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我们在前面所谈的修养原理、领袖道术、御人秘诀，全是以人为对象；现在我们谈谋略原理，则全是以事为对象。一个人要如何做人，做圣人，这是修养学的问题；要如何服人和御用人，这是御人学的问题；要如何成大事，创大业，立大功，这便是谋略学的问题了。谋略学可应用于人生在世的凡百大事业，惟以经营天下国家事为最高鹄的与最佳范畴。谋略学之要义，在以计谋策略，一方面谋事于未朕，理事于未形，成事于无迹无象之中；一方面屈人于无形，制人于无声，胜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全是“斗智”的事。昔项王欲与高祖一战以决雌雄，不必久苦天下，高祖不允，谓：“吾宁斗智不斗力。”古所谓“谋定而后动”，所谓 “策胜于未战之先”，所谓“未战而庙算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一谋可胜百万师”者，是皆言斗智的谋略之用也。而古之所谓“长短术”、“阴谋术”、“纵横术”皆属之。凡精于谋略，擅长于料敌制胜、安国兴邦以定天下者，则为谋略家。如汤之伊尹，周之吕尚，汉之萧(何)张(良)，唐之房(玄龄)杜(如晦)，吴之孙(武)伍(员)，越之文(种)范(蠡)，宋之赵普，明之刘基，以及三国时之孔明等，凡得之可安天下，失之可丧天下者皆属之。
古圣有恒言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千古来，无不认为乃不易之定理。实则错了，话虽未错，错在颠倒用。照上语说来，便教人有“尽人力以听天命” 及人宜“安天乐命”之感。我现在特正之曰：“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只一颠倒，便是真理。这便教人有“尽人力以胜天命”及“我命由我不由天”之感。诸葛亮一出隆中，便先定“天下三分之局”，此绝非“天命”先有三分之局的“数”在，诸葛亮只在“应”之而已。春秋时齐欲伐鲁，孔子患之，使子贡为之谋，子贡便至齐先说田常，复说吴、晋、越诸国，均皆从其谋，因而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结果。此种“人谋胜天”的“人为历史”，在史乘上举不胜举。总之，事功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命运是人创造出来的，甚至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宇宙之所以为宇宙，亦是人创造出来的！故天玄子谓：“人可以谋人，可以谋事，亦可以谋天，亦可以谋地。谋则变，不谋则不得变，谋则成，不谋则不得成。”故古圣谓“好谋有成”者，此也。范蠡善用其谋略学以辅越，句践因而以灭吴。退而善用其谋略学以经商，而三成巨富。故谋略学之为用，不但在政治军事上为然，即经济工商上、社会人生上，均无不为必用之学。人的智慧，不但可以改变人生，改变历史，抑且可以改变天地，改变宇宙。所以人生总要善自运用其智慧，谋略则为智慧发皇与智慧运用之最高结晶。人生只是在道德修养上与学问上、艺术上做功夫，便只发皇其智慧之功用即已足。若欲用之于事功上，尤其是用之于有关世界历史大局的事功上，便非发皇其智慧升华为“谋略”不为功。千古来历史之改造，全在于谋略家之运用其谋略的结果，非虚语也。
举大事，创大业，谋国家，料天下，有如作战然，谋略对其成败上之重要性，等于战略战术对于战争胜负上的重要性，是无轩轻的。执行战争任务的是各级将领与士卒，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大要素，却是在于最高的大战略。这种最高的大战略，常能决胜于无形，即决胜于未战之前。决胜于未战之前的大战略，亦可以说即是政略。大政略是包括战略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说，战略是政略的继续与遂行。政治战有时而穷，则继之以军事战；军事为政治的保障，军事战为政治战之继续。谋略学应用于政治上便为政略，应用于军事上便为战略，应用于一切普通事功上便为策略。古所谓之计策、计谋、庙算，概属于谋略学的范围。它完全是行动的指导轨范，有如火车之轨道，无此便如舟之无舵，火车之无轨道然。所以一个对事业不懂得策略，对国家不运用谋略，只是因事应事，则终必失败无疑。谋略之优劣得失，可以影响整个政治战的成败与军事战的胜负。政略战中一运用错误，其影响所及，较之军事战中战略运用错误，尤为严重，尤为无可估计，惟不易为一般人之所易见，所易知耳！
国家是一个“政治体”，也是一个“战争体”。平时，军事从属于政治，一切以“政治第一”、“政略第一”为基本条件；战时，政治从属于军事，一切以“军事第一”、“战略第一”、“胜利第一”为基本条件。故任何一个国家，在平时，实以如何“备战”以保障和平为最高指导原则；在战时，则以如何“作战”以保障胜利为最高指导原则。古圣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这即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轻启战端以损国力民力，而致于弱亡；亦不可怠于备战，以削弱军力战力，而招外侮以致败亡。故立国于天地间，可以说平时实为战争之准备时期，即战力之储藏时期，战时则为战争之遂行时期，即战力之发挥时期。故谋国者对谋略之运用，其不朽的最高原理，在以不战而胜者为上略，战胜于未战之前者为中略，战胜于已战之后者为下略，至于战而致败亡者，则又为下略中之下略矣。其次，能以人战人，因敌制敌者为上略；以我战人，并能因友制敌者为中略；纯为以我战人，孤军苦斗以制胜者为下略；孤军苦斗，而不能制胜，甚且招致败亡者，则又为下略中之下略矣。故古有屡战屡败而亡者，亦有屡战屡胜而亡者，以鹬蚌相争，渔翁在旁！虽屡战屡胜，而战力已衰，国本已弱，乘之而起，冀坐收渔翁之利者，众也。再次，能以弱胜强，以小胜大者为上略；以强胜强，以大胜大者为中略；以强胜弱，以大胜小者为下略；至于强不能胜弱，大不能胜小者，则又为下略中之下略矣。此为谋略学中千古不易之原则，而为纵横家的谋略之士，所不敢或忽或忘者也。
本来，战争不过是某一类事件处置乖方，致其原定路线即政略路线走不通时所取的一种手段。战胜攻取，乃万不得已的行为；尤其在已达于核子战、太空战的今日，最易将千百年之文化毁于一旦，所谓“败固败”,“胜亦败”者是。甚至有“败固亡”,“胜亦亡”的结果，即所谓“两败俱伤”、“胜败偕亡”者是。故必以全力讲求：以智料天下，以谋制天下，以略转天下，以术定天下之道；务求不战而胜为上策，让人各自为战为中策，让我亦转入战争中以求制胜为下策。是故平时之对事策略对于吾人之重要，实远超战略与战术之上。平庸人之所以平庸，就是忽微略渐；而伟大人物的不同之点，就在能注意到那些几微隐渐之能力中。以此，能知常人之所不能知，见常人之所不能见；结果便能任常人之所不能任，为常人之所不能为，而成常人之所不能成。孙子曾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又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此皆为力言政治谋略之重要，在战略与战术之先的一大铁案。而汉高祖则更露骨地表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为功人；而“攻城略地，出生入死”者，却为功狗。其重要也可 知。惟政治谋略之为道，其积也渐而不骤，其形也微而不著，其结局之悲惨程度隐而不显，故不为人所注重。于是，更易为人所忽视，而不以全神全力去讲求制胜于无形之道，故失败而不自知耳。
在此章所欲讨论与研究者，非为纯粹政治上之谋略与手腕问题，而同时兼及于军事上之谋略与手腕的问题。非为纯理论问题，而同时兼及于事实问题； 于事实上去寻求策略的原则，以为今后应事之准绳，盖古事为今事之鉴，前事乃后事之师也。惟千古无不同的事件，亦无相同的事件。有此事用之而宜，彼事用之而失者，有此地行之而成，彼地行之而败者，有此时如是而成彼时如是而败者，亦有彼时如是而败此时如是则却反成者，有此人如是而得，彼人如是而失者，良以功无常主，善无常师。原理原则虽同，人时事地物已非，故其应用之政略亦自常有异。能善宗勿失，因应变化者谓之神。不然，赵括徒读父书，无益于战守也。惟因其原理原则，始终不变，故为《谋略原理第四》。
二 谋略学中之远略原理
见人之所不及见，谋人之所不及谋，
虑人之所不及虑，算人之所不及算。
大凡策谋定计，贵乎高远。天玄子谓：“谋贵高人一着，略贵远人一着。能见人之所不及见，谋人之所不及谋，虑人之所不及虑，算人之所不及算，方为远略。”萧何入关，尽收秦图籍；高祖策秦，先除秦苛政，仅约法三章，以为治理，此远略之为用也。远略之要，在能见于未朕，胜于无形，防患于未萌，制敌于无为。孙子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而复求其深远高明，非世人之所企及，则更为制胜之上而又上者矣。刘子有言：“凡举大事，谋定而后动，略决而后行。古重深谋远虑，所以算无遗策，动则必成也。”天玄子云：“国家大计，务求眼识深远，规模宏大，切忌卑近而拘小。凡就事计事，就事理事，因事划策，因事立功者，均为拘谨之士，而非远略之才。远略之才，则常能计事于未有，理事于未形，决策于不见，立功于不知。若必为天下人皆能共见共知者，非善之善者矣。”夫决千百年大计，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岂能为天下人之能共见共知者哉？至乎就事论事，就事料事，能策划至当，处理至当，虽亦为当世宏通之才，然究非圣人之所贵者也。深事深谋，浅事浅谋，远事远谋，近事近谋，大事大谋，小事小谋，要皆以深远高明为上。
惟为国划宏谋远略，主在能明“因革损益”之术，次须能明“杜害防弊”之方。凡策谋划略，总以“利害得失”为其量度之第一准绳。在此须知凡事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不可只见其利而不见其害，只见其得而不见其失。故当 “因革损益”之际，须面面兼顾，使有“圆通周备”之善；力为之“杜害防弊”，使为“万全至善”之法。同时，又须知我之法，亦必有利害得失存乎其间，而复为之 “杜害防弊”，方可谓至矣，美矣，尽矣。不然，计乎此而忽乎彼，则必得诸此而失诸彼；计乎彼而忽乎此，则必得诸彼而失诸此。计备乎前人之所失，而我终失于不失之失；计备乎前人之所败，而我终败于不败之败。此中奥秘，非圣智者不能知。故秦惩周于诸侯之强而因革之，变封建为郡县，而汉帝亡之于此。汉惩秦之孤立而因革之，大建庶孽，而七国乱之于此。武宣以后，稍剖削之，而王莽篡之于此。光武惩哀平为备之于彼，而魏则亡之于此。晋惩魏为备之于彼，而唐太宗亡之于此。宋惩五代方镇，为备之于彼，而元亡之于此。各惩其所由亡，因革损益而为之备，备其所当备，而忘其所不防；故卒失在于其所不防，亦即失于其所谓“利”与“得”之所在也。孰不知害常存于利中，而失常存于得内也。此即老子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者是。苟能于“远略”、“大制”订定施行之后，守者与承者，均能随时为之因革损益，随之为之杜害防弊；则自可做到汤铭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境界矣。新则无弊，故在日新境界中，便可永远无弊无失。此则谋国、为政、图远略者，不可不有高瞻远瞩之眼识，以为不虞之备也。
理国如是，用兵亦然，赵充国曰：“帝王之兵，贵谋而贱战。”岳武穆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有制胜万全之略，方能有制胜万全之战。故略宜贵深远，谋宜贵圆通，方能制胜万全也。《草庐经略》论“远略”之要有云：“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狃近利而忽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尤，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非必取不出师，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国无遗寇，勋无与匹。”故军国之事，以远略胜近略，以先见胜后见，以深谋胜浅谋，岂可待事已著，祸已形，病已深，至无可奈何时而后治之哉！故谋国者，贵为曲突徙薪之计，而不贵为焦头烂额之功也。
夫为远略，贵有深谋，此深谋远略，亦即所谓雄图大计也。理天下国家者，而无深谋远略，而无雄图大计，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病去病，非百世之雄主也。故定国家指导原理、国家建设原理，总要能为千百年后世计为首务。进之，而一个国家的政略指导原理、战略指导原理，亦莫不然，总期能于大处远处着眼，而于小处近处着手；方不致落于理想空想，而不切实际不能实行之弊。惟若只图近小而遗远大，则乃庸主之所务，其为害常有不可胜言者矣。为国家谋如是，为个人事功谋亦如是，为三军之事谋，亦复如是。《草庐经略》论“将谋”时有云：“三军之事，以多算胜少算，以有谋胜无谋。而孔子言行三军，亦曰好谋有成。故昔人论将之失者，不曰好谋无断，则曰议论多而成功少，斯言盖中兵家之膏肓矣。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敌之机，不设奇谲之变，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尔合战，亦偶尔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命？”战阵之事，须好谋有成，须先定胜负之数。理国家者尤然，宜好谋有成，宜先为强弱之形，先定成败之势，料彼我之数，定天下之交；并能转强弱之形，翻成败之势易彼我之数，翻友敌之变。因时利导，因势立功，得机决策，则决胜如神矣！故日强弱成败之形，得失胜负之数，在我而不在敌也。总要能自做主宰，转敌而不为敌所转，致敌而不为敌所致，以一略应万略，以不变应万变，而其略无穷，其变亦无穷，方为圣神！
三 谋略学中之先制原理
制敌而不被敌所制。
夫谋略之要，以务能收先制之利为首务，即古所谓“制敌机先”者是。先敌而不随敌，制敌而不制于敌，此为第一诀窍。鬼谷子曰：“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惟欲制人，贵乎取先。先一着便易制人；后一着，常易为人制。故天玄子曰：“夫策谋定略，得天下之先者胜，随天下之后者败。能动天下者胜，动于天下者败。”此乃不二之理，而为万世不变之则也。你能先天下即能领天下，你能先敌即能制敌。在人世间创大事，立大业，成大功亦然，务须处心积虑，占众人之机先，而不为众人之牛后；务使人随我，而我不随人，方是大英雄豪杰行径！故楚项王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欲为先制之利，惟有于先发中求之耳。
