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顾颉刚先生谈史料学与考古学的结合
清朝前期重视整理古经古书，清朝后期则重视整理古器古物。逐渐地把史料学同考古学结合起来了。
乾隆时期，有一个人叫程瑶田，著有《通艺录》，专讲用实物以整理史料。自此开始了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阶段。为了考察古物，程瑶田曾经先后四次去全国各地的农村和各处存有古物的巨家，进行访问考察。接着他的，有吴大澂继续这样努力。
关于如何把史料学同考古学结合进行，我们分别说说。
第一，玉器。玉器在我国古代很通行，这实际上是石器时代的遗留。
商代、周朝的人们，流行着用玉作为装饰品及礼节用品，身挂的都是些玉，见了人，赠送的礼品也是玉。帝王任命官吏，没有印，就用玉当作信物。诸侯去朝见天子，也是带一块玉来，天子再用另一块玉，对照一下，就承认下来。还有，人死之后，口中含上玉，再埋葬。因此，就要大量的玉。要这么多玉，从那里来？中原地区产玉不多，西北的和阗这个地方产玉多些。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中原地带同西北地区之间的往来交通很早。
春秋时黄玉块
到了清代，吴大瀓著有《古玉图考》一书。他把古玉器的考据研究同古代历史的研究联系起来。在这本书中，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古代玉器。《周礼》中，记载了天子的各种玉器都是什么尺寸，多么长短；也记载了诸侯及其以下各级官史的玉器的尺寸，长短。吴氏按照《周礼》书中所记的这些玉器的尺码大小，自己把当时所看到的古玉量一量，比一比。他考出周朝的一尺，只等于清明时一尺的六寸。大体上是古代的一尺，同现代的半尺差不多少。
吴大瀓又著《权衡度量实验考》。过去说，古代一个人耕种一百亩地。吴在这本书中，根抿考据知道古代的一百亩，等于后来的三十亩。
第二，印，古代帝王所用的印，叫做玺。清朝人大量收集古玺、古印。山东潍县有个陈介祺，在咸丰年间，同吴大瀓是朋友。他是个进士，但不做官，只收集各种古代器物。所以影响了潍县这地方不少人故意制造假的古物，一直到后来还有这种风气。
陈介褀收集的古印很多，又收藏了许多古代铜器，著有《十钟山房印举》一书，所谓“十钟山房”,就是表明自家收藏了十个古钟。陈氏常和吴大瀓通信，商讨古器物、古印同古史的一些问题。
西汉墓出土汉归义羌长印
汉将兵都尉司马印和别部司马印
在《十钟山房印举》这本书里，论述了战国时代到汉代的各种的印。他所列举的印中，官名甚多，可以考见古代的种种官职。
第三，封泥。又发现了许多“印泥”。周代以至汉代，人们写信，是写在木板上。司马迁写一信，要用许多板子。那时，在写好的信上，再加盖一个木板，然后再用绳子四方捆缚起来，打个绳结。结上放一点黏土作成的泥块，泥上再盖上一印，以防别人私自打开来阅看。这就收作封泥。
古人每一封信，都有一个印泥。古印都是阴文，是凹下去的字，一经盖到泥上，就成了阳文，凸起的字。
山东人吴式芬，著有《封泥考略》。作者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古印印泥，加以考察研究之后，弄清楚了古代官吏制度。
《二十四史》各部史书里，只记载了各代大的官。所以封泥及对于封泥的研究，就能够补充这些史书的所缺所漏。
山东济南博物馆还收有四百块封泥。
新疆出土汉代版牍和封泥
第四，符。虎符，是铜质虎形的凭证。古代，这种虎符的一半放在帝王那里，另一半放在将军那里。要是帝王要发兵了，就派人持虎符作为命令。到了带兵的将军那里，将军要把自己所收有的另一半符，放到一起加以封合。相合，就承认是王的命令，就得照令行动。
虎符的剖切面不平，面上有若干高高低低的地方。所以，两半符就要封合一下，以辨别真伪。
古时一般官吏不用符。
研究古符，也是通过古物以考古代历史。
第五，节。节和符有其相同之处。古之帝王派出使者的时候，就把信写在节上。节是用铜制造的。
新近发现了楚国的《鄂君启节》。是一个人的名字。从这种古节上的文字，还可以知道那时代的山川道路及其他古代的事情。
第六，陶器。陶器，是古代工业上最早的发明。由于陶器可以放水，所以古人家家都用都有。这种家家用陶器的情况，表明人类已经可以定居，可以住在最早的洞里或房里。陶器的出现，约在新石器时期。所以最古的陶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
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一代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陶器的制作也不一样。发展到仰韶文化时，制陶技术已经颇为成熟。早期的烧窑由于封密不严，常是烧出红色的、红褐色的，或者是杂色的陶器。到了仰韶文化时期，烧陶的窑里可以把温度烧到高达一千度，其成品以红色陶器为多，上面常有黑色的彩绘。所以叫“仰韶彩陶”。
“仰韶”是个地名，在河南渑（读免）池县，仰韶是渑池县内一个村名。这种仰韶彩陶，是史前时代的，是夏、商以前的器物。这是地质学家发现的。
