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雕印本的品類

現存古籍絶大部分是雕印本，而雕印本又因雕印的時代、地域、刻書單位，以及版本形式、刻印情況、流通情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價值。將雕印本的品類加以區分和研究，對於我們鑒定和使用各種版本是十分重要的。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叙論》云：“此書微仿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此章亦效之，故第一節論證甚詳者，其後更不細述。

第一節　按時代區分

一　唐本

印刷術發明於中國並非偶然，它是在我國古代一些原始印刷方法的啟發下産生的。

清李元復云：“書籍自雕鐫板印之法行，而流布始廣，亦藉以永傳。然創之者必不甚難，以自古有符璽可師其意，正無待奇想巧思也。”(1)我們祖先有用印章的習慣，它一直保持到現在。將印章鈐在紙上，這就同雕版印刷近似。值得注意的是元陶宗儀曾紀述漢人佩帶的一種用來逐鬼辟邪的大印：印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因其作於正月卯日，故名剛卯，又謂之大堅。上面刻着銘文，長的達六十餘字。(2)晉葛洪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3)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内也。”(4)顯然這數十字乃至一百二十字的印文，已經是一篇短文。紙流行以後，道家就不僅在入山時，把這種黄神越章之印印在封泥上，而且平時也印在紙上送給信徒，這就更容易使人們産生利用這種方法來印書的聯想。

此外拓碑也給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以啟發。《後漢書·蔡邕傳》談到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書丹刻石而立石經之事，已見本編第二章第二節。石經既可拓印，一般碑文當然也可拓印。有的石碑因年長日久經風化而看不清了，或者在天災兵燹中毁掉了，可是拓印本還在，人們自然會想到利用拓印本復刻石碑，並且會進一步想到也可以利用木板根據拓印本來復製原碑文。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就提到了人們用木板復刻李斯所書嶧山碑的情況：“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5)一般碑文利用木板傳刻再被人們轉拓，這又朝印刷術的發明邁進了一步。

雕版印刷術發明於何時，學術界尚無一致看法。明胡應麟稱：陸深“《河汾燕閒録》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此説，則印書實自隋朝始”。(6)當然，這還需要研究證實。有人認爲唐太宗貞觀十年（六三六）開始雕版印書(7)，主要依據是明邵經邦的一段話：“太宗后長孫氏，洛陽人。……崩，年三十六，上爲之慟。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采古婦人善事……帝覽而嘉嘆，以后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8)清鄭機引用並肯定了邵經邦的觀點，指出：“可見梓行書籍，不始於馮道。”(9)

唐馮贄《雲仙散録》引《僧園逸録》云：“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玄奘法師於貞觀三年（六二九）西游印度，十九年（六四五）歸國，寧德元年（六六四）圓寂。所以這應是七世紀中葉的事。雖然《雲仙散録》已被公認是一部僞書(10)，這條資料不盡可靠，但唐代佛教徒爲了傳教常把佛像刻在紙上施於四方却是事實，敦煌遺書中就有不少印有佛像的卷子。這也可説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

九世紀，雕版印刷術已經流行。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云：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八二五年一月二日）微之序。(11)

清人趙翼首先注意到這條材料，指出：“‘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12)王國維認爲：“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板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亦已有刊板矣。”(13)這樣理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當時民間雕印日常應用圖書的現象已相當普遍，故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有云：“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亦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4)大概馮宿的意見被采納了，所以《舊唐書·文宗紀》載：“太和九年（八三五）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然而政府的這道禁令似乎收效甚微。(15)現在尚存有乾符四年（八七七）和中和二年（八八二）出的曆書，都是僖宗時期的出版物，後者還有“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字樣，顯係民間雕印的。這兩部曆書現均存倫敦。(16)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雕印的書，内容相當豐富並且呈現出民間實用的特色。唐柳玭《家訓序》云：“中和三年（八八三）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閲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説、占夢相宅、九宫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17)根據這段記載，説明唐末成都書鋪出售的，大部分已經是雕印本了。

我們還應當注意到：道教徒、佛教徒在進行宗教宣傳時，客觀上也爲印刷術的發明與推廣作出了貢獻。唐范攄云：“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18)張秀民指出：“雁門人紇干泉做江南西道觀察使，是在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至三年（八四九）……這是有關道教徒印書的最早記載。”(19)唐代佛教徒雕印的書籍似乎更多，今舉司空圖一文爲例：

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化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紙）……今者以日光舊疏，龍象弘持，京師盛筵，天人信受，□迷後學，競扇異端。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惠礭無愧專精，頗嘗講受，遠欽信士，誓結良緣，所希龜鏡益昭，津梁靡絶，再定不刊之典，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字鎸銘，種慧牙而不竭；生生親眷，遇勝會而同聞。敢期福報之微，願允標題之請。謹疏。(20)

向達認爲司空圖此文“必作於咸通末第一次入洛時，距宣宗大中復修佛寺不遠，故‘洛城罔遇，時交乃焚’云云，當指會昌廢佛之禍而言。……迄大中時佛教復興，敬愛寺亦亟圖恢復，重雕律疏，故圖文所云‘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以下四語，其爲特指會昌毁佛之事而言，蓋確然有據。而會昌、咸通時之即有印本，亦於斯可見”。(21)另外，疏題附注載明要印八百紙，可見當時印書規模已很可觀。

一般認爲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雕印本，是在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印的《金剛經》〔圖版十一〕。它由七張紙粘成一卷，全長十六尺，完整無缺。卷首，還有一幅釋迦牟尼佛在祗樹給孤獨園的説法圖，妙相莊嚴，鏤刻精美，是一幅技法成熟的作品。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這一本書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竊取，現收藏在大英博物院。一九五三年，在四川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唐墓中發現的，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刻印的《陀羅尼經咒》，上刻古梵文經咒和小佛像。這可以説是國内現存最古的印刷品。

不過本世紀六十年代又發現了更早的刻經。美國富善（L·C·Goodrich）説：

最近，有一項新的發現，如果證實是確鑿的話，它將把木板印刷術的歷史推前十五年左右，甚至更早一些。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些朝鮮學者在慶州〔位於朝鮮東南部，古老的新羅王朝（六六八至九三五）的首都〕佛國寺内，發現一座名叫釋迦塔的石塔（Stupa——是一種塔形結構，用於保存佛教宗教物品）遭到破壞。經過調查，他們發現在石塔的内部藏有一卷印刷的佛經。……

新發現的經卷，是厚桑皮紙卷軸形式，軸心是竹制的，兩端都涂以光漆。經文長約六百三十厘米，闊六厘米，印刷部分爲五點三厘米闊。由於經軸的保存情況較差，不能把它全部展開，因而無法決定它的準確長度。實際上，經軸的大約三分之一已遭到嚴重的蟲蛀；然而，其餘部分的情況尚佳。經過進一步檢查，發現經文是用一組木板進行印刷的，木板共十二塊，每塊約二十到二十一吋長，經過印刷，然後將紙張粘連起來，成爲連續不斷的經卷。(22)

胡道静爲該文所作的注釋説：

由於建塔是在公元七五一年，所以這件印刷品的印成年代，下限是公元七五一年。

《無垢净光大陀羅尼經》的漢字譯本是彌陀山留居唐王朝首都長安的最後一年譯成的，也就是此經的第一個漢字譯本。所以這件印刷品的印成年代，上限是公元七〇四年。印品不能超越譯成的年代。

富善還説：“我認爲，所有這一切，仍然説明中國是最早開始發明印刷術的國家，印刷術是從它那裏傳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傳播媒介之一。”如果上述這件印刷品是可靠的話，那麽它的出現比咸通九年（八六八）雕印的《金剛經》還要早一百多年。現存的東西未必就是首先出現的東西，所以印刷術的發明年代實際上應當更早。有人説印刷術出現於唐代以前，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不過還没有實物作證。

綜上所説，從現有材料看，印刷術至遲出現於唐代。唐雕印本有日曆、佛經、字書、小學、詩集，以及陰陽雜説、占夢相宅、九宫五緯、道家著述等。刻書地點可考者有四川、江蘇、浙江、洛陽、敦煌等處。

二　五代本

五代雕印圖書較唐代有了很大發展，比較突出的是國子監雕印的九經。《册府元龜》云：

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别有刊立。嘗見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絶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孜孜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23)

《舊五代史》亦載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24)

九經是指《易經》《詩經》《書經》《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儀禮》《周禮》《禮記》。其中有四部是在後漢時才開始雕印的。宋王溥云：“乾祐元年（九四八）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印板九經内，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直到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六月，九經才全部印完，一共用了二十年時間。故王溥復云：“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25)此外，後周國子監還雕印了一部《經典釋文》，亦見《會要》同卷。由於這些書籍是由國子監主持刊刻的，書版也藏在國子監，所以稱爲五代監本，其九經稱爲監本九經。

五代監本曾經宋人收藏並加珍視。邵博云：“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於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26)洪邁亦云：

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27)

南宋陳振孫還提到他收藏過《九經字樣》：“《九經字樣》一卷，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九四六）所刻，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28)

五代監本今已無存，王國維研究過它的行款及影響。他説：

監本行款據日本室町氏所刊《爾雅》（《古佚叢書》有復刊本）末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其本避南宋諱，當是南渡後重翻五代監本或翻宋時遞翻之本（觀《釋草》“椴、木、槿”注“日及”不作“白及”，是經宋人修改之證）。其書每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與唐人卷子本大小行款一一相近，竊意此乃五代南北宋監中經注本舊式。他經行款固不免稍有出入，然大體當與之同。如吴中黄氏所藏《周禮·秋官》二卷，昭文張氏所藏《禮記》殘卷，内府所藏《孟子章句》十四卷，皆與李鶚本《爾雅》同一行款，亦疑宋時監本。若翻監中之本，又後來公私刊本，若建大字本、興國軍本、盱江寥氏及相臺岳氏本，凡八行十七字之本，殆皆淵源於此。(29)

後唐明宗十分重視經書的雕印工作，使五代國子監雕印經書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他曾下詔説：

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30)

王溥還詳細介紹了後唐國子監刻書的具體情況：

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31)

從這一系列的嚴格措施中，可以看出五代監本的質量是相當高的。將校勘者、書寫人的姓名附於書後，也體現了當時國子監刻書的負責態度。

五代時期還開了封建士大夫私家刻書的風氣。宋王明清云：“毋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遂踐其言。”(32)此毋丘儉當爲毋昭裔之誤。《宋史·毋守素傳》云：“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賫至中朝行於世。”(33)在宋滅蜀時，他家的書板曾被運到汴京，宋朝政府考慮到這些書板是毋家私財自造，仍將書板發還。毋氏書遍銷海内，其子孫也因而致富。(34)《愛日齋叢鈔》卷一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絶，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吴則虞認爲：毋昭裔請蜀主孟昶雕印的《九經》“即蜀大字本《九經》也，其刻在馮氏《九經》刊成之後”。(35)

除毋昭裔外，五代私人還有刻自家集子的。和凝在後唐爲翰林學士，後晉初爲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天福五年（九四〇）爲相，後周顯德二年（九五五）卒。《舊五代史·和凝傳》稱他“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36)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九二三）曇域後序，稱其“檢尋稿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成都，題號《禪月集》”。再如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二《跋何水部集》稱該集爲“天福本，但有詩二卷”。於此可見，五代監本多爲儒家經典，私家刻本則更及類書、集部等。

五代刻本傳世甚少。羅振玉《鳴沙山石室秘録·雕版第二》稱：“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爲五代細書小板刊本。”〔圖版十二〕《秘録》還著録有：“《金剛經》梵夾小本(37)，每本葉七行十四字。經後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後晉天福十五年（九五〇）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廷美。”曹元忠在後晉開運四年（九四七）還請匠人雕印過觀世音菩薩像與大聖毘沙門天王像，這些單篇佛像下均刻有文字。如觀世音菩薩像下所刻文字有云：“特進檢校太傅譙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爲城隍安泰，闔郡康寧。”下署“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匠人雷廷美”。(38)

國内現存五代雕印本當推杭州雷峰塔所出《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毛春翔介紹道：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杭州雷峰塔忽然倒塌，發現經卷，乃吴越國王錢俶刻的《陀羅尼經》，時在宋太祖開寶八年，論時代，已入宋朝，而其時錢氏猶未納土，視作五代刊物亦可。經卷長七尺六寸，高二寸五分，卷端題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吴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經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皮紙印，墨色淡而無香氣。因經卷塞在磚空内，年久受潮，不免霉爛，首尾完具中無破空的少極。浙館所藏一卷，首尾皆有缺佚；惟浙江博物館藏的一卷，首有供養佛圖及錢俶題字。(39)

在此之前，一九一七年，吴興天寧寺經幢被毁，幢中也發現同樣經卷，其題記云：“天下都元帥吴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部在寶塔供養，顯德三年（九五六）丙辰歲紀。”(40)但是這次發現的經卷下落不明。

綜上所述，五代雖然只有五十多年時間，而且政權頻繁更迭，但是在中國雕版史上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首先，國子監雕印儒家經書是五代刊本的主流；其次，家刻本蓬勃興起在五代本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再次則是公私雕印佛經都相當普遍，這三個方面對宋刻本都有巨大影響。

三　宋本

宋是我國雕版印刷事業的昌隆時代。宋章俊卿云：“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五月戊申，（真宗）幸國子監閲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41)蘇軾也説：“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42)可見北宋公私雕印圖書事業發展都很迅速。

宋代刻書事業空前繁榮是與宋代統治階級大力提倡，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刻書能力提高等原因密切相關的。爲了鞏固政權，太祖、太宗采取了中央集權的方法，州縣長官由文士擔任，而大批官員則由科舉産生。和唐代科舉名額限制甚嚴不同，宋代科舉向文人廣泛開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門第、鄉里，都可録取。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通過科舉考試就可以當官，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宋人喜歡讀書、藏書、刻書的社會風氣。仁宗時又開始在各州縣設立學校，逐步進展爲公立學校和私設書院都可講學。講學之風大盛，也刺激了儒家典籍的出版工作。

提倡佛道也是宋代統治者鞏固政權的措施之一。宋太祖統一後，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同時也爲了麻痹人民的思想。同樣，朝廷也重視道教。仁宗曾命徐鉉校正道書，真宗復命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編道書四千三百多卷。全國各地還大修道觀，道教得以廣泛流行。這就是宋代大量雕印佛道經書的社會背景。

宋代還編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神醫普救》《册府元龜》《彤管懿範》等大型類書和總集。其目的固然是爲了粉飾太平、籠絡人才以鞏固政權，但在客觀上也推動了宋代刻書事業的發展。

總之，公元九六〇年宋朝建立後，社會日益安定，經濟日益發達，爲刻書印書事業之興旺提供了條件，而四川、浙江在五代已逐步形成了兩個刻書中心，也爲宋代出版業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宋代刻書大抵分公私兩大系統，現將宋代官方刻書單位及現存書籍舉例列表如下：

續表

宋代官府刻書十分注意爲政治服務，就其出版圖書的内容言，明顯偏重經史。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兼判國子監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强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同年，李至又建議“國子監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爲近俗，乞改爲國子監書庫官”。(43)於是“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44)這説明國子監不僅是宋朝的最高學府，而且還是國家的主要出版機構，其雕印的重點則爲經史群書。到真宗時，經傳正義皆具，而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國子監鏤版頒行了。晁公武云：

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45)

南宋時國家雖遘禍亂，經濟方面也困難重重，但國子監仍然出版了大量的經史圖書。李心傳云：

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一一三九）九月，張彦實待制爲尚書郎，請下詔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賜。從之。然所取諸書多殘缺，故舊監刊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一一五一）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46)

爲了改變唐末五代武裝割據政權的混亂局面，太祖在開國以後不久便組織人員編輯刊行法律方面的書籍。李燾云：太祖乾德元年（九六三）“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模印頒天下”。(47)《重定刑統》係根據後周的《大周刑統》删訂，而《大周刑統》又繼承了《唐律疏義》，所以《重定刑統》是研究北宋以前法律的重要文獻。所附《編敕》則是皇帝臨時下達的有關法律規定的文獻彙編。《重定刑統》和《編敕》的印行，對當時國家政權的鞏固顯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雕印佛經達到了空前絶後的程度，公私所刊佛藏共有六部，凡三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卷。于乃義作過介紹，現節録如次：

（一）開寶藏

北宋開寶四年（九七一）宋太祖趙匡胤派高品、張從信等人主持，在益州（今成都）監雕大藏經，至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大部刻成。此種佛藏，係根據唐代智昇和尚的《開元釋教録》編排，大部分在益州刊刻，刻成移到汴京。據記録，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經版十三萬多片。

此書框高二二·五厘米，每版二十二行，每半葉五行、行十四字或十六、十七字。硬黄紙、卷軸裝，用《千字文》編號（即天、地、玄、黄……）。就現存殘卷看，版心刻經名、頁次及編的字號，卷尾有“大宋開寶某年某歲奉敕雕造”及刻工姓名，也有印刷的經過及年月。

此書現僅有零殘本，國家圖書館藏開寶藏《阿惟越致遮經》上卷，國内和日本也還存其他零卷。此本字體仿歐書，整齊有稜角，但仍具疏落之致。

（二）崇寧萬壽大藏

宋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福州城外白馬山的東禪寺冲真、普明、咸暉等和尚發起刻印佛藏，至宋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畢成，但在南宋紹興、乾道以及元至治、泰定年間，還多次修補。據記録，全藏六千四百三十四卷，開始用梵夾裝，計五百九十五函，《千字文》編號，始“天”字，終“虢”字。

此書框高二三·八厘米，每半頁六行，每行十七字。其所以稱之爲“崇寧萬壽大藏”，是根據主持人普明題記：“福州等覺禪院住持普明收印經版頭錢，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雕造大藏經，印版計五百餘函，時崇寧元年日謹題。”（案：“崇寧”是宋徽宗趙佶第二次改元的年號）“等覺禪院”即東禪寺。

此本現有零册存國家、南京、上海等圖書館，字體仿效柳公權書，易於鑒别。

（三）毗盧大藏

此藏也是福州版。北宋政和二年（一一一二）開雕，至南宋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告成。主持人爲本明、宗鑒、行宗、了一和尚及蔡俊臣、馮檝、陳詢、陳靖、劉漸等人。此本框高二四·三厘米，每半頁六行，行十七字，六千一百一十七卷，也是梵夾本，五百六十七函。有刻工姓名。現存的一卷，卷末有一段題記：“福州開元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慧通大師了一謹募衆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文武官僚資崇禄住圓成雕造毗盧大藏經版一副，時紹興戊辰閏八月□日謹題。”（案：“毗盧大藏”即以此得名）

現國家圖書館和日本存有少數零本，字體仿歐陽詢書，爲宋刻的標準體。

（四）思溪圓覺藏

宋紹興二年（一一三二）湖州歸安縣松亭鄉思溪王永從闔家舍資開雕此藏，勸緣住持圓覺禪院懷深及净梵和尚協助，因此得名《思溪圓覺藏》（案：湖州今屬浙江省）。此藏的刻印反映南宋初年浙江省已流行刻書事業。全本一千四百二十一部，五千四百八十卷，梵夾本裝爲五百五十函，《千字文》編號，始“天”終“合”。

此本框高二四·二厘米，每半葉六行，行十七字，卷尾刻有王永從的題識，也是爲“祝延今上皇帝”的。並刻有“雕經作頭李孜、李敏，印經作頭金紹，掌經沙門覺清，幹雕經沙門法祖，對經沙門仲謙、行堅、静仁、道能、修敏，都對證宗鑒”。等於列舉了編輯（掌經）、校對（對經）和刻工領班（作頭）等姓名。

字體仍效歐書，但已兼虞世南的筆法（葉恭綽介紹説是蘇東坡體，與實際對證不符）。國家圖書館有《大智度論》，是清末楊守敬自日本取回的。

（五）思溪資福藏

此藏也是浙江刻本，記録爲“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院開雕”。自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始工，何時竣工不詳。此書與思溪圓覺藏同在一個地區雕刻，湖州在宋寶慶元年（一二二五）改名安吉州，可能此書刊刻於此時或再後一些時。清末楊守敬自日本購得此本四千多卷，現藏國家圖書館，惜均無年月地址姓名可考（前面的記録是根據日本收藏引録的）。此本板框及行數，均與《思溪圓覺藏》相同，所編《千字文》字號亦全同，但延長到“勗”字，數量計五千七百四十卷，梵夾本五百九十九函。

（六）磧砂藏

此藏係宋代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在乾道年間（一一六五至一一七三）創始，紹定四年（一二三一）才開設了經坊，一名大藏經局，開雕全藏。主持人爲法忠和尚，直至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才完成，共歷時九十多年。計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梵夾裝，五百九十一函。《千字文》編號，始“天”終“煩”。

案：平江府即今蘇州，此時刻印事業不斷發展，磧砂藏雖然經歷的年代甚長，但全屬民間募刻。字體初效柳書，入元後，又兼有趙子昂秀麗的筆意。西安開元、卧龍兩寺收藏此部藏經約十分之八（今歸陝西省圖書館）。抗日戰争前曾據以影印，改爲綫裝。云南省圖書館收藏原刻本曾借以補印兩百多册，成爲全部。日本《昭和法寶總目録》曾收録《磧砂藏目録》，核對缺元以後所刻部分，全目當以影印本爲準。(48)

宋代官府還刻了不少醫書，如《新編金匱要略方論》三卷、《傷寒論》十卷。據王國維所引當時公文，知宋代政府對這項工作比較重視。其文云：“敕中書省勘會：下項醫書册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八月一日奉聖旨令國子監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屬官司校對，别無差錯，即摹印雕板，並候了日廣行印造，只收官紙工墨本價，許民間請買，仍送諸路出賣。”(49)

宋代私人刻書事業也十分發達，今就現存舉例列表如下。

續表

從内容上看，官刻本側重正經正史，而私刻本遍及四部，却明顯偏重於子、集，正好彌補了官刻本的不足。可見宋代刻書事業的隆盛，是官私共同努力的結果。

下面我們談談宋刻本在形式上的一般特徵。從版式方面看，由於受到古卷子本的影響，前期多白口，四周單邊，書之首行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序文、目録和書之正文不分開。後期多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少數四周雙邊。這種變化是人們追求版面活潑美觀的結果。爲了便於計算勞動成果，便於裝訂，也爲了表示負責，版心上方常鎸刻大小字數，下方常鎸刻刻工姓名或出版單位簡稱，上下魚尾之間常鎸刻書名、卷次、頁碼。官刻本多在卷末鎸刻校勘人銜名；私刻本多在卷末鎸刻刻書題記或牌記。

從字體方面看，宋刻本多采用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柳公權、顔真卿諸家楷體。如臨安府陳宅書籍鋪雕印的《唐女郎魚玄機詩》用的就是歐體，建安黄善夫家塾之敬堂刊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用的就是柳體，四川《眉山七史》用的就是顔體。這是因爲歐、柳、顔諸家楷體筆畫有棱角，便於施刀，爲刻工們所樂用，而北宋前期宋朝自己的書法大家如蘇、黄、米、蔡還尚未出現，因此未造成影響。當然也有的書其字體的特點不够鮮明，這是我們在鑒定版本時應當注意的。

再從裝幀形式方面看，宋本多用蝴蝶裝與包背裝。《明史》稱：“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向外，蟲鼠不能損。”(50)這段話中的“裝用倒折，四周向外”指的就是蝴蝶裝。李致忠指出：“今天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刻本《文苑英華》即保留着宋代包背裝的原樣，卷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廿五日裝背臣王潤照管訖’字樣，説明南宋包背裝已很流行，並有專人管理了。”(51)

此外，宋本避諱已嚴。避帝諱、家諱的習俗反映在刻書上，就出現了許多諱字，這對我們鑒定版本是大有好處的。但是一些私刻本在避諱方面也不是很嚴格的。所以我們不能單憑避諱來鑒定版本〔圖版十三〕。(52)

從宋本書價的不斷提高，可以看出它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在宋代，刻本書並不貴。《藕香零拾》本《藏書紀要》繆荃孫跋云：

宋王禹偁《小畜集》影宋鈔本，有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校刊開列紙墨工價云：“今得舊本，計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字，一部共八册，計五百三十二板。書紙並副板五百四十八張，表背碧青紙共一十一張，大紙八張，共錢二百六文足。賃板棕墨錢五百文足。裝印工食錢四百三十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錢一貫一百三十六文足。見成出賣每部錢五貫文省。”

但是到了明代就出現了宋刻本按葉論價的現象。(53)清黄丕烈云：“近日書直昂貴，聞有無錫浦姓書賈，即浦二田之後，持殘宋本《孟東野集》，索直每葉元銀二兩。”(54)

清孫慶增《藏書紀要·鑒别》云：“宋刻本書籍傳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吉光片羽，無不奇珍，豈可輕放哉！”這段話表達了明清以來人們重視宋本的心理。

人們特别重視宋本，首先由於它刻印時間早，比較接近書的原貌。黄丕烈云：“校勘群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爲庸妄人删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爲佳也。”(55)其次則由於當時重視這項工作，傳世宋本多數經過認真的校勘。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中曾録北宋監本《春秋左傳正義》校勘經進銜名，現摘鈔如下：

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趙安仁書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詳勘官登仕郎守高郵軍高郵縣令臣劉若納

詳勘官登仕郎守將作監丞臣潘憲

詳勘官朝奉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陳雅

詳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臣王焕再校

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世隆再校

中散大夫守國子祭酒兼尚書工部侍郎柱國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孔維都校

淳化元年（九九〇）庚寅十月　日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北宋國子監刻書，委著名書法家寫樣，經過專家反覆校勘，才付雕版。國子監這樣做當然會對宋代刻書事業産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宋代的家刻本也非常注重校勘。清錢泰吉云：

宋岳倦翁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並興國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脱簡、考異皆羅列條目，詳審精確，不可不家置一編也。(56)

可見，岳氏爲了保證圖書質量，做了三項工作，即廣集異本、延用專家、確定校勘程序。他刻印的書無怪乎要受到人們的重視了。即使坊刻本，有的也經過認真校勘，如余仁仲爲其新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所作後記云：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僅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衆，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一一九一）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57)

