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季和漫长的犁耕季节之前，金翼之家的男男女女齐上阵，把谷子加工成大米。第一道工序是用石磨为谷子脱壳。这需要两人协作，推磨的通常是成年男人，像大哥或者四哥，另一位往磨洞里添谷子的大体是女人，比如黄太太或者伯母林氏。两个男人合作的情况很少。有时南明可以独自一人脱壳。
脱壳之后，他们用簸谷机扬去谷壳，然后大哥把脱壳的谷子搬到水磨坊。水磨坊在河边，是黄氏宗族的先人所建。它的外面看起来像一座两层楼的房子，第一层是磨坊，第二层做过校舍，玉衡以前就在这里教书。磨坊是全村的公有财产。
脱壳的谷子倒入磨坊的石臼后，大哥解下挂在天花板钩子上的大石杵。这些大石杵与水轮相连，流动的水带动水轮，石杵于是有节奏地上下敲打石臼。舂米完成，大哥再把石杵挂起来，然后用铁勺把米舀出来。一旁倚着大木架站着的伯母林氏和黄太太，现在开始用筛子筛谷壳。大米还要再经过一次簸谷机，才能清掉残留的谷壳。经过这一道工序，大米加工就完成了。大米可以吃，也可以卖出去，谷壳则留着喂猪。
留足了口粮，大哥就准备把多余的大米运去湖口店里出售。他让南明和二哥把几筐米搬到堂屋，他在那里放了一个敞口的大筐。当所有的米都倒进大筐之后，大哥闷了一口水喷洒在米上。同时，他蹲下来用手搅拌大筐里的米。他边喷水边搅拌，如此重复，直到他认为大米已经足够潮湿为止。之后，他用斗量米，喷过水的大米被倒入麻袋，每一袋装十斗米。
现在，大哥、二哥和南明三人，每人用右肩挑着两麻袋米，又用一根齐肩高的木棍，将扁担的重量传递到左肩上。这样，左肩就分担了一部分压在右肩的重量。沿着西路往湖口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几队挑夫，有的在树荫下休息，有的则匆匆赶路。
三人中南明是最先到达店铺门口的，他看到店里已经挤满了人。东林正蹲在地上检查一袋米，不时与一名陌生人讨价，看到南明，起身表示欢迎。
南明进来的时候，正遇到一次很典型的讨价还价的过程。陌生人站在东林旁边，让他提点价。但东林摇摇头说：“兄弟，你的米掺了太多水，不管怎么说，都不能提了。”
于是陌生人一边抓起靠在墙上的扁担，把两袋米系在扁担两头，一边不甘心地对东林说：“你隔壁的店铺给我出的价更高，但是我没有把米卖给他们。如果你连这么一点价都不肯加的话，我为什么不回去隔壁那家店呢？”这些话是卖米人在讨价时常说的。
“你能让我看看你另外那袋米吗？”当陌生人似乎真的要离开去隔壁店的时候，东林问道。
“当然可以，”陌生人答道，又把米袋从扁担上解下来，拉过东林还没有看过的那袋米。
当陌生人打开第二袋的时候，东林蹲下去把手插进米中。拨拉了一会儿，他用力抓起一把米捏成一团。他随后伸出手，把结块的米给陌生人看。陌生人一直紧盯着他。东林最后说：“兄弟，看看你的米掺了多少水啊！”
“天呐！”陌生人反驳说，“你的手握的像铁钳一样。像你那种握法，就是沙滩上的沙子也会成团的。”
东林起身坚定地对陌生人说：“刚才的价格我再加一毛钱。你知道你的米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价了。”
“店家，加三毛怎么样？爽快点，我不想浪费时间。”陌生人诚恳地问道。东林摇摇头，陌生人再次抓起扁担，把米袋系上去。当他挑起担子，慢慢地走到门口的时候，东林在他身后喊道：“兄弟，这样吧。”说着，他伸出两根手指，意思是他会在原价上加两毛。陌生人回头看看东林的手指，站定了一会儿，似乎在思量。“好吧，先生，”他说，“我把米卖给你，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这些时日以来，东林是店里唯一的掌柜，因为芬洲越来越多地待在家里的新居中。这位上了年纪的姐夫近来变得懒散和悲伤，尤其是那个在福州贩鱼的长子茂魁死后，更是如此。茂魁在城里染上了疫病，突然亡故。他的遗体入殓后运回家，但是立即下葬了，没有进入家人居住的新居，因为传统上禁止亡故在外之人的遗体进家门。茂魁的妻子是一个木讷、羞怯但忠贞的女人，在他们十年的婚姻中，没有生下一男半女。现在，她的丈夫亡故了，芬洲不知从哪儿收养了一个婴孩，做她的儿子。她很疼爱儿子，准备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延续茂魁一支的香火。
