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叙文學到了宋代文人手裡，和在唐代文人手裡，大致相同。他們不愛作傳，歐陽修集中止有《桑懌傳》一篇，蘇軾集中止有《陳公弼傳》、《方山子傳》、《率子廉傳》三篇。他們所作的是神道碑、墓誌銘一類的文字，當然不是傳叙文學的正宗，已見上文。就在這些著作裡面，像韓愈那樣生氣勃勃的文字，也不多見。歐陽修《瀧岡阡表》寫他底父親“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王安石《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寫許元“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在當時作品中都算不可多得，但是止能給我們一些個性底輪廓。在古文家言簡意賅、抑揚頓挫的筆觸下面，埋没了無數特立獨行的個人。
古文家的筆觸，常常要求簡略，歐陽修底《新五代史》便是一個實例，他作碑銘的時候也是一樣。《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在歐集中是第一重要著述，亦止得二千字。碑言“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這是一種鮮明的主張，但是行己臨事、世次官爵都可略去，那麽縱使碑中看到天下國家之大事，却不輕易看到范文正公底特性。修《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稱“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報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石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亦可證。
文人著作，常有强人就我的習氣，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銘》也可看出。范仲淹與吕夷簡論事不合，以此坐貶。碑言“自公坐吕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貶，及吕公復用，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仲淹子純仁不以爲然，從歐陽辯，不可得，則自行削去“驩然相約”等語，見《邵氏聞見録》。純仁名父之子，自可信賴，但是歐陽修從吕范相與的現實，寫出廉藺交驩的格局，這是事實，但是吕、范始終對立，不能不引起純仁的非難。
但是就在文人支配的局面中，還看到三篇行狀，比較接近傳叙文學底正軌。第一是蘇軾《司馬温公行狀》，其次是朱子《張魏公行狀》，最後是黄榦《朱子行狀》。
古文家中，蘇氏兄弟底文章，比一般的作者，來得更自然，更從容：在形式方面，脱離了文人的矯飾；在思想方面，也不盡受儒教的範圍。蘇軾底特性，尤其顯著，他底碑誌也打破了簡畧的因習。本來他不寫這類文字的，所以《陳公弼傳》自稱“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但是當着奉敕撰述或遇到平生故舊的時候，仍不能免。集中《富鄭公神道碑》六千八百字，《趙清獻公神道碑》三千五百字，《范景仁墓誌銘》四千四百字，《張文定公墓誌銘》七千三百字，都超出了文家底定限，尤其《富鄭公神道碑》，直從富弼奉使契丹寫起，記着“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接下再寫富弼出境，力争歲幣，在一千餘字的記載以後，下了綜合的結論：“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惡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經過了這樣的大開大闔以後，纔落到“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的叙述。這是蘇軾底創體。富弼一生事業，從奉使契丹起，自後除樞密副使，專主北事，以及上河北安邊十三策，經畧河東，乃至契丹争界，上言河東地界決不可許，都以契丹爲關鍵，所以這一篇文字的布置，從契丹説起，全篇脉絡貫串，生動無比。但是因爲和一般文人的作法不同，難得後代底贊許，不能不認爲憾事。
《司馬温公行狀》共九千五百字，比集中有名的《上皇帝書》（七千三百字）長二千餘字，這便開了長篇文字的記録。本來在北宋熙寧元祐之間，司馬光形成當時舊派底領袖，他底一生滲入了當代的政治組織，再加以蘇軾和他的私交，對於他的私生活，保持密切的接觸，要用近代西洋底寫法，也許可以寫成數十萬字的傳叙。但是在北宋時代，這樣的一篇，已經是破格了。
《司馬温公行狀》大體止是比一般的寫法加詳，没有寫到私生活。對於司馬光平生大節，却寫得狠得力，如請仁宗早立太子，便是一例。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衞，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 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争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説，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
從這些記載裡，可以看到司馬光底勇決，以後歷英宗至神宗，“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説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這是司馬光底主張，在行狀中也有力地寫出。神宗朝最大的事業便是變法，主張變法的是王安石，反對變法自韓琦、富弼以下，皆爲朝廷舊人，而反對最力的是司馬光，論新法之害最切的是蘇氏兄弟，所以行狀在這方面叙述最詳。抨擊理財及主張祖宗之法不可變兩點，理論不够完密，但是傳主和傳家本來都不明白，所以這不是蘇軾個人底責任。節録其語於次：
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
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吕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蔽也。”