這篇文字雖然是書坊的廣告，但也反映了其主持人嚴肅認真的態度。

宋刻本的水平也是不平衡的。清杭世駿云：“今之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以數。”(58)蘇軾、陸游都曾對當時“以意改書”(59)、“略不校讎”(60)的現象提出過尖鋭的批評。錢大昕云：“今人論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誤，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61)顧千里還專門對南宋建本提出過批評：

若夫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惟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標立新奇名目，冀自衒儥，而古書多失其真。逮後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轉轉舛錯脱落殆不可讀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觸目滿紙，(62)彌不可讀者有之，又甚而奮其空疏白腹，敷衍謬談，塗竄創疻，居之不疑；或且憑空搆造，詭言某本。變亂是非，欺紿當世，陽似沽名，陰實盜貨，而古書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書而一書受其害而已矣。(63)

那麽，怎樣認識前人對宋本所作的這些批評呢？陸貽典跋所校宋本《管子》云：“古今書籍，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爲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64)此言近乎佞宋，但從實踐的結果看，却大體可信。

再次，宋刻爲世所共寶，還因爲它刊印精美，足爲後世刻書的模範，同時還應將其作爲一種珍貴歷史文物而予以重視和保存。孫慶增《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本之妙盡之矣。”這乃是從文物的角度來肯定宋本書的價值。也是我們所贊同的。

宋本情況及其可貴之處大體如此。

四　遼、金、元本

關於遼本。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國家文物局等單位在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内釋迦塑像中發現遼代珍貴文物一百六十件，其中有遼刻經四十七件；寫經、雜抄共三十件；刻書與雜刻八件；繪畫、版刻印刷佛像七件。(65)這批遼代文獻的發現，使我們窺見了遼刻本的大概。

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卷契丹藏的發現。契丹藏有五百七十九帙，是我國繼北宋初開寶藏之後雕印的第二部大藏經。(66)在十二卷《契丹藏》中，《稱贊大乘功德經》卷尾有“燕臺聖壽寺慈氏殿主講法華經傳菩薩戒懺悔沙門道撰，時統和貳拾壹祀癸卯歲（一〇〇三）季春月蓂生五葉記。弘業寺釋迦佛舍利塔主沙門智雲書，穆咸寧、趙守俊、李存讓、樊遵四人同雕”題記，可以推知契丹藏是在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年間用漢字書寫雕印於遼之燕京。閻文儒等人將契丹藏的一般情況，歸納爲以下幾點：

一、全部用漢字書寫雕版，大字楷書，工整有力。未見契丹字。

二、每版印成一整紙，由數紙至數十紙粘連成一卷，每卷各紙行數、每行字數基本一樣。

三、全部爲卷軸裝，圓木軸，竹製杆，縹帶爲絲織品。其中三卷爲原軸，兩卷杆和縹帶爲原物。

四、每卷用《千字文》編號。

五、每卷有譯者名，其中六卷卷首殘缺，不見譯者名。

六、行格疏朗，排列整齊，版式統一。

七、十卷經在開頭或前幾行行格間用一行小字注明經名、版碼及《千字文》編號。另外兩卷，一卷刻有小字“第二”及版碼，一卷只有小字版碼。

八、均爲硬黄紙。紙質極好，光潔堅韌，入潢避蠹，未見蟲蛀。

九、不避諱，與其他遼刻經不同。

十、其中三卷經卷首有精美的木刻佛畫，一卷僅存殘畫邊。知《契丹藏》經卷卷首多有精緻的佛畫。

十一、有三卷經背面蓋有戳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每紙背面均有長方形陽文楷書“寶嚴”戳記；《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和《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兩卷，每紙背面均蓋有長方形雙邊陽文楷書“神坡雲泉院藏經記”朱印。(67)

還有唐代李翰編撰的兒童啟蒙課本《蒙求》，新發現的遼版是該書現存最早的版本，也是目前僅存的除佛經以外的遼刻本圖書〔圖版十四〕。

錢大昕説“遼人謹於避諱”(68)，這在新發現的遼刻本中得到了證實。在六十一件雕版印刷品中，有七件避遼諱。其中光字避遼太祖耶律德光諱；明字避遼穆宗耶律璟諱，因爲他後來改名爲明；賢字避遼景宗耶律賢諱，因爲他小字明扆，故亦諱明；真字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同宋本一樣，遼本不但避本字，而且也避同音字，其方法也用缺筆的方式。如《蒙求》一書中的甄、鎮、明、真、慎等字都缺末筆。(69)

就版式而言，遼刻本中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兼而有之。其中大部分是四周單邊，《蒙求》係左右雙邊。有七種佛經及《燕臺大憫忠寺新雕諸雜贊一策》是四周雙邊。一般認爲魚尾都刻在版心，是供摺葉用的，而《燕臺大憫忠寺新雕諸雜贊一策》中的兩個魚尾不在版心，而被分别刻在兩行烏絲欄中，其作用顯然是爲了醒目和美觀。《燕臺大憫忠寺新雕諸雜贊一策》係細黑口，這對我們研究細黑口産生的時間頗有參考價值。

就裝幀形式而言，這次發現的遼刻經，絶大部分爲卷軸裝，計有四十二卷；蝴蝶裝四件。此外《妙法蓮華經卷第一》（Ⅲ式）原爲卷軸裝，爲了閲讀方便，改爲經摺裝。這些裝幀形式都與北宋相一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新發現的寫經、雜鈔中，有四件綫裝成册。遼政權終於北宋末年，遼的書籍制度直接受到北宋的影響，因此遼本的發現對於我們研究北宋刻本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發現的遼代文獻表明燕京是遼代的刻書中心。首先，契丹藏刻於燕京。該藏《稱贊大乘功德經》卷尾題記有刻工趙守俊之名，而《妙法蓮華經卷第四》（Ⅰ式）卷首畫題記也見契丹藏雕印於遼之燕京。其次，遼國政府還組織了燕京的一些寺廟雕印過其他經書。例如《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卷第十與《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卷下之卷尾均有下面這段題記：“咸雍七年（一〇七一）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講經覺慧大德臣沙門行安勾當，都勾當講經詮法大德臣沙門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講經論文英大德賜紫臣沙門志遠校勘，印經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驍騎尉賜緋魚袋臣韓資睦提點。”從題記中可以看出遼代專門設有印經院，同北宋國子監一樣，遼印經院組織刻經，分工明確，態度認真。此外，寺中印經的紙也是由政府供給的。如《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卷下第十四紙背面即有“宣賜燕京”朱印。燕京有些寺廟自己也雕印了一些佛教宣傳品。例如《燕臺大憫忠寺新雕諸雜贊一策》，其首行云：“燕臺大憫忠寺常住院内新雕諸雜贊隨名各列如後。”再次，遼代燕京私人書坊也很興旺。例如《妙法蓮華經卷第四》（Ⅲ式）的題記云：“攝大定府文學龐可昇書，同雕造孫壽益、權司展、趙從業、弟從喜雕。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印造。”此外，《佛説八師經》題記爲“大昊天寺福慧樓下成造”。《上生經疏科文》卷尾題記云：“時統和八年（九九〇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

關於金本。

由於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較深，金人的刻書事業同遼人比較，又有明顯的發展。金世宗於大定二十三年（一一八三）八月，“以女真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同年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真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70)顯然，金世宗很會利用漢族的傳統文化來加强思想統治。金章宗十分喜愛漢人詩歌，史載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四月，“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71)吴則虞認爲這些書是“金之官本之可考見者”。(72)

金代官刻本發達與其推行科舉制度以吸引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有關。《金史》還記載了當時學校用書情況：

凡經：《易》則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彦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顔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揚子》用李軌、宋咸、柳宗元、吴祕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73)

這些書係金國子監出版印行，但是否全爲金代所刻，或者也包括北宋公私刻版在内，歷史記載不詳。但金國子監刻印過《東坡奏議》與《山林長語》等書，則確實有據。(74)

金代私人刻書風氣也很盛行，《中國版刻圖録》著録有《壬辰重改證吕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南豐曾子固先生集》《重編補添分門字苑撮要》《新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蕭閑老人明秀集注》〔圖版十五〕《劉知遠諸宫調》《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鑑》等。這些都是平陽（一名平水，今山西臨汾縣一帶）的出版物。國家圖書館即藏有崇慶元年（一二一二）河北寧晉荆珍刻印的《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該書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注文雙行，行四十一字，白口，雙魚尾，左右雙邊，則證明其他地方也有私人刻書之事。

金刻本最著名的要算皇統八年（一一四八）開始雕版，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完成的一部大藏經。這部大藏經爲當時佛教女信徒崔法珍斷臂募捐，由解州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主持刻印，原庋山西趙城縣東南四十里的廣勝寺内，因稱趙城藏，又稱金藏。它是國内外從未著録的孤本。李致忠曾介紹了它的發現過程，可以參閲。(75)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決定出版的《中華大藏經》，就以這部趙城金藏爲底本。

金刻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明顯受到宋刻本的影響。金代官刻本同宋代官刻本一樣，多爲正經正史和一些文集。金代的私刻本在内容上充分體現了民間色彩，已如上所舉列。當時民間盛行説唱諸宫調，平水書肆也適應大家需要而刻版流通。國家圖書館現藏《劉知遠諸宫調》五卷四十二頁，即爲金時平水坊本。這些民間文藝創作的傳播，對我國説唱文學和戲劇的發展起了不小作用。金刻本在形式上與宋刻本没有明顯差别，而且也有避諱現象。例如《蕭閑老人明秀集注》“堯”“曉”缺筆顯然是避世宗父親睿宗宗堯諱，“恭”“供”缺筆顯然是避章宗父親顯宗允恭諱。清趙翼説：“金一人二名，其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無正字也。”(76)《蕭閑老人明秀集注》等金刻本還出現了一些簡體字，如竜（龍）、处（處）、斈（學）、礼（禮）、迁（遷）、乱（亂）、尽（盡）、尘（塵）等，爲現代文字改革工作所取資。這個特點在元刻本中表現得更加鮮明。

關於元本。

元代刻書可媲美宋代，所以言版本者，至今宋元並稱。爲了鞏固政權，元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吸收漢族文化。明陳邦瞻云：元“自太祖、太宗即知貴漢人，延儒生講求立國之道”。(77)因而也重視出版工作。如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八月，“中書左丞孛羅鐵木兒以國字《孝經》進，（武宗）詔曰：‘此乃孔子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版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78)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帝（仁宗）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79)再如“仁宗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四月以《大學衍義》譯國語。先是帝爲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以賜臣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和搭拉都里默色、劉賡寺譯《大學衍義》以進。帝復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譯以國語。五年（一三一八）八月，復以江浙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80)

正因爲元朝統治者充分認識到文化典籍對加强思想統治的重要性，所以歷朝都特别重視圖書的搜羅與印行。如太宗八年（一二三六）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81)世祖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九月，“以玉昔帖木兒爲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等書”。(82)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四月，“以許衡言，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83)元朝國家中央級的刻書機構有祕書監的興文署、藝文監的廣成局、太史院的印曆局、太醫院的廣惠局或醫學提舉司。元王司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卷八云：

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十一月初七日，太保大司農奏過事内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秘書監。……本署元設官三員，令一員，丞二員，校理四員，楷書一員，掌紀一員。事故：官一員，楊時煦（身故）；校理二員，今改大都儒學教授孫藇、劉震；見任官二員，署令馬天昭，署丞王鼎；校理二員，李嘉、古申；楷書吕勗；掌紀趙謙；雕字匠花名計四十名，作頭一名；匠三十九名；印匠一十六名。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興文署雖曾併入翰林院，但刻書活動並未中斷。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84)清丁丙亦云：“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召集良工刊刻諸經、子、史，以《通鑑》爲起端。”(85)葉德輝謂：“興文署本。至元二十七年刻《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見瞿《目》、陸《跋》、莫《録》；刻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十三卷，見陸《跋》。”(86)除興文署外，屬於藝文監的廣成局也“掌傳刻經籍及印造之事”。(87)廣成局所刻，惜無傳本。見於著録的其他官刻本尚有國子監本、太醫院本等。此外，地方官醫提舉司也刻了不少醫書。

元代出版的書籍，數量多、質量高的要推學校刻本。而這與元朝統治者對學校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在他們看來，“興舉學校，乃王政之先”。(88)所以“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89)據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大司農司的統計，元朝建立不到二十年，“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六所，儲義糧九萬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棗雜果諸樹二千三百九萬四千六百七十二株”。(90)於此可見元代學校既多且富，因而刻書印書事業也隨之發達。今據《書林清話》將元代各路儒學、書院刻本舉例列表如後：

續表

續表

在學校書刻中，以九路分刻的十七史爲最有名。大德九年（一三〇五），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以爲：“浙西十一經已有全板，獨十七史未也。職居風憲，所當勉勵。”(91)因而發起刊印。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爲太平路新刊《漢書》所寫的題記述九路分刻十七史的經過云：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遍牒九路。今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二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記，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一三〇五）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二十四日。……承務郎太平路總管府判官劉尊督工；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伯都提調。(92)

據此可見，九路儒學刻印十七史，指導思想是明確的，組織是落實的，刻印工作也是非常認真的。但只有太平、寧國、瑞州、建康、池州、信州等七路儒學，刻印了《漢書》《後漢書注》《隋書》《新唐書》《晉書》《新五代史》《三國志》《北史》《南史》等，其餘諸史均未付梓。其中《漢書》《後漢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國家圖書館至今均有珍藏。(93)

顧炎武總結過書院刻書的優點。他認爲：“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94)此外，元代學校刻書有雄厚的物質基礎，也是一種優越條件。明陸深云：“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廪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95)〔圖版十六〕

元代的私刻本也相當可觀。太宗八年“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96)置經籍所於平陽顯然是承認、管理和利用那裏從金代開始就興盛起來的私人刻書事業。太宗十三年（一二四一），大臣姚樞棄官隱居輝縣，“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脱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説》諸書，散之四方”。(97)這是元朝定鼎之前私家刻書的記録。世祖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平陽道參幕段子成刻印的《史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現藏國家圖書館，這是元朝定鼎之前，有實物流傳的最早的家刻本。《書林清話》卷四《元私宅家塾刻書》共著録三十九家刻印的書六十餘種。並指出：“以上各家多者刻數種，少者或一二種，皆極鏤板之工。”其中“劉君佐翠巖精舍，始元延祐至明成化”。“西園精舍，始元至正迄明永樂”。“梅軒蔡氏，始元至元迄明弘治”。“此其世業近者百年，久者百五六十年，子孫繼守書香。”可見由於元代文化政策相對穩定，私家刻書事業也獲得了持續不斷的發展。

葉德輝還認爲：“元時書坊所刻之書，較之宋刻尤夥。蓋世愈近則傳本多，利愈厚則業者衆，理固然也。”所著録有書坊四十家，書約九十種。葉氏還分析了元代坊刻本的特點：“大抵有元一代，坊行所刻，無經史大部及諸子善本，惟醫書及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由其時朝廷以道學籠絡南人。士子進身儒學，與雜流並進。百年國祚，簡陋成風，觀於所刻之書，可以覘一代之治忽矣。”(98)對此，王欣夫發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爲：“前人説，書坊目的在謀利，所以没有刻大部經史，而多刻醫書和帖括、小説、戲曲，不知這正是面向大衆，符合人民的需要，並且保存了不少民間的優秀文學作品，絶對不能加以輕視。”(99)時代不同，故觀點各異，是很清楚的。

葉德輝還談到元本“有名爲書院而實則私刻者”，如方回虚谷書院、茶陵東山陳仁子古迂書院、詹氏建陽書院、潘屏山圭山書院、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梅谿書院、鄭玉師山書院等，“皆私宅坊估之堂名、牌記而託於書院之名。以元時講學之風大昌，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争相模仿，觀其刻本流傳，固可分别得其主名矣”。(100)

元刻本在形式上也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從版式方面看，元刻本絶大多數是粗黑口。將宋朝出現的細黑口改變爲粗黑口的原因是出版單位與刻工爲了節省工時。這種風氣對明初刻本還有較大影響。從字體方面看，元刻本多用趙體。趙孟頫是亡宋宗室，入仕新朝，爲元世祖所寵，所以趙體在元代極爲流行。清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下云：“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其時官本刻經史，私家刻詩文集，亦皆摹吴興體。”(101)元刻本還有一個特點是基本上不避諱。其諱例只限於全用御名。而元代諸帝的名字又多是音譯長名，這樣，在前代舊籍以及當代人的著述中，碰上觸犯御名的地方幾乎没有。加之蒙古族來自漠北，禮制觀念和文字禁忌都比較薄弱，查禁不嚴，所以在元代的刻書中，很難見到諱字。

元刻本，特别是元坊刻本愛用簡化字。刻書用簡體，南宋已經開始，例如羅振玉在日本影印的南宋臨安中瓦子張家雕印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過獅子林及樹人國”一章裏有“一個驴兒吊在厅前”及“到山西王長者兒处”，其中“驴”“厅”“处”三字都是簡體。元朝中葉以後，坊間刻本使用簡體字就非常普遍了。如“無”作“无”、“龐”作“庞”、“鹽”作“盐”、“雙”作“双”、“隱”作“隐”、“氣”作“气”、“馬”作“马”等等。建本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古今翰墨大全》《古今源流至論》，虞氏務本堂刻《全相平話五種》，簡體字更多。(102)

五　明本

明代官私刻書的數量和品種都遠超宋、元。究其原因，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奪取政權以後，爲了鞏固政權，一方面大興文字獄，一方面又在中央和地方大力興辦學校，培養維護封建統治的人才。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旨云：

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103)

既重視辦學，也就必然重視書籍的出版和流通。如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104)十五年（一三八二）太祖指出：“今國子監所藏舊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105)都是當時的具體措施。

其次，明初實行簡約商税，扶持工商的政策，也促進了出版事業的發展。明代官私兩方都形成了一些組織嚴密、分工細緻的出版機構。例如嘉靖初司禮監内有刊字匠三百十五名、印刷匠一百三十四名、摺配匠一百八十九名、裱背匠二百九十三名，及筆匠、墨匠各數十名。(106)再如無錫顧起經、顧起綸兄弟的奇字齋於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刻的《類箋王右丞詩集》〔圖版十七〕後面，即附有全部開局氏里〔圖版十八〕。可見顧氏奇字齋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出版社。

復次，宋元以來，通俗文藝日趨發達，明初統治者和宫廷宦官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喜歡這類作品，這也導致了明代刻書數量的明顯增長。清梁清遠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107)當時有二十餘位藩王，則賜書總數約在四萬本左右。這些書當然有宋元舊本，但也必有不少明刊新本。又明宦官劉若愚説：“皇城中内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又云：“《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群玉》皆樂看愛買者也。”(108)所以像北京都察院這樣的衙門竟然也刻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是不足爲怪的。明中葉後，隨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都市日趨繁華，市民階層日益活躍，通俗讀物較前就更多了。爲了適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明代的插圖本與套印本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記載了明代官私出版的書籍約二千五百種，爲我們研究明刻本提供了依據。錢亞新曾編《古今書刻》刻書統計表(109)，今轉載如下：

《古今書刻》刻書統計表

《古今書刻》上編大致反映了隆慶三年（一五六九）以前明代刻書概況。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央有十一個單位刻了四百四十七種書，這説明中央部門刻書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其中内府刻八十三種，占相當大的比重。《明史·藝文志》序云：“明御製書文，内府鏤版，而儒臣奉敕修纂之書，及象魏布告之訓，卷帙既夥，文藻復優，當時頒行天下。”(110)内府刻書由司禮監主管。司禮監設有漢經廠、繙經廠、道經廠。漢經廠刻印一般經、史、子、集，繙經廠刻佛經，道經廠刻道藏，因此後人又將明内府刻本稱爲經廠本。《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著録《經廠書目》一卷，其提要云：

明内府所刊書目也。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此書，亦作一卷。經廠即内繙經廠，明世以宦官主之。書籍刊版，皆貯於此。所列書一百十四部，凡册數頁數，紙幅多寡，一一詳載。蓋即當時通行則例，好事者録而傳之。然大抵皆習見之書，甚至《神童詩》《百家姓》亦廁其中，殊爲猥雜。今印行之本尚有流傳，往往舛錯、疑誤後生。蓋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領之。此與唐魚朝恩判國子監何異？明政不綱，此亦一端。

這種經廠本，因爲校勘不精，後人不甚重視。

從《古今書刻》刻書統計表中還可以看出，在中央刻書的十一個單位中，以兩京的國子監刻書較多，共三百一十四種，占中央部門所刻總數四百四十七種的百分之七十，占全國所刻總數二千四百八十二種的百分之十二。《南雍志·經籍考》分制書、經、史、子、文集、類書、韻書、雜書、石刻九類，共著録了三百零一種書。於此可見南京國子監刻書的盛況。南京國子監的書版多自舊國子學而來，還有不少是各地送繳的，而這在《南雍志》中也有明確的記載，兹舉二例：

史記中字七十卷　存者一千六百面，缺者二百一十九面，本集慶路儒學梓，見《金陵新志》。

懷麓堂藳一百二十卷　板完，計二千一百零五面，有模糊。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撰，徽州張昕所刻，正德十年以板送監。(111)

南京國子監持續不斷地補刻了許多書，而且經過比較認真的校勘，質量比内府刻本當然要高些。明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遷都北京後，又建立了北京國子監。《古今書刻》著録北監刻書四十一種，成化《國子監通志》卷九載北監書版四十七種，可見北監書版比南監少得多。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翻刻南監校刊的《十三經注疏》與《二十一史》。丁丙云：“北監《二十一史》奉敕重修者，祭酒吴士元、司業黄錦也，自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開雕，閲十有一載，至三十四年（一六〇六）竣事，皆從南監本繕寫刊刻，雖行款較爲整齊，究不如南監之近古，且少訛字。”(112)張秀民也認爲：“北監本板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校對魯莽，訛舛較多。遼、金諸史缺文動至數葉，《儀禮》脱誤尤多。”(113)看來北監本在數量和質量上皆不如南監本。

另外明代都察院也刻了不少書，《古今書刻》著録了三十三種，有《算法大全》《千金寶要》《史記》《文選》《杜詩集注》《千家注蘇詩》《盛世新聲》《太平樂府》《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從内容上看，所刻同民間坊本已經没有多大差别了。

從《古今書刻》中，還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官府刻書之風非常盛行。清袁棟《書隱叢談》云：“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内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餽品。”清王士禎也稱：“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搉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114)由此可見明代地方官府曾掀起過一個刻書高潮。但由於把書籍當禮品，便不免草率從事，敷衍塞責。清顧炎武云：“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115)葉德輝也説：“明時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贈，世即謂之書帕本。……按明時官出俸錢刻書，本緣宋漕司郡齋好事之習，然校勘不善，訛謬滋多。至今藏書家，均視當時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然則昔人所謂刻一書而書亡者，明人固不得辭其咎矣。”(116)

明本中最有特色的要算藩刻本。明代實行分封皇子到外地爲藩王的制度。爲了防止藩王篡奪政權，建文帝、明成祖都對他們采取了嚴厲的抑制政策。明成祖即位後，藩王逐漸喪失了地方軍政大權。於是有的以聲色狗馬自娱，有的則把閑散精力用在校刻書籍方面。由於藩王具有雄厚的財力，既有善本可供繙雕，又有碩儒幫助校勘，所以藩刻本的質量是有保證的。昌彼得曾介紹過明藩刻書概況：

明藩刻書，今可知者，無慮卅家。明初則有周、蜀、慶、寧、楚諸府。周府自洪武間刻《千金方》，以迄萬曆，屢經傳刻，《金丹正理》，其著者也。其支裔博平，亦有刻本傳世。蜀府恒多賢王，自明初迄萬曆，傳本不絶，四部之籍，皆曾槧雕，尤爲著稱。慶藩纂刻，皆在明初，多屬總集。寧藩多獻王權所自纂刻，自洪武以迄正統，據其目所載，凡百餘種，今傳世亦最夥。楚府刻書，自明初以迄萬曆，《説苑》《新序》，至今傳誦，支裔武岡，亦有詩集傳世焉。成弘以降，槧雕尤廣。淮、唐諸府，多刻總集；吉府多刻子書，以迄萬曆；益府多刻小學譜録，迄於崇禎，活字印書，媲美蜀藩。秦府《史記》、魯府《抱朴子》，咸稱善本；遼藩《昭明文選》，人争寶之。嘉靖間當推晉、趙二府最著，晉府多刻重集，卷帙爲諸藩之冠；趙康王於四部之籍，無不繙雕，尤爲淹雅。他如德藩之《漢書》、瀋藩之《易林》、徽藩之《萬花谷》、崇府之《包公奏議》、靖江之李杜集，並爲士林所重，而萬曆間鄭藩之通音律，所刻《樂律全書》，尤爲審音家所推重，不獨以雕版著聲藝苑也。其他諸藩如：漢、衡、伊、榮、襄、潞、代、岷、汝等府，或繙雕舊籍，或自刻詩文。稽古右文，於焉爲盛。此諸藩刻書之梗概也。(117)

在許多藩王中，寧藩朱權和晉藩朱鍾鋃較爲突出。朱權爲太祖第十七子。《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著録《寧藩書目》一卷，其提要云：“初，寧獻王權以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及刊刻之書甚多。”《寧藩書目》“所載書凡一百三十七種，詞曲、院本、道家煉度、齋醮諸儀俱附焉”。晉藩朱鍾鋃是太祖的曾孫，博古善法書，曾刻《寶賢堂法帖》。他的子孫也都好學嗜古，代有刻書。今傳世的刻本有總集《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等有系統的巨編。總之，明藩都各隨所好地刻了一些有特色的書，而又校勘精當，刻工細緻，所以爲後世藏書家所珍視。

明代家刻本也非常盛行。早在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就出現了浦江鄭濟所刻劉基編選的《宋學士文粹》十卷。由鄭濟、鄭洧兄弟約會同門劉剛、林静、樓璉、方孝孺等共同手寫上版。他們都是宋濂的學生，對本師著作非常尊重；書寫認真，字體娟秀，刻工版式也極精雅。半葉十六行，每行二十七字，左右雙邊，黑口，無魚尾。卷十末有洪武丁巳七月十日鄭濟題記，略云：“右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文粹》十一卷，青田劉公伯温丈選定者也。濟及同門等相與繕寫成書，以字計之，約計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夏五月十七日起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118)

