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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间我受滇西战时于部训练团的聘到大理去讲学，回来时带回两位茶山的朋友：一个住在片马的叫董昌绍，另一个住在噬戛的叫孔科郎。他们俩都是在密支那受过中等教育的。在把他们的语言记录到相当程度时，从3月15日起，我便开始记录他们的歌曲。虽说这是一件新鲜而有趣的事，但他们二位在昆明既住腻了，整天地被我们反复考问式的记音也闹烦了，他们对于唱歌的兴趣似乎也减低得多，所以记录起来不大顺手。
我一看他们那种神气，知道如果再用记录语音式的方法，一准没有好效果。临时我就推开纸笔，先慰劳他们一阵，然后说，我要学唱他们的歌，希望他们热心地教我。这样一捧他们，他们一看我手里没拿纸笔记录他们的口供，果然高兴些，当下把那严阵以待的空气和缓下来。
第一个唱的是董昌绍，他先谦虚了一阵，我再恭维一阵，他就摊开他预先写好的歌词唱了起来。因为他受了我们一两个月记音的训练，养成一个随时随处打顿的习惯，唱了两拍就停下来，盯着我看。这真糟糕，记音的那一套怎么用得到记歌曲上面呢？八宝琉璃拆下来可就不成片段了。我想如果我不把我的两手放在使他能真正彻底放心的地方，这歌可能得记不成功。我即刻两手一托下巴，装做欣赏Fostor的名歌似地赞道：“好！好！”他这才放心，又从头起，一气儿地唱了下去。唱到歌词的第六行，也就是全曲一半的地方，他不唱了。问他，他说：下面的唱法同刚才一样。他的话使我不禁多想了一想，一看他那态度，我知道尽管我明白这里面没有那么简单，他也知道我明白这里面没有那么简单，我顶好别把局面弄僵了，就当他是唱完了吧，让他一句一句地教我。
他又开始唱第一句，这时使我最诧异的便是他这次的唱法竟和上次不同。
不管怎样，我是极细心地从万难之中去找他唱的节奏、延长音、速度、高低半音、滑动音，如我下面所附谱上所记的结果。而且我唱给他听，他认为我真是唱对了才罢。这时我的纸笔都拿出来了，这样，把全曲的上半弄完。我发现第六句末三拍他竟有两种唱法，有时这样，有时那样，没准儿。
下一半据他说是跟上半一样，到这时，我请他唱，他不耐烦地唱了，不但不大相同，简直说它大不相同也不为过，最末了一句也是两种唱法，忽而这样，忽而那样。这还不算，他把这一半整个儿地提高三度音来唱，我跟着提高上去，他又落下来了。我这才敢说他并非“转调”像最进步的“犯调”或西乐的大曲似的，只不过嗓子不得劲要换换罢了。
下一半我是另纸记录的，我把它当做一支新曲似的重新记录，歌者看我这样笨拙地硬要重写重记，而且把上半曲已经记好的谱和词像害羞似地藏起来，也不禁解颐。殊不知他看不着上半的词和谱，自自然然地唱，结果正如我所料的，曲词和上半竟不尽同。我仍是“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到他承认我所唱的和他唱的完全一样（连各种细微的地方都算在内），他完全赞叹他的学生学得真快真像真好，这才算了。
这时我把他手里拿的歌词撤去，要他和在本乡里一样自然流利地唱一遍全曲给我听。他大窘，他坚持着没有词就不能唱，这使我十分诧异。但到最后我让步了，他拿着词颇不自然流利地唱着，我一面在记录上作最后的修正，一面感觉他的唱法不灵。
第二个唱的是孔科郎，他来了，单刀直入地就掏出一张他预备好的连词带谱的“山头歌”要唱，我一看真糟，赶紧请他喝茶，他一手接了茶，那只手仍抓着谱不放。我一面和他闲谈，不让他的眼睛落在谱上，一面借了他的谱过来把歌词另抄在一张白纸上，让他按我所抄的（只有词而无谱的）来唱。他是非常之坚决，“就是这样唱法。”我毫不能改变他的决意，唱四遍都一样。最后，他看见我始终和和气气的，才肯多告诉我一句话，这歌第一句要小声唱，第二句大声唱。我和他闲谈了一阵，他又说第一句乃是独唱，第二句是众人齐唱。如果我惮烦而不再问清楚，会把piano（弱音，小声唱）和solo（高音，独唱），forte（强音，大声唱）和unison（和音，众人齐唱）搅在一团。
