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顾颉刚先生略谈中国古代哲学史
顾先生今天谈了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这个题目很大，有不少哲学家、哲学史学家，终生研究这一专门的大学问。中国这个世界文明古囯，她的哲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囯古哲理，在世界文化库藏中，极其光彩斑斓，为全世界学术界所注目。我一直兴趣盎然地聆听着顾老的谈述，并仔仔细细记录下来。顾老开讲了：
中国哲学史，有不少专门著作家有专门的精深著述。我们作为一次短谈，只谈谈大略。
古代的哲学思想，最初有周代的周公说“德”字，在周代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字。郭沫若发现这个德字是从周公才开始有的。
古代的“刑”字是说坏的、强暴的、打人、杀人的意思。而“德”字是说好心好意地对待别人的意思。
“德”后来发挥成为“道德”这个辞，有了伦理观念，要讲究作君、臣的道德；讲究作父、子的道德；作兄、弟的道德；作夫妇的道德；作朋友的道德。这就是五德、五伦。古人以为凡五伦好的，就是道德好。这样的讲究，已经同周公所讲的“德”又不同了。
“道”字，古人所论的“道”，乃是循天地的“道”，例如春、夏、秋、冬。这个道字的含义，是我们现今所说的“规律"这个字眼儿。
老子最早提出“道”来，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的“道”，是“天”，是“一”，是“大”，是先于天。
老子，称老聃（音丹）。他和孔子都是春秋时的人，作过周的史官，后来回到他的家乡退隐。他家在楚国苦县，今之河南鹿邑。著有《老子》一书，是用民间谚语写成的，是韵文诗，共五千字。《老子》说了不少哲理，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又说：“反者，道之动。”
老子以后，有庄子继承他，成为“老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影响很大。
老子
《诗经》里有一篇《烝民》。烝民的意思是众民。
诗中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彝，是说的则，法则），好是懿德（‘好’即喜欢。‘懿德’，即好的德）。”“民之秉彝”一句意思是人民秉承着天的法则。“好的懿德”一句意思是喜欢好的德。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汉朝儒家董仲舒说的。他所谓的“道”乃是永恒的。他认为天是不变的，道永久不变。这个说法是错的。汉朝人，还主张“天人相与”，这是司马迁说的。这个说法是要尊天的。董仲舒还说“天人合一”。
在这些之下，有“阴阳五行”说。这一思想在春秋时就有的；到了战国时代更有发挥，其后还有发展。讲灾异，说是若是人违背了天意则降灾。这种阴阳五行家，以为天老子有意志。比如日蚀，古时以为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出现了日蚀，皇帝要赐丞相以死。因为，那时候的丞相有责任要燮理好天地阴阳。如若你丞相办不好，就赐你死去。汉成帝的丞相翟方进，就是因为发生日蚀，以致丧命。汉宣帝的丞相姓丙名吉，不问政事，只看天。有一天，他见到牛喘，说着：“春日牛喘，表示阴阳不调。”这种看天、说阴阳凶吉的事是他的职责。
古时丞相，如同巫者。
在汉代以前，有“月令”，就是天子命令老百姓在每个月之中所要作的农事。如果发生了天变，有了自然异变，这时候群臣要向天子上奏文来劝谏他，而天子也要下罪己诏。
古时有一个主张：定名分。要定出君、臣、民各人的地位。说这些都是天定的，永远不能超过自己被天所定的地位。
所以，汉代大儒家董仲舒等人提倡：
第一条，“定名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孔子就有“定名”之说，说过君君、臣臣的话。战国时又有“名家”，如惠施和公孙龙就是名家的代表。
第二条，“安命运”。也就是安天命。儒家主张有天命。墨子非命，他不同意儒家所讲的天命。
第三条，“守常法”。常法，就是自古以来的法，古代皇帝的法。这些古法都是绝对的，必须完全要守的。
宋代的王安石倡言“变法”。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遭到当时儒家的反对。
“天人相与”，是从战国时代阴阳家开始提出来的，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这是儒家的变种。
邹衍有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一说。他把人与天、人与神沟通起来，把历史的演变、帝王的更替、朝代的兴衰都看作是天意，天的安排。天有黄、青、白、赤、黑五色。每一朝受一种“德”的支配，每一种德又有盛有衰。“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德”就有：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各朝代就分成了：