王安石理財變法，付託非人，以致青苗、保馬之政，行之一郡而效者，行之天下而大擾，這是事實。但是王安石底操守，理財變法之理論，無可非議，也是事實。司馬光不從青苗、保馬之擾民，切實抨擊，而從事於理論上之駁斥，便會落到論證不足，乃至是非倒置的謬誤。《史記·平準書》稱桑弘羊領大農，“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是弘羊底大功。他底理財之法，完全着重在商賈底打倒，所以《平準書》稱弘羊“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在弘羊任事的時候，平物價，廢告緡，這不能不算有益於民的善政。弘羊之前，財貨既不在官，亦不在民，而在廢居貰貸的商人，在商贾打倒以後，財貨入官，“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便是這個政策的成功。司馬光不能知此，反以盜賊蠭起歸罪弘羊，這是推論的謬誤。其次，“乃反商政，政用舊”，出《武成》；“無作聰明，亂舊章”，出《蔡仲之命》；兩篇皆僞古文，不足信。至論漢守蕭何之法，可以久存，更是違背史實。賈誼《陳政事疏》，是漢朝變政的先聲，由文、景以至武、宣，隨時看出變法的過程：分封諸王，北伐匈奴，都是賈誼底遺策。倘使繼續蕭何、曹參底故法：大國連城數十，則七國之亂不易平，平了以後也必復起；與匈奴和親，不開河西諸郡，則匈奴日强，長安西北兩面都受到威脅，也許就在西漢會來一次靖康之禍。史實不容否認，所以司馬光底理論，不能成立。他説更造居室，非良匠美材不成，因此惟恐風雨之不蔽，這個自是守舊者底遁辭，但是我們不能不敬服老成謀國底用心。
神宗崩後，司馬光赴闕，衞士皆以手加額，稱爲司馬相公，百姓遮道争呼：“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以後司馬光拜門下侍郎，從此便把新法完全改過，當時“進説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司馬光説：“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這便是元祐之政。
行狀中對於司馬光底個性，寫得狠清楚，尤其是在臨終的一節，我們直看到一個以身殉天下的大臣。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行狀是子弟、親友、門生、故吏所述的事略，以備史館採擇的文章。因此在文章裡，有襃無貶，有叙述，無議論，體裁方面，受到必然的限制。《司馬温公行狀》也是如此。就元祐之政而論，廢止青苗、保馬等法，固然減去了許多出乎預料的苛擾，但是廢止免役法，便要回到本來的差役法，不但喪失王安石立法的美意，而且恢復先前的苛政。這便是司馬光的褊狹，後世論者，無從爲之辯護。行狀止記着元祐元年“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對於差役法的弊害，作者不著一辭。其實這正是蘇軾深知的。其後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便有下列的記載：
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而君實始不悦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争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這便把差役、免役底利害，和司馬光、蘇軾底異同，完全寫出。而且“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也確是司馬光底定評。但是這種寫法，能見於《蘇軾墓誌銘》，而不能見於《司馬光行狀》，這便是前人作文的體裁。在這個體裁没有打破以前，或是新的傳叙觀念没有樹立以前，那麽縱使作者對於傳主底事實和行爲，有正確的認識，也止能任其掩没。隱惡揚善，固是一種美德，然而掩蔽史實，不能不算是著作底缺憾。
司馬光卒於哲宗元祐元年，張浚卒於孝宗隆興年間，乾道三年朱子作《張魏公行狀》，上距蘇軾作《司馬温公行狀》約八十年。在這八十年中間，文章的體例又經過一度變化。《司馬温公行狀》九千五百字，在當時已是狠大的篇幅，《張魏公行狀》便是四萬三千七百字，是《温公行狀》底四倍半。篇幅既大，内容更加充實，而且不僅叙述傳主底生平，更進而對於傳主底父母，有詳盡的叙述。這便使我們更能瞭解他早年的環境和遺傳的因素。固然史傳中這樣寫法，不是没有，但在行狀裡，究竟還不多見。
魏公之父張咸，後贈雍國公，元祐三年自華州判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其後閣試報罷無路上達，乃上書時相吕大防，“大略謂今民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憂，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這是雍公底第一着。又六年，復召試，考官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悦。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真可畏。’……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朱子論兩科之别，深言：
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虚己而聽，得士爲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己，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佞諛者。以佞辭易直諫，蠧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
行狀又言：“公生四年而雍公没，太夫人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親族鄉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在這樣的遺傳和環境之下，所以張浚成爲偉大的人物。紹興六年，張浚當國，奏復賢良方正科，上從之。以後秦檜用事，浚屢經貶斥。狀稱十六年：
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竊惟當今時事，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處，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安也。”
這樣便從雍公到魏公，從廢賢良方正科到復賢良方正科，從章惇誤國到秦檜誤國，成爲文章的關鍵，這便是作者的用意。
靖康元年，張浚除太常寺主簿，這是入仕之始，以後畢生的事業，便全在南宋。金人陷汴以後，高宗即位南京，張浚星夜馳赴，流離之中，授御營參贊軍事，令同吕頤浩教習長兵，從此與聞軍政。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彦脅迫高宗傳位，皇太后攝政，改元明受，張浚、吕頤浩聯絡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起兵，從三月八日聞明受赦書起，至四月二日高宗復辟爲止，這二十五天是張浚一生最緊張的一節。行狀以四千字叙述此二十五日的經過，逐日記載。八日聞赦。九日得苗、劉移檄。十日首劄招赴杭州。十一日，再奉命赴杭州。十三日，約吕頤浩、劉光世以精兵會平江。十四日，詔除禮部尚書，仍令將所部人馬，速離平江。十五日，韓世忠海船到常熟，以書招之。十八日，世忠來會。十九日，頤浩、光世皆報軍行。二十日，犒張俊、韓世忠將士。二十一日，世忠前部進駐秀州。二十四日，頤浩兵至。次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討苗傅、劉正彦。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前進。四月二日，浚至秀州。三日，軍次臨平，大戰，苗傅等敗走。四日，張浚、吕頤浩入朝。這一大段的記載，正是中國傳叙文學罕見的先例。
