了唐代散文，用来纠正浮华靡丽的骈体文。
刘勰和韩愈同样看到南朝文学的缺点，同样要纠正这些缺点，同样主张征圣、宗经。在建立文学理论上，《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不是韩愈论文的文章所能及；就改革六朝浮靡的文风，开一代风气说，韩愈的成绩却远远超过刘勰。这是由于刘勰还要维护讲究对偶、声律、辞藻的骈体文，只是要求从儒家经典中吸取一些抒情、述义、叙事等方法以及各种艺术手法来矫正骈体文的缺点，并不要用经典的散文来改换骈文，由于经典的散文和骈文在语言的运用上颇有不同，这就使他的学习经典不是学习语言文字，而是注意学习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等方面，这就使他在创作理论上有所发挥，但不能在创作实践上开创一个新局面，即他的《文心雕龙》也还是用齐梁的骈文来写的。韩愈既主张遵照儒家的道来写作，又主张学习经典的语言而使之唐代化，这就使他的创作和齐梁以来的骈文不同，他在创作实践上有新成就，能够开创一代风气。他又能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具有号召力，所以能够掀起一个古文运动。
韩愈的原道，提倡儒家的道统，在当时有它的进步意义，而现在，这种理论已经失去它的时效了。可是刘勰的原道，提出写作要求自然，反对矫揉造作，要求作品有文采声韵之美；他的征圣、宗经，不要求学习儒家经典的语言，而要求学习儒学经典的各种抒情、述义、叙事的表达手法，学习各种体裁、风格、艺术技巧，就这方面说，对我们还有借鉴作用。因为我们今天借鉴古典作品，主要是在各种艺术手法上。刘勰的征圣、宗经，正是着重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有他理论上的成就，所以更值得我们参考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