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基本内容，这显然不能赅括语言与文化的所有问题，只是挑出一些常见的例子，贯串起来，略加说明罢了。下面所提出的几条结论也不过是总括那几章里的材料归纳出来的：
第一，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应该看做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例如fee字的历史反映着畜牧社会把牲口当做财产；字从“火钻”转变成“火柴”，反映着阿他巴斯干族有过“钻燧取火”的生活。高黎贡山的俅子和北美印第安的怒特迦族都把结婚叫做“买女人”，尽管现在的社会风俗已经变迁，终究掩饰不了买卖婚姻的遗迹。《说文》里从贝的字都和钱币有关系，足征在“秦废贝行钱”以前，曾经有过“货贝而宝龟”的货币制度。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马尔（Nicholai Yakovlevitch Marr，1864—1934）一派的耶费梯（Yafety）语言学特别重视语义的（semantic）研究，就因为语义的转变是跟着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起的，是动的而不是静止的。 (1) [1] 所以语义发展史实在跟社会生活演变史分不开。
第二，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和别的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或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关联，交互影响，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径向前推进。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上面六章所根据的材料非但不限于传统的方言，而且不限于大汉族主义的“国语”。我所采取的例子尽量想赅括古今中外的各方面，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口语。从语言和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间的联系，往往叫咱们对于较早的人口分布和迁徙得到有价值的启示；并且从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显然对于文化本身的透视有很大帮助。本书讨论借字一章材料比较多，篇幅也比较长。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汉语和其他语言间的彼此关联，交互影响，在这一章里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马尔曾经说：“没有交配过的（unhybridized）语言完全不存在。” (2) 在汉语一方面，咱们从这一章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要想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得扩大汉语借词和贷词的探讨，并且按年代排比起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推寻它们跟各方面文化的联系。这种研究是跟中西交通史分不开的。在其他各章里，咱们也发现了语言跟地理学、姓氏学、人类学都有实质的密切关系。咱们如果能够应用语言和各方面的联系去研究历史或社会现象，在分析具体事物的条件、时间和地点的时候，更可增加一些把握。
第三，语言的材料可以帮助考订文化因素的年代。语言，像文化一样，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种因素组合成的。其中有些因素可以推溯到荒渺难稽的过去，另外一些因素不过是由昨天的发展或需要才产生的。假如咱们现在能够把文化变迁和语言变迁的关系安排好了，咱们对于文化因素的相对年代就可以估量出来。至于所估量的含混或明确，得要按照特别的情况来决定。照这个法子，语言为解明文化的次第给咱们一种“累积的基层”（stratified matrix）；它对于文化历史的关系，粗略地说，就像地质学对于古生物学似的。 (3) 耶费梯语言学也极重视语言学上的古生物学分析方法，它把语言发展的各阶段和社会经济构成的各阶段联系起来。 (4) 这种新的研究方向已经不像印欧语言学那样专就静止的语言现象去比较它们的构成形式了。本书里并没讨论到怎样获得语言的透视，怎样指出语言因素的年代早晚和怎样构拟较早的读音等问题。不过，在我所举的例子里，像“师子”、“师比”、“璧流离”、“葡萄”、“苜蓿”反映着汉代或汉代以前的文化交流；“没药”和“胡卢巴”却直到10—11世纪才见于中国的记载：这一类的文化层次是很显然的。同在一种语言里，像西藏语的借字“滑石”和“玉石”，前一个“石”字有-k尾，后一个没有；“铗子”和“鸭子”，“铗”字有-p尾，“鸭”字没有：这也很清楚地表现它们从汉语借入藏语的年代前后不同。