明代中葉，前後七子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復古運動，反映在刻書事業上便是私家大量覆刻宋本與仿刻宋本。世人推重嘉靖本，即由於此，例如金臺汪諒、震澤王延喆都影刻了宋黄善夫本《史記》；吴縣袁褧嘉趣堂影刻了宋本《大戴禮記》和《六臣注文選》；錫山安國桂坡館刻宋紹興本《初學記》；吴縣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全書》；蘇州徐時泰東雅堂影宋刻《昌黎先生集》、郭雲鵬濟美堂影宋刻《河東先生集》。(119)

在覆刻宋本中，袁褧刻《六臣注文選》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其跋云：“余家藏書百年，此本甚稱精善，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今模搨傳播海内，覽兹册者，毋徒曰開卷快然也。”正因爲刻得與宋本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書估常常利用袁刻《文選》作僞。葉德輝指出：“合計内府所藏《文選》十部，而作僞居八九，此可見袁本雕刻之精。”(120)此云“内府”係指清廷。此外，這個時期錢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印了不少文學書籍，如《六臣注文選》《唐詩紀事》，特别是《清平山堂話本》保存了若干篇宋元人短篇小説，對文學史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萬曆以後，雕版事業呈現出更加繁榮的景象。這一時期的著名刻書家吴勉學、陳仁錫、胡文焕、毛晉等相繼出現。特别是毛晉的汲古閣在中國刻書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毛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字子晉，世居虞山東湖。平生專意校書刻書，僅據《汲古閣校刻書目》統計，所刻《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津逮祕書》《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列朝詩集》《宋名家詞》《六十種曲》等約有十萬多板片。毛氏刻書是建築在豐富的藏書的基礎上的。滎陽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云：

晉少爲諸生，蕭太常伯玉特賞之，晚乃謝去。以字行，性嗜卷軸。榜於門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内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佰。有以舊鈔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於是湖州書舶雲集於七星橋毛氏之門矣。邑中爲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四千册，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子晉患經史子集率漫漶無善本，乃刻《十三經》《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二氏書，至今學者寶之。(121)

毛晉刻書不少，質量却不甚高，曾受到孫從添、黄丕烈、陳鱣、顧廣圻、段玉裁等人的批評。(122)如孫從添云：“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又云：“毛氏汲古閣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123)葉德輝甚至批評毛刻本説：“略舉黄、顧、陳、段諸家所糾，則其刻書之功，非獨不能掩過，而且流傳謬種，貽誤後人。今所刻《十三經》《十七史》《説文解字》傳本尤多，淺學者不知，或據其本以重雕，或奉其書爲祕笈。昔人謂明人刻書而書亡，吾於毛氏不能不爲賢者之責備矣。”(124)這種批評未免苛求，葉氏後來又産生了後悔之情。他感嘆道：“毛刻書余幸當年隨意獲之，又悔當年等夷視之。今雖備數而未得選購初印之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也矣。”(125)那麽怎樣評價毛刻本，怎樣看待專家們對毛刻本的批評呢？王欣夫曾對此作過全面而中肯的分析：

我以爲毛氏藏書既多善本，重刻時不能一一據以詳校；又有既據宋本，不纖悉照摹，而用己意校改，當然是個缺點，但也許有其它原因存在。譬如原書的刊刻在先，而善本的收得在後，就發現底本與刻本的不同了。他既得善本之後，因爲刻書太多，勢不能一一修改，但他的主觀是要求精益求精的，只好選擇幾種來改正和重刻，如陸游《南唐書》的重刻便是。也有他並没有見過宋本，只得根據别本傳刻，這就不應該根據宋本來攻擊他的錯誤。如《李群玉集》，毛氏以體分統前後併爲三卷，究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倘是他見到了宋本，自然不必多此一舉。至於毛晉和毛扆的校刻《説文》，前後共經過五次的校改。段玉裁説他謬戾多端，也是事實。但是我們應該看一看毛氏的時代，明代對於《説文》之學，除了趙宦光外，本來是很少有人注意的，所以連《説文》這部書也幾乎失傳。以顧炎武的博學，他生平就没有見過《説文》原本，經毛氏重刻了才家有其書，蔚成了清代許學的盛況，他的功績就在這裏。至於毛氏父子治學的水平，受條件的限制，是無可奈何的。但主觀也是要精益求精，所以不憚煩地校改至五次之多，他的成就怎能與段玉裁這樣的大專家來比呢？把許學極盛時的準繩來衡量萌芽時的版本，是不符實際的。毛氏刻了十餘萬的版片，當然有不少缺點，對這些缺點嚴肅地指出來，使後人不被所誤，也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强調了部份缺點，而否定了全部成績。(126)

毛氏所刻各書，版心下端鎸“汲古閣”或“緑君亭”。清龐鴻文等撰《毛鳳苞傳》稱其“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邊，薄者曰毛太，至今猶沿其名不絶”。(127)

明代私家刻書還在彩色套印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套版印刷雖然在十四世紀已經出現，但到十七世紀才得到廣泛應用。這是和吴興（湖州）凌氏、閔氏的努力分不開的。葉德輝指出：“朱墨套印，明啟禎間有閔齊伋、閔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書最多者也。”(128)套印本的蓬勃發展，顯然與明代盛行評點式的文學批評方式有關。

此外，“餖飯”與“拱花”兩種方法在此時期也得到了成功的運用。胡正言在崇禎末年用這兩種方法編印的《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由於刊版工緻、設色妍麗，它所達到的水平直到現在還難以超過。

明代坊刻本，出版單位多，分佈地域廣，呈現出一派異常繁榮的景象。家刻本、坊刻本都是私刻本，都要出售，並無本質差别。所以《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將兩者合在一起介紹。

明人喜歡爲自己的出版機構取美名：有稱書院的，如紫陽書院、九峰書院；有稱精舍的，如建溪精舍、詹氏進德精舍；有稱書堂的，如古杭勤德書堂、書林魏氏仁實書堂；有稱書屋的，如南星書屋、前山書屋；有單稱堂的，如梁氏安定堂、鰲峰熊宗立種德堂；有單稱館的，如翠巖館、潘元度玉峰青霞館；有單稱齋的，如書户劉洪慎獨齋、顧起經奇字齋；有稱山房的，如徐焴萬竹山房、喬世寧小丘山房；有稱草堂的，如椒郡伍氏龍池草堂、玉蘭草堂；有稱書林的，如書林劉寬、書林余氏；此外還有稱書鋪的，如正陽門内巡警鋪對門金臺書鋪；稱書室的，如蔣德盛武林書室；稱書齋的，如衆芳書齋；稱紙鋪的，如杭州錢塘門裏橋南大街郭宅紙鋪；稱藥室的，如劉氏博濟藥室；稱别墅的，如東里董氏茭門别墅；有稱寓舍的，如龍邱桐源舒伯仁梁溪寓舍；有稱鋪的，如國子監前趙鋪；稱亭的，如尹耕療鶴亭；稱樓的，如贛郡蕭氏古翰樓；稱屋的，如芙蓉泉屋；稱閣的，如吴興花林東海居士茅一相文霞閣；稱軒的，如清夢軒等等。(129)

從《古今書刻》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福建書坊刻了三百六十六種，在地方刻書中可謂首屈一指。其中四書類十三種、五經類五十八種、制書類十三種、理學類十三種、史學類三十四種、雜書類六十二種、刑書類九種、兵戎類八種、詩文類六十種、醫卜星相堪輿玄修等類九十五種。可知福建坊刻側重於科舉考試、文史與民間實用之類的書。福建坊刻主要集中在建寧一處，約有六十家(130)，通稱建本。詳本章第二節。

明代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刻書中心。明胡應麟云：

吴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内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坊所梓外，他省至者絶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131)

張秀民考證明代南京書坊有五十七家，其中唐姓十二家，周姓七家。萬曆間唐氏各家除刻醫書、經書、文集、尺牘、琴譜外，又刻了很多戲曲。尤以唐對溪富春堂爲最多，現存《管鮑分金記》《三顧草廬記》《吕蒙正破窑記》等約三十種。其刻書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紋圖案，稱爲“花欄”，改變了宋元以來單調的單邊、雙邊。南京書坊除大批出版戲曲外，也多刻小説，其著名的有金陵萬卷書樓刻李卓吾訂正《三國志傳》、金陵榮壽堂刻《西游記》、唐氏世德堂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又刻《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金陵兼善堂則刻了《警世通言》。爲迎合讀者的愛好，一般戲曲小説都有插圖。過去建陽坊本多爲上圖下文，圖畫扁形横幅，南京本改爲整版半幅，或前後頁合拼成一大幅，圖像放大，綫條粗放，頗饒古趣。南京書坊也刻了不少醫書，如嘉靖間雷鳴刊《濟生産寶方》、趙君耀刻《胎産須知》等。大致金陵坊刻醫書、雜書、小説，不及建陽書坊之多，而戲曲則超過建刻。兩處刻書均以萬曆時爲最盛。嘉靖以後，安徽歙縣的刻書工藝急遽發達，作品精美。萬曆崇禎間歙縣刻工多移居南京、蘇州一帶。這説明除南京外，明中期以後蘇州地區刻書之盛。但是人們更重視蘇州地區的家刻本。(132)《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所列，大部分出自蘇州地區，如吴郡沈辨之野竹齋、崑山葉氏菉竹堂、江陰涂禎、錫山安國桂坡館、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吴郡金李澤遠堂、吴門龔雷、吴郡袁褧嘉趣堂、顧春世德堂、蘇獻可通津草堂、東吴郭雲鵬濟美堂、東吴徐氏、東吴徐時泰東雅堂、吴郡杜詩。葉德輝甚至認爲這些出版家“皆刻書有根據，不啻爲宋槧作千萬化身者也”。(133)

明代北京書坊可考的有七八家：北京永順堂、金臺魯氏、國子監前趙鋪、正陽門内大街東下小石橋第一巷内金臺岳家、正陽門内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汪諒金臺書鋪、刑部街住陳氏、北京宣武門裏鐵匠胡同藥鋪、隆福寺。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平整土地時，在明代宣姓墓中發現成化七年至十四年（一四七一至一四七八）永順堂用竹紙刊印的十一種説唱詞話和一種南戲《白兔記》。在《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封面上端横書《北京新刊》四字。書名前多冠“新刊全相説唱”字樣，書名頁上刻着“全相説唱詞話”，主要爲七字唱句，有《説唱石郎駙馬傳》《説唱包待制出身傳》《包龍圖斷烏盆傳》《斷曹國舅公案傳》等。《包龍圖斷白虎精傳》長達九百多句，全部爲七言唱句，没有説白，但書名仍題“説唱”。這是後來鼓詞、彈詞的先河。成化間金臺魯氏刊有《四季五更駐雲飛》是我們今日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明代時調小曲唱本。國子監前趙鋪，弘治丁巳（一四九七）刻《陸放翁詩集》。金臺岳家弘治戊午（一四九八）季冬重刊印行《奇妙全相注釋西厢記》。刑部街住陳氏新刊《律條便覽直引》封面書簽印《大明律》三字。金臺書鋪汪諒於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刻《文選注》，目録後附鬻書廣告，載其所刻十三種圖書的書名，實際上是我國現存較早的鬻販書目。鐵匠胡同葉鋪以“麒麟爲記”，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一卷（今存藍印本），同年又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便覽》二卷（中央與地方官員名録），開清代琉璃廠書鋪刊《縉紳録》之先河。隆福寺爲東城第一大廟，與西城的白塔寺、護國寺，攤肆林立，舊均有廟會。隆福寺明代刊有《詞林摘艷》《五音篇海集韻》。北京書坊刻書雖無建陽、南京之盛，但在刻民間實用書籍與通俗文藝作品方面，各地書坊都是一致的。(134)

明代杭州刻書之盛不及宋、元，故謝肇淛云：“今杭本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吴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135)但是由於杭州刻書有悠久的歷史和雄厚的基礎，坊間還是刻了不少的書，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一些小説和戲劇。例如杭州容與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二卷，版心下刻“容與堂”三字，並題“虎林容與堂梓”，有圖二十幅，甚精；《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二卷，有圖十幅，兩書行款悉同；《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二卷，有圖二十幅，卷端下題“虎林容與堂梓”一行。又有《李卓吾先生批評浣紗記》二卷，王重民先生説：“此本無校刻人姓氏及題記，以版式、行款及刀迹觀之，頗似虎林容與堂校刻李評《幽閨記》，因疑此亦容與堂校刻本也。”(136)容與堂還刻有《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卷七、卷八版心下間刻“容與堂藏板”五字，刻印俱精。明萬曆間杭州還有一位楊爾曾，刻過不少的書，其中部分出於自撰。王重民《新鎸海内奇觀》提要云：“爾曾事迹無考，然以編刻小説及刻書知名。據是書自序，爾曾字聖魯，號卧游道人，浙江錢塘人。所居曰夷白堂。”(137)此書即爲其自刻，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新鎸海内奇觀》十卷書封面記云：“武林楊衙夷白堂精刻，各坊不許翻刊。”此外見於著録的有武林坊間所刻楊爾曾《新編東西晉演義》十二卷，五十回，前有附圖，刊印極精細。武林書坊人文聚刻楊爾曾撰《新鎸批評出相韓湘子》三十回，有天啟三年（一六二三）烟霞外史序和十六頁插圖，封面題：“武林人文聚藏板。”坊刻比較重視版權，如杭州李氏静常齋刻有《月露音》四卷，“是書寫刻極精，圖尤雅緻，具徽工之輪廓，擅蘇刻之纖遒，在版畫群中，尤居上品”。(138)其藍印封面題：“静常齋藏板，不許翻刻。”封面右下角鈐一朱文長方印，文曰：“杭城豐樂橋三官巷口李衙刊發，每部紋銀八錢，如有翻刻，千里究治。”(139)

明代書坊在普及和提高插圖本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爲了滿足廣大人民群衆，特别是市民階層的需要，大量的小説、戲劇及其他通俗讀物都附有插圖，明萬曆以後插圖本空前繁榮。顧廷龍序《明代版本圖録初編》云：“繡像圖籍，流衍説部，而傳奇雜劇，點綴景物，名實工致，妙擅絶藝。隆、萬以還，斯業特盛，金陵之富春堂、文林閣、繼志齋，其最著者也。版刻嬗變，於斯爲極。”唐對溪富春堂所刻插圖本著名的有《新刻重訂出像附釋標注琵琶記》《新刻出像音注花欄韓信千金記》《新刻出相音注勸善目連救母行孝戲文》等。唐錦池文林閣所刻插圖本著名的有《全像包龍圖公案》《新刻全像易鞋記》《新刻全像觀音魚籃記》《新刻牡丹亭還魂記》等。陳大來繼志齋刻有《旗亭記》《折桂記》《重校五倫傳香囊記》等。建陽坊刻插圖本更加普遍，肖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云：

隨着雕版手工業的發展，到了明朝萬曆、崇禎年間，插圖本無論就數量而言還是就質量而言，都達到了極盛時期，尤其是通俗小説和雜書幾乎無書不附插圖。這些插圖，格調新穎，形式多樣，有每回卷首插一頁版畫的萃慶堂《大備對宗》、三臺館《三臺便覽通書正宗》；有同一書頁，上半欄爲圖像，下半欄爲書文的三臺館《全漢志傳》《南北兩宋志傳》《唐虞志傳》《有夏志傳》；有的刊本則是上評、中圖、下文，如雙峰堂《全像水滸志傳評林》《全像批評三國志》；還有更新穎的是圖嵌文中，如余新安的《荔鏡記》、三臺館的《武功名世英烈傳》和萃慶堂的《吕仙飛劍記》；有的一部書插圖幾十幅，如永慶堂的《梁武帝傳》。這些余氏插圖本雖不如徽派精緻，但古樸簡潔，自饒風趣。(140)

北京書坊與杭州書坊都刻有不少插圖本。前者的例子如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金臺岳家刻《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注釋西厢記》，係兩節版，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十八字，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卷末牌記云：“弘治戊午季冬金臺岳家重刻印行。”可見這是《西厢記》的較早刻本。後者的例子如楊爾曾夷白堂的《新鎸海内奇觀》十卷，其《凡例》云：“繪圖係今時名士鎸刻，皆宇内奇工，筆筆傳神，刀刀得法，覽者當具隻眼。”王重民指出：“是書特點，誠在山各有圖，於都、何、慎三家書後，爲能另闢一新境界，而開後來諸名山記有圖之端。此本剞劂頗工，凡例後題：‘錢塘陳一貫繪，新安汪忠信鎸。’”(141)

在談到明代插圖本時，我們應當特别重視徽州刻工的傑出貢獻，其中尤以黄、汪兩姓獨步一時。他們的代表作有黄鏻、黄應泰刻的《程氏墨苑》；黄應瑞刻的《女範編》《大雅堂雜劇》；黄應光刻的《琵琶記》《新校注古本西厢記》六卷附圖一卷、《元曲選》；黄一楷刻的《北西厢》；黄一彬刻的《青樓韻語》《西厢五劇》；黄應組刻的《坐隱圖》等，都已達到了木刻畫的高峰。汪忠信刻《海内奇觀》、汪文宧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詩畫譜》作風也和諸黄相近。此外《水滸傳》《金瓶梅》的插圖也出自歙縣刻工之手。明謝肇淛云：“《水滸》《西厢》《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覃精聚神，窮極要妙，以天巧人工爲傳奇耳目之玩。”(142)安徽歙縣刻工們鎸刻的插圖，一般説來無不精雅絶倫。萬曆初年的作品，如黄鋌刻《新編目蓮救母勸善戲文》插圖四十餘幅，雖然是一種大刀闊斧的作風，有時不免草率粗糙，但綫條精健、豪放有力，富有木板鏤刻趣味。萬曆中期以後的作品，由粗豪變爲隽秀，由質直變爲婉麗，形成精密細巧、俊逸秀麗的徽派風格。特别是當時的名畫家，都熱心於版畫底本的創作，如丁雲鵬繪《列女傳》和《程氏墨苑》；陳洪綬繪《水滸》葉子和《博古》葉子；程起龍繪《女範編》；吴門王文衡繪《西厢五劇》等等。由於畫家與刻工的密切合作，各窮技巧，二妙匯流，因而形成了空前絶詣的徽州版畫。它們的特點是流麗工緻，柔潤有澤，剛勁處寓以婉約，典雅中顯出樸實，毫無板滯現象和刻劃痕迹。其運用刀法，能掌握剛柔輕重、疾遲轉换的技巧，使之具有節奏感的轉折頓挫。傳統繪畫中向背起伏的布局以及皴擦拂披等筆法，表現無遺，從而使畫面的遠近離合，千態百容生動逼真地呈露出來。(143)

明刻本也曾遭到學者們的嚴厲批評，其意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校勘不精，一是逞臆妄改。

校勘不精的例子是監本史書，葉德輝曾批評道：

明兩監書板，尤有不可爲訓者。如南監諸史，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板湊合而成，年久漫漶，則罰諸生補修，以至草率不堪，並脱葉相連亦不知其誤。北監即據南本重刊，謬種流傳，深可怪歎。吾不知當時祭酒司業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於此也。或謂當時監款支絀，不得不借此項收入略事補苴，且於節用之中而見課士之嚴肅，其立法未爲不善。雖然，南監板片，皆有舊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寫，雖補板亦自可貴，乃一任其板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兼之刻成不復細勘，致令訛謬百出，然則監本即不燬於江藩庫之火，其書雖至今流傳，亦等於書帕坊行，不足貴重矣。(144)

地方官刻的書帕本質量更差，葉氏《書林清話》卷七《明時書帕本之謬》論之甚詳，已見前引。

臆改的原因有的是出於無知，有的則由於坊估射利。魯迅説：“明末人好名，刻古書也是一種風氣，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爲錯字，隨手亂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錯了，所以使後來的考據家爲之摇頭嘆氣，説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145)早在明代，郎瑛就已談到坊估射利妄改舊書的問題，他説：

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惜爲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録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争購之。近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146)

但是對明刻本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時間上看，明刻本各個時期的風格是不同的。從洪武到弘治，刻本基本上沿襲元代的風氣，刊刻的精美程度可比元刊，雖有例外，但一般來説質量是比較高的。明中葉的覆宋本，則更可媲美宋本。嘉靖以後，特别是萬曆以後，私意删改書籍的現象比較嚴重，遭到的非議就較多。

從刻書地區來看，各地的水平也不平衡。胡應麟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趙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復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争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147)前人的這些分析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就刻書單位説，藩刻本、家刻本一般都比較精，特别是不少翻宋刻本幾乎達到了亂真的程度。清王士禎云：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産。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鬻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紿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紿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148)

這則逸聞未必實有其事，但是它却充分地證實了王延喆嘉靖六年（一五二七）所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之精。明刻本中，經廠本、書帕本、坊本名聲不佳。但是對於這些書也不能一概而論。就拿坊刻本來説，“金陵富春堂刻的戲曲，都是很好的”。(149)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采用了不少明刻本作爲底本。葉德輝起草的《印行四部叢刊緣起及例言》肯定了明刻精本的價值：

宋、元舊刻，盡善盡美，但閲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疵纇，而以之影印，則於讀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況今更閲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不貴，貴此明刻本也。(150)

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序亦云：

明本之於今日，其可貴誠不在宋元之下，蓋清初之去北宋末葉與今日之距洪武紀元，其歷年相若，一也；經史百家之中，若鄭注《周禮》《儀禮》《紀年》《周書》《家語》《孔叢》等書，無不以明覆宋本爲最善，賴其一脈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後世鮮有重刻之本足以訂補史乘之未備，而晚明著述，輒遭禁燬，其中正多關繫重要者，三也；橅刻舊本，維妙維肖，虎賁中郎，藉存真面，四也。(151)

明刻本在形式上的特點也隨時代的不同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就版式而言，葉德輝云：

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尚黑口。嘉靖間多從宋本繙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貴不亞宋、元，蓋以此也。大抵此類版心，書名只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國初猶然。(152)

魏隱儒對明刻本的版式也作了類似的描述：

洪武至弘治年間，一般多是四周雙邊，粗黑口，少數細黑口。經廠本、藩刻本，行寬字大，開本也大。從正德起，風氣逐漸改變，以宋本爲模範，黑口變爲白口，版心刻字數，下刻刊工姓名，有的也將寫工姓名刻上，卷末書尾或序目後邊多刻有牌記。萬曆以後，白口爲多，黑口較少，單邊雙邊兼而有之。(153)就字體而言，弘治以前刻本，多用趙孟頫體。清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下云：

昔在申江書肆得《黄文獻公集》二十二卷，狹行細字，筆筆趙體。……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其時如官刻經史，詩家刊詩文集，亦皆摹吴興體。至明初，吴中四杰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尚沿其家法。即刊版所見，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狹行細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趙體。

明初經廠本基本上用趙體字。正德中葉以後，覆刻宋本之風漸盛。當時風氣最重詩文，而南宋臨安陳氏書籍鋪所刻唐人詩集最多，故正嘉間覆刻唐人詩集，率祖書棚本。書棚本字爲歐陽詢體，翻刻本也采用歐體。刻工爲便於施刀，又將這種字體演變爲横平豎直、撇捺直挺、整齊方正的匠體字，也即今人所謂宋體字。萬曆以後，流行兩種字體：一是楷體，字形變長，筆畫横細豎粗，缺少生氣，也即今人所謂長宋體；二是行書體，字擬董其昌手筆，圓潤流暢，婉轉秀麗，金陵、建陽坊刻民間通俗讀物多用這種字體。

明刻本的用紙，胡應麟論之甚詳，今略舉如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餘他省各有産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吴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154)

此就産地而言，如就原料而言，則苦竹齋主指出：

明刻用紙，亦分黄白兩種。白紙復分白棉與白皮。白棉紙色純白，質堅而厚，表面不如開花之光滑；白皮紙白中微帶灰黄，頗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細密，亮處照之，常見較粗之纖維盤結於簾紋間。黄紙復分黄棉與竹紙。黄棉與白棉略同，而色帶灰黄，竹紙則類多脆薄易碎，故藏家購求明版，必以白紙爲貴。又有所謂黑棉紙者，余所見明馮天馭所刻《文獻通考》及嘉靖刻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兩書用之，其色灰白，似經薰染。蓋明人喜翻刻宋元舊槧，書法版式，一仍其舊。黠估即將紙色薰染，冒充舊刻出售，非精於鑒别者，不易辨識也。(155)

同宋元本相比，明刻本用墨較差。毛春翔説：

明人印書，用墨佳者罕見（據張閬聲先生説自萬曆始）。萬曆以後，多用煤和以麵粉，以代墨汁（明萬曆刻本《南京禮部編定印藏經號簿》，首列條約，中有一條云：“作料：烟煤五簍，銀壹兩；麵伍百斤，銀叁兩。”這是明萬曆時用煤、麵調和印書之確證），取其價廉，成本輕。這種代用墨水，烟煤易於脱落，書葉成爲大花臉。明季刊本，往往見之，醜惡異常，令人一見生厭。惟萬曆年徽板書，墨色有極精者，如所見《淮南鴻烈解》、程幼博《墨苑》、方於魯《墨譜》之類，真所謂墨色青純，可愛之至。(156)

以上是明本的大略情況。

六　清本

清朝統治者重視利用漢族文化爲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服務，視元有過之而無不及。嘉慶朝禮親王昭璉説：

崇德四年（一六三九），文廟（清太宗）患國人不識漢字，命巴克什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爲臨政規範。定鼎後，設繙刻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鑑》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

康熙、乾隆等皇帝還以欽定、御纂的名義編撰了一批書籍供士子學習以加强思想統治。對此，禮親王也指出：“列聖萬機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爲裁定，頒行儒宫，以爲士子仿模規範，實爲萬世之巨觀也。”(157)《四庫全書總目》與《嘯亭雜録續録》著録的欽定書約一百五十種，這些書的刊刻造成了中央官刻本的盛況。陶湘《清代殿版書始末記》一文對此述之甚詳，兹録於後：

