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只失事的消息不久就在村民中传开。传到金翼之家时，祖母潘氏和黄太太忧心如焚，立即让四哥去湖口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进到店里，四哥发现父亲的精力不如往常了，然而他依然忙碌。午饭后，他对儿子说：“回去告诉你祖母和你母亲不用担心。只损失了一小部分米，而且说不定还能找回来。”停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道：“你也去看看芬洲姑父，告诉他船只遇到事故，损失了一些米。”
当四哥来到芬洲家的时候，老姑父正一脸怒容。他佯装镇定，招呼了四哥，请他到书房聊聊。但这里依然能听到从后厅传来的年轻女人的哭声。一会儿，姑姑张太太出来，看到侄子，开始告诉他儿媳妇惠兰是怎样的一个泼妇！
事实上，惠兰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和一个好儿媳。只是在两个月前，丈夫茂德死于心脏病之后，她才成了泼妇。惠兰的公公婆婆想让她终身守寡。虽然婚姻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但惠兰与初次见面就为自己的美貌和魅力所倾倒的丈夫茂德，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女孩，常常与茂德在公开场合嬉闹玩笑，而传统上，这种行为在夫妻之间是不被允许的。茂德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开朗、举止得体的年轻人，惠兰对这样的丈夫十分满意。她乐于操持家务：做饭、洗衣、扫地、纺纱、织布、剪裁等。她勤奋、能干、聪慧，不久便赢得了尽职能干的好儿媳的美名。
然而茂德临终的那天，惠兰躺在地上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从那天之后，她日夜哭泣，几天不吃东西。她不再梳洗打扮，披头散发，而且常常不做家务。每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地上，或者发脾气、摔东西。她的婆婆张太太，起初还劝她，后来便失去了耐心，责备她的坏脾气。而责备却刺激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她要求婆婆送她回娘家。这一要求自然被拒绝了。芬洲提出为她收养一个小男孩，但这让她更为不满，因为从茂魁妻子的寡居生活中，她已经看到了生活之艰难和未来之黯淡。
惠兰觉得因为公婆的阻挠，自己无望地过着没有未来的生活，因此与婆婆冲突不断，两人吵得很厉害。芬洲因为失去了最疼爱的儿子而极度伤心，儿媳妇这样失控的反应更是雪上加霜。家里吵闹不断。芬洲无心打理镇上的生意。听闻四哥带来的消息，他只对四哥说，他已经把做买卖的事全权交给东林了。
实际上，东林已经在店里建立起自己理想的运营组织，店铺生意的两条主线——咸鱼和大米——依然在流动，一条逆流而上，一条顺流而下。实际上，这一组织最近渐渐集中到东林手里，芬洲一系也转而受东林的支配，所以芬洲的放权只是确认了一个既成的事实。
现在，东志住在东林年轻时住过的货栈里。货栈分三部分，前面是用石头建的天井，中间是大厅连带着厢房，后面是一个小院子，有厢房环绕。除了两个管家的房间，所有其他房间住的都是湖口镇上来的鱼商和代理人。
东志已经把马五的船运来的所有大米都卖出去了。保持大米和咸鱼生意不间歇是他的义务。一大早，他冒着严寒来到中亭街，买了几种咸鱼：三桶墨鱼、七筐鲤鱼，还有鲨鱼和比目鱼。桶和筐都很大，有五英尺深，五英尺宽。
东志回到货栈，与其他代理人一起在大厅吃早饭，搬运工把东志在中亭街定购的咸鱼搬到前面的院子暂存。桶和筐如此之重，以至于需要两个搬运工用扁担抬。每个桶和筐上都系着一条白布，上面标着湖口店铺的标记和重量。
同马五安排妥当，东志让搬运工把他买的咸鱼装上船，准备运往上游的湖口。