昔者，揭公论兵宜得先制之利时有云：“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阻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析先而为四，其心细如发，而其言透辟入里。不但用兵为然，大之而治国平天下，小之而立身处世，创业垂统，总以能得“先制”为首务。他复又自注其“先天”有云：“余所谓先天者，凡事具有先天。治乱安危，能眼高一世，先时闲闲做去，轻轻抹煞，遂免后来许多补苴。如司马光相，辽人戒其边吏，李崇请改镇为州，诸藩可无雄据也。”此亦即古哲所谓“治之于未乱，理之于未形”者。
惟欲得先制之利，首须有先知之聪，先见之明。能知人之所未及知，见人之所未及见；方能谋人之不及谋，为人之不及为。其所谓先天、先机、先声，要皆能有先知、先见为前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你要能领袖天下或领袖他人，你就必得能有先知之聪、先见之明，方能使人永远追随而不能或先。总之，凡事你能先一手、先一着即胜，待他人赶上你时，你又前进矣，这就是永远领先之道。要能永远领先，就得永远争先。先人一手，而不即止于此一手；先人一着，而不即住于此一着，如是，则即使他人能“迎头赶上”，仍始终无法赶上，因你总是能“先先不已”也！《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到此处，即可易为：“苟日先，日日先，又日先。”其又何能赶得上你？惟如何能事事争先，处处争先，时时争先，愚昧在人之能神而明之也。
谈到制敌机先，首须明如何是机。古圣云“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云： “时不可再，机不可失。”失机，即失其先制矣。如何为机，揭公论之极为详审，如云：“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切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有目前即是机，转瞬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深，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原评谓：“首数语指点人寻机，中数语提醒人乘机，未数语叮嘱人用机，机无余蕴矣。”确为至当。此在谋略上欲求先制，运用时，尤在能临机用变，因机而动也。
《君经》曰：“理君国之大事，均天下之大计，贵乎先制。先制之要，贵乎乘机。无机可乘，贵乎立机。”其所谓立机者，即今之“创造时机”也，也就是创造先制之利。我因时相势，提出一大政略、一大政策，使敌不得不随我而动，因我而应，这就先人而不后于人，并可制先机而先声夺人矣。惟策谋定略，须知利害、安危存亡，其机常相为倚伏，即老子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者是。故知其利必知其害，知其福必知其祸；知其所安必知其所危，知其所存必知其所亡。同时知其利中之害，尚须知其害中之利；知其福中之祸，尚须知其祸中之福；知其安中之危，尚须知其危中之安；知其存中之亡，尚须知其亡中之存。再进而计其得而防其弊，取其利而杜其害，明其变而塞其窦。尤须明敌我之势，权敌我之谋，量敌我之力，料敌我之情。参伍以验，方可能望策敌万全，尽先制之利，而无“妄先”之失。若妄为先制，反为敌制先，陷于盲动，则欲上而反下，欲先而反后矣。
老子有言曰：“不敢为天下先。”此不敢为天下先者，乃在以静制动，以实制虚也。观天下之变，待天下之动，我乘而制之也。故又曰：“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我有其实，即可乘动而制之，此翻后着为先着，以无算应有算之道也。故既须料敌，又须料我。既须料敌之中变，又须料友之中变。既须策敌，又须策我，既须策我之策敌，又须策敌之策我。备乎不备，虞乎不虞，料乎不料，谋乎不谋，方为全术、全胜之道也。不然，使陷于上所举“妄为先制，反为敌制先”之弊矣！ 此老子所以有“戒先取后”之训也。若我能以实动敌之虚，以长致敌之短，并筹策周全，变化始终，皆能制先，则转天下便有如盘中走丸也，全在掌中矣。
四 谋略学中之主动原理
争取主动。
争取主动，乃为谋略学中之第一原则，即是孙子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无论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宣传战、间谍战，以及人生在世，凡百事功上的斗争，无不以争取主动为先务，而切戒陷于被动地位。非但在军事上的武力战中之战略、战术、战斗诸法则为然也。要收“先制之利”，主动尤为惟一不二的法则。
拙著《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一书中论主动原则时有云：“主动为制敌机先之要则，能主动则不但先发足以制人，即后发亦不致被制于人。”“能致人，则人之实者亦虚；不能致人，则人之虚者亦实。被致于人，则我之实者亦虚；不致于人，则我之虚者亦实。”于《兵经新论》中亦有云：“主动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制人而不制于人，谋人而不谋于人，动人而不动于人。一切由我主发，使敌追随我之创意，而被迫处于被动应战者也。我欲彼攻，彼不得不攻；我欲彼守，彼不得不守；我欲彼进，彼不得不进；我欲彼退，彼不得不退；我欲彼如是，彼不得不如是；我欲彼不如是，彼不得不不如是。如是即谓主动之极。”在谋略上欲为主动，务能明天下之势，度敌我之情，因利害之理，料虚实之形，本斯四者，而为出敌意表之创意，务使谋在于我而应在于敌，使敌随我而我不随敌，斯乃制胜之微权。若四者不审，而妄为主动，则陷于盲动矣。若盲目地妄为主动，则敌初虽陷于被动，赓即可翻后着为先着，变被动为主动矣！故孙子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又曰：“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能至者，害之也。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善为主动之谋者，敌强能弱之，敌治能乱之，敌明能误之，敌智能愚之，敌专能分之，敌备能疏之。其要在能审时因隙，度机乘势，而详计彼我之利害得失，阴以术致之耳！
老子曰：“我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这并不是他反对主动原理，反对先制原理，反对进取原理；而是他的“守反以为用”的“以客为主，以退为进”的大原理。尤其是指为人主者当和战之际，不可主动发动战争，先敌发动战争，不可先发进入敌人国土。以兵凶战危，乃天下之所恶也。当天下人之所恶，便以后为上，以让为上，以退为上。再因而应之，随敌变化，以翻被动为主动，翻后退为前进，使敌居所恶，而我则可得天下人之心与力而用之，方可收最后胜利之功也。我们不看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乎中日战争，不是均为先发动战争者败，后应战者胜乎？
总之，无论为主为客，取先取后，或战或和，或攻或守，或行或止，或进或退，总要能自做主宰，不随敌而被动应敌。致人者，主动也。致于人者，被动也。致人而不致于人，动人而不动于人，则无论主客先后，攻守进退，皆为主动矣。偶樵氏曰：“致人之术多端：孙膑走梁，耿算攻巨里，司马懿向襄平，王守仁克南昌，皆用进法。周亚夫壁昌邑，班超散车西，郭崇韬筑河垒，王彦焚秦郊，刘江还北平，皆用退法。进退固有不同，而其致人者则一也。”胡林翼有云：“军事有须先 着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亦必胜之道也。”又云：“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之变，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亦必胜之道也。”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凡与敌角智谋决胜负者，诸莫不然，事事致敌，则敌自事事被动，而必事事防我。处处致敌，则敌自处处被动，而必处处备我。此孙子所谓“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主动可以分敌之术也。若事事致敌，而使敌必事事防我，则又可以劳敌矣；若时时致敌，而使敌必时时防我，则又可以耗敌矣。我不动而佯为之动，则又可以误敌矣。我无事而佯为之事，则又可以愚敌矣。操和战之机，握攻守之权，制进退之势，为虚实之形，皆争取主动之要务也。而胜负之数，常决于主动被动之分，可不慎欤？
五 谋略学中之因应原理
顺其自然，乘机而制之，
制而有之，有而利之。
因应之学，不但为谋略学中之最高法则，且亦为人生天地间一大自然哲理。道家最重因应之为用。老子云：“太上因之，其次利导之。”《慎子 · 内篇》云：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又云：“人不得其所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庄子 ·应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因而应之，应而顺之，顺而乘之，乘而制之，制而有之，有而利之；此千古不易之道也。吾人如能因事条理，因势利导，因时推移，因敌变化；又能顺道自然，顺人自为，顺物自化，顺敌自理。复制时而为之机，因机而为之策；应天而为之理，因理而为之治；则国无不强，政无不善，事无不举，而战无不胜矣。故《易》曰：“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详审宇内，顺察敌意，或因之，或应之；或迎之，或逆之；或利之，或害之；或纵之，或制之；或攻或守，或进或退，或迂或直，或正或奇，或顺或反。总须因天、因时、 因地、因人、因道、因法，复因其机，因其势，因其虚，因其弱，因其骄，因其忽，因其隙，因其困，因其乱，因其不和，因其无备；总以因敌变化而制之以为胜，此为谋略学中之第一原则，乃万用而不穷之道也。故鬼谷子曰：“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因而为之定计决略，以求其制胜于无形也。
惟善为因应之道者，须先详敌我之情，察天下之形，量顺逆之势，达变化之权，识众寡之用，明进退之机，方能因应而无不宜。实而备之，备而固之；方能因而乘之，乘而制之。在已者无实，则在彼者无可乘，以不能转其可乘之势而为必胜之权也。能因之贵能乘之，能乘之贵能制之。故何守法《投笔肤谈》有曰： “故知兵者，必先自备其不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乘疑可间，乘劳可攻，乘饥可困，乘分可图，乘虚可惊，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未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退；故兵贵乘人，不贵为人所乘也。”此乘人之道，实不但用兵为然也。彼复引史事以明注之曰：“疑则易谗，故可间；如田单因新王与乐毅有隙也。劳则易破，故可攻；如越王知齐之精锐尽于齐晋也。饥则枵腹，故可困；如楚军食尽，而汉王破之成皋也。分则势孤，故可图；如张步分屯，而耿算败之历下也。虚则恐惧不安，故可惊；如左车教韩信之胁燕也。乱则纵横无纪，故可取；如谢玄绐苻坚之移阵也。未至则无援，故可挠；如李靖料萧铣之兵未集，而急促之也。未发则易遏，故可制；如孟子度诸侯伐齐之谋未动，而可止也。既胜敌必骄，故可劫；如张辽之以百骑贯兵营也。既败敌必避，故可退；如孔明之射张邰而全军返也。大约举此十者，以见凡敌之所有，俱可用权以乘之，但不可为其所乘耳。”夫乘人之法，不但用兵为然。大凡天下事，无不可因者，故亦无不可乘者。不但敌弱可乘也，敌强亦可乘也。不但敌虚可乘也，敌实亦可乘也。或乘其欲，或乘其谋，或乘其安，或乘其危，或乘其厄，或乘其弊。凡敌之所存者，无不可因，亦无不可乘；制而用之，存乎一心而已矣！与凡人之所有，诸莫不可因，故亦诸莫不可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神明变化而已矣。
因应之道多端，上已言之，然要不外“因敌变化”之一大原则。此即古圣所谓“与时推移，因敌变化”者是。良以谋略学之为道，主在“克敌制胜”;要能克敌制胜，便不可不因敌以为胜。故孙子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敌强则我骄之使忽，敌亲则我离之使疏，敌明则我误之使乖，敌智则我蔽之使愚，敌弱则我恐之使惧，敌乱则我乘之使服，敌疲则我扰之使困，敌贫则我予之使屈。至于两军交绥之际，则尤贵能因而应之，乘而制之之道。若不因敌情、敌势、敌利、敌害之不同，以讲求制胜之方，则拙矣。此赵括之所以徒读父书，而不能为胜；马谡之所以善言兵法，而不能为将。在不明因应原理，而因敌变化其法以取胜也。诸葛亮所谓：“奇应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全是说明谋略学中“因应乘制”之重要性。故天玄子曰：“世无千古不变之治道，亦无千古不变之兵法。为政之道，在因革损益以为治；为兵之道，在因应乘制以为胜。若拘于道则死于道，泥于法则死于法矣！故下焉者法法，上焉者铸法，法法而胜者谓之明，铸法而胜者谓之神！”旨哉其言也。
其次，在因应原理中之因势利导一法则，《草庐经略》曾详言之有曰：“凡兵定有一势，惟因其势而利导之者为得算。盖敌势万变不齐，善战者，惟随势以应，而我无定局，是谓胜于易胜也。敌欺我则骄之，敌畏我则恐之，敌勇而愚则误之，敌轻而躁则劳之，敌过慎而蒽则疑之，敌上下猜嫌则间之。敌好袭人，则佯为无备以致之；敌好侵掠，则委利以饵之；敌务于进，则设伏以陷之；敌志在退，则开险以击之。凡如此例，难容悉数，皆因敌情以导之耳。敌既入我阱中，乘势出奇，选锋突袭，覆之犹反掌耳。”凡为谋之道，能因势而握机，乘时而利动之者，无不胜也。
