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太元十一年，拓跋珪即代王位，不久改稱魏王，二十一年即皇帝位，這是後魏底開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北涼降魏，從此中國僅餘宋魏兩朝，長時期中成爲南北底對立。其後後魏東西分裂，再由東魏、西魏轉變爲北齊、後周，終由後周征服北齊，混一北方，但是對陳仍是南北對立。最後隋文帝篡周，開皇九年滅陳，分裂了將近三百年的中國，終於統一。然而隋人對於南方來不及消化和融合，自身已經陷入崩潰底塗徑，而混合中國的大業，祇得留給唐人。歷史上稱後魏——連同東魏、西魏——北齊、後周、隋爲北朝，這是和宋、齊、梁、陳等南朝對立的名稱。
在政治上軍事上，南北朝永遠是對立。異民族佔據了北方，和殘餘的中原民族，逐漸融合，始終對於南方採取侵畧的姿勢。魏太武帝南征，固然抱着滅宋的野心，其後孝文南遷，其實也是南進的步驟。總算東西分裂以後，向南侵畧的意志，受到挫折，但是北方一經統一，仍舊向南進攻。不過南朝對於北朝，也是永遠取的攻勢。宋武帝、梁武帝幾次北進，都取得主動，即到陳宣帝的時候，吴明徹底北征，雖終於失敗，最初也是取的攻勢。南北朝的時代，中原民族底優秀分子，到了長江流域，還有争取生存的朝氣，這是不可掩滅的事實。
文學方面，南朝始終處於領導地位，北方望塵莫及。異民族入侵以後，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加以有系統的摧殘。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下詔：“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魏書·太武紀》 。這樣地宣文教，比秦始皇“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的法令，對於文化底摧殘，更要徹底。《宋書·索虜傳》記太武南征，擄掠甚多，與宋太祖書，自言“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索珍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骷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完全暴露了野蠻人底本性。在野蠻人底統治下面，當然談不到文學，所以一直到後魏之末，纔算出了温子昇、邢邵、魏收三個文人。但是魏收模擬任昉，邢邵剽竊沈約，子昇則爲温嶠之後，祖恭之始北徙，所以三人文章，都出於南方，是不争的事實。至於顔之推、庾信、王襃、江總，更是來自南方，尤無可議。北朝文學，最初的遭遇是摧殘，等到生機蘇醒以後，便是追隨南朝，最後索性把南朝文學移植過來，但是一經移植的作家，在作品上所表現的祇是彫殘衰颯，失去了欣欣向榮的生氣。所以北朝文學祇是一種摹本，在時代方面固然落後，在輪廓方面也是模糊。唐初史家提出南北文學對立的結論，完全是北方作者底偏見，近人繼續着這種理論，更是受到唐初史家底愚弄。
在傳叙文學方面，北方作者也是始終受着南方作者底領導。最初還有幾部郡書，以後家史不斷地發展，終于奪取了郡書底地位。至於文人底傳叙，也同樣地因爲對於辭藻的偏重，掩没了傳叙的本義。思想混亂底反映，縱使在傳叙文學方面，没有顯著的成就，但是在宗教史上，便發生了極大的波瀾。佛家所稱三武之禍，一再在魏太武帝、周武帝時代發生，三次之中，北朝便佔去兩次，而因爲宗教的混化作用，終于在佛教傳叙中間，暴露了思想底混亂。至于一般佛教徒底傳叙，也顯然地特盛。一切都是南朝傳叙文學底摹本，止是落後了，模糊了。從比較南朝傳叙更加殘缺的記載裡面，看不到任何北朝傳叙文學底特徵。
傳叙文學自東晉以後，家譜、家傳繼續發展，形成了着重家史的風氣。北方也是一樣。這本是最自然的趨勢：南方是因爲中原民族向南的移殖，家史底發達便能維持他們對於血胤的重視；北方則因爲異民族底侵入，和殘餘的中原民族底滋生，起了民族間始則對立，終於融合的作用，對於血胤，也不得不重視。漢姓家譜以外，異民族底譜牒，則有後魏《辯宗録》二卷、 元暉業撰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後齊宗譜》一卷、 以上見《隋書·經籍志》 。《後魏譜》二卷、《齊高氏譜》六卷、《周宇文氏譜》一卷。 以上見《唐書·藝文志》 。《隋書·經籍志》譜系篇叙目曰：“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宗族，仍撰譜録，紀其所承。”這是南北朝間注重族姓的實況。
家傳方面，見於《隋志》雜傳篇者，自《崔氏五門家傳》以下凡九種，不與南朝家傳雜厠，大致可以假定爲北朝的家傳。計有：
《崔氏五門家傳》二卷。 《隋志》題崔氏撰，《唐書·藝文志》有崔鴻《崔氏世傳》七卷，《御覽》卷四六五引崔鴻《崔氏家傳》，無“五門”二字，不知即此世傳否 。
《暨氏家傳》一卷。
《周齊王家傳》一卷。 《隋志》題姚氏撰。據《後周書·姚僧垣》附傳，本書爲姚最撰 。
《爾朱家傳》二卷。 《隋志》題王氏撰，兩《唐志》皆作《爾朱氏家傳》二卷，王邵撰 。
《周氏家傳》一卷。
《令狐氏家傳》一卷。 《隋志》不著撰人，兩《唐志》題令狐德棻撰 。