东林对芬洲的处境深表同情，同意他退休。为此他承担起了店里所有的责任。做了一辈子生意，他成了大米估价的专家。作为店里的掌柜，他指点伙计、账房、店员和学徒，使店铺成为合作且协调运转的整体。
在店里，地位仅次于东林的是曾被绑架过的前账房云生。他接替芬洲成了大夫，负责药店，帮助打理整个店铺，也偶尔出来和卖米的人议价。一个陌生人来卖米，看到东林与第一个人谈拢了买卖，便从云生转向东林，要他看看他的大米。东林照做了，又问了云生他给了什么价。东林顺着他，告诉陌生人云生的价格是合理的。他的米不仅掺了水，而且加工得不好。东林总是认同下属的决定，也赢得了他们的忠诚。
在大厅中央，主管的店员正忙着为大哥、二哥和南明带来的米称重。由于这些米来自金翼之家，为店里的掌柜本人所有，用不着议价。在三人的帮助下，店员把六袋米过了秤，倒入一个敞口的大筐，再装回袋子。每次称重之后，他就把卖米人的姓名、数量和价格报给账房。只是这次不用报价格，因为账房知道卖米的人就是掌柜，也知道应该写上什么价格。
在第一个店员称重的时候，还有一群人站在大厅的远处等着称米，这群人包括另一个店员和三位顾客，他们的米已经定价和过秤了。东林于是到后面取出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的一杆大秤，横着拿到身前，左手把着秤砣，右手拿着秤钩。当店员把一袋米挂上秤钩的时候，东林沿着左边的秤杆移动秤砣，以使大米和秤砣保持平衡。等秤杆平稳下来，他就把重量报给账房，让他记下来。同一个卖家的米无需逐袋称重，因为称一袋就足以检验米的好坏。米价总是根据验米而不是单凭重量评估的。
过秤之后，店员和卖家就把所有米袋搬到二楼后面的储藏室，把大米倒入谷仓里。然后他们回到大堂，卖家便松了口气，一边喝茶，一边吸水烟袋。而店员则要离开他们接着去招呼其他卖家。
这时凯团已经用算盘算出了要给顾客的米钱。他从钱柜里如数取出银元和零钱，递给站在柜台边的东林。每一块银元都印有铁印模，上面有一个字。这种印汉字的银元是店铺发行的，一旦发现是伪造的，随时可以偿还。
东林把钱交给三位卖家，他们数了一遍后自己分了。随后他们收拾空袋子、扁担，招呼自己人，在同店里的人道别之后便走出了店门。
现在南明和二哥可以回家了，只是大哥悠闲地站在柜台边，想要和叔叔说几句话。没有人得到钱，家长东林把所有的钱存在店里，家里卖米的钱只不过是在家庭所有的资产上又加上了一笔。
小哥放学回店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看到大门口挤满了卖米的人和他们的米袋，于是转身进了药店。药店里的小学徒正忙着用一杆小秤称不同的草药，顾客在柜台外面等着。店员杨林走到学徒旁边，用算盘计算药价。顾客们依次付钱，杨林把钱扔进一个漏斗，掉进下面的抽屉里。
后厅，一位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子来到云生的诊桌旁，等着他给小男孩把脉。而这会儿云生正在隔壁大厅忙着与卖米人讨价还价。
小哥经两间店铺的隔墙门溜进了大厅。他跟大哥打招呼，大哥只冲他点了点头。大哥对他的堂兄弟们毫无感情，而且对叔叔花家里的钱送三哥和小哥上现代学堂越来越不满。东林过来看到小哥，让他拿把扫帚清扫洒在地上的米。
东杜从楼上的储藏室下来，东林让他摆桌子吃午饭。东杜是东林叔父玉衡的次子，现在是店里的厨师。他尚年幼，但东林答应玉衡要把他培养成商人。这一计划源自打官司的时候，东林想要报答叔父当时的好心帮助。
后厅中间是一张圆桌。菜摆好，小哥就招呼所有人过来吃饭。凯团是第一个到的，他端了一张高脚圆凳，在上位坐了。他的左边是东林，小哥坐在父亲的左边，吃饭的时候，父亲不时夹些猪肉给他。大哥坐在下首，向东林汇报金翼之家的经营状况。叔侄之间的谈话很少为在座的其他人打断，只有云生偶尔问一两个问题。不到20分钟，大家相继吃完饭，又回去工作，主要是议价、验收、称重和装运。