最后，天玄子尚有一段言因应之术，可资参究者，特再为录之。天玄子曰： “因应之术，纯系活法天机，全为神机妙用。非上圣大智，难以穷其端倪。须能见于无形，行于无迹，方能得其神用。至俟几已成，众人皆可见者，虽欲乘之，亦已晚矣！世无可乘，须静如处女，不动如山。世有可乘，须疾如闪电，动如雷霆。此等机缘，稍纵即逝。”又曰：“因应之术，尚有四要诀。敌强我弱，敌胜我败，须能因而困以忍之。时未至，机未熟，势未成，须能因而静以待之。一俟时至机熟势成，须能因而速以乘之，狠以亡之。昔句践败于吴王夫差，屈辱以称臣，此能困而忍之之术也。及其返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此静而待之之术也。俟夫差兵困于图霸，举国空虚，句践便急起而击之，此速而乘之之术也。及夫差既败，意欲称臣于越以求和，而句践卒不许，一举而灭其国，此狠而亡之，毒而绝之之术也。最后一着，乃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之术。”此实为自古英雄豪杰举事成事之不易要诀。吾人试一按楚汉之际，高祖之与项羽，套之此一公式，实不爽毫厘，若合符节。设鸿门之会，项羽能从范增谋，狠心以诛汉王，天下又岂为刘汉所有乎？又韩信设能从蒯通谋，不念世俗之所谓恩，狠心以叛离汉王，高祖又岂得而诛之？当其出胯下，能因而忍也；击暴秦，能速而乘，因而狠也。独对高祖一着，不能因而狠，故卒为高祖所擒所诛，此要亦差之毫厘，失以千里之策也。惟此不可以为圣教，一般创业之士，切宜慎之，否则便流于刻毒矣！
六 谋略学中之顺反原理
欲将取之，必先予之。
所谓顺反原理云者，即欲顺反反，欲反反顺，或顺而反，或反而顺，或顺而顺，或反而反，顺之反之，反之顺之之谓。其含义甚深，可分为几方面言之：第一为“顺”吾人内心中之目的，“因”事实之需要，而“反”其道以行之。《周书》云： “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种谋略，乃谋略中之上乘谋略，须绝对秘密，实出奇制胜之诀则。在史实上，利用此种谋略而获成功者，不可胜数。如：“郑武公欲伐胡，便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明证也。其次，如汤之伐夏桀，周之伐商纣，句践之臣吴王夫差……俱为此原则之应用《史记 ·齐世家》言：“周西伯之脱美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所以必须如是者，盖当时自己之新势力未立，而对方领有之旧势力崩溃之条件未备，便惟有阴谋新势力之树立而待时以动。为使对方不见不防，便惟有放射反面的烟幕，以资掩护伟大工程的进行。盖必如是，方能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功。后鬼谷子尝应用其言，于《反应篇》曰：“欲张反敛，欲高反上，欲取反与。”于《谋篇》曰：“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皆此理也。德苏战争前之德苏协定，日美战争前之谈判，即此之用也。
第二为“反”事实之实在情形，“因”谋略上之需要，而“顺”对方之某种欲望而行之。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而揭子宣则认此为“左”道，他云：“兵之变者无如左，左者以逆为顺，以害为利，反行所谋左其事，以具资人左其形，或取迂远左其径。易而不攻，得而不取，利而不进，侮而不遏，纵而不留。难有所先，险有所蹈，死有所趋，患有不恤，兵众不用，敌益而喜，皆左也。适可而左，则适左而得，若左其所左，则失矣。”如当汉之世，“大将陈稀反，连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辈视之，皆言可击。复遣刘敬往，报曰：‘匈奴不可击。’问其故，对曰：‘夫两国相制，宜矜夸其长，今臣往，徒见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怒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众。’械击敬，遂至平城。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于白登，七日乏食。”几为所擒，此一例也。
第三为顺应其某种条件而加强其失败之成分。故文王不取殷，以加强诸侯之怒，高帝臣于楚而王信于齐，光武不哭兄，皆顺其恶以彰其罪，顺其强以骄其意，尽其气而取其竭，让其先而趋其后也。孙子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如战国时，秦惠王欲伐齐，而患齐楚从亲，于是张仪便往间诱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大大王，惟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大齐王，惟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今齐王之罪，其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是则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两利俱至。”于是楚王大悦，允之。是其谋略的第一步运用，为亲而离之；第二步运用，为利而诱之也。又“晋文公拘楚使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使告绝楚，楚将子玉怒，与晋师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子玉自刎。”又“吴子伐齐，越子率众而朝，王及左右皆有赂，吴人皆喜，惟伍员惧曰：‘是豢吴也。’”后果为越灭。再“楚伐庸，七战皆北。庸人曰： ‘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遂灭庸。”此则挠之，卑而骄之之例也。其他所未举例，在诸史实上多所应用，读者互相参之，便不难获。
第四为顺之反之，以遂御之。吕尚曰：“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危者安之，惧者怀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 此八者，言陈治民之术也。其下又曰：“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愚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脱之。”此十二者，言陈御人之术也。其下又曰：“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敌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此十者，言陈对敌之术也。推而用之，则几神矣！
总上所述，系以事实为主体，而以对人为目的而言之部分。故第五点，拟略谈以对己为目的之部分，即反之顺之以就成之之原则。盖事业之成败，吾人本身所持的态度，即为一主要的因素。此语，即移到御人一方面亦然，老子在此一方面的成就最高。他对一切主张反吾人之欲望与志愿以行之，而臻事业成功于更伟大的领域。盖反之实所以顺之也。彼既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又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还有“为无为，则无不治”等语。考其所以然者，乃在：“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接着又云：“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在后又云：“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其道常不离相反以相成的原理。故彼认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盖一个人愈有所私，则愈不能为己，愈有所为，则愈不能属于己，你若竞竞于与全国人争国，与全天下人争天下，与全事业领域中人争成败，则其结果，你定将一无所获。若你能让全国人争之，全天下人争之，全事业领域中人争之，则反能有所得。盖以不争之争为争也。故老子又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者即以此。他极力主张以柔制刚、以弱克强之阴柔手腕，以无为治国、以不争取天下之诡反策略。
以是，一个想将他的足迹印上历史篇页上去的领袖人物，最上乘的秘诀，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小为大，以卑为高，以屈为直，以辱为荣，以阴为阳，以不争为争。这一点，我想实为不可毁灭的原则。史乘上许多伟大人物，常因其不能如此而亡身丧家、败事失国者，不可胜数。老子《道德经》一书对此一贯之道理，可以归纳于下面几句话中，即是“不大之大，方为极大；不高之高，方为极高； 不德之德，方为上德；不争之争，方为上争；无为之为，方为至为；不治之治，方为至治”数语。惟明之之神，存乎其人，用之之妙，存乎其心，读者举一以反三可耳。
最后，孙子《九变篇》中顺详敌意一原则，亦适可为此篇之发明。吾于拙著 《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一书中曾释之云：吾人知道，孙子之战争思想，受《周易》之影响甚大，《易》之豫卦有：“豫，利建侯行师。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动以顺，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阴阳以顺动则豫，天地以顺动则序，圣人以顺动则正，国家以顺动则强，战争以顺动则胜，人类万事万物诸以顺动则宜而止于至善。宜则当，当则诚，诚则不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则不见而自章，不动而自变，不战而自胜，不争而自有，无为而自成，无私而自大。此顺应之功也！
七 谋略学中之全知原理
看清全局。
谋略之基础，主在先明敌我及天下之情势，并预料尔后之变化，以为设谋定略之准据。故天玄子曰：“谋略之要，务先求‘全知’。知天知地，知敌知我，知时知势，知阴知阳，知友知变，知往知来，知显知隐。务求我知敌者详而尽，敌知我者寡而微。故曰：处幽所以用明，知全所以用敌，乘时所以为势，握枢所以应变。此乃立于必胜必成而不败不亡之道也。”夫谋天下者先须明天下，料天下者先须知天下，先使我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必胜之策；再本必胜之术，以纵横捭阖于天下，而为之因应变化，以谋万全之道，方可无虞。此在政略战中，其成败之机，常隐伏而不易为世人所见；及其一至军事兵略战中，则一经指陈，即可尽人皆知其要也。
是故料战之胜败，不在于已战之后，而在于未战之先。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败之数，早存于敌我之间，惟智者见于未形，愚者暗于成势；故凡举事兴兵，贵乎先知。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余早年于《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中曾释此曰：“商之亡夏，周之亡商，强弱之形已立，兴亡之数已定，而胜败之情，亦已先审于汤武之心。次如秦之亡六国，汉之亡楚，前者长于知彼，后者长于知己。苻秦之亡于晋，南宋之亡于元，前者短于不知彼，后者短于不知己。夫秦与六国争天下之时，惠文审知六国之势，易离难久合，并悉其要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之交，故先以外交手段使齐魏伐赵以败从约，复使商鞅以收魏，范雎以收韩；是以秦之取韩魏，即所以取齐楚燕赵也。其所以能乎此者，知敌之情审而运谋当也。楚汉相争之时，高祖深知楚强难与以力争，羽才又非己可比。故首入关，即约法三章，与民苏息，除苛政暴刑，以收民心；延揽天下英雄，以固根本；间离范增，以孤羽势；并运谋以使楚师东伐彭越黥布，以散羽力，而争天下之交。后传檄三秦，称兵缟素；是汉之捐大梁齐赵，乃明于知己，而巧于取楚也。苻坚不遵王猛之言，不先图鲜卑羌卤，而急图晋，倾国以争淝水，卒败于谢玄，而失中原之势；其失在未审知在晋之不可图也，然王猛则已早言之。高宗不用赵范之言，早事图元，而以和愚金人，卒失江淮之险，其失在不审知宋之难以守而及时自振也。德皇威廉之失，知不审知英法之能持久，经济封锁之无法突破，与意之叛盟美之参战也。日本侵华之失，在不审知中国民族精神及文化力之伟大，举国一致之坚忍抗战，人力之众多，物资资源之无限，不但能长期抗战，而且能愈战愈强，故自陷泥淖而不能自拔也。”在上举各历史分析中，可以证明天玄子所提出的全知原理之重要，不仅徒在“知己知彼”也。料敌策敌者，除敌我之数外，举凡天、地之数，时、势之数，阴、阳之数，隐、显之数，敌我之友邦与中立国之数，与乎未来变化之数，务须详审而全知之也。就国力与战力而言之，则政力之数、财力之数、人力之数、物力之数、地力之数、兵力之数、文化力与精神力之数，总凡一切有形力与无形力，亦均不可不详审而全知之也。故天玄子又曰： “古之善为谋者，料人以谋人，料事以谋事，料敌以谋敌，料友以谋友；并料军以谋军，料战以谋战，料国以谋国，料天下以谋天下。再加之以料时以谋时，料机以谋机，料势以谋势，料变以谋变。务须知存于我，而神明其数；再运智于其中，方可算无遗策，意无不中，而谋无不胜也。”若徒恃力以盲动于天下，或不能自做主宰，只是恃力以为盲目的应敌之动，均为百无一无之理也！
故管子曰：“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臘, 释难而攻易。夫博国不在敦古，治世不在善政，霸王不在曲成。”又曰：“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欲明敌我天下之情势，以为动敌谋攻之本，则全知原理为上矣。我能全知敌我之情，全明天下之势，不但可以自谋而谋敌，且可以因彼谋为我谋，翻彼着为我着。量事以为之政，量敌以为之战，量天下以为之权。则自可以我之强，击敌之弱；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我之众，击敌之寡。且复可因敌以击敌，因友以击敌，因天下以击敌。凡此数者，乃善为攻战之道也。此所以情报战、间谍战，自古迄今，为谋国谋天下者之所重，以其乃获“全知”之重要手段也。
