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思》篇是刘勰《文心雕龙》中讲创作论的第一篇。刘勰是古代的大文学理论家，《文心雕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讲文章的巨著。《神思》篇既是讲文学的创作论，也是讲文章的写作法。听听文学理论家讲写作，对于写作的要求，即在写得鲜明生动方面，会有更多的体会吧。
《神思》篇是他的创作总论，也是写作总论。全篇可以分为五部分。
第一，主要讲观察事物和酝酿文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即身在野，心在朝廷，这就叫神思，神思就是想象，也是心思，因为身在江海上，心思可以想到朝廷，很神妙，所以称神思。怎样神妙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作文的用心思，可以想得很远。“文之思”是指文思，即一篇文章的构思，即考虑写什么。“其神”的“神”指神思。“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心里沉静地注意考虑，可以想到千年以前的事；心情激动地考虑，可以想到万里以外的事，这些会使人激动，像看到一样；想象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寂然”即是静静地。“凝虑”，集中注意考虑。“悄焉”状忧，指心情激动，表现在脸上。“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想之致乎！”上面讲想象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这里讲心里想的，可以想到声音和形象，想到歌咏，就像听到发出珠圆玉润的声音；想到风景，就像看到风卷云舒的形色。这些就是想象所达到的吧。比方秦王要赶走客卿，李斯是客卿，就上书劝阻，他引了秦王的祖先秦穆公用了客卿由余、百里奚等人帮穆公建立霸业，秦孝公用客卿商鞅，富国强兵，这就想得很远。再讲到秦王爱好的东西，从别国来的，像郑国、卫国美妙动听的音乐，比秦国的敲着瓦器发出呜呜声音的音乐，要好得多。这就想到郑国、卫国的音乐，像听到珠玉的声音；又像讲到别国来的绸衣和锦绣，这就唤起读者眼里看到的彩色。李斯运用这种想象，举出过去的人物、外国的东西，来说明排斥客卿的错误，那是看重从别国来的东西，看轻从别国来的客卿，是重物轻人，用这些话来打动秦王，使他改变赶走客卿的决定。这就说明在写作时运用想象的重要。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指神思，即心思，心里想的东西可能很多，但不一定都写进文章里，只有能够说明文章主旨的东西，才能写进去，这就叫思理，就是想到的东西与文章内容相结合的，才可用。这种思理是怎么来的，是“神与物游”来的。“神与物游”即心思和外物接触。像李斯是客卿，碰上秦国要赶走客卿这件事，他的心里碰上这件事，就是神与物游。从写作角度看，怎么样呢？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思在胸内，由志气来统率。志就是意志，气就是意气。接触到外界事物，产生各种想法，这属于“志”在起作用；同时激动情绪，产生喜或恨等感情，这是“气”在起作用。所以文思是由志和气统率着，志和气是决定文思的关键。观察外物，靠耳目来听和看，要用语言辞令来表达。语言辞令是表达看到听到的东西的关键，枢机也是关键的意思。这里有通和塞的分别。通就是心里想的和志气结合，构成文思，文辞正好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得完美无缺，“物无隐貌”。塞就是心思同志气不一致，不能构成文思，或者有了文思，文辞又不能完全表达。心思不能构成文思，胡思乱想，即“神有遁心”。比方李斯碰上秦王赶走客卿，想出一个说服秦王改变主意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思想。这个理由在心内就由志统率着，这个遭遇使他动了感情，这个感情就由气统率着。于是他想到用种种理由来说服秦王，他的文辞之美又正好表达他的文思。这就是心思、志气、辞令密切配合，写出《谏逐客书》，这是通。假如另一位被赶走的客卿，想不出说服秦王的理由，只是埋怨秦王不该赶他走，只是憎恨那些劝秦王赶走客卿的人，替自己抱屈，想的不在点子上，这就是“神有遁心”。心思离开了应该考虑的问题，这就构不成文思。要是想到了说服秦王的理由，举不出有力的例证，写不出动人的文辞，还是不能打动秦王使他改变主意，这是文思和文辞不一致。这两种不一致，都妨碍写出《谏逐客书》来，这就关键将塞，枢机不通了。要“志气统其关键”，就是心里想的和感触的，即志和气跟思想一致，构成文思。要“辞令管其枢机”，就是文辞正好表达文思。