虞代是土德，其色尚黄；夏代是木德，其色尚青；商代是金德，其色尚白；周代是火德，其色尚赤。到了汉代，五德轮换变化，依了次序，汉代该当是土德，颜色尚黄了。
战国以后，发展到了汉朝，董仲舒进一步把邹衍的“天人相与”、“五德终始”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神学。他更明确地提倡上述定名分，定命运，守常法三大条。
董仲舒的中心思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为人世间的一切是永恒的、不能改变的，就如同天一样，
东汉初，佛教传了进来。佛教也是要人们受苦，要服服帖帖的。
儒家和佛家，开始时是有冲突的。南北朝时代，南朝有一位名叫范缜的人，是南齐、南梁的臣子，当过太守、尚书左丞的官。此人是河南人。那时，皇帝拼命提倡佛教，搞得举国若狂。范缜公然提出了无神论。他曾同一位佛家的王子——竟陵王萧子良进行激烈辩论。他又计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写出了《神灭论》一书，逐条批驳所谓的神不灭。他写道：“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所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就是说，在人体以外，并没有另外的精神。他公开反对佛教的“神”，说一个人如同一把刀，其灵魂如同刀的刃。刀？没有了，刃自然没有了；人死了，灵魂也自然没有了。
范缜的《神灭论》，引起了天子及其群臣的反对，历史记载说：“此论出，朝野喧哗。”梁武帝信佛，下诏骂他：“违经背亲”。后来借故把他流放到边远的广州，那时的广州乃是岭南蛮荒之地。
儒家、佛家的冲突，到唐朝还在继续。唐代大儒韩愈反对笃信佛教的唐宪宗把佛骨迎接到朝廷里（现在各佛塔都有假的佛骨）。韩愈谏宪宗皇帝说：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由于信仰佛教而得到长寿的。佛要寂灭，要解脱生死之苦，而皇帝要长生。
唐宪宗大怒，他把韩愈下放到南方边远之地的广东，做潮州刺史（如同知府）。因那里瘴气重，韩愈得了病，快要死了。碰巧宪宗死去，韩愈才被赦回来，险些丧了命。
韩愈文章中，大辟佛教的篇章很多，可多半是批评中国人的信仰。至干说到佛经，他也不懂。他对干中国因信佛而大造寺院、大量浪费财产是反对的。他说：
“人其人（要和尚返回来还做个民人），
庐其居（把寺院给民人居住），
火其书（烧掉佛经）。”
韩愈写了《原道》，“原道”，就是要以原来中国的道反对佛教的道。这篇文章说：“道其所道（佛道仍是印度的道）非吾所谓道也（那不是中国的道）。”
唐时佛教极盛，一般儒者，也是信佛的，但韩愈等大儒，则反对佛教。
唐朝和五代时候，佛教和道教都极盛行，道教的最盛期是宋代。
在五代时，有个道士叫陈抟（音团），在道教中是个有学问的人，创造了太极图。
太极图的意思是阴阳互相消长，“阳最盛处（也是时候）即阴之尾部（最小）”。
这个太极图的含意和汉代的阴阳五行说相衔接。这还是循环论。他们主张：“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应当“扶阳抑阴”。以为“女子是阴，应扶男阳”，“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把小人和女人看作一样属于阴，应当加以抑制，于是夫权愈盛愈高。
今天只谈这些，明天再说。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顾颉刚先生继续谈中国古代哲学史——关于宋代理学
中国到宋朝时期，有了三个教：佛教、儒教、道教。就是说，宋代的儒家成了宗教——儒教。就是继佛教、道教在东汉流布以后出现的事。宋王朝尽力提倡：“三教之设，其旨一也”。
在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到处有佛庙，有道观，有孔庙。唐代以后，孔庙遂普及于天下。
宋朝的儒家思想，同已往各代又有不同。既接受儒家的经典学说，又更加发展了封建思想。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里是专指女人而言。宋以后，凡三十岁以下的女人，在死了丈夫以后，都不得改嫁，给她立贞节坊。
又如，“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再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于是君臣、父子、夫妇各种等级差别极其严格。
宋代儒家有五个代表人物：
一是周敦颐，北宋时湖南道县人。他作了一部《通书》，发挥太极图的意思。
二是程颢，北宋时河南洛阳人。
三是程颐，和程颢是兄弟，故称二程。他们都是周敦颐的学生，著有《二程遗书》，也发挥太极图的意思。
二程提出了“理”、“天理”、“心”、“性”和“人欲”，用这些哲理上的新说法来阐释儒家思想。程颢说：我学虽有所接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他们把三纲五常当作“天理”。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程颢
