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室南遷以後，整個的中原受着異民族底蹂躪，大部分的世家大族，紛紛渡江，和江南原有的大姓起了混化的作用，同時留在北方的漢人，也和異族由對立而合作，最後走到同化的途徑。這實在是民族史和文化史上蜕變的時期，但是在東晉文學上所引起的影響並不顯著。一則時間還短，不容易産生重大的變化；二則中原民族和異民族文野的程度相去太遠，不容易發生交流的作用。這種徵象在傳叙文學方面，尤其如此。
東晉傳叙文學方面，所看到的只是量的增加，而不是質的變化。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所記東晉的著作，如次：
江敞《陳留志》十五卷。 《唐書·經籍志》作江徵 。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五卷。 《唐書·經籍志》作《襄陽耆舊傳》 。
虞預《會稽典録》二十四卷。
留叔先《東陽朝堂像贊》一卷。 注稱“晉南平太守留叔先”，不知何時人 。
熊默《豫章舊志》三卷。 注稱“晉會稽太守熊默”，不知何時人 。
劉彧《長沙舊傳贊》三卷。 注稱“晉臨川王郎中劉彧”，不知何時人 。
習鑿齒《逸人高士傳》八卷。
虞般佐《高士傳》二卷。
孫綽《至人高士傳贊》二卷。
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 注稱“晉輔國將軍蕭廣濟”，不知何時人 。
袁敬仲《正始名士傳》三卷。 袁敬仲當作袁宏 。
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
曹毗《曹氏家傳》一卷。
范汪《范氏家傳》一卷。
紀友《紀氏家紀》一卷。
綦母邃《列女傳》七卷。
康泓《道人單道開傳》一卷。 疑東晉人 。
孫綽《列仙傳贊》。 志稱《列仙傳贊》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贊，故不記卷數 。
郭元祖《列仙傳贊》。 志稱《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贊。元祖疑東晉人。同書别出郭元祖《列仙讚序》一卷 。
葛洪《神仙傳》十卷。
王羲之《仙人許遠遊贊》一卷。 《隋志》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題王羲之撰，《新唐書·藝文志》同 。
戴祚《甄異傳》三卷。
干寶《搜神記》三十卷。
陶潛《搜神後記》十卷。 梁釋慧皎《高僧傳序》稱陶淵明《搜神録》，知梁人相傳以爲陶潛所作 。
祖台之《志怪》二卷。
這個當然不是完密的目録。《隋書·經籍志》霸史類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治時事》二卷，常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雜史類傅暢《晉諸公贊》二十一卷，都是傳叙文學的著作。此外如《蜀志·吴后傳》注引孫盛《蜀世譜》，《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蜀志·孟光傳》注引傅暢《裴氏家記》，《御覽》卷七七三引《傅暢故事》，《世説·夙惠篇》注引顧愷之《家傳》，《晉書·虞預傳》言《諸虞傳》十二卷，《初學記》地部引曹毗《志怪》，《抱朴子·自叙》言《隱逸傳》十卷，也都是東晉時代確有作者可考的傳叙。
這個時代，正和西晉時代一樣，同一傳題常會引起幾種不同的著作。有了戴逵《竹林七賢論》，又有袁宏《竹林七賢傳》； 見《水經·清水注》及《御覽》諸卷 。有了《陶侃别傳》，又有《陶公故事》；有了《丞相别傳》，又有《王丞相德音記》； 見《世説·汰侈篇》注 。有了《桓玄傳》，又有《桓玄僞事》，到宋代又有何法盛《桓玄録》。 見《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注 。這當然是傳叙文學大盛以後的現象。
同時也有著述甚多的傳叙家，畧如次：
葛洪《神仙傳》、《隱逸傳》。
孫綽《嵇康傳》、《列仙傳贊》、《名德沙門贊》。 見《世説·言語篇》注 。
曹毗《曹氏家傳》、《志怪》、《神女杜蘭香傳》。
傅暢《晉諸公讚》、《裴氏家紀》、《自叙》、《傅暢故事》。
顧愷之《家傳》、《顧悦傳》、 《世説·言語篇》注 。《晉文章志》。 《世説·文學篇》注 。