此一原则，运用在个人事功上，及今日之工商战、经济战亦复如是。我欲用友，务求全知于友；我欲用上，务求全知于上；我欲用下，务求全知于下；我欲用敌，务求全知于敌。方可望谋事必中，举事必成！若徒恃只知其在我者以为用，则未有能成者矣。
八 虚实原理
避实就虚。
谋天下事，主须审知天下之情势，详察天下之虚实，而为计谋策略之准绳，并为攻守进退之权衡。虚实原理，本来为军事战略上的一主要原理，惟运用之于政治战略上、经济战略上时亦然。且不但在国家之谋略上为然，即个人之事业凡有竞争性存在者，亦莫不然也。总要能审虚实之情，为虚实之形，变虚实之势，而因以为用，方为至善。故鬼谷子《本经 · 阴符篇》曰：“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
孙子曰：“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管子曰：“攻瑕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吴子亦曰：“用兵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故善用兵者，贵能得虚实之道。虚实之道，在使我常实而敌常虚，再审知敌之虚实，而部署我之虚实，并以我之虚实，而致敌之虚实；更以虚实为变 如阳示之以虚而实实，阳示之以实而实虚，或虚而示之以虚，实而示之以实，使敌误疑我之虚实而误署其虚实，则几矣。然后以我之实击敌之虚，以我之强击敌之弱，则如泰山压卵，不费力而胜矣。此即孙子所谓：“善胜者，胜于易胜，胜于已败者也。”故有问邓偶樵：“虚实之形在彼欤？抑在己欤？”答曰：“在彼者，虚实之形也；在己者，虚实之用也。形可知而用不可知，其神之谓乎？”昔汤之造商，不能空夏之都也，但聘于有莘，勤于祝网，日修其职，而被之为琼室为脯林者，且驱鱼以归网。商不日见其实，夏不日见其虚乎？昔武之造周，不能覆商之国也；但泽及于枯骨，化洽于虞芮，阴行其善，而彼之为鹿台为炮烙者，且驱雀以归从。商不日见其虚，周不日见其实乎？顾非独二代时为然也。秦日以散纵为实，六国日以合纵为实，及苏秦死而从约解，六国为之不振矣。吴日以攻人为实，越日以备人为实，及教养就而羽翼成，吴为之不振矣。亦非独春秋战国时为然也。楚之虚，在弃关中以失形势，诛降服以失人心；汉之实，在用三杰以集大功，听三老以兴大义；然非张良之间，则齐梁不叛，齐梁不叛，则燕赵不从，成皋敖仓之粟，汉能一日下咽乎？法曰：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然则楚之变实以成虚者，要皆诈为齐梁反书之谋居多也。光武之开基河内，犹高祖之发迹关中。高祖用萧何守关中，立宗庙，设郡邑，计户转漕，与卒补伍，然后根本无空虚之忧。光武用寇恂守河内，防侵轶，陈纪纲，率励士马，以通转运，然后牧圉有巩固之势。在我者既实，在被者自虚；是故项羽困于荥阳，而情见势绌；朱鲔困于雒阳，而众叛亲离，要亦虚使然耳。李靖曰：“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此西汉之所以致楚也。”太宗曰：“吾正以击之，使敌势常虚，吾奇以击之，使我势常实，此东汉之所以致更始也。”两君皆开创之主，而一兴于西，一兴于北，异事而同功。其后祖而行之者，赵充国留屯备羌，不数月而坐致全胜。诸葛亮镇抚成都，治戍讲武，而国用富饶。邓艾分屯淮南淮北，岁完五百万斛，以实军资。用我之实，致被之虚，所谓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尤而效之者，徐晃暗渡蒲坂，乘其隙以示先声；司马懿直捣襄平，窥其巢穴以遗内顾；郭崇韬自恽长驱，得梁之虚实，而窥其巢穴； 宗泽自汜趋汴，敌不知我之虚而壮其声援。用我之虚，劳彼之实，法所谓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守其法而正用之，耿算之明攻西安，实攻临淄，以出其不意；赵范之明备西北，实备东北，以神其不测。我见为虚，彼见为实，法所谓攻瑕则坚者亦瑕也。变其法而反用之，李光弼之先攻西北，以摧其盛强；刘琦之先攻兀术，以损其精锐；王彦之攻马郎，以碎其中坚。彼见为实，我令其为虚，法所谓三军夺气，则将帅可夺心者也。善乎李靖之言曰：“奇正者，所以致人之虚也。明乎致人之术，而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矣。明乎不致于人之术，而在我者常实，在彼者常虚矣。虚实有定形哉！”明乎此，则可识虚实之大用矣！
故善谋者，主在为我之虚实，而致敌之虚实。为我之虚实，在我而不在敌； 致敌之虚实，亦在我而不在敌。其次，为我之虚实，务使我常实，而无虚可为敌乘，即有所虚亦不可使我之虚当敌之实；如是则我之虚者亦实矣。致敌之虚实，务使敌常虚，而无实可以乘我，即有所实，亦不可使敌之实对我之虚，而宜以我之实对敌之虚；如是则敌之实者亦虚矣！此为变化虚实之妙用也。反之，若我虚而敌实，务为敌不得乘我之势；如此则我虽虚犹实，而敌虽实亦虚也。若敌虚而我实，务为敌必为我乘之势；如此则敌虚即为虚，而我实即为实也。此则为不失虚实之妙用也。
九 阴道原理
欲智反愚，欲进反退，欲疏反亲。
鬼谷子在《谋篇》曰：“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又曰“先王之道阴”，是为阴道立名命说之始。而溯其源，则系祖师太公之遗意，《三略》中云：“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奇谲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兵道篇》云：“阴其谋，密其机。”由此，可见阴道之所以为千古权谋家所重视之有以也。惟历代谋略家类多秘而不宜，守而不泄，以其究非正道也。故陈平曰：“我有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戒滥用也。有史以来之政治家尤其是军事家多用以成功，惟多有行之而知，知之而未言者，故鲜为人所盛道。而其于权谋学中之最高原则与不变不移的上乘谋略，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著于原则者，当始为《周书》,《周书》的 “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及老子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诸为阴柔之谋略，而为历代尚阴道者之纲则，实任何谋略家所不可否认者。天玄子承之曰：“欲智反愚，欲进反退，欲疏反亲。”曰：“取之者予之，奇之者正之。”其书实可谓为集谋略学之大成，故其中多阐扬此道之语。譬如，两个政党在政治战斗争过程中，或两个国家在外交战斗争过程中，你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一人，或目前为需要不能不与之合作，而久后又必须与之分家的一个伙伴，当然不能直诚地告诉他你是为某类需要而利用他的。你要企图或怂恿两个势力互相火拼而你坐收渔人之利时，你便不能告诉他你的真正企图。然此为多数人所能为之者，若更进一步如上述所云反其道以行之，而使对方误迷而不可测知，则其谋略便可谓深远矣。
现在，我们举一二件史事看。越王句践败于吴，而忍辱作会稽之盟，为了内心中大志之驱使，而含垢忍耻，称臣于吴王夫差。若当其请返治越之初，即泄漏报仇雪耻之目的，或于励精图治之过程中，即坦白地向大众宣示其目的而闻之于吴时，则结果又将不堪闻问。再看，昔赵襄子欲并代，因其姊为代王妻而尝亲代。其后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药，进热啜，厨人进酌，因各反斗以击之，王脑涂地，从者俱死，其姊闻之，因以靡笄自刺，襄子就兴兵乘代无备而平代地。当秦惠王之世，曾欲伐齐，而患齐楚从亲，便同样地运用此策略，遣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并约以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以为齐楚绝交之交换条件。楚王愚而贪，便允之。于是，此一计谋便如愿地出售于楚而达到其原定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夕，德为避免东西两面作战之困难，便先来一德苏协定稳定苏联，待欧陆统一，再回师攻苏。日本发动太平洋大战之前夕，遣使数辈至华盛顿举行日美谈判，使美不备，便大举进袭珍珠港关岛菲律宾，以争取初期胜利。至其终归失败者，究非在此也。
揭子宣对于阴道之运用，曾有其精辟之论，他于《阴篇》中曾云：“阴者，幻而不测之道。有用阳而人不测其阳，则阳而阴矣；有用阴而人不测其阴，则阴而阴矣。善兵者，或假阳以行阴，或运阴以济阳，总不外出奇握机。”彼又云：“古之善用兵者，意欲如此，为故不如此以行其意欲如此；此破军擒将、降城服邑之微法。今则当其意欲不如此，故为不如此，使彼反疑为意欲如此，以行其意欲不如此；此破军擒将、降城服邑之微法。”此亦无非阴道之运用也。彼引史事自注 《阴篇》后曰：“徐晃蒲坡之胜，阴袭也。徐达泗岸之焚，阴伏也。杜预夜走乐乡，阴渡也。刘郭衔枚水窦，阴入也。韩信益疑向临晋，伏兵从夏阳；王韶张军阵竹牛，潜师袭武胜；皆假阳以行阴。韩信夜出精骑望赵军，明军出井陉。冯异潜兵进枸城，建鼓赴敌阵，则运阴以济阳。千古取胜，此为上着。”淮南子于《兵略训》中有云：“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向非所之也。”此虽言兵，而其运用之范围，则非仅用兵之 “热战”战略为然，战争未爆发前“冷战”战略为然。即平时之外交，则更可以此为极则，要无非为误人之法。
误敌原则，为千古谋略家所常用。揭子宣对此曾云：“克敌之要，非徒以力制，乃以术误之也。或因我误法以误之，成因其自误而误之，误其恃，误其利，误其拙，误其智，亦误其变。虚挑实取，彼误而我使误，彼误而我能悟。故善用兵者，误人而不为人误。”又注云：“废其农桑，高颖误陈，使疲奔命，巫臣误楚，知更缓而贼不能集，曹翰巧于误人，留弱卒而走池州，常遇春悟人误，而因以破人也。郑国教秦开渠，致秦足饷，误人利人，则非善矣。”这些，都为阴道谋略中之精髓，惟成败得失，则不在你之知与不知、理解与不理解，而在你运用之如何。岳武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者是也。
最后，我还想附带写一点关于此原则之下层策略。第一点，我们须先承认大众多是近视的这一个前提。因其近视，故常抓着羊粪当黑豆吃，待吞下肚去，则后悔已迟。至其常维护愚蠢的错误的政策，则在其只看见目前的一切。如秦始皇筑长城，百怨沸腾，然秦以后汉族得少免异族之患者赖此。德之齐格菲防线、法之马奇诺防线，其功尚不能及长城之百一而意则同。隋炀帝之开运河，群情反对，然而其有功于南北文化及物资之交流，有功于民族社会者甚大。欧洲之苏伊士运河、美洲之巴拿马运河，其功亦不过如此，其意则一。商鞅变法之初，秦人皆曰不可；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始，国人皆目为忤逆。因此，你一有远大无比的计划，尤其是政治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一切社会制度之改革及伟大之革命，又非他们所可望及或想及的时候，你便必须运用宣传手段或诡术手段。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后者之意。因为他们最容易且常为天赋之表层的情感所冲动，所蒙蔽，而计谋与策略之运用，则常需要涵养之情感。没有一个领袖不对群众运用此手腕者，甚或是相反的手腕。在政略上，在外交上尤其离不开诡术，有一个领袖曾经说过：“在政治上运用人，原如在棋盘上运用棋子一样，良心是可以不必过问的。”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无论任何行为，诸是有道德的。”又云：“历史上伟人之完成其事业也，是用一种勇忍无怜恤之决断，以用尽其所有方略为止。”而墨索里尼亦曾自供过：“在政治的战斗中，我是无情者。”“需要即是真理……”等等类似之强横而富有英雄与野蛮色彩之语，不胜枚举。且也，于任何一个政治领袖或军事领袖口中都可以得着。在事功上，为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他们虽未明说诡术是合理，然而他们却承认在事功上，任何方略诸为合理的。普通人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在英雄的眼光中，只要有益于其国家民族和其事功，便变为最道德的行为矣。因为大多数人是需要此种行为过于道德的标准行为也，他们需要虚伪过于需要真实。
假如一个领袖不能同自己的民众，在他们历史中一个最为危险的时期一同前进，而分道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走上错误的途径时，那你除了冒着反对与攻击、 毒害与危险的围攻，而领着走上历史的正途外，便只有运用宣传手段或先应允其要求，满足其欲望，而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带转来。盖有许多事，常是利小而显，害大而隐，利近而易见，害远而难知的；而群众却常是固执着小利而忽视远大的弊害者，尤其是有关国家、民族、历史之大事更然。惟此一原则之应用，只能在某种限度以内，尤其是仅限于对敌与对事功之策略上而言，非泛指人生之一切行为。最好，还是运用前述之各项原则，则更使人败而不知其所以败，失而不知其所以失，死而不知其所以死矣。
天玄子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阳道生之，阴道杀之；阳道成之，阴道败之。故欲自胜则用阳，欲胜人则用阴。欲自谋则用阳，欲谋人则用阴。欲自成其天下，或自保其天下则用阳，欲取人之天下，或与人争天下则用阴。此用天地阴阳之道也。”天地之道，阳主生长，而阴主肃杀；阳主光明，而阴主幽暗，故千古来谋略家，莫不贵阴而贱阳也。古之所谓阴谋、阴术、阴计，与乎权巧、诡变、 诈术等等，皆阴道也。牟子曰：“阴道者，所以制人于死地之术也。”夫欲制人胜人与取人亡人，而不用阴谋诡术，以期用力少而收功多者，未之有也。故鬼谷子曰：“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阴谋诡计而若鬼神之不测，以胜于无形。众知其胜，而不知所以胜，故曰神。及乎功成事遂，彰著昭然，使天下人皆见其功，皆仰其德，故曰明。此用阴所以济阳，因阳所以玉阴之道也。