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语言材料对于考订文化年代的帮助，语言文字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列昂节夫也曾经说过：“我们关于原始社会的知识之宝贵材料是语言：有许多文字是由远古传来的。” (5) 不过，咱们得要注意，语言的变迁比文化的变迁慢得多，文字的变迁比语言更慢。有些文化因素早已变了，可是它的蜕形却仍旧在语言文字里保存着。咱们考订文化年代的时候，不单要把它们的层次顺序分别清楚，还得认识语言的年代一般地要比文化的年代晚一点儿。本书曾经引用了一些《说文》里的例字去推究社会形态，这些文字虽然都是汉代才结集起来的，可是它们并不都是汉代造的，所代表的意识也不全是汉代的社会形态。咱们固然不能根据《说文》里的“斩”字就断定汉代还通行车裂的惨刑 (6) ，同时也不能根据甲骨文的“臣”、“奚”等字就断定奴隶社会到殷代才开始。应用语言文字来考证历史，最要紧的还是联系当时社会的其他情况。例如，殷代的礼制有新旧两派，旧派笃守成规，以武丁为代表；新派提倡革新，以祖甲为代表。就贞卜制度来说：“卜行止，记每日王所经过的行程，只见于新派；而卜告，卜，卜旬，卜求年，受年，卜日月食，卜梦，生育，疾病，有子，死亡，求雨，求启各事，则只见于旧派，新派是很少见的。……这都可以看出他们两派对于人事和自然界的现象，观念并不相同。反之，因为旧派卜贞事项的繁夥，却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史实。因为武丁好卜王后的生育、王子的疾病等等，使我们多知道些他们的妇、子之名。可是我们即使知道了武丁是多妇多子的，却不能说这是武丁一人如此，或者说到了他才实行多妻制。这很明白，新派不见得不是同样的多妇多子，只不过是‘不占而已矣’。知道了两派卜事的不同，对于旧派的卜事，我们就应认为这是殷代的一般现象，偶然遗留下来了，并不是一时一王的特殊现象。” (7) 这种观点是用语言文字考证历史的人们所应该掌握的。
第四，文化变迁有时也会影响语音或语形。本书第一章里说：“本编的企图想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其中涉及语义学一方面较多，很少牵涉到语音学和语法学两方面。”可是事实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干净。在讨论借字时，咱们曾经引用法语camouflage和rouge两个字借到英语后的语音改变，同样在汉语的纯译音借字一项也有类似的现象。另外像音兼义和音加义的借字、新谐声字和描写词等项，也都可以说明汉语在接触外来文化后还尽量使借字构造国语化。这一类的例子在别种语言里还多得很。比方说，北美印第安的米诺美尼族（Minomini） [2] 的语言没有浊塞音，也没有颤音或边音，所以他们把英语的automobile“汽车”转读成［atamo：pen］。菲律宾的塔戛劳格族（Tagalog）的语言 [3] 没［f］音，所以他们把西班牙语的fiesta“庆祝”转读成［piˈjesta］。 (8) 英语的tuchun“督军”，Shanghai“上海”，chin-chin“请请”之类是从汉语借过去的，可是tuchunate“督军制”，tuchunism“督军主义”，to be shanghaied和chin-chins的文法结构却已经英语化了。还有法语的rouge（红，红色）本来只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可是借到英语以后，却新产生了“to rouge”（擦胭脂）和“She is rouging her face”（她正往脸上擦胭脂） (9) 一类的句子，其中的动词用法是原来所没有的。以上这些例子都是说明本地的语音和语法往往影响外来的借字。反过来说，一种语言接触外来文化后，能不能使本地的语义、语音、语法发生变化呢？这当然是可能的。关于语义一方面，本书里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在这儿咱们还可以补充几个更有趣味的。北美印第安那洼和（Navaho）语现在管“马”叫做，可是从比较证据和分析那洼和语的某些复词，发现了这个词原来只有“狗”的意义。因为在没有接触欧洲文化以前，狗是那洼和人的唯一家畜，所以马从欧洲输入以后，本地人就不免指“马”为“狗”了。同样，那洼和语bé·š，从前只有“打火石”（flint）的意思，现在却变成“金属”（metal）：这也是接触欧洲文化的影响。由这两个词的新意义孳衍出来的新复合词（马鞍，“负担”）和（铁吊桶，“篮子”），如果照和bé•š的本义来讲就不成词，而且根本不能构成这种复合形式。还有现代那洼和语叫玉蜀黍做，从民族学上的证据，咱们知道，玉蜀黍这种农产物是那洼和族近来才从他的邻近世仇培补罗族（Pueblo） [4] 得到的。语言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也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这个字的语源，现在说那洼和语的人们并不知道，它是从nà·-“仇人”和“食物”复合成的。历史已经说明了，直译的意思就是“仇人的食物”。 (10)
