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辈知识人，多在西学影响下长大。后人说我们是“中西合璧”，意思是说，这辈人有些国学根底又受过西学熏陶。
林耀华1982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前。
我本人就是这样。早年开蒙，虽是在家乡福建省上私塾，但当时私塾已经很有“中西合璧”味道。后来到福州的英华中学，再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又到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一直拖着一颗中国人的脑袋在现代西学的教育体系中颠簸，接受熏陶濡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说到底也还算是西学。早年我受同乡先生严复影响，以为现代科学是救治中国的良方。后来接触鲁迅先生的作品，又感到历史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总之，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我就是在这种由时代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引导下，于1928年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系。
青年时的林耀华在家乡。
我的早年生活情形，多已写在我的“传记式”作品《金翼》（Golden Wing）里。该书的大陆中文译本由学生庄孔韶与敝子宗成合作完成，已于198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此之前，还有宋和先生翻译的台湾中文本，书名为“金翅”。细心的读者不难从这本书里面找出我童年的影子。有书为证，我本来不必再费笔墨。但想到许多人对于我为什么在当时选择了社会学道路，早期做过哪些探索，现在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恐怕还有兴趣而不得其解。由我本人在世纪之交把这些话题扯一扯，或许可以作为后人选择生活和治学之路的参考。所以我还是乘这个自己能动、学生帮忙、出版界不弃的机会，做个交代。至于叙述中肯定会有挂一漏万和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那都是年龄作怪，只能请读者海涵了。
青年时的林耀华在家乡。
我1910年出生在福建古田的岭尾村。现在回忆起来的是：家乡有一间读私塾的屋子。小时候，我的家境略能温饱，我本人又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得到父母偏爱，所以五六岁时就被送进去发蒙。私塾先生教我们背孔子的话，一遍又一遍，内容包括《论语》和《孔子家语》。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手里的竹板。哪个小孩背不出来，他就用竹板打手心。儒家经典里的警句，哪怕是通俗的，也不完全适于儿童。这样死背，也许是为了长大之后的潜移默化吧。我现在也承认儒学的道理深刻，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后来靠了许多实际生活的经验才理解的。当时从小学到中学，中国古典文论诗歌学了一些，又深深地卷入了日常的民俗生活，耳濡目染。这些就算是我在走上学者生涯之前奠定的知识基础了。
1928年我进入燕京大学，是因为受了在外读书见过世面的大哥林升华的影响。当然，里面也有我作为年轻人企盼远离家乡，增广阅历的动机。那时交通不便，从福建到北平（今北京），先是乘船，再乘海轮，最后搭乘火车才能到达，可谓费尽周折。当时的路途也不太平，常有土匪截道，如《金翼》里所写的小哥与同学在上学路上被土匪绑票的事，今天的青年人难以想象，以为是小说笔法，其实那都是亲身经历。当年中国山区的情形就是那样。总之，当时人求学很不容易，要冒风险。好在我生在乡下，吃得了苦，走出了这一步。现在跟孩子们开玩笑，我说这家里就我一个乡下人。孩子们也乐于承认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道理。接下来就说我这个乡里人是他们这些城里人的衣食父母了。对学生们我也常讲，年轻时不要怕吃苦，心里要有目标和理想。燕京大学就是我当时求学的目标和理想，至于进社会学系，则是“推拉”作用使然。“推”我的是好奇心，“拉”我的则是这个系的影响力。我的老同学费孝通说，他是1930年转学到燕大时才知道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我入学的情况与他不同，但跟他一样，入学伊始时我对社会学也一窍不通。至于我后来能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里有所贡献，那全应该归功于吴文藻等老师的栽培，归功于燕京大学和以后的哈佛大学的培养和教育。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22年。社会学在燕大单独建系的动议，首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驻华同学会的步济时（J. S. Burgess）、甘博（S. D. Gamble）、甘霖格（L. Sweet）、爱德华（D. W. Edwards）诸位先生提出。他们认为社会服务事业非一方面可进行，要顾及整个社会，故应成立专门的学系。1925年，该系名称又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1926年，燕京大学增设研究院，开始培养研究生，正是日盛一日的时候。我1928年到燕大时，社会学系开出的课程基本上分成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两支。