这种彩陶上的色彩与花纹跟后来的陶器上的色彩与花纹都不同，却是和中亚细亚的阿那（现已属于苏联境内）的古陶很相同。这说明那时候东西方的交通已经通达。
这种仰韶彩陶上，有花卉，有几何图案，还有简单而整齐的示意符号。有的陶器甚大。
后来，又发现了“龙山黑陶”。这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这个地带，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黑陶，是在山东、河南一带出的。彩陶可以在西边一些地方及西北一带找到，而黑陶则是在东边地带找到。
“龙山黑陶”，由于人类文化又进了一步，制陶技术又有了新发展，烧出来的多是灰色陶器和黑色陶器。这种陶器很薄，也很光，是黑亮光滑的蛋壳陶。
又发现了殷墟的陶。就是河南安阳所发现的古殷墟白陶。南方苏州也发现过白陶。烧制白陶的窑内温度，要高达一千二百度到一千四百度方可。这证明社会文化又有了发展。
彩陶在先，更早一些；黑陶在它之后，居中；白陶在后。商代人已经把彩陶看作古物。在这之上，更无别的古物。
白陶上面有凸起的花纹；黑陶无有花纹；彩陶的花纹，是画上去的：表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即是：彩陶时代，黑陶时代，白陶时代的社会文化。
到春秋战国时，陶器上有了文字。可是陶器粗了。这是因为此时社会文化又有了更大发展，很多器物用了铜器。这个时期的陶器上面，每家都刻上自己的姓名。
时代越是古，陶器色彩越好。古时，帝王也用陶器，寻常百姓更不用说了。
汉朝以后，陶器演变为瓷器。瓷器上有彩釉。
汉陶楼陶畜
明器，或者叫冥器，是给神或者死去的人所用的陶器。在这种陶器当中，有小房子，有马以及什物等品。这些也都反映古人各时代的生活。现在已经发现了明器中，以新石器时代的为最早。
据《孟子》记载，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开始作俑的人将没有后嗣，因用像人的俑来殉葬。实际上则是，用俑作为殉葬品，证明了古代是活人殉葬。有一个商朝的古墓，开掘后，发现墓很大，是有百人生生被杀而殉葬的一个大墓。到后来，为了少杀人，改为以陶做的俑去殉死者。
汉代说唱陶俑
俑，可以表示各时代的文化。
最美的是唐代的俑。唐代的彩马，官吏的俑与歌、舞的俑，都好。这些俑的上面都有彩釉。
在洛阳曾发掘一古墓，墓里有几百个俑。表示死者的殉葬奴隶有男、有女很多。从这些俑可以考证出那时的衣服，而古代衣服是最不易保存下来的。但看见唐之俑人装束，便可以知道唐时的人，穿短装的多，衣服的长短刚到膝部。
从以上的叙说，我们就可以明白，考证古史，就不能忽略对于古陶器的研究。
第七，碑与墓志铭。铭在墓中，碑在墓外。古代大墓，有石阙，在墓的二侧。阙上有文字，表明墓内埋的什么人。阙，有警卫的意思。
碑，把死者的事，记载在上面，汉代的碑，有一人高，上面的字不多。碑上都有一个孔洞，这是因为在祭祀的时候要用羊，这个孔洞用以结绳。
墓前有碑、有阙都是从汉代开始有的。所谓“天阙”，乃是皇宫宫门两边的大楼。
墓志铭也是汉代以后才有的。
铭很考究，都是石质。其形状像龟。要上、下切开作两半，下面的一半，刻上文字，然后再把另一半盖在上面。再到后来，这种铭就不再切开了，只是方石一块。
在河北省的临漳县，是曹操建都的地方。这里有一铜雀台，附近古墓颇多。传说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所在，说是曹操故意伪造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弄清楚了，那些全是后来北魏人的老墓。这些墓内，有铭，上有文字记载，就证明了。
魏墓志铭
北魏的时候，人死后，墓前不准有碑。所谓魏碑，多是庙宇里的碑。
从铜雀台的北魏古墓中，看到铭，从文字记载上知道这些墓中人，姓元，原先姓拓跋，这是些贵族，所以墓很高很大。
考释这种古铭文，对于研究北魏皇朝和贵族情况有用。如他们为了要汉化，对其少数民族的原来祖传的拓跋姓，也一律要改。这些铭文，就是这一史事的物证，是可靠的文字证明。
唐代以前，贵族才能在墓中用铭。可是一到唐朝，改变了，不是贵族的人，也在死后的墓内用铭了。就是说，死了人，都可以用铭。一般的墓，用砖做铭，上面写朱砂字。
有的宫女，死了之后，要为之作铭，又不知其事，所以铭上就这祥写：
×氏（要有个姓），但不知何许人也。
河南洛阳以北有北邙山。这里是好多朝代的葬地，古墓多，出土的铭也多。有两个人下功夫去加以收集。一是张钫，这人早先在民国时期，是军阀，解放后还活着。此人收集了二千多块铭。第二人是于右任，国民党的元老，他收集了不到二千块铭。
这些铭捐献出来了。一部分存在陕西博物馆，一部分藏在河南博物馆。这些铭的文字，有的可以校正《二十四史》的错误。例如，关于某代某大官，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
第八，石刻、画图，文字。
在汉墓中，有刻的画，发现了武梁祠、孝堂山（在山东长清），把古代忠孝节义的故事刻在墓里边的壁上。其上，还有文字。汉以前没有墓内画。
