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定雕印本通常從書籍的形式入手，而書籍形式上的特點又是通過牌記、刻工、諱字、版式、紙墨、字體等個别事項表現出來的，因此需要對這些個别事項逐一加以研究。書籍的内容同形式一樣，不可避免地也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所以研究書的序跋和正文的具體内容也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途徑。此外，前人的研究成果，書籍的題記與藏印，及其在各種目録中的著録情況，也同樣爲我們鑒定版本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而由於作僞等因素增加了鑒定版本的複雜性，企圖僅凭個别事項作出精確的鑒定，有時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我們進行異本比勘與綜合考辨的工作。現分别叙述如次。
第一節 牌記
現代出版的書多有版本記録頁，它對書籍版本情況作了詳盡的介紹。早在一九一四年，當時政府公布的《出版法》第二條就已規定：
出版之文書圖畫，應將左列各款記載之：一、著作人之姓名、籍貫；二、發行人之姓名、住址及發行之年月日；三、印刷人之姓名、住址及印刷之年月日，其印刷所有名稱者，並其名稱。(1)
這項規定一直被沿用着。一九七二年國務院出版口所修訂的《關於圖書版本記録的規定》指出：
圖書版本記録包括以下項目：
一、書名
二、著作者（或繪製者）、編輯者、翻譯者的姓名（或筆名、單位名稱）
三、出版者、印刷者和發行者的名稱
四、出版年月、版次、印次、印數
五、統一書號、定價(2)
版本記録頁爲我們識别版本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可惜古書没有版本記録頁，所以要鑒定書的版本，需運用許多其他手段，辨别書的牌記即其一種。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首有“泰和甲子下己酉晦明軒刻書”螭首龜座牌記，目録後有“平陽府張宅印”琴形牌記，又有“晦明軒記”鐘形牌記。認真探索古書牌記的使用規律，對我們鑒定古書的版本是有益的。
牌記俗稱書牌子，也叫木記。葉德輝云：“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録後，往往刻一墨圖記及牌記。其牌記亦謂之墨圍，以其外墨闌環之也，又謂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後，書坊刻書多效之。”(3)
牌記實質上是古書出版單位的標記，形狀一般呈長方形，也有的上下墨闌呈弧形，又有作鐘式、鼎式、琴式的。《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大明一統志》書末牌記呈蓮龕狀，中間分兩行，刻作“大明嘉靖己未孟秋吉旦書林楊氏歸仁齋重梓行”。又同書著録的《大唐益會玉篇》的牌記，中間是一幅版畫，上爲“三峰精舍”四字，右爲“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八字，左爲“詹氏進德書堂重刊”八字。簡單的則並無圖形或墨闌，僅刻一行或幾行字，其功用也與牌記相同。(4)
牌記在書中的位置無定。有在封面的，有在扉頁的，有在序後、跋後、目録後、凡例後、校刊姓氏後、音圖後、附録後的，有在卷端的、卷一末的、逐卷末的、書末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有的牌記在書中某卷之後；一是書中好幾個地方有不同的牌記。前者的例子如《明代版刻綜録》卷三著録的《諸史會編大全》一百十二卷，卷七十七後有“嘉靖律年歲次己酉仲春望日鎮江府金壇縣刊”牌記；後者的例子如《明代版刻綜録》卷四著録的《何氏語林》三十卷，卷一後有“清森閣梓”牌記，卷三後有“嘉靖庚戌華亭柘湖何氏清森閣雕梓”牌記，卷十八後有“何氏清森閣梓”牌記。
有的書牌記内容還可能前後矛盾，如肖東發説：
有意作僞，以假亂真。在衆多的余氏刻書家中，書賈氣味最濃的當數余象斗，僅三臺館本就可舉出幾例，如明《萬用正宗不求人》一書，書後牌記題“萬曆歲次丁未潭陽余文臺梓”，然而在卷十六末又有“萬曆新歲喬山堂劉少崗繡”。原來是余象斗把劉氏這一卷全部編入己書，匆忙間，連喬山堂牌記都忘了剜去，粗心至此，却在卷端告白中把“坊間諸書雜刻”貶低一通，然後大肆自我吹嘘，結果成了自我諷刺。(5)
顯然，這些牌記對我們全面認識版本、瞭解版本的嬗變是極有價值的。它的文字雖然較少，但是所透露的有關版本的信息却很多，因此我們在檢查牌記時要十分仔細。
牌記通常能反映出書的出版單位、時間和地點。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國朝名臣事略》，目録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於勤有書堂”一行，即説明了該書的出版時間、出版單位、出版方式。而勤有書堂是福建建陽名肆，所以也告訴了我們出版地點。
有的牌記還爲進一步研究版本提供了綫索。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文選五臣注》卷三十後有“錢塘鮑洵書字，杭州猫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印行”二行，編者案：
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刻本釋延壽《心賦注》卷四後有“錢唐鮑洵書”五字，與此鮑洵當是一人。如此鮑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左右工作時間計算，則此書當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猫兒橋本名平津橋，在府城小河賢福坊内，見《咸淳臨安志》。卷中宋諱桓、構等字均不缺筆，則因南宋初年避諱制度未嚴之故。紹興初思溪王氏刻《新唐書》，北宋英宗以下諱均不避，即其一例。又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升杭州爲臨安府，因推知此書之刻當在建炎三年前。總之，此書雖未必爲北宋本，定爲南宋初年刻，當無大誤。
此外，有的牌記反映了刻書過程，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杜韓詩句集韻》的牌記稱“康熙歲次丙戌中秋日開雕，丁亥立夏日告竣”。
有的牌記記載了所刻字數，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禮記注》卷三後有“經伍阡柒拾肆字，注肆阡捌伯玖拾捌字，音義貳阡玖伯壹拾陸字，余仁仲刊于家塾”四行。