理论社会学课程分三类：（甲）普通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乙）人口、家庭、地方社会组织、领袖、集合行为、中国社会变迁、社会运动自然史、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丙）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高级社会人类学、当代社会学说等。应用社会学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控制方面，强调大转型时期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既把中国问题当做整个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又看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与独特性。当时社会学关注的热点有平民教育运动、农村运动、社会实验运动以及种种政党和文化运动等。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一是理论研究人才，一是社会工作人员。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很感兴趣，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毕业时，我获得了当时作为对优秀毕业生鼓励的“裴陶裴奖”。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奖励。获得“裴陶裴奖”的条件简单而生硬，那就是要求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各门功课成绩全优。这样到毕业时，获奖人自然脱颖而出。得了这个奖，出国留学就很便利了。
读大学时，我个人的训练主要在理论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有吴文藻、许仕廉、杨开道、甘霖格，后来还有到中国讲学的派克（Robert E. Park）、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Brown）等，都是一代宗师。回首往事，我的社会学知识主要是在燕大读社会学系时打下的基础。最初，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程，和当时中国其他教会办的大学一样，主要用英语讲授，用的也多是外国教本。这就出现了怎样把这些外国知识变成中国学术的问题，或者说是学科中国化的问题。
林耀华在燕京大学时，和师友在一起。
燕大诸师长中给我恩惠最多、对我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吴文藻先生。他不仅在学术上帮我教我，而且授我以为师和待人之道。这一切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事实上，我在垂老之年身边能有这么多学生帮忙，从年届八旬的陈永龄教授到而立之年的晚辈们都肯对我推心置腹，都可以说是吴师门下的遗泽所致。每次看到这些学生来访，我就想起吴师和冰心师母在燕京大学的家中接待我们时那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于燕大同学，现在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费孝通、瞿同祖和黄迪三个。这是因为我们不仅同学，而且同年，都是1910年生，都属狗。后来大家都学有所成。师母谢冰心高兴时又喜欢开玩笑，所以圈子里的人就有了“吴门四犬”之说。
林耀华和他的老师吴文藻（右六）、冰心（右四）在一起。
经过四年的学习，我要毕业的时候，选了“严复研究”这个题目。今天许多人会感到惊讶，感到“严复研究”应该是一个思想史或近代史的题目，而不像社会学系学生的研究选题。其实，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的燕大社会学系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己任，除了社会现状与理论研究外，中国思想家的学术与社会思想自然也是重点内容。
“严复思想研究”是恩师吴文藻先生指导我做的。吴先生1929年回国后到燕大任教。最初，系主任许仕廉请他担任“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当时，他从美国学成归来，不久就与著名作家冰心女士结婚，在社会学系的学生中很受崇拜。能够请吴先生担任论文指导老师，也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和庆幸的事。吴先生以为研究严复的生平与学说，对于实现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很关紧要。事实上，我的前后同学中也有不少都选了以中国近代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的研究题目。例如，周振光做的是“曾国藩领袖之分析”，黄文宗做的是“孙中山之社会思想”等。类似的研究实在是当时燕大社会学系的一个特色。除了社会学系的传统外，我个人选定严复还有以下几个缘由：
（一）严复的地位。
我在学校读书时，就知道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蔡元培语）等评价。他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特别是他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引进的贡献之大，有不容忽视者。
（二）我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方面，严复曾有特别的功劳。