图，已经发现的有天文图，是在苏州见到的，宋人所刻。
还有地理图，是在西安发现的，也是宋人所刻。这份地理图有两部分：一为《禹迹图》，画的是禹的行迹。二是《华夷图》，是画中国及其四方各夷国的图。
关于地图，我国自晋代就有很好的地图了，那时的地图上，就能够分出等高线来。晋代的裴秀、唐代的贾耽，都能画出好的地图来。这种古地图上，都打着格子，每格表示一百里。
宋朝石刻的天文图、地理图，是世界上又早又好的图。
又发现了石刻都市图。有《平江城坊图》，这儿的“平江”，是指苏州。在这个石刻图上，街道和河道，都画出来并刻在石上，也是宋人刻的。
石刻的文字，就更多了。
古代石刻的文字，传到现今的，有儒家的古经古籍；有释家的经典；有道家的古经。
关于道家的古经著作，有《老子》共五千字，是最少的了。它刻在幢上，就是六角或八角的石柱。
关于儒家的古籍，刻有十三经。在后汉熹平刻了七部经于石上，传说是蔡邕书写的，后人称之谓一字石经。到了魏代，又刻了两部经：一是《尚书》，一是《春秋》。叫做“魏三体石经”。为什么叫三体？就是书写时用了三种字体：古文字、小篆、隶。刻这两部经书，用的石碑很多，刻写了四万八千字。
到了唐代，把二十经都刻了，叫做开成石经或唐石经。宋代补刻了《孟子》。这些现在都存于西安的碑林，但已有残缺。
秦石鼓文
关于释家的经，刻的最多。
北京房山，有自唐代到明代的石刻经文。先后刻了几百年。房山的佛经，由于都在山洞里，在古塔中，现在还没法子看，没有开发出来。①
①校订者按：文物出版社已出版《房山县云居寺》一书。
古代所刻的佛经，究竟总共有多少万块，不知道。泰山有金刚经石刻，一个字，有小桌面大。河北省磁县有个响堂寺，这里的石刻佛经，至为巨大。
上述这些佛经，多是刻在山上。
不用说，古石刻文字，古石刻画，古石刻图，对于研究古代史，都是富有价值的。
第九，书画。
先说说书，即古人所写的字。
我们向来知道中国古代书写的字，流传下来的，人们把它分做两派：南派——唐；北派——魏。
可是，现在发现的新疆存有三国时代、西晋时代所书写的字。这是写在纸上的。这一珍贵文物，已流到了国外。
所谓南派，是帖；所谓北派，是碑。帖者，信也，古人所写的信件。
写魏碑的，可以参考墓铭的字。
南派的古帖，在宋朝重新集了许多部帖，宋太宗时刻了《淳化阁帖》在石上，然后，再从石刻上拓出来，这部帖的石刻已经没有了。
熹平石经残片
到清代，乾隆时刻了《三希堂法帖》。这件古帖石刻，现在北京北海公园的阅古楼。“三希堂”是乾隆皇帝御书房的名。三希，是三样稀有的古宝，全是王羲之父子弟兄所写的字。
王羲之得到世世代代的大名，是和唐代李世民，以及宋代皇帝极力收集王羲之书写的信分不开的。
还有一部描的帖，叫《万岁通天帖》。这儿的“万岁”，是指武则天。这部帖是唐代的，一直没有刻出来，自唐朝传到了明朝，又传到了清朝。最后，经溥仪带着到了东北。现在存在沈阳博物馆。这部帖也是些王羲之的字，是勾下来的。
古人所书写的真迹原品，只有汉简是最古的了。晋代的则有在新疆发现的纸上的古字。另外，在故宫博物院藏有西晋时的陆机所写《平复帖》。这件陆机所写的信上，有“平复”二字。
另外，还有许多古人书写的真品，已经被运到台湾。
历代传到今天的古人书写的真迹，以宋人所书写而流传下来的为最多。
接着下来，我们说说画，古人的画保存到今天的，除了石刻的画而外，最古最早的是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这是展子虔的手迹，到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年了。
唐代人画在纸上的少些，很多是画在壁是，叫做壁画。这样，传下来的唐画也就少。有的是画在屏风上，叫做屏画。由于这些屏风是丝织品，也容易毁掉。所以，唐代画留下来的少。
宋代人的画，传下来的就要多些。这是因为宋徽宗很喜欢画。在宣和年间，他成立了“宣和画苑”，集中了不少画家在宫里作画。所以，画的多，存的也多。宋代的画，多为工笔画，即细描细写的画，有的人就说这种画叫“匠人画”。
中国工笔画中，最有名的古画是《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瑞，是北宋人。此画画的是北宋时代的都城汴梁（开封）的城内外风景及运河边上的情景。宋代的京城也叫东京开封府，是水陆枢纽。这时，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水道，以沟通南方经济富庶区和山东与西安各地。有些街道十分繁华，有些大街是沿着河道形成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个长的画卷。图中描会了自郊区，经城区，汴河的两岸风光。有农田、村舍、酒店，有河中船只与纤夫。行人、骡马熙熙攘攘。卷上画的“虹桥”，桥上桥下，人群接踵。有饮食摊、刀剪摊、杂货摊，有茶座，有酒店。图中人物有数百人之多。有买花的，有卖剪刀的，有卖弓的，有卖卦的等等各类人物的形象。在街上的行人中，有穿短衣的劳动者，有骑马的官员，有乘轿的仕女，表现了宋代社会的风俗。宋画表现风俗的多。
