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恶，这个又怪又恶、怪得可笑而恶得可怕的艺术，乃烂熳派首领嚣俄于一千八百廿八年所发现，乃烂熳派最新鲜的建议，乃新文学最重要的材料。
这个发现在新文学的重要，比哥仑布
(1) 发现美洲更为超过。嚣俄那篇序文（见下章）更有价值。这是精神上、思想上的新建设，不仅有经济上、物质上的价值而已。由这个发现，将从前古典文学的缺点暴露无遗；一切旧文学的基础随而倾倒，而新文学的建设于以开始。
从前文学与一切艺术，只重在善良与悲哀的描写。这是未能包括人生的真相与自然的真理的。因为自然上的一切物，尤其是人类，不仅有善的、美的、高尚的一面，而且有恶的、丑的、卑鄙的另一面。人生真相原来就是这些复杂与矛盾的性格所合成。艺术而忘却了这个两面的人生，无怪所写的只有善良与悲哀的心情而缺乏了凶恶与诙谐的材料，由是而艺术上免不了一种不完全与不切实的缺点。
自一千八百廿八年嚣俄的序文出后，“怪恶”的材料在人生与艺术上的重要始为人所认识。而后新的文学——完全的文学、“人情的文学”始得了世人的重视。新的艺术，真的艺术，悲与喜，善与恶，高尚与卑鄙，伟大与矮小同在一气去描写的艺术始告成功。
嚣俄研究文学的进化有三阶级：第一是神歌，第二是英雄诗，第三是“人情剧”（广义为“人情文学”）。人情剧固然集神歌与英雄诗而成，但自有其独具的性质。唯它，始能将人类复杂与矛盾的性格表现出来。它有伟大的可颂，又有怪恶的可恨。尤其是有了怪恶这个材料，照嚣俄说，而后人情剧始能成立。
怪恶，不错，这个材料是有二种作用的。第一，就个人说，因其有怪恶所以成为人性。其怪恶少而伟大多者则成为大人物，他正因其在怪恶相形之下而愈显出其伟大的价值。在别人说，因甲的怪恶，而可表现乙的伟大：有“丑”的丑陋，而后有“生”的清高；有“净”的凶横，而后有“外”的沉静；有婢的痴黠，而后显出小姐的娇贵。怪恶是一种阴影，有它，而后图画更为显明。这是一种穿插，有它，而后人生始不枯燥。这是一种衬托，有它，而后剧台始有色彩。
古时，悲剧与喜剧分离，至人情剧而后悲喜相合，这是怪恶在艺术上的别一种作用之功。恶人因其阴险、奸诈、欺骗、造谣、播弄、凶狠，遂致生出种种的悲剧。但怪人因其粗陋、愚蠢、奇异、古怪、诙谐与混赖又能引起人笑乐而生出种种的喜剧。故此，可知有怪恶，而后悲剧与喜剧自能合为一块而成为人情剧了。
然则怪恶在人生的意义与艺术的作用，确实均是占了极重要的位置。可惜前人忽略此层，或则虽偶然见到，但也未曾视为紧要，而终未将它隆重写出。这个在欧洲的希腊、罗马时代以至于中世纪如此。在我国可说到今日尚是如此。
所以，若问我国的文学界曾到嚣俄所说的第三期——人情文学也未？作者对于怪恶的观念已经了解也未？怪恶的材料在艺术上已经得了重要的位置也未？我们可说未，未，未！
元明剧本，大都有丑、净加入。至于明代的《水浒传》，不必说，更是以怪恶为大纲。但《水浒传》的作者，并未深知怪恶在人性与艺术之重要，不过所写的事情是盗贼，而加以天才的发展，遂能写得那样怪恶可怕。故可说这是一种偶然的碰到，并非作者有意提倡。所以，最多只能说《水浒传》是“怪恶艺术”的萌芽，但尚不是成立的时代。因除此书外，社会毫无此种作风，而且作者只看怪恶是一种变态，而不知此为人性应有之事情也。自《水浒传》而后，经过《红楼梦》以至今日，尚未有新文学的建设，为的，就在不知怪恶的观念，同时也不知“伟大”的意义之缘故。
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减少了研究“怪恶”在《水浒传》的观念之兴趣。这是一种新文学的萌芽，其关系于今后新艺术的成立至深且大，故我们在此应该来多说一点。
《水浒传》最写得好的当是宋江、鲁智深、武松，尤其是李逵诸人。因此诸人伟大与怪恶的性格俱有，故能写得极真实与有声有色。宋江，人甚奸险，但极有手段，有胥吏式的习气，而又有英雄的气概。喜交纳豪杰，乐救人患难，而施予甚慷慨，但极猥靡、懦怯与怕死。他是伪君子的代表人物。至于李逵，这个怪恶的李煞星，则特特与他相反。李的诚实，反映宋的奸诈；李的好杀，反映宋的妇人之仁；李的傲侮，反映宋的谦恭；李的勇气，反映宋的柔弱。他们矛盾的性格，两两相映以成趣。此义，唯有金圣叹看得出。金说《水浒传》作者故意以李逵衬托宋江，故每遇宋江有所表示时，必同时插入李逵以相诨。因此《水浒传》的结构，甚严密而有趣，其文笔遂能尽擒宋放李的能事。我想圣叹也不知此种怪恶与伟大互相矛盾的艺术之真意义，不过偶然见及而已。但见得甚深切，故在此等处上批得也甚好，可惜今日新式的《水浒传》本将“金批”一概删去了。
