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文獻載體期其輕便，終於發明了紙書，而紙書也先後有卷軸裝、旋風裝、梵夾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綫裝等多種不同的裝幀形式，使得它越來越便於閲讀。現將其衍變過程簡述如下。
第一節 卷軸裝
初期紙書在形式上模仿帛書，把鈔成了書的紙粘成長卷，用木或竹作軸，粘於最後一幅紙上，卷成一束，合若干卷爲一帙。這種書籍裝幀形式稱爲卷軸裝。
南朝以來，紙書逐漸取代帛書，但下及隋、唐、五代，書皆仍爲卷軸裝。梁阮孝緒在《七録序》中説他編撰《七録》時“儻欲尋檢，内寡卷軸”。(1)此以卷軸爲書籍的代稱，正證明了卷子本在這一時期的普遍存在。卷軸日益流行，使得這種裝式日趨考究。如《隋書·經籍志》序云：“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2)唐代宫廷藏書又進了一步，能注意到用不同顔色和質地的軸、褾、帶、簽來區分不同類别的書。《唐六典》注云：唐玄宗時集賢院藏書，“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黄帶，紅牙簽；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簽；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簽；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簽，以爲分别”。(3)由南朝至五代書籍用卷軸已爲敦煌卷子所證明。斯坦因説：“就卷尾以及文書中間所記載的正確年代，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五世紀的最初以迄於第十世紀的終了。”(4)
采用卷軸裝的手寫紙書，一般稱爲卷子。我們現在見到的卷子，其形製大體如上圖所示：
軸是一根棍子，兩端可涂漆，考究的則鑲嵌珊瑚、玳瑁、琉璃、象牙、金等。軸的作用是用來把卷子卷起，如同現在經過裝裱的字畫下端或終端的軸一樣。卷就是用來鈔了書的紙或帛，它是卷軸裝書籍的主體。從敦煌所提供的實物看，紙卷的長短不同，長的有二、三丈，短的僅二、三尺，以糊粘接而成。短卷少的只有兩張紙，長卷則幾幅乃至幾十幅紙不等。敦煌卷子(5)雖至斷爛，而粘連之處未有脱落者，可見當時的粘連之法還是相當高明的。其接縫之處如有鈐印或署名者，則謂之印縫，或曰押縫，或曰款縫。
一般的書多用單層紙卷卷成卷軸，貴重的則要裝背。余嘉錫云：“今敦煌所得六朝、唐人手寫書卷，皆單層紙無裝褾者，論者遂謂古紙厚於今紙，故不須裝背，其實不然。唐祕書省崇文館皆有裝潢匠。所謂裝者，必兼裝背言之，不僅接縫褾軸也。且唐人摹書之紙較寫經紙尤爲硬厚，書畫尚須裝背，豈書籍獨不可裝背乎？……特今敦煌所得書皆民間通行之本，初非珍異，故僅用單紙耳。”(6)明胡應麟云：“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7)都説明貴重的書需要裝背。
從敦煌卷子看，唐代紙張有一定的尺寸，一般長爲四十到五十公分左右，高約二十五到二十七公分，也有少數比一般尺寸更大或更小的紙。敦煌寫本，每卷幾乎都劃有淺淡的上下横綫與直行。唐人稱上下横綫爲邊欄，直行則稱爲邊準，相當於帛書中的烏絲欄或朱絲欄。每行寫的字數也大不相同。宋程大昌云：“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録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8)宋趙彦衛云：“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爲準，故國朝試行誦經，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爲行，二十五行爲一紙。”(9)據程氏、趙氏所説，行數字數各有定式，今所見敦煌卷子，似不盡相同，惟釋氏寫經多爲每行十七字，然也有每行二十幾字、三十幾字的。
關於書寫的格式，劉國鈞先生説：
每卷起首空兩行，這是“贅簡”的遺迹，預備寫全書總名的。然後開始寫本篇的名稱（小題）和卷次。此下空數字，再寫全書名稱（大題）。也有起首不留空行，徑寫小題的。然後寫正文。正文寫完，隔一行，再寫本篇篇名和卷次，這空着一行是爲了填寫鈔書年、月和鈔書人姓名而用的。但也有不寫的。有時卷尾還寫上用紙的數字，裝潢人、校正人的姓名。如果是寫經，還要寫上鈔經的目的、願望或經文、注文的數字。……
一九六九年新疆吐魯蕃唐墓中出土的寫本《論語鄭氏注》殘篇，是一位小學生卜天壽於中宗時代景龍四年（七一〇）所鈔寫。篇後就注有鈔寫的年、月，鈔寫人姓名、年齡。這爲我們瞭解唐代書寫方式，又提供了新的例證。(10)
關於褾和帶，馬衡先生指出：“縑帛或紙之一端既卷入軸内，而他端則以其他材料黏連之，裹於卷外，以爲防護，今俗稱包首，古謂之褾。褾字之本義爲領袖之緣飾，此裝於卷端，故亦謂之褾。褾首繫絲織品以縛之，其名謂之帶。”(11)