这一画卷共有五米多长，由于是北宋的风俗画，就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有极高的研究历史的价值。
清明上河图（局部）
第十，织锦刺绣。
古人的织锦刺绣，留存到现今的，有宋朝的织锦和明朝的刺绣。我们见到这些古物，有助于考察历史。
刺绣，有名的是“顾绣”。因为在明代，上海有个顾家（露香园），父亲和女儿都能刺绣。绣得极好，出了名，所以有“顾绣”的称谓。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有这些古代艺术品。
第十一，古代档案。
毫无疑问，古代档案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现在，我们只有明代和清代的档案，就是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共有存档文字几十万件。
清朝末年，皇朝统治者想要加以清理。当时有人主张全部烧掉。罗振玉力主要保存下来。结果，就装了八千麻袋，保藏在故宫午门楼洞里边。
其后，又有人把这些挡案当成废纸，卖到了造纸厂。这事又被罗振玉知道了，他用二万两银子买了回来。再后，到民国时期，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买到。现在，一部分被带到台湾去了，可是大部分还留在北京，存于西山温泉的档案局。
总起来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的史料学和考古学必须结合好，要求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配合得好，要把古代留存于今世的各种古物、各种史料，一一加以考证。古玉也好，古节也好，古陶也好，古碑古铭也好，古石刻也好，古书古画也好，直到古代存档，都需要更多专门的人、专门家、专门学者，进行研究，并跟史学研究紧密结合。
可以看出來，历史的研究，一代比--代有更多的发展进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顾颉刚先生续谈考古
顾老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了关于考古。
说到考古，还有些值得谈的。
一、我们先谈古钱币。
战国时代以前，人与人间的交易，是以物易物，人类最古最初的交换，是用真的刀，真的铲。后来，改为用小的刀、小的铲，有了“钱”。
“钱”字，就是“铲”，是一种农具。随着交换的频繁，交易的发展，就有了“钱”。
钱币的出现，开始在战国年代。古代钱币，最初有刀形、有铲形。
战国各国货币统一为秦朝货币
钱币，到秦汉以下，变得不同了。其形状是外圆中方。
秦朝的钱，是半两重。汉朝的钱，是五铢的重量。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五铢钱
以后各朝代的钱，形状没有变化，只是在上面刻铸了各个朝不同的年号。比如，唐朝有“开元通宝”，宋朝有“宜和通宝”等都是金属制造。
到了清代后期，把铜钱，改为“铜元”，中间就没有方孔了。因为这时的物价高了。
顾颉刚讲史时手绘的古钱币图
古人如果用钱数量很多，就用银子。战国时的楚国，是用金子作钱币。那时他们叫“郢爰”。其形有如棋盘格，一小块一小块的，都可以在用时剪下来。
金子，因为佛教要造很多的金佛、金塔等，用得过多。每个寺院都有许多金子、金器。佛教造金塔，要把和尚的骨灰放在里头。
中国古代曾经是产金，不产银。银在汉代的时候，就开始用。
银的钱币，是用两来计算。把银子做成元宝形状。用的时候，可以剪下一块，再用秤称一下分量多么重。
到清代光绪年间，改元宝为银元。银元来自墨西哥，所以又叫“洋元”，后来中国自己铸造银元。
清代后期和军阀执政时期，他们自造铜元，大开铜币厂。一个铜元，最初是十钱，后来升高到了二十钱；又升高到五十钱、一百钱。这时的铜元，从中国东部往西部，愈向西所铸的铜元愈大。这都是表示这时期的物价高了，西边更高些。这全是军阀们造成的恶果。
我国东南各省，那时又用小银元。有一角的，有二角的。
钱的发展，可以作为考史的一个途径。从钱的变化，可以看到商业、经济的发展，比如可以看到古代的物价低。
钞票。
说到中国的钞票，这是从宋朝才开始有的。那时的名字叫做“交子”、“会子”。宋代也罢，元代也罢，明代也罢，都使用钞票。钞票的通行使用，最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交子
会子
宋、元、明时期所用钞票，有所谓“贯”。一贯，就是一千钱。
人们打牌玩时，在牌中，有“一万”、“二万”，又有一种玩的“索牌”，这种牌里有的叫“一千”、有的叫“二千”，“千”就是“贯”。
钞票里的“圆”是什么？就是“通”的意思。
钞票，到了蒋介石统治时期，改成了虚的本位。在民国二十多年的时候，他把全国的银元统统收回。只有钞票一纸。就随意印票了，爱印多少，就发出多少，物价越来越高。
（记录者按：各国钞票，有的是以金子作本位；有的是以银子作本位。都要按照实际拥有的金子或银子的数量，来有限制地印发纸票。蒋介石时，就没有些了。他是虚本位。）
