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顾颉刚先生谈关于整理古代史料——经学、汉学。
顾颉刚先生是一位史学大师，是一位对于我国古代经书有独到见解的学者。经学对于我来说，是十分生疏和深奥的大题目。我敬谨聆听着，细细笔记着，他的讲座开始了。
我们在前天和昨天，连续地说了中国历代杂史的著作，我们要研究中国历史，还有必要整理更为古老的史书——经书。
经书，即十三经，是我国周朝及周朝以前的史。当这些古老的经书最初撰写的时候，作者当时并不知道后人对这些书要作注的。可是，自从有了孔子，自从经书同孔子发生了关系，经书便出现了如何解释，怎样理解的问题。因为，孔子要教他的弟子，就得有教科书，他就用经书作为教科书。如何讲经？某经的文字和内容怎么样？这一问题就提出来了。
经书，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书经》是历史文件，早已有了。《诗经》，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成书。只是这些孔子之前的古经书，到了孔子时代及他以后，发生了变异，不同了。
自从孔子起始，儒家把经书一代代传下来。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都要讲经。对经书加以解释。加些训话，就是要以今言注古语。在注释讲解时，都还发挥些大意，这些讲解、注释、发挥，每个朝代，都各有不同。大家渐渐都是以当时的理解，当时的思想、大意，去论古，去讲论古之经书，于是经书越来越离开了自己的原貌。有些甚至连基本内容也变化了。
孔子
到了汉朝，出现了今文经学。因为这时期的中国文字有了新发展，出现了隶书，这是今字体。儒家们用新字体——隶书来书写古之经书。这么一来，就又有了脱漏之处，加进之处，以及错字等。书的面目又为之一变。这就产生了今文经学。
汉代今文经学家中，有影响、有渊源的人，往往是他们一句话就能使经书走了样子。他可以把书中的古意、原旨，变成为汉朝人自已的思想，或被说成了战国时代的人们的思想。经书就这样变了。
所以，我们研究经书，不能把他看作是孔子的思想，更不能看成是孔子之前的经书的原意。即使孔子本人的原话，也并不就是经书的原貌。
到汉朝的时候，经书改用新字体写的经书和经学，都已有了不小的变化，都已失去原来的面目，发生了很多分歧：
《诗经》，有齐、鲁、韩三家。齐是齐人辕固生；鲁是鲁人申培；韩是韩婴，燕人。这三家对于《诗经》的说法各不相同，是西汉今文诗学的开创者。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大部分是民间歌谣，是周初到春秋共五百多年的创作。这部书反映了这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诗经》里有宝贵史料。
《尚书》也有三家：一是欧阳生的；二是大夏侯（名胜）的；三是小夏侯（名建）的。三家的《尚书》也不一样。
《礼记》，又分了三家：一家是大戴（德）的；二家是小戴（圣）的；第三家是庆氏（普）的。二家也是三个学派。
《春秋》，则有公羊（公羊是姓，名叫高，是齐人）的，称《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还有縠梁（穀梁是姓，名叫赤，是鲁人）的《春秋榖梁传》。简称《穀梁传》。这两部书都是对春秋时代的史事加以评论，很空。
《春秋》一书，本是记鲁国之史的，从鲁隐公写到鲁哀公，二百多年的历史。这部鲁国的史书，由于也牵连到当时其他一些诸侯国的史事，所以，后人就把这一段历史时期，叫做《春秋时期》。
《周易》，则分为施（名雠）、孟（名喜）、梁丘（梁丘是姓，其人名贺）这么三家，说法各各不一。
《周易》又叫《易经》，有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yao）的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是解释经的。如《序卦》、《说卦》、《杂卦》等篇，共有十篇，都是一些注释和论述。
《易经》产生在殷末周初。由于人们对当时的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好了解，就求神问卜，以解答疑问，判断吉凶。久而久之，整理出一些符号和文字出来，《周易》就是这么渐渐产生的。