鲁智深与武松，也是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怪恶混合一气的人物，所不同是，鲁怪恶得甚粗陋，而武的怪恶则甚精细。
《水浒传》写鲁智深打死镇关西时，何等怪恶，而其伟大则在纯粹以侠义救护金翠莲父女于险。至于写其醉后，向着金刚像误为人类时，他这样说：“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家，俺须不怕你。”于是拿起了一把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打得泥和颜色都脱下来。这真凶得可怪，怪得可怕了。到后：“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禅床，解了绦，把直裰带子都必必剥剥地断了，脱下那只狗腿来，他道：‘好！好！正肚饿呢’，扯来便吃。”他吃后，又把那些剩的狗肉向那邻右的僧人满口塞进。及后，又撇了狗肉，提起拳头，将那些劝他的僧人乱打。这又是凶得可怕，怪得可笑了。
论及武松的写法，便不是这样粗陋。武松虽是怪恶，但极乖觉，他是英雄式的怪汉。他不怕死，不怕痛苦，而极以情义为重的怪杰。唯有他能这样说：“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拖。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从先打过都不算，从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为事的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水浒传》的擅长处，就在能将这些怪恶的性格写出，同时使人见出他们又是伟大的人物。因为怪恶便是伟大，愈怪恶愈是伟大，例如武松杀潘金莲及西门庆时那些行为都是怪恶与伟大的混合物。这是就自己个人说。又因写个人的怪恶，愈易写出别人的伟大或矮小。例如写鲁智深的凶暴与伟大，自易同时连带写及长老的慈善，众僧的弱小，镇关西、崔道成、邱小乙等的淫乱。又如写武松的高强，反面则写得甚有趣味的三寸丁，被打杀的潘金莲、西门庆、王婆、蒋门神及鸳鸯楼的人物等的鄙贱。其正面陪衬的人物，在鲁智深则有林冲，而在武松则有施恩。
明乎此种矛盾而又复杂的结构，高尚与卑鄙相混中，悲惨而又有诙谐的调剂，则知《水浒传》洋洋洒洒，对于若干人的写法各有性格而不相侵犯；对于若干文字的延长而不见吃力之缘故者，乃在于善能体认那些不相同的人格中而有一致和谐之可能，即在善能于怪恶中而求出彼等百零八人的共同性——伟大的性格。以是百零八人的性格虽极离奇参差，但彼此既以义气为重，这个伟大的义性，就是他们互相结合之共同点，也即《水浒传》的总结构上，觉得甚紧密而无放松之所在。
《红楼梦》，自然也是初期人情文学之杰作，它的伟大物是情，而其怪恶的对象也是情。嫂叔通奸，翁媳爬灰，以至一切奸淫邪乱，无奇不有，无恶不作。但真情、伟大之情，也因此而生。黛玉与宝玉互爱之情，实属伟大。然此中也有怪恶可说者：黛玉的癖，宝玉的痴，黛善妒而宝多情，黛喜哭而宝好乐，黛好思而宝不思，黛细心而宝旷放，凡此怪恶与矛盾的性格，而演成了黛宝两人的怜惜与龃龉，以至于娇嗔怨怒，一个病死而一个出家的结果。由此可见《红楼梦》之佳处，就在能将这些复杂的人格深刻写出，尤其是对于黛宝二人的怪恶与伟大处能够惟妙惟肖地传神绘声。故虽无《水浒传》写怪恶与伟大那样大手腕，但对于儿女深情的描写，也算千古以来独一的妙手了。
除了《水浒传》《红楼梦》，较能描写这些复杂的性格——怪恶与伟大——而外，《三国志》之写曹操也尚可以。至于传奇，《西厢记》虽词曲佳妙，但构造平常，毫不足取。这不过一对儿女调情的心理，其事未免简单。若使郑恒争亲，张生或至于见杀，而莺莺也因之而丧亡，把一边为情而动与一边为礼教而怯的心理、矛盾交战的复杂尽量写出，则当较成完璧。《桃花扇》的结构已较《西厢记》好，可惜，所写贤奸的心情未能深刻。