考钱币，是从经济的变异看历史的变化。从经济看历史。
二、书。
接下去说古书。古书当然和古史更是大有关系，要分开来说它。
第一，是皇帝的日记。
古代各朝皇帝，由他的史官把他每一言，每一动，每一事，都记载下来。待到这个皇帝死了以后，再给他编《实录》。这种实录专记皇帝的事情、行动。还有《圣训》，专记皇帝的言，他的一切文告。
我国古时皇帝的《实录》与《圣训》，现今都保藏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宬”这个字，其他地方见不到。
可是，宋朝以前的皇帝《实录》已经失去，明朝、清朝皇帝们的《实录》还都有。明代《实录》是抄本；清代《实录》是原本。这些，都已经印出来了，是日本人印的。
最早见于记载的实录，是周兴嗣等写的《梁皇帝（武帝）实录》。自从有了实录，历代修史，在撰写过程中，都要从《实录》和《圣训》里边去抄原始史料。
当然，所谓《实录》，不会把皇帝的一切真事都记下来。例如说，清代顺治皇帝的母亲，后来改嫁给顺治帝的叔父多尔衮。这件事是属于叔嫂结婚，《实录》里就不记了。在多尔衮死了以后，后代称他是“成宗义皇帝”，“义”，是假的。
第二，是国史馆的记载。
各皇朝都有“国史馆”，负责把那个朝代的普通的史事和一些官吏的事，记录下来，再记载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内政方面的事。
往昔编史时，就是下一个朝代，把他上一朝代国史馆的记载，加以编写，而成为史书。《宋史》，为元朝所编写；《元史》，为明朝所编写。下一朝编写上个朝代的史书，所根据的就是《实录》、《圣训》，再有国史馆的许多资料。
第三，皇家编辑的书。
武英殿是为皇帝编辑并印刷书籍的地方。
清朝专为皇帝编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所编的书就是《古今图书集成》。它把从前的书，分类编纂，是一种类书。
所谓类书，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书。它广泛采集各方面的书籍，再按类别进行编辑。这就是为什么叫做类书的原故。
我们前几天讲过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这几大部宋太宗、宋真宗命臣子们编纂的大书，就都是类书。明朝成祖又下令编了百科全书式的类书《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共有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共集有当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家的、道家的、医药的、戏剧的、平话、工艺技术、农艺等各类著作。举凡天文、地理、人伦、政治制度、奇闻奇见都收入其中。在编辑时，永乐皇帝朱棣很重视，很严格，不止是集得特别广，而且又特别严，对于所收人的书籍，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只许一字不差照原书原文分别编进去。所以这部大书最完整地保存下不少佚文秘典。
可惜的是，明代皇帝一直没有采纳刻版印刷的意见。所以只有这么一部手抄本。嘉靖皇帝时，怕被火烧掉，才要人们抄写了一部副本，这样共有正副二部。到了明朝灭亡，《大典》的正本也随之毁掉。到了清代，经过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掠北京，这部世界文化的瑰宝《大典》的副本，有的烧毁，有的被帝国主义盗走。现今，我们还留有一点残余。
我们还是把话再拉回到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类书。《集成》，在康熙时，由陈梦雷编成。先后编了十年，到了雍正皇帝时，又命蒋廷锡主持其事，经最后地增删润色，方告完工，加以出版。
《集成》分作六编：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有三十二典，就是三十二类，是最大的类书。共六千一百零九部。有书一万卷，五千本，每本二卷。它的内容，雍正皇帝有个评价说：“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具备。洵为典籍之大观。”所以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了。
可是《古今图书集成》比之于《永乐大典》，所收书籍要少一些。但比《永乐大典》编得要好，《集成》是按类编书。《大典》是按字的音韵来分书，这个编法不好。可是《大典》集的书多，有二万多卷，《集成》是一万卷。
《集成》是用铜活字印成的。但印数极少。清代时候，如蒙皇帝赐给一部这部巨著，那就光荣之极。
到光绪帝时，外国人想要这部书，可是皇帝已经没有了。就重新石印，印了五百部。再到后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了。自此之后，普通人民方能购买得到。铅印本有一千六百本。