《周易》不止于是占卜迷信书，它也反映了古时自然科学如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及那时代的社会现象及其说明。它既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又有社会历史及自然科学的思想等等史料。
《论语》，是孔子死了以后，由他的弟子们所编的孔子言论集。这样的书，到汉朝，也分成齐和鲁二家。
总之，汉代儒者对于经书说法不一。今文派内部，互相争论。
东汉授经画像砖
在西汉初年到东汉时期，凡是国定本的经书，全部是今文派的。这时候今文派有首领，叫做“博士”。“博士”，是代代世袭，父传子，子传孙。
今文派为什么他们互相间对于经书、经学的说法发生那么多的不同？
第一个原因是无意中立异。在讲解各部经书时，各家有自己的老师。教师讲解自然难免不一样；就是听者、记者，也难免弄错了。一代代的下去，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是无意中形成的分歧所发生的变异。
第二个原因是故意的分歧。因为要争着当“博士”，就故意立异。于是经书就越讲越错，而经文本身也就越来变化越多，甚至于故意把经文写错。
这就是汉朝经书的变异情况。
由于今文学派的人们，既读不通书而权势又大，以至经学混乱。结果，导致了古文学派的产生。
古文派是汉人刘歆创立的。
刘歆学问好，看书多。皇帝请他到皇家图馆（名叫天禄阁、石渠阁）去校书。
刘向和刘歆父子二人，都是校书的，官名叫做中垒校尉。刘向每校一书，就写一篇读书的要旨，讲一讲书中大意，与这本有多少种本子，每一种本子又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刘歆汇抄成《别录》一书。清代纪晓岚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仿效刘向的。
刘歆继刘向之后，也写了《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能见到当时所有的书，比之博士，见闻多多矣！因为汉代皇家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刘歆就用古字体的经书来纠正今文学派的错误，因而就称作古文学派。
刘歆的目的虽是好的，可是他的手段坏。所谓目的好，是指究竟古书同今书中恰相吻合的不够多，加上有些今文学家为经书写的“传”，即注释，同古经原意不一样，所以刘歆就重新另行写“传”以求更合乎古经的原意。这当然是好的。
刘歆的手段不好，可以举《左传》为例，《左传》是古文学家刘歆所作，而不是左丘明作的。①
①校订者按：《左传》的作者和吋代，众说纷纭，学术界尚无定沦。在这个问题上，顾先生信从清代经今文学家的说法，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
《左传》，是刘歆为《春秋》这一历史经书所写的注解，所作的“传”。他为什么要写《左传》呢？因为他以为无论公羊为《春秋》所写的“传”还是穀梁为《春秋》所写的“传”都不好，都不合乎原书。他就自己另外重作，以皇家藏书资料，另写《春秋》的“传”。汉家藏书当中，有《国语》这部书。此书过去很少有人见到，只有司马迁见到过。他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顾老说到这里，讲道：“瞽史”，应当改为“瞽、史”。“瞽”，是唱诗的，“史”是写诗的。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左丘并非“瞽”，他并未失明。
因之，我们可以弄明白，左丘明是写了《国语》，但不曾写《左传》。《左传》的编写，乃是刘歆根据左丘明的《国语》来写关于《春秋》的“传”。为什么根据《国语》写？这是因为《国语》的大部分是讲“春秋时代”的事，《国语》是春秋时代的大事记。
《左传》，在汉代以前是没有这本书的。汉代以前，却有《国语》。
当然，我们现在所传下来的这部《国语》，已经不是汉以前的《国语》了。刘歆把编写《左传》所剩余的资料，并入到当时的《国语》书中，成了以后传下来的《国语》，以至于今。
所以，原来是一部书，就是《国语》。经过刘歆的手，编作两部书：一是《国语》，二是《左传》。在这两部书里，都有真史料，也都有假的史料。