十 矛盾原理与纵横原理
相辅相成，相生以变。
宇宙万物，诸相对以生也。故《易》以阴阳、乾坤、刚柔、吉凶、男女、动静等，对立以并举。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万物，循循相生，至于无穷。惟二，故一与一之间，矛盾相生焉。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天地间，万事万象，万物万象，再挈其彼此间之矛盾性，“变”以生焉。故《易 ·系辞》有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察往知来之谓占，变通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循循相生，其变无穷。又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就成天地之文；极其数，就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总之，不过是教人明天地万物，诸相对以成，相生以变，教人于事物间、 数字中挈取其矛盾性而化之、变之、明之、用之之法而已。鬼谷子于《谋篇》曰： “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是以制事必须明变，《本经 · 阴符篇》所谓“分威”,“散势”，荀子所谓“得间”，吕尚、孙子及历代大谋略家所谓“用间”各原则，莫不为人与人间矛盾性之利用也。
在事物间亦复然。《高氏子略》曾云：“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阖辟翕张之外，神而明之。”要之，综考其玄神、奇幻、动变，而使人莫测之窍微妙奥处，则纯在其能把握事、物、人三者间之矛盾性，为其辟阖翕张等之准轴。所谓抉其几要危微，而为之制势、决计、立事也。古今来几乎全数之事业家，莫不能运用此原则，惟多有行之以成功而不自知者耳。知而不能用或无机缘以用，著之于书，谋略家也。后之人拾而用之，用而未得其“时”，未扼其“势”，未因其“间”，便以此而失败之枭雄怪杰，不可胜数。而运用之浅拙巧妙，又各不同，故不可以概论。用之浅者得浅，用之深者得深，结果亦自各异也。
我们且转向最浅近显明之事实上观之，在现在错综复杂之政治现象上，最容易寻出彼此间所生之矛盾来。如美苏间基本思想上的政治、经济、军事之矛盾，欧陆之政治与经济的矛盾，浮游于太平洋水上之远东的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因而所生的军事之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之矛盾，甚至是同一组织势力中此派与彼派间之矛盾，或此一人与彼一人间、此一事与彼一事间、此一物与彼一物间之矛盾，莫不可供吾人立谋行事之利用也。若上下再相交变，则彼此间所伏矛盾性，则更不可胜穷，不可胜用矣。我们再看战国时苏秦以合纵说六国，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及投从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者十五年”，直至张仪入秦，以连横破合纵而后，秦始得收各个击破，灭六国以一统天下之效。故在外交战中，可以说完全是“纵横原理”与“矛盾原理”之运用。
苏张二子，为历代纵横家、谋略家之最杰出的代表，其当时说各国之说辞与策略之运用，无不从矛盾上与利害上立论，而以动人主并定天下也，在史乘上光芒万丈。现在我们试各举一二段，藉见一斑。先看苏秦以合纵说赵王之策略。其辞曰：“为大王计，莫若安民无事，……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依“内”以定主题，主题既定，于是，依“外”以符 “内”，为之立三策。曰：“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于是，又参之以彼此间潜伏之矛盾性推断其果，为之说曰：“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楚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劫韩包周，则赵自销铄，据卫取淇，则齐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东，则必举甲而向赵，秦甲涉河逾章，据番吾，则兵必战邯郸之下矣！”其善利用彼此之矛盾性与划策之周可谓神矣。故最后为之确定一成为国策的政略曰：“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齐魏楚燕赵以摈畔秦。”结果，其计终见售于赵。继之说六国以合纵，佩六国相印，使秦不敢出函谷一步。其立韩、魏、齐、燕、楚五国之策，亦莫不然，而张仪连横之见成于秦者，亦纯在其善利用六国彼此相互间之矛盾性而毁合纵之功也。又如秦昭王欲伐楚，楚黄歇说之，初动之以因彼此间之矛盾现象所生的伐楚之利害关系，最后便结论曰：“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王以十万戌郑，梁人寒心，许河、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一善楚，而关内二万户之主，入地于秦，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充篇无不在各国彼此间之矛盾现象上立说，尤其是在“危动燕赵，持齐楚”之谋略上更容易看出。诸葛亮一出隆中，便立联吴拒魏之策，并极其巧妙地利用当时各个大小势力间之矛盾现象而取成于其中。所有历史上立计划策之谋略家或成功立业之事业家，莫不懂得而且运用此原理，尤其战国时代之所谓纵横家和现代之所谓政治家、外交家者更然。或谓：“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而考所谓纵横家之精窍，则全在如何于各种矛盾现象中寻找各种罅隙与各别不同之利害而利用之之一点。惟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成败之如何，非在理论之如何，而在运用之如何耳。
总之，天地之间，无论是人与人间，国与国间，事与事间，无不是矛盾，无不是罅隙，无不是利害；你能识其矛盾之所在，伺其罅隙之所存，而动之以利害，则未有不言听计从者也。天玄子曰：“天下无不相对而立，相对而动者也。善用谋者，便可伺隙而入，因势立功。而要能使人从我者，无非人之利害而已。或利而动之，或害而止之；或利而诱之，或害而协之。而利害之中，复有或利而利之者，或利而害之者；或害而害之者，或害而利之者。复有或为近利而有远害者，或为近害而有远利者，或远近俱利者，或远近俱害者。我欲加之于人也，不可不察； 人之加诸于我也，不可不辨。稍一不慎，便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矣！”考其所言，论彻精微，细如毫发，深可供谋略家之思辨参究之用。凡运筹帷幄中者，实不可不三致意焉！故孙子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可务可信也；杂于言，而患可解也。”又曰：“悬权而动。”于此，拙著《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有云： “悬权者，悬权轻重、缓急、得失、利害、胜败之数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一法也；然韩信用之背水阵便胜，高祖用之背水阵便败。视生处高，一法也；然赵奢用之先据山而胜阏与，马谡用之先据山而失街亭。半济而击，一法也；然韩信用之以诱龙且而胜，苻坚用之以诱谢玄而败。故曰：兵不易言也。”是以当我们运用纵横捭阖与矛盾罅隙以为策谋定计之时，切宜悬权敌我之虚实权势与利害得失，以为运用之微权，切不可执滞于法，执则不活，滞则不胜矣。
十一 诡变原理与转圆原理
谋不厌诈，计不避术。
谋略之道，贵能诡变。天玄子曰：“谋不厌诈，计不避术。”一部《周易》，其主要只是在教人守经以明变而已。是故《易 ·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是适。”良以变则不可穷，诡则不可测。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又曰：“兵以诈立，以利动。”此不但用兵为然，在国际外交上之谋略战中，亦复如是。孙子恐世人之拘守兵法而不知变化，故又揭柒变通原则，以为变化而神用之之要法。其言有曰：“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此九变之术，无论用谋用交，用兵行阵，均可为千古不易之最高指导原则。大凡天下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变。经之与法，正道也； 权之与变，奇道也。为谋略而不通于权变之术者，则拙而下矣。故程子曰：“惟善变通，是为圣人。”而老子亦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为教也。
余昔于《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中论诡变原则时有云：“是故古之善用兵谋者，能以后为先，以迟为速，以寡为众，以迂为直，以险为易，以害为利，以舍为取，以失为得，以败为胜，以曲为全，以毁为成；是在善转之而已。即奇即变，即变即奇；即诡即正，即正即诡；奇变诡正，相生相变。以常行者而变之，以常变者而变之，复以不变者而变之，并因敌之变而变之，变乃无穷。适可而变，则适变而得矣。惟藏至变于至正，藏至诈于至诚，藏至险于至平，藏至难于至易，藏至奇于至不奇，藏至变于至不变；则惟圣智者能之！惟守常所以应变，处经所以致权；未有不能守经用常，而能通权达变者。”经与常者，谋略之正则也；诡与变者，谋略之奇则也。正者，体也；奇者，用也。体用相生，则奇正之变无穷矣！夫战阵之事，千变万化，故谋略之用亦必波谲云诡，方可以肆用而无穷也。
故孙子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我可为奇正之变，而敌亦可为奇正之变，再因敌之奇正之变，复变我之奇正之变，则“无穷如天地，不竭若江河”矣！《淮南子 ·汜论训》曰：“圣人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用，是以终身行之而无所困。”盖天地间万事万物，万形万象，而敌之情势，亦复无方无定。若不能明变，则不能应之；若不能因变，则不能转之；若不能乘变，则不能制之。故圣人贵乎明变以应敌，因变以转敌，乘变以制敌也。
揭子宣对于“变”字之释用，最为鞭辟入里。他云：“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穷，以其拟变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万云一气，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惟谋有时而不用，奇有时而不出，诡有时而不用，变有时而不行。敌意我谋，则我以不谋谋之；敌意我奇，则我以不奇奇之；敌意我诡，则我以不诡诡之；敌意我变，则我以不变变之，则敌必为我所误矣。先父瑶阶公尝语吾曰：“破天下之至巧者以至拙，破天下之至伪者以至诚，破天下之至奇者以至正。制天下之至变以至不变，制天下之至谋以至不谋，制天下之至争以至不争。是以汝宜守拙，守诚，守正，守一，守愚，守让。因任自然，如婴之生，如物之长，水到渠成，无可或阻，亦无可或强也。”读斯言，当知古常有以一愚而制大智，一拙而败名将者之有以也。盖一以谋为谋，一以不谋为谋；一以用为用，一以不用为用也。不谋之谋，不用之用，其孰能知之哉？
惟质直言之，守已莫如诚，对敌莫如诈，守己莫如一，对敌莫如变，守己莫如愚，对敌莫如智。天地间用拙诚愚一而又能适变者，其惟圣人乎？故《周易》教人，亦以“惟变所适”为上乘了义。
其次，能诡变无穷，即能如圜之圆，无始无终，而变动不居，因应无穷。此鬼谷子《本经 · 阴符篇》中有转圆原理之指陈也。鬼谷子曰：“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象类，说义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知存亡。圆者所以合道，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夫谋贵圆，而不贵方；计贵活，而不贵滞。策虽前定，而贵能应变，略虽先成，而贵能转化。如是，则与敌周旋，方能因应万端，而毫无疑滞矣！夫是之谓神明妙用也。
十二 用几原理
谨慎于精微之几。
事业成败之机，常伏于几微之处。是以千古圣贤及伟大事业家，在运用谋略时，莫不谨慎于几微隐伏之机也。天玄子云：“用几之要，贵先能明几。明几方能乘几，乘几方能制机。”《易 · 屯系辞》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又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故孔子曰：“知几其神乎？”鬼谷子于《捭阖篇》曰：“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反应篇》 曰：“见微知类。”天玄子曰：“圣人知几，愚人不见几；圣人用几，愚人不用几。若事之利害得失，若必彰明昭著，天下人皆可见者，方乘而为之，制而成之，则无贵乎圣哲之士矣！圣哲之士，在能见微知著，在能谋于无形，在能成于无迹。故曰：善用几者，常先知若神。”是为“用几原理”之立名。以其在事业中之重要性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故有史以来，即未尝为领袖人物之所忽。昔太公谓文王曰：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如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老子所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所谓：“备患于未形。”诸为古圣贤人于成事立业、治国营天下不可不慎戒几微的原则之指示。盖生事者，几之势也；立事者，微之积也。故《易 ·系辞》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昔箕子见纣为象箸而烯，夫以一国之王，为象箸也而竟烯者无他，盖见微而知著，见端而知末，以象箸之微，而卜知天下之将不足也。文王常小心翼翼，成王常夙夜敬止，孔子常戒慎恐惧者，此也。诸葛一生之事业，系植基于“谨慎”二字，因其事无大小，物无巨细，诸能谨几慎几，故一生无所覆。是以吾人凡事宜不以其事小而忽之，祸微而略之，善小而不为，恶小而不戒也。盖山岳之高，积于最尔之土壤，河海之大，积于涓涓之细流。孔子谓汤武之所以兴，“非一善而王也”，而桀纣之所以废，“非一恶而亡也”。老子云：“为多于少，为大于细，图难于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为无为，事无事”之哲学基础，实基于此几微之用也。