作为店里的掌柜，东林是一切有疑问或者有争端事项的最终拍板者。收大米时，最关键的步骤是定价。这一工作由东林亲自完成，虽然有时在他的授意下，他的老朋友云生也偶尔接手。东林就像军队的总司令一样，全程监督着收米。称重的时候，他是把秤的人，象征着他作为掌柜的统帅地位。他在银元上印字和付钱，这些也是店主的职责。
排在东林之后的是医生云生和账房凯团。云生协助掌柜定价，他有时在药店，有时在大厅。在药店里，他分管杨林和小学徒。老医生芬洲退休之后，他的地位提高了很多。而凯团不同，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大厅。他是一个机敏的人，眼睛尖，坐在比大厅地面还高一英尺的柜台边，居高临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听着掌柜同卖家商定的价格，一边记下验收和称重的结果。他算钱、记账、取钱，关上钱柜以后，从来不忘上锁。他是敏捷、主动、细心而且忠诚的账房，深受东林喜欢。
店员要做一些繁琐的工作，如验米、帮着称重、汇报、扫地以及其他体力活。厨师，也是学徒，要做饭、担水、洗涮、扫地，还要协助店员工作。
店铺在掌柜的领导下成了一个协调的整体。云生虽然主管店铺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店，但依然是雇员。东林每天辛勤地收购大米，只不过是店铺组织运行的一个例子。
傍晚，生意清淡起来，来店里卖米的人少了。天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住在镇上的顾客出现，他们是来买咸鱼做晚饭的。店里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些去洗脸洗手，有些悠闲地坐在凳子上，也有些在门口消磨时间。
在店铺的灯光下，雇员们聚在一起吃晚饭。只有东林和云生会喝酒，东林酒量比较大。有时他也给小哥倒半杯酒，小哥以自己现在是基督徒为由不肯喝。老父亲现在越来越喜欢小哥这个儿子，嘲笑他不肯喝酒并和他争辩，说：“那是洋鬼子的可怜信仰。他们从不知道喝酒是多么痛快。不管怎样，你知道的，小哥，半杯酒能驱除所有的恶灵，也能赶走洋鬼子。”所以他逼迫小儿子喝酒，把酒杯塞到他嘴边。这时的父亲暂时放下架子，通过和儿子开玩笑来自娱自乐。
有些人开始铺床了。小哥和账房凯团一起睡，他们的床就搭在柜台后面的地上。他们在四条凳子上铺上木板，床板上铺上厚厚的草垫、席子，还有毯子，最后挂上蚊帐。很麻烦的是，这天晚上，凯团发现少了一条凳子，就让小哥到大厅里去搬一条。这时大厅里的店员也在搭床，他也缺一条凳子，就去药店找。等他从药店回来，发现原来的三条凳子又少了一条。他于是骂道：“你个杂种，偷我的凳子！”咒骂声实际上没有了结这件事，反而生了事端。
柜台后面的房间里，东林躺在自己床上。虽然那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但他非常清楚大厅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到小哥偷拿了凳子，听到凯团搭床。当听到主管店员污蔑他儿子是杂种时，他非常愤怒，冲出来指责那个店员。店员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是小哥干的，还以为是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凯团。但是你来我往，两人吵得越来越凶。现在，店里所有人都起来了，劝他们不要吵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个店员收拾了东西要走。虽然店里的人都建议他留下，尤其是介绍他进店的凯团，然而东林一句话也没说。或许，他昨晚的小错误可以原谅，但是敢公开与掌柜争吵的店员不容留下。
如果不是收到了黄东志的来信，这一事件恐怕还难以平息。黄东志以前是店里的店员，现在接任茂魁，在福州负责咸鱼生意。他报告说城里的大米需求量很大。看了这封信，东林让一个小学徒去请帆船主马五安排运米。马五很快就到了，他被请到柜台里面坐下，喝茶、抽水烟。