刘歆要汉哀帝为《左传》立“博士”，以世世代代讲《左传》。从此，古文学家也有了博士。况且，《诗经》又有了毛公《诗经》，就是鲁人毛亨给《诗经》作传，他又传授给赵人毛苌。古文派《诗经》是与今文派不同的，自然要立博士。
又立了古文派的《尚书》的博士；又立《仪礼》，由于今文派经书，无有关于“王”的礼，而古文派经书中的礼，就有关于“王”的礼。就为了这，也立了博士。《周官》即是记载周朝的官制，也立博士。还立了《乐经》、《尔雅》等经书的博士。
这么一闹，致使今文学派大哄，大家起来说刘歆的坏话。刘歆的作法，没能成功，他被迫离开京城。
后来，王莽称帝，又请刘歆回京做大官“義和”，专管文化，又作了国师。接着他回过头来把今文派又压下去了。他所要立的古文派经书，一一都立了博士。
可是刘歆只他一个人知道古文经书，也不易成派。他便召集了懂古文的约有一千人到京城。让他们共同校正古文经书的错误。《说文解字》这本书，便是这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要是没有赤眉起义，则王莽也许不会灭亡，则刘歆可望成功。但王莽迅速亡掉了，刘歆所立的博士全部取消了。今文学家重新兴起，东汉一代的经书，便完全是今文派的经书。
古文派呢？他们在朝廷里是倒了台，在民间却又生了根。民间对于经书是自相传说，古文派的经学在民间传播开来。传给东汉人贾逵、郑兴、马融、郑玄（号康成）这般人。到清朝还很尊重郑玄。这一派人，很有学问，为民间所信仰。虽说古文学派后来不曾立博士，古文经书有些失传了，可是依靠这般人物，有些古文经书传下來，直到今天。
两汉时代，是古文派同今文派互相斗争的时期。这时的经学，就叫做汉学。
晋朝及其以后，就没有了古文派与今文派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顾颉刚先生继续谈关于整理古代史料——经学，从宋学到清代的汉学
我们把古代经书的整理问题，在汉代所产生的汉学，所产生的经学的古文派和今文派的斗争情况，已经大略谈过。接着下去，要谈到唐代经学和宋代经学的发展，还要谈清代汉学。
唐朝初年，有一位叫孔颖达的，编著了《五经正义》一书。还有一位叫贾公彦，编著了《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两部书。他们的这些著作，是混合了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的论述与论据，把两者的矛盾加以调和。
他们的所谓“注疏”，就是注了古经，又注了汉朝的“注”。所以，注得很洋细。由于孔颖达和贾公彦把经义讲解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样就在经学上实现了统一。这以后没有今文派同古文派的争执。
到了宋朝，又发生了新情况。宋代儒家根本反对唐代的注疏，也反对汉朝的注解，以为汉、唐两代对于经书的注解全都不对，于是宋人重新再注。宋注一直流传到清朝。
宋代大儒朱熹所注的经书，有《孟子》、《论语》等，《书经》是朱熹的学生蔡沈所注。
朱熹对于古注确有创见。他眼光犀利，能把古书中的矛盾发掘出来。唐代大儒只是调和了一番。宋代朱熹看到其中的矛盾，并且自己重作注解，创立新说，成立了宋学，发生了宋学派对于汉学派的对立。宋朝和宋以后的年代，皇家的科举制度规定着，只许可用朱熹的注去讲古经，凡八股文，必须写朱熹的说法。从此以后又坏了。
朱熹
到了清朝，经学家又反抗宋学。他们用汉学来反对宋学，认为：凡是汉人的说法，一概都是对的；凡是宋人的说法，一概都是错的。
这里最主要的人物是清朝初年的毛奇龄，他的态度最是激烈。毛奇龄以为凡是朱熹的说法，一律全是错误。毛奇龄只说宋人的错误，未讲汉人的对处。在毛奇龄之后，有一位惠栋作为经学家的领袖人物之—，他们只说汉人的对处，不讲宋人的错处。他们把凡是汉人的说法，就一一收集起来。因为，这时候汉代的许多经书已经失传。他们认定，不论汉代时期的古文派也罢，抑或是今文派的也罢，一概都好，一概都对，他们广泛收集汉人的经书。于是，清代成立了汉学派。
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有一个原因，就是清代的文字狱大兴。康熙、雍正、乾隆二朝，先后有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清代文字狱，就是挑剔文字的过错，而把文人杀头，下狱。在狱中死去的，还要戮尸枭首。儿子也得连坐处斩。