在軍事方面，張浚底事業與其稱爲成功，毋寧稱爲失敗。但是他底失敗，正是他底成功。靖康之變以後，高宗播遷東南一隅，困頓迫蹙，不可終日。當時韓、劉、張、岳雖皆稱名將，但是他們都是戰將之才，掌握時局中心底大責，落在張浚身上。狀言：“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他底計畫是自任關陝，由韓世忠鎮淮東，吕頤浩、張俊、劉光世扈駕入秦。所以建炎三年十月抵興元，上奏：“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鑾輿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事，斯可定矣。”從此以後，張浚便一意經營關中，但是在經營就緒以前，建炎四年，金人大舉南下，逼不得已，出兵以圖牽制，牽制之功雖成，而關中之兵大衂，是爲富平之敗。從一隅講，這是失敗，從大局講，這是成功。《行狀》寫清這一點：
始公陛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虚，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术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日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
《行狀》對於富平之戰的結果，寫得太輕了。其實自此以後，關陝一帶完全淪陷，幸虧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關，阻遏金人入蜀之計，但是從此東窺中原，幾於絶望，不能不由張浚負責。我們見到當時獻議退保夔州，更可看出情勢的嚴重。戰後，張浚以將軍曲端部校降金，因送獄論端死，時論謂其殺曲端、趙哲爲無辜，紹興三年遂解職。
紹興五年，張浚奉命進剿楊么。狀稱：“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禍，而畏避崇虚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己也。乃若良醫進剖胷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試之謗。”剿平楊么，止是安内，但是張浚底計畫，却側重於攘外。入相以後，復着着布置江淮，規劃進取。韓世忠守承楚，劉光世、楊沂中守濠廬，岳飛守襄漢，遏制劉麟、劉猊南下之師，一面再陳請車駕進駐建康。張浚方且以爲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但是因爲他曾經援引秦檜，不意秦檜底思想發生變化，紹興七年，張浚落職，勒居永州，從此秦檜完成通和的策略。
紹興三十一年春，張浚始由永州居住奉到湖南路居住之命，恢復了局部的自由。這時金主亮南侵之勢已成，浚即奏稱：“今日虜勢決無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必戰之策，上安社稷。”狀稱：
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兩江百姓荷擔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經歷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虜焚北采石，煙燄漲天，南岸人不可復立，公毋庸進也。”公愀然曰：“某被命即携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在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殆。北岸又近虜兵，從者憂惴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公，以爲從天而下，驩呼增氣。虜諜報惴恐，一二日遁去，顯忠乘士氣鋭追之，多所俘獲。
金主亮底南侵，聲勢之大，超過了三十年前兀术底南下。幸虧這一次潰敗，纔穩定了南宋偏安一百五十年的局勢。潰敗的原因，主要還在金人底内釁，不但不是張浚底功績，連帶也不是劉錡、虞允文底功績。可是《行狀》“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幾句，直畫出一個公忠體國的大臣。
張浚入朝以後，奉旨措置兩淮，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從此他又擔負保障東南半壁的重任，一步步地重新布置，用陳敏爲統制。“公謂虜長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衞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粮，蓋淮北廣衍，粮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同時一面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東萊，由清河以窺淮陽；一面以張子蓋才勇性剛，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江淮，措置招來。孝宗隆興元年，除張浚樞密使，召赴行在。浚在道上言：
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説，其下則欲復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説是也，然而戰守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於人心，宿弊未革於天下，揆之廟算，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内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既孚，士氣必振，於以戰守，何往不濟。
這時孝宗用張浚，方欲從事北伐，不幸當時宿將盡亡，安危所倚，止有李顯忠、邵宏淵二人，致有靈壁之敗。本來金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萬户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蕭琦約降，其後中悔，李顯忠破之，琦所部降殺殆盡。邵宏淵進圍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所部亦降。這是宋人底小勝。但是軍事隨着發生變化，狀稱：
