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以後，經過宋、齊、梁、陳，這是南朝。建國的規模，一切承受了東晉底遺業。劉裕未即位以前，滅南燕，奪洛陽，在軍事上有相當的成就。其後宋文帝時，檀道濟北取河南，國力尚盛。到了蕭齊，這種進取的精神漸形衰落，至梁武帝方始復振，這是南朝全盛的時代。但是盛極則衰，武帝末年，侯景作亂，生民塗炭，其後元帝西遷，梁室已無可爲。江陵之亡，是南朝文化底終結，以後陳霸先開國，雖爲南朝延長三十餘年的生命，但是已經奄奄一息，直待隋代的混一。
在文學方面，大體也還承受東晉的潮流。晉、宋之間，正是神仙思想盛行的時候，在文學上，不能不算是不良的影響。鍾嶸説：“永嘉時，貴黄老，尚虚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詩品序》 。元嘉之初，謝靈運出，風氣轉變，走上“含跨劉郭，凌轢潘左”的途徑。蕭齊而後，永明體放棄氣勢的雄偉，而轉向音律的工巧，正是精力不足的現象。梁武一朝，文學上再度崛起，簡文兄弟，都是文學上的天才，不幸做了皇帝，支持不了風雨飄摇的時代。以後入陳，江南的庾信、王褒、顔之推等北渡，文學上的樞機已經轉移，所賸餘的祇是一些風花雪月的詩人，成爲南朝文化底尾聲。文學底運命，一切都和國家底運命印合。
傳叙文學方面，也還繼承東晉人愛作家傳的風氣。見於《隋書·經籍志》或《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確爲南朝著作，有作家可指者，宋裴伯子《薛常侍家傳》一卷，又《荀氏家傳》十卷，裴松之《裴氏家傳》四卷，梁明粲《明氏世録》六卷，陸煦《陸史》十五卷，王褒 後入北周 《江左王氏世家傳》二十卷。諸書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元和姓纂》、《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以及《文選注》、《史記索隱》、《正義》及《後漢書注》所引南朝人士家傳，可舉者亦不尠，以其書出於唐代以來，姑不舉。今舉《世説新語注》所引家傳於次，此中又有已見《三國志注》者，假定爲東晉以前之著作，亦不列入。則有：
《李氏家傳》。 《世説·識鑒篇》注，又《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别爲一書，亦梁時習見者。
《王氏世家》。 《世説·品藻篇》王禕之條注引《王氏世家》。按禕之爲王述次子，太原王氏，故此書爲太原王氏世家，與《王氏江左世家傳》之爲琅邪王氏者不同 。
《陶氏叙》。 《世説·言語篇》注 。
《摯氏世本》。 《世説·言語篇》注 。
《袁氏家傳》。 《世説·文學篇》注。又《魏志·袁涣傳》注引《袁氏世紀》别爲一書，其書早出，故裴松之引之 。
此外如顔延之《顔府君家傳銘》，見《景定建康志》，則顔氏有家傳；《南齊書·祥瑞志》建元元年有司奏得季子廟沸井，引《孔氏世録》云云，則孔氏亦有家傳。
魏晉家譜已見前，至於南朝的家譜見於諸書所引者，更是舉不勝舉，僅舉其時百家總譜之見於《隋書·經籍志》譜系類者，則有宋劉湛《百家譜》二卷、梁王儉《百家集譜》十卷、王僧孺《百家譜》三十卷，又《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我們可以想到南朝族譜底盛况。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列舉南朝諸史列傳出於家傳之證，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家傳家譜一類的著作，對於史傳的影響。從曹魏起，家傳方面已經開始了作僞的風氣，經過東晉南朝，這種風氣當然只有變本加厲：因爲一則子孫爲祖父作傳，本來就有“子爲父隱”的信條，二則當時既重族望，自然也會走上“隱惡揚善”的塗徑。家傳既不可信，連帶也影響了以家傳爲藍本的國史。所以南朝時代家傳底發展，正是傳叙文學乃至一般史傳底不幸。
南朝傳叙文學還有一個不幸，便是當時文士的重視辭藻。中國文字在偶句方面因爲語法和形聲的關係，本來有其特長。運用得當，可以增加文字之美，但是過分重視辭藻，以致意義不能悉達，便不免成爲病態，尤其在史傳或傳叙方面，是最可遺憾的事。不幸南朝時代，恰恰踏上這一個塗徑。
幾個名人底著作，如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沈約《齊臨川王行狀》《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江淹《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都因爲駢偶的關係，在事實方面叙述不能曲盡。這個還可諉爲行狀之體，與傳略異，不妨自成一格，但是如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
時乃高闢雪宫，廣開雲殿，秋窻春户，冬燠夏清，九醖斯浮，百羞並蔫。□□□□，雲銷月朗，聿兹游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争高競敏。 《藝文类聚》卷四十九引 。
這是美麗的駢文，然而不是傳叙。這個風氣，一直傳到唐初，《晉書》底叙述，重疊拖沓，祇是這個風氣底遺毒。劉知幾《史通·叙事篇》：“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大致駢偶文儘管在辭賦書牘方面，有特殊的應用，但是在叙事方面，祇是一種不適用的文體。