《新舊傳》四卷。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言此合新舊二傳以爲一編，不知誰氏。本志子部雜家亦有《新舊傳》四卷，《唐藝文志》亦著録雜家，豈彙合北朝人雜傳如陸澄、任昉之類歟 ？
《漢南家傳》三卷。 《隋志》不著撰人，《唐書·經籍志》有庾守業《庾氏家傳》三卷，《唐書·藝文志》作《漢南庾氏家傳》三卷，庾守業撰 。
《何氏家傳》三卷。 《隋志》不著撰人，兩《唐志》有何妥《家傳》二卷 。
崔氏、爾朱氏、令狐氏、周齊王及隋何妥都是北方人。《隋志》另有庾裴《庾氏家傳》一卷，列於江祚《江氏家傳》七卷、裴松之《裴氏家傳》四卷之間，是南朝的著作；《漢南家傳》當是北方庾氏家傳，故列于此。
《北史·賀若弼傳》記弼平陳之後，撰其畫策上隋文帝，稱爲《御授平陳七策》，文帝不看，祇説“公欲發揚我名，我不受名，公宜自載家傳”。本來平陳之事，隋人在統一北方、平定隴蜀以後，以壓倒的勢力南下，正和晉人平吴一樣，從大勢方面講，勝利是必然的，但是在戰畧的方面，還是幼稚得可笑。即如《平陳七策》所説，第三策“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第五條“塗戰船以黄，與枯荻同色”，實際也許確有此事，但要稱爲御授方策，照耀史册，這便非常幼稚。隋文帝拒絶不看，正是他的見識。“公可自載家傳”一語，可以見出當時人對於家傳，是怎樣的看法。從《孫資别傳》到《賀若弼家傳》這一類的著作，正是一步步地走向矯飾浮誇，乃至荒誕稚拙的境界。固然這些祇是特有的例子，然而當時人對於家傳，已經引不起什麽信心，這是從裴松之、隋文帝底言論裡可得的結論。
除了家傳的風氣以外，北朝文人底著作也同樣地以辭害義，這個也是南朝文人底病態，以後再説。
倘使把北方的著作分段來講，最初也還有些郡書的著作，以後却逐步退出傳叙文學底領域。
最先有劉昞《燉煌實録》二十卷。李暠據涼州的時候，以昞爲儒林祭酒從事郎，及魏太武平涼，拜昞樂平王從事中郎，所以劉昞可算是後魏初期的人物。劉知幾《史通·雜述篇》以常璩、劉昞並稱，認爲“傳諸不朽，見美來兹”。此書以外，則有：
崔慰祖《海岱志》十卷。 見《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 。
陽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 同前 。
劉芳《徐州人地録》四十卷。 見《全後魏文》 。
都是後魏時代的郡書。《隋書·經籍志》有梁元帝《顯忠録》二十卷，案《魏書·孝文五王傳》，“清河王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兩《唐志》皆有元懌《顯忠録》二十卷，則此書爲元懌所作可證。兩《唐志》又有元暉等《秘録》二百七十卷，入雜傳類。元暉爲魏宗室，官至尚書左僕射，《魏書》有傳。此書當與任昉、賀蹤之書相類。諸書以外，又有邢臧《特進甄琛行狀》，《全後魏文》止存篇目，無可考。
北齊的著作，止留着劉晝《高才不遇傳》四卷的書名。《後漢書·鄭玄傳》注引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云：“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簡單的十三字，對於全書内容，没有任何的啓示。
後周一代，没有看到時代確定的著作，但是這時却有著名的文人，這是庾信。庾信由梁入周，其後至開皇初始卒，雖然身歷三朝，但是一生重要的段落，完全消逝在後周，一大半的著作也完成於此時。他底文章裡，碑銘文字甚多，這是類似傳叙的著作，真正的傳祇有《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一篇。 《文苑英華》卷七九二、《全後周文》卷十一 。但是怎樣的一篇傳呢？一千三百餘字的著作，便有八百餘字浪費在丘乃敦崇底親屬方面，入題以後，我們祇看到“忽忽横閣，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這樣的八句，是性格的描寫吧，然而不是。我們所看到的，祇是一幅善意的，然而非常模糊的影子。後面又是“崇清浄爲政，廉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沈牆仞，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緹袟緗素，愛翫無已”。這算是補充，但是也增加不了多少。在文學方面，看不出傳主的成就，在政事方面，祇看到建德二年丘乃敦崇爲宜州刺史的時候，正在夏秋無雨全國大旱的當中，宜州曾獲大雨，因此蒙到“存心政術，治勤黎人”的温詔。這是政績。庾信下筆的時候，也許因爲無事可紀，録此一端，我們讀的時候，便感覺到這是無意的諷刺。
大致這時文人諛墓的風氣，已經普遍在北朝的氛圍中，更加以種族的政治的壓迫，因此遂有這一批傳狀碑誌的著作。本來文勝於質，以辭害義，久已成爲南朝文人底病態，至此更把文學化作商品，成爲没有内容没有意義的産物，這更是傳叙文學底不幸。
隋代是北朝的尾聲，但是還有許多可記的著作。除開幾部家傳以外，有盧思道《知己傳》一卷及江總《自叙》、劉炫《自狀》、《自贊》各一篇。《知己傳》未見。江總《自叙》見《陳書·江總傳》，自稱“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功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累被摧黜，奈何命也。’時人謂之實録。”