另外，“卷子在書架上排架時，總是以軸頭向外，這樣就便於抽出和插入，所以稱爲‘插架’。軸頭上往往繫上一根簽子，在上面寫簡單的書名和卷數，以便於尋找”。(12)這，古人稱之爲籤。貴重者多以象牙製成，故稱牙籤，如明彭大翼云：“唐李鄴侯泌起書樓積書三萬餘卷。經用紅牙籤、史用緑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韓退之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皆牙簽，新若手未觸。’”(13)
一部書往往有許多卷，爲了免於將某部書和别的書混在一起，同時也爲了防止卷軸弄髒受損，卷軸裝的書常以帙包裹。《説文》云：“帙，書衣也。……袠，帙或從衣。”(14)顯然，簡册就已經用帙來包裹了。帙的原料用布或絲織品。晉荀勗《中經簿》云：“盛書有縑袠、青縑袠、布袠、絹袠。”(15)爲了便於統計，每帙多爲十卷。馬衡曾舉例説：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曰：“（劉）歆欲撰《漢書》，編録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此後漢之以十卷爲帙也。梁《昭明太子集》前有劉孝綽序曰：“謹爲一帙十卷，第目如次。”《隋志》有“《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此六朝之以十卷爲帙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合爲三帙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魏徵《群書治要·序》曰：“凡爲五帙，合五十卷。”此唐之以十卷爲帙也。宋李清照《金石録·後序》曰：“裝卷初就，芸藏縹帶，束十卷爲一帙。”此宋之以十卷爲帙也。(16)
以十卷爲帙也不是絶對的，特别是當一部書不足十卷時，爲了避免同其他書相雜，也自成一帙。
第二節 旋風裝
卷軸裝是寫本書的主要裝幀形式，但它也有明顯缺點，即不便尋檢。胡應麟云：“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閲卷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17)爲了克服這個缺點，在綫裝書出現之前，人們進行了不斷的探索，較早出現的一種形式是旋風裝，亦稱龍鱗裝。
吴彩鸞寫本《唐韻》是今存這種形式的惟一實證。它大約起於唐代而盛於北宋。歐陽修云：“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吴彩鸞《唐韻》、李邰《彩選》之類是也。”(18)張邦基亦云：“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吴彩鸞，善書小字，嘗書《唐韻》鬻之。……今世間所傳《唐韻》猶有，皆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19)吴彩鸞所書《唐韻》，黄庭堅也有過，其《跋張持義所藏吴彩鸞〈唐韻〉》云：“右仙人吴彩鸞書孫愐《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20)
爲了克服卷軸裝的缺點，旋風裝有兩個特點。一是紙的正反兩面皆書寫，可以節省紙張縮小卷軸的體積，也就是擴大了書的容量。黄庭堅所談到的張持義收藏的吴彩鸞《唐韻》，清初尚流傳，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八曾著録。又同卷載有明項元汴舊藏的彩鸞楷書《四聲韻帖》（即孫愐《唐韻》），注云：“徽宗御書籤題《韻帖》，共六十葉，每葉面背俱書，帖内小字自注。”
旋風裝的第二個特點是逐葉錯開一定距離粘在卷底上。元王惲説：
吴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吴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唐韻》一部，即鬻於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説，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册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年制。(21)
現故宫博物院還保留着一卷旋風裝的實物，卷端題《刊謬補缺切韻》，其裝式如馬衡所述：
一九四七年秋，故宫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卷，爲海内佚書。其裝潢雖爲卷子，而内涵散葉二十四葉。蓋以兩紙裱成一葉，故兩面有字。其裝爲卷子也，則以第一紙裱於卷内。自第二葉起，僅以葉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錯疊，如魚鱗然，卷之則成卷軸，不見散葉之跡。……蓋即龍鱗裝也。(22)
李致忠《古書“旋風裝”考辨》一文談得更詳細：
一九八〇年九月，有幸在故宫博物院見到《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件，其裝幀形式，對研究古書的旋風裝，是一件十分難得的實物資料。