要这样做，就要“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这里指酝酿文思，重在虚和静。虚是虚心，不主观；静是安静，不躁动。不主观才能观察客观事物；不躁动，才能进行仔细考察。“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要把五脏进行疏通，要把精神加以洗涤，这就是要清除各种情绪，使精神安静，好好考虑问题。像李斯那样，排除各种胡思乱想，集中精力来考虑说服秦王的理由。那就需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要说服秦王，抽象地讲赶走客卿对秦国不利，话没有力量，秦王不一定会听。一定要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客卿对秦国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才有力量，那就要在平时积累学问，熟悉秦国的历史，才能够举出具体例子来。那么怎么叫“储宝”呢？平时积累学问，哪些是宝，哪些不是宝呢？刘勰说：“学有浅深。”平时积累学问有浅有深。比方对于秦国的历史，知道秦穆公曾经用了客卿，像由余、百里奚等人，但这些客卿究竟对秦国作出多少贡献，不清楚，那就是学问浅而不深，那就不能用例证来说服秦王，那样的学问对写这篇文章来说没有用，就不是宝。要知道由余、百里奚这些客卿，对秦国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这才对写作这篇文章有用，那才是宝。所以“储宝”就是掌握的学问要深，深了才可以做写作时的宝。要说服秦王，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这就需要酌理，所以要“酌理以富才”。酌理又怎么“富才”呢？刘勰说“才有庸俊”，讲的是脱离实际的道理，人云亦云，老一套，人家不爱听，这就是平庸。讲的道理，结合具体事件，说出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感受，是真有所见的，这是突出的，是俊才，这才是“富才”，显出自己是有才华的。有时候，虽然讲了充足的理由，但对方听不进去，所以还得“研阅以穷照”，研究自己的经历，做彻底的观察。比方要说服秦王，就要研究同秦王打交道的经历，研究秦王的思想，秦王想完成统一大业，那就针对他这种雄心壮志来说，说明赶走客卿对他完成统一大业有种种不利，这才能打动他。这才“驯致以怿辞”，顺着文思，来运用文辞，驯是顺着，致是达到，怿是阐述。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按照文思来写成文辞，要写得音调和谐，按照音律来写定文辞，那就要懂得音律，音律不好掌握，所以称懂得音律为玄解之宰，即理解玄妙道理的主宰者。他能够按照文章音节之美来定稿。“声律”即音节之美。“定墨”即定稿。还要写得有形象，按照这个形象来修辞。《庄子·天道》篇里讲一个老工人用斧子砍制车轮，轻重快慢都要合适，怎样才算合适，只有这个老工人在长期劳动中才能体会，所以称“独照之匠”。这里比喻修辞，使所用的词跟要表达的意象完全一致，这就需要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才能体会。这才是写作的首要方法，谋篇的重要部分。《谏逐客书》正是这样。像“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这里不过讲秦王用的珠玉宝剑，骑的马，用的旗鼓；一定要加上修饰的辞，一方面显示文采，加强这些东西的形象，它们不是一般的珠玉宝剑，是极为名贵的宝物；同时也加强了音节之美，像“致昆山之玉”等几句都是五字句，显得整齐；每句五个字分成三个音节，即“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这三个音节，“有”是仄音节，是仄声；“随和”是平音节，是平声；“之宝”的“宝”是仄声，是仄音节，仄音节同平音节互相交错，一仄一平一仄，一平一仄一平，构成音节之美。这就是“寻声律而定墨”，要使文字具有音节之美。