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僞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兵引却。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摇。顯忠等率兵入城，虜衆進攻城，復殺傷而退。居數日，得諜者報，虜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酋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後不復能爲靈壁、虹縣之屯矣。
《行狀》記靈壁之役，實在免不了規避責任的嫌疑。朱子《陳俊卿行狀》稱“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鏖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爲官軍亡失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侈其説，以摇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這一節透露出潰散兵士必在萬數以上，而且在退師之令未達以前，責任亦不在將士。《魏公行狀》的寫法，仍舊免不了行狀有褒無貶的舊例。朱子與魏公之子張栻爲友，應其請而作，當然不免隱諱。
陳俊卿上疏言：“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疏，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意廣才疏”四字，正是張浚一生底定評。朱子著其語於《陳俊卿行狀》中，頗有史傳互見的遺意。
假如我們把張浚一生事業的功罪相比，便不免發生瑜不掩瑕之感。趙翼《廿二史札記》嘗論宋人一代，以和而存，以戰而亡。其實倘使没有主戰派堅決的主張，人心一失，并求和而不可得。北宋時代燕雲十六州的失地，止是一隅的得失，而且石晉以來，久經淪陷，一部分的人士，久已安之若素。到了南宋，事情便大變。中原的淪没，二帝的大讎，一切都在人民的心頭。倘使連這個都可以忘去，可以求和，以後就談不到抗戰，談不到立國，甚至談不到做人。在許多主戰者之中，張浚便是主張最激，不顧成敗利鈍的一個。陷陝服，散淮師，是他應負的責任，但是唤起民族的覺悟，激發同仇敵愾之心，他底成就，抵償了一切的損失。朱子《魏公行狀》從這一點着手，便捉住了文章的中心。靈壁之役既罷，和議又起，召張浚赴行在，行至鎮江，奏稱：
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豫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何？況逆亮憑陵，移書侮嫚，要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强之計，而因虜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裒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説固曰：“吾將欵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將士裭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欵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以欵之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況兩朝鑾輿之望已絶，宗室近親，流落虜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安否！臣實痛之。
在《行狀》中，《張魏公行狀》是最重要的一篇。不但因爲朱子和張栻私交甚深，而且因爲在心理上他和張浚完全一致，所以對於傳主，充分瞭解，便能寫出這樣一篇行狀。迴護的地方是有的，但不是有意的曲解，因此便不致過分影響文章底價值。
黄榦和朱子底關係，比朱子和張浚底關係，又親密得多了。他是從學朱子數十年的學生，也是朱子底女婿。朱子告人：“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其後作竹林精舍成，與榦書有“他時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黄榦《辭知潮州復鄭知院書》稱：“榦年方及冠，從遊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榦從學之久，庶幾粗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絶而大意之乖。”在性格方面，他們也有許多契合之處。朱子《上孝宗書》，稱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黄榦《答林季亨書》，亦稱“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這都是吃緊爲人處。作者和傳主性格契合，因此《朱子行狀》便成爲名作。縱使篇長僅一萬六千字，布局較小，仍不失爲有名的作品。
《朱子行狀》底價值，尤其重在叙述底態度。黄榦有《行狀書後》一篇，確實建立傳叙文學底理論，具録於次：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藳，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録，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衞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説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争，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
這是一篇極有見地的理論。黄榦又有《晦庵朱先生行狀成告家廟文》，自稱：“追思平日聞見，定爲草稾，以求正於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餘年。一言之善則必從，一字之非則必改，遷就曲從者間或有之，褊愎自任者則不敢也。蓋合朋友之見，止於如此，則亦稍足以自信，至其甚不可從者，隱之於心而不安，質之於理而或悖，則尤足以見知德者之鮮，而行狀之作，不容以自已也。行狀成於丁丑之夏，然猶藏之篋笥，以爲未死之前，或有可以更定者，如是者又四年。今氣血愈衰，疾病愈甚，度不能有所增損矣，謹繕寫一通，遣男輅白之家廟，而併布其僭妄不得已之愚。”案朱子没於慶元六年，其後十七年爲嘉定十年，行狀始成，又四年爲嘉定十四年，今行狀末署“嘉定十四年門人黄榦狀”，《書後》及《告家廟文》大致皆作於是年。
