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校勘是對古籍的整篇或整章的校勘，與前一章所談的一字一句之校勘不同。先秦、兩漢古籍，由於歷時久遠，各家傳授不同，輾轉傳鈔，所以有些書的篇目標題，篇次及内容各方面，已不是原來的樣子，須要加以校勘整理，搞清它的原委。漢劉向校讎古書，也從事删除重複的篇章，考訂一書篇目次第，這些都是屬於篇章校勘的範圍。如：《禮記·樂記》孔穎達疏引鄭玄《三禮目録》説，這篇《樂記》是由《樂記》一書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合并而成的。孔疏云：“按鄭《目録》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别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孔疏又云：“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録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别録》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别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别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孔疏又引熊安生説：“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别録》不同。”[1]按今《禮記·樂記》篇末有“子貢問樂”四字，即原來的篇名而没有删去的。“子貢問樂”即鄭玄《三禮目録》中之《師乙》篇。孔氏所引的這些資料以及他的論述，是非常寶貴的，基本上考明了《禮記·樂記》一文的原委。這也是篇章校勘的一種。篇章校勘應該先於其他校勘。因爲一本書的篇章刊定了，才能談得上字句的校勘。
近年出土的秦漢帛書簡牘很多，有《詩》《易》《儀禮》《老子》《孫子兵法》《尉繚子》等十數種，這些都是現在有書的，其它古佚書更多。出土的帛書簡牘與現在的書，不僅字句不完全相同，即篇目、章節亦有出入。這是校勘的重要資料。
下邊分别談有關篇章錯亂，需要校勘的幾種情况。
第一節 解説誤爲正文，另加篇名例
先秦古籍，正文與解説，經與傳記，分别很清楚，不相混雜，它的體例有三種：
—、經與傳記分别獨立成書。如《漢書·藝文志》裏有《春秋古經》，别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有《詩經》，别有《魯故》《齊后故》《韓故》《毛詩詁訓傳》。近年安徽阜陽漢墓出土竹簡，有《詩》，無毛傳；有《易》，無十翼。這都説明漢以前經與傳都是分開的，各自成書的。
二、正文、解説同在一書，但分别成篇。如《墨子》有《經上》《經下》，别有《經説上》《經説下》。《管子》有《牧民》《形勢》《立政》等篇，另有《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等篇。
三、一篇之中，前爲正文，後爲解説。如《儀禮》之《士冠禮》前爲經文，後爲記文，并標明“記”字。《儀禮》共十七篇，經文後附有記者有十三篇。近年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後第一篇古佚書，無篇名。此篇前部分爲正文，正文迄，换一行。後爲解説，即屬這種類型。
但今存古籍，也有不按上述體例，使正文與解説分辨不清。有實爲解説，而編校者誤爲正文，并另標篇名的。如《管子·心術下》與《管子·内業》，内容相似。從古書解説的體例來看，《管子·心術下》應爲《内業篇》之解説。下邊舉一段爲例：
（1）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爲中得。（《内業》）——正文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内德。（《心術下》）——解説[2]
《心術下》文中用“是故曰”，下引《内業》文句，這是當時解説中之常用語式，可以證明《心術下》爲《内業篇》解説。何如璋《管子析疑》於《心術下》云：“此篇乃《内業解》，因錯卷在此，遂附以《心術》標目，而分爲上下二篇。然其文俱見《内業》，惟顛倒錯亂耳。”按何説是。郭沫若《宋鈃尹文遺著考》謂《心術下》即《内業》之副本。郭在《管子集校》又謂即《内業》之别本。[3]副本、别本與解説不同，郭氏説不及何如璋説確切。
又如《商君書》中《弱民》《説民》兩篇，其内容與《去强》篇相類似。三篇均由若干小節集合而成，節與節之間，文氣不聯，與《老子》體例相似。《去强》文字簡要，應爲較早的著作。今將三篇内容逐節排比，可以確定《弱民》爲《去强》前半部分的解説，《説民》爲《去强》後半部分的解説。舉數節爲例：
（2）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去强》）——正文民弱國强，民强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强，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强。故曰：“以强去弱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弱民》）——解説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去强》）——正文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奸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奸有鼠則不止。八者爲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强。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説民》）——解説[4]
從上引例子可以看出《弱民》《説民》兩篇的文體，都是每段先解説，然後用“故曰”、“故”引出正文。這可以證明這兩篇是《去强》的解説。
由於當時編校者不明《弱民》《説民》爲《去强》的解説，并且誤標篇名，使後來讀者不能深知其原委。《去强》等三篇的文字錯誤甚多，極爲費解。現在明確了三篇爲正文與解説的關係，就可以互相校訂謬誤，進一步理解文意。
第二節 解説與正文未加標明例