南朝文士所作的單傳不多，但是仍有狠好的篇幅。晉宋之間有陶潛底《孟府君傳》，是一篇有名的著作，龍山落帽，已經成爲膾炙人口的故事。孟嘉爲征西大將軍桓温長史，傳稱：“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特駕御卿。’”又言：“奉使京師，除尚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倘使認識當時的桓温，隱隱已和中朝成了對立的局勢，我們便會知道陶潛正把握着孟嘉託身偏霸，不仕中朝的心理。傳又記嘉遷長史後，“在朝 指桓温之朝。漢魏以來，縣令、太守、刺史、征鎮皆稱朝。”《鍾離意别傳》述意爲瑕丘令，户曹史檀建之父謂建曰：“朝大士衆，賢能者多。”其語可證 。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歡晏，造夕乃歸。”這是爲孟嘉曲原的話。“隤然正順”一句，更寫出桓温不正不順的意境。
沈約所作，除去前舉兩篇行狀以外，有《齊禪林寺尼浄秀行狀》。 《廣弘明集》卷二十三，又見《全梁文》 。在這篇文章裡，他脱去駢偶的約束，所以叙述方面狠能盡致，不過還不是一篇引人注意的文章。
江淹有《袁友人傳》，記其友袁叔明事，叙述太簡單了，所以儘管自言“所與神遊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 江淹《自序傳》 。但是《袁友人傳》止給我們一個極略的輪廓。
《隋志》有《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不著撰人。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不知是否即此卷。所引僅三十六字，當然無從據以判定原書的價值。
就所見的南朝單行傳叙論，當然要推蕭統《陶淵明傳》爲第一。這只是一篇不足千字的小品，但是就在區區千言之中，把陶淵明底個性，寫得極明顯。文中引淵明《五柳先生傳》、《與子書》、《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人詩，共三篇，記淵明與檀道濟對話，與親朋對話，與縣吏對話二，共四次。所記諸人，自淵明外，如檀道濟、王弘、顔延之、淵明妻瞿氏，皆神態完若，即龐通之、檀韶，乃至郡將縣吏諸人，亦約略可見。古人所稱尺幅千里之勢，正可以評此傳。
蕭統作傳的本領，就在把握住淵明“任真自得”的心理。他不是不羡慕官禄，所以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 晉人不以居官治生爲諱。《世説·賞譽篇》注引《晉中興士人書》，“王述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爲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除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可證王述、陶潛皆以任真見稱，原不必諱 。但是到官以後，便稱“得醉於酒足矣”，這是心理的轉折。他不是不爲小官，但是要他束帶見督郵，便解綬去職，自言“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這正是世家子弟底意氣。 淵明爲陶侃曾孫，見傳 。檀道濟饋以粱肉，他麾而去之；王弘具酒相邀，他便欣然共酌。本來要以公田三頃種秫，自稱“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便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顔延之送錢兩萬，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家釀既熟，便取頭上葛巾灑酒，灑畢復著。一切都是率性而行，一切都是真。傳中前言“任真自得”，後言“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完全得到淵明底本性，所以在南朝文士傳叙中，這是第一篇。
南朝自叙的文字，除去沈約《宋書序傳》、梁元帝《金樓子自序》這一類以外，可數的有王筠《自序》、江淹《自序傳》及劉峻《自序》。
王筠《自序》狠簡單，所叙的只是“少好鈔書，老而彌篤。愛《左氏春秋》，凡五鈔，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鈔，子史諸集皆一徧”。 見《梁書·王筠傳》 。也許原文並不止此，但是大致可想。江淹《自序傳》便繁複了，記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事：
當沈攸之起兵西楚也，人懷危懼，高祖嘗顧而問之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如何？”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竟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其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攸之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 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故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本集 。