《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卷端題《刊謬補缺切韻》。前人多題爲唐吴彩鸞書《唐韻》。因吴彩鸞書無確據可考，故改稱《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全書共五卷，凡二十四葉。除首葉單面書寫文字外，其餘二十三葉均兩面書寫，所以共四十七面。每面三十五行，自四十“耕”起，每面三十六行。每葉高二十五點五、長四十七點八厘米。以一長條卷紙作底，除首葉因單面書寫，全幅裱於卷端外，其餘二十三葉因雙面書寫，故以每葉右邊無字空條處，逐葉向左鱗次相錯地粘裱在首葉末尾的卷底上，看去好似龍鱗，錯疊相積。收藏時，從首至尾卷起，外表完全是卷軸的裝式；但打開來時，除首葉全裱於卷底，不能翻閲外，其餘均能逐葉翻轉。其裝幀形式獨具風格，世所罕見，當是古書旋風裝的實物證據。(23)
旋風裝的書葉兩面書寫，鱗次相錯地粘在卷底上，這樣既擴大了卷子的容量，又縮短了卷子的長度，翻閲起來也比較方便，因此爲需要經常查檢的韻書所采用。但是它没有改變卷軸制度，因而也就不會徹底改變卷舒之難，所以這種形式後來並没有被普遍采用。
第三節 經摺裝與梵夾裝
旋風裝（龍鱗裝）仍然保留了卷軸的形式，因此不可能真正克服卷軸裝書籍卷舒困難的缺點。爲了克服這一明顯缺點，人們終於創造並采用了新的形式。
北宋初年孫光憲云：“盧光啟策名後，敭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别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别紙，自公始也。”(24)盧光啟，《新唐書》有傳，係唐末人。他創造的“重疊别紙”的奏摺形式一直爲後世普遍采用。既然寫信可以將紙折疊起來，書籍當然也可以這樣做。宋羅璧云：“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册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粘之（原注：猶今佛老書），其後稍作册子。”(25)所謂册子即由紙幅摺疊而成，因爲這種裝幀形式便於誦讀，爲佛、道二教經典普遍采用，所以通稱經摺裝。
一九七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錢存訓的《中國古代書史》，錢先生在該書圖版二十五中介紹了一種唐代經摺本《入楞伽經疏》，計二百十一葉，左右相連摺疊爲經摺裝。如上圖所示。美國學者卡特談到斯坦因在敦煌獲得一部刻印簡陋的小佛經，也是一本小小的摺疊而成的書。他分析道：
中國的載籍告訴我們，紀元前一、二世紀開始在縑帛上作書時，書是手卷式的。這種形式，在紙張發明以後，仍舊保持，直到唐末受了印刷的影響，才開始出現逐頁裝訂的書籍。在手卷和逐頁裝釘成册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就是摺疊成册，即把一張連續不斷的紙摺成書的樣子，好像現代鐵路行車時刻表一樣。這本小經就是這樣的摺疊册子。全書共有八葉，也像所有的雕版印刷一樣，只印一面，經摺疊以後，一邊用漿糊粘牢，就可以像現代書籍一樣的逐頁翻閲。在外頁的裏封，明白印有印刷者的姓名和年代（九四九），這種格式更增加了我們的現代感。(26)
有的經摺裝書後來可能經過改裝，昌彼得介紹道：“敦煌所出的玄奘法師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殘卷一卷，每行十七字。此殘卷現在雖作卷子式，但其中每隔六行，有一顯然的摺痕，因之推測它原來必定是作摺疊式的。此經就字體觀之，約寫於唐中葉以後。”(27)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國書籍制度由卷軸裝向綫裝轉變的過程中，印度貝葉經的輸入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葉德輝説：“吾嘗疑葉名之緣起，當本於佛經之梵貝書。釋氏書言西域無紙，以貝多樹葉寫經，亦稱經文爲梵夾書。此則以一翻爲一葉，其名實頗符。不然，草木之葉，於典册之式何涉哉？”(28)明末潘之恒在《葉子譜》題辭中也認爲：“葉子，古貝葉之遺制。”(29)他們的看法是有根據的。唐玄奘云：“恭建那補羅國王宫城北不遠，有多羅（貝多）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30)唐段成式亦云：“貝多出摩伽（揭）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31)
隨着佛教的傳入，用貝多葉書寫的佛經也傳入了我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曾記載玄奘宣講佛經的情況説：“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宋史·天竺國傳》亦稱：“僧道圓自西域還，得……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敦煌石室遺書中的實物也證明了這一點，《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梵文寫本中有一篇大貝葉本，就材料上證明，毫無疑義是來自印度的，應算現存最古的印度寫本之一。”(32)