逆水行舟非常艰难，虽然福州和湖口之间只有80英里，帆船却要花上七八天。帆船经常在浅滩上搁浅，水手们就要在岸上拉动牢牢系在船桅上的粗纤绳，马五和他的妻子用长长的竹篙撑船，用力推礁石来使船只移动。到了深水区，马五在船尾掌舵，水手们在左右船舷划船，一边划，一边唱起有节奏的船歌以保持匀速。
一到湖口码头，马五就上岸通知那些有货在船的店主。东林马上让刚放假回来的店员去查看货物。店员在马五的船舱里寻找店里的货物，查看白布条。等找齐了货物，就让岸上的搬运工把货搬到店里。
一共20个搬运工开始卸货。每两人搬一个筐或者桶。货物挂在扁担中间，受力点则在两头的肩膀上。为了方便中途撑着扁担休息，他们还带着拄棍。就这样，搬运工们把货从岸边翻过湖口山运到位于内陆、远离岸边的镇上。到了山顶，他们就开始往下进入主街，一路哼着小调走到店铺。
到了店里，又是一阵新的忙乱。每一只装着新货的筐或桶一进门就要立即称重。东林自然是掌秤的人。他们把秤上显示的重量与写在白布条上的重量以及东志来信中的记录相对照，常常会发现有出入，如果缺斤少两人们会说是因为咸鱼变干缩水了，而实际上，水手们在途中也常常偷一些鱼来吃。
集市上有鲜鱼，也有陈货。谁都可以到这个集市来，镇上的居民、村里的农民、米商、过路人，还有从古田县城来的生意人。就店铺而言，生意人是最受欢迎的顾客，他们买的量大，把货带回古田，又摆在当地的集市上。
一天，古田商人王汉康来了。他是古田商店的代理人，身份好比在福州贩鱼的东志。店里的人热情招呼他，他二话不说径直朝鲜鱼走去。这是鲤鱼，他把手伸进筐里，从底部翻出几条鱼，凑上去闻一闻。墨鱼和比目鱼也要这样查验一次。鲨鱼因为太大无法轻易移动，但是他会用指甲掐一掐硬度。仔细检查之后，他们开始谈价钱。
咸鱼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时因人而异。零售时，店员就有权决定价格，但是到了大宗批发时，通常是东林或者云生与买主讲价。
这一次，鲤鱼由东林议价，汉康嘲弄地用中指指着他。在这个地方，比划中指被认为是极其粗鲁的，因为人们认为那是阴茎的象征。通常这一手势会引发激烈的争吵，但也取决于侮辱施加的情形或情境。熟悉的朋友之间有时会伸中指相互戏弄或开下流的玩笑，东林和汉康之间就是如此。然而，东林是彬彬有礼的人，他从不以相同的手势“回敬”对方，但是在讨价时也会放肆地说些脏话。
议价的过程有时很长。店主和买家讨价还价，开对方的玩笑。他们既套交情也像仇人一样相互咒骂。他们嚷着，笑着，又刻薄又讽刺。账房凯团，是汉康的朋友，也出来加入议价。他自然是站在掌柜一边，拿汉康打趣。最后，当双方几乎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汉康仍在犹豫，但凯团已经让助手和店员备好了货，以此逼迫汉康接受正在讨论中的价钱。汉康耸耸肩，默默地接受了。
现在是店员的任务了。他们从阁楼拿出竹筐，装上不同种类的鱼。这些竹筐和前面提到的竹筐相似，但是小得多，装满货之后每个人可以用扁担前后挑两筐。每个筐都要称重，数量和价钱随之确定。最后，汉康雇搬运工把这些货送到古田的店里。
晚上，东林邀请汉康在店里吃饭，他们聊着天，喝了很多酒。汉康喝醉了，只能留在店里过夜。实际上他可能在这里住上好几天，然后再去其他店，因为在湖口他没有常住的地方，总是往返于湖口镇和雇主所在的县城。
除了汉康，还有七八位商人也从古田县城来。他们都是从湖口的店里为古田的雇主买咸鱼，长年批发。交易中，所有货物的转手都可以赊账。湖口店铺认为这是盈利的买卖，所以买主们受到款待并可以赊账。每个季度，店里至少派一名店员去古田收账。
快到春节了，也是结账的时候。同往常一样，店员被派去古田县城收钱，那里的店铺有欠账的。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返回湖口的路上，店员背着两个装银元和纸币的黑布口袋，在一个拐弯处，突然蹿出两个陌生人，喝令他交出口袋。店员是个高大健壮的人，于是进行反抗。他们打斗了一会儿，店员终为身上背的东西所累，被一个陌生人用石头打中头部，倒下了。陌生人随后抓起口袋跑进树林。店员挣扎着起身追强盗。一路跟在他们身后大喊，求他们网开一面。好几次，他跪在地上给往前跑的人磕头求情。他不过是一个店员，钱不是属于他的。不知道是为他的恳求所感动，还是为他的穷追不舍而烦恼，强盗还是丢还了一个口袋。店员无奈只能带着一个口袋回家报信。