這是策士底口吻，而且事後追記，也許不可盡信。全篇對於個性的抒述，也看不出什麽。篇末自稱“常願幽居築宇，絶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緑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爰謝則接武平泉，素秋澄景則獨酌虚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遥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這些祇是虚辭。他底一篇《恨賦》，透露了那種對於宦達的羡慕。蕭齊建國的時候，淹自稱“軍書表記，皆爲草具”，但是左轉豫章王記室參軍，再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淹《自序傳》叙官僅至中書侍郎爲止，知其文作於齊時 。畢竟滿足不了他底欲望。一篇自叙在這種情緒下面寫出，偏偏到末了要寫出那種澹泊的意境，其結果祇是左支右絀，使人失望。
劉峻《自序》便充滿了他那骯髒的精神，祇是殘餘太少，不能看到全篇底結構。《文選·重答劉秣陵沼書》注引一節，《梁書·劉峻傳》亦引：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
這是一篇抒寫實境的文字，在價值方面，超過同時諸人底叙述，但是太簡單了。
在總傳方面，南朝仍繼承了東晉著重家史、忽視郡書的風氣。同時還看到不少的忠臣孝子底總傳。提倡忠孝，一面給死者以表彰，一面也給生者以做人的模範。傳叙文學於是成爲宣傳的工具。本來傳叙文學多少有些宣傳的意義，但是過分重視宣傳，往往會把傳主寫成固定的人物，祇看到格局的完整，看不到人格的發展，從傳叙文學的立場看來，這是一種病態。
除去家史已見前述以外，劉宋一代的總傳，可舉者如次：
郭緣生《武昌先賢傳》二卷。
劉義慶《徐州先賢傳》一卷、《徐州先賢傳讚》九卷。
劉義慶《江左名士傳》一卷。
張騭《文士傳》五十卷。 《隋書·經籍志》題張隱，兩《唐志》皆作張騭，字當作騭 。
蕭廣濟《孝子傳》十五卷。 《隋志》題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案《御覽》卷七六六引蕭傳何子平條，言“宋大明末饑荒，八年不得營葬”云云，知作於宋時 。
王韶之《孝子傳》三卷。 《隋志》題王昭之，兩《唐志》皆有王韶之《孝子傳》十五卷。韶之，宋吴興太守，《宋書》有傳，字應作韶 。
鄭緝之《孝子傳》十五卷。
師覺授《孝子傳》八卷。
袁淑《真隱傳》二卷。 《隋志》不著録。《宋書·隱逸傳叙》曰：“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藝文類聚》引十事，《太平御覽》同 。
范晏《陰德傳》二卷。 《隋志》題范泰，兩《唐志》皆作范晏。《御覽》卷五五六引范晏《陰德傳》，字應作晏 。
虞通之《妬記》二卷。
虞通之《后妃記》四卷。 《隋志》不著録，見《唐志》 。
《武昌先賢傳》、《徐州先賢傳》見於諸書所引者，殘存數條，皆瑣碎不足論。《江左名士傳》遠不及義慶《世説新語》，一則止存斷簡，一則尚有完書，本來無從比擬。
張騭《文士傳》是一部有名的著作，鍾嶸《詩品》稱“張騭《文士》，逢文即書”，指此。此書到北宋，止賸十卷，見《崇文總目》。其後《中興總目》則言“《文士傳》五卷，載六國以來文士，起楚芊原，終魏阮瑀。《崇文目》十卷，終宋謝靈運，已疑其不全，今又缺其半”。張騭始末不詳，其書終宋謝靈運，又屢經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則爲劉宋時人可知。南朝一百七十年中，宋歷時最長，凡五十九年。謝靈運死於宋初，及《文士傳》成書，爲松之引用，仍是可能的事。
諸書引《文士傳》，詳略不同，大致中多删節，故多差異。例如《禰衡傳》云：
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録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脱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脱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顔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並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説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駡太祖。太祖敕外厩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竪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虚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 《魏志·荀彧傳》注引張騭《文士傳》 。
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飆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遊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録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閲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 。鼓吏度者，皆當脱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 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脱 ，次脱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 。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顔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自衡造也。爲黄祖所殺。 《世説·言語篇》注引《文士傳》 。