四是张载，北宋时陕西眉县人，著有《西铭》。这书讲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即巳经断了的学说），为万世开太平。”又说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乃是主张一切平等，来自于佛教、佛经。他提出“无欲”，说“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还提出了“太虚即气”。
以上四人都是北宋人。
五是朱熹，南宋人，原籍安徽，但生在福建。朱熹继承了上述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人的说法。写过一本《近思录》，集中了上边四人的思想。
他又更多地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提出了“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是什么？朱熹道；理“超然于万有之上，广大无边”。是无所不在的。他又说“理”也就是“仁、义、礼、智”。认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这个意思是说三纲五常之理，在人间有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先，早就有了，是先天就有的。而且理是永恒的，他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纲常万年，磨灭不得”。
朱熹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矛盾，“天理”是善的，“人欲”是恶的，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关于知与行的问题提出主张，以为：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知行为一。
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到一起，叫做“四书”。他写了《四书集注》。这是一本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书，成为宋、明读书人的教科书。
程、朱理学在宋、明、清三代数百年里，有很大影响。
朱熹还作了《小学》，是说年轻人应当学些什么。又有《家礼》一书。他把他的思想、著作，规定在教育里边，要人们从小到老始终遵守。
宋代的伦理观念起于儒家，宋的太极学起于道家，宋的禁欲主义同静坐修心起于佛教。宋人把三教混合起来，宋代大儒把三教合一，倡导每天都静坐，以便把“性”、“理”认识清楚。
程颐有一个学生叫杨时。有一天，杨时看见老师程颐正在静坐，就不敢进门，等候在门外。等到程颐静坐完毕，自己可以进门的时候，大雪已经下了一尺厚。
“性”、“理”是宋儒的中心思想。所以说上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叫理学家。
程、朱理学家认为，人在动时就忘了本性和天理，人在静时，就能够恢复本性和知道天理。所以，宋儒依照佛法每天要静坐。
在战国时代，就讨论过“性”，就是讨论人性。
孟子主张“人性善”。人性中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人是好的，所以坏，是因为“习”，是人从外面学来的。
荀子主张“人性恶”，要刻苦修善，才能去恶从善。
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善与恶原是人在社会行为当中分别出来的；在这之先，并没有善或恶。
这些就是战国时代关于“性”的不同主张。对于人性的论述，存有分歧。
到了西汉，儒者以为人有的本善，有的本恶。这就是说人的善恶先天就有。
唐代哲学思想上，关于“性”的说法无有大变化，是随着佛教的说法。
宋代因袭了盂子学说，主张人性善，由于为物所引诱，才堕落为恶。
以上是说宋代的“性”及其演化，
“理”就是“天理”，宋人大大提倡。但在战国时候就对于“理”有了论述。那个时期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个“道心”，就是合乎天的心，是很小的。所以，应当克制人心，发扬道心，汉朝人把“五行”之说注入到“天理”当中。
宋代儒家说：“栽培心上地，培养性中天”，就是在静坐时，把人心克制住，从而发扬起“道心”。
宋朝理学家认为，凡“人性”应当合乎“天理”。凡“天理”都是好的，是绝对的。凡人欲是极坏的，宋朝理学家不要人们有任何要求。他们要人们去静坐，静坐时要“入定”。入定时就忘我，此时才能“天理弥漫”。宋儒这样讲下去，就形成了人们不能作任何事了。
宋儒又注意《中庸》一书里的一些有关的思想而加以发挥。《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所说的“中节”就是恰到好处。其所说的“和'就是平和的意思。这就是说，人不能过喜，过怒，过哀，过乐，过了头就都不对。也就是说，不发不行，发过了头也不行。