第二，主要讲神思—意象—文辞三者的关系。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开始用心思，各种念头都起来了。这时候，写什么还没有定，是虚位，是空的，形象也没有定。在用心思时，给写的文章勾出轮廓来，这叫“规矩”，再刻画出形象来。但不是照各种念头来勾轮廓，造形象。比方登山观海，情意纷纷涌现，好像我的才华富丽，跟风云一样飞驰。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当拿起笔来写，气势很旺盛，到写成时，跟开始写时要打个对折。为什么？想心思时是虚的，容易想得奇妙，写成文辞是实的，难于巧妙。相传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开头写了滁州一带的许多山，后来都删去了，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开始写时，看到的滁州的许多山都涌现出来，所以写了很多，到定稿时，都删去了。因为定稿时要征实。实就是醉翁亭，征实就是根据醉翁亭来考虑，醉翁亭在琅邪山上，只要写琅邪山就够了，其他的山跟亭无关，都不必写，一笔带过就行。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这里提出“思—意—言”的关系，就是神思同文思、同文辞的关系。先是心思同外物接触构成文思，再用文辞来表达变成文章。这三者的关系，有时密则无际，紧密结合，有时疏则千里，中间有很大距离。为什么会有疏密呢？主要在文思。心思同外物接触，从而激发出情意，构成文思，才能写成文章；要是没有激发出情意，构不成文思，没什么可写，就是疏则千里。要是没有感触，写不出来，苦思力索要硬写，那也写不好，不如不写，等有了感触时再写。有感触，就是从事物中看出道理来，这个道理就在心头眼底，所以说“理在方寸”，“义在咫尺”。“方寸”指心头，“咫尺”指近在眼前。没有感触，那就“思隔山河”，要“求之域表”。“含章”，指景物，景物里含有各种文采。心思在景物中有了触发，就是司契；感触和外境契合，不用劳情。要从外物中引起触发，那就得培养自己的感情，提高自己的认识，这就回到上面提到的积学、酌理、研阅了。
第三，讲写作的快慢和难易问题。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人之禀才”，指作家禀赋的写作才能，有的写得快，有的写得慢。“文之体制”，指文章的体裁，有长篇，有短篇。这里先讲写得慢的例子。汉朝的司马相如写《上林赋》、《子虚赋》，每一篇都花了将近一百天才写成，夸张地说，他的笔毛快烂了。汉朝的扬雄写了一篇《甘泉赋》，用心过度，写完了过于疲倦就躺着，做梦看见自己的五脏掉在地上，就用手拿起来放回体内，醒来气喘受惊，气急，病了一年。后汉的桓谭曾经写了一篇短小的赋，因为心思用得太多了，就病倒了，过了好多天才好。后汉王充说到写作论文，使心情激动，要减少寿命，想得太深了，精神体气都受到了很大消耗，好像用尽了。后汉张衡写《两京赋》，组织材料，加上深思熟虑，花了十年才写成。晋朝左思写《三都赋》花了十二年。在这里举出了六个例子，有的说明写作得慢，像司马相如、张衡、左思，有的说明用心过度。当时写的赋，是大赋，篇幅较长。像张衡、左思写《两京赋》、《三都赋》，要搜集两京和三都的材料，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至于扬雄、桓谭、王充的写作，因为用心过度而病倒，那是针对上文“秉心养术，无务苦虑”来的，说明不要用心过度。
“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鞍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汉朝淮南王刘安在一个早上就写了《离骚传》，说明屈原《离骚》的大意。“崇朝”即一个早上。“赋骚”即作《离骚传》，是阐发《离骚》的大意。汉朝枚皋写一篇赋很快，皇帝命令他写什么赋，很快就能写成。三国时魏国的曹植，字子建，他拿起纸来就写，好像嘴里背熟的那样。同时人王粲，字仲宣，拿起笔来就写，好像早先写好的。同时人阮瑀在战场上接到曹操命令，就在马鞍上写成书信。同时人祢衡在吃饭时起草奏章。虽然其中有的篇幅短小，也是因为文思的快速。写作为什么有的快有的慢呢？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骏发之士”，就是思路开展得快的人。“心总要术”，心里对各种事物有一个主要看法，这种看法，在对具体事物的考虑前已经形成，所以碰到具体问题应机立断，立刻作出决定，有了主意，很快下笔。“覃思之人”，想得很深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像在歧路徘徊，三心二意，老是拿不定主意，要经过反复考虑后下决定，所以下笔慢。思路快所以在匆忙中写成文章，经过反复考虑所以很久才能写成功。这里指出，文章写得快或写得慢，主要决定于文章的主旨，主意立定了就好写，主意不定就不好写。