他系统翻译介绍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社会学思想；他对近代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译著中将传入之初的社会学译为“群学”或“人群学”，并将其列于“经世之学”之列。严复不仅是启蒙思想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者。研究他的社会思想与学术成就，可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以及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
（三）我与严复是福建同乡，且一向仰慕先生的思想与学识。
少小时代，受大哥及所赐书报影响，即对严先生为人为学心向往之。在燕京大学有此机遇，我更感到研究严先生的生平与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四）当年胡适先生曾言：“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由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胡适先生这段话对我是一种很强的刺激。我在论著的序文里曾言：“今此篇之作，近承师友之赞助，远则蒙启发于胡先生焉。”这里，“胡先生”指的就是当时我很景仰的胡适先生了。“师”主要指吴文藻师，“友”主要指严复先生的后人（侄孙）严群。
（五）我与严群君是同窗好友，交往中曾在其处获见严复先生遗著多种。他也慨然相借。后来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查阅侯官先生未出版的著作、往来书信，甚至严氏家谱等外人不易见到的资料。主要有《评点古文辞类纂》、《评点王临川全集》、《家书》（严氏家藏墨迹）、《论子书》、《与侄书》、《与弟观澜书》、《遗嘱》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侯官先生的生平、社会活动、社会交往以及思想发展等，都是非常重要而又难得的珍贵材料。
顺带说到，我与严群先生结下的深厚友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一直保持到他80年代仙逝。正是与他的交往使我认识到，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人际之间的沟通与信任十分重要。搞好这种关系，是进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一步。此后六十多年的田野工作经历，使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此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从事调查研究，我都秉承此点，把它当做一项工作原则。只有与当地人，也就是与你的研究对象搞好关系，你才能取得信任，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事后看，我在从事严复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这条经验，与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准则不期而合。
后来研究义序宗族社会、金翼黄村和大小凉山、康北藏民、四土嘉戎以及云南和东北的民族识别，我都无不受益于这条经验。人类学是人的研究，也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更为和谐美满才进行的研究。良好的人际关系正是和谐美满的开始。因此，所到之处，我都先从人际沟通开始。有了友谊和信任，剩下的工作成果就只是刻苦和时间的问题了。西方人倾向于把人际关系看成“交换”或者“互惠”关系。换言之，搞好人际关系是个手段。作为中国人，特别是步入老年后，我越发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一点。我觉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过好一生至关重要。人生在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亲人、朋友和所交往者提供帮助和方便，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如果把这当成手段，那什么才是目的？哪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目的呢？
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小社会、小社区里的平民百姓。如何摆正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我们做人类学、民族学的，往往都是有经验也有教训的。以中国学者而论，大多数人我想是抱着认识中国、振兴中国的目的来从事研究的。但其中也有功利思想浓淡的问题，也有以研究对象为友、为师，还是以他们为愚氓，因而好为人师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在人们心目中塑造出我们学科或学者的形象。如果只是学问成功，而坏掉了学科或学者的形象，那总归是不太划算的。须知人类乃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西方大国对我们颐指气使，中国读书人尚且深觉不快，更何况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人，怎么能够因为从事了“人的研究”，就自以为肩负大任，气势凌人了呢？我在晚年愿对年轻人说这些话。