《中庸》里又讲了中庸之道，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庸”说是用，中庸就是中和。意思是说：从中处用之。大意是：把两个极端加以折中。
《论语》一书记叙了孔子，说他是“威而不猛，乐而不淫（淫是过分），哀而不伤”。都是说适中。
《中庸》一书的主旨，讲“中庸之道”。前几章里讲“中庸”，到后几章，讲“治国”、“平天下”。中庸思想是儒家的中心思想。
宋人发挥了《中庸》的一些话，说：喜、怒、哀、乐，未发时都善，凡是发出的都坏。所以，他们成了空谈心性，“不为事功”，不做什么实际的事，只是空谈，因为一做就错，一发就错。这和战国时代的中庸思想有了不同。这时，根本不要人做什么事，根本不要人有任何的喜、怒、哀、乐。战国时的中庸思想并不这样，那时只是要取个“中”。
理学家开始形成于宋代，也叫做道学家。《宋史》中有《道学列传》，把理学家们一一列了进去。
理学在明代是至盛时期，到了清朝又纠正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顾颉刚先生继续谈中国古代哲学——明代理学
明朝有了王阳明的理学。
王阳明，就是王守仁，浙江人，他曾在绍兴“阳明洞”读书，所以人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曾经学习与继承了宋代儒家与理学的著述，但他又加以变化和发展。他学过宋代陆九渊的著作和思想，也学过朱熹的著作和思想。他知道朱熹“格物穷理”的论说，朱熹以为一草一木都包涵有“至理”，必须一个一个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体会到“天理”。王阳明在年方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曾认认真真地“格”过。他先是去“格”竹子，从早到晚对着翠绿的竹子，冥思苦想，一连“格”了七天七夜。他一无所得，反而病倒了。自此以后，他想：一竹之理，尚不能“格”，怎么去“格”天下之物？子是他转而去研读佛经、道经。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再后来，他到阳明洞去静坐修道了。他的哲学掺和了不少佛学、道学的思想。
王阳明
王守仁的哲学，主要是提倡“良知良能”。他说人有天然的知和天能，不要故意造作。
王守仁认定：人有“初一念”和“次一念”。初一念是好的，次一念是坏的。初一念是为人的，所以善；次一念是为己的，所以恶。
他的论断是：初一念是“良知”；次一念非良知；所以“知行合一”。不要以利害念压是非念，初一念为是非念，次一念为利害念。
他讲人有“良知”，要“致良知”。
关于“良知”，“良能”，其实，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已经提出来了。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到了明代，王阳明尽情地发挥了。
“良知”是人的初一念，是天生的。王阳明以为，人见了父亲，自然知道要孝；见了兄长，自然知道要敬；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有怜悯之心要去救出来。这都是初一念，都是天然就有的意念，是不学而有的。这些“初一念”所发出的行为，是“天能”、天然的，不必学的“良能”。
这些“良知”，包括了：父子之间有亲，君臣之间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三纲五常的观念。“良知”中自然也包括了：人都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他一方面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是人人一样的。另一方面，又说“愚夫愚妇”们的“次一念”太重，“利害念”太多，个人的欲望太大，所以不能保持“良知”。这样就提出了如何才能保持“良知”问题，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办法，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不能用“次一念”去压倒“初一念”。不能用利害念去压倒是非念；不能用恶念去压倒善念。要把个人的私欲去掉了，方可保住“良知”。这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不赞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法。他认为人的知与行是合一的。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他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好比说，某个知孝，某个知悌，是指的这个人已经行了孝，行了悌。所以，知与行不能分开。
他说：一念发动就是行。
王阳明著作《传习录》。这是别人把他所传所述的，记录下来，整理成的书。王阳明自己不著书，他只讲书，别人把他所讲的，记录编写。
王阳明劝人家不要读书，只能静坐。这样才能恢复良知、良能，才能“致良知”。