文化变迁对于本地语音的影响固然不像语义那样多，可是咱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在北美印第安阿佩其族（Apache） [5] 的起立迦华土语（Chiricahua） [6] 里，l或ž两个音只发现在中间和末尾的位置。于是当起立迦华人从西班牙借入lôco“疯狂”和rico“有钱”两个字的时候，却转读成lô˙gò。和ži˙gò，于是l或ž都得到用在字头儿的新位置了。除去这两个字以外，从它们孳生出来的复合词也都有同样的语音变化。不单如此，因为l或ž出现在字头，对于起立迦华语的语音平衡（phonetic equilibrium）也微微地起了扰乱。有些音在本地语词里从来不会出现在l或ž后边的，自从和这种文化接触后，新的语音结构也变成可能的了。 (11) 广西龙州土语里有很多的词是一个台语本系字加一个汉语借字：如“日子”，“日”是台语，“子”是汉语，“竹竿”，“竹”是官话，“竿”是台语；又如“不用”，是台语，（使）是粤语等。 (12) 这也可以算做文化和语音交互影响的一个例。
当一种语法附加成分（affix）在外来语词里出现很多的时候，它可以扩充新结构到本地材料上去。例如，英语agreeable“快意的”，excusable“可饶恕的”，variable“易变的”一类字的词干和词尾-able是从拉丁-法语（Latin-French）来的，可是在由它扩充而成的bearable“可忍的”，eatable“可吃的”，drinkable“可喝的”几个字里的基本动词却是本地的。另外还有一些法语词尾和地道英语基本动词结合的例子，就是breakage“破损”，hindrance“障碍物”，murderous“谋杀的”，bakery“面包房”等等。又如，拿-er当做“主动者”（agent）词尾，是在日耳曼语普遍出现的。在西班牙语里也有类似的例子，像banco“银行”，banquero“银行家”。后来这个词尾又扩充到塔戛劳格语里去，例如“足球”，“足球员”；后一个词是和本地来源的“足球员”并存的。 (13) 这些例子都可以作文化变迁影响语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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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总结以后，我深感觉这本书的缺点很多。最显著的是文字和内容还不能使一般大众完全了解；其次是书里所举的中国例子数量还不够多。至于观点和方法也还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不过著者却自信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假如咱们要求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现在郑重地建议：凡是对于建设中国新语言学有志趣的人们应该集体地注意下面三件事：
第一，对于语义的研究，咱们不应该再墨守传统的训诂学方法；应该知道词义不能离开上下文而孤立，词书或字典里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应该用古生物学的方法分析各时代词义演变的“累积基层”；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转变、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取材的范围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见，自经籍子史、词书、专集、语录、笔记、小说、戏曲、传奇，以至于民间谣谚、大众文艺都应该广泛地搜集。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另一方面还得根据大众的词汇逆溯到它们的最初来源：照这样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这种工作一个人做固然非常繁重，要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体进行，我敢保证它可以胜利完成的。
第二，对于现代方言的研究已往二十多年来太偏重语音一方面了。现在要想建立拼音文字的新方案固然还得先要把各地方音系统弄清楚，可是咱们要和第一个建议配合，特别得着重词汇的搜集和研究。这种工作的进行，首先要注意每个常用词汇在各地人民嘴里的活方言有什么异同。比方说：“饮”、“食”两个词在北京话里已经死亡了，可是在广东话里还活着；古汉语“寻”、“怎”、“甚”的-m尾和“眨”的-p尾，现代北京人没有承认它们存在的，可是口语里的、“怎么”、“什么”和“眨巴”还照样流行着；关于“房”和“屋”的大小，为什么南方和北方不同？关于嗅觉的语词为什么有的地方叫“听”，有的地方叫“闻”？同是一种黑颜色，在各地方言里却有“黑”、“乌”、“玄”的叫法；同是一个“青”字，在各地方言里却有的代表蓝色，有的代表黑色。诸如此类，不胜逐一列举。咱们要想中国语言的统一，必须先从分析这些矛盾开始。其次咱们得深入各行业、各阶层的里面分头调查他们的惯用语，并编成分类词汇。凡是曾经学过外国语文的人们大概总该知道他们各行业或各阶层间都各自有一套丰富的词汇。比方说，农民有农民的惯用语，工人有工人的惯用语；打猎的有打猎的词头儿，开矿的有开矿的术语；汽车司机的行话和海上水手不同，青年学生的打诨竟使一班老头子瞠目。可是这些全是活鲜鲜的词汇，并不是备而不用的死语。中国的各行业和各阶层里何尝没有这一类的词汇呢？只有任它们自生自灭，语言学家不加搜集，文学家不能应用；一方面委弃宝藏，一方面感觉贫乏，这够多么不经济！毛泽东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前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语言不懂。