好在人类学民族学不仅是研究人的学科，还是一门人类（和人类学家）进行自我反思的学科。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也开始有一种“反思人类学”。“反思”什么？大而言之，就是反思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反思人类与环境及众生之间的关系；小而言之，就是反思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看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沟通时是否太过急功近利，导致人际关系上的短路现象。世界不是圣人组成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也难免各有所图。但作为研究者，我们是主动的一方，是我们去找研究对象而不是人家来找我们。因此，我们首先要端正态度。课题固然要完成，文章固然要写出来。但为做这些事而与其他人打交道时，我只求大家持一种安步当车的心态，从容舒缓一些，把人看得比名、利、物更重一些。我现在已经无力去跑田野了，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自认为还算勉强过关。
前面讲过，“严复研究”在中国与社会学是有相关性的。接着讲材料的搜集过程。当年，受吴先生启发和社会学新流派的影响，我有意用了一点人类学方法。当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出版资料，也就是严氏的译著及研究论著，然而距我写论文所要求的仍相差较远。于是我在图书馆之外另辟一条门径，通过同窗严群的关系，找到了传主的“家里”。结果，那篇学位论文除了正式出版的文献外，也用上了许多未出版的资料乃至一部分口述史料。当然，这项研究主要还是文献性的，虽然有传记性质，但与人类学的“个人生命史”方法还有差距。受知识所限，我也没有采用西方学者常用的心理分析手段。这篇论文主要是对严复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
完成后的《严复研究》，就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写成的时间是1932年。许仕廉教授是我的论文评阅人之一。他给的评价很高，更坚定了我一生读书做学问的信心。吴文藻师对我的论文也赞赏有加。次年，该文主体部分被推荐发表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七卷上。写成时的论文全文有12章，目录约略如次：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二章 生平事略
第三章 学说渊源撮要
第四章 社会进化原理
第五章 中西社会进化之比较
第六章 国家进化之根本原理
第七章 中国社会问题
第八章 中国政治问题
第九章 中国经济问题
第十章 中国之变法图强（一）
第十一章 中国之变法图强（二）
第十二章 教育学说
向《社会学界》投稿时，我删去了第一章，篇末则增加了“严复影响”一章。发表时受篇幅所限，我又割舍了第四、第六两章以及篇末新增加的“严复影响”一章。这样，原文大约12万字，发表的部分约计8万字。题目也修改成“严复社会思想”，这倒更符合论文的内容，但那篇完整的论著从未发表过。遗憾的是，我投给《社会学界》的底稿现已不知去向，而增补的“严复影响”一章又未收入前已入燕大图书馆收藏的学位论文。这样我当时对严复影响的评述的最后一部分可能就不复存在了。现在我年纪已大，精力不济，加之时间久远，具体内容已无法追忆，更无力重新补写。人生不如意和无可奈何事本来也多，我对此倒不甚介怀。
欣慰的是，学术总有薪火相传。六十多年过去，严复及近代思想的研究已结出无数硕果。严译作品多次再版，前述未刊著作及部分往来书札也早已面世。这使今天的研究条件大大改善。严复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翻译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不少成果问世，我因年轻时接触过这个题目，所以很是欣喜。权衡之下，我觉得对严先生的社会思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因而感到旧著仍值得在此略做简介。
当年的论文印刷技术远不普及，连机械打字机都很少见。我们燕大学生的论文多是用毛笔逐字抄写的。在方格纸里竖行抄写蝇头小楷，那功夫得益于早年的国学。我的论文原件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热心的学生曾帮我复印一份存在家中。闲时翻看，很为年轻时居然有此能力而感叹。可惜后来经年不练，竟把这点功夫荒疏了。
林耀华和他的学生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
年轻时的社会学研究作品大都随着发表而流失，我也不觉可惜。唯对《严复研究》一文，我一直偏爱着，也亏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居然为我保存下来。初出茅庐的作品，自有不足之处，但也较少束缚。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让我乘机把当年讨论的几个主要方面简介一下，供查阅资料有困难的年轻学生和读者朋友们参考。
时代背景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大师，严复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难以估量。然而，一种学术思想之产生，莫不有其时代背景。
盖先必有社会现象之变迁，而引起先知先觉者之思虑，于是因其时代之利弊，发为议论，而谋补救之方。思想传播、激动人心，实行之士遂相率而从事改革焉。此学术思想与社会现象互为因果之所在也。
具体到严复：
前清末叶，方古今学术递嬗之日，中西文化荟萃之秋，其思想之复杂，可以概见；然必有人焉，出而汇万流而剂之。成此举者，侯官严几道先生是矣。
严复之前，国人对西学的理解相当肤浅片面。概以为西学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的就是制造轮船大炮。时人以为西方之强大，“只在其船坚炮利”。因此，就有官僚谋办江南制造局，李善兰、华衡芳等翻译科技书的举动。当时虽然也有国际法及政治方面的少数书籍翻译，但基本上不成气候。除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官方一般人仍不相信西方有值得学习的社会思想。