王阳明这一派人同佛教的禅宗派相结合，所以人称王阳明为“狂禅”。
关于李贽的哲学思想。
李贽是王阳明的后学，福建泉州人。他作过官，又进过佛院，落了发，过半僧半俗的生活，同和尚们一起研读佛经。他学过王阳明，后来又不同意王阳明，甚至于反对王阳明。
李贽很有思想，敢说话。他著有《藏书》，就是不让人看的书。还有《焚书》。在明代曾一时很流行。不少人是“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他批评了道学家，他说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猪狗”。表面上不讲利和欲，内心里甚至于想去偷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富贵荣华的欲念。那些讲道学的人，都是些没有才学的人。他们只会打躬作揖，正襟危坐，活像泥胎。
李贽是第一个起来反对孔子的人。他说：今世道德，都是孔子的道德，不是我的道德。他写了一篇《赞刘谐》的文章，文章说有人自称是“仲尼之徒”。这个孔门弟子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一天，这人同刘谐其人说起这一套话来，刘谐对他嘲笑道：你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怪不得，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在伏羲氏以前的上古时代，那时的古人都是在白天也要打着灯笼走路的呵！
李贽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也贬低“六经”这些儒家的传世经典。《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孟子》是孟子的言论集，李贽都加以批判。他以为这些书，不过是假道学们的饭碗。
他敢于发挥自己的见解。他有不少反封建的思想，如：主张男女平等，要打破男女界限，女子也可以出门去做事，女子和男子有同等能力。
他认为君与臣是平等的。父与子是平等的，夫与妇是平等的，有了许多平等思想。
宋代理学要“定名分”，李贽的理学要破名分，已经不完全是宋代理学了。
可是李贽的思想总体，仍然还是王阳明的。
李贽曾批注过许多书，如《水浒传》，他就曾经作过批。
李贽的思想和行为，被明朝皇帝知道了，在万历三十年，当他七十六岁时，遭到宫廷逮捕，罪名是“纵淫勾引”。在狱中，他自杀死去。
李贽的哲学思想，到了清朝，朝廷仍加以禁止。
下面我们把宋代理学同明代理学作一番对比研究。
宋代朱熹同明朝王阳明都是讲理学，有其相同处，但也有其不同处。
朱熹拘谨些。王阳明则胆子大，敢做事。王阳明曾经平了宸濠的造反。宸濠是明朝皇家的贵族，封在江西，为宁王。在明正德年间，宁王造起反来。王阳明正在这里当巡抚，是个有兵权的大官，他就带兵平定了这次叛乱。
朱熹主张讲礼节，王阳明就反对。他在许多方面向朱熹立异。
本来宋代理学家，就分为朱熹一派，陆九渊一派。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一派。
陆九渊和朱熹同是宋代人，是同时的人，是朋友。也都讲理学，但他们二人的哲学主张不一样。例如，朱熹劝青年人要读经书，陆九渊则劝青年不要读经书，他说：六经都是我的注脚。那些不过是我的学问的一些解释，没有什么高明地方。他批评朱熹的学说，是支离破碎的做功夫。
对于《大学》一书，他们两派之间，看法有矛盾。
《大学》这部经书，讲格物，讲致知，讲诚意，讲正心，讲修身，讲齐家，讲治国，最后讲平天下。这些内容，就是按这样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就是说，你要先格物，才能致知。有了格物致知之后，方能作到诚意，才能去正心；有了诚意与正心，才能说到修身，才能齐家；有了修身、齐家，这才能够去治国、去平天下。
一切须从格物作起。“格物是什么？“格”字是什么？“格”的古意还很难明白。《大学》一书里的“格”字，是至的意思，是到达的意思，即是研究的意思，是去的意思，是排斥的意思。
朱熹以为“格物”，是至的意思，即是研究它，是“穷理”。
陆九渊以为“格物”，是不可知，不是要去知，而是要排斥它，排斥物。他主张“去物”，只有“去物”才能“知心”。他说道：“先务其大者，再务其小者。”所谓大者，是心；所谓小者，是物。这就是陆九渊对于《大学》，对于“格物”致知的主张。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陆九渊、王阳明同朱熹学派是对立的。这种对立自宋代起，一直延续到清朝。
但是，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都是理学家。宋、明两代理学家们的共同处，是：求其本性，要把人的内心当作第一位的。
顾老说到这里评价朱熹作学问，说道：朱熹注解各儒家经书，研究各门学问。他作学问很刻苦。
前面，我们讲的明代哲学，明朝的理学，王阳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也讲了李贽思想。
好！该说到清代的哲学思想了，明天接着谈。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顾颉刚先生继续谈中国哲学史——清代哲学思想