劉炫《自狀》、《自贊》兩篇，皆見《隋書·劉炫傳》。《自狀》畧稱“《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大致是一種近於履歷表的記載，但是仍保存着漢人署行義年底本意。《自贊》便是自叙。劉炫值隋末大亂，死於飢寒，這是未死以前的遺言：首言“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跡，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這是他寫作的動機。以下歷數平生大幸有四、深恨有一：
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 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園，虚名聞于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于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于鳳池，記言動于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閲魚鳥以散慮，觀省井閭，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書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王劭是隋代一個有名的史家。他有《齊志》十卷，深受劉知幾底推重；又有《隋書》六十卷，雖然不傳，但是唐人修《隋書》的時候，便以他底著作爲藍本。在傳叙文學方面，他有《神尼智仙傳》，其後《隋書·智仙傳》即據此篇。《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王劭《舍利感應記》三卷，《法苑珠林》作二十卷，故姚振宗疑爲是書原編二十卷，此三卷或其别本。此外又有《皇隋靈感誌》三十卷，《隋志》不著録。
在史傳和傳叙文學方面，王劭並没有狠大的成就，但是他却代表了一種趨勢。在討論傳叙文學的時候，不容加以忽略。這是什麽趨勢呢？《隋書·王劭傳》評他底《隋書》云：“多録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襍，無足稱者。”又言：“劭於是採民間歌謡，引圖書讖緯，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王劭底《隋書》和《皇隋靈感誌》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廣弘明集》卷十七還保存了《舍利感應記》。這是一部無須收入雜傳類的著作，但是收在那裡，便指示我們如何佛教也避免不了思想混亂和政治壓迫的命運。
混亂的思想在傳叙文學裡面曾經起過一度波瀾。齊時王琰作《冥祥記》十卷，梁時王曼穎作《續補冥祥記》一卷，其實也祇是思想混亂的結果。 《隋志》皆入雜傳類 。到了隋人代周，便在思想底範圍以外，又添上一層政治的因素。自古得國，揖讓、征誅、篡弑，方法雖然不同，但是像隋文帝那樣徼倖得國的，可算是振古未聞。在後周的時代，楊堅祇是一個不學無術、臨陣脱逃的庸材，其後幸虧女兒爲周宣帝皇后，因而復起，但是地位還是非常的狼狽。及静帝即位，然後奪天下大權於孤兒寡婦之手，可是尉遲迥稱兵討逆，大局岌岌可危。以後再賴高熲攻擊，觀戰士女的詭計，總算在觀象轉相騰藉的狀况下面，擊潰了尉遲迥，纔能保持權位，更圖篡立。一切全是徼倖，一切全是欺詐。同時，北方的智識階層的中心，佛教徒正因爲周武滅法的經過而消極地不合作，因此更竭力拉攏佛教徒，以取得智識階層底擁護。王劭底著作，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完成，以取悦於隋文帝，其内容便可想而知了。
《神尼智仙傳》大抵記隋文初生，神尼撫之而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均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及隋文得天下，即言“我興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舍利感應記》則言：“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于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本來興王之初，都免不了相當的附會。在古帝先王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堯後舜裔；在初期儒家思想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讖緯符命；所以在佛教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神尼舍利。這個祇是狠簡單的理由，然而這個理由就完成了王劭底著作。