1894年甲午战败，国人震动。中日水师装备不相上下且战场距中国更近，为什么中国战败？在英国学过海军技术的严复转而翻译西洋哲学及社会科学书籍，蔚成当时流行的学术。他翻译了《天演论》一书，意义很大。
（《天演论》）提倡种族自强之说，尤为一般人士所乐闻，盖国人愤于中日战争之败而欲自强之道，故此种学术之来，趋者若鹜焉。……转至清末民初，国人崇尚西学，而轻汉学，至是能不为叹乎？
就当时国内形势看，始自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清末民初演成振兴民族的革命思潮。民族革命思潮强化了许多人的排外思想，国人虽佩服西方船坚炮利，而于经济学术，仍以为中国所独优。深通西学的郭嵩焘等竟被“清流舆论”万般排挤，斥为“汉奸”。现在看，这种在激进民族主义驱动下的盲目排外思想，误国误民不浅。
又看世界局势：维也纳会议之后，发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成为反抗外来势力和正统权威的旗帜。19世纪中叶起，欧洲诸民族国家之间屡有大战，诸如克里米亚之战（1854—1856）、意大利内战（1859—1860）、普奥与丹麦之战（1864）、普奥之战（1866）、普法之战（1870—1871）、俄土之战（1877—1878）等，“莫不直接或间接受民族统一独立运动之影响”。
再看学术思潮：19世纪中叶，孔德在社会哲学中提倡实证论（Positivism），认为一切学问皆可用科学之方法研究。达尔文观察生物界多年，于1859年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时称演化论）。赫胥黎和斯宾塞将其引申发挥，援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演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他政治、经济、法律、历史诸学科，亦于是时大抵于成。
然此等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之言论，莫不以拥护军国民主主义为目标，而斯宾塞之“适者生存”一语，即直指国家之所以成立而言。军国主义者利用此种哲学，扩张军备，于是忘其自卫之本旨，而为“生存竞争”之涂术焉。
这一章的结论是：西学传入后，国人对国学的轻视与误解，都强烈到很忧虑的程度。而在西方，也颇有人倡导以科学哲学（“适者生存”原则）为建国之基者，甚至试图不顾风俗、文化、历史、地理差别而强求跨国统一。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严重玷污了学术名誉。学术固然有其“器”用，但它主要是“道”。一个社会若把所有学术都当做“器”用而不得其“道”，这个社会就相当危险。
严复生平事略
我将严先生的一生分为四大时期，即幼年时期（1854—1866）（严复生于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公历为1854年1月。原论文仅据咸丰三年定为1853年有误）、求学时期（1866—1879）、仕任与著述时期（1879—1916）、老年时期（1916—1921）。这种分期法与一般人的分期不同。现在也有人按严复的思想变化轨迹，将其分成四期的。这也构成一家之说。我当时的做法是根据族谱等资料，将严复幼年时期尽力钩稽，恢复了“有血有肉”的童年面貌。严复求学时期的要点有二：一是他在留英期间深受郭嵩焘赏识，引为忘年交；二是他与日本贵族伊藤博文交好。此人甲午战争后对中国的蔑视和对中国使臣的羞辱，有令人发指者。其后来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于哈尔滨，也是恶贯满盈之报。
对仕任与著述时期的严复，我进行了大书特书。（一）办学：分为水师学堂和天津俄文馆两个阶段。他回国后受李鸿章器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20年，自总教习、会办直至总办。然在甲午战争前，他一直过着海军学校教官生活（我读陈宝琛所作严复墓志铭，感到陈颇疑李有将严投闲置散而不重用之心）。（二）社会活动及贡献：实则李氏很器重严复，只是不得其道，不理解归国学生情怀。例如，李曾示意收严复为门人弟子，严先生弗屑。从材料上看，他对李鸿章的洋务事业有不同看法（事见《严几道致四弟书》）。严认为救国必须效法西洋，进行体制改革，学西洋而沉迷于器物层终无所成。甲午战败，他受到极大刺激，从此无心仕途，专注学问，潜心著述。其所译《天演论》问世后，名声大噪。此译著未版时，梁启超曾借取抄读，足见影响之大。译述之外，严也在报刊发表文章，如《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建议清廷变法自强。后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这份报纸与梁启超在上海办的《时务报》成为南北呼应的两大报纸。
戊戌变法失败，对严复又是一次打击。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先生就此结束了水师学堂的稳定生活而过上动荡的日子。他先在上海开馆讲学，后到开滦煤矿任华人总办。1902年任编译馆总纂，曾与“桐城派”吴汝纶过从甚密，经常与其谈论新学，对西学与国学关系的认识也更为明确，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论。有人认为先生为文与“桐城派”酷肖，是“桐城派”吴汝纶的弟子，其实不然。我查阅严氏家藏其与吴氏往来书信及其他墨迹，终于澄清事实：先生以古文笔法译西书固也，但未曾执弟子礼于吴门。所用证据包括：（一）严先生为吴芝瑛作序，称“吾先友挚甫先生犹子”（《严几道文钞》卷五，第30页）。（二）严氏家藏“吴芝瑛书墨迹”，吴称严皆为“几道先生”，称“公”，亦有自称“弟”处。（三）先生挽吴联虽有“兼师友”三字，然观挽联、挽诗皆不似徒弟语气。此后的严先生先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学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后还曾当过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挂名校长。