第四，皇家编书之二——《四库全书》。
清代的乾隆帝，下令编修《四库全书》。他命令郡王和大学士作总裁，又命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专门开了“四库全书馆”负责编修这部大书。纪晓岚是大学士、汉学家，担负了主要责任。另有不少著名学者如戴震、姚鼐（桐城派古文家）、大学士翁方纲等三百六十人担任编修。
为什么叫做《四库全书》？“四库”是在唐朝玄宗时，把那时所有的经、史、子、集四个大部的古书，分别藏在四个大书库中间。所以，后人也沿袭了这个作法和称谓。
《四库全书》把我国古代传下来的图书典籍，不论已经刊印和未经刊印的书都广泛搜集起来。包括如下几种书：
一是“敕撰本”，二是“内府本”，都是宫中藏书；三是《永乐大典》本；四是各省采集来的书；五是私人进献本，是各省藏书家献出的好书；六是一般通行书。
虽然，不能说把全国古今所有的书，都一一收集完了。但总是由皇帝、宫廷、官家尽了最大力气加以搜集的。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这对于保存我国古典图书，对于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很有价值。
《全书》总共收进三千四百七十种书，每种书平均有十本，共可有三四万本。先后编纂了十年才完成。
这部书的编法，又和前面所说的两部大书，即明之《永乐大典》和清代康熙、雍正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很不相同。前两部大书，都是要把原书拆开，再按类分编或按韵分编。这样一来，原书的面貌就看不到了。《四库全书》这部巨著，编法不是这样的。它是照原书分门别类，整部整部地进行编辑，不变原书原有的样子。凡是这么编的书，就叫做“丛书”。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库”。
《四库全书》整齐美观，一律手抄。先后只抄了七部。第一部存在北京皇宫内“文渊阁”；第二部存在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第三部藏在热河行宫的“文律阁”；第四部藏在沈阳清朝故宫的“文溯阁”。以上四部，都在我国北方地区。
另外，藏在我国南方的有三部：一在扬州行官的“文汇阁”；二在镇江行宫的“文宗阁”；三在杭州西湖畔的“文澜阁”。那时，南方所存的三部大书，是可以借阅的。后因太平天国同清代统治者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南方的这三部书都毁了。只杭州“文澜阁”所存的一部，还留下半部。
北方的四部呢，由于英法联军攻北京，烧圆明园，就烧去“文源阁”的一部。
今日仍有三部还完整保存着：一是清宫“文渊阁”所存的一部；二是热河行宫“文律阁”的那一部，现在北京图书馆；还有第三部，即在东北沈阳故宫“文溯阁”的那一部。
现在，杭州的那半部，经过补抄，又成了完整的一部。所以，目下在我国大陆一边仍有《四库全书》三部。
顾老说道：《全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它保留着许多失去的书。《永乐大典》所收集的书，有些就为《四库全书》抄存下来。
但是这部书也有坏处，就是改书。对于凡是骂了少数民族的话，全都改过。又，凡是违背封建道德的话也改了。例如，我国宋朝时期，女人可以再嫁。对于这样的记载，《四库全书》都改了。这种再嫁的事，在我国历史上，只是到了明朝，才变为一女不许嫁二夫，给守寡的女性立贞节牌坊。
另外，《全书》对于不合胃口的书，就不收录，而只存下一个书的目录。还有，在《目录》当中，有书评，评得不好。
再有，清朝借着整编书，又禁了一些书，烧毁了一些书。所禁书的目录有一千种。清代禁了明朝的许多书。
所以说，《四库全书》有好处，也有坏处。
纪昀（纪晓岚）是全书的总编纂官。他把其中的每一书，都作提要，说明该书的著作者及对于该书评价等。纪平生只编著了这部巨书，这使他有学术地位。
纪晓岚为《四库全书》作提要，也作了十多年。这些提要也非他一个人写的。又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里边主要是些目录，也略有书评。
乾隆又把《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分书籍，编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用木活字排印出来。这部许可人买。
后来，有些人把南方所藏的三部《全书》借来抄一些，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书，编成许多丛书。并且也仿照纪晓岚，为他所编的每一书，写上一个跋。
乾隆以后，丛书比前多了，也好了。
到民国时期，又印过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就是把只见于《四库全书》中的，外边所没有的书，收集起来，编纂而成。还有个《二集》，因着抗日战争起来了没有出。这是商务印书馆作的。
