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周、汉
中国的散文可以说是起源于《尚书》，比《尚书》更早的是殷虚的卜辞，或者周易的卦辞、爻辞也比《尚书》早，但是这些卜辞尚未形成散文，所以《尚书》为散文之祖，《诗经》便成为韵文之祖了。
散文东周以后逐渐进步，今依说理、记事两项叙述。
（一）说理文 可靠的时代最古的说理文就是孔子的《论语》，是在孔子死后门弟子记载的，内容都是些简短的句，包括深义，既若格言，又若诗，又若散文。这一点无论犹太，无论希腊，无论印度，古圣先哲遗留的教训全是一样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句话便含有多少真理！
比《论语》略晚一点的就是《老子》，《老子》的文章仍是格言式的，但是有对句，成段，比《论语》更进化了。如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
战国初期的论文是《墨子》《墨辩》在外。墨子的文章是门弟子记载的，篇幅已经变长，而有极严重的科学色彩，即是合论理，有证据。
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尚同》上
战国诸子纵横，各申异说，文章皆长篇巨制，精于名理。其最伟大而为后世所诵读者，一本是《庄子》，一本是《韩非子》。
《庄子》的文章多数为寓言，即自设想的对话及譬喻当中含有极高深之哲理。《庄子》的文章以《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最精彩。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虮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決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上段几个譬喻里指出相对的道理来，把仁义骂得一个钱不值。是非本无标准，极为透辟。
《韩非子》的文章也是合于伦理，而比《墨子》修辞好。今举《五蠹》一段为证：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民视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孟子、荀子宏翼圣道，议论亦颇多精采之处。《吕氏春秋》修辞美于《韩非子》，严正不如，是最精彩的短篇的论文。
（二）记事文 东周以前的记事文如“三坟五典”之类都已不传，即连孔子同时的史乘也已不传。今始仍从孔子说起。
《论语》当中有记载孔子的行为的，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也是些简短的句子，大约当时的史乘也是如此的。
孔子作的《春秋》也是简单的句子，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二十有五年，春，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有人说《春秋》是从《公羊传》中抽出来的，还不很可靠。
《左传》与《国语》是战国时代记事文极大的成功，文章简奥而说理详。《左传》记载一事，先于若干年起因处伏一笔，后及本文，并于若干年后谈到结果与影响，已臻史家记事之妙，并且也是几千年记事文的模范。因已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兹不举例。
《战国策》记载策士游说之辞，虽多强辩，然谈天下事如指掌，亦多美丽之文。
秦文只有用韵文歌载始皇功德的几块刻石。汉文散文今仍依说理、记事两项，分述于下：
（一）说理文 说理文最早的当推《公羊传》。《公羊传》是成立于战国末年，还是成立于汉初，很是一个问题，不过说汉初才笔之于书的，却没有什么危险。《公羊传》讲解《春秋》之义，明白详尽，是做注解文的模范。
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公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僖公十六年
西汉的论文当推贾谊与董仲舒，贾谊的《治安策》与《过秦论》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章。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发扬孔子之道，文字极为严正，有些地方类似《公羊传》。《淮南子》是一部极美丽的论文，只因为是道家，而且篇幅极长，尚未经学校采用过做选文。
总之，西汉的论文均以事实为基础，不尚名理，更缺乏“玄之又玄”的趣味。经师的文章多受荀子的影响。荀子是以事实去对待诡辩家的，所以荀子的文章事实证据多于名理，一般又受法家的影响。虽然韩非是长于名理的，但是名家已亡，末流但务实用，所以日与名理甚远。
东汉的论文渐趋美丽，篇幅渐长，而对句渐多。思想——大约受佛教东来的影响——又渐渐萌芽。一方是乌烟瘴气的阴阳五行衰落，一方又尚玄谈。东汉出来了一位怪杰王充，作了一部《论衡》，把一切世俗的迷信全都打倒，尤以宗教方面的最多。今引《论死篇》数行，以见其风格：
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试以物类验之：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何以验之？验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灭火复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复见。能使灭灰更为燃火，吾乃颇疑死人能复为形。案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
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言谈，有所作于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犹对死人之棺，为善恶之事，死人不复能知也。夫卧，精气尚在，形体尚全，犹无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体朽败乎？