我对于他这种坚决的态度非常诧异，不过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存疑，掉换话头，问他是否会唱第一位所唱的那首长歌。他回答不会。他们两人似乎早已有默契，各唱一首，馀非所闻，真是分工合作。通常依情理讲，他们两人同是一个地方的人，鸡犬之声相闻，何况活人在社会交际时所唱的山歌，焉能两人各会一首，其余的都不知道？
歌曲记完之后不久，他们两人又到滇西去了。本来我想拿歌词各个字的声调升降情形和歌曲的升降做一番比较，拿歌词的情绪和歌曲的情绪再做一番比较，因为材料太少，怕没有什么结果，故稍迟疑。
暑期中，我无意中在郊外听见有人隔着墙歌 。第一句和孔科郎唱的相同，第二句末一音改为solo，有第三句，与第一句略同，照他的唱法应有第四句，但是唱的人突然停了。接着便是一阵嘻嘻哈哈的打闹。我等了好久，无结果而回。一方面怅惆，一方面确信第二首歌另有唱法。
这使我心里很懊恼，费了好大的劲，以记录语音似的细心耐性和听习大乐章（symphony）似的紧张机警，结果是连兔都没有搏到，于是把它丢在抽屉里一年没理会。
最近看到徐梦麟先生《云南农村戏曲史》之末附有花灯剧的《茶山调》，跟我所记的两首不同。据张清常君的意见，以为花灯剧的唱法，有乐器伴奏，又有过门，更配上汉语的歌词，距离原来茶山歌的面目太远了，故未引用。
当我和张君谈起这两位茶山人唱歌的情形，照他的看法，我这次的记录不但没失败，而且有重要的发现，他解释这次种种不顺利的原因：
1．在文化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歌者，大概是每个人都会唱，都唱得不大好。优劣既在伯仲之间，这次所找的发音人虽不见得好，再到茶山去找也差不多。
2．民歌本来就没有什么准确固定的唱法，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唱也以其兴之所至及歌词略有改异就会随时变更唱法。所以第一位发音人唱唱改改，虽仍不规则，正是田野间天籁式的作风。第二位发音人把曲调预先写完，不过是求其简单化，省事，等他到了田野山林中，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唱出花腔来。
他认为我这次调查所得的曲调，风格正与我国内地的民歌相合（关于这个问题他已先发表了两篇短文，一篇是1941年写的《抗战歌曲采用民歌风格问题》，一篇是登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第3期上的《从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音乐是民族精神最真实的表现，由此可知我国内地汉人和茶山人本是一家，茶山人不应该轻信外人的离间挑拨。
经张君这样一讲，我很高兴我不但知道茶山人的语音语法词汇，而且发现和我国内地民歌风格相同的茶山歌，真可算是一种意外收获了。
现在且把我所记的歌谱抄录在下面：
第一首系男女作爱时所唱，董昌绍唱，因用到假嗓，故音域（compass）甚广。
*表示滑音（appoggiando）
（1）或唱作
（2）或唱作
（3）或唱作
（4）或唱作
第二首孔科郎所唱的山头歌比较简单，仅新屋落成时男女合唱，共唱四遍，每遍两句，据说上句一人独唱，下句众人齐唱：
译文
其一，说起话来真很多，溪水河水一样弯，
（注，水弯喻人心不好）
其二，说起话来格外多，丛生蔓草绕小林，
（注，蔓草亦喻人心不好）
其三，林中大树直且高，人之血赤而红，
（注，树高血红均喻好）
其四，太阳圆而高，野兽众且多，
太阳可望而不可及，野兽虽多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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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文章初稿原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第1卷第5、6期合刊发表（1944年7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