你们是知识分子的言语，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言语。我曾经说过，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而要想打成一片，应从学习群众的言语开始，如果连群众的言语都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14) 我觉得关于这一点，语言学家的任务比文艺工作者格外重要。如果大家联合起来，照我所提议的办法做一番工夫，那么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可以供文艺工作者的取材；文艺工作者扩充词汇的范围，也可以鼓励语言学家更作进一步的探索。这样相因相成，彼此就都因为联系而得到发展了。
关于语法的研究，以前的成绩也是不够好的。《马氏文通》的方法固然受到“拉丁文法汉证”的讥评，可是一般研究国语文法的，除去一两部较好的著作，也还不免“拉丁文法今证”的缺陷。至于各地方言的语法研究，那简直还没起头儿呢！咱们现在应该严格使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现代中国语的结构，必须一空依傍，完全拿人民大众的口语作根据，然后才能得到活语言的正确语法。等到现代语法有了头绪，才能本着历史观点，用同样的描写方法，去分析以前各时代的古文法。这两种工作是不能混起来同时并进的。
第三，咱们应该认识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国学者们一向不大注意，西洋学者们也不像研究印欧语那样热心。专就汉藏系语言（Sino-Tibetan family）来说，第一部关于汉藏语比较研究的论著（B．J．Leyden，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IndoChinese Nations，Asia Researches ，X ，1808）在19世纪初年就发表了，和它同时发表的印欧语论著（A．Friedrich Schlegel，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n ，1808）来对照，在两系语言的初期比较研究中都占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在19世纪中，印欧语言学有长足的进步，而汉藏语言学相形落后呢？主要的原因有下面几项：（1）从前真正对于这一系语言作研究的是西洋人，中国学者不单对于这种学问一向不感兴趣，而且也没有准备。欧洲学者专去研究汉藏语的究竟不能跟他们研究印欧语的人数比。（2）欧洲人研究汉藏语的也没有充分准备。一大部分的工作还是传教士做的。他们的贡献不能算不大，但是一个传教士往往在一个地方住一二十年，结果只能给我们一点可宝贵的材料，如字典等。若让他们做科学的语言工作，那就未免太苛求了。（3）研究汉藏语的西洋学者往往有别的主要兴趣，语言反是次等兴趣。例如劳佛（B．Laufer）的主要兴趣在文化传播上，伯希和（P．Pelliot）的主要兴趣在历史上。（4）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专门做语言工作的人志愿太广泛，他们不肯精密地研究一种语言，却同时兼顾好些语言作浅尝的摸索。（5）最后一个原因是许多汉藏系语言没有文字的记载，要想得到这些材料必须实际调查。而这种实际调查必须是受过严格语音学训练的人才能办得到的。有以上这些原因，难怪汉藏系的语言研究不能进步了。对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跟汉藏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自从抗日战争发生以后，有几个大学和学术机关搬到西南后方的川、滇、黔几省。一向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人们亲自接触了许多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不由得鼓励起浓厚的调查研究的兴趣，他们拿科学的语言学方法做工具，在极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也曾得到一些初步的成绩（参看附录四《语言学在云南》），比起西洋传教士所做的已经迈进了一步。现在各大学和各学术机关已经恢复它们的原有岗位了，各项研究工作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下逐渐地恢复发展起来了。那么，咱们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没有继续的必要呢？我觉得咱们不单要赶快恢复，而且要求相当的发展。简单说起来，有以下两个理由：