总之，东汉的玄谈而平易的论文，开出魏晋的论文。（二）记事文 有许多的经，如三《礼》、《谷梁》、《易经》的《十翼》，很难确定是战国末年还是汉初写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汉初写的。《经》的记载详实而严正，但少有文学的趣味。《礼记》当中的《檀弓》是很美丽而有文学趣味的记事文，但写的时间很难确定，有人主张是春秋末年或战国时候写的。如：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之，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上文八十几个字，很好地表示出来黔敖与饿者的态度，以及曾子——教育家——的主张。
记事文最成功的是司马迁。《史记》能在普通记事以外加以描写，也是后世描写文之鼻祖，他的《项羽本纪》最能表现描写的特长。东汉的史书宗法《史记》，一般记事文都是增加对句。
汉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学就是“赋”，赋的鼻祖当然是《楚辞》赋是《诗经》一义之说是汉人的，不足为据。《楚辞》本是散文诗，全以抒情为主，不过用“兮”字作赋的却用来说理记事。荀子作赋即用来说理。汉人的赋更是无所不用，用来抒情兼说理的如贾谊的《鸟赋》，用来抒情兼描写的如汉武帝《悼李夫人赋》，用来记事兼描写的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西汉的赋还有一点“古诗之流”的意思，扬雄以后，竞用奇字，篇幅极长，专事过度的描写，便变成小说之前身。魏晋以后，恢复性灵，但文学的种类加多，赋的文学便成过去。
散文诗的赋：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
描写文的赋：
……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芎菖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则燥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庵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穷奇獌狿……司马相如《子虚赋》
赋的描写与小说不同的是堆字，注重形式，缺乏内容。
说理的赋：
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哺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扬雄《反离骚》
二、《文选》
东汉末年是过渡期间，到了魏晋，文字更加美丽，至于南北朝而登峰造极。这期间的文字有三种特性：
（一）美丽性 音节渐有平仄之分，上下句对仗工整，文章秀丽。
（二）唯情性 说理记事之文每以情感出之，情感为一切文章之中心。
（三）安闲性 风格方面安闲典雅，没有急躁的火气。
这三个条件全备很不容易，所以有人极力推崇这个时代的文学，以之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而文章是百世的宗范。
很可喜的是，这个时代出了一部《昭明太子文选》，梁萧统撰，把美丽的文章，上自屈原，下至当时，都搜集起来，代表中国文学三分之一的势力。文章体裁也非常完备，共有三十八类：（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五）诏；（六）册；（七）令；（八）教；（九）文；（十）表；（十一）上书；（十二）启；（十三）弹事；（十四）笺；（十五）奏记；（十六）书；（十七）移；（十八）檄；（十九）对问；（二十）设论；（二十一）辞；（二十二）序；（二十三）颂；（二十四）赞；（二十五）符命；（二十六）史论；（二十七）史述赞；（二十八）论；（二十九）连珠；（三十）箴；（三十一）铭；（三十二）诔；（三十三）哀；（三十四）碑文；（三十五）墓志；（三十六）行状；（三十七）吊文；（三十八）祭文。除诗外，今与《古文辞类纂》比较于下：
《文选》比《古文辞类纂》多“连珠”一类，少“赠序”“杂记”两类。“连珠”是抒情的散文诗，但是也有非诗的，篇章未备，只成残稿。今引陆机的《演连珠》两首做例：
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故明主程才以效业，贞臣底力而辞丰。”臣闻：“披云看霄，则天文清；澄风观水，则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诛而楚宁。”
赠序始于唐，未为《文选》之缺；但缺乏杂记类，致山水之胜、工作之劳，均无所托，是数百年文人之过。
《文选》的文章兹举数条于下，以见上文的三个原则：
（一）论辩文
……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师有文者必限以小县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毕志于衡轭之内，才能之人，耻与非类为伍，非所以劝进贤能，褒异宗族之礼也。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此言虽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有为之渐，建之有素。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何暇繁育哉？……曹冏《六代论》
（二）陈说文
……朕以不德，少遭闵凶，越在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若缀旒然。宗庙乏祀，社稷无位，群凶觊觎，分裂诸夏，一人尺土，朕无获焉……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昔者董卓初兴国难，群后失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潘勖《册魏公九锡文》