清代殿版書，實權輿於明代經廠本。惟明以司禮監專司，清則選詞臣從事耳。順治一朝，纂刻書籍，均經廠原有工匠承辦，故其格式，與經廠本小異而大同。康熙一朝，刻書極工，自十二年（一六七三）敕廷臣補刊經廠本《文獻通考》脱簡，冠以御序。此後刻書，凡方體均稱宋字，楷書均稱軟字（見《大清會典》），雖雜出衆手，必斠若劃一。於武英殿設修書處，校對官員，寫刻工匠，咸集於兹。又敕刻銅字（非鋳），活板擺印（初印曆算等書，繼印《圖書集成》），其書均稱内府本。兩淮鹽監政曹寅以鹽羨刻《全唐詩》，軟字精美，世稱揚州詩局刻本，以奉敕亦稱内府本。雍正一朝，精刻内典，别規格式，字體力求方整，刀法力求匀净。乾隆一朝，四年（一七三九）詔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内典停刻），於武英殿設刻書處，特簡王、大臣總裁其事，殿板之名遂大著（凡前稱内府本，後亦統稱殿本）。十二年（一七四七）刻《明史》《大清一統志》，次刻三通，再次刻《舊唐書》。凡在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寫刻之工緻，紙張之遴選，印刷之色澤，裝訂之大雅，莫不盡善盡美，斯爲極盛時代。十三年（一七四八），開三禮館，刻《三禮義疏》，與《易》《詩》《書》《春秋傳説彙纂》合裝，總名《御纂七經》，而《三禮義疏》即遜於《四經彙纂》。揚州詩局，於曹寅故後，工亦中綴。……自此以後，敕纂各書之寫刻印裝，每下愈況。試舉三十年（一七六五）後所刻之六通，四十年（一七七五）後所刻之《舊五代史》，五十年（一七八五）後所刻之《續纂大清一統志》，與十二年（一七四七）前所刻諸書，校其優劣，判若霄壤。嘉慶一朝，四年（一七九九）刻《續纂八旂通志》，工料逾遜。九年（一八〇四），敕纂《熙朝雅頌集》，特諭阮元刊進，亦不如乾隆初年諸殿本。十九年（一八一四）敕纂《全唐文》，仍由揚州詩局承辦，然亦不如《全唐詩》。道光、咸豐兩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萬機無暇。同治一朝，大亂甫定，天子冲齡，此事遂廢。八年（一八六九）夏，武英殿災，凡康熙二百年來之藏書儲板，一炬蕩然，幸大内宫廷殿閣、奉天陪都、熱河行宫陳設書籍，尚有存者。武英殿災，纂修協修之官猶在，寫刻印裝之工匠未撤，而刊書之事，終同治一朝，闃寂無聞，此爲極衰時代矣。(158)

清代初年，地方官刻本遠不如宫廷刻本之多。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九月，曾頒發武英殿聚珍版書於東南各省，並准許雕刊通行，於是江寧、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省均翻刻了若干種。此後最有名的是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阮元在南昌府學所刻的《十三經注疏》。清代地方官刻本最有特色的，是清代後期各省蓬勃興起的官書局刻本。錢基博述其緣起云：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曾國藩刻《船山遺書》；三年，置局於南京鐵作坊；四年，《船山遺書》竣工。李鴻章與獨山莫友芝子偲、南匯張文虎嘯山等議刻經史諸書，於是因其人其地而爲金陵書局。七年，移局冶城山之飛霞閣。局制，官督而紳佐，一時學者雲集。而刊本之最著者，《四書》《十一經》《史記》《漢書》《三國志》《文選》、漁洋山人《古詩選》、王氏《讀書雜志》諸書，皆文虎所手校；而《毛詩》《春秋穀梁傳》《後漢書》，則出德清戴望子高之手；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書，文虎用力尤勤。當時京朝大官索局刻書者紛起，蓋以其校刊之精，突過殿本也。至光緒初，乃改名江南官書局。自江南官書局之興，踵之起者，杭州、蘇州、武昌三官書局。江南先刊《四史》，武昌踵刻史書，因有分任《二十四史》之議。江南官書局任十五史，直至《隋書》而止。淮南官書局與江南官書局相輔翼，分其《隋書》，江都薛壽砎伯所校，極爲精核。此外又有道州何紹基子貞校《毛詩注疏》，亦爲淮南局刻之佳者。杭州局刻《二十二子》，多出名家藏校本，亦爲精善。而蘇州局繙宋本《資治通鑑目録》，武昌局重刻明震澤王氏本《史記》，古刻精繙，其來皆有自云。(159)

此外長沙、濟南、成都、太原、福州、廣州等地的官書局也刻了不少古籍。官書局刻書的目的顯然是爲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所以它們刻的多是一些符合正統觀念的典籍。但局刻本中，有不少選擇較好的底本，經過專家們認真的校勘，所以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保存和流傳古書的作用。

清初的統治者實行文化專制政策。他們一方面利用八股文和科舉制度來籠絡和限制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又制造文字獄來迫害具有民族意識的人，許多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不願意被籠絡，又害怕受迫害，便埋頭從事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這使得清代家刻本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很突出。

康熙年間，徐乾學代納蘭成德校輯宋、元人的經學書一百三十九種爲《通志堂經解》，刻工就非常精細。無錫秦鏷刻的巾箱本《九經》白文，也深爲王士禎所贊嘆，其《分甘餘話》卷三云：“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版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粲）所，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又吴郡張士俊刻《廣韻》《玉篇》《佩觿》《字鑒》《群經音辨》爲《澤存堂五種》也很有名，葉德輝云：“……張士俊《澤存堂五種》，摹仿宋刻，極肖極精。自明至國朝，刻工如此之精研者，蓋亦尠矣。”(160)

乾嘉以來，清代私家刻書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大量刻印叢書，一是請名家寫樣上版。刻叢書特别注意校勘的代表人物是鮑廷博與盧文弨。鮑廷博字以文，號渌飲，安徽歙縣人，寄寓杭州，是乾隆年間大藏書家。四庫館采訪遺書時，鮑氏曾以家藏祕籍六百餘種進呈。他校輯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計一百九十八種，許多幾被湮没的著作，都賴他付刻才得以保存流傳，不單是校勘和刻印精良而已。

盧文弨，字召弓，號磯魚，晚號弓父，餘姚人，是乾隆年間著名校勘學家。清段玉裁云：

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餘年，及在上書房，歸田後主講四文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繙閲點勘，朱墨並作，几間，無置茗盌處。日且暝，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間。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産，僅以購書，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説必謹録之；一策之間，分别迻寫諸本之乖異，字細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161)

清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也説：“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説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黄，即無别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162)盧文弨將自己編著與校勘的書約十九種匯刻爲《抱經堂叢書》。他所校勘的書均有校記，因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又將未能全部付刊的三十八種書的校語匯刻爲《群書拾補》。

刻叢書特别注意版本的代表人物是黄丕烈與顧廣圻。黄丕烈字蕘圃，吴縣人。王芑孫《陶陶室記》云：

今天下好宋版書，未見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慾，以沉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163)

黄丕烈在鑒藏的基礎上，精選自己所得的宋元佳槧，並由著名校勘學家顧廣圻爲之刊定，然後照原樣覆刻，附以札記，於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匯成可與宋、元本等價的《士禮居叢書》。

顧廣圻，字千里，號澗薲，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164)之語，自號思適居士。因爲出身寒士，自己無力刻書，就幫助當時著名的學者和藏書家從事校刻工作。李兆洛爲顧廣圻所作的墓志銘説：“孫淵如（星衍）觀察、張古餘（敦仁）太守、黄丕烈孝廉、秦敦夫（恩復）太史、吴山尊（鼒）學士，皆深入校勘之學，無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本。”(165)凡顧氏校刻的書，大都據宋、元善本精摹覆刻，並各附考異於後，質量很高。

清代私家所刻叢書，大都出自名家之手，數量多，質量高，範圍廣。除上面提到的外，他如經部有錢儀吉的《經苑》，史部有李桓的《耆獻類徵初編》，子部有梅文鼎後人所刻之《勿庵曆算全書》，集部有涇縣潘錫恩所刊之《乾坤正氣集》。影仿善本的有蔣鳳藻的《鐵華館叢書》，輯佚的有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薈萃一地文獻的有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匯集一姓所著書的有王念孫、王引之《高郵王氏遺書》，匯集一人所著書的有顧炎武《顧亭林先生遺書》。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叢書綜録》，收叢書二千多種，清代佔了一大半。

清代家刻本還有一個特點是喜歡請名家寫樣刻版。武英殿和曹寅主持的揚州詩局喜用軟體字手寫上版，在其影響下，私家刻書也興起了請名家寫刻的風氣。清代有許多以善於寫版著稱的專家，如林佶、黄儀、余集、許翰屏等。這些人多數是清貴的官吏，知名的學者。像康熙進士，曾官内閣中書，著有《樸學齋集》的林佶曾手寫汪琬《堯峰文鈔》、陳廷敬《午亭文編》、王士禎《古夫于亭稿》和《漁洋山人精華録》付刻，被書林和藏書家稱爲“林佶四寫”〔圖版十九〕，極負盛名。黄儀則是很精博的地理學家，曾與閻若璩、顧祖禹同修《清一統志》。王士禎《漁洋續集》付梓時，擬仿宋槧，專門請他寫版。爲周密《志雅堂雜鈔》等書寫版的余集，曾以與修《四庫全書》聘入翰林，累遷侍讀學士。書法家許翰屏爲人寫樣更多，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下云：“乾嘉時，有許翰屏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黄氏、享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吴山尊諸君，所刻影宋祕籍，皆爲翰屏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在清代寫刻本中，還有一部分是手寫個人撰述或所輯作品的。乾隆時著名的畫家、詩人金農曾自書其《冬心先生集》，汪士慎曾自書其《巢林集》，鄭燮曾自書其《板橋全集》，皆爲藝林所重。稍後則許槤也以善於寫版著稱，他除爲李文仲《字鑒》、吴玉搢《金石存》以及自編的《六朝文絜》寫版外，還曾寫刻自己輯録的《古均閣寶劍録》。其書钩摹工細，紙潤墨香，一向被認爲是當時吴中版刻的傑作。另外如江聲以篆體自書所撰的《尚書集注音疏》和《釋名疏證》，張敦仁以草體自書所撰《通鑑刊本識誤》，則在版刻中别樹一幟。這類自己書刻的古籍，都是既有文物價值，又有藝術價值的。

清代坊刻本的成就爲官刻本、家刻本所掩，其實它不僅數量多，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現出了自己的特色。其最著名的是蘇州的掃葉山房。張静廬云：

據葉九如君述：上海未開商埠前，書叢盛在蘇閶，而以掃葉山房歷史最久，遠在明萬曆間，松江席氏買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閣《二十二史》等書板，與蘇人洪、謝、陸三人合資在松江開辦掃葉山房，不久移設蘇州閶門内，同治間設分店於上海彩衣街，並設木版印刷所於東唐家弄。(166)

掃葉山房刻書最有名的有《十七史》《四朝别史》《百家唐詩》《元詩選》癸集等。到同、光間，掃葉山房刻書行銷大江南北，常見的有《毛聲山評點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三國演義》《繡像評點封神榜全傳》《千家詩》《龍文鞭影》初、二集附《童蒙四字經》。清末民初，掃葉山房出版各書，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印刷。除掃葉山房外，在許多蘇州書坊中，較有特色的是書業堂，刻書以小説爲重點，如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刻《説呼全傳》十二卷，四十回；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刻艾衲居士編《豆棚閑話》十二卷；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刻《新刻批評繡像後西游記》四十回；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刻《英雲夢傳》八卷。

南京是清代坊刻中心地區之一，從清初到清末一直很興盛，最有名的要算李光明莊。據所刻《書經》附載的刻書目録，知其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種，計經部四十一種，史部六種，子部三種，集部五十二種，啟蒙類二十四種，閨範類四種，醫算雜學類二十四種，善書類十三種。尤以四書五經、《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史鑒節要》等私塾課本的影響爲最大。

北京爲清代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更是書坊林立。其著名的有乾隆時陶氏五柳居、嘉慶時謝氏文萃堂、道光以後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等。北京書坊所刻大部分爲村塾課本與啟蒙讀物以及醫、卜、星相、佛經、善書、類書、小説等。(167)

清代後期坊刻本遍及全國，兹不贅述。總之，許多大衆讀物，兒童、婦女讀物，以及小説、戲劇、唱本、日用雜字都是由這些書坊出版的。許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的資料，也只有在書坊的出版物中才可以找到。因此清代坊刻本對於繁榮文化教育事業是有着不容否認的功績的。然而清代書坊所刻各書，因力求降低成本，所以采用的紙墨工料不如官刻、家刻之精也是事實。

清刻本在形式上也有其特點。就版式而言，清代比較尊重古刻本，影宋刻本的風氣頗盛，所以在形式上受宋本影響比較明顯，一般左右雙欄，也有四周雙欄或單欄的；大部分是白口，也有少數黑口。值得注意的是字行横豎都排列得比較整齊，書前不少都刻封面。封面一般爲三行：中間一行是書名，字略大，右行是編著者，左行是刻版者或藏版者。封面多用薄薄的黄色、緑色、粉紅色紙印。

清代刻書，由於文字獄的殘酷，特别是莊廷鑨《明書》案發，刻工也被處死，所以刻工多不敢在書上留名，但嘉道以後，禁網稍疏，刻工在所刻書上留名者漸多。如乾隆至道光年間，金陵劉氏著名刻工劉文奎、劉文楷、劉文模、劉覲宸、劉仲高、劉漢洲等就在他們所刻書的卷尾留下了名字。

就字體而言，清代内府刻書字體有一定格式：方體的稱宋字，楷體的稱軟字，已見前。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則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經》《全唐詩》《全金詩》等，則用軟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鎸。影響所及，清刻本主要就采用這兩種字體。宋字，也叫仿宋體或硬體字，這種字體在清刻本中最爲普遍〔圖版二十〕。道光前刻的横細豎粗，撇長而尖，捺拙而肥，還比較美觀；道光以後，字體更顯呆板，世稱匠體。(168)軟體字也即手寫體。清代手寫上版的名家除我們介紹過的林佶等人外，清初爲毛氏汲古閣寫樣的周榮起也很著名。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七著録《梧溪集》七卷，卷末有王士禎跋云：“壬申歲，門人楊庶常名時所貽、江陰老儒周榮起硯農氏手録本也。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硯農壽八十有七，乃卒。”他如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紀》所稱：“黄丕烈爲季振宜寫《季滄葦書目》，江元文爲王芑孫寫《碑版文廣例》，顧蒓爲錢大昕寫《元史藝文志》，其初刻初印直駕宋元而上之。”(169)可見清代寫刻本也是舉不勝舉的。

就用紙而言，苦竹齋主云：

清代印書，上焉者用開花紙，色白而堅韌細密，表面光滑，清康熙殿版《御製詩文集》及《性理精義》等書，即其一例。武進陶蘭泉氏在世時，藏書甚富，陶氏最醉心於清初精刻初印之開花紙書，故世人常以“陶開花”呼之。嘉道間殿版書，多用白榜紙，較之開花，質鬆而稍厚，嘉慶《御製全史詩》及道光《欽定新疆識略》等書均用之。宣紙多用於印譜、畫譜，普通書用之者極鮮，惟雍正十三年所刻《陝西通志》一百卷，其最初印本全用宣紙，同光以後，宣紙印書，乃漸盛行。又有所謂太史連與粉連、綿連等名目，色白質鬆，類似宣紙。竹紙色黄，上焉者堅韌光滑，如康熙殿版《淵鑑類函》及《佩文韻府》，其初印本用紙，與今日江西所出之玉版、官堆無異；下焉者質鬆脆薄，直與毛邊等耳。(170)

普通印本則竹紙較多。

由於清代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所以清刻本避諱很嚴，除避廟諱御名外，往往還從種族歧見出發，刻書時避胡、虜、夷、狄等字。其方法每作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這也是我們在研究清刻本時應當注意的。

第二節　按地域區分

一　浙本

浙江地區的刻本稱爲浙本。浙江自然環境優越，經濟富庶，文化發達，宋以來一直是我國刻書中心之一。

據前引文獻，早在唐代中葉，浙江就已刊印元稹和白居易的詩在市肆出賣。五代時，吴越王刻印了大量佛經，其中有一部雕造了四萬八千卷，置入磚塔内，永充供養。這在客觀上造就了一批良工巧匠，提高了浙江地區的雕版印刷水平，爲宋代浙江地區刻書事業的高速發展創造了條件。王國維云：

及宋有天下，南併吴越，嗣後國子監刊書，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板，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後，臨安爲行都，冑監在焉，板書之所萃集。(171)

南宋奠都臨安，浙本也隨之進入了黄金時代。除國子監外，德壽殿修内司廊司局、太醫局、浙西轉運司和臨安府也都刻書。京城内私人設立的書鋪林立，今可知者有如下十六家：

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或作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

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或作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宅

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

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或作太廟前尹家父子文字鋪

臨安府衆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賈官人宅，或作臨安衆安橋南賈官人經書鋪

臨安府修文坊相對王八郎家經鋪

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經鋪

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或簡稱中瓦子張家

行在棚南街前西經坊王念三郎家

杭州沈二郎經坊

杭州猫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

太學前陸家

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榮六郎家

錢塘俞宅書塾

錢塘王叔邊(172)

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推字宗之號芸居的陳起及其子續芸所開設的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葉德輝云：

南宋臨安業書者，以陳姓爲最著。諸家藏書志、目、記、跋，載睦親坊棚北大街陳解元，或陳道人，或陳宅書籍鋪刊行印行者，以唐宋人詩文小集爲最多。……大抵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爲陳起父子所開。其云陳道人者，當屬之芸居，其云陳解元者，當屬之續芸。(173)

葉氏又云：“蓋續芸所刻多説部、宋人集。起所刻多唐人集。”(174)《兩浙古刊本考》亦稱：“宋季臨安書肆，若陳氏父子遍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大。”

南宋浙本中的家刻，在數量上遠不如官刻、坊刻多，但質量一般都相當高。譬如杭州廖瑩中家塾世綵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和《河東先生集》刻印精妙，堪稱宋浙本及家刻本的代表作〔圖版二十一〕。

浙本除杭州本外，還有越州本、婺州本、明州本、衢州本、嚴州本等。越州本又有紹興府本及浙東轉運司本之分。紹興府刻有《論衡》《越絶書》《嘉泰會稽志》等，浙東轉運司刻有《五經正義》《事類賦》《蘭亭考》等。婺州書坊頗衆，有婺州市門巷唐宅，婺州義烏青口吴宅桂堂，義烏縣酥溪蔣宅崇智齋，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東陽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婺本經書與監本、建本、蜀本齊名。浙江各州州學也刻了不少書，如婺州州學刻有蘇洵《嘉祐集》，嚴州州學刻有《唐柳先生集》，台州州學刻有《天台前集》，温州州學刻有《大唐六典》等。

原先設在杭州的南宋國子監，元代改爲西湖書院。元黄《西湖書院義田記》云：“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版庫具在。”(175)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立了一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的碑刻，所列經史子集書版一百二十一種，有拓本流傳，吴昌綬曾刻入《松鄰叢書》。西湖書院本中絶大多數是南宋國子監遺留下來的，但是西湖書院有刻書基礎，杭州仍萃集了許多良工，因此宋、遼、金三史和其他要籍，皆奉旨發西湖書院刊行，刻工甚精。如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刻成的《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卷，今國家圖書館尚有藏本，書品精雅，堪爲元刻本之代表作。浙江各路、府、州、縣等設立的儒學也刻了不少書。如大德十年（一三〇六）紹興路儒學刻《越絶書》十五卷、《吴越春秋》十卷、徐天祜《吴越春秋音注》十卷；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嘉興路儒學刻《陸宣公集》二十二卷；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嘉興路儒學刻《王秋澗先生全集》一百卷；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婺州路儒學刻金履祥《論孟集注考證》十卷；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嘉興路儒學刻元沙克什《河防通議》二卷；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嘉興路儒學刻劉因《静修先生文集》三十卷；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嘉興路儒學刻《大戴禮記》十三卷。(176)元代浙江的家刻、坊刻似不如書院、儒學刻本之盛。

明代浙江仍是刻書中心地區之一，其官刻本以布政使司所刊爲最多，據萬曆《杭州府志》所載，有《浙江通志》等二十七種。他如浙江轉運司、浙江提學司等，均有刻版。私家刻書在萬曆間特盛，如餘姚聞人詮、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嘉禾項德棻宛委堂等，都聞名當世。此外還有古杭勤德書堂、浙江葉寶山堂、武林馮紹祖觀妙齋、武林馮念祖卧龍山房、吴興花林東海居士茅一相文霞閣、三衢近峰夏相、義烏沈氏楚山書屋等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明中葉以後，湖州刻書，可謂後起之秀。謝肇淛云：“今杭本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吴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177)湖州刻書以閔、凌兩家爲代表，世稱閔刻本和凌刻本。兩家喜用彩色套印，墨色印正文，彩色印評語圈點，所印書籍自經史子集、戲曲小説等約一百三十餘種。有些書，如凌氏套印的宋王十朋《會稽三賦》、明高明《琵琶記》等，並附插圖，多延名家繪刻，筆劃工致，神態秀逸。

清代浙江官私刻書都十分發達。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清高宗命金簡把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秘籍用活字排印，定名爲“武英殿聚珍版”書(178)，凡一百三十八種，並令東南各省照式刊行，以廣流傳。浙江翻刻三十九種，是袖珍本，行格字數都依原版。

官刻本成就最突出的是浙江書局本。浙江書局是浙江省布政使楊昌濬、按察使王凱泰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設立的，首刻《欽定七經》及《御纂通鑑輯覽》等書。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巡撫增韞設立浙江圖書館，附官書局，又更名官書印售所。當時在書局任職的譚獻、黄以周、張大昌、張顔、王治壽等都是一時人選。他們選用底本都要經過研究，校勘也很精當。爲使貧寒學子容易購求，在刻版時縮小版式，增多行字，以盡量減低成本。字體也相當秀麗。據統計，浙江書局自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到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先後刊書達二百多種，刻工多時達一百多名。總計浙局在清末以前所雕刻的版片，凡十二萬八千一百零八片。(179)

清代浙江的私家刻書盛於前明，這與當時浙江人才之盛及考據、輯佚、校勘之學的興起密切相關。有些著名文人往往自刻所作詩文，或由親友學生出資刊行。有的人則依據宋元善本影摹上版，或者重行校訂付印，也陸續出版了許多質量較高的叢書，如杭州盧文弨的《抱經堂叢書》；吴興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叢書》《湖州叢書》等，編刊叢書是清代家刻本的一大特色，浙江在這方面的成績尤爲顯著。(180)

在浙刻本中，官刻實爲主流，家刻、坊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官刻的影響，都注重校勘，質量較好。就形式而言，宋浙本多用歐陽詢體，絶大多數是白口，單魚尾，魚尾在書口上方，魚尾之上的象鼻内多記本葉字數，魚尾之下常刻書名卷次，多用簡稱。書口下端每有刻工名，或姓或名或姓名全稱。版框多左右雙邊。書品寬大，多用麻紙、皮紙。宋浙本避諱較嚴。元浙本形式上的特點，略同宋浙本，惟字體受趙孟頫的影響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細黑口書。明、清兩代浙本形式大體仍宋元之舊，有的則因出版事業日益發達，版刻流派互相影響，特色不似前此之顯著。

二　蜀本

安史之亂及黄巢起義，使得唐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兩次移向成都，加上四川盛産麻紙，都爲刻書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早在公元九世紀，四川成都就刻印了曆書、字書及陰陽雜説、占夢相宅之類的書。如咸通六年（八六五）來我國留學的日本和尚宗叡携帶回國的漢籍就有四川刻印的《唐韻》一部五卷、《玉篇》一部三十卷。(181)五代時孟蜀建都成都，宰相毋昭裔先刻石經，不久又令門人寫定《九經》，鏤版行世，以後還刻了《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等，從而使蜀本在刻書的範圍和規模上向前發展了一大步，爲宋蜀本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開寶四年（九七一），宋太祖派高品、張從信等人在成都監雕《大藏經》，至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大部刻成。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經版共十三萬多片。這項工程的完成充分説明了當時四川技術力量和經濟基礎的雄厚。此後，四川又承擔了像《太平御覽》《册府元龜》這樣卷帙浩大的大型類書的刻印任務。

南宋初年，四川又出了一個致力於收書刻書的人，對蜀刻本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就是在紹興十一年至十四年（一一四一至一一四四年）任四川轉運使的井憲孟。著名的眉山七史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刻印的。晁公武記其事云：

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一一二六）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存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182)

在井憲孟的倡導下，眉山地區還出版了《周禮》《春秋》《禮記》《孟子》和《史記》《三國志》等，都是以監本爲底本刊行的。蜀刻的中心由成都移向眉山大約就在這個時期。

四川也有書坊，而且大多集中在眉山。如刻《新編近時十便良方》的萬卷堂，刻《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的書隱齋。現存蜀小字本唐人别集數量較多，有一套是十一行本，現存《駱賓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詰文集》三種。有一套是十二行本，現存《孟浩然詩集》《劉文房集》《陸宣公集》《新刊權載之文集》《昌黎先生文集》《孟東野文集》《李長吉文集》《劉夢得文集》《張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歐陽行周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姚少監詩集》《許用晦文集》《張承吉文集》《孫可之文集》《鄭守愚文集》《司空表聖文集》《杜荀鶴文集》等完缺共十九種。從采用小字本的形式與有“新刊”的標題看，這些唐人别集可能係坊刻本。(183)

十三世紀中葉，元兵南下，首先攻占四川。四川經濟文化遭到浩劫，書版大都毁於戰火，再加上明清以來東南沿海日趨發達，蜀地較偏，所以元後蜀本名聲不顯。

蜀本傳世較少，多爲經史類書、唐人詩文集。其形式上的特點比較顯著。就版式而言，一般爲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無書耳〔圖版二十二〕。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單氏、任氏、文氏等。蜀本字體多似顔體，字劃肥勁樸厚，正文、小注字體統一。就大字而言，字大如錢，版式疏朗，讀來賞心悦目。一般采用麻紙，紙張潔白。校勘精審，翻刻監本也一絲不苟，故一向爲人們所推重。但刻書序跋及坊刻本的牌記都很少見，因此不易判定刻書年月及刻書人姓名。