李致忠説：“梵夾裝，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將經文書寫在貝多樹葉上的裝幀，而後依次將貝葉經順好，每葉穿一圓孔，用兩塊長條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夾，然後用繩穿過板上圓孔，再逐葉穿過每葉圓孔，最後穿過另一板圓孔。繩頭打起比圓孔大的疙瘩，以防脱出。閲讀時從首逐葉翻閲，穿繩總要擦磨葉孔，故葉孔常有磨痕。收藏時，勒緊一頭，再繞過上下兩板捆緊。這種裝幀由於是兩板相夾，又是梵文書寫，故中國人把它稱爲梵夾裝。”(33)梵夾裝在唐五代時期頗流行。李賀《送沈亞之歌》云：“白藤交穿織書笈，短策齊裁如梵夾。”(34)
梵夾裝有兩個特點：一是以板夾之，一是所夾爲散葉。《資治通鑑》卷二十五唐懿宗咸通三年説，唐懿宗“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内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項；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胡三省注云：“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正因爲如此，所以計算采用這種裝式的佛經，其量詞爲夾。如《續高僧傳》卷二載：“那連提黎耶舍，天保七年居於京鄴，文宣皇帝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殿内梵本千有餘夾，敕送於寺。”此類梵夾，我國至今尚有遺存。如浙江圖書館即藏有二夾：一夾三百二十片，一夾二百二十六片，都是巴利文寫的。(35)
由於采用梵夾裝的書，所夾是散葉，如未經繩穿，便常會出現丟失書葉的現象。梁釋慧皎等撰《高僧傳》卷五《玄逸傳》稱：玄逸喟然嘆曰：“若犍度失其夾葉，猶《禮記》脱落先後。”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七《法聰傳》云：“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因常祭降祝曰：爲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旛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法聰講完《涅槃經》後，還遺落數紙，可見這數紙即所持講的《涅槃經》。由於梵夾裝經書不便尋檢和保存，所以這種裝幀形式也未被廣泛采用。爲了克服梵夾裝的缺點，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將書的散葉用糊粘或用綫縫成一册。故梵夾裝這種外來形式的輸入，對於下面要談到的蝴蝶裝和綫裝是起了某種促進作用的。
綜上所述，經摺裝與梵夾裝是有區别的。經摺裝由卷軸裝發展而來，它是由紙摺疊而成的；梵夾裝則是由印度傳入的，書本身原來就是一些散葉。然而不少談版本的著作都把經摺裝與梵夾裝等同了起來。如有的著作説：“有人把一幅長卷一反一正地摺疊起來，成爲長方形的一疊，在這疊紙的前後，各加上一張硬紙，以便保護。這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書籍形式，稱爲‘經摺裝’或‘梵夾裝’，這可能受印度‘貝葉經’形式的影響。”(36)新版《辭海》亦誤認爲：“經摺裝，也稱‘梵夾裝’。”(37)這或許因爲采用梵夾裝的書現存較少，而經摺裝、梵夾裝都爲佛教經書所采用因而産生誤會。(38)
第四節 蝴蝶裝與包背裝
經摺裝同卷軸裝比起來有了很大改進，但是它也有個缺點，就是摺縫容易裂開。裂開之後，書便成了散葉，也會和梵夾裝一樣造成散亂現象。爲了克服這個缺點，人們便創造了一種新的册葉制度。元吾丘衍《閑居録》云：“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復爲部帙。”當然普遍采用印刷術也爲新的册葉制度的産生奠定了物質基礎，明胡應麟云：“至唐末宋初，鈔録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册。”(39)
馬衡介紹書册的初級形式蝴蝶裝的形成過程説：
蓋卷軸爲長幅，無從割裂，自有葉子而後，每葉有一定字數，由一葉以至於十葉百葉，自爲篇幅，而遞相銜接，以一葉爲一版，而編次其數。積行而成葉、積葉而成册、積册而成部，而後書籍之制日臻於進化，至今日而未變。其裝訂之法，最初以每葉反摺之，黏其版心之背，使兩旁之餘幅向外，不用綫釘，謂之蝴蝶裝。謂攤書之時，中有黏著，兩旁各半葉，如蝴蝶之有兩翼也。(40)
葉德輝給蝴蝶裝下了一個定義：“蝴蝶裝者，不用綫釘，但以糊粘書背，夾以堅硬護面。以板心向内，單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41)其裝式略如下圖：
其裝幀過程是將印好的書葉，按版心的中縫正面對正面地摺起來，以硬紙（有的還用帛）作裹背紙，並將書葉背面的摺縫處粘在裹背紙上即成。
馬氏又述蝴蝶裝的特點云：