又如：
朕闻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五霸殊风而并列。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卫郑……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王融《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骈文用典极多，说理纡曲。有才的尽情尽致，无才的搬运不动，文意不明，而且也太贵族。骈文有此缺点，才有唐代散文之复兴。
（三）桐城古文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消雨霁，彩彻云衢9。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骈文已经衰落，韩愈于是做革命的领袖。韩愈提倡古文有几条原则：（一）宗法六经；（二）语必己出，即用自己的创作力造句修辞其实效法孟子及司马迁；（三）表情用“气”，不用排句。
韩愈振臂一呼，继起者众，同时有柳宗元、李翱；宋有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辈韩、柳、欧、苏氏父子三人、曾、王，号称唐宋八家。这一个派经过明朝的宋濂、归有光，清朝的刘大櫆、方苞、姚鼐、曾国藩，直到民国的吴挚甫、林纾，至今尚未完绝。
清朝方、姚都是桐城人，所以称桐城派；另有常州的张惠言、恽敬等也作古文，因地理上的关系，所以称阳湖派。而以桐城派三字代表这派古文文学。古文尊崇六经，以司马迁为祖，以韩愈为宗，已经成了中国文章的正统。语必己出，又要宗法六经，所以很研究古韵、古文法、古文修辞。“气”是什么呢？唐钺先生发现出来古文的节拍。韩愈《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上文每一|为一拍，约经时1.3秒。其实文气即是节拍的变化，以《祭十二郎文》最为明显。如：
……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病文长，即用此音节发挥悲感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而为|在吾|侧也？|……
上下句音节使它不一致，而且故意使下一句或最下一句长一点，是桐城文的特点，这是韩愈用来矫正骈文的。
桐城文讲音乐，所以也是美文，并不是纯粹的应用文。姚鼐也自己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古文类纂序》
“神……”八字恕我不能细讲，但很明白的都是美术的条件。今述其十三类：
1.论辨类 说理文。毛病不依名理；错误地把客观的讲哲学的同主观的抒情“读后感”合在一起。
2.序跋类《文选》有。
3.奏议类 陈说文：把《文选》中许多内容相同的合并了。
4.书说类 内容有书信，也有陈说于君之言，是注意内容的。
5.赠序类 人去赠之以言，韩愈以后才独立成文。
6.诏令类 论下之辞，韩愈有《鳄鱼文》一首。
7.传状类 史乘之传，私家之传。行状，《文选》有。
8.碑志类 包含《文选》碑文与墓志。
9.杂记类《文选》无记载工作之经过、山水游记之类。
10.箴铭类 包含《文选》箴与铭两类。
11.颂赞类 同文选，包含其两类。
12.辞赋类 这一类包含许多内容一致而体裁不同的文章，皆有“铺张扬厉”之功用的，皆合在一起，如《七发》《七启》之类，并且也连《楚辞》放在里面作开山。
13.哀祭类 吊文、祭文、诔文，跟《文选》作法相同。
桐城文尊经而仿古，当然博得社会同情，遂成中国文章正统。但在它下面还潜伏着几个小派，其势力也很伟大，还有一派是政府提倡的“八股文”。
（四）其他派别
《文选》派与桐城古文派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前后两个正统。文选派为正统的时代约起源由公元100年东汉中叶而至公元800年韩愈之时。桐城古文派则由公元1000年宋仁宗左右支配到约1900年梁启超的文学出世。这两派当朝，别派自然被压——但八股另是一回事。今将几个被压的势力叙述于下：
1.白话文学
中国言文本不一致，印度的佛教文学到中国来，里面许多意境非文言文所能达，于是创出一种白话文学，这是白话文学的先河。今举《百喻经》一段做例：
昔有一人，其妇端正，唯其鼻丑。其人出外，见他妇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作念，言：“我今宁可截取其鼻，著我妇面上，不亦好乎？”即截他妇鼻，持来归家，急唤其妇：“汝速出来，与汝好鼻！”其妇出来，即割其鼻，寻以他鼻著妇面上；既不相著，复失其鼻……
这种细密的白话文给中国很多好处，今以说理、记事两项说明。
（1）说理文《佛经》的说理极为细秘，析理微妙，颇有过周秦诸子处，白话文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到了宋代，周张程朱诸大儒于是不得不采用白话文字以发挥他们的哲理。如朱子的《语录》门弟子记下他的话来，成为一书的。
“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皆从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这道理，然才生这许多道理，却都具在心里。……盖性即是心之理，情即心之用。今先说一个心，便教人识得个情性的总脑，教人知个道理存着处；若先说性，却似性中别有一个心。心如水，性犹水之静，情则水之流，欲则水之波澜。但波澜有好的，有不好的。欲之好的，如我欲仁之类；不好的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的，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決，无所不害。
上文全是白话。