昔孔子之去鲁也，徒以鲁君之受齐女乐。夫女乐，小事也，孔子竟以之而去，盖以此知其无能为也。墨子之所以见衢路而哭者，悲一跬而谬千里。盖始虽微，终不可救，毫厘之差，常生千里之谬；一事之误，常召亡国之祸；一足之失，常遗终身之憾；一言之忽，常遭灭身之灾，故不可不慎也。故鬼谷子曰：“圣人以先知而捷万物。”《新书》中云：“夫经始而傲微，则其极必至于大乱，是故子民者谨焉。”谨于事，谨于物，谨于名，谨于言，谨于行，谨于心，谨于意，谨于声色，谨于态度。凡百莫不出于谨，则愈细微的地方亦愈不致有所忽，而愈远大的地方亦不致有所失矣。故《潜夫论》云：“夫积微成显，积著成象，鄂誉鄂誉，鄂致存亡，是以圣人常慎其微也。”故为谋略之道，宜常在几微隐伏而未形之处，用其心意，以为计谋，因其脉理，顺其天行，故常能成事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之中也。鬼谷子以“微”为其捭阖的原理之一要素者，自有其很深沉之意念与真理在焉者也。故《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中庸》记云：“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以入德矣。”做人为然，做事则尤然。为之于无，防之于始，备之于微，动之于几；自能事事占先一着，快人一着。故曰：“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明者见几而作，圣者用几而成。”能因几而成事者，其惟圣人乎？
十三 三计原理
计不可以孤行，谋不可以孤制；
计均以三：上计、中计、下计。
为大事者必有大计，若漫无策划地听其自然演变而随求应付，则未有能成功而不败者，此谋略学之所以为千古事业家所侧重之主因，故《风后握奇经》云：“上兵伐谋，其下用师，弃本逐末，圣人不为。”此语为后世万人所宗，其重要可知。赵充国云：“帝王之兵，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孙子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易见矣。”其语中所谓“庙算”，即包括谋略而言，谋略定，则计以出。谋略须详，计策须周。前者不可离开事实而凌空驾屋，后者不可忽视其实行性而闭门造车。为政实如用兵然，偶一不慎而失之毫厘，即差以千里。不但宜慎始，且宜慎终如慎始。以慎始，故当设计之初，即宜因时、因地、因事、 因人之不同而“计”异。盖计有在此时行之成，在彼时行之便败者；有在彼地行之成，而在此地行之便败者。对事则尤然，似无庸议。惟同时，同地，同事，又必因人而“计”异，则似可非，然实不可非。揭子宣曾云：“计有可制愚而不可制智，有可制智而不可制愚，一以计为计，一以不计为计也。惟计之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计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遇乎敌所见，反乎敌所疑，则计蔑不成矣，故计必因人而设。”而太公在其《论将篇》中则更详密地将将分为有 “五材十过”,“五材”即勇、智、仁、信、忠，而对“十过”之将则更指明其“伐法”, 虽为论将，实则非仅将为然也。他云：“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惟吾人当定计立策之初，既已慎之谨之，然尤须持之至乎终，在实行之程途上，不可有丝毫之疏忽。
且也，计宜先设，即诸葛亮所谓“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设，无以应卒”者是。其次，计不可一，必反之复之，复之反之，以至于无穷，方谓全，故揭子宣曰：“行计务实施，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百出，算无遗策。”活计活用，不可拘泥于已定而致阻于未定。盖“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也。往古以来谋略家中有“三计原理”，三计原理者，谓计不可以孤行，谋不可以独制。计均以三，曰上计、中计、下计，斯为“正则”。至其“变则”，则为“奇”。现在我们似乎须跳到事实之学校里去，较易为明了。司马迁之《史记》中《黥布列传》载：淮南王布反，上召诸将问计。……薛公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于是高祖先问以“上计”之谓何？薛公答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于是，再问之以“中计”。薛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最后，问之以“下计”。曰： “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斯为正，变之则为奇。鬼谷子云：“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又云：“奇不知其所壅。”若以奇而再变之，则如孙子所云“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矣。我们再看事实之例证如何。《史记 ·孙膑庞涓列传》载：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兵，顾反听命于韩也。”吾人若以之代入三计之程式中，则晚救为上计，早救为中计，弗救则为下计。斯为“正则”，变之则奇生。故孙膑接着又曰：“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诉于齐。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彼“因”上面之“正”而生一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之“奇”。其政略既定，兵略便生。于是，第一步便阴许韩使，使之返；第二步便直趋魏都以救韩，即 “攻其所必救，取其所必争”之战略的运用；第三步便是取胜矣。又当越王句践自会稽归后七年，欲报吴之仇，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至，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克可也。” 其言首述利害之势，实证其上述策略之正当，而其“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 便为立策之正者也，彼又因之而立“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之奇策。于是，句践称善。
上述为参正变奇之例，若参奇而再变之，则无穷矣。李卫公谓：“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故奇正循环相变，便不可止极矣。唐太宗问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谓有形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谓无形者欤？”接着又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李卫公却又告诉我们：“故形之者，以奇击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之谓奇正相变。”这诸为至论，其言之题虽为兵，然其用却不限于兵，盖“兵略”，固“诡道”也，而“政略”亦“诡道”也； 惟诡道，可用以制之，而不可使知之。
在谋略学之理论上言，则常不如变，正不如奇，此千古不易之法则。惟在事实之行动上言之，则有时又未见尽然，须以时地之不同而异，尤以对方之人为然。有可以常胜，而不可以变胜；有可以正胜，而不可以奇胜者。揭子宣所谓 “历观古事，竟有以一拙而败名将成全功者”，即此理也，则有时却会变为“下计上，或中计上，而上计次之，或又次之者”，且也，尤贵能用。这里，最好引揭子宣之语及其所引史证来代明其不诬。彼曰：“古书三策，上为善。有用其中而善者，有出其下而善者，有两从之而善者，并有处败而得善者。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上。善为事极，谋附于善为谋极。深事深谋，无难而易，浅事浅谋，无过而失也。”又注云：“虑而后能得，得深得浅，皆得也，于此可悟止至善，理非隐深。薛公策黥布，司马懿策公孙渊，于谨策萧绎，皆三策，而俱出下以败，皆不能谋也。公孙五楼策慕容超，李密策杨玄感，知上中为胜着，而又出下以败，能谋而不能用也。张骞策拒奴，庞统策入蜀，从中取胜，能谋而能用也。韦孝宽策齐，不取上中而处下致胜，能谋而不必用也。唐高祖取隋，留诸将围河东，而引兵西，两谋而两用也。成祖三策吴杰，诱之出下，文成三策宸濠，迫之出下，又奇谋而奇用也。”总之，策计尚周，立谋务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乎此，庶近道矣。
政略与兵略无二。兵无不正，无不奇，运用灵活微妙，正兵亦奇，否则奇兵亦正。在政略上，谋无不正，无不奇；运用灵活微妙，正谋亦奇，否则奇谋亦正。出奇所以制胜，出奇而不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则奇复为正，巧复为拙；而胜兵奇略，反为敌所制而变为败兵拙略矣。总须知奇正相生之意！汉之霍去病、唐之张巡、宋之岳飞，用兵不尽用兵法，然无一莫非兵法。岳飞有言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转外交战于坛站之上，亦复如是。谋而后动，庙算之常，然当事之要，务在临机应变；其运用之妙，亦存乎一心而已！ 邓廷罗有言：“兵犹禅也，禅不悟不了，兵不悟不神；惟悟之为用，不可以言传。” 在国际政治坛站上，运用谋略战，则尤贵能有悟。悟则圆通无碍，因应咸宜；不悟则沾滞不化，应变无方。此所以千古来大谋略家，常是出于有大智慧人、有大才气人之有以也。
十四 捭阖原理
纵横捭阖，天地之道。
捭阖原理，为鬼谷子所创。惟实根于《大易》而来。《易 ·系辞》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即为捭阖之基本精神所在。捭阖，本为《鬼谷子》之一篇名，实则天地、人时、事物，无不可以捭阖为之于其间也。高似孙谓：“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均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阖辟翕张之外，神而明之。盖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由此可见鬼谷子之精深奥妙而变化无穷也。
鬼谷子曰：“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名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较其技巧短长。夫智愚贤不肖，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其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进。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既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轻重，圣人乃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育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也。”详参其说，扩类而旁通之，逐物而广推之，则实不但君臣上下之间，须运用捭阖之道术，即对敌对友，与乎处天下万事万物，无不可捭阖于其间。不但为言立说，察心观情，与乎用人行政，须运用捭阖之道术，即设谋定计、 生杀予夺，与乎化育天地，无不可捭阖于其间。故鬼谷子又谓：“捭阖，道之大化。”夫乾坤，一阴阳也，一刚柔也，一动静也；而阴阳、刚柔、动静，均无不可运用捭阖于其间也。或捭而反之，或捭而应之；或阖而逆之，或阖而顺之。以形捭之，以象动之，以默阖之，以诚结之。或捭之以利，或阖之以害，或捭之以欲，或阖之以义。或捭如此，或阖如彼；随而乘之，乘而制之。变化无穷，如环之无端，莫可纪极；捭阖在我，动应在彼，则其为用自不可胜穷矣。
对人而不明捭阖之理，便无以尽其情；对物而不明捭阖之理，便无以尽其用；对事而不明捭阖之理，便无以极其功；运谋而不明捭阖之理，便无以宏其智。故曰“存亡之门户”，而圣人以“守司其门户”为第一要务。鬼谷之名弟子苏秦、 张仪，运用其纵横术于战国之际，或合纵，或连横，无不能转天下于掌上，以改变时势，改变历史者，要不外善自揣摩利害，洞照情势，而巧于运用捭阖之道术，以得纵横于当世也。欲有事于天下，而不明用捭阖之术；以捭阖天下，欲其成，岂可得乎？
十五 用敌原理
用己不如用友，用友不如用敌。
