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现在是英华中学毕业班的学生了。虽然父亲催促他结婚，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让父亲为他选择未来的妻子，自由婚姻是他的第一个志向。而东林，因为经常进城，对新近出现的所谓自由婚姻颇有了解，所以也并不横加干涉。
在福州，三哥钟情于陈素珍，她是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华南学院的学生。三哥曾两次写信给素珍，想要同她交朋友，却没有回音。她并不只是矜持，因为如果回信就意味着同他订婚了，这就是当时所谓“自由”婚姻的普遍风气。在写第三封信的时候，三哥给他的把兄弟香凯捎了口信，香凯是素珍的姑丈林祝同的好友。得到这位姑丈的建议和指点，素珍回了信，接受了他的友情。不久又收到了三哥的来信，三哥在信中向她求婚，他们还相互交换了照片。香凯和祝同开始分头联络两家的家长，商量这件事。
两家人很快做出了安排，两个年轻人订婚了。第一个仪式就是交换订婚戒指，这是村里的新风尚。
当年冬天，三哥和素珍都毕业了，双方父母就为他们安排婚礼。素珍坐着新娘花轿，由鼓乐班护送而来。按礼仪共坐一张床的时刻，新人第一次面对面，新娘还戴着头冠和盖头。但新郎没有沉默，而是打破传统同未婚妻说话，而且整个仪式过程中两人一直在交谈。这令伴娘以及其他观礼的人颇为惊诧，他们从未见过新婚夫妇初次见面就当着外人侃侃而谈的。
在新人向家里长辈们行礼时，叔祖玉衡被请来做司仪。祖母潘氏是第一位接受行礼的对象，她穿着礼服长袍，坐在一把铺着红毡的扶手椅上。司仪一声令下，新郎和新娘就在她面前跪下行礼。三跪九叩之后，老祖母微笑着离席。接下来受礼的是黄东林和黄太太夫妇，他们并肩坐着，骄傲地接受长子和他的新娘的行礼。再接下来是伯母林氏、玉衡、东千、大哥等。这项仪式很重要，持续了好一会儿。
向那些年纪和辈分比新郎大的亲属磕头是新婚夫妇的义务。这些亲属包括所有直系亲属，族内族外的近亲以及族内同世系的长辈。行礼按照由长及幼、由近亲至远亲的顺序。
然而在这一仪式中，三哥并未向二哥行礼，尽管二哥比他年长，是他的堂兄也是家中的一员。事出有因。二哥的婚礼东林没有出席，这让宾客们大为吃惊。作为一家之长，东林本应是第一位接受行礼的人。他的缺席对二哥而言当然是莫大的侮辱。
后来，二哥发现叔叔缺席是有意让他难堪，这缘于以往的一件事，当时二哥的行为被认为很恶劣而受到叔叔的责备，二哥却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平的，他于是愤而抓起一把砍柴刀追打叔叔。幸好东林没有受伤，但这种用刀攻击的行为当然是极大的不孝，无法原谅。
东林和他的侄子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影响了二哥和他的堂兄弟们，也就是与东林儿子之间的关系。随后在四哥和五哥的婚礼上，二哥都被略过了。几乎过了20年，直到二哥的长子少培结婚的时候，裂痕才得以弥合。当时东林和他的儿子们均应邀接受行礼并愉快地接受了年轻侄子的磕头。大家最终尽弃前嫌，关系又恢复正常。
三哥的婚礼是家里所办过的最大的聚会，摆了24桌酒席，宾客们依序就座。东林那位很早以前在诉讼案中帮过他的母舅来参加婚礼，被安排在第一贵宾席，即堂屋左侧最里面的那一桌就座。第二贵宾席，在堂屋右侧最里面的那桌，留给了黄太太的养弟郑安齐。伯母林氏的一个兄弟应邀坐在中间一桌第三贵宾席的位子。如芬洲、一阳、立阳、卢国以及其他湖口商店的店主们也都坐在上宾席。
黄村各家至少派一男一女参加，他们作为男主人或女主人款待族外的亲朋好友。男人和女人分开用餐，男人的桌子设在堂屋、天井和前院，女人则占了后厅以及最后一层的餐厅。
宴会上，贵宾席总是留给外族的亲戚朋友，尽管婚礼上新婚夫妇只向本宗族的人，尤其是家庭成员行礼。
三哥就这样顺利结婚了，没有什么事情扰乱平静的乡村生活，直到第二年夏天发生了一个意外。