袁宏《正始名士傳》、《竹林名士傳》、《中朝名士傳》。 《竹林七賢傳》，《文選·五君詠》注引作《竹林名士傳》。又案《世説·文學篇》注：“宏以夏侯太初、阿平叔等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等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彦輔等爲中朝名士。”斯則宏又有《中朝名士傳》。蓋《名士傳》爲總名，而有正始、竹林、中朝諸編之分。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
孫盛《蜀世譜》、《魏世譜》、《晉世譜》、 《魏世譜》見《魏志·三少帝紀》注；《晉世譜》見《世説·言語篇》注，疑與《蜀世譜》同出孫盛 。《逸人傳》。 見《御覽》卷一四四 。
虞般佐《高士傳》、《孝子傳》。 見《御覽》卷四一二，“般佐”或作“盤祐 ”。
常璩《漢之傳》、《華陽國志·漢中士女志》、《梓潼士女志》、《西州後賢志》、《蜀季書》。 見《舊唐書·經籍志》 。
虞預《會稽典録》、《諸虞傳》。
東晉時代最使人驚異的是大量别傳底産生，尤其是同一族姓裡有狠多的作品。琅邪王氏則有王含、王敦、王彬、王澄、王舒、王導、 《世説·德行篇》注引作《丞相别傳》 。王邃、王廙、王邵、王薈、王彪之、王獻之、王胡之、王珉、王珣。 《世説·言語篇》注引作《王司徒傳》 。太原王氏則有王濛、 《世説·言語篇》注引作《王長史别傳》 。王述、王坦之、 《世説·言語篇》注引作《王中郎傳》 。王恭。謝氏則有謝安、謝玄、 《世説·言語篇》注引《謝車騎家傳》，又《文學篇》注引《謝玄别傳》 。謝鯤。郗氏則有郗鑒、郗愔、郗曇、郗超。桓氏則有桓彝、桓温、桓豁、桓沖、桓石秀、桓玄。司馬氏則有孝文王、司馬晞、司馬無忌。祖氏則有祖逖、祖約。范氏則有范宣、范汪。這是什麽緣故呢？
第一，我們所看到的東晉别傳，大半出自《世説新語注》。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列舉《世説注》所引别傳六十九家， 注中尚多因複見他書不及列入者 。其中即有狠多東晉人底别傳。劉義慶撰《世説》，因爲古畧近詳的原則，記載許多東晉人底故事，其後劉孝標作注，便引證許多東晉人底别傳，原是狠平常的事。
其次，所稱六十九家别傳，其實並不成家。我們已經説過，所謂别傳的著作，最初不一定稱爲别傳，有時止是總傳底一個篇目。魏晉以來，大量的總傳不斷産生，已經爲别傳開着一條路線。尤其是家傳家譜底發展，更是别傳底一個取之不盡的寶藏。在前述的諸家家傳以外，《隋書·經籍志》有《韋氏家傳》一卷，不著撰人；兩《唐志》作皇甫謐《韋氏家傳》三卷，這是西晉確有作者可指的著作。至於《三國志注》所引諸書，如《魏志注》引《袁氏家紀》、《廬江何氏家傳》、《荀氏家傳》、《杜氏新書》、《庾氏譜》、《孫氏譜》、《阮氏譜》、《孔氏譜》、《嵇氏譜》、《劉氏譜》、《陳氏譜》、《王氏譜》、《郭氏譜》、《胡氏譜》；《蜀志注》引《諸葛氏譜》、《崔氏譜》；《吴志注》引《會稽邵氏家傳》、《陸氏世頌》、《王氏譜》：這些雖然不敢斷定全是東晉以前的著作，但是因爲裴松之是宋人，不妨假定大半如此。外此再加劉孝標作《世説新語注》的時候，所見的梁代以前的家傳家譜， 見《世説新語注》及《隋書·經籍志》 。我們便可以看盡這六十九“家”别傳底由來了。
也許因爲大部分的别傳來自家傳或家譜的原故，我們止看到平凡的傳叙，有時甚至簡單到可憐。姑舉王敦、王導、王獻之三篇於次：
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世説·文學篇》注引《王敦别傳》 。
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世説·德行篇》注引《丞相别傳》 。
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世説·德行篇》注引《王獻之别傳》 。
一個振蕩東南的英雄，一個安定江左的丞相，一個絶代寡儔的藝術家，都止賸得這樣的一篇别傳！也許《丞相别傳》尚非全文，但是《王敦别傳》、《王獻之别傳》便算首尾完整了，能使我們看到怎樣的人物！所以我們可以認爲量的發展後面，只看到質的退化。這個姑且認作因爲家譜底記載非常簡畧，所以一經引證，只有這樣的别傳。
别傳裡面，偶然也有較好的叙述：
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世説·識鑒篇》注引《王彬别傳》 。
邈字仙民，舉世諮承，傳爲定範。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即彼宅之右地，何得俱忌？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定體。 《御覽》卷一八 〇 引《徐邈别傳》 。