宋時初改册葉，多爲蝴蝶裝。書版之左上角，往往於闐外刻書之篇題一小行，爲便於翻檢而設。今之裝法，既以版心向外，而刻書者猶於此處刻字，殊可笑也。蝴蝶裝所以有版心者，一以誌書之名目卷第，使印刷或裝釘時不致紊亂，一以留黏貼之餘地，使讀者不致礙目。故書名之在二三字以上者，往往摘取其一二字以著之，絶無意義可言也。其庋置之法，乃以書背向上，書口向下，排比植立，不似綫裝之壘置者。何以知之，以北平圖書館藏原裝宋本《歐陽文忠公集》《册府元龜》等書，其書根上皆寫書名卷第，自書背到書口，一行直下，而書口餘幅之邊際，皆曾受摩擦也。其分卷之法，不必以一卷爲一册。有一册之中容數卷者，則以異色之紙或帛，黏貼於每卷首葉之書口，以爲識别，如西文字典之標AB等字母之法，爲其便於檢尋也。北平圖書館藏《文苑英華》爲宋景定元年（一二六〇）裝背，其每卷首葉即有黄帛標識，可以爲證。(42)
蝴蝶裝早在唐末五代時就已出現了，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一文説：“倫敦所藏《季布駡陣詞文》，我一共看到五卷，其二爲卷子，三爲蝶裝小本。”(43)到了宋元時代，蝴蝶裝成了書籍裝幀形式的主流，《明史·藝文志》序云：“文淵閣藏書，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書背倒摺，四周向外，此即蝴蝶裝也。”采用蝴蝶裝的書保存至今的還相當多。錢基博《版本通義·歷史第二》曾舉北京圖書館所藏爲例，並云：“蓋蝶裝書之多，未見有如北京圖書館之夥頤沉沉者，可謂洋洋乎大觀也哉！”
蝴蝶裝流行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但是它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翻閲起來很不方便，因爲第一葉的後半葉的背面和第二葉前半葉的背面没有字，又不相黏連，讀下去必須連翻兩葉，因此就有人將印好的書葉按版心的中縫背面對背面地摺起來，然後再裹以護葉，這樣就産生了包背裝。大略如下圖：
包背裝有兩種裝訂方法。一種是將背面對摺的書葉黏連在裹背紙上，這種方法除背面對摺外，同蝴蝶裝没有多大差别。另一種方法是考慮到書葉黏連費事，且易散落，糊多生霉生蟲，由於需黏連的這一邊尚有餘紙，於是有人便在邊欄外的餘紙上打兩個或三個孔，用紙捻成綫穿訂起來，再黏上裹背紙。明代的包背裝大部分采用第二種方法。錢基博説：“明則盛行包背裝，始由糊黏而改綫裝，版心向外，而以綫緝單口，用厚紙或綾絹等包之，以滅鍼綫之迹，如今之和裝然。世所傳之《永樂大典》殘本及清纂《四庫全書》，咸用黄綾包裱者，是也。”(44)
采用包背裝的書閲讀方便了，但排架時直立容易磨損書口，使書葉斷裂，因此改爲平放。既然平放，就不必用硬封面，因此就有了軟面的書。
陳國慶曾專門介紹過現存采用包背裝的書，他説：
現今存世的這種裝訂的書，以元明版本爲最多。如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元刊本《漢書》《文獻通考》等書，都是元刊元裝，其包背雖有破損，尚可看出當初裝訂的痕迹。其屬於明本的，如《明太祖御製詩集》《遼金元三史》《永樂大典》等書，全是朱絲欄寫本，黄綾包背裝。清代的包背裝，則以《四庫全書》爲最著。現今尚存四部，(45)各三萬六千餘册，一色包背形式。
到了清代，包背裝的技術，可以説已達到頂點。在其所謂内府寫本之中，除《四庫全書》外，還有一種所謂《玉牒》——皇室的家譜。每册長約九十公分以上，寬約五十公分以上，其最厚的可在五十公分以上。一律用宣紙畫朱絲欄，端楷寫成。其最重的，一册約可百五六十市斤。每當庋藏上架，須要二人力舉，方能移動。裝訂方法，就是采用包背形式。結束極爲堅固，二百年來，雖屢經遷動，至今毫無綻裂痕迹，這在裝訂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奇觀。(46)
蝴蝶裝、包背裝比其以前的書籍形式進步，但是它們也存在着一些缺點。葉德輝指出：“蝴蝶裝如褾帖，糊多生霉而引蟲傷。包背則如藍皮書，紙豈能如皮之堅靭？若仿爲之，既費匠工，又不如綫裝之經久。”(47)正由於此，所以它們最終又被綫裝代替了。
第五節 綫裝
綫裝的方法，基本上同包背裝一樣，但不用整紙裹背，而是前後各加一張護葉，用綫連同正文訂在一起。
蔣元卿《中國書籍裝訂術的發展》一文，詳細介紹了綫裝的各道工序，現鈔録如下：
摺頁 書葉印成之後，首先摺葉。“摺書葉須看版心正中，勿隨手亂摺，恐致歪斜。遇破碎及首尾不全者，即斬補完全，薄漿細粘，勿纍前後葉。將油板細麻用力夾緊，置潔處。”摺書葉的方法有二：“一曰復摺，即每葉對齊版口之綫而復摺之，佳本書多如此。二曰捻摺，亦曰提摺，即用手捻書葉之版口，纍數葉而傾摺之，故所摺不無摺差，此於次等書多用之。”總之，“摺書葉，要摺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爲高手”。
分書“摺葉之後，再依次排之，是曰分書，亦曰排書。但書數少者，類多先分後摺。”因爲我國書籍，大部分爲卷數，印刷和摺葉時，難免有此先彼後的。紙張柔薄，不便檢取，恐夾雙張，所以須將卷數、葉碼，分别理清，從末帖排起。如先排一百本的，就攤成一百樁，然後依次堆疊之。