清朝时候，皇帝信奉宋代的程、朱理学，主张定名分。在雍正皇帝的嘴头上，就常常叨念着“不合天理”。所以雍正常杀人，非常严酷。
这时有一位大儒家戴震，安徽人，此人写了一本书《孟子字义疏证》。他用训诂疏证儒家古经典的方法，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假借着孟子，以便说他自己的见解。在这本书中他说：“人死于法（而法是人定的），尚有怜之者，死于理（‘理’，就是‘天理’，是皇帝假借的），谁复怜之！”他明白地反对“理”、“天理”，反对程、朱的理学。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还说过：“道心在人心之中。”他认为，圣人就是要人民有合适的欲，有饮食之欲，有男女之欲。人不能没有这些根本的欲望去求道，人是不能超出根本欲望之外的。
清朝皇帝虽然信仰程、朱理学，可是清代大儒反对理学。
有些大儒提出“礼、理论”。其主张是，汉学家讲的是古之“礼”，宋人儒家讲的是“理”。应当怎样呢？应当讲作“礼”，而不要讲作“理”。这么一说，也就打掉了理学家。
讲礼，“礼”——是封建道德，这是封建社会早期的思想。
讲理，“理”——是封建道德思想，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理学家更凶一些。
清代儒家又有人说：“圣人不离事而言理。理即事之中。”这些说法都不是宋人、明人所说的“理”，而是相反的新说法，理是指的人间的事理而非“天理”。
清代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都反对宋、明理学。如顾炎武写道：“言心言理，舍多闻而识，以求一贯之力，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很明白，他认为程、朱理学、心学，是不管四海穷困的一派胡言。
黄宗羲
采自清代《于越先贤像传赞》
王夫之，湖南人。因为他晚年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之下，一些人尊称他叫船山先生。他批判“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他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道在器中”。这里的“器”是物，器物，物质。道也好，理也好，都在物质之中。王船山反对程、朱的“天理”之说。
王船山也反对宋、明理学的“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法。他提出：“人欲之各题，即天理之大同”，反对灭人欲。以为只有人对生活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才叫有了天理。
关于知与行。王夫之也反对程、朱、王阳明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的说法。他以为“君子之行，未尝离行以为知也”、知是离不开行的啊！他又说：“行可有知之效”。只有行动，实际去作了，才能看到“知”的实效。
总而言之，清代皇朝继续宣扬朱熹、二程的“天理”说，普通儒者也跟着皇帝走。但著名大儒却反对宋、明理学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更前进了。
顾老言道：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我们可以把儒家的各个时期的哲理，再概要说几句：
第一，我国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主要是想恢复周朝的等级制度。
第二，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这些人不再是要周朝的制度，而是要“王道”，要实行理想中的王道，不再搞春秋时期的霸道。
例如，对于管仲这个人的评价，管仲要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孔子认为管仲好，孟子以为管仲不好。
孟子要王道，是得民心的。孔子与孟子先后相距一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不相同，战国时期需要统一，需要集中。这时各小国之间，已经互相通商。
第三，孟子主张实行小农制。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那时的百亩，相当于今之三十亩），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人死以后，把这些田地交给国家，然后再重新分配。这样，就永远没有穷人。
到了后来，秦、汉时代，实现了大统一。这时候就发生地主兼并土地，有了土地大兼并，就有了大地主。
但是，在这以前，在春秋时期，是不能自由买卖土地的。只能赏赐土地。对于土地，人们只能使用，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那时的齐国，是商业区，人可以去买地。在战国时候，就可以买土地了，于是有了小地主。《周易》一书记载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了这样的人，表示战国之时，已经有了小地主。