陳躭初爲州主簿，司空何次道帢偏岸，嘲躭頓帢有所蔽也。應聲報曰：“躭頓以蔽有，明府岸以示無。” 《御覽》卷六八八引《潘京别傳》 。
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 《世説·言語篇》注引《孫放别傳》 。庾公建學校，孫君年最幼，入爲學生，班在諸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答曰：“不見船柂邪？在後所以正船。” 《御覽》卷七七一引《孫放别傳》 。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嘉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即對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 《世説·排調篇》注引《孫放别傳》 。
在這幾篇裡，王彬底侃侃直言，總算藉别傳曲曲傳出。徐邈、陳躭、孫放底言論，還是魏晉以來相傳的風氣，但是即如徐邈，也祇見小巧，比之何晏、荀粲，便遠覺不如。孫放更是貧薄。《衛玠别傳》稱“陳留阮千里有令問當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爲掾，世號之曰三語掾。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名望，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御覽》卷二 〇 九引《衛玠别傳》。玠，西晉人，然傳稱玠咸和中改葬，丞相王公下教致祭，是當作於東晉之初 。這種優游的風格，便非孫放所及。大致從西晉到東晉，一般的風氣，雖然没有中斷，然而確是不斷地轉移，祇要仔細推究，在傳叙文學裡，也還見到一些朕兆。
江左的傳叙文學已經非常充斥的時候，北方依然還是寂寞。除開王度底《二石傳》以外，我們幾乎什麽都没有聽到。就是王度也還是晉北中郎參軍，更證實北方撰述無人的情態。《世説·識鑒篇》注引《石勒傳》，《御覽》諸卷引《石勒别傳》、《石虎别傳》，或係《二石傳》底節鈔，或另有其他的篇幅，尚不可知。此外《御覽》卷三六三引《陳武别傳》，武休屠胡人，仕於石勒；同書卷九一九引《張鴻傳》，鴻爲慕容晃黄門；《世説·言語篇》注又引《佛圖澄别傳》，北方有别傳者，大致祇有此數。
在一般的總傳方面，這個時代也没有多大的成就。可以提出論述者，只有傅暢《晉諸公贊》、戴逵《竹林七賢論》、袁宏《名士傳》、虞盤祐《高士傳》、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虞預《會稽典録》。
《晉諸公贊》散見於《世説注》、《文選注》及《御覽》諸卷。本來的面目何如，我們不得而知，就我們所見的，似乎完全脱去了贊底形式，而只是晉代諸名人底小傳，最長的約有二三百字，最短的不過十余字。倘使我們對於晉代人物有所考證，這還是一部有用的記載。因爲篇幅太小，所記的止是枯燥的陳蹟，偶然有一些生動的叙述，不過是太少了。例如次：
吴亡，〔諸葛〕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厠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别矣。” 《世説·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 。
《竹林七賢論》也是散見諸書，但因輯入《全晉文》，所以還容易看到。從所輯的看來，好像是竹林七賢底傳叙，並不見議論底痕迹。但是《名士傳》稱：“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内，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世説·任誕篇》注引《名士傳》。戴逵此論，未輯入《全晉文》 。那麽戴逵有論，是不争的事實，只是論前有傳，還保持了傳叙底形式。《七賢論》記王戎事，可見者尚得六節，如次。
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藝文類聚》卷十七 。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水經·穀水注》 。
初，〔阮〕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世説·簡傲篇》注 。
王戎女適裴氏，用匱，女爲貸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悦，遽還錢，乃釋。 《御覽》卷三八八 。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 《御覽》卷八二 〇。