“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主意确定了，写得快；主意定不下来，写得慢。快和慢虽然不一样，但都要博学和熟练。就是主意定了，还要博学和熟练。要是学问浅薄，写得慢也没有用；才力平庸，写得快也是徒然。学问浅薄，才力平庸，要成为文章家，写出好文章，没有听到过。刘勰说过“才有庸俊”，所以“才疏”即指才力平庸。“成器”可从两方面讲，就人讲是文章家，从文讲，是好文章。因此，到临写作时运思谋篇，一定有两个毛病：道理说不明白的苦于学问贫乏，文辞缺乏条理的苦于紊乱，那么博学是解决学问贫乏的粮食，一贯是拯救紊乱的药物。博学而又一贯，对用心写作必有帮助了。所谓“理郁”指道理郁积，即说不明白。比方李斯要说明白客卿对秦国作出很大贡献，要是没有学问，举不出具体的例证来，这个道理就说不明白，所以要学问。再像缺乏文才，只堆砌辞藻，文辞显得乱，也写不好。“辞溺”，就是陷在辞藻里，即缺乏条理。“贯一”，即一贯，即掌握全篇的主旨来安排章节，章节的安排是为了贯彻主旨的，所以一贯就可以救乱。
第四，讲修改和言外之意。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杆轴献功，焕然乃珍。”“情数”指情理的多样变化，“体变”指体制的变化多样。情理多样变化，其中有不正的、杂乱的；体制变化多样，其中有不恰当的，因此需要删改。就情理说，有新颖的，有庸俗的，要删去庸事突出新意；就文辞说，有巧妙的，有拙劣的，要删去拙劣的文辞突出巧妙的文辞，这跟体裁有关，不同的体裁适应不同的内容。“迁贸”，指改变选择，在删改中结合体裁来考虑，使巧义新意突出来。麻布同麻虽然都是麻，质地没有改变，但把麻织成麻布，就显出光彩，见得可贵了。这里显出修改的功效。试举一个修改的例子。明朝的奸臣严嵩，作恶多端，杀害忠良。他做的坏事，都由他的儿子严世蕃出谋划策。严嵩失败后，许多人列举严世蕃的罪状，准备上章弹劾。他们把奏章底稿给徐阶看，徐阶看了，问：“你们要救他吗？”大家说：“一定要处死他。”徐阶说：“像这样的奏章，恰好是救了他，像奏章中列举他害死杨继盛、沈炼的冤案，这些冤案都经过皇上批准，现在明显地提出来，是显示皇上的过错。如果这样，你们诸位还要犯大罪，严公子却可以骑着马出京了。”徐阶就替他们删去了触犯明世宗的话，只列举其他罪状。严世蕃看到第一次底稿，高兴地说：“不用担心，案子就要解除了。”但他看到第二次底稿后，却惊诧道：“死了！”遂被杀。这个故事，正说明突出什么、删去什么的重要。这是用文章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删去什么、突出什么极为重要。刘勰讲的，是删去平庸的，突出精彩的，对写作也很重要。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里说：“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的材料拉成小说。”把小说材料缩成速写，就可以写得更加精练，使精彩的部分更加突出。把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那就要加进水分，加进平庸的材料。在这里，刘勰的意见同鲁迅一致。
“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这里是讲文章的言外之音。“思表纤旨”，文章中说出来的思想以外的精微的意旨；“文外曲致”，文章中说出来的话以外的曲折的情味。言辞所不能说明，文笔在这里也只好停止不写。要用心极精而后可以阐发它的妙处，要懂得它的变化才能了解它的方法。像伊尹会烹调美味但说不出它的妙处，像做车轮的老工人说不出砍轮的精微，这是微妙得很了。“通其数”的“数”指方法。伊挚即商朝的伊尹，轮扁是砍木做轮的工人。言外之音是文章里除了讲的道理外，还含有别的意思，这个意思没有明白说出，但读者看了自会体会。这种言外之音，就更微妙难说了。
第五，是总结。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神用象通”，神思同物象相通，要心思同物象接触引起感触，产生情理，是情理的变化所孕育的。“物以貌求”，从物象说，要从形象中找到意义；“心以理应”，从心思说，要从物象中得到触发，产生情理，同物象的形貌相应，即情景交融的意思。“刻镂声律”，写成文辞要研究音节的美好；“萌芽比兴”，从形象说，要产生比兴，用形象来表达情意，用心构成意象，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结虑”，指用心。“司契”，即意司契而为象，构思造成形象。