孔子的想法，要恢复周制，是落空了。孟子的想法，要实行小农制，是落后了。
孔子对于农民是轻视的，以为农民是小人。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学稼（学习种田）。孔子答复他：“我不如老农。”又向他请教“学圃”（种菜），他答复说：“我不如老圃。”所以，有一回孔子走到楚国，派子路去问路。这时楚人评论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是孔子最大的弟子。他对孔子曾有不满。《论语》上说“子见南子（南子是卫灵公的妻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如果我有了过错），天厌之，天厌之。”
《史记》中又记载了另一件事。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子路穿戎装，头戴野雉毛，腰悬宝剑，去见孔子。服装与神色很不尊重。孔子说服了子路。
秦汉时期，皇权是建筑在大地主的基础上，所以，这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一切为皇帝服务。这才产生了董仲舒的思想。这时候董仲舒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说皇权是天授，永世不变。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偶然的，是皇帝、皇权所必需。汉代儒家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
第四，儒家吸收了释家、道家的思想，实现了儒、佛、道三家交合。这是宋朝的情况，朱熹等人就是代表。
宋朝提倡“三纲五常”特别积极。“三纲五常”的思想，孔子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君君臣臣的话。战国时，韩非也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之常道也。”
到汉朝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他以为“三纲”乃是“天意”：“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宋朝极力倡行“三纲五常”。“三纲”是什么？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明白地规定了君王与臣子之间，父与子之间，夫与妻之间的等级界限是绝对的。
所谓“五常”，也还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必须遵守的规则。这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即关于封建皇权、封建族权、封建夫权的五项基本法则。
三纲五常在汉朝时虽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宋朝的提倡实行最严。所以，这个时代儒家的思想最是束缚人。
第五，到了明朝，儒家王阳明，继承了宋时的程、朱理学，同时又改变了宋的理学。明朝时候商业有了更大发展，社会面貌与宋不同了，社会思想有些演变。
李贽，是泉州人。而泉州是个大商埠，那时泉州是与外国通商的地方，所以，在李贽的头脑里，就有些新思想。例如，李贽说：不能以孔子的道德为我们的道德。
总而言之，明代的理学家稍稍比之于宋代理学家敢想些，敢说些。
明朝儒家较之宋朝儒家的思想束缚要松了。
第六，清朝儒家打翻了理学家。但发展了“礼”，讲古人的礼，主张不要秦汉以下各朝的礼。
清代的普通儒者，只是谈谈古书而已。一般的缺乏新思想。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有知识的儒者，才有了些新思想。这时就有康有为、廖平这些代表人物。可是康有为、廖平立孔子为教主，以孔子为纪元，崇拜孔子。
最后，到了民国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第一个站出来喊出这个口号的人，叫吴虞。吴虞是四川人，他在“五四”运动后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吃人与礼教》。吴虞的这一思想来自明代的李贽。
儒家思想支配中国人的思想有两千多年。其间，各代都有演化，一代一代各有不同。总起来可以统而言之，叫做儒家。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哲学思想，一直在儒家、儒教的控制下面。
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哲学思想上，儒家思想虽说占支配地位，但是受佛教释家的思想影响很大，受道家的思想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