（1）从学术上看，少数民族语言里存在着许多过去文化的“累积的基层”（例见上文），便于咱们应用古生物学的分析方法去认识社会发展的程序。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口语保存了更多大众语言的意识和形式。马尔既然能应用高加索少数民族语言建立了唯物论的耶费梯语言学，咱们为什么不能根据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建立中国的新语言学呢？专就古汉语的比较研究来说，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有很大帮助。比方说，北京话的“风”字和四川一种倮倮方言的brum（风），乍看起来，毫不相干。可是咱们得知道“风”从“凡”得声，古音应有闭口的-m尾，又古无轻唇音，它的声母应该是p-，所以“风”字较古的读音应拟作* pǐum。再说从“风”得声的“岚”，现在的广州话还读作lam。这个例子一方面可以证明“风”字是闭口韵，一方面又可以看出它的声母有从复辅音* pl-变来的可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风”字的上古音拟作* plum，那么它和brum岂不发生密切联系了么？如果再拿孙穆《鸡林类事》“风曰孛缆”记载作旁证，这个比较大概不会太牵强。又如北京话的“孔”字和泰语的klong“圆筒”，kloang“空，有洞”，表面上也各不相涉，但是如果你知道《宋景文笔记》有“孔曰窟笼”一条俗语，你就不嫌把它们联系得太唐突了。此外像“平”字泰语作plieng，“兼”字泰语作klem，“变”字泰语作plien，也都是比较研究的好例子。说到实用一方面，如果咱们想把没有文字的族语系统地记录下来，势必得有一套划一的拼音文字。现有的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够用，应该怎样补充，也非得先把各种族语作一番科学的调查，然后才能解决。由此可见，现在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无论如何是不该踌躇不前的。
（2）撇开学术来谈政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咱们要想团结国内少数民族，首先就得学习他们的语言。斯大林说：“少数民族并不是不满意于缺乏民族联盟，而是不满意于缺乏本族语言使用权。当他们一旦拥有本族语言使用权时，这种不满就会自然消失下去了。” (15) 毛泽东也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民众的领袖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并成立拥护民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16) 这种政策并且明白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里头（第五十三条）。咱们要想实现这种政策，首先就得训练一批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然后才能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和政治的水平。因为只有把比较落后的民族和部族吸入更高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而沟通语言就是把落后民族“吸入更高文化的总轨道”的重要武器。再以反帝、反侵略的观点来说，咱们尤其应该认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我国从前对于少数民族问题一向是忽略的，可是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却早就着眼到这一点了。单就语言来说，像西藏、缅甸、摆夷等语言的字典和文法，在几十年前外国人早就编得好好的了，甚至于连没有文字的山头语和傈僳语，外国传教士也各自替它们制定了一套罗马字。有了语言的工具以后，帝国主义者就可以传教、通商，就可以阴谋同化，就可以让咱们的边疆民族供他们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英国军队里就有咱们勇猛善战的山头人在内。1943年春天，我在大理认识两位片马的茶山朋友。他们曾经在缅甸的密支那和瓦城受过八九年英国式的中小学校教育，精通缅语，略懂英文，而对于汉语却只能说几句似通非通的泸水方言。他们知道恺撒、查理曼、拿破仑、利温斯顿、维多利亚、乔治、丘吉尔，而不知道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赵匡胤、朱元璋、孙中山、毛泽东。有一次，他们听我讲了一段春秋时代的故事，很诧异地问我道：“中华民国只有三十二年，你为什么说到几千年以前呢？”但是我带他们到昆明以后，我渐渐懂得他们的族语，他们也能讲五六成汉语了，他们渐渐对于中国认识清楚，也懂得当时全面抗战的意义和使命了。这样和我在一起住了两个半月，不单我获得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他们回到家乡去也做了很好的军事向导。还有，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人就想抄袭希特勒的办法，利用语言政策来分化我国滇、黔、桂三省里的摆夷、壮人、吕人、水家、羊黄、仲家 [7] 等说台语的少数民族。后来有人到云南省路南县的石林去旅行，曾经听见一个本地人说，他是一千多年前从泰国搬过来的。这种毒素的传播比敌人撒布霍乱疫苗还可怕万分！咱们要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帮助少数民族加入更高文化的总轨道，先应从学习他们的语言着手。