从刘勰这篇创作总论，结合我们的写作来看，可以注意的，首先是“神与物游”。我们写文章，有时是下笔即来，不是经过对外界事物的细致观察，缺乏自己独特的感受，人云亦云，这样的文章就写不好。在观察时，要是不专心，不虚心，粗心大意，就观察得不深不细，不可能有独特的感受。即使有了感受，有了从事物中观察得来的认识，要把它写出来，那还需要“积学”、“酌理”、“研阅”。学问不够，光讲道理，有时缺乏说服力；理论水平不高，自己认为是独特感受，可能这种感受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所以还要酌理；文章要写得有说服力，还得注意针对性，研究自己的生活经历。可见要写好文章对这几方面都得注意。在用文辞来表达时，还要写得“物无隐貌”，把一件事情的真相写出来，不许歪曲，不许漏掉重要部分，这就得在语文写作上用功夫。写作是一种技能训练，像厨师做菜，工人做轮，要在长期实践中去体会甘苦，光听人讲写作方法而自己不动手写，是没有用的。这正像光听厨师讲怎样做菜，工人讲怎样做活儿，自己不动手去做菜和上车床去干活儿一样，也是学不会的。刘勰的《神思》里，对写作的道理讲得很多，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值得我们通过写作实践来加深我们的理解，在实践中提高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对《神思》的理解。
读了《神思》篇以后，怎样提高我们对写作的认识呢？我们想到写作，一般说来，没有像他那样想得多，没有像他那样想得深。我们写作的毛病，写一篇文章，一个题目到手，就有老一套的看法摇笔即来，也可以很快写成。那样写出来的文章，读者看了开头，就可以猜到后面写的是什么，是人云亦云，老一套，谁也不要看。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一定有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也有和别人一致的地方，这就接触到刘勰讲删改的例子，把人云亦云的部分删去，把自己独特的感受作深入细致的体会，把它突出来，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不一般化，因此在动笔以前要用心考虑一番，想得深一点。还有，在写作以前，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就是除去主观偏见，才能看到新事物，接受新见解，作出新的考虑。这样，才能“神与物游”，亲自去调查、访问、研究，写出来的文章，才能“物无隐貌”，事实是怎样的，就要照样写，不能改变、歪曲。要做到“物无隐貌”，在平时还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要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懂得了正确的理论，有了正确的判断，加上亲自观察、调查研究，把事实真相写出来，又有积学储宝来作出恰当的评论，举出有力的例证来加强说服力，加上研阅穷照，使文章写得有针对性，“驯致以怿辞”，顺着事物的形貌把文辞写得鲜明生动。总之，读了这篇文章，不光是知道刘勰是怎样讲写作的，还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把那些对写作的不正确的认识清除掉，把我们平时摇笔即来的庸俗的东西清除掉，真正做到“神与物游”，写出“物无隐貌”来。还要加强我们平时“积学”、“酌理”、“研阅”的功夫，使我们的写作，比过去提高一步。写作是一种技能训练，不练习是不行的，“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要学会炒菜，一定要到厨房里亲自去炒一下，要学会车活儿，一定要到车床上去亲自干活儿，光听人家讲是不行的。因此，听了刘勰讲写作方法，就得自己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那样，才真正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也可以结合他讲的写作方法，结合我们阅读古今名篇来考虑，来加深我们对写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