齊綫 分好的書葉，天頭地脚不一定整齊，必須逐葉對準中縫，使其整齊，所以又曰“齊欄”。“約十餘日，取書齊綫，齊畢，照前法夾放净處一二日。”齊綫法有二：就是挨齊與撒齊。“挨齊者，葉與葉挨綫而齊也，此匯摺成之書葉，以左手傾書葉之角，以右手移書葉，挨綫而齊之，大都由上葉而齊至下葉。撒齊者，將摺成書葉匯之，撒開如扇，用指挑書葉而齊，大都由下葉而齊至上葉。但齊綫恒以下脚爲標準，蓋木版書籍，版心類多不一，而書之下脚又較天頭爲小，若盡齊其上，則版心大之書葉，其下脚之短顯而易見，既不美觀，又難裝訂，故不如齊下而使其上雖有參差，在天頭空位長處尚不覺也。書有無邊欄者，則依書口之字齊之。”
添副葉 所謂“副葉”就是每册書衣内的空白葉，“每本前後添副葉二三張”。“副葉用太史連，前後一樣兩張。”也可以用“單宣或汀貢（汀州所造竹料厚者），或潔净官堆”。按副葉的功用有二：第一可以保護書葉不受損傷，所以又名“護葉”。其次可避免潮濕，我國南方裝訂的書，有用萬年紅紙的，紅白相間，鮮艷異常。
草訂 書葉經過齊綫，添副葉以後，就要草訂，免使走動，“草訂，每本用綿紙訂三條，每條要挽一結，不用糊”。
加書面 書面位於副葉之外，所以也稱“書衣”，現在稱封面。“書面有用宋箋者，亦有用墨箋灑金書面者。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却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至於松江黄緑箋書面，再加錦套，金箋貼簽，最俗。”按書面有布、紙兩種，現在最通行的書面紙有二，“一栗色，用毛邊紙刷以栗色裱成，普通書籍多用之。二瓷青色，用太史連（又稱杭連），施以瓷青色裱成者，佳本書籍多用之”。
裱書面的方法“書面紙以細文宣紙，染古銅色，内褾以雲南皮紙。”也可“用涇縣連，或上好太史連紙，染荔枝或荔枝殼色，再摺帖紙一層（須有根者佳），棉紙一層襯之。將花椒煎湯，下白芨、白礬末少許，調乾麵打成糊，候天氣晴明，杉木板上裱之。如遇陰雨，發霉點，不可裱。裱後一二月方可裝書，如早用，紙性未定，後來必致短縮”。所以裱書面要“挺足候乾，揭下壓平，最好夏天做，秋天用”。
截書 書面加上，就進一步截書，“截書時，上下天地頭及書腦毛邊要放展，以闊且長爲貴，用力一刀截下”。“截要刀快，然後方平而光。”按明人截書，往往一本爲一本，所以一部書的各本刀口不齊。徐康《前塵夢影録》説：“在玉峰得《鴻慶居士大全集》，刀口不齊，據江湖書友云，明代人裝訂書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裝訂。”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也舉出很多例子，證明“明人截書，一本爲一本，推而至於宋元，亦莫不然”。證以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元殘册，可知確是事實。近時用切刀機，按照規定尺寸切成，大小一致，無參差不齊的毛病。
打磨 切好的書，難免或有刀紋，還要“砂紙磨光，勿要參差毛糙”。在打磨時，“用力須輕而匀，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妥”。
包角 珍貴的書籍，多有用綾絹包角的，取其堅固，並增美觀。又有一種“鑲包角”，就是包角時遺去上下副葉數張，驟視之，好似鑲的白邊。大概“北方書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風，則生蟲，糊氣三五年尚在，則引鼠”。
釘眼 磨光或包角之後，在靠近書背之處，隨書本的闊狹，確定打眼的距離。“打眼時，須與草訂之孔一綫筆對，勿出於參差。”“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即眼多易破，接腦煩難。”所以“通常四眼或六眼”，有用八眼的。主要的是應視書本大小、書背寬狹而定。
穿綫 穿綫又叫訂綫，“用上好清水絹綫左手捻成者。約每本書，綫經七本書長，方可長條雙扣。書本薄者，綫經六本足矣。極厚者再加”。訂的時候，“要訂得牢，嵌得緊，方能不脱而緊”。
貼簽 書簽是書的衣飾，古人十分注意。“書簽用宋箋藏經紙，古色爲上。”用深古色裱一層，但仍要視書衣的顔色而定。貼書簽時，要款貼、整齊，不可長短、闊狹、上下、歪斜。
以上就是綫裝書籍的裝訂過程和方法（當然前五項也適用於包背裝）。(48)
綫裝書出現也很早，李致忠在大英圖書館東方部所藏的敦煌遺書中，見到了不少綫裝書。如唐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有“時天復五年（九〇五）歲次乙丑三月一日寫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三”兩行，該書“原來用綫縫繢的孔眼猶存，凡三眼，表明當年是一本綫裝書。這一事實表示，早在唐代末期，綫裝形式的書就已出現”。又如五代寫本《開蒙要訓》，卷尾有“顯德五年（九五八）十二月十五日大雲寺學郎”一行，該書“右邊有裝訂遺孔，裝訂綫已佚。證明此件當時是綫裝形式”。再如北宋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尾有“于時大宋乾德七年（九六九）己巳歲四月十五日，大乘賢者兼當學禪録，何江通發心敬寫大小經三築子，計九卷。晝夜念誦，一心供養，故記之耳”題記四行。“此經裝幀，亦是將雙面書字的單葉對摺，形成四面有字。凡五十二葉，一百零四面。首葉背面右半葉，末葉背面左半葉均不書字，以爲前後封面。