三　建本

早在宋代，福建特别是建寧府建安、建陽兩縣就已成了當時的刻書中心。宋朱熹説：“建陽版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184)宋祝穆亦云：“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産書，號爲圖書之府。”(185)葉德輝也曾指出：“閩中造紙印書，宋時極盛，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即有建本之名。”對建安、建陽兩縣書坊主人有名姓可考者，張秀民作了統計：

建寧府黄三八郎書鋪

建寧書鋪蔡琪純父一經堂，或作建安蔡純父

建安萬卷堂

建安曾氏家塾

建安王懋甫桂堂

建安劉元起家塾

建安劉日新宅三桂堂

建安劉叔剛

建安劉之問

建安江仲達群玉堂

建安魏仲立宅

建安魏仲舉家塾

建安陳彦甫家塾

建安黄善夫家塾

建安蔡子文東塾

建安虞平齋務本書堂

建安虞氏家塾

建安慶有書堂

建溪三峰蔡夢弼傅卿家塾（建溪或作建安）

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家（或作建寧府陳八郎書鋪）

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

麻沙鎮南齋虞千里

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

麻沙劉仲立

麻沙劉智明

麻沙劉將仕宅

麻沙劉通判宅

建安余恭禮宅

夏淵余氏明經堂（或作建安余唐卿宅）

建安余彦國勵賢堂

余氏廣勤堂

建安余仁仲萬卷堂

余靖安勤有堂

並云：“以上三十三家書坊各刻了不少書，經、史、子、集、日用、迷信都有。他們編刊的考試用書，更是‘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其中蔡夢弼、黄善夫各刊《史記》〔圖版二十三〕，蔡琪、劉之問、劉元起均雕《漢書》，劉仲立梓前、後《漢書》以及魏仲立本《唐書》、魏仲舉本《昌黎集注》等在學術上較有價值。”(186)這些書坊中，尤以余氏最爲有名。國家圖書館尚藏有南宋余仁仲萬卷堂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禮記注》二十卷、《周禮注》十二卷。

建陽、建安成爲南宋刻書中心是由於地處閩北山區，受戰禍影響較小，且盛産竹木，書版與造紙原料都非常充足。宋葉夢得論刻書云：“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易成故也。”(187)此外，兩地水陸交通十分方便，除爲省内貨物集散地外，還可直達蘇、杭、江西，這就爲刊本速售創造了條件。

元建本同宋建本相比，在數量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兹將其出版單位名稱羅列於下：

建安鄭明德宅

余彦國勵賢堂

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

建安蔡氏

建安劉承父

建安詹璟

劉君佐翠巖精舍

劉錦文日新堂

高氏日新堂

建安陳氏餘慶堂

建安朱氏與耕堂

建安同文堂

建安萬卷堂

麻沙萬卷堂

董氏萬卷堂

李氏建安書堂

雙桂書堂

麻沙劉氏南澗書堂

建陽劉氏書肆

建陽書林

建安虞氏務本書堂

建安鄭天澤宗文書堂

建安葉氏廣勤堂

建安余氏勤有堂(188)

除一般的經史子集外，元建本中還有一些通俗讀物，最有名的是一套建安虞氏刊刻的講史話本，現存《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國平話》《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五種。所謂全相，就是每葉都有插圖。此外建陽書坊還刻了一些元散曲選本，現存《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梨園按試樂府新聲》《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其中《陽春白雪》還有初編、重編兩種刻本，可見頗受時人歡迎。

明建本是沿着宋元遺風發展下來的，不少書坊經營刻書事業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方品光指出：

如勤有堂由北宋幾經轉折一直延續至明初，日新堂從元至元戊寅（一三三八）延續到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前後共一百九十一年，翠巖精舍從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到明成化己丑（一四六九）共一百五十五年，宗文堂從元大德壬寅（一三〇二）至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營業達二百九十八年，安正堂從明弘治甲子（一五〇四）至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共一百零七年，清江書堂從明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到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共一百二十二年等等。(189)

此外，比較著名的建陽書坊還有朱氏尊德書堂、劉氏敬善書堂、詹氏進德書堂、劉氏慎獨齋、楊氏歸仁齋、江氏宗德堂、熊氏忠正堂、楊氏清白堂、熊氏誠德堂、熊氏種德堂、余氏三臺館、余氏雙峰堂、書林楊敏齋、書林劉求茂、書林劉龍田、書林鄭以楨、書林詹秀閩等。(190)從現有傳本情況來看，明建本遠遠超過宋元。故葉德輝云：“自宋至明六百年間，建陽書林擅天下之富，使有史家好事，當援貨殖傳之例增書林傳矣。”(191)

明建本同樣也受到官府重視，嘉靖五年（一五二六）朝廷曾特派專使到建陽監督坊本刻售工作。(192)十一年（一五三二），福建提刑按察司又牒建寧府云：“照得五經四書，士子第一切要之書，舊刻頗稱善本，近時書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狹，字多差訛。……該本司看得書傳海内，板在閩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書坊之謬，恐致益誤後學。議呈巡按察院詳允會督學道選委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複校讎。……再不許故違官式，另自改刊。如有違謬，拿問重罪，追版鏟毁，決不輕貸。”葉德輝據此説：“足見明時法制之嚴，刻書之慎。而建寧匠人之盛，自宋以來至明五六百年，流風不墜。觀於此牒，亦可想其專精雕鏤矣。”(193)

建本書自明後期漸趨衰落，到了清代仍無起色，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福建受到戰争的影響，建安、建陽幾成廢墟，刻工紛紛外逃，書版損失殆盡，致使刻書事業一蹶不振。其次是江蘇、安徽等地刻書事業在明中葉以後蓬勃興起，逐步取代了建本的地位。故清初王士禎云：“今則金陵、蘇、杭書坊刻板流行，建本已不復過嶺。”(194)

坊刻是建本的主流。無論内容還是形式，建刻坊本都有鮮明的特色。就内容而言，書坊爲了適應歷代官府的需要，也刻了不少經書、史書，特别是明代萬曆以前，所刻經史尤多。但是建陽所刻經書大部分都是爲科舉考試服務的。正如宋岳珂所説：“場屋編類之書，建陽書肆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四方傳習。”(195)此外，建安、建陽書肆刻了大量民間實用的書和通俗文藝作品，許多小説都是書坊主人自編的或請人編的。如明代書林熊大木，就曾自編《全漢志傳》《大宋中興英烈傳》等小説。萬曆年間建陽雙峰堂主人余文臺所刻《新刊京本編輯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也是自編的，卷一首題“書林仰止山人編集，余氏文臺重梓”。

就形式而言，建本也勇於創新。從版式上看，宋浙本和蜀本多白口，左右雙欄，建本則多黑口，早期爲細黑口，後來轉爲黑口，四周雙欄，這種刻風開了元代雕版之先河。有一些宋建本還在欄外左上角刻上書耳，書耳内刻篇名或小題，頗便讀者查找。建本書喜用具有廣告性質的題識與牌記，而不喜歡用長篇序跋，這或許與書坊主人文化水平高者不多有關。爲了謀利，建本千方百計降低成本，浙本與蜀本一般都書品寬大，版式疏朗，而建本字刻得較密，紙多用竹紙，質地較薄，顔色發暗。校勘不精，喜歡删改也是出於這個原因。爲了吸引讀者，宋、元、明建本都愛用插圖。至於字體，代有不同，宋建本多似柳體，起落頓筆，結構方正，字畫嚴謹不苟。爲了減少篇幅，增加版面容量，建本還采用一種特有的筆劃很細的瘦長字體。

關於建本，還有一點應當説明的就是建陽麻沙鎮所刻書，由於粗製濫造，當時及後世都獲得了不好的名聲。麻沙本幾乎成了劣本的代稱。我們在本編第一章第二節介紹過杭州府學教官姚祐據麻沙本《易經》出錯考題的事，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八也説：“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但事實上，麻沙鎮書坊也刻過一些好書，不能一概而論。

四　平水本

平水即今山西臨汾，因處平水之陽，故又稱平陽，金、元兩朝都曾在此設立出版書籍的管理機構。《金史》稱“平陽府……有書籍”。(196)繆荃孫《平水板本考》亦云：“平水，鎮名，元太宗八年（一二三六）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當是因金之舊。”(197)葉德輝認爲平水成爲北方的刻書中心是由於“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當要衝，故書坊時萃於此”。(198)平水歷來爲晉南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未受戰争破壞，國家圖書館《中國版刻圖録·序》云：“北宋亡後，平陽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區的出版中心。”又云：“其地盛産紙張，質地堅韌，私人開設的書坊很多。”現國家圖書館藏金平水本有《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證吕太尉經進莊子全解》《重編補添分門字苑撮要》《新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蕭閑老人明秀集注》等。其他平水書籍如王文鬱撰《增注禮部韻略》爲金大定六年（一一六六）平水刻本。王文鬱併舊韻二百零六部爲一百零六部，在音韻發展史上頗有影響。金大定二十六年（一一八六）平水書軒陳氏印行的《銅人俞穴針灸圖經》歷來爲醫學界所珍重。清末貴池劉世珩已影刻，日人涉園山崎子政亦曾據以重雕。此外，著名的平水本尚有李子文於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所刻王明壽《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這是一部内容廣泛、具有實用價值的類書，現有清代翻刻本行世。又《中國版刻圖録·序》云：

當時民間盛行諸宫調説唱，平水書肆適應大衆需要也刻版流通。……《劉知遠諸宫調》就是平水坊本。……這些民間文藝創作的及時傳播，對後代説唱文學和戲劇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平水書肆又曾刻印民間招貼畫……甘肅張掖古塔内發現的平陽徐氏刻印的關羽像，和平陽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畫面生動美麗，是兩幅巨大的富有藝術價值的版畫傑作。

元代仍以平陽爲刻書中心，人們將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使用大元國號之前的元初刻本稱爲蒙古本。蒙古本分量最重的要算太宗九年（一二三七）開雕，乃馬真后三年（一二四四）完成的道藏七千八百餘帙，因爲該藏爲宋德方刻於平陽玄都觀，故又稱宋德方藏或玄都寶藏。由於釋、道二教鬥争激烈，元世祖信佛排道，於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下令銷毁道藏經版，這部玄都寶藏也就被付之一炬。現僅有《雲笈七籤》《太清風露經》二種，藏於國家圖書館。玄都寶藏雖然被燒了，但是這次巨大的出版工程，却將平水刻工的雕版技術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後，平水書肆晦明軒主人張存惠刻印的《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鑑》《丹淵集》《滏水集》等，紙墨刻工比過去平水本更爲精美。又《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一卷，係平陽道參幕段子成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刊，也爲蒙古本。

元刻平水本還有平陽府梁宅元貞二年（一二九五）刻《論語注疏》二十卷；平水許宅大德十年（一三〇六）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目録一卷；平水曹氏進德齋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刻巾箱本《爾雅郭注》三卷，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刻《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平水高昂霄尊賢堂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刻《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平陽司家頤真堂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刻《御藥院方》；平陽曹刻《遺山詩集》二十卷。(199)

明清平水刻本的成就爲其他地區所掩，不如金、元時代那麽知名，但是也持續不斷地刻了不少書，如平陽吕氏冰玉堂成化年間刻《管窺外編》一卷；平陽陳宣弘治年間刻《二程全書》六十五卷；平陽府吕柟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刻《司馬文正公集略》文集三十一卷，詩集七卷；平陽府張松刻《藝文類聚》一百卷；平陽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刻《針灸大全》十卷；臨汾桑拱陽松風書院在崇禎年間刻有自著《四書則》《松風草》《家禮維風》。其《四書則》，乾隆時經山西巡撫呈進，收入《四庫全書》。其餘平陽府明刊本尚有《銅人針灸集》七卷、《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八卷。清代平水刻本較著名的有劉組曾百禄堂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刻《司馬文正公文集》八十二卷，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刻《蓮洋詩鈔》十卷。清代臨汾坊間還刻了不少四書五經及啟蒙讀物，但其刻書質量較差，不足深論。(200)

平水刻本似以私人刻書爲主，多醫書、類書、詩文集，在内容上顯示出民間注重實用的特色。在形式上，金、元平水本皆爲白口，但版式不盡統一，金本的魚尾或單或雙，邊欄或左右雙邊或四周雙邊，各書每半葉行數、每行字數多不同，因此横看過去字是不整齊的。書名、卷次、葉次的位置同宋本。元本多爲雙魚尾，四周雙邊，其餘大致同金本。金本缺少序跋和牌記，元本則多有之。例如蒙古憲宗三年至五年（一二五三至一二五五），平水張存惠刻《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鑑》，卷首有序〔圖版二十四〕，序後有“泰和甲子下癸丑歲平陽張宅晦明軒”刻書牌記，目録後有“平陽府張宅印”琴形牌記、“晦明軒”鐘形牌記。卷末還有“泰和甲子下乙卯歲季秋工畢，堯都張宅”題識。這就爲版本的鑒定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平水本多用桑皮紙，紙墨瑩潔，字體瘦勁挺拔，一般來説不避諱。

由於近古文化事業日益發達，刻書事業也由幾個中心而逐漸向全國各地拓展，地區特色及影響也有所淡化，所以我們以上僅舉幾個最有代表性的地區爲例，來顯示從這一角度區分版本的情況。

此外，中國古代文化對比鄰諸國産生過深遠影響，朝鮮、日本、越南在古代都刻印過漢文古籍，這些書我國收藏單位在著録時，往往分别稱爲高麗本、日本本、越南本，其中越南本鮮見。清孫從添云：“外國所刻之書，高麗本最好。五經、四書、醫藥等書皆從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數不全者，而高麗竟有完全善本。”(201)於此可見，外國刊本是很有價值的。但關於外國刊行漢籍的版本情況，事涉專門，我們所知極少，因此未敢述論。

第三節　按刻書單位區分

如按刻書單位分，則雕印本大體上可區别爲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種。它們又往往因具體主持的官府、私家書坊各異而有不同名稱，今擇要列舉如下，其已見前第一節者，此不復出。

一　官刻本

甲、監本　各朝國子監所刻印的書，稱爲監本。五代國子監即已刊刻圖書，惜五代監本、北宋監本、金監本，今皆不傳。南宋屢經戰亂，國家艱難，故世傳南宋監本也多非國子監自刻。王國維云：

北宋監本經史既爲金人輦之而北，故南渡即有重刊經疏者，如日本竹添氏所藏《毛詩正義》，乃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九月十九日紹興府雕造，此事是否奉行是月七日詔書，抑或先已刊刻，别無可考。又刊經疏者，紹興之外尚有婺州所刊《春秋左傳正義》，温州所刊《爾雅疏》，雖未審在何時，至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令臨安府雕造群經義疏未有板者，則高宗末年經疏當盡有印板矣。此種州郡刊板當時即入監中，故魏華父、岳倦翁均謂南渡監本盡取諸江南諸州。蓋南渡初監中不自刻書，悉令臨安府及他州郡刻之。此即南宋監本也。(202)

錢基博云：

宋監刻之僅有存者：國立北京圖書館藏有監本《春秋穀梁注疏》殘册；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殘册，有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有鈔配），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有元、明修補葉），有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有元、明修補葉）。(203)

這些書即使全爲南宋監本，也所剩無幾。

元代中央機關掌管刻書的有興文署和藝文監。國子監刻書不多，《書林清話》卷四《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僅提到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刻小字本《傷寒論》十卷。但元國子監却通過中書省讓各路儒學代刻了不少書。李致忠《元代刻書述略》云：

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國子監牒呈中書省批准，下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派慶元路儒學召工鎸刻《玉海》二百卷、《辭學指南》四卷、《詩考》一卷、《地理考》六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漢制考》四卷、《踐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鄭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補注》四卷、《周書王會補注》一卷、《小學紺珠》十卷、《六經天文篇》二卷、《通鑑答問》五卷。此爲國子監通過中書省下各路儒學刻書的實例。北京圖書館也有所珍藏，其中部分版本爲明初遞修。(204)

到了明朝，南、北兩京皆刻經史，因此又有南監本和北監本的區别。已見前。

乙、經廠本　　明内府刻書由司禮監負責，司禮監下設經廠庫，明宦官劉若愚云：“凡司禮監經廠庫内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並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205)故司禮監經廠刻的書被稱爲經廠本。經廠本多刻制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以及宫女、太監們的讀本，一般認爲經廠本出於宦官之手，故校勘不精，但它在形式上却十分美觀。版式寬闊、行格疏朗，大黑口、雙魚尾、大黑雙邊。正文小注，斷句加圈。趙體字，字大如錢。紙潔白、墨色如漆。多大本，包背裝。故太平老人《袖中錦》云：“監書、内酒、端硯、浙漆、吴紙，皆爲天下第一。”此監書乃指司禮監經廠本，而非國子監本〔圖版二十五〕。

丙、藩府本　　明代藩府刻書情況，已如前述。錢基博云：

藩府刻本，亦稱名貴，而吉府其一。其他見著録者，曰蜀府、代府、崇府、肅府、唐府、晉府（寶賢堂，亦稱志道堂，亦稱虚益堂，又稱養德書院）、益府、秦府、伊府、魯府（敏學書院，亦稱承訓書院）、趙府（居敬堂，亦稱味經堂）、楚府、寧藩、周藩、沈藩、德藩（最樂軒）、潞藩。吉府刻多諸子，晉府刻多總集，益府刻多茶書。而北京圖書館藏有嘉靖秦藩刊《史記》一百三十卷，國學圖書館藏有嘉靖魯藩刊晉葛洪撰《抱朴子》七十卷，嘉靖秦藩刊鮑雲龍撰《天原發微》五卷，嘉靖益府刊明《理學類編》八卷，萬曆益藩《新刊增修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篇韻指南》一卷，《總目》一卷。《四部叢刊》景印者，則有國學圖書館藏魯藩刊《抱朴子》，及涵芬樓藏趙府居敬堂刊《靈樞經》十二卷焉。(206)

葉德輝《書林清話》著録藩府本頗夥，可參看。他還指出：“諸藩時有佳刻，以其時被賜之書，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繙雕，藩邸王孫又頗好學故也。”(207)藩王財力雄厚，自有碩儒協助校勘，又不必像其他官刻本那樣專刻制書和經史，所以藩刻本在内容上有其特色，在形式上又相當精美，歷來爲藏書家所珍視〔圖版二十六〕。

丁、書帕本　　明代授官上任，或奉差出使回京，例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饋贈，當時稱這種書爲書帕本。地方官吏刻書作爲禮品是明代的社會風氣，明陸深《金臺紀聞》云：

勝國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廪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理歲月，勘校後並存可識。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明隆萬間，承嘉靖古學盛興之後，皆喜刻書，然大率皆爲好名起見，刻而不校，又或妄加删削，都無古意。饋遺當道，附之一帕，有一書一帕之稱，此類書世謂書帕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曾對明代書帕本進行過嚴厲的批評，本章第一節已引用，可參看。但是也應當看到書帕本的刻書水平是不平衡的，其中不乏精心校勘之作，也曾流布稀見之書，所以對書帕本也應具體對待，未可全盤否定。

戊、内府本、殿本　　明、清兩朝宫廷内部刻印的書通稱内府本。明代内府本刻自司禮監所屬經廠，故稱經廠本。清代内府所刻欽定各書稱内府本(208)，其中包括曹寅主持的揚州詩局所刻的欽定書。聖祖玄燁於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命廷臣補刻了明經廠本《文獻通考》的漫漶殘版，在武英殿設修書處，由翰林院詞臣總領其事。從此清内府本就改稱武英殿本了。清吴長元云：“武英殿在北京皇城之熙和門，西南向，崇階九級，環繞御河，跨石橋三……殿宇前後二重，皆貯書板；北爲浴德堂，即修書處。”(209)殿本多刻欽定書籍，注重校勘。其寫刻工緻，紙墨精良，裝訂典雅，都是一般刻本難以企及的。

己、局本　　清末各地官書局刻本稱爲局本。況周頤云：“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210)此後各地繼之而起，兹列各局名稱如次：

江南書局（江蘇江寧）

江楚書局（江蘇江寧）

淮南書局（江蘇揚州）

蘇州書局（江蘇蘇州）

浙江書局（浙江杭州）

崇文書司（湖北武昌）

思賢講舍（湖南長沙）

江西書局（江西南昌）

存古書局（四川成都）

皇華書局（山東濟南）

山西書局（山西太原）

福州書局（福建福州）

廣雅書局（廣東廣州）

雲南書局（雲南昆明）(211)

此外還有安徽的敷文書局、河北的直隸書局。

這些書局的著名刻本有：金陵書局（即江南官書局）刻的《史記》《漢書》《三國志》《王船山遺書》《讀書雜志》；淮南書局刻的大字本《毛詩注疏》；蘇州書局刻的《資治通鑑》；浙江書局刻的《二十二子》《九通》《玉海》；思賢講舍刻的王先謙《漢書補注》、孫詒讓《墨子閒詁》；廣雅書局刻的《廣雅叢書》等。

官書局所刻多爲傳統的經史子集，新的東西不多。各局刻書水平亦不一致，影響大的書一般都注意選擇底本，精心校勘，有些書的成績超過了殿本。由於局本出現得比較晚，注意降低成本，校勘又比較精審，因此受到了讀者歡迎，流傳比較廣泛。

庚、書院本　　書院初爲官設教育機構。書院刻書發端於宋。葉德輝嘗著録書院刻本，大略如下：

婺州麗澤書院紹定三年（一二三〇）重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無年號刻吕祖謙《新唐書略》三十五卷。象山書院紹定四年（一二三一）刻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泳澤書院淳祐六年（一二四六）刻大字本朱子《四書集注》十九卷。龍溪書院淳祐八年（一二四八）刻陳淳《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竹溪書院寶祐五年（一二五七）刻方岳《秋崖先生小藳》八十三卷。環溪書院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刻《仁齋直指方論》二十六卷、《小兒方論》五卷、《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醫學真經》一卷。建寧府建安書院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别集》十一卷。鷺州書院無年號刻《漢書》一百二十卷。(212)元代書院刻書掀起高潮，已詳本章第一節〔圖版二十七〕。明代書院没有學田，失去財源，因此也就不大刻書了。

書院刻書一般有通儒校訂，再加上書院刻書目的不在賺錢，所以校勘工作相當認真。書院本歷來比較受到重視。

辛、其他　　在官刻本中，根據刻書單位的不同，還有各色各樣的名稱。如宋有崇文院本、秘書監本、德壽殿本、左廊司局本、茶鹽司本、安撫使本、庾司本、漕司本、轉運司本、轉運使本、倉臺本、計臺本、漕臺本、漕廨本、漕院本、公使庫本〔圖版二十八〕、州軍學本、郡齋本〔圖版二十九〕、郡庠本、郡府學本、縣齋本、縣學本、學宫本、頖宫本、學舍本、太醫局本等；元有興文署本、各路儒學本、郡學本、郡庠本、府學本、儒司本、太醫院本、官醫提舉本等。

總之，官刻書一般都由於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刻了大量正經正史、制書和御纂欽定書。因爲財力雄厚，官刻本多半雕印精審，形式美觀。但無論内容和形式，都比較保守，缺乏創新精神。其中明經廠本和書帕本則因校勘不精，不免爲當時及後世所詬病。

二　家刻本

家刻本與坊刻本都是私人刻印的書，它們之間有時很難區别。大體上説，家刻本多由學者或藏書家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爲了流傳善本、保存自己或親友的著作，而不是專門爲了贏利，刻印的書一般都質量較高。坊刻本則由書坊主人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爲了贏利，因此刻印的書，質量高低差别很大。

家刻本往往刻於家塾，如宋黄善夫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其列傳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於家塾之敬室”牌記。(213)元花谿沈氏家塾刻趙孟頫《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録》一卷，目録後有“至元後己卯，花谿沈氏伯玉刻於家塾”等字，所以這些刻本又稱家塾本。但是某些坊刻本也混用家塾的名義，以便行銷，這就造成了鑒别時的困難。

家刻本多冠以室名，如宋廖瑩中刻《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稱世綵堂本，明袁褧刻《大戴禮記》《世説新語》《文選注》稱嘉趣堂本，清黄丕烈刻的書稱士禮居本。也有以姓名相稱的，如宋周必大本《歐陽文忠公集》、元丁思敬本《元豐類稿》。還有單稱姓的，如明萬曆間吴興閔氏刻本稱閔刻本，凌氏刻本稱凌刻本，清秦鏷刻的書稱秦刻本，阮元刻的書稱阮刻本。

宋元家塾刻書情況，詳見葉德輝《書林清話》。(214)宋代突出的要算廖氏世綵堂。廖瑩中，號藥洲，是權相賈似道的門客。他替賈鑒定圖書，自己也喜歡刻書。宋周密説廖氏所刻“《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萆草紙、油煙墨印造，其裝池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215)現存《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刻印尤爲精工，堪稱宋刻本的代表作。(216)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陸子遹於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刻其父陸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末筆以避家諱。該書刊印皆精。

關於元家刻本，需要注意的是帶有“相臺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牌記的經注。現存《周易》《周禮》《春秋經傳集解》《論語》《孟子》《孝經》六種，過去認爲是岳飛孫珂在南宋時刻印的，經今人張政烺研究，實係在今江蘇宜興落户的岳浚據廖瑩中刻本覆刻的，傳世的《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也是岳浚覆刻廖本時，根據廖氏舊有的凡例增修而成，和岳珂無關。(217)《中國版刻圖録》肯定了張的觀點。這樣《春秋經傳集解》等岳氏荆溪家塾本，當爲元家刻本的代表作。此外，丁思敬於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在江西南豐州刻的《元豐類稿》五十卷，版式寬大，字劃精整，結構嚴謹，也爲元刻本的上品。

明家刻本的傑作不勝枚舉，可參見《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及《明人私刻坊刻書》，本章第一節也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這裏再强調幾點：其一是明家刻本的精品大都出現於嘉靖年間，是與當時伴隨着文學上的復古運動而掀起的覆刻本之風密切相關的。其二是明代私家已經形成了像顧氏奇字齋、毛氏汲古閣這樣具有相當規模的出版機構了。我們已經引用過顧氏刻《類箋王右丞詩集》的奇字齋開局氏里表(218)，而萬曆元年（一五七三）顧起綸刻自編的《國雅》二十卷，書末也附有刻工、寫工氏里表：