（2）记事文 佛经中记事文之细密，已如前述：但还有纯粹描写文学，则中国文学所罕有——庄子有之，而用于说理；赋中有之，但太重字面。这一种开出中国的描写文学，如《无量寿经》：
……佛告阿难，无量寿国，其诸天人，衣服饮食，华香璎珞，缯盖幢旙，微妙音声。所居舍宅宫殿楼阁，称其形色，高下大小，成一宝二宝，乃至无量众宝，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又以众宝妙衣，遍布其地，一切天人践之而行。无量宝网，弥覆佛土。皆以金缕真珠，百千杂宝，奇妙珍异，庄严校饰；周匝四面，垂以宝铃，光色晃曜，尽极严丽。自然得风，徐起微动。其风调和，不寒不暑；温凉柔软，不迟不疾。吹诸罗网及众宝树，演发无量微妙法音，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皆得快乐。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又风吹散华，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泽，馨香芬烈。足履其上，蹈下四寸，随举足已，还复如故。华用已讫，地辄开裂，以次化没，清净无遗。随其时节，风吹散华，如是六反。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各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佛经这种描写开出来中国的描写文字——小说。小说是记事文与描写文的结晶，穿插结构，胜于史乘；个性抒情，想象微妙，故小说之成实为文学上的大进步。今引《水浒传》一段做例：
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将哨棒绾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此时正在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话道：“那得什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程，酒力发作，焦热起来，一只手提着哨棒，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边，放翻身体。却待要睡，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
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的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作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双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捺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丟了棒，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足都酥软了。
纯粹描写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从此，描写文宣告与记事文独立了。
2.名理派文学
名理文学在两汉，除了王充的《论衡》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佛教入华之后，恢复老庄，名理文学又渐渐复活，这时产生儒教与佛教之争。有拥护佛教的，有攻击佛教的，也有折衷派、调和派。这时留下一部《宏明集》，又有一部《广弘明集》，文章是极好的。桐城派的文章如韩愈的《原性》，根据事实，根据名理，原是极好的名理文学。不过桐城派的错误在一味摹仿古人的腔调，落成了空架子，并且后来的古文家学识太差，思想乱七八糟，根本不合论理，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他们又是达官显吏，天下师表，这么一来，古文便走上了死路，这一点从宋朝起已然。
清朝西方科学在中国很盛，算学一门学科都是学子所必学；而清朝的经学都是考据学，无证据不能说话，这样，名理文学在清朝已经恢复，而且有过周秦诸子的地方。这个学派至民国整理国故、奖励国学后而益张。现在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做例：
《君之不用也》
“知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念孙案：君之不用，言之不听，语意相复。此作本“知过见言之不听”，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选·为曹公与孙权书》注，《后汉书·苏竟传》注，引此并作“智果见言之不听”。《韩子十过篇》作“智过见其言之不听也”，皆无“君之不用”句。
3.自然派文学
自然派文学指的一派文学家作文随心所之，不拘格式。这一派到明朝公安派才明显。明朝有公安派、竟陵派一直到清朝中叶，其势力为反古的经学家、程朱派的道学先生所打倒。自公安派起，共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另外有金喟圣叹、李渔笠翁、郑燮、金农、袁枚，一直到清季中叶。
这一派的主张和现代的新眼光一样，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后之人有拟之者，终不肖也”，“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之文无不达者……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这个主张跟胡适之先生的倒相同。今引一段做例，详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启无《近代散文钞》。