整体而言，严复一生在仕途上一直失意，但他与许多近代新派人物的瓜葛也很深，所以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我个人认为，他在近代思想启蒙上的贡献实超过康、梁。这是因为他不仅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而且大量翻译西方最先进的思想著作，介绍民主和科学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严氏的著作略分为著述和译著两类，其中又以译著影响为大。他翻译作品都经过精心选择。现在这些作品都已出版，所涉学科包括经济、政治、哲学、法律、社会诸方面，已成为学术界习知的内容。所不同者，大家耳熟能详的译著共有8种，而实际上他译过10种。8种之外还有卫西琴（Alfred Westharp）的《中国教育议》（1914）和密克的《支那教案内论》（1892）。二书都是针对我国情形而作。其余8种则皆欧洲学术思想名著，也最能代表当时各派重要思潮。但《穆勒名学》仅译了半部，贺昌群在《教育大辞书》云“严氏所译9种中（实为10种），唯《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为取原书而全译者；《群已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仅长篇之论文；《天演论》亦为《赫胥黎全集》第九册“演化与伦理”中之序论与本论两篇。此与事实不符，我在文中一一辨清。《名学浅说》大旨译自耶芳斯之Primer of Logic一书，但设譬引喻则多出己意，正如严氏自己所说“吾之言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严复《名学浅说》作者自序）。这反映了侯官先生翻译的旨趣和风格。我尽力将严复译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因为这是研究思想状况、学术成就、贡献以及他的翻译理论等问题的前提。
严复的学说和思想
在分析严氏的著译时，我除将它们列举之外，还专设“学术渊源撮要”、“社会进化原理”、“中西社会进化之比较”等章节讨论其内容。关于学术渊源，我认为严复接触到了19世纪的主要思想，如演化论（Evolutionism）、实证论（Positivism）、功利论（Utilitarianism）。他受此三派思想的影响最大。演化论代表人物有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实证论代表人物为孔德（August Comte）和穆勒，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有边沁（Bentham）和穆勒等。我将他们的学术思想一一分析，追溯渊源，剖析主旨。这个过程也是我熟悉西方学术思潮的过程。写作期间，我将15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思想理了数遍，对西方思想史已能了然于胸。到了这时，我才明白吴文藻师的用意：通过严复而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历程，可以加深对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位置的理解，也是对四年所学知识的大检验。再由这些理论的反思开始思考中西社会之异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等现实问题，就能对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在中国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有个清楚的认识——明了本学科的目的、能力、责任和前途。
林耀华198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座谈会上。
关于中西社会进化（发展道路）的异同，我做了如下比较：（一）从图腾、宗法和军国三方面剖析中西社会方式之异，以及由此而来的进化和发展方式之别；（二）从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法制精神三方面剖析中西文物制度之不同。其实，这些都是受严复先生启发。例如，严先生关于中国以家族主义为中心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比较曰：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许。（严复《严几道文钞》卷二，《保种余义》，第7页）
又如关于中西政治之比较，严先生指出中国宗法社会，以家法治天下，尊君主之权，此即孟德斯鸠所谓中国政府乃父母政府也。西方则权柄在民。谓：
西人言政也，以其柄为本属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且必因缘事会，而后成之，察其言外之意，若唯恐其权之太盛，将终不利于民也者，此西说也。中国之言政也，寸权尺柄，皆属官家；其行政也，乃行其所固有者，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而整齐之，虽至纤息，终无有人以国家为不当问也，且以为能任其天职。其论现行政柄也，方且于之而见少，又何尝于之而见多，论者若曰，凡使吾之至于此极者，皆国家之勿事事致之耳，此中说也。（严译《社会通诠》，第131—132页，按语）