關於朱子底言行，朱子弟子李公晦有《朱子年譜》，明李古沖、清洪去蕪、王懋竑皆重加補輯。所以在這方面，《行狀》底記載更顯得簡畧。例如乾道七年，朱子立社倉於五夫里，王懋竑《朱子年譜》引《文集·五夫社倉記》，又引《辛丑延和奏劄四》，於朱子底規模，能使讀者一目瞭然。但是《行狀》止説：“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這裡我們看到動機和結果，但是對於社倉的創制和程序，還不深知。因此行狀究竟不是傳叙文學底正宗。
《朱子行狀》前半部，特别着重朱子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本來朱子出仕未久，繼以罷黜，所以治平的事業，没有什麽，止賸得若干抱負。黄榦下筆着重這一點，正是重大的見地。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内禪，孝宗即位，有詔求直言，朱子上封事，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以下便直接説到當世之務。本來南宋初年，從挣扎中求生存，言和言戰，稱臣稱姪，一切都是求生存的努力。孝宗即位而後，朝野增加了新生的希冀，所以朱子説：
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疑之也。金寇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總攬賢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敵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後，志定氣飽，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
隆興改元以後，朱子奉召入對，復上三劄，行狀總稱：“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自此以後，朱子外任凡二十年，至淳熙八年，復召見延和殿，上《辛丑延和奏劄》七。狀稱其二言：
陛下即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則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吏，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
淳熙十五年，朱子再奉召入延和殿奏事，上《戊申延和奏劄》五。行狀稱朱子上道時，“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在最後一篇奏劄裡，實指孝宗，言：
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虚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彙，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這一篇奏劄，指陳孝宗病痛所在，直截剴切。我們看到孝宗底優容，同時也看到朱子底剛正。元明以來，專以道學爲明心見性之學，甚至直以依阿唯諾之人，爲道學家底典型。我們眼前，還留着這樣的不痛不癢之人。其實朱子底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正是修齊治平的準備功夫。做到修政事，攘寇敵，纔是義理。那麽高頭講章，便不是朱子底義理了。《行狀》給我們留下朱子底真相，便是它底價值。淳熙十五年，延和殿面對，孝宗説：“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裡。”“剛正”二字，是朱子底定評。奏劄痛論當時風習，有云：“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途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醯，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忍言之哉！”直把南宋初年底情態，和盤托出。
朱子在奏劄中，攻宰執，攻親習，攻監司郡守，攻掊克聚歛之債帥，而歸本於孝宗之一心，所以説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而不可違矣。”黄榦總論孝宗一代奏劄，稱爲“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藎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於朝廷之上”。
寧宗慶元元年，韓侂胄用事，誣丞相趙汝愚以不軌，逐去之，竄永州。朱子因作《楚辭集註》，《行狀》稱其愛君憂國，至老不忘，正指此事。狀中又言：“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藳焚之，自號遯翁。”《年譜》，《同人》作《家人》，按《周易卦變圖》，凡二陰二陽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家人》卦二陰，則作《家人》爲是。又稱“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語更詳密。自是以後，禁用僞學，朱子亦削官，甚至有人勸朱子散了學徒，閉户省事。《朱子語録》稱：“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説：“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裡死，自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奥底事，難曉底語。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今爲避禍之説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這些都是朱子做人所在。
慶元二年朱子削職，六年朱子卒。在這四年之中，朱子伏處田里，事績不具。行狀後段對於朱子爲人、治學、論理諸大節，皆有詳核的綜論，分録於次：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封，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窮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静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心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别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