除了王劭，同時還有許善心《符瑞記》十卷，不著撰人，《靈異録》十卷、《靈異記》十卷， 《北史·許善心傳》：“文帝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 。”侯君素《旌異記》十卷， 《續高僧傳》卷二：“侯白奉敕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 。”都收入《隋志》雜傳類。徼倖，迷信，壓迫，獻媚，聯合一致，終于給與傳叙文學以深鉅的創傷。王劭、侯白其實算不上傳叙文學家，但是傳叙文學從他們手裡所受的創傷，却長期留下了遺跡。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在隋代傳叙之下，補録釋道宣《續高僧傳》三十二卷。道宣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没於唐高宗乾封二年，所以他的一生，適值隋唐佛教全盛的時期。《續高僧傳》不但補慧皎《高僧傳》所未詳，同時對隋代及唐初的高僧，給與縝密的記載，而且對於隋代政制以及佛教史的方面，也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籍。討論隋代史實，過於着重佛教方面，或許有一點畸重的嫌疑，但是假使我們瞭解隋文帝底個性，和他得國底原因，以及其後諸子争立，挾僧侣以自重，和佛教徒在當時智識階層活躍底狀態，那麽我們會知道明白了隋代佛教底情形，便會認識隋代政治底一個方面。
《續高僧傳》成於何時，不得而知。從内容看，大致是一部累積的著作。《道亮傳》稱“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七矣”，《慧乘傳》稱“今上時爲秦王”，《智實傳》稱“主上時爲秦王”，《智命傳》稱“今上任總天策”，這是唐太宗時所作的明證。但是《玄奘傳》稱玄奘没於麟德元年，《曇光傳》稱“今麟德二年”，《法沖傳》稱“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這是唐高宗時代所作的明證。所以《續高僧傳》底叙述，至遲必始自貞觀十九年，至早必終于麟德二年，中間至少歷時二十一年，不能不算是一部用力至勤的名作。
中間還有一部分好像作於隋末唐初，其後未及更定者。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入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遥尊帝爲太上皇。次年煬帝被弑，元文都等立越王侗爲帝，改元皇泰。唐太宗貞觀三年，魏徵等修《隋書》，削去大業十四年、皇泰元年的年號，直稱義寧二年。但在《續高僧傳》裡，《住力傳》則稱住力值大業“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智命傳》則稱“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處處都看出道宣保留了一部份隋末的史料原文，未加筆削。
道宣《續高僧傳》雖然到唐高宗時方始完成，但書中所引傳狀，加以計述，狠可看出隋、陳以來，下及唐初這一段時期内，傳叙文學底情態。南方僧侣傳狀，間見徵引，當然是南北統一以後的現象。
行狀方面，有僧宗撰《拘那羅陀行狀》、智猛撰《惠遠行狀》、道基撰《靖嵩行狀》，及《志念行狀》，明則撰《曇遷行狀》。此外如《智顗傳》言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大約亦是行狀之類。 今《大藏經》題稱《隋天台智者大師别傳》，門人灌頂撰，但文言“謹書十條繼於狀末”，又稱“披尋首軸，涕泗俱下，謹狀本篇”。原稱行狀，不稱别傳，即此可知 。
自傳見於書中者，《法純傳》引其自叙云：“余初出家，依於山侣，晝則給供請衆，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
别傳見於書中者，有《静嵩傳》、《那連提梨耶舍本傳》、《僧曇别傳》、《靈璨别傳》、《信行本傳》、《智顗别傳》、《智顗行狀》、《曇遷别傳》、《覺朗别傳》、《慧達别傳》、《神尼智仙傳》、《明馭别傳》。
《慧稜傳》稱慧稜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與他讀之，不得其志矣。”《岑闍梨傳》稱“又遥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鬦訟不可住耳。’”皆與自傳相近。《法論傳》稱法論“續叙名僧，將成卷帙”。《浄辯傳》稱浄辯爲《感應傳》一部十卷，《闍提那斯傳》述隋文與闍提那斯問答，即言出《感應傳》，則道宣曾見是書可知。這些都是總傳。
從《續高僧傳》所司傳叙目録看來，在道宣以前，佛教徒中間傳叙文學還是盛行，所以唐初便有《續高僧傳》以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名著，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般的傳叙，這時已經衰落，祇令人對於以前的盛況，抱着無限的悵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