王戎簡脱，不持儀形，好乘巴白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御覽》卷七一六 。
這祇是零零落落的輯文，倘使原書具在，我們一定看到一篇活潑的傳叙。王戎如此，其餘諸賢當然也是如此。本來七賢底故事，在東晉之初狠容易引起注意，戴逵、袁宏底撰述，正是這種情形底結果。
袁宏《名士傳》底完成，在戴逵《七賢論》之後。我們所見的太零碎了，實在不能構成任何的結論，也不能説明此書得名的由來。《世説·文學篇》：“袁彦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彦伯遂以著書！’”謝安熟習當時故實，袁宏據以著書，這是一時的風氣。同書《賞譽篇》亦言：“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 字堪 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惟舅”，是許允婿。’”
虞盤祐《高士傳》在同類的著作中，是一部無名的書籍，但是在讀到的時候，能給我們一些新鮮的意味。這不是叙述的新鮮，而是材料的新鮮。嵇康、皇甫謐底著作，常是古書的摘録，因此容易成爲陳腐。虞盤祐底記載便不同。《御覽》卷五一〇引盤祐《高士傳》共五則：皇甫士安、朱沖、劉兆、伍朝、郭文舉五人都是眼前的人物，所以在叙述的時候，不會受到古書底壓迫，如《郭文舉傳》便是一例：
郭文舉，河内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山林，旬日忘歸。父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下將役，步擔入吴興餘杭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亦無壁鄣。時多虎暴，而文 文舉名文 獨宿積十餘年。恒著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果園中。衆人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終，則爲鳥烏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哉？”又問曰：“狼虎害人，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亦不害人耳。”居園七年，逃歸餘杭。
郭文舉祇是一個平常的人物，盤祐底記載也祇是平常的記載。但是因爲不自矜其高，傳主成爲高士，也因爲不故意求工，這一部《高士傳》便比嵇康、皇甫謐兩書更耐玩味。
《襄陽耆舊記》、《會稽典録》是兩部郡書。本來郡書和家史，是總傳底兩大類。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郡書底發展在先，東漢時代即有好幾部郡書，那時家史也許祇是一個空名。漢魏之交，家史開始抬頭，東晉南渡以後大盛，一直到梁陳以後，還是不斷地發展；但是即在東晉時代，郡書已經衰落，此後幾乎看不到什麽有名的著作。這是一個現象。也許因爲渡江以後，世家大族紛紛南遷，因此對於鄉土的觀念，逐漸削弱，而對於種姓的觀念，則不斷地加强。反映於傳叙文學的，便成爲郡書和家史底遞興。
《襄陽耆舊記》是一部有名的著作，但是也同樣感受到古書底壓迫。例如《宋玉傳》 《御覽》卷三九九《説郛》卷五十八引 完全採用宋玉《對楚王問》及《高唐賦》、《神女賦》，已經使人感到文字底拙劣，再造出“赤帝女名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 《文選·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 。這便是謡言了。作者把古人底寓言，作爲事實，在材料方面不加抉擇，已經是大病，再加以有意造謡，便成爲傳叙文學底致命傷。
在這本書裡，比較有價值的部分，還是記龐德公、司馬德操、李衡英習和山簡等底故事。時代比較近了，作者用不到强不知以爲知地去造謡，而且抒寫現實也不受古人底牽制。這個正和虞盤祐《高士傳》有同樣的價值。尤其因爲龐德公等是熟習的名人，更容易引起一般的羡慕。例如次。
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娱，覩其貌者肅如也。荊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藥，因不知所在。 《説郛》卷五十八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諸葛孔明、司馬德操兩節用《後漢書》注引《襄陽記》校 。