《张东谷好酒》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即发，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辞，亦即自去。山人张东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谓家君曰：“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而近有伧父载之《舌华录》，曰：“张氏兄弟赋性奇哉！肉不论美恶，只是吃；酒不论美恶，只是不吃。”字字板实，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点金成铁手也。东谷善滑稽，贫无立锥，与恶少讼，指东谷为万金豪富，东谷忙忙走诉大父曰：“绍兴人可恶，对半说谎，便说我是万金豪富！”大父常举以为笑。
这一派再古的，汉以后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柳宗元的《永州山水记》以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皆是。这一派被姚鼐搜集去一部分。在明代公安派以前是大文学家偶一为之，自明朝的公安派起，才自立门户。
4.八股
周作人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源流》讲解如下：
所谓制艺，是指自宋以来考试的文章而言。在唐时考试用诗，宋时改为经义，即从四书或五经内出一题目，由考的人作一段文章，其形式全与散文相同；到明代便有了定型：文章的起首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其次是起讲，后面共有八股，每两段作为一段，此平彼仄，两两相对，成为这样的形式：
下面再有一段作为结尾。这便是所谓八股文。到明末清初的时期，更加多了许多限制，不但有一定的形式，且须有一定的格调。这样，越来便越麻烦了。
现在将清代各种文学就其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差别，另画作这样的一张表：
这里边，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并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形式和思想并重的。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却也稍偏于形式方面。感情和形式并重的，则是这时期以后的新文学。就中，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骈文和新文学，同以感情为出发点，所以二者也很相近，其不同处是骈文太趋重于形式方面。后来反对桐城派和八股文可走的路径，从这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走向骈文的路便走向新文学的路。而骈文在清代的势力，如前面所说，本极微弱，于是便只有走向新文学这方面了。
为什么八股文这东西会兴起来呢？据我想这与汉字是有特别关系的。汉字在世界上算最特别的一种文字，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例如“红花”可用“绿叶”作对，若用一“黄叶”或“青枝”等去对，即使小学生也知其不合适，因为“红花”和“绿叶”，不但所代表的颜色和物件正好相对，字的平仄也是正对的，而且红绿二字还都带有“纟”旁，其他的“青枝”“黄叶”等便不能满足这些条件了。
从先有人路过一家养马的人的门口，见所贴门联的一副是“左手牵来千里马”，觉得非常好，但及至看到下副，则是“右手牵来千里驹”，又觉得很不好了。这在卖马的人来看只是表示他心中的愿望，然而看门联的人则以为应当对得很精巧才成，仿佛“千”定要对“万”或“手”定要对“足”才是。
这样，由对字而到门联，由门联而到挽联，而到很长的挽联，便和八股文很接近了。
中国打“灯谜”的事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然而中国各地方、各界都很普遍。譬如“人人尽道看花回”打《四书》一句“言游过矣”，又如“传语报平安”打“言不必信”等等，意思尽管是牵强附会，但倒转过来，再变化得较高级一些，便成为八股中破题的把戏。因此，我觉得八股文之所以造成，大部分是民间的风气使然，并不是专因为某个皇帝特别提倡八股的缘故。
关于破题有很多笑话，但虽是笑话，其作法却和正经的破题相同。据说有人作文章很快，于是别人出题目要他作，而且只准他以四个字作为破题。题目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他的破题是“君请，度（踱）之”。又如有人以通俗的话作破题解释“三十而立”说：“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另外要举一正经的例子：题目是“子曰”，有人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明代人所作的，那时候这样的破题还可以，到清代，则破题的结尾一定要用一虚字才行。
从这些例子看来，便很可以明白，低级的灯谜，和高级的破题，原是同一种道理生出来的。
“破题”之后是“承题”，承题的起首必须得用一“夫”字，例如，要接着前面所举“三十而立”的破题作下去，其承题的起首一定是“夫椅子板凳所以坐者也……”一类的话头。
总之，作文章的人，处处都受有限制，必须得模仿当时圣贤说话的意思，又必须遵守形式方面的种种条规。作一篇文章消磨很多的时间，却毫没价值。
然而前面所举的还都是些普通的题目，还较为简单易作，其更难的是所谓“截搭题”，即由四书上相邻的两章或两句中，各截取一小部分，使合而为一个题目。例如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两句中，可截取“而立四十”作题。这种题目有很多凑得非常奇怪的，如“活昏”，本是“民非水火不生活”的末一字和“昏夜叩人之门户”的首一字，毫无关系，然而竟凑为一个题目。遇到此类题目，必须用一种所谓“渡法”，将上半截的意思渡到下半截去。在《制艺丛话》中，有一个很巧妙的例子，题目“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这是《原壤夷俟》章的末句和《阙党童子将命》章的前半句，意思当然不相连接，然而有人渡得很妙：