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严复也有独特视角，分为贫穷问题、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和罪犯问题等加以讨论。他认为中国贫穷的原因，一是人们“安于简陋”，二是“苛政深律”。贫穷之中最甚者有二事，即“钱荒”和“谷贵”。贫穷自然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被他列在各种社会问题之首。孟德斯鸠曾谓中国有人口过庶之患。严复于此有切身体会。他认为这除了宗法的影响外，也是教育缺乏，即人们的愚昧所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之说，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它加剧了西方的殖民与扩张，也使列强姑息纵容日、俄对中国的觊觎。对此，严氏疾呼富民强国方为根本解决之道。中国家庭制度中有许多陋习，如女子地位的低下、多妻盛行、早婚弃婴等。严复认为，中国家庭女子地位低下、婚姻制度不良，以致人口过剩，生活困难。欲求改革，必先废宗法之制。受他的影响，我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症结，“当以贫穷为最，贫穷之因，由于人口‘过庶’；过庶之患，出乎多妇及早婚之俗。际此人满罹患之日，民业未进之世，罪犯丛生故无疑焉”。而法律方面也是问题成堆，号称“礼仪之邦”，而治国以刑不以礼，刑罚严酷而刑狱不公。特别是在租界内存在治外法权，导致主权不完整和政治不统一。
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框架内，我分析了困扰中国发展的诸种因素，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目标。我把严复关于政治的主张，分专制政治之剖析、政治与舆论的关系、中国法制之软弱性以及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等几个方面具体分别叙述，既谈问题，也提出解决办法。
对外关系上，严氏对“崇洋”和“排外”两种思想都做了挞伐，特别结合“教案”，讽刺了“开禁”以来，盲目排外的种种恶习，认为此于国家昌盛有百害而无一益。我对此的感悟是：国人长期受闭关锁国之害，害怕与外人接触，由“恐外”而“排外”，或者走向另一极端——“崇洋媚外”。例如称外人为“夷狄”、“鬼子”，均是不正常心态。有一个材料说到，侯官赴台湾协助处理对日事务时，曾有一欧洲人同往，差一点被“生番”抢劫。侯官出面后才得幸免。看到这些内容，我内心如焚。积贫积弱的中国何时才能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一种平静心态呢？
经济是国家命脉，生计根本。它与政治、社会问题密切关联，结成互动“三角”关系。我国当时经济问题重重，不仅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其他如财政、赋税、中外贸易等，也是举步维艰。严复认为，要解决上述诸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我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严复的变法主张。
变法图强
严复也重视科学，认为“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矣”。但他更重视社会改良。他批判洋务运动，认为那只能得其表象器物层而未学到要领处。他自称“天演哲学家”。他的思想既有“力今胜古”、“黜伪崇真”、“更革心思”的新锐精神，也有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君主专制的改革精神。他的变法主张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变法大旨、民权学说、三保主义与操作方针等。
事实上，严复在戊戌之际即主张变法，认为这是世变之所由趋。虽然道可不变，但法不可不变，否则不能图强。他引用《天演论》的学说，论证“变”之难免：
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迄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其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也。（严复《严几道文钞》卷一，《上皇帝万言书》，第3页）
又云：
夫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一疑，更仆能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弊，则人心亦弊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中土政教，沿数千年之恶习，今而不知为变，灭国亡种之祸，旦夕至矣。（严复《严几道文钞》卷二，《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第27—28页）
在变法的操作步骤上，严复主张缓进改良。他主张变法要全国统一进行，不能轻于一个地方而重于其他地方。他对于戊戌变法采取急变的做法有不同看法（事见《严几道与视熊纯如书札节钞》十八，《学衡》第8期）。他受英国政治思想之影响，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就是说，考虑变法问题时必须结合中国民情现状，不可以情绪用事。
我在论民权主义时，重点分析了侯官先生对自由、平等的看法，认为这也是他所主张的变法内容。严先生的“三保”主义是指保种、保教、保国三者。保种的途径是：（一）禁止早婚，（二）禁止缠足，（三）戒鸦片，（四）泯满汉之争。保教中对“孔教”、佛教、基督教都有许多看法。保国有两点：一是去旧官吏，二是抑制新官吏。
基于以上对变法的全面分析，侯官特提出如下几项建议并上书皇帝：（一）治标政策，以“联合各国之欢”、“结百姓之心”和“破把握之局方针”三项最为重要。此为未变法前所宜实施之前奏（严复《上皇帝万言书》，第18页）。（二）根本改造即变法的主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和实行地方自治。