总之，这是自然的定则，凡一部好的人情文学，必定在于描写复杂与矛盾的性格上有十分体认。其体认程度高低，则其书之好坏优劣也因之判定。故《水浒传》比《红楼梦》好，《红楼梦》比《三国演义》好；而这三本小说比那两本《西厢记》《桃花扇》的情节较好。
可是，如上所说，我们看这些在我国近世代表之文学，只能说是“新文学”的萌芽时代。因作者并未晓得人性复杂的心理，而又未能参透怪恶与伟大互相因果的大纲，所以未能实实在在建设一个新文学。至于欧洲文学作家在近代（约略与《红楼梦》《桃花扇》同时代）的，于英有莎士比亚，尤较近的则有德国的哥德 (2) 、法国的嚣俄等，均能看出鬼与神有同样力量，善与恶常在一气，怪恶与伟大是不能相离的大道理，故其描写人心是极复杂与精微的混合物，遂而能够建设一个新的文学——人情文学。
莎士比亚的剧本，其主人翁都是有两重人格，怪恶与伟大的人格。今举一例以概其余。在《哈勒》（Hamlet ） (3) 一剧，主人翁哈勒本极钟情于奥斐丽小姐。及他知道其死父乃为其叔王及母后所毒害之后，对于女人的情爱一变而为鄙视与怀疑；先前的柔情一变而为刚狠之气。一心只在报父仇，但报仇之心甚高洁：当仇人有悔悟时则虽有可杀的机会尚肯为之姑容；必待其罪恶贯盈而后始肯下手。这是伟大的报仇法。然当他误杀其情人的父亲时，则无丝微懊悔，又可见其残忍之至。此外，写奥斐丽，既悲情人癫狂（因哈勒佯狂），又哀其父被杀，于是激成为狂疯而至于自溺。中间又极深刻描写那个弑兄妻嫂而自立为王的人之危险，与王后爱情人及爱子的天性交战于中，终于酿成了后被鸩，王被杀，而哈勒则死于剑毒的大惨剧。
嚣俄在深攻莎氏剧之后，叹服莎氏不愧为新文学的大家，因其于复杂与矛盾的人性都能面面写到。于是嚣俄在自己所写的歌剧名《赫拿尼》（Hernani ） (4) 也颇学莎氏剧之所为。赫拿尼因要报父仇而为大盗，但当王将其情人给他时，他把父仇忘却而为爱情所克服了。然在合婚之夜，其妇的叔父要他践约自尽，因前时，赫氏几被王所得，幸得其妇的叔父（当时他正在谋娶她，虽为叔父但极对她颠倒者）所救，曾经许以身报；到此，赫氏不能不听命，遂于未交合之前饮药而毙，此又见他以信守为重而以情爱为轻了。总之，我们见此剧的人物，尤其是赫氏，都极尽古怪与伟大之情致。
世上无全善之人，也无全恶之夫。怎样善人，总有一些奸伪。怎样恶人，总有一些善德。原来人性就是这样复杂与矛盾的。文学所描写、艺术所表现的人物，乃是比较为杰出者，则其矛盾的性格当然更为显现。哥德之写浮士德乃是一个老学究，但不能忘情于肉欲，于是“鬼伴”就来，群魔交至。本想为善，而所做的是恶。本是听诸良心，而究之终为“鬼训”所战胜，以至于奸少女，杀少女之兄，使少女为世所鄙辱。在浮士德，虽是伟大，但其鬼伴也极其怪恶；怪恶的伟大，并不让于浮士德的本身。这是一本最著名的描写双重人格之书者。世上原无鬼，但各人总有鬼附身。一切恶行都是代表鬼之伟大，不是人性所能解除者。
上文已将怪恶与伟大的相关系上说了大概了。而且说到欧洲近代作家，因其能将“怪恶”加入为艺术的材料去，所以能建设新文学——人情文学，此其义，乃为嚣俄所发明。
但他所不知者，第一，怪恶在相当情形之下，变成伟大之后，并非怪恶。第二，艺术所重的伟大，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今将第一事先说。
sublime（有译为“壮美”者） (5) ：原有伟大与恶怪二个意义在内。因其太伟大了，未免使人见出怪恶。因为人类太卑小，见了伟大，不免生出可怕的心情，遂而觉得为怪恶。例如独自一人立于危岩之下，深坑之上。举头只见云在飞扬，低视则黑暗不见底有何物。于是观者自己觉得微小，似不免为周围的危险所迫害者，于是不免心惊脉跳以至于头昏，其足下好似站不稳，如将跌堕于坑底一样。观者到此不但觉得巉岩、深坑为怪恶；即在头上的飞云与丽日也均觉为怪恶了。实则，深坑自深坑，伟大则有之。但人因其深密不可测度，所以觉得为怪恶而忘其伟大。推而至于驻足高山之巅，肆神于无边之海，或在大树林之内，或立于荒野之中，因其山高、海大、林深、野荒，遂而觉得身处其中者有一种不自安的状态，而同时对于这些外象又不免觉得为怪恶了。