商人和船主的关系是微妙的：如果城里需要的米多，船主会拒绝商人超载；而如果运的货不足，船主也不让把船凑满。看起来，商人和船主总是两相牵制。
这一次是东林请马五帮他多运点米。一番长谈，提到了彼此之间的老关系，马五最终答应从店里带走30海袋米。“海袋”是用麻布做的，比一般的袋子大，而且规格统一。
晚饭后，除了记账的凯团，店里所有人都围在米仓边往大米里边掺水。东林站在旁边看着，其他人都光着脚，进到仓里，在米上走来走去。小学徒和东杜各拿一个带喷嘴的水壶，往米上面洒水。店员用铲子把干米和湿米分成两堆。湿米不仅体积会变大，还能增加重量。不干活的小哥，在米堆上嬉戏。
第二天一大早，马五带着码头搬运工来到米仓处，店员们称完湿米便装入海袋，并马上封口，袋外印上店铺的标记。同东林寒暄了几句之后，马五又去了别的店铺。而店员和搬运工仍在继续称米、封装，为船运做准备。
一个搬运工把一海袋米扛在背上，手在后面托着走下楼梯。到了楼下大厅，他把自己的姓名报给账房。账房记下来以后就让小哥给他一根竹签作为凭据。竹签的两面都写着字，一面是店铺的标记，另一面是竹签的编号。这次要运30袋，所以店铺要签发30根竹签。晚上，搬运工要用竹签换工钱，这是核对搬运量的简单方法。
当时，小镇和福州城之间的水路交通还是很危险的。在激流中船只失事时有发生，土匪劫船也并不罕见。人们无力避免天灾人祸，只能祈求各路神灵的护佑，东林亦不例外。他为掌管水域的龙王爷设了一个神龛，就在店铺二楼的仓库里。马五的帆船起航那天，东林默默地在这个神龛前点烛烧香，为运输途中的大米祈祷，求龙王爷的神灵力保船只，让它安抵福州。
然而这一天，不知道是龙王爷生了东林的气还是玩忽职守，马五的船开了15分钟就出了意外。装载过重的船在江上撞上了礁石，船尾损坏，所有大米都沉入江中。
这一不幸的消息对东林的打击颇为沉重。他立即回到龙王爷的神龛前再次祈祷，来回踱步，凄然等待派去打探的杨林带回更确切的消息。
杨林终于回来了，他非常激动，高声悲怆地讲述着意外，店里所有的人都围在他身边，迫切地想要知道每一个细节。帆船撞上了礁石，所幸只是部分损坏。三分之一的大米落水，其余的都没事。帆船最终被解救，抛锚停在岸边。
其他四家店铺也有大米在马五船上，店主们来找东林商量。他们一致同意立即修复船只，将剩余的大米运到福州。至于失踪的大米，决定每家出两个人，组成一支打捞队，试着找回大米，议定无论找回多少，都由五家均分。
帆船修复后安全抵达福州，马五向东志解释了货船晚到的原因。实际上，东志已经从掌柜那里获悉这一事故。他责备了马五，马五争辩说这不是他的过错。
这些大米在福州出售，是东志的任务。他去拜访经常有生意往来的米商，米商跟随他到船上看货议价。大米售出后，东志就把货款存入本地的钱庄。现在他已经和城里的五家本地钱庄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越紧密，生意就越兴隆。
就这样，东林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树立了权威。作为黄家的一家之长，店铺的掌柜和生意上的总管，他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他还是土地及其物产的所有者，他将农作的运营托付给他的侄子——大哥和家里的其他农民。他们的劳动产出部分养家，部分出售。那些卖米的收入又投资到店铺里，赚取了更多的财富。这个店铺，成了几个小村子和一个大城市之间的枢纽，是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东林经营的生意完美地保持了平衡与协调。他的合作伙伴芬洲退休了，于是他成了主要的所有者。他的影响力也扩展到帮他运送货物的船主马五那里。他的代理人在福州贩鱼，也在他的指示下涉足其他货源。即使在这个很小的商业圈里，这个城市和村庄的经纪人的世界中，领导者也注定会出现，他的同伴们围绕着他本人，结成了一个灵活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