所挑剔的文字过错，有的为了注《大学》；有的因为写了《通鉴论》；有的为作《五经简咏》一书；有的因著《一柱楼诗》；有的为著《续三字经》；有的为作墓志。这些儒者先先后后有许多人为了著述，为了文字之事，遭到杀身大祸。又因株连过多，造成人人自危。
这种残酷的文字狱，使文人不敢看今史，只能读古注。造成学术界的沉寂与窒息。清代的汉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产生、形成的。
清代，有一位翰林阮元，他把乾隆、嘉庆以前的汉学家们的经说辑集，刊印成为《皇清经解》。共有一千四百卷。从这部书中可以知道清代的汉学，同时，可以了解汉朝古文学和古文学家们的种种说法。自然，这不是阮元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清初以来一百多年间许多汉学家的功劳。这部书很可以参考阅读。这个时候，常州学派兴了起来，有一位庄存与，他说汉学不能笼统地讲它，汉学要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这么两派。
还有一位经学家、公羊学家，叫刘逢禄，他作了一部《左氏春秋考证》，正是他的考证，正是刘逢禄其人，第一个说《左传》并不是左丘明著作的。他提出了许多《左传》同《春秋》不相符合的地方。只是他还不知道《左传》是从《国语》产生出来的。
原来，《春秋》是从东周的史事写起的，而关于东周的史，《国语》记载已经很少。这由于左丘明只知道东周后期的历史，不晓得东周前期的史事。结果，就使得《左传》的后半部同《春秋》相符合，而其前半部则同《春秋》所记不相符合。特别是关于东周初年的鲁隐公、桓公、庄公这些时期的史实的记载，经文同“传”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各说其说，合不拢来。刘歆的《左传》，对于这些，只是向经书略作敷衍，以致发生经同传之间貌合而神离。
清代初期到中期，汉学有了发展。到清代后期，清代大儒家继续作出贡献。这一时期有突出成就的是龚自珍、魏源、王闻运、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人。他们都是今文派经学家。他们极力想要把汉代今文学派再次振兴起来，以打倒汉代古文学派。他们这一派人，都有些新思想，主张变法。他们看到汉时今文学派的人们是主张改制的。
龚自珍受过刘逢禄的影响，他见“公羊学”家们的思想也有些主张变革，便借着阐述“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发表自己对于清代社会要进行改革的见解。
龚自珍即定庵，自幼就受到外祖父汉学家段玉裁的教育。但他以为死背《五经》、《四书》毫无用场，科举考试毫无意义。他要打破清朝的死气沉沉。他的著名诗篇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运用汉学以求革新图治。
再说魏源，他和龚自珍的思想有许多相同处，早年也受到过“公羊学”的影响，读过许多清代藏书。他经过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感到了西方的侵略，也看到了清代皇帝的无能。他便主涨变法图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西方之所长，用以反抗西方的侵略。在政治上，主张实行选举制度。
魏源
为什么公羊家，以及受过“公羊学”影响的汉学家如龚自珍、魏源他们这些人，最富有变革的新思想呢？
因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中国遭受到外侮，这样的时代，“公羊学”的思想是最能启发人们的改制图新。
原来，今文学家的创始人之一的庄存与，是第一个悉心研究《公羊传》的。《公羊传》不同于《左传》，《左传》以记事为主，各种史料甚多；而《公羊传》以议论为主，主要阐发孔子的议论，即所谓“春秋大义”。这里面就常常要讲“尊王攘夷”，这个古代的思想也有团结对外的意思。
《公羊传》的大义还有“三世”之说即：
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就是说在春秋东周时，要重鲁国而轻四外所封的各国；