天下事，用己者不如用友，用友者不如用敌。盖己，为不用之用也，若己为一，再加友之一，且使敌少一之用，便已三矣。对敌之一，必能胜之。若敌为十，则我最低须以十击之，如能用之，则不劳而化敌为友。在事功上言，敌去其十而我增十。如能用其五，则敌去其五，而我增五。以十五击五，胜可必也；若能用其已去之五而击其未去之五，则我坐胜矣。历代伟大人物之完成其事功，约可分为数类，一为用己之领袖，如项羽、威廉一世、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是；一为用友之领袖，如刘邦、刘备、威廉一世等是；一为用师之领袖，如周之文王、武王，齐之桓公等是也；一为己友兼用者，如尧、舜、禹、汤等大圣是也。近代恃用敌而成之例则较不多，然在某一事功之某一阶段言，则确为上乘策略中之上乘策略，具有无可比拟之伟力。当战国时，六国诸为秦之敌也，始皇能善用之，而终及身成其灭六国之业。刘、项争雄之际，项伯，汉之敌也，高祖从张良之谋而善用之，终成为汉室帝业成败之转折点。善用敌者，常能转敌为友，而为我所用。不善用敌者，不但不能转敌为友，且常因谋略运用之错误而转友为敌。用敌原理，即 《兵经》中所说的“借”的原理。
揭子宣于《借篇》中曾云：“古之言借者，外援四裔，内约与国，乞师以求助耳。惟对垒设谋，彼此互角，而有借法乃巧。盖艰于力则借敌之力，不能诛则借敌之刃，甚至无财而借敌之财，无物而借敌之物，无将军而借敌之将军，不可智谋而借敌之智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之财物。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将军。翻彼着为我着，因其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不必亲行，坐有其事，己所难措，假手于人；敌为我资，而不见德，我驱之役，法令俱氓。甚且以敌借敌，借敌之借，使敌不知而终为我借，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则借法巧矣。”全在善用之而已。如昔秦患魏公子信陵君之在魏，便使人日夜毁于魏王之前，终之，魏王夺公子兵权。白起患廉颇之在赵，田单患乐毅之在燕，于是，谗毁诬陷，无所不用其极，终之颇、 毅诸去。李靖之离可汗，卫罐之孤二虏，以其用间之毫不着痕迹，终使依照其预定之谋略而削弱其势力。又如秦欲伐齐，而患齐楚从亲，张仪便因楚怀王之愚而贪也，阳许之以商于六百里之地而使其绝齐交，又因郑袖及其左右而再狎欺怀王。在近代，如欧陆中任何一国之强，诸英之患也，于是，其一贯之外交策略，即为保持欧陆之均势，使其自制，或友此以抑彼，或友彼以抑此，或助此以倾彼，或助彼以倾此；总不让有一过于超过均势之强大势力成长以为霸欧陆。正蒯通说韩信背汉时所谓之“割大弱强，以立诸侯”之策略也。亦即以敌制敌，以夷制夷之策略也。
其次，揭子宣《兵经》中之《勾篇》，亦可概入于此一原则下。彼云：“勾敌之信以为通，勾敌之勇以为应，与国勾之为声援，四夷勾之助攻击。胜天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也。”又引各种史事以明之曰：“唐太宗勾突厥，肃宗勾回纥，成宗勾兀良谷，王允勾吕布，曹璋勾厮敦，裴行俭勾伏念，此勾之善者。宜臼勾犬戎，叔带勾狄，何进勾董卓，殷浩勾任弱儿，崔彻勾朱温，此勾之不善者。至于晋勾契丹攻唐，宋勾女真攻辽，得其利而受其害，又勾之善而不善者。朱愬擒丁士良，即用士良擒陈光治，复用光治降秀琳，用秀琳擒李祐，而李祐复为之擒元济，始叹息愬为用人之最能者，可法也。”现代世界交通发达，举天下为一家，则外交上之用借用勾，合纵连横，多结盟国，以孤敌弱敌之策略，更为重要。惟用借用勾宜阴隐周谨，使抵于善方可。我所欲图，故为亲善，诱敌之图。我所欲攻，故为不攻，诱敌之攻；我所不取，故为欲取，诱敌之取；我所不为，故为欲为，诱敌之争。待其疲，乘其弊，一举而夺之，或坐而两得之，此诸为用敌之良法。惟微乎神乎，成败之间不容发，此行之之时，不可不慎者也。
惟用敌之为我，不如用敌之自为；用敌之自为，我坐观之，则敌与敌必互相攻。天下无数十年百年不用兵之国家。我坐待之，则其他各国彼此间之利害冲突必日趋尖锐化，一至顶点，战争必起。战端一起，则彼自必两败俱伤，而我可坐收渔人之利。不两亡之，亦可举足轻重，言出而无敢不听。昔秦惠王时，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救与勿救，惠王不能决，适陈轸由楚至，惠王问之以计将安出，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 ‘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而小者死，卞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斯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卞庄子刺虎之类也。”惠王以为然，卒未救而坐观之，后大国果伤而小国亡，就兴兵伐大，克之，此陈轸用敌之法也。惟韩魏当时已互为战，若未互为战，亦可待其战。待之而仍不战，则可投之以饵，诱之以利，纷之以辞，间之以计，使其必战，此则上乘谋略也。故曰：不争之争，斯为上争，不战之战，斯为上战者，此也。
用敌原理中尚有误敌、疑敌之法则。《草庐经略》言误敌之原则时有曰： “从古兵家之取败，率由一误。误则斯须之错谬，胜负相悬矣。譬若奕者，两敌相当，并称国手，其下人误下一着，敌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将之于敌，每多方以误之。误敌之法，难容悉数，或激之使躁于动，或诱之使贪于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缓之使坐安其患，或欲东而佯击其西，或实进而谬为之退。使敌当守而不守，当趋而不趋，或趋其所不必趋，守其所不必守。我有无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复追之悔，所谓形之而敌必从之者是。”或误其政，或误其交，或误其时，或误其地，或误其民，或误其将，或误其法，或误其谋，或误其势，或误其机，或误其强，或误其弱。总使其为我所误，因我而动，则误敌之道尽矣。
谈到疑敌之原则，《草庐经略》有曰：“兵以善断而胜，多疑而败。故疑敌之法，兵家必有也。敌疑则审机而不进，事事而莫能断。我乘其犹豫，因应变化，决策设奇，以期制胜。势强则伺隙而突击，或衔枚而掩袭；势弱则严兵整备，或潜师而引退。敌以疑而失事机，我以使疑而得胜算。故当垂败而可转败以为功，当垂成而遂成以莫御者，以其能乘敌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敌之术，动而若静，则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静而若动，则疑我之兴师而遂敛其守。实而若虚，则疑而不复备；虚而若实，则疑而不敢攻；佯为必致之势，继以必克之兵，亦佐胜之一端也。”故谋敌用敌之道，除用术以误之外，尚须用术以疑之。误可使其失策，疑可使其失机。总之，务使我能误敌而不误于敌，疑敌而不疑于敌；方能收致敌而不致于敌，用敌而不为敌所用，方为上略也。
其次，或则为诱敌之术，或则为骄敌之术，或则为离敌之术，或则为困敌之术，或则为扰敌之术，或则为欺敌之术。凡阴谋术略之士，对此无不以全力讲求之，“予之敌必取之，取之敌必从之，利之敌必争之，害之而敌必却之”，务使我为主而敌为客，我欲其来，彼不得不来；我欲其往，彼不得不往；我欲彼如何动变，而彼即不得不如何动变。同时，敌欲进，则因其进而用之；敌欲退，则因其退而用之；敌欲战，则因其战而用之；敌欲和，则因其和而用之。和、战、攻、守、进、 退，皆因其所欲为而用之。次之，敌智则因其智而用之，敌愚则因其愚而用之，敌明则因其明而用之，敌误则因其误而用之，敌强则因其强而用之，敌弱则因其弱而用之。智愚、明误、强弱，无不可因其所有而用之。能如是，则用敌之道，思过半矣。
最后，孤敌之术，在谋略战中，在外交战中，均为一最重要的大原则。人不可孤立，孤立则困；国不可孤立，孤立则危。故于设谋运交之际，一方面须争取我之与国，以防我陷于孤立；一方面宜离间敌之与国，以使敌陷于孤立。“孤不可恃”,“任独者昧”，敌势一孤，便有可乘。敌势即强，恃独而战，亦除从事“舍命战”与“糊涂战”而外，绝难从事“算定战”与“必胜战”。在战争未启之前，可为孤敌之术；在战争过程中，更须为孤敌之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之所以失败，全在一“孤”字耳。或因敌强而孤之，或因敌弱而孤之，或因敌骄而孤之，或因敌误而孤之。或因其内，或因其外，或因其政，或因其交；总以孤之为上策，此千古来不易之经也！
十六 神秘原理
出奇制胜，全在秘密之保持。
时代逾进步，则事与事间、人与人间之关系亦愈微妙复杂，科学愈臻上乘，则攻防之法门亦愈趋奇玄。故凡事当策划之际，其秘密之保持亦愈重要。战略与政略获胜之决则，全在乘敌之不意而出奇制胜。夫出奇制胜之道，全在计策之周备。而乘敌不意之道，全在秘密之保持。故《易 ·节爻》曰：“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由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老子云：“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者，以此也。凡有谋略，务须绝对保持秘密以至神鬼莫测之地，一有所行，则玄奇莫测，不但出于敌人之意表，且亦出于天下后世人之意表； 如此，则可方于“神秘”矣。天玄子曰：“谋政谋兵，谋敌谋友，谋战谋和，谋进谋退，均以几于神秘为上。守之以密，使敌莫知，出之以神，使敌莫测；斯为谋略中之神秘原理也。”夫和、战、攻、守、进、退，均能出之神秘，使敌莫测而无以应，乃制胜之道也。鬼谷子在《谋篇》曰：“圣人之道在隐与匿。”于《摩篇》曰：“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是以在事业之途程上，吾人务力探他人的秘密，而力藏自己的秘密。尤其在有大计谋、大策划之时为然。故太公在《兵法》 中有“阴符阴书”之篇，并明揭“神机鬼蔽，阴阳相胜之术”，非无端也。揭子宣曾云：“谋成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之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有行而隐其端，有用而绝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诚有素，不秘所以为秘地也。”在历史上因稍一不慎，泄露机密，而败九仞之功者，不可胜数。故鬼谷子于《摩篇》 曰：“塞茆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无患。”《淮南子》于《铨言训》 曰：“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故圣人掩明于未形，藏迹于无为。”又于《兵略训》曰：“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要之军事政治，莫不以隐为上，即为人亦然，可隐者则隐之；与人无关者隐之，不必告人者隐之，己之嗜恶隐之，已之短长隐之，将有所为，则更应隐之。隐之至于无形，则上善矣。《说苑》曾载：“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昔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侯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也？’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悠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由斯可知秘之道不易，而隐之道实至难也。
太公曰：“凡谋之道，周密为实。”又云：“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诸葛亮亦云：“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谋一泄，而使敌知之并为之备我，则有谋与无谋等。在谋略战中，不但以保持秘密为第一原则，尤须能使其有神秘莫测之奇，使敌莫料，方为上乘保密之道。我可以此测敌，须知敌亦可以此测我；我可以此谋敌，须知敌亦可以此谋我；我可以此动敌，敌亦可以此动我；我可以力探敌之机密，敌亦可以力探我之机密。故为谋略，总以能“出神入化”、“出奇制胜”、“出敌意表”为上策。凡敌意我绝对不如此者，我则绝对必如此；凡敌意我绝对必如此者，我则绝对不如此。谋能出乎恒情，逾乎恒理，超乎恒轨，谋人之所不敢谋，想人之所不敢想，方为神奇。谋而一至于神奇，即不秘亦所以为秘也。即言之而敌亦不信，天下人亦不信，而我竟如是出之，方为神妙莫测，而亦可入于神秘之境矣！故老子既曰：“玄德深矣远矣。”又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盖密则玄矣，玄则神矣，神则通矣，此乃道之微权也，故曰：“不可以示人。”凡事能神秘莫测，使敌不知所备，不知所措，便易有神妙莫测之势；不发则已，一发即有如高山飞瀑、峻坂转丸之势，不至不已者也。此即太公之所谓“神势”，与孙子所谓“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者是！
十七 宇宙对动原理
为之于此，必应之于彼；
动之于此，必行之于彼，
此为千古不易之原则。
宇宙对动原理，是根据天地间之相对律或对立律而产生的。此一原理，在 《周易》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最为丰富。《周易》以阴阳对立为起点：“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阴阳，而在两仪未生时孕育于太极之内者，仍有阴阳两性之存在。由此一阴阳之相对对立，于是而有男女、夫妇、君臣、上下、前后、左右，与乎刚柔、动静、正反、往复、高下、弛张、吉凶、悔吝、善恶、利害、成败、得失、生死等等一切之相对对立而存在。大凡宇宙间事物，有一即有二，有此即有彼，有利即有害，有得即有失，刚柔、动静、吉凶、成败等等现象，诸莫不然。故《易 · 泰》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 ·复》曰：“反复其道。”《易 ·剥》曰：“消息盈虚，天行也。”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不但说明了天下事物的相对律，而且也说明了天下事物的对动律。一切事物的现象，由来有渐，此存乎其中的隐伏之渐，即是其因；及其现象既形成，此形乎其外的突变之变，即是其果。凡事有果即有因，愚者见其果，智者见其因；愚者安其果，智者为其因。故欲有成，必先为其于所以成之因。援果可以求因，援因可以得果；故为之此者，势必得之于彼。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种福因得福报，种祸因得祸报，此不易之真理也。故圣人之谋事也，总是知其相对，而守其绝对；明其因之果，而为其果之因。凡事“无往不复”，我之加诸于人者，人必复之于我；我动则彼必应之，我行则彼必随之。此即相对而动应之原理也。