最后，我希望全国的语言工作者结合起来，批判地接受我的三个建议，有步骤、有计划地为建设中国新语言学而共同努力！
注释
[1] 马尔（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Mapp，1865—1934），俄罗斯—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先后任彼得堡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相继为俄罗斯科学院、苏联科学院院士，在高加索语言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把闪语（Semitic）族、含语（Hamitic）族和高加索语（Caucasian）族（又叫雅弗语［Yaphtic］）合称为挪亚（Noetic）语系，因为《圣经》说，挪亚有三个儿子，即闪、含和雅弗。他提倡的“语言新学说”，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中国学者缪灵珠曾著《苏联新语言学》（天下图书公司，1950），予以系统介绍。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批判了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有阶级性的观点。
[2] 米诺美尼人，1976年时有4300人，生活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保留地。其语言属阿尔冈基亚语系。
[3] 塔戛劳格语，又作他加禄语。
[4] 培补罗族，又译贝勃罗族、普韦布洛族，生活在美国西南部，1970年时有3万人。操属阿兹台克—塔诺安语系和佩努蒂亚语系的多种语言。
[5] 阿佩其族，主要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1970年时不到23000人。其语言属纳-德内语系阿塔帕斯卡语族。
[6] 起立迦华语，又作奇里卡华语，属纳-德内语系阿塔帕斯卡语族。
[7] 吕人，疑即虑人（拉丁字母作Lu，斯拉夫字母作Лю），主要生活在越南西北部莱州省，是当地的古老民族，1973年时有1300人，虑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水家，即水族。
羊黄，今作佯僙，贵州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等地自称“咱们的人”者所操的语言。佯僙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1982年时有3万多人。
仲家，布依族的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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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川二郎译的《考古学概论》附录セベテ言语学，昭和十年（1936），页271-294。
(2) 《セベテ言语学》，页282。
(3) Edward Sapir，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pp．51-54．
(4) 《セベテ言语学》，页286-291。
(5) 解放社本《社会发展简史》页7引《政治经济学讲话》第二章。
(6) 《后汉书》宦官《吕强传》：“上疏陈事曰：‘……（曹）节等……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裂之诛……’”，云云，只是文字上的夸饰，不能作车裂惨刑仍旧通行的证据。
(7)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自序，页10-11，《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2本，1948。
(8) L．Bloomfield，Language ，p．446．
(9) 同上书，p．453。
(10) Harry Hoijer，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nge，Language ，XXIV，No．4，pp．341，343，1948．
(11) Harry Hoijer，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hange，Language ，XXIV，No．4，p．343，1948．
(12) 李方桂《龙州土语》，页36，1940。
(13) L．Bloomfield，Language ，pp．545，455．
(1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伍，九九［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本］。
(15)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本，页80。
(16) 《论联合政府》，解放社本，页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