古書中，有前邊是正文，後邊是解説，而校者不察，未加劃分標明。如《儀禮·士相見禮》自“凡燕見於君”以下，言圖事、進言、侍坐、賜食、賜飲、執幣玉等儀，文體與經文不相似，與《禮記》文相近，應爲《士相見禮》之記。[5]這是校者未加劃分標明，把記文混入經文。古書中也有把經文混入記文的。如《禮記·投壺》一篇，應爲逸禮，其性質與今《儀禮》中的《鄉飲酒禮》《鄉射禮》相同。但今入《禮記》，就成爲記文了。《投壺》篇自篇首至“正爵既行，請徹馬”，爲經文，其下爲記文。孔穎達疏，在篇首云：“投壺是士大夫禮，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射同，是知士大夫也。”孔疏又於本經各節下云：“此一經明……”[6]是孔穎達亦以前爲經，後爲記。又《禮記·投壺》正經部分與《大戴禮記·投壺》無大出入，可見此經兩戴皆傳，而自“筭多少視其坐”起爲記文，則《禮記》與《大戴禮記》所記不同。孫希旦《禮記集解》於《投壺》篇首云：“大夫士與賓客燕飲，而投壺以樂賓，其禮如此，亦《儀禮經》之正篇也。”又在“正爵既行，請徹馬”下云：“以上《投壺》正經，以下爲記也。”[7]孫氏説極爲明確。
又如《管子》之《心術上》前一部分，從“心之在體”起，至“静因之道也”，爲正文。後一部分爲正文之解説。舉首節爲例：
（3）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静乃自得。（《心術上》）——正文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躁者不静，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所立也。入主者立于陰，陰者静，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静則能制動矣。故曰“静乃自得”。（《心術上》後部）——解説[8]
唐尹知章《管子注》已言此篇後部爲前部之解説，“非管氏之辭”。又説：“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日，由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似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按尹説甚是。
第三節 正文夾解説例
上文提到古代正文與解説或分别成書，或分别成篇，或解説附于正文全文之後。後來有正文夾解説者，亦即正文夾注。正文與解説均單行，僅用大小字分别。（夾注用雙行，乃是後來才有。）正文與解説連綴，又無符號隔開，那就容易混淆不清。如《大戴禮記》的《夏小正》就是這樣。
（4）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雁北鄉。[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也。][9]（括號中爲解説，括號是編者所加。）
《夏小正》最早的古本，它的正文和解説大概不相連綴，分别是很清楚。鄭玄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有九處。如“正月啟蟄”，“魚涉負冰”，“農率均田”等，都是《夏小正》的正文，故引文時直稱“《夏小正》曰”。而於《月令》“群鳥養羞”下注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説者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其中特標“説者曰”，區别正文。[10]又郭璞注《爾雅》引《夏小正》正文，直稱“《夏小正》曰”，引《夏小正》的解説，則曰“《夏小正》傳曰”。如《爾雅·釋蟲》：“蜩，蜋蜩。”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采具。’”[11]可見東漢鄭玄、晉郭璞所見的《夏小正》，其正文與解説分别不混。及《隋書·經籍志》於《大戴禮記》十三卷外，又有“《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後人遂相承以爲《夏小正》乃大戴所作，不分正文、解説，連綴成文。
後來的《水經注》也有經與注混淆不分的問題。《水經》舊説漢代桑欽撰，北魏酈道元作注。本應該經、注分明，但後來經唐宋時傳抄，竟把經注混淆，即將經文誤爲注文，或將注文誤爲經文。後經清全祖望、趙一清、戴東原等人細心校勘，才能基本上分清經注。
至於一般古書中注文誤入正文者，那例子很多。在前第一章第二節“衍文”裏，已經談到，這裏不再説了。
第四節 篇章次序倒置例
出土帛書簡牘，每與今本之篇章次序不同。如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兩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而現在《老子》各種本子，都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韓非子·解老》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在後。（個别章節，也有解《德經》的在解《道經》之後的。）似乎韓非所見《老子》的篇次與帛書《老子》甲乙本爲同一種本子；現在的《老子》，又是一個本子。
再帛書《老子》甲乙本的章次也有與今本《老子》不同的。如今本的二十四章，帛書甲乙本均在相當於今本的二十二章。今本的四十一章，帛書乙本在相當於今本的二十九章，甲本缺這一章。今本的八十章、八十一章，在甲乙本均在相當於今本的六十七章、六十八章。[12]
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孫子兵法》簡書二百多枚，二千四百餘字。篇名有十三篇與今本《孫子兵法》全書十三篇篇名基本相同。在出土竹簡同時，出土一些記篇題的木牘。原來大概是縛在竹簡之上的。其中一木牘是載《孫子兵法》的篇名，已殘缺，但其大致次序可以看出。竹簡《孫子兵法》篇次與今本不同。如今本《虛實》在《軍争》之前，簡本在《軍争》之後。今本《行軍》在《軍争》《九變》之後，簡本在《軍争》之前。今本《火攻》在《用間》之前，簡本在《用間》之後。[13]
再簡本於十三篇外，還有《吴問》〔《四變》〕《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吴王》〕等篇。（其中用〔 〕的，原簡無名，由整理者暫定的。）而這幾篇又不載在篇名木牘之中。按《孫子兵法》一書的篇數，原來有兩説。《史記·孫子吴起列傳》云：“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孫子兵法》爲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載：“《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則簡本十三篇之外的諸篇，或爲《孫子兵法》之佚文。
像這類篇次的不同，很難定其是非。應各仍其舊，保存下來。