军阀统治时，徐世昌原也想要印刷《四库全书》。但，那时商务印书馆因见全国也没有这么多纸张，所以只好印《珍本》。徐世昌时，印了《释藏》、《道藏》，“藏”，是佛教和道教经典的总称。这两部经，是明代刻本。
我们考古，考古史，就必须去査考有重要价值的古书。古代皇帝所编纂的几部著名巨书，收集了大量古代典籍，就要去研究、去阅读。
第五，古书中的地方志。
我们说到古书的查考，是考古的重要方面。这当中，我们万万不可以轻视历代编撰的地方志。
在古书里，大量的未经整理的是地方志。地方志，也叫地志，或叫方志。各县有县志，各省有省志。
我国古代从战国时开始，以后代代都重视编写地方志。秦汉时期，编地方志就开始盛行成风。有风俗传、异物志、风土记、山水记、州郡地志、外域传记和图文并茂的图经。
我们前面说过，晋代有常璩编著的《华阳国志》，它就是今之四川省的古志。我们前些天也谈到《越绝书》，是东汉初年袁康所写。它就是今日浙江省的古志。
隋朝，皇帝下令各地都要编各地的风俗、物产、地图。《诸郡物产土俗记》这样大部头的书出来了；《区宇图志》和《方物志》等书都编出来了。
到唐代，地方志的编写，更加发展。有的著作，记了地方的政府机关、天象、河流、堤堰、湖泽、驿道、古城、古墓、寺庙、学校、歌谣。我们前天也曾说到过樊绰编写的《蛮书》，它是今日云南省的古志。
宋代，全国普遍编修地方志，保存到现在的也还有三十多部。
元、明、清代，越发重视方志的编修。清代达到高峰，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此外，各地还编写了关志、卫志、屯志，以及所的、镇的、乡的志；还有山、水、湖、海、堤、塘的专门的志书；并有一楼、一亭、一寺、一庙、一庵、一塔、一祠、一桥、一家书院等等的志书。清代真是自古以来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代。
清代初年，有位大学者顾炎武，著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从明朝各地方志中抄出來的，其内容主要是些经济史料。
又有位顾祖禹，著作了《读史方舆纪要》。此书是写军事地理，指出何地可以攻，何处可以守。
上述这两位顾先生，都是要革清皇朝的命的。
我听说毛泽东主席熟读古史书中的两部书，一为《资治通鉴》，二为刚刚讲过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个话是毛主席的表兄对我说的。
地方志书，明代以前的很多失掉；保存到今天的大部分是清代的，有八千多种。明以前的方志书，多亏了宋编《太平御览》，明编《永乐大典》，清编《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大类书，才保存了一些。
对于地方志的研究，极其重要。从这些书里可以研究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发展史等。方志里还有大量关于气候、天象、地形、土壤、水文、物产的记载。所以，清代就有人专门从事方志的研究了。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新学科——方志学。
现代有一位张国淦，是湖北人，收集了二千部地方志书。编了地方志的目录，著作了《中国古方志考》。还有位朱士嘉，正在编写《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先生现在湖北，他收集了张国淦所收的古地方志；之后，他自己又到各省、各地去看那里的方志。他在著作里，说了那一地的方志，现在存于何处，等等，便于人们进行查考和研究。
美国图书馆大量收买中国地方志，他们收得最多。这是为的画军事地图。
第六，家谱。
说了地方志之后，我想到要说说家谱。
我国家谱中，有许多封建社会的材料。我们研究家谱，就能把封建年代的父权、族权、家法、家规等的资料，全部找到。
有所谓“义庄”，这是族田。族中无有饭吃的，可以去到义庄找吃的。义庄也可以发米给穷人吃。
有家谱里，还能看到族长的地位是又高、又掌握经济大权。
研究封建社会，应当看些家谱。
原先潘光旦研究家谱，后来大概不再研究了。
其他，还有我们对于古代的传说，对于古代神话故事，过去不以为意。现在认识到，古之传说、神话，都和古代社会发展有关系。所以，现代学者也要注意这方面。例如，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就见不到这方面的史书，只有神话与传说及民歌。对于这些，就都得要看，都得收集，都得研究。
所以，我们说历史学，关于历史的研究，其范围越来越大。这跟在古时的研究不同了，过去只有《二十四史》。
三、考古，关于古代器物的复原。
我们谈到考古，谈了古钱币，谈了古书，再谈几句考古物时遇到的古器物的复原问题。
古物复原是很有意义的事。例如，汉代张衡所制的地动仪、天文仪，早已失掉了。现今，又根据古书记载，重新做出來。这样的事，岂不是很好的事。