凡普通人对于大人物的伟大思想与行为，也常为之发生了一种怪恶的观念。因为普通人太卑小了，一见他们的伟大，就不免了生出疑惧。故天才家常被世人诬为疯狂。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的伟大，总不能求得当时人了解的。故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总不能不蒙了“怪杰”的恶名。
艺术既以介绍“代表人物”为目标，故其所描写的当然是伟大的心情与行为。但在此应该注意是“伟大”这个意义，在艺术上有特别作用。它不是如道德家之以善良为伟大。艺术的“伟大”，乃是“代表”“特出”之意义；或者是善，或者是世俗之所谓恶。可是，这些世俗善恶的观念，于它都无足轻重的。它所要的是“代表人物”；“特出的”“超人的”心情与行为。在艺术上，李逵与贾宝玉乃是同样价值。李逵好杀人，不错，但他是“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行为是伟大，虽则在世人看则为怪恶了。
由此而论，艺术只有一件代表物——伟大，并非如嚣俄等所说有两种——伟大与怪恶。艺术所写的只是伟大，虽则他人见的或为伟大，或为怪恶。即使其所写的为怪恶，仍然不是怪恶，仍然为伟大。例如写李逵救宋江时：“一身赤条条，抡起两斧头，大吼从窗上跳落刑场，把监斩官的头砍了。”这不是怪恶的写法，这是伟大的写法。
要明白此意义，然后能写出伟大，同时能写出怪恶，同时怪恶才不妨碍为伟大的表示，而后所写的人物始能整个贯串，而后所描写的始成为高等的艺术。若如嚣俄所说，则不免于伟大与怪恶分家了，如此所写的是蹩脚的人物了，安能成为艺术。故须知人性是复杂的，但不是分离的。可以有两三种人格，但不能分开，分开则变为疯狂之人了，安能成为代表人物。故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李逵的斧头，只可看为他的阴影，但不是其代身。世人所谓善也可，恶也可。艺术，只要写得伟大，只要写得是代表人物，则虽所写的材料是怪恶，但也变成其伟大了。
在自然上，心理、行为上，固然有怪恶这件事。可是，这等怪恶，一经成为艺术品后，完全失却原来的意义，因为艺术与自然不相同处就在此。在艺术上，不论狗屎、骷髅与《红楼梦》的傻大姐，以及《水浒传》李逵的开口便是“什么鸟，咬我鸟”，以及《桃花扇》的保儿刷马桶所说：“龟尿龟尿，撤出小龟，鳖血鳖血，变成小鳖……”均是伟大化了，并不见得怪恶。最代表是波铎黎 (6) 在他《恶之华》所写的虽是腐臭的尸骸与丑恶的事情，但这些腐朽者在他的艺术上已变成为神奇了，故我们见的只是伟大，并非怪恶。
可是，嚣俄虽在此种分析上不见精细，但他主张将怪恶加入艺术去，而创造了“怪恶与伟大混合”的新文学，将旧文学打倒，其功勋委实不少。我们不过再进一步以求艺术本有的使命而已。这个使命就是艺术所重者在伟大，在代表人物，在将怪恶变成为伟大，在描写怪恶时不见其为怪恶而直视为伟大，这确比嚣俄所说的再进一步了，如此而后始能创造出一个“纯粹伟大”的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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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译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2—1506），意大利航海家。
(2) 今译歌德（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文艺批评家。
(3) 今译《哈姆雷特》。
(4) 今译《欧那尼》。
(5) sublime，是文艺批评、美学当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今多译为崇高。
(6) 今译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