梓授：吴郡顧植、顧賢、羅鑒、張璈、方之善；同邑何鑰、何鎡、何釗、邵埴、王伯才。

筆授：吴郡顧檈、施雲、侯愚、家産子顧相、戴卿、朱謨。

又有姚咨題記云：“校是編者周天球、童珮、朱在明、俞淵、葉之芳、成淳、從子道瀚、子祖源、祖河、祖漢偕余也。”題記後又有萬曆元年（一五七三）顧起綸覆校識語。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家刻的謹嚴工作態度以及其能力、水平。至於毛氏汲古閣則規模更大。楊紹和《楹書隅録》卷一著録影宋精鈔本《五經文字》三卷，有毛扆跋云：“吾家當日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扆一日往觀之，先君適至，呼扆曰：‘吾縮衣節食，遑遑然以刊書爲急務。今板逾十萬，亦云多矣。竊恐秘册之流傳尚十不及一也。’”毛晉刻板十萬餘片猶不滿足，這就難怪汲古閣本傳遍天下了。其三是明萬曆、天啟間，吴興閔、凌兩家爲套印本做出了貢獻。其共同特點是用彩色套印，紙白、行疏、無界。閔刻本多經、史、子、集(219)，凌刻本多戲曲小説。這都證明了明家刻本的價值。

清代的家刻本，亦已詳前。它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繼承明代家刻本的風氣刻了不少覆宋本，如清初秦鏷摹宋刊巾箱本《九經》，以及稍晚一些的張士俊摹宋刻《澤存堂五種》，都是極負盛譽的。清代私家摹刻宋、元本，四部皆有。就經、史而論，著名的如黄丕烈影宋嚴州本《儀禮鄭注》，汪士鐘影宋景德本《儀禮》單疏和元泰定本《孝經疏》，臧庸仿元雪窗書院本《爾雅注疏》，以及胡克家覆元刊本《資治通鑑》等，均爲書林稱道。就子、集而論，像吴鼒影刻宋乾道本《韓非子》，繆日芑仿宋本《李太白集》，項絪翻宋本《韋蘇州集》以及陸鍾輝碧筠草堂覆元刊《笠澤叢書》等，也都是名重一時的。在清代官刻本中，覆宋元版本的書很少，這就更顯出清家刻覆宋元本的可貴。另一清家刻本比較注重出版自己的著作和前人未經刊印的著作，而且都精寫細刻，其中多爲學術專著、詩文集、筆記、小説、戲曲等，在刻書内容方面顯示出了新的特色。如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西園書屋刊汪琬撰《堯峰文鈔》，係林佶手寫，吴郡良工程濟生所雕；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刻本《板橋集》，由鄭燮自己書寫，由其門徒司徒文膏刻字；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商丘宋氏刊清宋犖所撰《西陂類稿》五十卷也十分精工，堪稱善本。前人的作品如白樸《天籟集》，元明兩代，向未梓行，清初楊希洛始據抄本釐爲二卷，並掇拾他書所收小令、套數附於編末，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由環溪王皓寫版付刻。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舊有明初陶宗儀寫本，至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方由松江張氏松桂讀書堂刻版以傳。明代沈所撰《南船記》，内容翔實，圖文並茂，爲瞭解古代船舶製造提供了資料，其書成於嘉靖年間，作者的八世孫吴江沈守義終於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將其刻印行世。該書書寫精勁，鎸刻工整，紙白墨香，令讀者悦目怡神〔圖版三十〕。關於清代家刻本精校、寫刻、多印叢書的特點，前已論及，此不復詳。

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三列舉了一批宋私宅家塾刻本之後説：“大抵槧刻風行，精雕細校，於官刻本外儼若附庸之國矣。”宋元家刻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與官刻本相一致，但不如官刻本之盛，把它視爲官刻的附庸是恰當的。明清家刻本特别重視詩文集的雕印，在校勘的精工方面同官刻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内容和形式，明清家刻本都呈現出生氣與活力。它們在官刻本外，已逐步自立門户，蔚爲大國。

三　坊刻本

坊刻本指書商爲贏利而刻印的書。各朝代、各地區凡刻書出售的，不論其字號是書坊、書棚、書堂、書林、書肆，還是冒充書院、家塾，或采用其他雅致的名稱，其所刻書，統稱爲坊刻本。

葉德輝曾介紹過我國書肆的發展簡史，今録於後：

《揚子法言·吾子》二：“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説而不要諸仲尼，説鈴也。”此“書肆”二字見於文士著述之始。《後漢書·王充傳》：“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此後漢時有書肆也。梁任昉《答劉居士詩》：“才同文錦，學非書肆。”此六朝時有書肆也。唐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閲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又吕温《衡州集》中《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此唐時有書肆也。馬令《南唐書·魯崇範傳》：“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典墳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却之。”此五代時有書肆也。至宋則建陽、麻沙之書林、書堂，南宋臨安之書棚、書鋪，風行一時。迄今如乾嘉間錢景開萃古齋，陶正祥、珠、琳父子五柳居，以及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中韋氏瑞錦堂（舊名鑒古堂）、劉氏延慶堂，一經文人品題，遂得附名千古。章學誠《文史通義》援周長發之言，目此輩爲横通，著《横通》篇以寓諷焉，亦可謂善於題目也已。(220)

歷代坊刻本的情況，前亦略述。其中如臨安陳氏所刻唐人小集尤爲世人所重。黄丕烈云：“《唐山人詩》一卷、《女郎魚元機詩》一卷、《甲乙集》十卷、《許丁卯集》二卷、《朱慶餘集》一卷，每半頁十行，每行十八字，皆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行，所謂書棚本是也。”(221)〔圖版三十一〕但其影響之大、歷祀之久，還不及建安余氏。葉德輝云：“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爲最，建安尤以余氏爲最。”(222)孫毓修也認爲建陽余氏“歷宋、元、明未替，爲書林之最古者”。(223)建陽余氏是我國古代書坊刻書當之無愧的代表。今人肖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一文，論述這家古代出版商的情況甚詳(224)，今據以爲例。

余氏刻書曾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曾派人專門調查過余氏刻書情況，王先謙《東華續録》云：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乙未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閲米芾墨迹，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閲内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向稱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宗年號，則其板是元非宋。繼閲宋板《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庵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考查，尚非難事，著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現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迹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爲詢訪，不宜稍涉張皇，猶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奏：“據余氏後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報聞。”(225)

建陽余氏歷代刻書現在可見可知者約如下表：

續表

續表

此表反映出余氏刻本中比重最大的主要是三類書：一是科舉應試之書，即四書五經、小學、史評、總集等。經史名著在官刻、私刻中並不少見，然而它們大都因仍舊貫，而余氏刻本却不拘一格，在刻印這些書時，往往進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如添製插圖、增印匯刻各種注本等。僅《四書》就有集注、大全、精義、會解、講義、説苑、圖解、句意句訓、名物考等多種名目。遼寧省圖書館藏有一部余應虬刊的《酉陽探古奇編》，從書名上看不出該入何類，一翻内容，即是《四書人物考》。再如史部的《通鑑》《綱要》《綱目》，集部的《文章軌範》等均屬此類。王重民在余氏雙桂書堂刊《周易傳義大全》提要中指出：“是書爲明代功令書，學子所必讀，除《五經大全》本外，坊間翻刻必多，乃諸家絶少著録。或因坊刻差訛，見棄大方，今則有志搜訪者，已不易得矣。”(226)

二是民間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實用書籍。余氏在宋、元、明三代都刻了不少醫書、類書。這些書爲廣大中下層民衆所重視和歡迎。尤其是廣收博采、包羅萬象的類書，更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其中有社會交際的參考用書，如《博聞勝覽考實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還有啟蒙普及讀物，如《故事啟牘》《藝林尋到源頭》《小學日記故事》等〔圖版三十二〕。這類書不僅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起過重要的普及文化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正如鄭振鐸説：“斯類通俗流行之作，爲民間日用的兔園册子(227)，隨生隨滅，最不易保存……研討社會生活史者，將或有取於斯。”(228)

三是通俗文學之書。此類書未見余氏所刊宋、元本。明代余氏刻印通俗小説的有余彰德的萃慶堂，余成章、余象斗的三臺館和雙峰堂，余鬱生的永慶堂等。其中尤以余象斗最爲著名，不僅刊行數量大、品種多，本人還編寫了不少神魔公案小説。後世的《楊家將演義》《説岳全傳》等演義小説也是在余氏三臺館所刊行的《北宋志傳通俗演義》《大宋中興英烈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余象斗編印的《皇明諸司公案傳》對後來的《三俠五義》等義俠公案小説也有啟發和影響。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四十的《旌陽宫鐵樹成妖》直接取材於余氏萃慶堂刊的《許仙鐵樹記》。萬曆丙午年（一六〇六）余象斗梓《全像列國志》，後來馮夢龍依據余邵魚本，參采史鑒，把西周一段腰斬，分爲一百零八回，定名《新列國志》。蔡元放評定後，又稱《東周列國志》，即現在的通行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著名長篇小説，余氏均有刻本，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多次印行。

爲了吸引讀者，擴大銷路，書坊刻本在圖書形式上也時有創新，形成了一些特點。

一是使用黑口與書耳。最早使用黑口和書耳的是南宋建陽書坊。余仁仲萬卷堂所刻的幾部經書均爲左右雙邊，細黑口，欄外刊小題。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發展爲粗黑口，有些欄外有耳，題記篇目。有了黑口就有了中綫，便於折疊、裝訂，有了書耳便於翻檢書中内容，既提高了效率，又方便了讀者。

二是喜刻彙注本，即把各家不同注釋彙編在一起，刻成一部書，有利於讀者對各家注釋進行比較，對水平不高的初學者尤爲方便。唐五代之前的經史典籍，其正文與注、疏是分開的，印本書出現之初亦是如此。從南宋開始，出現了多種合刊本，即把經、注、疏、音義、釋文等刻在一起，有些還加上了句讀（圈點）。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黄善夫的《史記》和劉叔剛的《禮記》等。余仁仲也刻了諸如《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圖版三十三、三十四〕、(229)《禮記》和《尚書注疏》一類的作品，每卷末均標出經、注、傳、音義若干字。勤有堂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注》和《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書集傳輯纂注》，萬卷堂的《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周禮》等也都頗受歡迎。所謂“重言”就是把同一書中重複出現的詞，注明曾在哪一篇中出現過；“重意”就是把語句不同而意思相同的語句也注明出處。這種做法增加了上下文的聯繫，便於讀者查考，也便於舉子應試。

三是多刊插圖本。插圖是幫助理解記憶正文内容，增加圖書通俗性、趣味性的有效方式。余氏勤有堂刊印的《古列女傳》的插圖十分精美，歷來受到重視。隨着雕版手工業的發展，到了明朝萬曆、崇禎年間，插圖本無論就數量而言還是就質量而言，都達到了極盛時期，尤其是通俗小説和雜書，幾乎無書不附插圖。這些插圖，格調新穎，形式多樣，有每回卷首插一頁版畫的如萃慶堂的《大備對宗》、三臺館的《三臺便覽通書正宗》；有同一書頁，上半欄爲圖像，下半欄爲書文的，如三臺館的《全漢志傳》《南北兩宋志傳》《唐虞志傳》《有夏志傳》；有的刊本則是上評、中圖、下文，如雙峰堂的《全像水滸志傳評林》(230)《全像批評三國志》；還有更新穎的是圖嵌文中，如余新安的《荔鏡記》、三臺館的《武功名世英烈傳》和萃慶堂的《吕仙飛劍記》等；有的一部書插圖幾十幅，如永慶堂的《梁武帝傳》。這些余氏插圖本雖不如徽派精緻，但古樸簡潔，自饒風趣。

四是普遍附刻刊記。早期的刊記反映了刻書者對本書負責，作了一些搜輯和校勘工作，當然主要目的還是爲了争取商業信譽，競售産品。到了後來，純商業性的宣傳廣告特點愈發明顯，如余象斗刻《明律正宗》刊記云：

坊間雜刻《明律》，然多沿襲舊例，有瑣言而無招擬，有招擬而無告判，讀律者病之。本堂近鋟此書，遵依新例，上有招擬，中有音釋，下有判告瑣言，井井有條，鑿鑿有據，閲者瞭然。買者可認三臺爲記，雙峰堂余文臺識。

明代余氏刻本中，此類廣告不勝枚舉，雖多爲自詡之詞，但從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這些書坊當時的發達和競争的程度。書坊主人善於抓住讀者心理，不斷改進圖書内容，從形式上也不斷變换花樣，千方百計地招攬生意，使産品暢銷。

以上這幾點説明坊刻本在形式上較官刻、私刻更具有創新精神。從主觀上分析，書坊主人這樣做，無非是爲增强競争能力，謀取更多利潤。但從客觀上分析，坊刻所受的思想束縛較少，接近下層，瞭解並注重民間需要，敢於標新立異，也是重要原因。這就促進了圖書事業的發展，也加强了文化的傳播。

然而書坊刻書的目的總是爲了營利，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産生一些局限性，余氏自不能例外：一是刻本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書籍内容庸俗，價值低下。如所刻的類書、小説中往往有一些宣揚因果報應、鬼神迷信、色情淫穢内容的篇章。《柳莊麻衣相法》等書，當年就曾成批生産、推銷。二是有些書刻印技術很差，紙墨粗劣，字迹不清。這種情況在余氏刻本中雖不多見，但到了明末，質量明顯下降，如余應虬刻的《詩學會海大成》，余寅伯刻的《四民捷用注解翰墨駿》等書，紙黄墨淡，刻版粗陋，有的書葉甚至模糊一片，無法卒讀。三是文字校勘水平較低，錯誤較多。如余象斗三臺館刻的《南北兩宋志傳》卷首序中竟把熊大木的“木”字刻成“本”字。四是喜歡弄虚作假。如余彰德萃慶堂刊的《藝林聚錦故事白眉》目録中卷九地理部，有都邑、市肆、鄉村、關隘等目，而書中却找不到市肆一類的内容，都邑、鄉村内容也不完整。再如《大宋中興岳王傳》《唐國志傳》這兩部小説，本是熊鍾谷（大木）所編，而三臺館在翻刻時，却赫然寫上“紅雪山人余應鰲編次”，把熊大木的序跋改署“三臺館主人言”。雖花費了不少心機，但仍露出了馬脚。如《唐國志傳》卷一第七則《李密擁衆》章有“鍾谷演義至此，亦筆七言絶句”之語即漏而未改。

建陽余氏刻本内容和形式上的特點和缺點，與其他坊刻本大體上是一致的，舉一可以反三。

第四節　按形式區分

一　巾箱本（袖珍本）

書型小，便於携帶的書稱巾箱本或袖珍本。巾箱本早在漢魏時代就以手鈔本的形式出現了。葉德輝云：

巾箱本之名，不始於有刻本時也。晉葛洪集《西京雜記》二卷《序》云：“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始甲終癸，爲十袟，袟十卷，合爲百卷。今鈔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争效爲巾箱《五經》。此蓋小袠，便於隨行之本。南宋書坊始以刻本之小者爲巾箱本。(231)

因爲巾箱本這種形式便於科舉考試時挾帶作弊，所以宋以後一直很盛行。宋戴埴云：“今巾箱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燬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232)這種挾帶之風一直延續到清末，因而巾箱本也仍然流行不衰。周越然云：“當清末科舉時代，書肆中有所謂銅版《四書》者，高約三寸，廣約二寸，可謂書本之至小者矣。此種書專爲場屋之用，字小如蟻，非用顯微鏡不能讀其正文或注釋。”(233)

較有名的巾箱本有宋本白文《九經》，版框高十五點五厘米；宋婺州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版框高僅十點五厘米。元本有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麻沙坊刻《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版框高十五點五厘米；又《詳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版框高十四厘米。明刻有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玄覽齋刊唐趙崇祚編西吴温博補《花間集》十二卷、《補》二卷，版框高十點六厘米。(234)清乾隆年間，武英殿雕印經史所剩餘材，高宗弘曆不令遺棄，命仿古人巾箱本之意刻武英殿袖珍本書，即後來所稱《古香齋十種》。《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樂善堂全集》，清高宗弘曆撰，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内府刻本。《圖録》云：“框高六點三厘米、廣四厘米。七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邊。此書較現存宋刻巾箱本《荀子》，開本尤小。開化紙精印。在刻版中爲别開生面之作。”〔圖版三十五〕

現代印書，開本小的仍稱袖珍本。

二　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

一些宋元版書，可按每半葉行格的多少及每行字的多少與大小分爲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就有京師大字舊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中字有句讀附音本、建大字本等版本稱謂。關於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的區别，顧廷龍《唐宋蜀刻本簡述》談得較爲具體，他説：

所見蜀本有八行、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十三行、十四行諸種行格。其中尤以八行、九行的大字本最爲著名，且最易辨認。著名的眉山七史、《蘇文忠公集》《蘇文宣公集》《淮海先生閑居集》，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蜀刻《元包經傳》，都是八行十六字，真是字大如錢，版式疏朗，讀來賞心悦目。此外，十行、十一行本中也有開板弘朗者，如《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和《資治通鑑》等。而一般的十一行、十二行本，自不能與八、九行的大字本相比，可以稱爲中字本，十三、十四行的則應以小字本名之。所以世稱蜀本“欄豁字大”，特指大字本而已，不能統而言之。(235)

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也是相對而言，一般來説，紙幅寬大，版式疏朗，每半頁八、九行以内，每行至多不超過十七八字，稱大字本。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之《春秋經傳集解》，框高二三·五厘米，廣一六·五厘米。八行，行十六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一字，字大如錢。(236)而普通中字本，框高二十厘米左右，廣十三、四厘米，每半頁十一、二行，行二十字左右。如元刻《周易傳義》，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每行二十五字。小字本的版框不一定比中字本小，主要是每半頁在十三行以上，每行字在二十三四以上，顯得行緊字密，被稱爲小字本。如宋刻《東坡應詔集》，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類編增廣黄先生大全文集》，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六、二十八字不等。

大字本的優點是適宜於老人閲讀，所謂“字大宜老”；小字本係指受珍視的宋元刻本而言。明清刻本則一般無大、中、小字本的稱謂。

三　寫刻本

由作者或書法家手寫上版刻印而成的書稱爲寫刻本。葉德輝介紹宋寫刻本云：

宋時刻書，多歐、柳、顔體字，故流傳至今，人争寶藏。然當時有本人手書以上版者。瞿《目》（引者按：指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有宋刊本吴説編《古今絶句》三卷，後自跋云：“手寫一本，鋟木流傳，以與天下後世有志於斯文者共之。”陸《志》（引者按：指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有宋岳珂《玉楮詩稿》八卷，後自記云：“此集既成，遣人謄録，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興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寧，携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肅之記。”按肅之，珂字也。又有楊次山《歷代故事》十二卷云：“宋刊宋印本，其書乃次山手書付刊，書法娟秀可喜。”張《志》（引者按：指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文苑英華》一千卷，後有記云：“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於嘉泰元年（一二〇一）春，選委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使臣王思恭，專一手鈔《文苑英華》，並校正重複，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其紙札工墨等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申説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干辦府張時舉具。”此以一人之力寫千卷之書，較之肅之自書己集，尤爲難得。(237)

又介紹元寫刻本云：

元刻字體有倩名手書者……元刊楊桓《六書統》二十卷、《六書溯源》十三卷，瞿《目》云：“桓夙工篆籀，全書皆其手寫，故世特重之。”又元刊本元吴萊淵穎《吴先生集》十二卷，云刻於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末有“金華後學宋璲謄寫”一行。璲工四體書，此書爲其手寫，古雅可愛，尤足珍也。又元刊本劉大彬《茅山志》十五卷，云明永樂刻本，胡儼序謂原本爲張雨所書，至爲精潔。即此本也。此類元刻，其工者足與宋槧相頡頏，特以時代論，不免有高下之見耳。至陸《志》有元本俞琰《周易集説》，不分卷，上下經彖傳，後跋所載，皆其孫貞木、貞植繕寫，謹鋟梓於家之讀易樓。此家寫家刻本，尤爲千古佳話，宋元以來刻書中所罕見也。(238)

又介紹明寫刻本云：

瞿《目》先文莊菉竹堂刻《雲仙雜記》十卷，云倩友俞質夫寫而刻之。質夫名允文，工書。黄《續記》（引者按：指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舊刻本《文温州集》，云相傳爲其子徵明手書以付剞劂者，故於明人集中最爲珍重。繆《續記》（引者按：指繆荃孫《藝風堂藏書續記》）崇禎庚辰葉益蓀春畫堂刻《陶靖節集》六卷，版心有春畫堂三字，葉益蓀、林異卿手書上版。其他楊慎《升庵全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字體雅近歐柳，首尾如一筆書，意當時必覓工楷法者爲之。惜如此巨編，而不著其姓氏名字。(239)

清代的寫刻是其家刻本的特色之一，我們在前論清刻本時已述及。(240)

寫刻本一般書寫精美，刊刻細緻，訛誤極少，它們既有學術價值，又有歷史文物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所以一向被人珍視。

寫刻本之外的大量雕印本都是由能書工匠寫樣上版的，宋元寫工多模仿歐、柳、顔體及趙字，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前文已述。下面附帶談一下明清寫工普遍采用的仿宋體字的形成及變化。

明隆慶、萬曆以後模仿宋本字體刻的書稱仿宋本。清錢大鏞《明文在·凡例》云：“古書具係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這種字體由宋匠體發展而來。南宋臨安書棚所刻唐宋詩集，多采用歐陽詢體字，書工爲便於刻工施刀，把每個字都寫得整齊方正，因而失去歐體原有的靈氣，被稱爲匠體。但宋代匠體仍帶有楷書風味。(241)明中葉伴隨文學上的復古運動出現了覆刻宋本之風，書工們很自然地模仿起宋匠體字來。爾後梓人爲便於刻寫，進一步將宋匠體演變成爲横細豎粗、方正板滯的宋體字。這種字體因爲寫刻便利、清晰易辨，所以一直流行不衰。(242)因爲這種字體出於坊間寫工之手，缺乏書法藝術的美感，因此不受人們的重視。明清寫刻本之所以盛行，主要也是針對這種所謂仿宋本的缺點而産生的一種現象。需注意的是有些人常把這種仿宋本同覆宋本這兩個術語混同起來使用。有些文章提到仿宋本時，其含義可能是指覆宋本。

四　朱印本、藍印本

用紅色刷印的書稱朱印本〔圖版三十六〕，用藍色刷印的書稱藍印本。

葉德輝認爲朱印本、藍印本始於明季，其作用在便於校對。《書林清話》卷八《顔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云：

其一色藍印者，如黄《記》（引者按：指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墨子》十五卷；陸《志》：《李文饒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邵注《四庫簡明目》：張登雲刻《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明萬曆丁亥刻張佳胤《崌崍集》二十七卷。此疑初印樣本，取便校正，非以藍印爲通行本也。

盧前《書林别話》説得更明白：“板成，印樣。紅樣爲多，亦有用藍色者，或逕刷黑色。紅樣可改藍、黑；而藍、黑色則不可重印紅樣。”(243)謝興堯《書林逸話》還談到在用朱色刷印以後，再用墨色刷印，有的印本呈紫褐色：

刊成後先以紅色印刷，次乃用墨，以紅印本分贈師友，墨印本送各地出售。初印即指紅印本，或墨色中尚帶紅色，成深紫褐色，且字劃鼓厲，無缺筆斷綫，從美術上言，確有古色古香之致。但印刷愈多，字漸漶漫，年久板裂，文亦殘缺，故後印者，常有字迹模糊不清之病。(244)

有的書倒是習用朱色或藍色印刷，例如印譜、符籙等書，普通全用朱色印刷，明末不少志書喜用藍色印刷。

大體説來，朱印本、藍印本主要是用作初印樣本，便於校對。因爲是初印本，一般都很清晰，所以藏書家也樂於收藏。

五　朱墨本、套印本

用不同顔色，分幾次印刷的書稱爲套印本，其中用朱墨兩色套印的書稱爲朱墨本。

木刻套印本，淵源於多色寫本。我國古代一直把經書當作教科書，經的正文並不多，但各種各樣解釋性著作却汗牛充棟。人們爲了把經文同注釋區别開來，往往用墨筆寫經文，以朱筆寫傳注。如唐陸德明在《經典釋文》的《序録·條例》中規定：“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其他著作有的也采用這種方法。如宋周煇《清波雜志》卷十一談到宋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太祖紀》一卷，以硃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采摭事，即以硃别之。元王好古《湯液本草後序》引唐劉禹錫的話説：“《神農》本經以硃書，名醫别録以墨書，傳寫既久，硃墨錯亂，遂令後人以爲非神農書。”(245)特别是明代盛行評點式的文學批評。有的書經過許多人之手，他們往往用不同顔色的筆留下自己的批語，將這種批本付刊時，通行的墨印本就無法清晰地表現出來，因而有人就想到用不同的符號來代替不同顔色。如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梅慶生刻楊慎批點的《文心雕龍》就以代紅圈，代紅點，☉代黄圈，代黄點，▭代緑圈，△代緑點等等。但仍然很不醒目，因而人們便想到在一張紙上印出不同顔色從而出現了套印本。就現存實物而言，元代就出現了朱墨本，至元六年庚辰（一三四〇）中興路（今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和尚注解《金剛經》，卷首靈芝圖及經注出現了朱墨二色（經文、圈、靈芝圖，朱色；注，墨色）。這是現在所知最早的木刻套印本，它比歐洲第一部帶色印的《梅因兹聖詩篇》（Mainz Psalter）早一百七十年。(246)到明代本朱墨本、套印本繼續發展，明胡應麟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247)此所謂“雙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顯然指套印本。萬曆末年，吴興閔氏、凌氏爲朱墨本、套印本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葉德輝云：

閔昭明刻《新鎸朱批武經七書》，閔齊伋刻《東坡易傳》《左傳》，《老》《莊》《列》三子，《楚辭》，陶靖節、韋蘇州、王右丞、孟浩然、韓昌黎、柳宗元諸家詩集，蜀趙崇祚《花間》詞，凌汝亨刻《管子》，凌濛初、瀛初刻《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墨印朱批，字頗流動。