吴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爲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在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是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吴末，衡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藳猶在。 《説郛》卷五十八引習鑿齒《襄陽耆舊傳》 。
《會稽典録》是一部郡書，但是因爲所載虞翻、虞氾、虞忠、虞聳、虞昺、虞俊之事甚詳， 見《吴志·虞翻傳》及《張温傳》注 。所以帶有一些家史底性質。在記到古代的時候，和《襄陽耆舊記》同樣地犯了不知抉擇史料的大病，例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正義》引《會稽典録》楚三户人范蠡，佯狂負俗，宛令文種遣吏進謁的一節，便是明證。但是在本書記到東吴一代的人物，便確然有史的價值，和陳壽《益部耆舊傳》同樣，可以補《三國志》所未詳。
不過兩部書底價值，還有它們不同的地方。陳壽曾爲蜀官，虞預爲虞翻底後裔，一個得諸所聞，一個只是得諸所傳聞，這是不同之一。陳壽所記，包舉益部之全，虞預所記，只有會稽一郡，這是不同之二。在這兩點，我們見到《益部耆舊傳》之長。但是《益部耆舊傳》的人物，對於史事有重大關係的，都採入《蜀志》，所能補的祇是一些無關大體的節目。《會稽典録》所記，常爲《吴志》所不能詳，因此便增重了本書的價值。
本來陳壽以蜀人而仕於晉，所以對於魏、蜀兩國的故事，都能詳畧得所，但是對於吴的記載，便不免有些隔膜。關於東吴初起的情形，幸虧還有《江表傳》可以供後人底稽考，可是自從魏元帝景元四年蜀亡，到晉太康元年吴亡之間的記載，便是非常缺畧。蜀亡以後，固然增加了對吴的威脅，但是正如陸機《辯亡論》所説：“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存亡也。”以後從孫休到孫皓，支持了十七年，不能不算是西晉底勁敵。孫皓建衡三年，汜、璜破交阯，殺晉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顯然還有一度偉大的勝利。但是丞相如萬彧、張悌，大將如施績，忠烈如沈瑩，《吴志》皆無傳，張悌、沈瑩的死難，直到干寶《晉紀》纔有彪炳的記載，這些不能不歸咎於陳壽底疏忽。
孫皓時還有一個大將鍾離牧，《吴志》卷十五有傳，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這個時期，濡須是直趨建業的要衝，武陵是東下荆州的通道，所以鍾離牧負有重大的責任，不過《吴志》祇有這樣簡畧的幾句，看不出當時的情勢。《會稽典録》便有下面的記載：
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録，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爲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並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將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吴志·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録》 。
這只是《會稽典録·鍾離牧傳》底一部分，但是我們看清了朝臣底鬼蜮，大將底自疑。這是吴亡底根由。其實當時的西晉，已經走上了腐化的途逕，鍾離牧“進取可圖”的議論，並不是無的放矢，但是東吴底腐化，正和西晉一樣，所以最後西晉以大併小，終於造成全盤腐化的局勢，加速了整個民族底崩潰。
《唐書·經籍志》有徐廣《孝子傳》三卷，《隋志》不著録。案徐廣此書，見《史通·雜述》，則曾有此書，本無疑問。不過《説郛》 卷五十八 所引十六條，其中四條見宗躬《孝子傳》，兩條見周景式《孝子傳》，五條見蕭廣濟《孝子傳》，其餘雜見諸書所引，皆無主名。所以這祇是一部雜凑合鈔的著作，不是徐廣底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