前封面居中豎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對摺好書葉依次排完，摺邊朝右，戳齊，做爲書脊，而後沿右邊上中下等距離鑿四個洞，用雙股擰好的絲綫繩横索豎穿，最後在中孔書背處打繫蝴蝶結。迄今雖已歷一千餘年，裝幀宛在，裝綫猶存，且還相當堅實牢固。這又是一本典型的綫裝書。”(49)一九七四年七月在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内發現的遼代寫經、雜鈔中，《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一並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玄鏡記卷第三》上半、《大乘雜寶藏經及唱詞》等四件均爲綫裝成册。(50)宋張邦基也談到某些宋本書已采用了綫裝的形式：
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書册，粘葉爲上。久脱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録。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演繁露》數册，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録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黄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繢也。(51)
文中“粘葉”指的是蝴蝶裝，而“縫繢”顯然指的是綫裝了。從這段記載可知綫裝在當時還是一種不成熟的裝訂方法。大約在明代才爲人們所普遍接受，然後從清代一直風行到現在。(52)
綫裝書是現存古書的主要形式，現在大量的雕版印刷書籍多爲綫裝。其單葉形式與包背裝略同，整本則各異。今分别附圖。
首先，我們依據下面的附圖介紹一下一本書版面上的有關術語：
版面 紙面上印版所占有的面積叫版面。
版框 版面的四周叫版框。
邊欄 版框的邊綫叫邊欄，也叫欄綫。上邊的邊欄叫上欄，下邊的邊欄叫下欄，左邊的邊欄叫左欄，右邊的邊欄叫右欄。上下左右爲單綫的叫四周單邊，上下左右爲雙綫的叫四周雙邊，上下爲單綫，左右爲雙綫的叫左右雙邊。
天頭、地脚、邊 上欄以外的空白餘紙叫天頭，下欄以外的空白餘紙叫地脚。天頭、地脚也合稱天地頭。左欄、右欄以外的空白餘紙都叫邊，供裝訂用。
書耳 邊欄的左上方，刻有長方形的欄格用來記書名或篇名的叫書耳。
界行 劃分版面的直綫叫界，兩條直綫之間部分叫行。一葉書有幾行，每行有幾個字通常按半葉計算，稱爲半葉幾行幾字，有時將“半葉”二字省掉。這幾行幾字又叫行格。
版心（書口） 版面中間不刻正文的那一行叫版心，也稱版口或書口。版心中間不印黑綫的叫白口，印有黑綫的叫黑口。黑綫細窄的叫小黑口，黑綫長寬的叫大黑口或闊黑口。黑綫刻在版心上方的叫上黑口，黑綫刻在版心下方的稱下黑口。版心上、下都刻黑綫的叫上下黑口。白口中間印有書名的稱花口。
魚尾 在版心刻有【“ ”記號，按其形狀叫魚尾。魚尾分叉處，正當版面中心，是摺疊書葉的標準點。版心中有一個【“ ”記號的叫單魚尾，版心上下各有一個【“”記號的叫雙魚尾。版心中刻有三個【“ ”記號的稱三魚尾，如明初刻本《春秋書法鈎玄》即是，但不多見。
象鼻 多數版心上下各有一道横綫，版心中的上下横綫至上下邊欄形成上下各一個空格叫象鼻。象鼻中往往刻有該葉字數、刻工或書名。
牌記 有的綫裝書往往在序目、卷末以及其他空白處刻上出版單位的標記、廣告等，統稱牌記。
下面，再介紹一下一册綫裝書的有關術語：
書腦 書葉左右邊欄以外錐眼訂綫的地方叫書腦。
四眼針裝、六眼針裝 一般在書腦上打四個孔的裝式叫四眼針裝。厚一點、書頁大一點的書有時在上下角各多打一個孔，其裝式稱六眼針裝。
書背 書葉裝訂縫合之處與書口相對的側面，稱爲書背，也叫書脊。
書根、書頭 一册書的最下端稱爲書根。書根上每寫明書名和册數以便檢索。書的最上端稱爲書頭。
書皮 書籍的最外層，起保護書的作用，或稱書衣，也叫書面。
書簽 書皮上黏附的簽條，記有書名和卷數，或題名書款等，也叫作書皮題簽。
副葉 在書皮的裏面，另襯兩三張空白紙稱爲副葉，一般都是前三、後二，或前後各二葉。它的作用主要是保護書葉，使之不受損傷，因此也叫護葉；也可供寫跋語題識。
封面 古書的封面位於副葉的後面。封面上印有書名、撰書人姓名和刊版地點等。現在常稱爲書名葉，與封皮加以區别，又稱内封面。
這些術語都是辨别和記載版本時所必須知道的。
綫裝是我國古書册葉制度發展的最高階段。它主要是用來裝刻印本及活字印本書的，但對鈔本書也同樣適用。直到今天，綫裝書在出版物中仍占有一定數量，雖然它已逐步被平裝、精裝等現代形式所替代了。
* * *
(1) 《廣弘明集》卷三。
(2) 《隋書》卷三二。
(3) 《唐六典》卷九李林甫注。
(4)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十三章《秘室中的發見》。
(5) 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甘肅敦煌發現了大量古代卷軸裝鈔本書籍，世稱敦煌卷子。我們現在之所以能見到唐及先唐的這種書籍，主要靠敦煌卷子的發現。關於敦煌卷子及其發現經過，海内外學人已有專著論述，這裏不再贅及。