基于此一对动原理，可知天地间万事万物。凡为之于此，自必应之于彼；动之于此，自必形之于彼，此为千古不易之原则。古语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佛教之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其原理亦系由此而产生。有是于此者必有是于彼，故欲有是于彼者必先有是于此。是以欲人之助我必先助人，欲人之为我必先为人，欲人之忠我信我必先忠人信人，欲人之爱我戴我必先爱人戴人。油烧则燃，水煮则热，钟叩则鸣，鼓击则响；击大响大，叩大鸣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斯之谓也。故以道加之于人者，人亦报之以道；以德加之于人者，人亦报之以德；以怨加之于人者，人亦报之以怨；以恶加之于人者，人亦报之以恶。加大报大，加小报小；不报之于此，必报之于彼。此自然之理，必然之势，绝对无二之定律也。故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说苑》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 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故汤勤祝纲，文王泽枯骨，而天下之民从之。昔周之兴也，太王国于豳，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荤鬻戎狄欲攻之，事之以皮币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财物珠玉，不得免焉，而欲得其地与民。全民皆怒，欲与一战。太王曰：“立君所以为民，非立民所以为君，立君所以利民，非立君所以害民也。今戎狄之所为攻战在地与民，地与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民虽欲以我故战，然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去豳，渡漆沮逾梁山而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幼以归之，其他小国亦多闻而归之，而其国益大。又《史记》载：“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 ‘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滑王曰：‘孟尝君将作乱。’及田常劫滑王，滑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故曰：为之于此，自必应之于彼；动之于此，自必形之于彼；与之于此，自必取之于彼；失之于此，自必收之于彼也。故曰：居难是德，吃亏是福，损己受益，屈己得伸。其所以然者，盖宇宙一切事物现象，诸系为两力之对立而存在，为两力之对动所支配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均衡而存在不归于毁灭者，因各行星间彼此各互为两力之对立与两力之对动，互相吸引，互相作用，而止于一中点，此中点与彼此间力之大小成正比而构成。一与一为两力之对立与对动，一与万仍彼此各为两力之对立与对动，是为宇宙对动原理之成立。历代帝王诸运此原理以成功，惟为千古不传之秘耳。
吾于《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一书中有云：“盖宇宙间全部事物现象之生灭、成毁、变化，诸有一永恒不变之定律支配其间，即对动之定律，亦即对动之产生，即是由于各种事物现象之诸互相对立而存在。”又云：“宇宙一切事物与现象，又无一时一刻不在动化中，无一分一秒不在变易中，而此种动化变易，在内者自为循环，自为生—灭—生，自为成—毁—毁—成。在外者又诸皆自向其对方运动。因此一‘向对方运动’之定律发明，于是便构成一对动原理。由天地阴阳男女之对动，而产生一切现象之对动。故有强即有弱，有正即有反，两者各互相对动，故有治即有乱，有往即有复，两者各互相对动。故有胜即有败，有成即有毁，两者各互相对动……并由此对动而产生又一循环现象，即：强—弱—弱—强，正—反—反—正，治—乱—乱—治，往—复—复—往，胜—败—败—胜，成—毁—毁—成。从未有一单独存在之事变，亦未有一永恒向前变动。即使初视之，似为每一变动之新现象与旧现象不同，然结果则自必仍归于起点。如日月死生、春夏秋冬之循环往复然，且其变动又诸系受对方动力之干涉与压扰而行。如水变成气必因热，变成冰必因冷，人事亦然。因人事亦无一不循此对动原理而进行，故所加于对方者，自然必发生一种正的相成及反的相拒之反应。”
其次，我们如深入一观察，则历史上许多事实，常是亟亟于功名者，不能得功名；亟亟于富贵者，不能得富贵。反之，不企名而名至，不企利而利至者，比比皆是。此乃为之于事之正者，常适得其反；为之于事之反者，常适得其正之理也。因此，常必须反其所希冀者而为之，或静以俟之，迄乎运会之至，则所希冀者得矣；此亦即“不为之为”之道、“不用之用”之道、“不争之争”之道，“不胜之胜”之道。曰：为于无为，用于无用，争于无争，胜于无胜。则天下莫可与争功，万世莫可与争名。孰知此者，其神乎？孰能此者，其天乎？此亦即对动原理，惟为极高深、极精微的对动原理。以其所谓“反”者，乃形之反，而非质之反也。盖“天道好远”、“天道隐伏”，且天下事，固“无往不复”，然常“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且“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也。吾人若能“反复其道”，则庶几矣。故老子垂训后人为天下溪，为天下谷，受天下之垢，守天下之辱，己欲取 上先居下，已欲有成先居败，己欲获益先受损，己欲处前先居后，己欲受福先居恶，惟此只可为上智道，而难为中人言。此即为对动定律之微权也。故老子曰：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曰“柔胜刚，弱胜强”者，此也。
十八 时机之选择与运用
守时而动。
时机在事业之成败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选择当，则事半功倍；选择不当，则功败垂成。孟子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铉基，不如待时。”一个领袖必须懂得因时变化之原则，鬼谷子《逸文》中云：“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盖无论在行动上，或计划上，如不能随时世之变异，而讲求适应环境之方略，只固执旧见，则未有不败者。韩非子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者即此理也，《国语》所载“待其来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止之”，与乎《吕氏春秋 ·不广》 中所载之“智者之举事，必因时”一语，诸为谋事必需选择适当之时间，以求“能以最少之牺牲，而能收到最大效率”之经验的而又是真理的教条。所谓“适当之时间”者，即为时机。揭子宣下“机”之定义曰：“势之维系处为机，事之转变处为机，物之紧凑处为机，时之凑合处为机。”接着又阐明“机”之重要性及运用之基要曰：“有目前即是机，转瞬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深，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故当吾人选择“适当时之时间”时，宜恰为 “势之维系处”、“事之转变处”、“物之紧凑处”、“时之凑合处”之时，乘而用之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有所成。故太公于《兵道篇》云：“兵胜之术，密察敌人
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发启亦云：“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此即为谋事料敌，宜乘时握机的时机选择原理之说明也。
在此，有几点极简要的原则。第一为“乘外”的原则，乘外云者，即乘其有事于外之时，一举而攻之之谓。例如越王句践之报吴仇也，便乘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精兵悉从王，惟老弱与吴太子留守之时，大兴兵伐吴而败之，杀其太子而有其国。
其次为“乘内”之原则。“乘内”云者，即乘其有事于内之时，举而攻之之谓。此点，我国史乘上历代外祸之侵入，如元之覆宋、清之覆明，诸可为明证。而一九三〇年中国“九一八”之事变，则为日本内乘中国之赤祸与天灾，外乘欧美各列强之无力东顾之时，而遂行其明治维新后所决定之一贯的大陆政策，而获其所欲得之收获之明例。再次为“乘弊”之原则。“乘弊”云者，即乘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有崩溃没落之现象时，或其政治主张与设施、经济主张与设施等不能固结其内部人心，有众叛亲离等大矛盾现象发生之时，或乘其组织有弱点之时，或乘其事业路线有缺陷时。总之，是因人之弊，因事之弊，而乘势之弊，以发动自己猛烈之攻击行动之原则也。
然而若无以上所述之各时机可乘，则又为之奈何？曰：惟有创造时机耳。若创造时机而不可能，则又为之奈何？曰：惟有等待时机耳。老子曰：“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又云： “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鬼谷子亦曰：“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世有可抵则为之谋。”此诸为一个人必须待时之明训，惟时不可失，机不可逸，时机一至，必能握之。故范蠡有言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犹恐弗及。”《说苑》亦谓：“时乎时乎，间不及谋；应时之极，间不容息。”盖时机一纵即逝，一逝即不再来耳。惟待时亦不可如守株待兔。盖如是，则兔将永不可得也。故荀子于《天论篇》中云：“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尤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更不应抱着期待的态度，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可如是也。良以时机一到，而不能毅然决然断行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则为害非浅。兵法所谓迟疑与犹豫，较不为之害犹大者，即此之意。
十九 向抵抗力最小者发展
在我取之不无小补，而在人则无大伤。
向抵抗力最小者发展的原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其主要的理由在： 一，有不用任何最大的牺牲而能达到目的。二，有于短时期成功的把握。三，有不致倾覆自己的危险发生。四，在于不致引起外力的干涉。即在我取之不无小补，而在人则无大伤，故不嫉；且不甚为所注重而我则坐大。当春秋之世，诸侯兼并，小者先亡。迨战国时，七雄竞逐，弱者先兵。秦始皇之兼并六国，亦先弱小而后次强大，世有论诸葛孔明之错误，在其一出兵即与魏曹角逐，故其终也劳而无功，伤而无成。若反其道而行之，以此秘诀为其当时政策与行动之指南针，则成败之数，恐尚未可逆睹。
惟凡策有正必有奇，在有些场合，你能一举败强敌，则其他之较弱小者无不翕然景从，不费一兵，不折一矢，天下即告大定矣。惟此究无稳扎稳打的把握，侥幸与危险的成分多，可一而不可再。且须预先能有“胸有成竹，目无全牛”之精确把握，如数理之足凭者方可大胆地放手做去。否则，还是以向抵抗力最小的处所发展为宜。
是以当秦惠王时，伐韩伐蜀之棋未定，张仪主先伐韩，而司马错主先伐蜀。相与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曰：“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也。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惠王卒听之起兵伐蜀，取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之所以败者，在与英、法、俄、美四强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轴心国之所以必败者，亦在犯此与举世强大富饶之盟国为敌。在初期战争中，便因其向抵抗力微弱之处进攻，并乘人之无备，故能得初期之胜利，收莫大之效果。故昔张仪说齐滑王以连横曰：“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也。”语云：“众怒难犯，私欲难成。”夫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一矢易折，众矢难摧。是以向抵抗力小者发展，尚须估计其不引起外力之干涉，以收各个击破，逐一吞并之效，方为上策。取乱侮亡，兼弱并昧，此不费力而日大之业也。盖攻强则弱者强，攻大则小者大；击弱则强者弱，击小则大者小，乃千古不易之理。且服小则己可日大，能日大则渐可不费力而劫大服大矣。
此一原则，应用于战略战术上亦然，须避大击小，避强击弱，为不易之理。古之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不以弱击强，而以强击弱。即为此一原则之应用也。故攻坚陷锐，而不蹈瑕抵隙者，乃为千古败兵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