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三、“太平世”——“诸夏与夷狄为一”。
公羊说：“诸夏而夷狄也，则夷狄之。”意思是讲：如果诸夏像夷狄的所为一般样，则鲁国对待诸夏（鲁国四外各国），就像对待夷人和狄人（更远方的外国）一个样子。
公羊说：“夷狄时诸夏也，则诸夏之”。意思是讲：倘若远方的夷人与狄人各外国的行为，如同鲁国附近各受过封的国家一样，那么鲁国就应对他们像附近各受过封的国家一样好好看待。
以上这些都是公羊家所具有的古老理论或理想。
这一类的道理，到了清代道光有了外侮之时，就有了现实感。在当时经学家们的头脑里，引起了兴趣，起了作用。
他们主张改制，借了汉人的“二世”之说，主张变法。
可见，在清朝初年，一些文人儒家为了文字狱的频繁与严酷，都钻进了古书堆里，躲起来，只讲知，不讲用。然而到了清朝的后期，就不同了，把知联系到用，借了汉代今文学家的改制思想，倡导清之变法。这个时期是据经书以论变法。
和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相连，接着又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中学为体”，所谓“体”就是根本的意思。第一个明白提出这个主张的是张之洞。他们以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之上，西洋则只有坚甲利兵，所以应当用中国的礼义去教育他们，用西洋的坚甲利兵技术武装我们中国。
到了廖平，这个人很肯读书，他因为看到汉代经学家许慎所著的《五经异义》，书中讲述了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所谈论的“礼制”不同，就根据这些作《今古学考》。在这本书里，廖平说，所谓古学，那都是周公的。因为，“周礼”传说是周公制订的。实际上，“周礼”并不是周朝的礼制，而是春秋时代人们的想像，用之于战国时代。
摩平又说：经学都是孔子的，另外，他又写了《知圣篇》，说“六经”全是孔子所著。他还根据耶稣教的经义，说孔子就是中国的耶稣。
顾老道：我们知道，耶稣教的圣经不一样。他的旧教，认为耶稣就是上帝；而他的新教，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廖平说孔子是中国的救世主；在孔子以前，中国没有文化著作；自有孔子，才创造文化著作。
张之洞作两广总督时，请了廖平去作幕宾。廖平见到了康有为，康有为正在那里讲学。廖平、康有为一见之下，互相很谈得来。康有为受到启发，作了两本书：
一是：《新学伪经考》，是根据廖平的《今古学考》而作。所谓“新”，是指的王莽的国号。康有为认为汉时古文学派的经书，全部是“新朝”王莽时的伪造，是“新朝”的假经，全不足信。
第二本是：《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根据廖平的《知圣篇》而作。此书说，孔子之所以作六经，就是为了要改制。
这两本书，在戊戌变法时期，大有影响。因为，向来人们对于古之经书，十分尊重。康有为却给推翻了一半。孔子成了改革家。自然，康有为就是当代孔子，要改革。
康有为
一时间，当时许多大官、大儒都起来骂康有为，请光绪皇帝烧掉这两本书。光绪先后禁过二次。但是这两部书，现在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这两部书有一点价值，即是说古文学派的经书，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当然不是全部伪造。刘歆的确有伪造。他的伪造，是为了托古，把自己联系上孔子的经书，以取得对他本人的信仰。
至于康有为说孔子要改革，那就根本没有此事。改制是孔子以后的事，是战国时期的事，是诸子的事。诸子中，有儒家。到战国时，儒家想改制是确乎有的。例如，孟子就是托孔以改制的。
所谓托古改制，例如讲在战国时，父母死后要守三年的丧，这在春秋时期就没有。春秋时期的守丧，只有周王死后，要有七个月服丧。诸侯死了，要守丧五个月。大夫，即负责政事的官吏，死后，要服三个月的丧。士，即无有政事责任，只有点资格，这样的人死去，要为他服一个月的丧。
