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书记》：“赵至赠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范文澜注：“《文选·赵景真（至）与嵇茂齐（蕃）书》李善注曰：《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安）与先君（嵇康）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晋书·文苑·赵至传》：‘至与康兄子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陈其志。’兹据《文选》所载录于后：‘安白（本传无此二字）……’”照李善注，认为这封信有两种说法：一是按《嵇绍集》说，称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一是按干宝《晋纪》说，这是《吕安与嵇康书》。李善没有说哪种说法对。范注认为是赵至与嵇蕃书对，因此，他引这封信时，在“安白”下注“本传无此二字”，说明干宝《晋纪》的说法不可靠。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文选》李善注，向秀《思旧赋》注：“干宝《晋书》曰：‘嵇康，谯人。吕安，东平人。与阮籍、山涛及（安）兄巽友善。康有潜遁之志，不能被褐怀宝，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司马昭）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钟会为大将军（司马昭）所昵，闻而造之，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礼，会深恨之。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友，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杀安及康。’”李善在这个注里引了这封信的开头两句，“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那他已知道这封信是吕安写给嵇康的，为什么在这封信的注里，还说有二说，不加指明呢？因此查唐六臣注《文选》的向秀《思旧赋》的李善注，作：“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安妻甚美，兄巽报之。巽内惭，诬安不孝，启太祖，徙安远郡。即路与嵇康书。太祖见而恶之，收安付廷尉，与康俱死。’”这个注，与《文选》李善的《思旧赋》注，内容相同，但文字很不同。在这个注里，不引这封信的开头两句“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照这个注看，好像李善认为吕安写给嵇康的信，不一定是这封信。否则，为什么说“二说不同”，不肯定这是吕安写给嵇康的信呢？是不是六臣注《文选》本的《思旧赋》李善注，是经过删改，而李善《文选》注本的《思旧赋》注，又有人补完了呢？这个问题还不清楚。
但就《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书，六臣注《文选》里是讲得很清楚的。（李周）翰曰：“干宝《晋纪》云：‘吕安字仲悌，东平人也。时太祖逐安于远郡，在路作此书与嵇康。’康子绍集云：‘景真与茂齐书。’且《晋纪》国史，实有所凭；绍之家集，未足可据。何者？时绍以太祖恶安之书，又父康与安同诛，惧时所疾，故称此书于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为定也。”六臣注《文选》本的李周翰注，已经考定这封信是吕安写给嵇康的。
李周翰考定这封信是吕安写给嵇康的对不对呢？先看晋史。“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世说新语·雅量》引《晋阳秋》）。这个《晋阳秋》里讲的与李善注《思旧赋》里的话一致。再看《嵇康集》里有《与吕长悌（巽）绝交书》，说“而阿都（吕安）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意欲发举。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足下阴自阻疑，密表系都。”“今都获罪，吾为免之。”这封信里写的，吕安要告发吕巽，嵇康抑止他，同《晋阳秋》的话一致。吕安被巽诬告获罪后，嵇康写信和吕巽绝交，证明晋史的话是正确的。
这封信上有“安白”，说明是吕安写给嵇康的。刘勰根据《嵇绍集》说成是“赵至赠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说明他没有细看这封信的内容，只听了嵇绍的话，弄错了。萧统编《文选》，文选楼中的学士也相信刘勰的话，把这封信说成是赵至写给嵇蕃的。唐朝房玄龄、褚遂良等编《晋书》，也相信这是赵至的信，收在《晋书·赵至传》里，还把这封信的“安白”删了。李善注《文选》中的这封信，指出这封信有“二说不同”，但唐朝编的《晋书》里已把这封信归入《赵至传》，他也未作考定。直到五臣注《文选》时，李周翰才考定这是吕安与嵇康书，《嵇绍集》里为什么要把它改成赵至与嵇蕃书的原因，也指出了。《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同一错误，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