遭抢的消息使东林深为不安，但经验已将他磨炼得能忍受各种逆境。他的心里始终存着“人算天定”的想法，有了这种哲学，他从来不会太过失望，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忙碌的生活都不灰心。在商海沉浮中，他已经形成了坚强沉稳的个性，现在，他的坚定依然没有动摇。
就像他的生活一样，在为财富奋斗的过程中，当一位村民或镇上的居民发家致富时，其他人总会犯“红眼病”。东林和芬洲开创的成功商铺自然成了艳羡的对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强盗们会埋伏在路上抢收账人的钱。打官司、遇强盗、洗劫店铺、绑架账房，这些还不是打击黄家繁荣的全部，东林一次又一次地受他们的骚扰。
无论是店铺还是家庭，人祸还不是唯一的麻烦。在东林看来，不受控制的天灾也时常降临。频繁的旱涝毁掉黄家用汗水换来的庄稼。面对这般景况，东林总是督促家里的晚辈们要不停顿地继续耕田。虽然诸如船只失事的损失时有发生，但他从未想过放弃生意。相反，他认为这些灾难的发生是生活和事业的正常轨迹。他努力谋划、准备，在灾难降临的时候直面它们。
店铺稳固地处于他生活的中心，商品源源不断向上游和下游流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店铺从未间断过从村民那里收购大米再卖到城市，也从未间断过从城里往内陆带回咸鱼并销售给地方社区。一年一年过去，店铺继续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事务相调适。
又是一年春节。同黄村一样，在湖口镇这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买年货，街上人山人海。店员们被派往各个村子收账。除夕，账目结算，从此时开始直到最后一刻，店员们点着灯笼奔赴镇上和村里的每个角落，寻找那些试图躲避债务的顾客。
店铺歇业三天，这是一年中仅有的假期。东林回家去了，店里的人为了消遣和娱乐，组织了赌会。在店里，除了总是向龙王爷神龛上供之外，没有其他特殊的仪式。但在镇庙里有盛大的祭祀活动，镇上的大部分人家都会参加。
账房凯团为过去一年的生意拟了一张收支表，结算了资产、债务和盈亏。
以前，所有的利润都归两位合作者芬洲和东林，他们是店铺的掌柜也是最初的出资者。如果店铺盈利了，利润平分；如果亏了，他们同样分担，并投入同样多的资金以维持生意。
为了鼓励对生意的积极性，现在采纳了分红制，发放“红股”。店铺共有12股，8份普通股和4份“红股”。普通股由芬洲和东林均分，4份红股分别由药店的医生和主管云生、在福州的鱼商和代理人东志、总管东林以及账房凯团持有。眼下所有的利润都均分成12份，新的4份归4位新股东所有。
持“红股”的人只有有限的责任，他们有权获得利润而无需投资或者在股份之外填补亏空。也就是说，一旦亏损，赤字将完全由普通股的股东而非红股的股东承担。“红股”只是作为工作激励发给那些为店铺积极工作的人。这些不持普通股的红股股东，当然依然只是雇员，可以随时解雇。
店里的人由店铺提供食宿，但这只是总体开支的一项。此外，每人还领取一份年薪，从三元到百元不等，学徒最低，总管最高。
春节过后，店铺再度开门营业。正月的前半个月，生意非常冷清。商会召集春季会议，所有湖口店铺的店主都是商会会员。商会没有总部，主席是轮值的。每一位成员都有机会成为某一年的商会主席，而他所在的店铺就是当年的会场。