张衡是我国东汉时代的科学家，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之一。他对于天文、历法和地震，都有重大研究成果，他的突出成就是天文学。他有一部天文学著作《灵宪》，很有名，很有价值。
张衡为了观测大象，就创造了比之于在他以前就有的旧“浑天仪”更其精确，更其全面得多的一架新“浑天仪”。这是一个可以转动的铜球，上面刻了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的位置。铜球有轴，轴的两头象征着北极和南极，
球的外面，有几个铜圈，代表着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赤道圈。在赤道和黄道上刻了二十四节气。
“浑天仪”在转动时，刻在它上而的天象，一一显示出来，就和天体星球的运转很相像。
张衡还创造了测定风向的仪器，叫“候风仪”。
张衡研究了地震。创造了我国第一架地震测报仪器。叫“地动仪”。这架“地动仪”，当时，曾对洛阳一千里外的地震，有过灵验的测报。
地动仪复原模型
把这种古代科学器物，重新复原，重新制作，就很好。
又如古人制造“指南车”和记里程的鼓车，都重新做出来了，现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展览。
我们后人所用的指南针，是用磁石，这和古代的指南车很不同。
记里鼓车，那是利用齿轮的转动，来击鼓，记下里数。
四、古生物学。
古生物学和史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发现了“北京人”的化石，可以研究中国北方人在五十万年以前的事。
“北京人”是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的。科学家曾经对几十具男、女人体的骨骼作过研究，如依照“头盖骨”的形状，作为北京人的头部复原的塑型，以研究“北京人”的脑同现代人有所不同。还研究其手与现代人的手的不同，以及身躯全体结构上与现代人的不同，从而得到了许多关于介乎猿与人之间时期的“人”是怎样的种种认识。“北京人”的发现，曾轰动了全世界。
中国猿人复原像
我们还曾发现了“蓝田人”，这是在陕西发掘的，是五六十万年以前的人。①
①记录者按：一九六五年，我国还曾发现过云南省的“元谋人”。这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对它的研究，使我们知道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我国就有了人类，在亚洲来说是最早的。（一说，元谋人化石的年代应不早于距今七十二万年，可能为五十至六十万年。）
在“北京人”、“蓝田人”的生活遗址，既有人的骨骼的化石，使考古学家加以研究，同时，还有些石的工具和石的生活用具。如用作砍砸的石器，用来刮削的石器，还有另一些东西，如灰烬之类。
石器可以研究古代猿人的生活、劳动的方式。灰烬可以研究人类在这个时候就用火了，吃东西是熟食。这是古人类史上的大变化，大进步。
上述“北京人”、“蓝田人”的发现与研究，都是属于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发现与研究。
新石器时代，在我国河南渑池发现了许多文化遗留，由于是在仰韶村发现的，就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遗留，经研究后，知道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事。
在我国黄河两岸地带，发现了不少石器时代的遗址。像陕西、山西、河南、北京、河北、甘肃、青海，都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不少是五千年到七千年前母系氏族社会的人所遗留的。
还有山东“大汶口文化”遗留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化石及石器、骨器，是新石器晚期的遗留。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新、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也被看作是“中华”的象征。
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分别很大。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以石击石，击打出来的，所以，不容易把石器同石头分得开。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是磨出来的，很光滑。要是不懂得这种学问，不要说对石具、石器无法辨识，就是化石也看不懂。可是考古学者，古生物学者，古人类学者，他们都能懂得，可以看出人的化石，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