婚礼是在冬天举行的，到了夏天，新娘子被她的母亲叫回家了，在妻子离去后觉得孤单的三哥，同五哥一起去邻村赌博。到了晚上，黄太太派四哥去叫他们回来。赌徒们正玩得兴起，所以四哥就留下来观战。当第二个捎信的小哥来到赌场时，他也被哥哥们留住了。
天黑了，派出去的两个人都没有回来，黄太太越来越担心他的儿子们。于是，她带着小女儿珠妹出了门，沿西路走着。路上，她们遇到了叔祖玉衡，第二天在湖口店铺里叔祖把这件事告诉了东林。
次日，东林一脸怒容回到家。刚到堂屋他就抄起一根大木棍向正坐在凳子上问候他的三哥打去。沉重的棍子落在三哥肩头，但是他没有动，只是默默地流泪。
东林边打三哥边愤怒地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你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英华中学的毕业生，刚刚完婚的男子汉！和村里的混混一起赌博，你就不觉得羞耻吗？我们管教你有什么用？你的责任感哪儿去了？你难道不在意你母亲的感受吗？你难道不在意她几次三番派人去叫你吗？你竟敢让她在天黑后出去找你！你竟敢在全村人面前丢脸！你为什么不能给弟弟妹妹们树立一个好榜样呢？你愧为家中的一员！你愧为全村唯一受过教育的人！”
东林咆哮个不停，但三哥一言不发。黄太太跑进来试图把大木棍夺走，并劝阻东林：“用这么粗的棍子，打得这么狠！”黄太太现在年纪大了，更有地位了，敢于干涉丈夫对儿子们的惩罚。
东林正在气头上，他转身责备妻子，喊道：“都是你的错！是你把你的儿子一个一个惯坏了。”
“怎么是我的错呢？”黄太太答道，“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跟他们谈谈，给个建议。用大棍子打他们有什么好处？”
但是父亲仍然不满意，长篇大论个不停。然后，他突然问起“贼头”哪儿去了，他指的是五哥。五哥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孩子，很少为家里干活。他的时间都花在同村里的混混们玩乐、赌博和撒野上了。东林常常责罚他，叫他“贼头”。听说哥哥被打了，五哥逃到了床上，用毯子把头蒙起来。但父亲找到了他，用拳头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黄太太又冲进来阻止这边的乱子。
当东林回到堂屋的时候，三哥已经擦干眼泪，但依然沉默着。四哥和小哥没有参加赌博，所以没有受罚。他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一句话都不敢说。紧张的氛围开始有所缓和，但是小哥依然害怕。四哥指着他开玩笑说：“现在该轮到这个小赌徒了。”小哥吓得大哭。四哥只是想打破沉默缓和一下气氛，但小哥没理解。他的哭声引得小妹妹珠妹也跟着哭。这一情形变化惹得大人们都笑了，东林过来安慰小哥。父亲又变得温和了，其他人也渐渐松了一口气。家里的生活又回到正常的轨道。
因为在现代学校受了教育，三哥不会回到田里和店铺。他的志向是觅得一份教职。很幸运，延平市的一所高中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份工作。这个城市在湖口镇上游55英里的地方。这次机会就在赌博插曲过后不久，三哥带着妻子去那里生活了两年。他们在那里生了个男孩，取名少扬。但是这个小家庭依然只是大家庭的一部分，尽管在地理上是分开的。三哥所赚的钱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妻儿，还得仰赖东林接济。
东林第一个孙子少扬出生的消息，让黄村的全家人快乐兴奋。尽管小家伙在延平，黄家还是摆了盛大的满月酒。族人、邻居和好友均受邀赴宴。他们将此次宴席和小哥出生时的那次相比较，当时只有家人和为数不多的几位亲戚聚在一起，每人吃了一碗面条。时过境迁，现在家里已经能够负担得起盛大的宴会了。
在延平的第二年，三哥请小哥和素珍的弟弟陈溪湖加入他的小家庭，两个男孩都成了那个学校的学生。