一天，一个男孩来到店里，送来一份红信封装着的请柬，东林打开看了。然后换上了一件干净的长衫，掸去瓜皮帽上的灰尘，在镜前端详了一会儿，修了修胡子。他出了店铺来到商会的会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20人。每个人都起身向东林问好，东林也为自己的迟到致歉。人们给他让了座，他就在人群中坐下来，于是讨论继续进行。他们正在商量元宵节庆典的事情。以往，庆祝活动有不同的方式，在镇庙里摆供、提灯游行、戏班子唱戏和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摆供是无论如何都要有的，宴会也不能少，唯一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游行。有些店主提议取消游行，不仅因为资金困难，还因为村四周出现了匪患。
店主们讨论问题平静而和谐，不投票表决，也不争吵或辩论，只需要罗列出取消惯常游行的理由。因为没有人强烈支持保留这一古老习俗，问题简单而自然地解决了。
商会没有固定的会议时间，每当有关系到镇子或者生意的事情发生，主席就召集一次会议。然而商会的作用是广泛而多样的。它能调控商品价格、租金、船运的费用乃至日程安排。商会是镇上所有公共事务的信息中心。区政府与商会直接联系，让它协助镇上各个店铺家庭的核税、征税。甚至驻扎在镇上的士兵小分队也部分地仰赖商会资助。除了节日和地方宗教活动，商会也处理修桥铺路以及庙宇维修等事务，甚至教会学校和教堂都属于会议讨论的范围。若发生了紧急事件，商会也要出来应对。
开完会回来，东林惊讶地看见合伙人芬洲在店里。芬洲变老了，也消瘦了，看上去苍白且忧心忡忡。他告诉东林他在家里待不下去了，要回来再次上岗，与他一同经营店铺。自从儿子茂德死后，他的确想要躲开家中的阴郁气氛，张太太和惠兰婆媳间的冲突不断，使芬洲心烦意乱。芬洲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永无宁日的家庭生活，他大发脾气，在堂屋里大声训斥惠兰。不久，这位不幸的儿媳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所幸她被及时救了下来。当然，惠兰带来的所有麻烦均源自回娘家的愿望。芬洲对此一清二楚，但是他固执的骄傲不允许她回去，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一个儿媳，会使家族蒙上巨大的耻辱。如此一来便有了更多的难题，而这些麻烦最终迫使芬洲离开了那个曾经安宁的家。
回到店里，芬洲不久就发现，现在和他之前离开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很少有病人让他号脉，他的多数老主顾现在都去找云生。店里的人敬重他，亲切地同他说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闲着。顾客们很少向他问价格，有时被问到了，他也答不出，只能求助东林。总之，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孤独。他向东林诉苦说自己老了，身体不好，懒得动换，记忆力也不行了。
这两位老合伙人，也是姻兄弟之间第一次显现出了真正的差别。在家过了这么久闲日子之后，芬洲对生意已经不适应了。自他初次退休之后，店铺经过了改组，东林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制度。少了几年前还是总管的芬洲，店铺的运转依然顺畅。店里的两位主力凯团和东志也由东林训练和任命。有时芬洲自己可能会想，倘若儿子茂魁还活着，而且成了账房或者鱼商，那么状况会有多么不同。现在，他不得不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不再是一位积极主动的总管，而成了累赘。
现在在店里，芬洲也过得不愉快。镇上的生活并不比家里好。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几乎快疯了。正在这个时候，次子茂衡冲进店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母亲张太太病得很重，要芬洲立刻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