這是一節詳細生動的叙述，但是在年代方面，便發生嚴重的問題。孔融生於桓帝永壽元年， 見前 。直至建安十三年黄祖敗亡的時候， 建安十三年春孫權征黄祖，是年八月，劉表死，見《吴志·孫權傳》及《後漢書·劉表傳》。黄祖爲權所殺，在劉表未死以前，見《後漢書·劉表傳》 。年五十四歲。倘使孔融年已五十，禰衡未滿二十，則禰衡二十六歲被殺之時， 見《後漢書·禰衡傳》 。至早必在建安十五年，在黄祖被殺以後兩年，這是記年的荒謬。所以《後漢書》定爲“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文士傳》紀年既不可信，因此書中一切的記載，都使人發生嚮壁虚造的懷疑。裴松之言：“凡騭虚僞妄作，不可覆疏者，不可勝記。” 《魏志·王粲傳》注 。就松之所舉，《文士傳》中王粲、徐幹之辭，皆不可信，其言皆有實證。這便確定了《文士傳》在傳叙文學中的地位。
劉宋時代，《孝子傳》共有四種，倘使徐廣《孝子傳》確有其書，那麽因爲徐廣入宋尚在，我們便不妨認爲共有五種。又《初學記》卷一引王歆《孝子傳》，歆不詳何時人，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録。所引“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馳至墓，伏墳哭，有白兔在其左右，遂憂卒”一條，略與《北堂書鈔補》所引王韶之《孝子傳》竺彌字道綸條相合。也許王歆即王韶之，歆、韶形近，轉寫時脱一“之”字，遂疑爲兩書。總之這是《孝子傳》一類的傳叙盛行的時代。梁武帝《孝思賦序》：“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 《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 。他所讀的《孝子傳》，倘使不指自己底作品，不知是那一部。
何法盛《晉中興士人書》， 簡稱《中興書》 。是一部類似傳叙的著作，叙述雖然簡單，但是對於東晉人士的性格，都有極好的描繪。例如：
〔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識者無以易也。 《世説·政事篇》注引《中興書》 。
初，桓温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吴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世説·假譎篇》注引《中興書》 。
范汪之事，《世説》記爲“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在動機方面，有些不一樣的記載。不過就范汪爲東陽太守，不爲江州刺史的事實看來，也許何法盛底叙述比較可靠。范汪寧仕中朝，不仕藩府的觀念，正和孟嘉相反。桓温深恨范汪，謿弄孟嘉，因此便可理解。傳叙文學對於史事的貢獻，這是一例。
《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何法盛《中興書·陳郡謝録》，沈休文《奏彈王源》注則稱何法盛《陳郡謝録》，謝靈運《述祖德詩注》但稱《陳郡謝録》。大致《陳郡謝録》爲《晉中興士人書》之篇名，引時或並記作者及總稱，或僅稱作者，不舉總稱，甚或但舉篇名，不及其他。又因其名上舉郡望，下繫氏録，因疑《琅邪王氏録》、 《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注 。《潁川庾録》、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 。《濟陰卞録》、 《文選》任彦昇《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注 。《太原郭氏録》， 《世説·惑溺篇》注 。同爲《晉中興士人書》之篇目。
蕭齊前後二十三年，時代較短，其時有名的作家，如沈約等後皆入梁，因此可舉的總傳僅得四種：
崔慰祖《海岱志》二十卷。
蕭子良《止足傳》十卷。 《隋志》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題王子良撰，《新唐書·藝文志》題齊竟陵文宣王子良 。
宗躬《孝子傳》二十卷。 《隋志》題宋躬，兩《唐志》皆作宗。字應作宗 。
陸澄《雜傳》十九卷。
諸書除宗躬《孝子傳》見於諸書徵引者外，其餘未見。《新唐書·藝文志》於蕭子良《止足傳》外，又有宗躬《止足傳》十卷。姚振宗云：“考宗躬與蕭子良同時，其與王植同修《永明律》，子良爲監領，似亦當爲王府官屬，疑祇是一書，故《舊唐志》無宗躬《止足傳》之目，《新志》似重出也。” 《隋書經籍志考證》 。
梁代爲南朝文學最盛之時代，著述至多。傳叙文學中除慧皎《高僧傳》見於後述以外，其他可舉者則有：
吴均《吴郡錢唐先賢傳》五卷。 《隋志》不著録，見兩《唐志》、《梁書·吴均傳》著《錢唐先賢傳》五卷 。
阮孝緒《高隱傳》十卷。
虞敬則《高僧傳》十卷。
梁武帝《孝子傳》三十卷。 《隋志》不著録，見《新唐書·藝文志》 。
梁元帝《孝德傳》三十卷。
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
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
鍾岏《良吏傳》十卷。
任昉《雜傳》三十六卷。 《隋志》原注：本一百四十七卷，亡 。
賀蹤《雜傳》四十卷。 《隋志》原注：本七十卷，亡 。