转年的夏天，三哥把妻子和儿子送回老家，而将小哥和溪湖留在了延平。随后，他独自前往福州的一所大学深造。这次出行成了家庭生活中一个重大事件的契机。
他先从湖口坐帆船，然后在水口换乘汽船，这条航线的终点是下游的省会福州。当船经过距水口约20英里的一条狭窄水道时，天黑了。突然传来的枪声划破了夜空，乘客大为惊恐，四散逃窜。随后两岸都枪声大作，子弹开始像雨点一般落下。
当时，三哥正在船舱里睡觉，警报和枪声使他惊醒。刚睁开眼睛，他就听到呼啸声扫过右耳，一颗子弹射进了他垫作枕头的手提箱，偏离他的头仅一英寸。后来，他把这个弹孔给他的母亲和妻子看，她们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汽船停了下来，几条小船载着穿黑衣戴草帽的男人靠拢过来。他们每人拿一把枪，腰上别着子弹带。他们是土匪。
这伙人登上了汽船，他们的头头拿枪抵着舵手的脑袋，命令他开往左岸。部分土匪占据了船上的各处要道，其他人则开始搜寻钱财和值钱的东西，戒指、手表、耳环、手镯和衣服都是他们的目标。乘客们在搜身之后被命令站在两边。
席卷了所有金钱和贵重物品之后，土匪们根据外貌和穿着判断，挑出了他们认为有钱的乘客。三哥不幸成了被挑中的十人之一。这些人被带走以获取赎金。随后，强盗头子一声哨响，土匪们便撤离了，身后留下一群无助的乘客和几具尸首。
三哥被命令向前走并被强迫着摸黑爬山。当队伍到达一处陡峭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和躺在树林里等候的另一伙人交换暗号。在回答声中，三哥认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于是大喊，求他们放了他，分辩说自己只是一个穷学生。等候的那伙人的头领发出了命令，说：“抓一个学生来有什么用？立刻放了他。”
三哥听到这个指令，鼓起勇气请求这位头领归还他在船上被抢走的婚戒、手表和毛皮大衣。但头领简短地建议他赶紧回去不要再多事，并温和地解释说天太黑这些东西不好找。
设法回到岸边，三哥十分确定刚刚被绑架时救他的那个头领，也就是声音被他辨别出来的那个人，是他的把兄弟陈香凯。他很奇怪香凯会成为土匪头子，因为以前他有很大的志向呀。当初，香凯不想继续接受普通的教育，退出了英华中学，进入了在华北的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回到福州，试图在军队里谋得职务，但是没有找到。三哥跌跌撞撞地回到岸边，他还是不能确信，只好记住此事以备将来验证。
终于抵达福州，三哥在福州协和大学上学，再次成了学生。在那里他又待了两年，每个寒暑假都回村里，他的妻子和儿子现在生活在大家庭里。素珍来的时候是新娘子，头三年应当为全家人做饭，之后再与大嫂二嫂轮流做。但是她从未学过做饭，她的柔弱和受过教育免除了她的这一责任。因此还是大嫂和二嫂为全家烧饭，为这事两人都有些怨言。最后，她们的丈夫把这件事告诉了东林。为了了结这个问题，东林马上为四哥买了个媳妇。四嫂是个完美的乡下主妇，擅长做饭和其他家务。
素珍成了家里的三嫂，她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黄家的生活。最初东林对她十分垂爱，骄傲地告诉别人他的这个儿媳写的东西比他那受过教育的儿子三哥还要有文采，而且他发现她对长辈的态度尤其热情有礼。但是当其他女人纷纷开始抱怨她的时候，东林的喜爱也难以持久。
黄家的日常生活开始得很早，农民们通常黎明就起床，一吃完早饭就准备下地了。但是素珍从来起不了这么早，当她终于带着儿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农民们已经在地里干了好几个小时了，女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家务，刷盘洗碗、喂猪喂鸡、洗衣晾衣，祖母潘氏早就出去拾猪粪了。每天晚起让所有人都不喜欢她，她自己也觉得尴尬。