又如今《戰國策》一書，也有一個篇章的問題。宋姚宏本，卷首爲《東周》，次爲《西周》。宋鮑彪本，首爲《西周》，次爲《東周》。其後學者從姚宏説的，如吴師道《國策校注》等，有從鮑彪説者，如張琦《戰國策釋地》等。主《西周》在首者，不外兩個理由：一、西周封在前（見張琦《戰國策釋地》）；二、西周正統（見鮑氏《戰國策序》）。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認爲當從姚宏本，其駁封國先後説云：“全書次序，燕封最早，今則居後；齊由田篡，不應先楚；宋、衛之封，并在秦前，烏得次於末尾哉？先後之説非篤論也。”其駁西周正統説云：“自顯王二年，東、西周并爲列國，至王赧徙都西周，寄居郟鄏，王位雖在，虛名而已。……此時列國之西周，與列國之東周，分主理政。……并爲列國，并以君稱，而王赧之謂王者，徒寄居焉而已。”[14]諸先生説甚確。近來學者一般從姚本篇章次第，作爲定本。
第五節 分章分篇錯誤例
古書篇及章的題目，一般在一篇或一章之末。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卷前四種佚書，都是題目在一篇或一章之後的。例如其中佚書《經法》。《經法》是作爲一個大篇，其中包括九個小篇：《道法》《國次》《君正》《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這九個小篇的篇名都在每小篇之末。在第九小篇末的篇名《名理》後，再加上大篇篇名《經法》，并記明大篇總字數：“凡五千”。[15]指《經法》全篇共五千字。這是古書篇及章的題目格式。
《楚辭》裏的《九歌》《九章》《七諫》《九懷》《九歎》《九思》等，也無不如此。又如《荀子》的《賦篇》，包括禮、知、雲、蠶、箴五個小篇，這些小篇的篇名也都寫在各小篇之末。上一節提到的《禮記·樂記》是由十一小篇合成的，應該這十一篇都有篇名，記在各篇之末，可是這些篇名都被删去了，只有第十一篇的篇末，有“子贛問樂”四字。這四個字就是篇名，没有删去，還保存着。
有的編者，不明古書篇章的體例，因此閙出笑話。下邊録蔣禮鴻《古漢語通論》中所舉的一例：
（5）晉陸雲《九愍》爲仿屈原《九章》之作，篇名居首，章名在每章之末。但宋代編刻《陸士龍文集》時，不知此例，把最後一章的題目給删去，把第一章記在章末的題目誤爲第二章題目，第二章以下各章附在章末的題目都誤認爲下章的題目。因爲編者把第二章記在章末的題目《涉江》當作第三章的題目，而原屬第二章的亂辭有“念兹涉江，懷故鄉兮”的話，就以爲這段亂辭應該歸入下章，把它移到題目《涉江》之後，作爲下章的開頭，以後有兩章末了有亂辭的，也如法炮製地移在題目之後，并入下章。辭賦中的亂辭，按一般的理解是一篇或一章的總結，是决不會不倫不類地放在篇章之首的。因不知小題後置之例，把古書弄得割裂錯亂，面目全非。[16]
後人對古書的分章、分篇也常有錯誤。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七，列爲兩例。今各選録一則：
（6）《分章錯誤例》：“《詩·關雎篇》：‘《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按《關雎》分章，毛、鄭不同，今從毛不從鄭。竊謂此詩當分四章，每章皆有‘窈窕淑女’句。凡四言‘窈窕淑女’，則四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以‘參差荇菜’興‘窈窕淑女’。惟第二章增‘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求之不得’正承‘寤寐求之’而言，鄭分而二之，非是。毛以此章八句，遂合三、四章爲一，使亦成八句，則亦失之矣。”按俞説可備一説。
（7）《分篇錯誤例》：“《吕氏春秋·貴信篇》：‘管子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按《貴信篇》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故其下云：‘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正與起句相應也。今本誤。”[17]
【注释】
[1]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527頁、1529頁。
[2]《管子》，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内業》第270頁，《心術下》第222頁。
[3]郭沫若：《管子集校》，第651頁。
[4]見蒙季甫《商君書説民弱民篇爲解説去强篇刊正記》，載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附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3頁、156頁。
[5]阮元：《十三經注疏》，第977頁。
[6]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665頁。
[7]孫希旦：《禮記集解》第十三册，，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93頁。
[8]《管子》，中華書局《諸子集成》本，第219頁。
[9]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頁。
[10]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355頁，第1357頁，第1373頁。
[11]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638頁。
[12]《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釋文》，載《文物》1974年11期。
[13]《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14]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卷一，第6頁。
[15]《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16]蔣禮鴻：《古漢語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頁。
[17]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例（6）第104頁，例（7）第1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