我现在认为他的这些变法主张，对晚清中国确是一条有效的救补之途。但渐进与革命两途究竟哪条更符合中国国情，哪条更可行，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被后来的历史进程决定了的实践问题。对此，我不能再做评论。但在思想层面上，我觉得还是可以这样讲：当时中国改良的内外部环境都太过紧迫，没有空间，以至非革命不可，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革命在所难免。但革命的目的，应该是为改良或改革争取空间。一旦有了空间，即当积极从事建设和改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前人的改良思想，就要更注重其合理性。
后来，不少学者评述严复的变法思想不够“彻底”，对旧东西太过依恋、温柔，是“改良派”，甚至是“阶级调和”。在这种气氛下，我关于严复的论述也因褒扬过多而受到过抨击。曾有学者将严复一生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即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是全盘西化时期；此后到清末民初他的思想趋于中西折中；民国以后更趋于复古。革命时期，人们欣赏第一阶段的他，认为其思想明确而彻底，如他对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尖锐批评，认为牛之体不可为马之用：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人们对于他第二阶段的思想贬抑较多，而对其晚年思想则完全否定。这样的评判，当然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为标准。形势发展到今天，我倒觉得对严复主张折中和保守思想根源及理由，要多做分析和挖掘。
严复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也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同意杨雅彬的总结：第一，翻译“进化论”的著作，系统介绍了当时西方的社会学思想。他引进斯宾塞的社会平衡理论，说明民主和自由都是适应社会进化的内容。他还结合中国形势对“进化论”思想做了发挥，在当时起到了唤醒国民的作用。第二，他系统引进了西方实证主义和科学方法。这成为我国早期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第三，对“群学”即社会学的介绍。他翻译了社会学的专门著作《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即《社会学研究》）。他解释社会学是“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意思是社会学能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发展现状，对社会趋势做出预测。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实现“正德、利用、厚生”（严复《群学肄言》序）。在“译余赘语”里，他指出《群学肄言》一书还不是社会学本身，而是社会学概论和方法，“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他还主张把社会学（群学）推广，列为教育内容。他看出社会学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两者可以结合起来。由此而显出他对社会学的第四个贡献，即中国人学习西学，包括社会学，不能“食洋不化”，而要处处注意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实际的结合。
正在写作的林耀华。
总之，作为从社会学出身的一个学者，我由衷感激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思想家们将现代科学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学术对于社会的了解，除了采风体验和听讼之外，从此有了一套切近社会实际的科学方法。应该说，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远不限于严先生一人。例如康有为当年开办的万木草堂就设有“群学”内容。当然，社会学真正在我国的扎根，还在严复之后。但其为中国强盛而殚精竭虑，其选择社会学和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慧眼，其介绍西学的首役之功，都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详细消化。特别应该指出，严复能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对照西方理论而提出了针对当年现实的“变法图强”措施。
我的治学之道就是这样在吴文藻等燕大老师的帮助下，从社会学入门，从严复入手，逐渐展开的。回顾起来，从这个门径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还是有它的好处：它使我有机会先把中外学术思想史做了一个粗略比较。这个比较搭起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使我能够在不同的空间里——无论内地边疆，无论抽象具体——容易调整自己的研究题目和角度。这个知识基础与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剧烈变化的时局，把我塑成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位一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