朱墨本、套印本没有實質差别，用朱墨二色套印稱朱墨本，其餘則稱三色套印本、四色套印本、五色套印本〔圖版三十七〕、六色套印本等。葉氏復舉例云：

他如三色套印，則有《古詩歸》十五卷、《唐詩歸》三十六卷，其間用朱筆者，鍾惺；用藍筆者，譚元春也。四色套印，則有萬曆辛巳（一五八一），凌瀛初刻《世説新語》八卷，其間用藍筆者劉辰翁，用朱筆者王世貞，用黄筆者劉應登也。五色套印，明人無之。道光甲午，涿州盧坤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其間用紫筆者明王世貞，用藍筆者明王慎中，用朱筆者王士禎，用緑筆者邵長蘅，用黄筆者宋犖也，是並墨印而六色矣。斑斕彩色，娱目怡情，能使讀者精神爲之一振。然刻一書而用數書之費，非有巨貲大力，不克成功。故虞山二馮評點《才調集》，其從子武刻之，以重圈細圈分别，又以三角尖點劃明。是亦節省工貲之道，但一經翻刻，則易混淆，固不如套印之易於區别也。(248)

“至清代，在殿版書中，亦有用套版印的書，如兩色印的《詞譜》《曲譜》；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詩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淵鑑》等。”(249)

套印本的版式特點是周圍有版框、中間無行綫，以便在行間套印評點批注。套印本代表版刻印刷藝術的高度發展，又起着一書而備衆本的作用，所以頗受珍視。

六　插圖本

凡有插圖的雕印本書籍稱插圖本。冀淑英《中國書籍展覽介紹》對雕印本中的木刻插圖發展史作過簡要的介紹，其説云：

中國木刻畫的歷史也是很久的，現存公元八六八年刻的《金剛經》，前面扉頁上的佛像，雕板技術已非常純熟。(250)敦煌出現的五代刻版佛經，卷首都有精美生動的宗教畫。另外，有關應用科學、考古學之類的書，如《證類本草》《宣和博古圖》《三禮圖》等也附有精緻的木刻插圖。元代的版畫更爲發展，如小説和其他通俗讀物，幾乎都附有木刻圖。此外醫書、佛經等書有插圖的也不少。這風氣一直傳到明代，明代刻板的大量佛經，以及小説戲曲，很多帶有插圖，尤其是十六七世紀以來，木刻畫更爲盛行，當時南京著名的書肆如世德堂、富春堂、繼志齋等所出版的大量戲曲小説，都因附有版畫插圖，著名於世。當時徽州木刻家們的創作，尤其獨具風格，如徽州刻工黄鏻等刻有《程氏墨苑》，細緻精美，是當時卓越的作品。黄應光等刻的《元曲選》，也很有名。還有《歷代名公畫譜》《唐詩畫譜》等書，專以版畫爲主。這時許多畫家都與木刻家合作，供給木刻家以藝術水平較高的畫稿，如明末名畫家陳老蓮曾畫《水滸》葉子，清初蕭尺木畫《離騷圖》等。(251)

中國雕版插圖本之所以盛行，與寫本書即有插圖的傳統有關。葉德輝云：

吾謂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蓋孔子弟子畫像，武梁祠石刻七十二弟子像，大抵皆其遺法。而《兵書略》所載各家兵法，均附有圖。《隋書·經籍志》禮類，有《周官禮圖》十四卷，又注云：“梁有《郊祀圖》二卷，亡。”又載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三禮圖》九卷，論語類有郭璞《爾雅圖》十卷，又注云：“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晉陶潛詩云：“流觀山海圖。”是古書無不繪圖者。(252)

説“古書無不繪圖”未免絶對，説古書有插圖的傳統大致符合實際情況。再則現存中國最早刊本多爲佛經，而這些佛經又多有插圖，説明佛教徒是很會利用圖畫來進行宗教宣傳的，這對插圖本的盛行當然也有影響。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書坊爲了招徠讀者刻了大量插圖本書。凡書名中有繡像、出像、繪像、全像、出相、畫圖、畫意、附圖等詞者，皆爲插圖本。插圖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冠於卷首，二是插於葉中〔圖版三十八〕。

七　兩節版、三節版

凡版面分爲上下兩部分的刻本稱兩節版，凡版面分爲上、中、下三部分的刻本稱三節版。書坊爲了吸引讀者，節省篇幅，往往將版面分刻成兩欄，上欄是圖，下欄爲文〔圖版三十九〕。采用這種形式的多半爲小説、戲劇等民間通俗讀物，以及《孝經》《千字文》《列女傳》等兒童和婦女讀本。也有上下欄都是文字的，如明王世懋所著《仕學懸鏡》，下欄是該書的本文，上欄是與此書有關的故事。分三欄的例子如明建陽余氏雙峰堂刻的《全像水滸志傳評林》，下欄爲小説本文，中欄爲插圖，上欄爲評語〔圖版四十〕。

第五節　按刻印情況區分

一　祖本（原刻本）

一種書在不同時期或地區常有幾種刻本，其最初刻印者爲後刻諸本的依據，稱爲祖本或原刻本。祖本或原刻本是針對重刻本、翻刻本而言的。它同符或接近原稿，所以可貴。黄丕烈藏宋本《魏鶴山集》一百二十卷，其題識云：

凡書以祖本爲貴，即如此集，卷一失一葉，有二行題爲《寄題雅州胥園》，而目録仍存其舊。明刻並目録刻削之，是可嘆也。且明刻不但此卷不遵宋刻，餘卷亦任意分併，有有書而目録反無者，是又可嘆也。就此書而論，目録二卷，已屬至寶，矧通體耶？(253)

謝國楨也談道：

書之所以重祖本者，若經部之書，宋本注與疏分刻，自南宋以來，注與疏乃合刻，疏分隸於各章節之下，頗有删節，而彌失其真，此單注與單疏所謂正義本之可貴也。楨素昧於讀經，故就史部言之，《史記》一書，在宋黄善夫本以前，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本自單行，自合刻本以後，正義頗多删節，如《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句下，有正義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吴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注明三楚之意義，今本脱去此十六字。《史記正義》中如此例者，不勝枚舉，見於邵晉涵《南江文鈔》。(254)

正因爲如此，所以藏書家很注意鑒藏祖本，或利用祖本來做鑒藏工作。如黄丕烈於明刻本《中論》二卷題識云：

此明刻《中論》二册，余友顧千里藏書也。重其明初刻，且爲馮氏藏本，故以售余。余初不甚重視此本，因舊有此書刻本，約略相似。及取出對勘，知舊有者已繙刻，非特行款不同，且多墨釘，其字亦多錯誤，乃信書以初刻爲佳，即明一代已然矣，遂以番錢二枚易之。(255)

又錢曾於韓鄂《歲華紀》七卷題識云：“此是舊鈔，卷中闕字數行，又失去末葉，無從補入。後見章丘李中麓宋刻本，脱落正同，知是此本之祖。蓋因歲久，墨敝紙渝，字迹不可捫揣，故鈔本仍之耳。”(256)此例略同。

書估也知祖本可貴，他們在出售之前往往録副以備他日再行出售，黄丕烈於鈔本《詩説》十二卷的題識對這一現象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

坊友射利，往往以祖本售人，先於未售之前録副，以爲别售之計。此其初心止爲射利起見。然余謂此法良善，使一本化爲無數之本，則其流傳廣矣。唯流弊有不堪言者，録副時豈能纖悉無誤，“烏焉”“帝虎”從此日多，且源流斷不肯明以示人。(257)

我們在進行古籍整理時，當然應當盡量覓取祖本進行校勘工作。王重民云：“匯集諸善本，從事校勘，必更追溯其板本之遞嬗，而以原本爲主，翻刻本爲副。不然，如王蘭泉校《老子》，以明皇御注本校明皇御注本，未有不遺笑大方者也。”(258)

二　修補本、遞修本（三朝本）、邋遢本（大花臉本）

書版在刷印和保存過程中，因殘缺漫漶而需修補。凡用經過修補的書版刷印的書稱修補本。有的書版屢經修補，用屢經修補的書版印的書稱遞修本。(259)

《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小學類著録的《書學正韻》三十六卷即爲元刻明修本，王重民按：“此本卷末有‘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按二年上當有‘元統’二字，蓋元統二年（一三三四）謙奉廷命刊行於江浙者。”又同書史部紀傳類著録國家圖書館藏殘存《晉書》三十二卷係宋刻明印本。王重民云：“此本當爲明代入南雍後所印，補版幾有三分之二。原版白口，記刻工；明代補版皆黑口。”

在遞修本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監本。當時國子監所藏各種書版多有殘缺，入元後，版片轉歸西湖書院，繼續修補刷印；明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又移至南京國子監，再次修補刷印。這部分書版，遞經宋、元、明三朝刊刻修補，言版本者往往稱這種印本爲三朝本。這部分書版清代尚存在江南布政使衙門庫中，直到嘉慶年間才遭火災燒燬，歷時七百餘年。

用模糊不清的書版印的書稱邋遢本，如南宋所刻《七史》，到了元代，雖經修補，印本仍不清晰，因爲《七史》版片每半葉九行，所以人們稱之爲九行邋遢本〔圖版四十一〕。大花臉本是舊書業的行話，它指遞經元、明修補的宋版所印的書。這種書墨色深淺不一，字體大小不同，印得又模糊不清，因得此名。

修補本各葉的版心、版框和字體，因修補的時代、刻工不同，往往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有的修補時就在書版上注明修補的年代，所以這種版本還是易於鑒别的。修補本保留了不同時代刻書的痕迹，有些部分還保留了書籍的原始面貌，因此也自有它的價值。

三　翻刻本（重刻本）、影刻本（覆刻本）

以原刻本爲底本，如式刻版再印，稱翻刻本或重刻本。翻刻本采用影摹寫樣上版的方法，刻印得同原刻本一模一樣稱影刻本或覆刻本。照宋版影刻的，稱影宋刻本或覆宋本；照元版影刻的，稱影元刻本或覆元本。

翻刻之風從宋代就開始形成了。宋紹聖元年（一〇九四）開雕《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部醫書，前有公牒，略云：

……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闕，本監（引者按：指國子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260)

國子監欲用小字重刻醫書的目的，顯然是希望這些醫書能得到廣泛的流傳。而一些書商爲了贏利則反對翻刻。葉德輝曾舉兩例：

書籍翻板，宋以來即有禁例。吾藏五松閣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録後有長方版記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吾藏元陳宲刊黄公紹《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前有長方木牌記云：“宲昨承先師架閣黄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祕也。今繡諸梓，三復讎校，並無訛誤，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節略翻刻，纖毫争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後學陳宲謹白。”(261)

這兩則不準翻刻的告白，恰恰説明宋、元翻刻書的現象十分盛行。

書多一次翻刻必然多一次出現訛誤的機會，所以藏書家重視原刻本，而對一些質量低劣的翻刻本特别是明代翻刻本則認爲價值不大。如葉德輝云：

吾嘗言明人好刻書，而最不知刻書，郎瑛《七修類稿》云：“世重宋版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稿，上下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262)

黄丕烈於《宋提刑洗冤録》五卷亦云：“明人喜刻書而又不肯守其舊，故所刻往往戾於古，即如此書，能翻刻之，可謂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設條目何耶？”(263)

但總的來説翻刻本還是功大於過。首先，許多古籍只有憑藉翻刻本才得以流傳。有不少書在宋元時雖曾付雕，惟以年代久遠，原版已毁，那麽現存較早的重刻本，其意義也就不在原刊本之下了。如北宋朱長文《樂圃餘稿》，據《四庫全書總目》知其全集本爲百卷，刻成後版毁於兵，南宋時其從孫朱思輯得部分佚作，編爲《餘稿》十卷付梓。但現在南宋刊本又不可見，傳世者惟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朱岳壽重刻本爲最早。此外如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震澤徐惇復校刊的《蘇學士文集》，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石鍵據漁洋書庫藏本重刻的《徂徠石先生全集》都是各書現存最早最佳的刊本。蘇集已爲《四部叢刊》采作底本。而且清代校勘之學大興，凡依古本重刊的書，其精審程度往往不在原刊本之下。這一情況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特别受到人們重視的是明清私家影刻本，它們不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本的面貌。如屈萬里、昌彼得介紹明影刻本云：

明正、嘉間，覆刻宋本之風頗盛，而以吴中爲最著，且大率出於私家。蓋吴中富庶，人文蔚起，刻者有求精之力，而不必期於牟利也。其流傳至今，而爲藏家所重者，則有吴郡沈辨之野竹齋之《韓詩外傳》，錫山安國桂坡館之《顔魯公文集》，震澤王延喆之《史記》，吴郡金李澤遠堂之《國語》，吴郡袁氏嘉趣堂之大戴《禮記》《文選》《世説新語》，顧春世德堂之六子，南平游居敬之韓柳文，餘姚聞人詮之《舊唐書》，東吴郭雲鵬濟美堂之《李太白詩集》《曹子建集》，俞憲鴸鳴館之《西溪叢語》，東吴徐時泰東雅堂之《韓昌黎集》，錫山顧氏文房之《四十家小説》等。大都仿舊本精刻，且多刻於嘉靖年間。以較並時及隆萬以後坊本之逞臆妄改者，直有天淵之判。(264)

黄永年嘗舉一例：“有一部元虞集的《道園學古録》是明景泰時刻本，但字體、版式完全同於元建陽刻本，前人定爲據元刻本覆刻，並認爲是用元刻印本直接貼到書板上覆刻。這是很可能的，因爲在明代前期，元刻本還不像後來那麽珍貴，爲了刻書，犧牲一部元刻本不見得會怎麽心痛。”(265)

葉德輝介紹清影刻本云：

乾嘉以來，黄蕘圃（丕烈）、孫伯淵（星衍）、顧澗蘋（廣圻）、張古餘（敦仁）、汪閬源（士鐘）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慎，遂使古來祕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266)

四　百衲本（配本）

用不同的版本湊成的一部書或一套叢書稱爲百衲本或配本。清初錢曾即將所藏的一部《史記》錫以此名，其言云：

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敕升於《史記》列傳之首，處伯夷上。予昔藏宋刻《史記》有四，而開元本亦其一焉。今此本乃集諸宋版共成一書，小大長短各種咸備。李沂公取絲桐之精者，雜綴爲一琴，謂之“百衲”，予亦戲名此爲百衲本《史記》，以發同人一笑焉。(267)

章鈺爲此跋寫的案語細述了百衲本名稱的來歷：

鈺案：《鐵圍山叢談》：“唐李汧公號善琴，乃自取靈材爲之，曰百衲琴。”王隱《晉書》：“董威輦於市，得殘繒輒結爲衣，號曰百衲衣。”此百衲二字之最初見者。又蔡君謨書《畫錦堂記》，每字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見董逌《廣川畫跋》。(268)

《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五《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稱“錢氏百衲本内，有抄補十餘卷。所集宋板止四種：一種小字十二行；一種大字十行；一種中字十二行；一種小字十三行。其十行、十三行本單《集解》，十二行本兼有《索隱》”。

此外，明末毛晉也集有這種《史記》，名曰百合錦；清初宋犖也合宋版二種、元版三種，集得百衲本《史記》八十卷；又清諸城劉燕庭亦輯藏一部，後爲端方所得。近人傅增湘印行之《資治通鑑》也係百衲本。傅氏題其藏書處曰雙鑑樓，其一指元興文署本《資治通鑑》，其二即指此百衲本《資治通鑑》。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印行了百衲本廿四史，兹將其選用的不同版本列表如下：

續表

人們之所以重視百衲本，是因爲在原本不全的情況下，畢竟匯集了一些舊刻善本，既使其書完整無缺，也因補配了善本而錯誤較少，質量較高。用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同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比較，就會發現百衲本《史記》的注文比殿本多出一百多條；《南齊書》《魏書》《宋史》等對殿本所缺之頁有所增補；殿本《元史》中的錯簡、缺文，也因用了洪武原刻本而恢復了舊觀。

從事古籍整理，當然要力求足本，但是在足本難求的情況下，努力將殘本配齊也是有功於祖國的文化事業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底本即有十多種是配本。就以《魏書》而論，王重民云：“明南監所藏唐以前諸史版，《魏書》最爲刓敝，萬曆間馮夢禎欲求一善本，已不可得。今涵芬樓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於是書用涵芬樓、北京圖書館、雙鑑樓及嘉業堂四家藏本配成。”其中的雙鑑樓本也是配本。王重民指出該書“自卷三至十九，凡十七卷，九册爲鈔配，然鈔配本上鈐季氏印，則猶爲明末清初所寫，亦三百年前物也”。(269)

藏書家爲配齊一書往往要花費很多精力，鄭振鐸在其藏書題跋中不乏這方面的記載。如鄭氏所藏百衲本《南北宫詞紀》跋云：

這部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詞紀》乃終於成爲一部完整無缺的本子了。像這樣完整的《南北宫詞紀》，恐怕是很少見的，可能是人間無上的本子也。不講版本之學的人，其能想像得到一書之求全求備，乃艱苦至此乎？

研究元明文學者能舍散曲不談麽？談散曲者能不備這部《南北宫詞紀》麽？作爲科學研究的必備之書，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爲研究的根據麽？把這部書好不容易地拼湊成爲完整的一部，當不是什麽没甚意義玩弄版本的事……(270)

鄭氏還藏有一部《古柏堂十四種曲》，雖屬清人之作，全者亦不多見。《西諦書目》中的一部也係配本，跋稱：

偶檢架上古柏堂傳奇，見只有十四種，憶昨晚在隆福寺大雅堂，睹其從山東購來書中有《鐙月閑情》第十五種《雙釘案》一册，因即驅車至大雅堂，携此册歸，恰好配成全書，大是高興。一書之全，其難如此，豈坐享其成之輩所能瞭然乎？(271)

可見，百衲本或配本一般都凝聚着學者及藏書家的心血，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值得珍惜。

五　叢書本

凡叢書中的刻本稱叢書本，凡叢書以外的一般刻本可稱單刻本。同單刻本一樣，叢書本的質量也是參差不齊的。由著名的版本學家、校勘學家主持刻印的叢書，其質量是可以信賴的。如黄丕烈輯印的《士禮居叢書》、盧文弨輯印的《抱經堂叢書》、孫星衍輯印的《岱南閣叢書》、黎庶昌輯印的《古逸叢書》等。但在有些叢書中，删節改易的現象相當嚴重。例如《説郛》，清周亮工云：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説郛》全部，以四大橱貯之。近見虎林刻本，才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鎸，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録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説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説郛》出，而《説郛》亡矣。(272)

我們將叢書本同單刻本相比較，發現句删字易的現象更爲普遍。但是叢書本的優越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是有的叢書輯印較早，某些著作賴之以傳。其次有些書並無單刻本，衹有在叢書中才能找到。

六　初印本、後印本

木版雕成後，最初刷印的書稱初印本。其特點是版面整潔，字迹清朗。及至印刷既久，字迹漫漶，常有修補痕迹，且墨色亦較初印本淡，這種印本便被稱爲後印本。如今人傅增湘所撰《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書録云：

此書傳世尚多，南北所見數矣，余家亦藏一帙，然率皆明修晚印，字畫模糊。此本初印精湛，墨色濃厚，生平所未見也。(273)

正因爲初印本與後印本有如此差别，所以藏書家多珍視初印本。如錢曾稱所藏元刻本《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云：“是書雕造精妙，爲元刻中之上駟，楮墨簇新，古香可愛。”(274)鄭振鐸也曾對初印本《無雙譜》贊不絶口：

金古良《南陵無雙譜》，予曾收得數本，皆不愜意。此本雖爲兒童所塗污，猶是原刊初印者，紙墨絶爲精良。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午後，陽光甚佳，驅車至琉璃廠。於富晉書社得李時珍校刊之《食物本草》，於邃雅齋得此書，皆足自怡悦也。(275)

七　節本

對原書進行删節以後的本子稱節本。葉德輝對節本的流變論之甚詳，兹録於後：

古書無刻本，故一切出於手鈔，或節其要以便流觀。如《隋志》所載梁庾仲容《子鈔》，其書雖佚不傳，而唐魏徵《群書治要》、馬總《意林》，固其流派也。宋有曾慥《類説》、無撰人之《續談助》；元有陶九成《説郛》；明有陸楫《古今説海》，其體例頗相類，而於卷帙少者，無所渻删。《四庫全書提要》入之子雜家雜纂、雜編之屬，蓋本《隋志》之例。至刻本書之節鈔者，宋坊行有《十七史詳節》，託名於吕祖謙，然未有及於他書者。魏了翁節録《五經正義》爲《五經要義》，是爲節鈔義疏之始，正以義疏過繁，故摘其要以便省覽，然未有及於經文者。乃周密《癸辛雜識》云：“廖群玉《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竊謂吾人讀書，正苦浩博，鉤玄提要，如魏氏之節鈔《五經正義》，亦未始不可爲課程，若删節三《禮》、《左傳》並及其他古書，此三家村學究之所爲，而不謂南宋末已有此陋習。然則明人如胡文焕、陳繼儒之流，又何責焉？(276)

節本的出現，除嫌原書内容浩博、文字冗長外，也還有其他原因。例如魯迅的著作呈送國民黨政府内政部審查，因爲政治原因，他的《壁下譯叢》删改達三分之一，《三閑集》中之《太平歌訣》《鏟共大觀》兩文全部被删。《頭》《現今的新文學概觀》均被删去一段。《華蓋集》中之《十四年的讀經》也被删去。此類例子舉不勝舉。近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金瓶梅》删去色情描寫部分，也是一種節本。

節本也自有它的作用與價值，但從版本的角度看，就比足本差遠了，所以也有書估以節本冒充全本的。屈萬里、昌彼得嘗舉《三國志詳節》爲例：

“中央圖書館”所藏宋刊《十七史詳節》本《三國志詳節》一書，書名原題《東萊先生標注三國志詳節》。書賈欲充足本，將各卷前後書名標題中“詳節”二字皆挖去。“詳節”二字下原有卷若干等字，復將其字移上，與《三國志》之“志”字相接，不細審則不能見其挖補之痕。此以節本充足本者也。(277)

第六節　按流通情況區分

一　通行本

《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其坊刻之書，不可專題一家者，則注曰通行本。”通行本有兩個含義：一是普遍，坊間流行甚多，隨時可以得到；二是普通，雕刻平常，不值得特别珍藏。不過這是前人的看法，而現在古籍日少，許多圖書館即使是清刊本也很愛惜了。

二　舊刻本

刻印得比較早的書可籠統地稱爲舊刻本。這裏舊刻本的概念顯然是針對晚近刊本而言的。

有不少人即把舊刻本當作善本。如張之洞所稱善本即包含舊刻本在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末編例列舉四點，其“一曰舊刻：宋元遺刊，日遠日尠，幸傳至今，固宜球圖視之”。爲什麽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都特别重視舊刻本呢？一般來説是因爲它們刻印時間比較早，較多地保留了書的原貌。屈萬里、昌彼得舉例云：

宋王楙所撰《野客叢書》本三十卷，而商氏《稗海》及《寶顔堂祕笈》所刻者，皆僅十二卷。凡精核之處，多遭删削，倘不見嘉靖王穀祥刊本，幾何不以此十二卷本爲全書？

正因爲舊刻本比較符合書的原貌，所以是校勘工作的重要依據。屈、昌二氏復舉例云：

又如《漢書》，明以來刻本率多脱漏舛誤。清館閣諸臣，以宋劉之問刻本校明監本，明監本於顔師古注十删其五，於慶元所附諸家之説，十僅存一。武英殿本遂一一補闕訂訛，然瞿中溶以宋嘉定蔡琪刻殘本八卷校殿本，復多出殿本所無及不全者三十餘條。錢泰吉以蔡刻殘本十四卷校汲古閣本，其改正乃不下數十百處。(278)如是未經後世重刻的舊刻本，那就更寶貴了。

另外，圖書館著録圖書的時候，凡未鑒定出其所屬時代的刻本也統稱舊刻本。

三　殘本、焦尾本

凡不完整的書稱爲殘本。

殘本的價值當然不如足本，但是在足本難求的情況下，殘本也非常可貴。《中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録範圍》前兩條對此曾加論及，見下引。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宋寶祐五年趙與刻元補修本《通鑑紀事本末》，僅殘存兩卷。卷十末有常熟翁斌孫題識云：“此南宋本也，雖僅有第四、第十兩卷，且亦殘闕，然吉光片羽，彌可寶貴。”

有的書雖是殘本，但其學術價值仍然相當高。如鄭振鐸云：

壬午（一九四二）秋日，北平邃雅齋書友許奇亮南來收書，告予曰：“嘗於揚州某家見《秦詞正訛》二本，爲嘉靖黑口本，以中縫有挖補，疑其不全，故未收。”予聞之驚喜，力囑其爲予購之。其時猶以爲是秦淮海詞之明刊黑口本。予藏明刊本詞不多，故甚欲得之。數日後許君北上，半月後復至滬，示予《秦詞正訛》云：“果是不全書。凡四十五翻，書名下亦有挖去痕迹，當是二卷而僅存其半者。”予略一翻閲，即驚爲奇書。蓋是秦時雍作者，非淮海詞也。雖僅存半部，亦是未見難得之書，因亟收得之。予之藏曲得此，大是生色矣。時雍號復庵，其曲僅見於諸明人選本中，不過寥寥數闋耳。不意今仍獲其曲集，且復是嘉靖黑口本，誠奇遇也。可見凡事須留心，求書尤須不厭其瑣瑣求詳。如以爲淮海詞不全本而不收，則必失之交臂矣。復庵曲生辣活潑，寫情入骨，不類沈寧庵派之浮爛，實是明代南曲之最上品，無意得之，欣喜無已，亦劫中杜門索居時一樂也。(279)

書在流通過程中情況複雜，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有一部分在甲圖書館，而另一部分則在乙圖書館。分散多年以後，有的書還會珠聯璧合。因此只要是好書，不論它是否殘本，都應注意收藏。周叔弢《弢翁藏書題識》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記載，今選録一組如次：

庚午（一九三〇）春，余從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是年秋從藻玉堂得是書卷十二、十三，卷廿七至卅，計六卷。越歲辛未（一九三一）冬復從肄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計廿三卷，舊裝未改，居然璧合。聞卷一前十年歸嘉定徐氏，因急訪之北平，乃前數日爲一龔姓用六百圓買去，故都人海，渺不可追矣。延津之合，或有所待耶？每展卷興歎，殊不能自已也。壬申（一九三二）十二月弢翁。