劉昭《幼童傳》十卷。
梁元帝《懷舊志》九卷。
梁元帝《全德志》一卷。
梁元帝《同姓名録》一卷。
《藝文類聚》卷三十七有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同書卷三十六有沈約《高士贊》。大致沈約撰《高士傳》雖有其事，後未成書。《隋志》列虞敬則《高僧傳》於阮孝緒《高隱傳》及《止足傳》 《隋志》不著撰人 之間，頗疑不倫。《文選·竟陵王行狀》注引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云：“此之所謂高僧，大抵如何點、何胤、周顒之流之善于佛理者爲多。周氏立空假義，爲釋家稱重，是義解類中之尤善者，故亦稱《高士傳》，而本志叙次於此，不與後《名僧傳》、《高僧傳》相類次。”
阮孝緒《高隱傳》今不可考。《梁書·阮孝緒傳》載其《高隱傳論》略言：“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 節 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節。 節 。若能體兹本跡，悟彼抑揚，則老莊之意，其過半矣。”該書内容何如，仍不可知。鍾岏《良吏傳》見《太平御覽》諸卷，皆斷殘簡略，無從論列。劉昭《幼童傳》見《後漢書·董祀妻傳》注、《太平御覽》諸卷及《説郛》卷五十八，例如：
〔蔡〕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後漢書·董祀妻傳》注引劉昭《幼童傳》 。
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見大蛇奔逐，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御覽》卷四三六引劉昭《幼童傳》 。
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説郛》卷五十八引劉昭《幼童傳》 。
曹操驅蛟事，是否見《曹瞞傳》，今《曹瞞傳》已殘佚，不可考。夏侯榮事見夏侯湛所作《夏侯榮序》。榮早殁，但是如蔡琰、曹操，僅記幼年遺事，而把一生的大事，付之闕如，在傳叙文學上，不能不算是狠大的缺憾。所以從取材方面講，《幼童傳》是一個不可爲訓的標題。
梁元帝是一個大量生産的著作家，《金樓子·著書篇》共記著書六百七十七卷，確是驚人的成績。關於傳叙方面的成就，除《自序》見《金樓子》外，有《孝德傳》、《忠臣傳》、《丹陽尹傳》、《懷舊志》、《全德志》，其作尚有《仙異傳》一帙三卷， 《金樓子》原注：“金樓年小時自撰。”其書多不經 。《黄妳自序》一秩三卷， 原注：“金樓小時自撰。”此書多不經 。《晉仙傳》一秩五卷， 原注：“金樓使顔協撰 。”《繁華傳》一帙三卷。 原注：“金樓使劉緩撰 。”至如《同姓名録》，《隋志》入史部雜傳類，而《金樓子·著書篇》入丙部，原書未見，無可佐證，當從《金樓子》入丙部。又《隋志》有《顯忠録》二十卷，題梁元帝撰，兩《唐志》皆題元懌，今不見于《金樓子》，則《隋志》不可信，當從兩《唐志》。
元帝著述雖多，事實上還要經過相當的折扣。《孝德傳》三十卷，自注“金樓合衆家《孝子傳》成此”，則其書止是蕭廣濟、師覺授等書底合鈔，没有獨立的價值。《忠臣傳》三十卷，自注：“金樓自爲序。”今其序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初學記》卷十七，略言“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别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檢討”。可見此書所重，祇是迻録的工作，與元帝無涉。《丹陽尹傳》十卷，自注：“金樓爲尹京時自撰。”序見《藝文類聚》卷五十。
最可惜的是《懷舊志》，雖僅一卷的著作，但却充滿了熱情。元帝序言：
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傳嘯侣。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群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結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 。
顔之推《顔氏家訓·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 節 。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又言：“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 節 。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我們可以想像《懷舊志》是怎樣的一部書。
陳代止是南朝底尾聲。在傳叙文學方面，没有什麽成就。《隋書·經籍志》有周弘讓《續高士傳》七卷，兩《唐志》作八卷。又《道學傳》二十卷，不著撰人，兩《唐志》有馬樞《道學傳》二十卷。馬樞，《陳書》有本傳，爲梁邵陵王綸學士，隱於茅山。《道學傳》見《文選注》及《太平御覽》諸卷。《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云：“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宫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大致是一部神仙家底荒誕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