她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去河边洗衣服，对她而言，这样做有失体面。相反，她在家里洗衣服，用农民担回来的水，他们也抱怨她水用得太多。而且，素珍对食物也不习惯，嫌蒸的米饭太硬。人们开始讨厌她，嘟囔说老祖母每天吃这种米饭都可以，她年纪轻轻的却如此挑剔。
素珍在她自己的环境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年轻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却难以适应黄家的生活，不同的背景和训练成了她的阻碍。同丈夫在延平的小家里曾让她十分快乐，但是在村里，身体柔弱、受过教育的女人却没有立足之地。村民们只认可身体健壮的女人，她们可以辛勤劳作、烧饭、顺应传统生活，而且能生养很多孩子。
有一年夏天，三哥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拜访岳父岳母，他们家在古田县的东路一带。素珍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兼牧师，和另一个基督教牧师林祝同是姻兄弟。这个林祝同是三哥婚事的媒人，所以两人关系很好。在妻子的娘家，三哥遇到了其他牧师和教会的人，他们是热衷于基督教活动的群体的一部分。
素珍的父亲曾经建议女婿三哥争取成为教会派去美国的代表，并在那里接受高等教育。三哥对这个提议非常有兴趣，因为出国留学是他的志向。所以他开始拜访牧师及重要的教会成员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当年秋天，美以美会在省城福州开会，各地区来的牧师和普通信众代表在这里相聚一堂。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选两位牧师和两位教会成员作为代表出席在美国美以美会总部举办的一个会议，代表们的费用由教会预算支付。
牧师代表由所有牧师推选，而成员代表则由所有的普通信众代表选出，他们由地方教会派来，每个教会各两名。会上，两名票数最高的成员将成为出国的代表。
大会召开的时候，小哥是英华中学预科班的学生。作为哥哥的候补人，他被选为湖口教会的代表。实际上，因为不足年龄，他没有资格投票，甚至没有资格参加大会，教会规定至少要满21岁。因此，当小哥入场时，一个蓝眼睛的传教士问他的年纪。他微笑着回答说自己刚好21岁，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传教士怀疑地笑了，但是并没有阻止小哥进去，因为小哥拿着地方教会的证明。会上，三哥幸运地被选为两名代表之一。那些投他票的人被请到一个饭店，那里有一个盛大的答谢宴会。
这次选举对黄家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东林再次发出请柬，邀请他的族人、邻居和朋友来金翼之家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宾客来了并献上钱和其他礼物。黄氏宗族也从族田的租金中献出一部分，作为对族内兄弟深造的奖助金。
金翼之家现在正处在财富和名望的顶峰。三哥的成功为他赢得了西路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之人的名声，成了学术成就的象征。通过妻子的家庭，他与教会的关系得到强化，这使他得以实现最高的求学理想。他的成功为他的家庭和整个黄氏宗族带来了荣耀。在乡村社会，留洋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回国的学生构成一个特殊的特权阶层。当三哥从外面的世界回来时，他也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家和村民们都热切地等待着他衣锦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