战国时，重孝。所以尽量把服丧的时间放长。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三代”就是夏代、商代，周代，三个朝代，都是这么守丧三年的。孟子这个说法，实为谎言。
可是，当时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就守了三年丧。《孟子》记载：滕“父兄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就是说在滕文公以前的先人们，都不曾服过三年之丧。
孟子所主张的三年守丧，只许人们在家里哭，不许出门生产。
儒家的改制，或者是托于周公，或者是托于孔子。他们也是把这般古人当成偶像。
康有为又弄这种古时儒家的故技。他很大胆，但他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的结果，也就在名义上提高孔子，而在实际上是降低了孔子。
清代后朝，是托古以求改革，托古以求变法；是根据古经学以陈说自己的新思想，主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
再后来，到了清朝末年，重又发生了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争论。
清末，有一位俞樾，他是混合了汉学与宋学的，这本来是对的。因为，汉学也好，宋学也好，都有其对的和不对的部分。但俞樾的学生之中，有的专信古文派的，例如章炳麟；另有的就专门崇信今文派的，例如崔适。这就又分出了两派。
章炳麟，号太炎，当时属于进步的，要革命的，他和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相对立。可是在作学问上，章太炎是保守的，而康有为是进步的。那时人们见他们二人互相责骂，却不知谁何。
这时候，经学家钱玄同见到了章太炎和康有为的文章，认为章太炎的古文派攻击康有为的今文派是正确的。因为今文派有的是说谎。另一方面，钱玄同认为今文派对古文派的攻击也很有理，因为古文派有造伪经的事。钱玄同以为应当取古文派和今文派之长，而去掉两派之所短。
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以及汉学与宋学，今日看来，都有其可取的方面，也都有其应当排斥的部分。
清代末年只有古文派与今文派之争，清代初年才有汉学与宋学之争，隨着清朝的灭亡，今文派与古文派之争亦亡。
我们在前边曾说过，清代后期的经学家，比如说龚自珍（定庵）、魏源，直到廖平、康有为是据经书以论变法，托古以改制，托孔以改制，主张维新用经书作依据。到了他们之后，出现了不读经书，而只讲变法维新的。
到了民国时期，一般是不读经书了，只有少数人才读经书。在这个时期中，还研究经书的，有位蒙文通，是廖平的学生。另有一位研究经书的学者是钱玄同，是俞樾的学生的学生。因俞樾有两位经学大弟子，一为崔适，是讲今文学的；二是章炳麟，是崇尚古文学的。可是钱玄同向崔、章二人都学过，所以钱玄同对于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都知道。
钱玄同搞的是汉学，即汉朝对于古代经书之研究。由于发生了古文与今文两派，把经学弄乱了。到底何者是正确的？清人研究了二百年，钱玄同又接着干。他见到我以后，想以我来代替他完成这一研究，于是把许多汉学的大问题，同我谈说。
钱玄同因患高血压，在五十多岁时得了中风症而逝去。他是当代科学家钱三强的父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在研究经学的人，总共不过二十人。现在尚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及我（顾颉刚）等，也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
现在关于经学的新著作，只有《诗经新义》、《左传选》、《尚书》的翻译，其他就没有了。
顾颉刚老人又讲了一点有关的辞语概念。他说：“国学”一辞乃是中国古时各种文、史、哲的学问之总称，而“汉学”一辞只是汉朝人关于经学的学问。
经学自汉、晋、唐、宋、元、明以至于清朝，不断地有所发展。这对于古代经书的解释，亦即古代史书所记史料的整理，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