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哭，三杖而原壤死矣，一阵清风而原壤化为阙党童子矣。
作八股不许连上，不许犯下，不许骂题漏题，这篇文章全没违反这些规则，而又将题中不相干的两种意思能渡在一起，所以算最好。
八股文中的声调也是一件很主要的成分，这大概是和中国的戏剧有关系的事。中国的歌曲早已失传，或者现在一般妓女所歌的小曲还有些仿佛吧，然而在民间已不通行。大多数国民的娱乐，只是在于戏剧方面。现在各学校游艺会、欢迎会之类，在余兴一项内也大半是唱些旧剧，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或远路害怕的时候，也都好唱几句皮黄之类，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戏剧的注意点是在于剧词的腔调方面。当我初到北京时，那时是光绪三十年顷，在戏院里见有许多当时的王公们，都脸朝侧面而不朝戏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唱者的音调如何，而不在于他的表演怎样。西皮二黄甚至昆曲的词句，大半都作得不好，不通顺，然而他们是不管那些的，正如我们听西洋戏片，多半是只管音调而不管意思的。这在八股文内，也造成了同样的情形，只要调子好，规矩不错，有时一点意思也没有，都可以的。从下面的两股文章内，便可看出这种毛病来：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
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勿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
这是八股中的两中股，在这两股中各句子里起首和煞尾的字，其平仄都很对，所以其中的意思虽是使人莫名其妙，文章虽是不通，只应调子好，就可算为很好的“中式”文字。
上面所举的各种例子，游戏的地方太多，也许八股文中所有的特别的地方还看不清楚，于此，再举一个正经的例子：
《父母惟其疾之忧》
章日价
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留不肖之肢体，贻父母以半生莫殚之愁。
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以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这是八股中的后两股，其声调和句子，作得都很好，文字虽也平常，对题中的意思却发挥得很透澈，所以这算是八股中之最上等的。作不好的即成为前面所举“天地乃宇宙之乾坤”一类的。
我以前在《论八股文》中也曾举过一个例，凡是从先考试落第的人，只须再用功多读，将调子不同的文章，读上一百来篇，好像我们读乐谱样，读到烂熟，再考时自然就可按照合适的调子，将文章填入，自然也就可以成功了。鲁迅在《朝花夕拾》内说到三味书屋里教书的老先生读文时摇头摆脑的神情，是事实，而且很有道理在里边的，假使单是读而不摇头，则文字中的音乐分子便有时领略不出来，等自己作时，则音调便很难捉摸得好了。
八股文的字数也都有一定，在顺治初年，定为四百五十字算满篇，康熙时改为五百五十，后又改为六百。字数在三百以内不及格，若多至六七百以上也同样不及格。总之这种有定制的文章，使得作者完全失去其自由，妨碍了真正文学的产生，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很坏的影响，至今还不能完全去掉。正如吴稚辉所说，土八股虽然没有了，接着又有洋八股，现在则有了党八股。譬如现在要考什么，与考的人不必有专门研究，不懂题也可以按照题目的意思敷衍成一段文章，使之有头尾，这便是八股文的方法。
规则那样麻烦，流弊那样多，其引起反对乃是当然的。而且不仅在清末，在其先就已经有起而反对的人了。最先是傅青主山和徐灵胎大椿二人，他们都是有名的医生，都曾作过骂八股的文字。在徐灵胎的《洄溪道情》里面，有一首曲子叫《时文叹》，其词是：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颈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当然这是算不得文学的，但它却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所以也算一篇与文学史有关系的东西。
清代自洪杨乱后，反对八股文的势力即在发动。到清末，凡是思想清楚些的，都感觉到这个问题。当时，政治方面的人物，都受维新思想的传染，以为八股文太没用处。研究学问的人则以为八股文太空疏，因而一般以八股文出身的人们，也都起而反对了。力量最大、关系最多的是康有为、梁任公诸人，不过那时候所做到的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成功，使得考试时不再用八股而用策论罢了。而在社会上的思想方面、文学方面，都还没有多大的改变。直到陈独秀、胡适之等人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文学运动上才又产生了一支生力军。
现下文学界的人们，很少曾经作过八股文，因而对于八股文的整个东西，都不甚了然。现在只能将它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地方略略说及，实不容易说得更具体些。整篇的八股文学，如引用起来，太长、太无聊，大家可自己去查查看。以后如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可将这东西做一番系统的研究，整理出一个端绪来，则其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和关系，自可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