龔氏所得首册，頃聞已毁於上海閘北之難，不在人間，因從沅叔三丈乞所藏宋撫州本第一卷，以補此書之闕，而記其歲月於此，癸酉（一九三三）三月三日叔弢記。

宋岳刻《左傳》，自臨清徐氏散出後，予於庚午、辛未之際，辛勤搜集，竟獲廿九卷，僅缺首册，予前跋已詳之矣。甲申（一九四四）十二月廿六日北平書友陳濟川以函來告云：“嘉定徐氏藏岳刻《左傳》一卷，近在謝剛主先生處求售。”予聞之，不禁驚喜過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傳爲毁於兵燹者，今巋然猶在人間也。因馳書剛主爲我謀之。書甫發，剛主已介徐氏子於小除夕携書至津，開函神怡，惟索價出人意表，留齋中五日，乃復還之。此二年中，時時諧價，與日俱增，皆不能成。丙戌（一九四六）十二月姐丈孫静廠卒爲我以黄金一兩易得之。珠還劍合，缺而復完，實此書之厚幸，豈僅予十餘年好古之願一旦得償爲可喜哉！丁亥（一九四七）正月弢翁志　男一良書

丁亥（一九四七）春，余既獲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合，遂檢前得宋撫州本《左傳》二卷、宋汀州本《群經音辨》二卷，歸之故宫。此二書紙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經音辨》猶毛氏舊裝，所謂“宣綾包角藏經箋”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爲完書，余豈忍私自珍秘，與書爲仇耶！去書之日，心意惘然，因記其端委於此。弢翁(280)

殘本的價值不如足本，所以書估常用挖改目録，移綴卷次的方法以殘本冒充全本。例如黄丕烈舊藏宋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淮東倉司刊本《施顧合注東坡先生詩》卷四十一及四十二兩卷，爲和陶詩之全部。其書後歸海源閣，楊紹和跋云：“此本將原卷第四十一、第四十二數目字俱挖改作上下，板心亦然，則俗賈所爲，欲充完帙耳。”(281)屈萬里、昌彼得亦云：

“中央圖書館”所藏明原刊本《諸史將略》存卷一至卷四（按《千頃堂書目》著録此書全十六卷），書賈欲充完本，乃將卷五以後之目録抽除（在目録第五葉後面以下），將目録之第四、五兩葉（四卷之目録）之書口燒殘，更將原目録最後之編刊人姓名半葉（原當在目録第十六卷之後），移於第五葉之後半面，緊接目録第四卷子目之後，一若此書原止四卷首。此以殘本充全本者也。(282)

又毛春翔也曾舉一例：

袁刻《文選》，寧波蔡氏墨海樓藏本，缺卷四十一至五十，凡十卷，書估改補卷數，將卷五十一至六十改爲四十一至五十，充足本，又將袁氏牌記悉行割去，在書口上方，補上“淳祐三年善本校刊”兩行小字篆書，充宋刊本。蔡氏作宋本購進，後轉歸李氏萱蔭樓，又作宋本什襲珍藏。殘本充足本，明版充宋版，一書兩作假，而購者竟辨不出，作僞之巧妙如是。(283)

《後漢書·蔡邕傳》云：“吴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284)藏書家不幸遭火，焚餘之書略受損傷，稱焦尾本。張紉庵校《道德真經指歸》七卷，有錢氏跋云：“絳雲樓餘燼亂帙中得之，囑遵王遣人繕寫成善本。”張紉庵跋云：“此書亦胡氏所刻，從絳雲樓燼餘本補抄，案此亦焦尾本。”(285)焦尾本可説是另一種情況的殘本。

四　校本、批本、過録本

凡經讀者校勘過的書稱校本。

許多學者都在校勘上下過扎扎實實的工夫。趙萬里曾專門爲他的老師王國維編過《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今録一目爲例：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適園叢書本　清黄虞稷撰

烏程蔣氏藏吾鄉陳仲魚舊藏抄本。陳本較此本多出數百條，均於眉端録之。又以《明史·藝文志》校之，其見於《藝文志》者，以朱筆爲識。後據烏程蔣氏密韻樓所藏書比勘其書名、卷數異同。丹黄滿卷，自爲先生手校書中之最精者。(286)

下面我們再以王氏手校本爲例，看看他校書的具體情況：

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十三卷、校正補遺一卷

清乾隆盧文弨刻抱經堂叢書本

丁巳（一九一七）季冬，以釋玄應《一切經音義》所引勘一過。國維。

是月復以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勘一過。二書誤引者不盡著，然大有佳處。

丁巳季冬初九、初十二日，以盛意園所藏宋李孟傳本校於永觀堂。李本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刊於慶元庚申（一二〇〇），今歸蜀中某氏。盧氏校記補遺，所載李文授本異同，與今所見本，同者廿八事，不同者十七事，殊不可解。或盧所見非原刊歟？國維。

凡宋本異同校於行間，他書所引校於書眉。次日復以原本《玉篇》所引校於書眉，此與釋氏二種音義皆戴、盧二君所未見也。又記。

二十日，復以李文授本再勘一過。此本分音與注，大誤。因郭氏强半爲注中字注音，非爲正文作也。子雲時音讀，至景純時已不可知，故但注晉時之音以儗之，此景純之微意也。抱經先生校此書，極有功，然於此事未可了。郭注《爾雅》亦有音雜注内，後爲妄人删去。然善本約尚未删此，亦音注不可分之一證。此本音注必須改從舊本。

盧校屢云宋本，不知曹毅本歟，抑其所謂李文授也。(287)

於此可見，王國維能盡量搜集各種不同的版本及其他有關資料一校再校，然後對盧文弨校本的是非功過作出了明確的判斷，從而對《方言》的校勘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貢獻。

顯然，校本對我們從事古籍整理與科學研究工作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所以清孫慶增説：“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288)

凡經讀者加過批評（包括箋注批評等）的書稱批本或評本。

許多學者都喜歡在自己所讀過的書上留下批語。如殷孟倫在《國學大師黄侃的治學態度和方法》一文中説：

他讀書一定要動筆或加批語。現在看到他存下的批點過的書有百餘種，輯録下來，一定對後學啓發不少。他批過《文選》，他的學生曾傳鈔過。所批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幾乎等於替郝氏改文。《説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廣韻》也是如此。這三部分整理出來就是三部很可傳世的名著。他又批過《資治通鑑》，顧頡剛在主持《二十四史》斷句時，曾通過齊燕銘同志在陸宗達處借去一部分采入標點本。(289)

加批是我國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甚至批評一詞也由此而來。許多批本、評本的學術價值都是相當高的，如脂硯齋評本《石頭記》、文龍批本《金瓶梅》等。而有的批語集中起來加以整理就是很有價值的著作。例如：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

國朝何焯撰，其門人蔣維鈞編。焯文章負盛名，而自選刻時文以外，無所著作。焯没之後，維鈞乃蒐輯其所評所校之書，録其題識，共爲一編。凡經十二卷，史十七卷，集二十九卷。(290)

凡既經校勘又加批語的書稱批校本〔圖版四十二〕，凡既經圈點又加批語的書稱批點本。圈點的方式可以用筆圈，也可以用細管鈐印。

凡照樣移録名家批校文字或兼及其所施句讀圈點的書稱過録本〔圖版四十三〕。實踐證明過録名家批語、校語乃至句讀圈點是學習的好方法，許多學者都這樣做過。如殷孟倫《國學大師黄侃的治學態度和方法》一文説：

當我在一九三一年隨從先生避寇北上，與先生同住北京前門外上巷上四條時，適聞父喪之訊，不能即歸，哀慟無已。先生因以所批郝懿行《爾雅義疏》一書命我迻録，我朝夕從事，歷時五月方了。每卷末都特記年月，以示不忘。我在迻録時得到許多啓發，不獨專治訓詁而已。後於一九三四年，在南京，先生又命我過録清十三家校本《經典釋文》。其書批注，朱墨爛然，我也一點一畫，照樣過録，經半年之久方始蕆事，以呈先生審閲。先生翻檢後，並在封面上題了如下的一段話：

“劉履芬過録衆家本，比孫毓修據葉寫本參校段、臧諸人校本所作校勘記尤詳密。乙亥（一九三五）七月六日，孟倫携其所迻録劉本就予復勘，因翻孫記，乃知劉本之佳。予與孟倫殷殷謄寫，功不唐捐也。量守居士書。”(291)

五　善本、珍本、孤本

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善本就是接近原稿的書。本編第一章第二節對善本的涵義已作了闡述，此不復及。

我們認爲凡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而又流傳甚少的書可視爲珍本，今録《中國古籍善本書總目收録範圍》以資參考：

一、元及元以前刻印、鈔寫的圖書（包括殘本與零頁）。

二、明代刻印、鈔寫的圖書（包括具有特殊價值的殘本與零頁）。但印版模糊，流傳尚多者不收。

三、清代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鈔本。

四、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或集衆説較有系統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鈔本。

五、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鈔本。

六、有名人學者親筆批校、題跋、評論的刻本、鈔本。

七、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國古代印刷技術發展，代表一定時期技術水平的各種活字印本，或有較精版畫、插圖的刻本。

八、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刊行的圖書。

九、印譜明代的可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的印譜，有特色又係足本，或有親筆題記的收，一般不收。

世間僅存的書稱孤本，國内僅存的書稱海内孤本。

孤本人皆知珍重，周叔弢能不惜重金從日本購回錢謙益校宋本《東觀餘論》，表現出愛國主義精神，尤爲可貴。今録其藏書題識如下：

癸酉（一九三三）正月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著録宋、元、明本凡百餘種。其中多沅丈舊藏，余嘗於雙鑑樓中得摩娑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紹興本《東觀餘論》爲最罕秘，蓋海内孤本也。《通典》索價一萬五千元，余力不能贖，乃以日金一千元購此書歸國，聊慰我抱殘守缺之心。獨念今者邊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當國者且漠然視之而無動於中，余乃惜此故紙，不使淪於異域，書生之見亦淺矣，恐人將笑我癡絶而無以自解也。噫！二月十二日弢翁記。(292)

判斷一部書是否孤本，最方便的方法是查聯合目録，例如查《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就會知道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清順治《攸縣志》、康熙《攸縣志》皆爲孤本。如果没有聯合目録，那就要多查各家藏書目録。周叔弢原藏明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徐興刻本《毅齋詩集别録》一卷、《家傳》一卷，其題識云：“此書傳世甚稀，諸家書目皆未著録，阮文達曾録以進呈。今藏故宫之宛委别藏，比阮氏所著録者闕十三種，《家傳》即其一也，則此書或爲人間孤本矣。”(29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出版，爲我們判定孤本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 * *

(1)　《常談叢録》卷一。

(2)　《南村輟耕録》卷二四《剛卯》。

(3)　古人簡牘、書函等用繩穿連，卷起後以丸泥封之，泥上加蓋印章，以防偷拆。其泥稱封泥。

(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卷一七《登涉》篇注：“方術家以爲黄神越章能避虎狼，亦能殺鬼。《善齋吉金録·璽印録》具載黄神越章之印數圖。”

(5)　《全唐詩》卷二二二。

(6)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7)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印刷術的起源》之二《雕板的發明》。

(8)　《弘簡録》卷四六。

(9)　《師竹齋讀書隨筆彙編》卷一二。

(10)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雲仙雜記》提要、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雲仙雜記》。

(11)　《元氏長慶集》卷五一。

(12)　《陔餘叢考》卷三三《刻書書册》。

(13)　《王國維遺書》第十二册《兩浙古刊本考》。

(14)　《全唐文》卷六二四。

(15)　宋王讜《唐語林》卷七云：“僖宗入蜀，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參互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争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争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可證。

(16)　書影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圖九、圖十。

(17)　《舊五代史·唐書·明宗紀》注引，兩《唐書》本傳及《全唐文》所載《家訓》均無此序。

(18)　《雲溪友議》卷下《羨門遠》。

(19)　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印刷術的起源》之二《雕板的發明》。

(20)　《一鳴集》卷九。

(21)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代刊書考》。

(22)　梁玉齡譯《關於一件新發現的最早印刷品的初步報告》，載《書林》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下列富善文及胡道静注均出此。

(23)　《册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

(24)　《舊五代史》卷四二《唐書·明宗紀》。

(25)　《五代會要》卷八《經籍》。

(26)　《河南邵氏聞見後録》卷五。

(27)　《容齋續筆》卷一四《周蜀九經》。

(28)　《直齋書録解題》卷三《九經字樣》。

(29)　《王國維遺書》第十一册《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

(30)　《册府元龜》卷六〇八學校部《刊校》。

(31)　《五代會要》卷八《經籍》。

(32)　《揮麈録》：《揮麈餘話》卷二。

(33)　《宋史》卷四七九。

(34)　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雕板印書》。

(35)　《版本通論》卷三《五代刻書》。

(36)　《舊五代史》卷一二七。

(37)　在這裏，羅振玉將經摺裝混稱爲梵夾裝。下面所引文獻也間有這種情況。

(38)　《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圖十六。

(39)　《古書版本常談·唐五代刻本》。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稱該經“共二百七十行，每行十字許”。

(40)　《王國維遺書》第十二册《兩浙古刊本考》引。

(41)　《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後集卷二六。

(42)　《蘇東坡全集》卷一一《李氏山房藏書記》。

(43)　《宋史》卷二六六《李至傳》。

(44)　《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

(45)　《郡齋讀書志》卷五《宋書》。

(46)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四。

(4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48)　《古籍善本書佛、道教藏經的版本源流及鑒别知識》，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49)　《王國維遺書》第十一册《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中。

(50)　《明史》卷九六《藝文志·序》。

(51)　《宋代刻書述略》，載《文史》第十四輯。

(52)　請注意圖版十三第七行末“恒”字闕筆，宋真宗名恒。關於宋刻特徵，請參看其他宋代書影。餘可類推。

(53)　見《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二》引滎陽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後論明本具詳。

(54)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55)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上《武林舊事六卷》跋。參看本編第一章第二節。

(56)　《甘泉鄉人稿》卷七《曝書雜記》。

(57)　《中國版刻圖録》三七頁。參看本章第二節論坊刻本及圖版三十三。

(58)　《道古堂全集》卷一九《欣託齋藏書記》。

(59)　十二卷本《東坡志林》卷五。

(60)　《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歷代陵名》。

(61)　《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九《宋槧本》。

(62)　顧炎武《日知録》卷一八《别字》云：“山東人刻《金石録》，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爲‘牡丹’。”《勘書》云：“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隨山刊木’見於《尚書·禹貢》。”

(63)　《思適齋集》卷十《重刻古今説海序》。

(64)　《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多訛舛》條引。

(65)　詳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内發現遼代珍貴文物》等六篇文章，均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鄭恩淮《應縣木塔發現的七件遼代印刷品》，載《文獻》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本文所引有關遼本資料，皆據此數文，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66)　見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五三《暘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遼代自聖宗統和元年（九八三）至道宗清寧十年（一〇六四）的八十二年中，以契丹爲國號，故雕印於這個時期的遼藏稱爲契丹藏。

(67)　閻文儒、傅振倫、鄭恩淮《山西應縣佛宫寺釋迦塔發現的〈契丹藏〉和遼代刻經》，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68)　《十駕齋養新録》卷八《壽隆年號誤》。

(69)　詳見畢素娟《世所僅見的遼版書籍——〈蒙求〉》，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70)　《金史》卷八《世宗紀》下。

(71)　《金史》卷九《章宗紀》一。

(72)　《版本通論》卷三《遼之刻書》。

(73)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一。

(74)　張秀民《金源監本考》，載《圖書季刊》二卷一期。

(75)　李致忠《略談建國以來北京圖書館入藏的善本書》，載《文獻》第二十一輯。

(76)　《廿二史劄記》卷二八《金一人二名》。

(77)　《元史紀事本末·自序》。

(78)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

(79)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

(80)　《續文獻通考》卷一四一《經籍》一。

(81)　《元史》卷二《太宗紀》。

(82)　《元史》卷八《世祖紀》五。

(83)　《元史》卷十《世祖紀》七。

(84)　《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

(85)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七《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86)　《書林清話》卷四《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

(87)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

(88)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二《興學校》。

(89)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90)　《元史》卷一四《世祖紀》十一。

(91)　元建康路刊《新唐書》跋。

(92)　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明重刊元大德太平路學本前漢書一百卷》。

(93)　李致忠《元代刻書述略》，載《文獻》第十輯。

(94)　《日知録》卷一八《監本二十一史》。

(95)　《金臺紀聞》。

(96)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97)　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98)　《書林清話》卷四《元時書坊刻書之盛》。

(99)　《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六《遼金元版本的概述》。

(100)　《書林清話》卷四《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

(101)　趙孟頫是吴興人，吴興體亦即趙體。

(102)　參看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二編《古籍雕版印刷發展史》第十二章《元代的刻書事業》第四節《元代刻書的特點》。

(103)　見《南雍志》卷一。

(104)　《明史》卷二。

(105)　《南雍志》卷一。

(106)　見《大明會典》卷一八九。

(107)　《雕丘雜録》卷一五。

(108)　《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經書紀略》。

(109)　見《談談〈古今書刻〉上編的意義和作用》，載《廣東圖書館學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110)　《明史》卷九六。

(111)　《南雍志》卷一八《經籍考》下篇《刻梓本末》。

(112)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明北監二十一史》。

(113)　《明代北京的刻書》，載《文獻》第一輯。

(114)　《居易録》卷七。

(115)　《日知録》卷一八《監本二十一史》。

(116)　《書林清話》卷七《明時書帕本之謬》。

(117)　《版本目録學論叢》一《明藩刻書考》。

(118)　參看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二編《古籍雕版印刷發展史》第十三章《明代的刻書事業》。

(119)　參看《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

(120)　《書林清話》卷十《坊估宋元刻之作僞》。

(121)　《汲古閣校刻書目》卷首。

(122)　參看《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

(123)　《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

(124)　《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

(125)　《書林清話》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三》。

(126)　《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七《明代版本的概述》。

(127)　《常昭合志稿》卷三二。

(128)　《書林清話》卷八《顔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

(129)　參看《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

(130)　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注十四：“拙文《明代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六期），舉出了四十七家，但有不少書坊雖未標明建陽、潭陽，而爲閩建書林，多至二三十家，故實際上建陽書坊應有六十家左右，當時爲慎重計，未算入。”載《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

(131)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132)　參看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載《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

(133)　《書林清話》卷五《明人刻書之精品》。

(134)　詳見張秀民《明代北京的刻書》，載《文獻》一九七九年第一輯。

(135)　《五雜俎》卷一三。

(136)　《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曲類。

(137)　《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地理類。

(138)　《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曲類。

(139)　參看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二編《古籍雕版印刷發展史》第十三章《明代的刻書事業》第三節《坊刻本》。

(140)　《文獻》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141)　《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地理類。

(142)　《五雜俎》卷一三。

(143)　參看蔣元卿《徽州黄姓刻工考略》，載《江淮論壇》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馬彬《徽派版畫》，載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安徽日報》。

(144)　《書林清話》卷七《明南監罰款修板之謬》。

(145)　《準風月談》：《四庫全書珍本》。

(146)　《七修類稿》卷四五《書册》。

(147)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148)　《池北偶談》卷二二。

(149)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明刻本》引趙萬里語。

(150)　《書林餘話》卷下。

(151)　《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首。

(152)　《書林餘話》卷下。

(153)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七章《雕印本的鑒定》第八節《版刻時代特點》。

(154)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155)　《書林談屑》四《談紙》。

(156)　《古書版本常談·明刻本》。

(157)　均見《嘯亭雜録續録》卷一。

(158)　載《武進陶氏書目叢刊》。

(159)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160)　《書林清話》卷九《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一。

(161)　《經韻樓集》卷八《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志銘》。

(162)　《悔庵學文》卷八。

(163)　《淵雅堂全集》卷七。

(164)　《北齊書》卷三六《邢邵傳》。

(165)　《思適齋集》卷首。

(166)　王漢章《刊印總述》注釋五引，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167)　參見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十四章《清代的雕版印書事業》第三節《坊刻本》。

(168)　參看圖版四十二、四十三。

(169)　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170)　《書林談屑》，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

(171)　《王國維遺書》第十二册《兩浙古刊本考》。

(172)　張秀民《南宋刻書地域考》，載《圖書館》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173)　《書林清話》卷二《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

(174)　《書林清話》卷二《宋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參看本章第三節論坊刻本及圖版三十一。

(175)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176)　參看《書林清話》卷四《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

(177)　《五雜俎》卷一三。

(178)　參看圖版四十七。

(179)　見洪焕椿《浙江文獻叢考》：《浙江雕版印書雜識》。

(180)　參見劉實《浙江古籍刻印管窺》，載《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181)　參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印刷術的起源》之二《雕板的發明》。

(182)　《郡齋讀書志》卷五《宋書一百卷》。

(183)　參看顧廷龍《唐宋蜀刻本簡述》及所附《蜀刻書目》，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184)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三引。

(185)　《方輿勝覽》卷一一。

(186)　張秀民《南宋刻書地域考》，載《圖書館》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187)　《石林燕語》卷八。

(188)　見《書林清話》卷四《元私宅家塾刻書》《元時書坊刻書之盛》《元建安葉氏刻書》。

(189)　《福建刻書考略》，載《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一次討論會文件》（一九七九）。

(190)　參看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二編《古籍雕版印刷發展史》第十三章《明代的刻書事業》第三節《坊刻本》。

(191)　《書林清話》卷五《明人私刻坊刻書》。

(192)　見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三。

(193)　《書林清話》卷七《明時官制書只準翻刻不準另刻》。

(194)　《居易録》卷一四。

(195)　《愧郯録》卷九。

(196)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

(197)　《藝風堂文漫存》卷三。《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198)　《書林清話》卷四《金時平水刻書之盛》。

(199)　參看《書林清話》卷四《元私宅家塾刻書》。

(200)　參看劉緯毅《山西古代刻書考略》，載《圖書館通迅》（山西）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201)　《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

(202)　《王國維遺書》第十二册《兩浙古刊本考》。

(203)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204)　載《文獻》第十輯。

(205)　《酌中志》卷一八。

(206)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207)　《書林清話》卷五《明時諸藩刻書之盛》。

(208)　參看圖版三十五。

(209)　《宸垣識略》卷二《大内》。

(210)　《蕙風簃二筆》卷一。

(211)　見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紀》，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212)　《書林清話》卷三《宋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書》。

(213)　參看圖版二十三。

(214)　參看該書卷三《宋私宅家塾刻書》及卷四《元私宅家塾刻書》。

(215)　《癸辛雜識》後集《賈廖刊書》。

(216)　參看圖版二十一。

(217)　參看《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218)　參看圖版十八。

(219)　參看圖版三十七。

(220)　《書林清話》卷二《書肆之緣起》。

(221)　《百宋一廛賦注》。

(222)　《書林清話》卷二《宋建安余氏刻書》。

(223)　《中國雕版源流考》。

(224)　載《文獻》第二十一輯及《文獻》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225)　《東華續録》卷八一，亦見《清高宗實録》卷九七五。

(226)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經部易類。

(227)　兔園册子爲唐代一種通俗類書，並用作啟蒙讀本。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四《考史》云：“《兔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李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孝王‘兔園’名其書。”

(228)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新鍥翰府素翁雲翰精華》六卷。

(229)　注意圖版三十三《公羊傳解詁》序文的句讀。

(230)　參看圖版四十。

(231)　《書林清話》卷二《巾箱本之始》。

(232)　《鼠璞》下。

(233)　《書·書·書》之六《小版書籍》。

(234)　參見施廷鏞《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四《刻本·巾箱本》。

(235)　《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236)　參看圖版二十二。

(237)　《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本一人手書》。

(238)　《書林清話》卷七《元刻書多名手寫》。

(239)　《書林清話》卷七《明人刻書載寫書生姓名》。

(240)　參看圖版十九、三十。

(241)　參看圖版三十一。

(242)　參看圖版二十、四十二、四十三。

(243)　《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

(244)　載《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245)　《東垣十書》本《湯液本草》卷首。

(246)　參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印刷術的起源》之三《活字板的發明》。

(247)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248)　均見《書林清話》卷八《顔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惟葉氏“五色套印，明人無之”之説可商。圖版三十七所示即明刊五色套印本。

(249)　施廷鏞《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四《刻本·套印本》。

(250)　參看圖版十一。

(251)　載《圖書館工作》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252)　《書林清話》卷八《繪圖書籍不始於宋人》。

(253)　《蕘圃藏書題識》卷八。

(254)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序》，載《文獻》第二十一輯。按《史記正義》今本脱文，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頗據日本古本掇拾，不下數千條，彌可珍貴。

(255)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256)　《讀書敏求記》卷二。

(257)　《蕘圃藏書題識》卷一。

(258)　《史記板本和參考書》，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259)　參看圖版十三。

(260)　《書林清話》卷六《宋監重刻醫書》。

(261)　《書林清話》卷二《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

(262)　《書林清話》卷七《明人不知刻書》。

(263)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264)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二《源流篇》之七《明代刻書狀況》。

(265)　《古籍整理概論·影印·源流·影印的先驅覆刻古籍》。

(266)　《書林餘話》卷下。

(267)　《讀書敏求記》卷二《史記》一百三十卷。

(268)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二之上。

(269)　《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紀傳類。

(270)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新鎸古今大雅北宫詞紀六卷南宫詞紀六卷》。

(271)　均見《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272)　《書影》卷三。

(273)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274)　《讀書敏求記》卷四。

(275)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276)　《書林清話》卷二《書節鈔本之始》。

(277)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278)　均見《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279)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280)　載《文獻》一九八〇年第三輯。

(281)　《楹書隅録》卷五。

(282)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283)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284)　《後漢書》卷六〇下。

(285)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三章《古籍版本的類型》。

(286)　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期。

(287)　《觀堂題跋選録》，載《文獻》第九輯。

(288)　《藏書紀要》第四則《校讎》。

(289)　載《怎樣學習語言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90)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三。

(291)　載《怎樣學習語言文學》，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92)　《弢翁藏書題識》，載《文獻》一九八〇年第四輯。

(293)　《弢翁藏書題識》，載《文獻》一九八〇年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