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文心雕龙》研究会上，承王元化先生惠赠大著《清园夜读》，深受启发。王先生在《熊十力二三事》中称：“十力先生在治学方面所揭橥的原则，一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最为精审。我自向先生请教以来，对此宗旨拳拳服膺，力求贯彻于自己的治学中。”王先生又说明：“根柢无易其固”，指治一家之学，必先对这一家之学有较全面较正确的理解。“裁断必出于己”，有了较全面较正确的理解，再说出自己的裁断。在王先生的亲切指导下，再来读刘勰的《原道》，似有不同的体会，刘勰《序志》：“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那么刘勰的《原道》，是就为文的角度来原道。首先要看他讲的：“文”指什么，他讲的“道”指什么？他又怎样把文推原到道。先说“文”，他在《情采》里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原来他讲的文，有形文、声文、情文，前两种形文、声文都不是文章，只有第三种情文才是文章。但是他在《序志》里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个“为文之用心”，当然不是指织锦的用心，也不指奏乐的用心，是指写作的用心，因此他讲的形文、声文，都不指写作，都与他讲的“为文之用心”无关，那他为什么要讲形文、声文呢？
他在《原道》里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此盖道之文也。”这里讲“文之为德”，这个“德”，即韩愈《原道》里讲的“足乎己无待于外之为德”，即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这里讲形文，有了天地，就有天玄地黄、天圆地方的形文。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此指声文。有了天地以后，“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讲情文。他又讲“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这是讲文采的文，他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那他把文采的文就包含在形文、声文、情文里。上面指出形文、声文都不是写作的文章，他讲的“文心”，是“为文之用心”，是指写作的文章，那他为什么要讲形文、声文呢？原来他的论文原道，论的是骈文，骈文要讲对偶、声律、辞藻。他从论骈文的角度来推原到道，把对偶推原到天玄地黄、天圆地方的形文；把声律推原到“林籁结响”、“泉石激韵”的声文，把辞藻推原到自然界的藻采。他这样论文原道，就发生两个矛盾：一、他讲“文心”，“言为文之用心”，他却推原到形文、声文，都和“为文之用心”无关；他讲“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所重的文即经，圣明道的文也是经，都不是形文、声文，这是二。
再看他说的“道”，他讲“玄黄色杂，方圆体分”等，是“道之文”。这个“道之文”指自然界的万物的形文，这个“道”指自然界的外物，这个“文”指外物的色和形，这个“道”是“形文”的“道”，不是“情文”的“道”，即不是写作的道，可以不论。他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个“文”与言结合，是指写作。这个“道”指自然，是写作之道，要求自然。他认为当时的作品“讹滥”，“讹滥”的形成，由于矫揉造作，所以他提出自然来加以纠正，这是好的。但他讲的“道”，不光是自然，在“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他认为仁义礼智信发而为文章，是神理。他又称“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称为“神理”。他在《宗经》里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易》是卜蓍的书，是预卜吉凶的，所以称为“入神致用”。他在《丽辞》里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那他把骈文的讲对偶，也归结到神理，他在《论说》里讲到辩论有与无时，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这样论文原道，归结到神理，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一致。说最早的人文，开始于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深通于神明之道，《易》象是先于天地，即在太极。那么所谓神明，即神理。他又讲伏羲、孔子“研神理而设教”，那么“神理”应该是神圣的，没有不足的，这里讲的神理，即《易》学。当时把《易》与《老子》、《庄子》称为三玄，都属于玄学。《易》学是神明，那么《老子》、《庄子》应该也属于同一类。可是他在《明诗》里讲：“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他又在《时序》里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他反对用玄学来作诗赋。这里虽没有提到《易》学，但既反对用玄学来作诗赋，那《易》学也是玄学，当不在例外，那不又和称《易》象与神明相矛盾吗？
刘勰的论文原道，纪昀评：“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勰《原道》，提出“自然”，是针对当时文风的讹诡来的。他在《定势》里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他又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他论文原道，提出自然，是要纠正当时的文弊的。
他在《序志》里讲：“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训辞之异，宜体于要。”他认为当时的文弊，还有浮诡，纠正浮诡，要体要。
刘勰在《序志》里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所以他写《原道》、《征圣》、《宗经》。他这样做的目的，看来是有想从原道、征圣、宗经来挽救当时文弊的用意。就他讲要挽救当时的文弊，是讹滥和浮诡，要用自然和体要来加以纠正。那他论文原道，就应该提倡自然来针对讹滥，提倡体要来针对浮诡，接下来《征圣》、《宗经》就说明圣人的经书、文辞是自然、体要的，这样来论文原道，就像纪昀说的：“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论文原道，把文推原到形文、声文和藻采为文，那他的目的在为骈文说明，骈文的讲对偶、声律、辞藻皆原于道，即原于客观自然。那他的《征圣》、《宗经》，就与他在《原道》中的推原骈文的对偶、声律、藻采连不起来了，所以他的《征圣》里讲“繁略殊形，隐显异术”的写作法，《宗经》里讲“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的写作法，既不与救弊结合，又不与骈文的讲对偶、声律、辞藻结合了。
他又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讲道、圣、文三者。就论文原道说，这里应先是求道，道从圣来，求道有学圣的一面，学到圣的品德，则所见亦如圣的可以得道。圣因文以明道，文即经，则从经可以得道。但刘勰的论文原道，不求学圣，因为他认为圣人“研神理而设教”，常人无法研究神理，不能学圣。“圣因文以明道”，道中有神理，因此研经亦不能得神理，不能明道，所以《征圣》只能学习“繁略殊形，隐显异术”的写作法，《宗经》只能学习“体有六义”的写作法，不能学到道。因此他的论文原道，只讲形文、声文的原于客观事物，情文的原于神理，没有道可学。他讲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承接上文“实天地之心”来的。他又说：“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他认为《易经》的《乾卦》、《坤卦》的《文言》是“天地之心”，即圣人的制作。因此他讲的“天地之心”，即圣人之心，即懂得神理的圣人，也不可学。因此他讲的论文原道，圣既不可学，道亦不可学，因中有神理是学不到的。
后来唐人的论文原道，不讲神理，所以“道沿圣以垂文”，就可以学圣以求道，“圣因文以明道”，就可学经以求道，在《征圣》、《宗经》上与刘勰讲法不同了。韩愈《答李翊书》里说：“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要学圣，学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状美感）也”。学到成为“仁义之人”，其言美感，即得道了，从学圣来求得道。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讲从经求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这说明刘勰的论文原道，不能使人求得道，这是他讲道结合神理的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