(6) 《余嘉錫論學雜著·書册制度補考·裝背》。
(7)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8) 《演繁露》卷七。
(9) 《雲麓漫鈔》卷三。
(10) 《中國書史簡編》第三章《從公元二世紀到八世紀的中國書》第四節《寫本書的極盛時期》。
(11)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
(12) 《中國書史簡編》第三章《從公元二世紀到八世紀的中國書》第四節《寫本書的極盛時期》。
(13) 《山堂肆考》角集卷二八。韓愈詩題爲《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載《全唐詩》卷三四二。
(14) 《説文解字》第七上。
(15) 《太平御覽》卷六〇六引。
(16)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
(17)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18) 《歸田録》卷二。
(19) 《墨莊漫録》卷三。
(20) 《山谷别集》卷一一。
(21) 《玉堂嘉話》卷二。
(22)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
(23) 載《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24) 《北夢瑣言》卷四。
(25) 《羅氏識遺》卷一。
(26) 卡特（T·F·Carter）著，吴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二編《中國的雕版印刷》第八章《最早的雕版書——咸通九年金剛經》。
(27) 《版本目録學論叢》（一）：《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
(28) 《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葉》。
(29) 《續説郛》卷三九。
(30) 《大唐西域記》卷一一。
(31) 《酉陽雜俎》卷一八《廣動植之三》。
(32)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十三章《秘室中的發見》。
(33) 《英倫閲書記》（下），載《文獻》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34) 《全唐詩》卷三九〇。
(35) 見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36) 《中國書史簡編》第三章《從公元二世紀到八世紀的中國書》第四節《寫本書的極盛時期》。
(37) 新版《辭海》系部“經摺裝”條。
(38) 辨詳李致忠《古書經摺裝、梵夾裝、旋風裝考辨》，載《文獻》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39)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40)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
(41) 《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本》。
(42) 《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七《書籍制度》：《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
(43) 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44)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45) 引者案：文瀾閣本有補配。
(46) 《古籍版本淺説》第四章《書籍裝訂的演進》四《紙書的裝訂》。
(47) 《觀古堂所著書》第二集《藏書十約》。
(48) 載《圖書館學通訊》一九五七年第六期。其中引文均見其所據《古今秘苑》《藏書紀要》《藏書十約》及《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等書，不再一一注明。
(49) 《英倫閲書記》（下），載《文獻》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50) 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内發現遼代珍貴文物》表二，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51) 《墨莊漫録》卷四。
(52) 參看蔣元卿《中國書籍裝訂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