有的牌記反映了用紙情況，如《天禄琳琅書目》著録的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後有牌記云：“奉敕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
有的牌記印有刻書部數及售價，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甫里逸詩》姓氏後有“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紋銀貳錢”一行。
有的牌記强調了版權，如葉德輝藏五松閣仿宋程舍人宅刻本《東都事略》目録後有長方牌記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6)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月露音》封面鈐朱文長方牌記云：“杭城豐東橋三官巷口李衙刊發，每部紋銀捌錢，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有的牌記顯示了版本的類型，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泥版試印初編》封面後有“猷州翟西園自造泥鬥板”牌記一行，可見該書爲泥活字印本。
有的牌記反映了版本的源流，如《明代版刻綜録》卷三著録的《新刻蔡中郎伯喈文集》，序後有“嘉靖甲申孟冬月宗文堂鄭氏新刊”，目録後有“此書原係正德乙亥春三月錫山華氏堅允剛銅板印行，今鄭氏得之繡梓”牌記。
坊刻本不少牌記都是廣告，其中也包含許多有用的資料。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抱朴子》卷二十後鎸有廣告五行：“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歲（一一五二）六月旦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榮六郎書鋪的變遷，本書是宋紹興二十二年（一一五二）在紹興翻刻的，所據爲京師舊本，而且經過校勘。
正因爲牌記是古書出版單位的標記，所以學者在鑒定版本時都十分重視對牌記的研究，如葉啟勳《拾經樓群籍題識·李太白詩集跋》云：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唐李白撰，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斌補注，前後無序跋，無刊刻年月可考，惟尾卷末標云“庚辰孟冬月安正堂新刊”兩行長方木牌記。……既未注明廟號，亦無各家志目可以參證其刊於何帝庚辰，因檢舊藏安正堂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散帙尾卷末葉，有長方木牌記云“正德己卯十四年（一五一九）仲夏月劉氏安正堂刊”兩行，知此庚辰爲正德十五年，當時與杜詩合刊者也。(7)
又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漢書集注》，編者按云：
卷首《後儒辨論》後，有“甲申歲刊於白鷺洲書院”兩行。據《吉安府志》，白鷺洲書院宋淳祐辛丑（一二四一）吉州郡守江萬里建，至正間重修。因推知甲申當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此書爲元初吉州白鷺洲書院刻本。前人肯定甲申爲宋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恐非事實。
這些都是通過牌記鑒定版本的例子。
但我們在利用牌記時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是後人翻印本照刻原牌記。如《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六著録的《東觀餘論》二卷，係明萬曆中嘉禾項氏萬卷堂刊本。按語云：“是書宋有建安漕司本，明項篤壽據以重雕即此本也，其源蓋從宋出，推爲佳槧，序及卷末均有‘建安漕司刻梓’兩木記，毛氏《津逮祕書》本即從之出。”該書同時刻上兩個牌記爲我們鑒别版本提供了方便。如果翻版時照樣翻刻原牌記而不加刻翻刻單位的牌記，就容易導致混淆了。毛春翔説：
鑒别宋刻，牌記最爲可靠了，然而翻版也有照樣刻的，如五峰閣翻的《東都事略》，也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兩行牌記。宋刻最普通的版式，是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書中多諱字，而五峰閣刻的一一照樣刻。此在老眼，一看紙色便知是翻雕，但初學遇此，就不免要被騙了。(8)
二是版本易主後，牌記常被挖改。例如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刻了一部《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後來書版爲建安葉氏廣勤堂所得。葉氏便將“皇慶壬子余氏”木記劖去，别刻“廣勤堂新刊”木記。後來葉氏又將書版轉售金臺汪諒。汪諒又削去廣勤堂木記，改刻“汪諒重刊”四字。稍不注意，鑒定版本時就會出現差錯。丁丙就曾根據汪諒重刊的牌記，誤判自己所藏的元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是明汪諒翻刻本，其《善本書室藏書志》云：“行款字數與元刊無異，惟筆畫稍肥。”但筆畫肥是由於久印磨損的緣故，並非因爲翻刻。(9)
三是書賈作僞故意挖改牌記。施廷鏞對此曾舉一例：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著録之《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在核對天禄琳琅存目時，發現這書有挖改痕迹，它的方法是從牌記四周的邊欄换以宋朝“紹興乙亥萬卷堂鎸”八字，四周邊欄絲毫未動，所以不易爲人覺察。按書之字體，似係明本，但還不敢判定，經取明刻《文選》相對，乃知是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吴郡袁褧嘉趣堂倣宋陸放翁守新定時郡齋刻本。(10)
書賈牟利挖改版記的現象很普遍，稍不留心就會上當。王欣夫説：
乾隆時内府所刻《四書章句集注》，稱爲覆刻宋淳祐本，因爲朱熹序後的牌子有云：“於是補其殘缺，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一二四六）秋八月識。”後來孫家鼐重刻，當然毫不懷疑。至陶湘得見據刻的原本，始知“學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寫痕迹。其實泳澤書院始建於元代，宋朝何來此書院。淳祐二字爲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書影中明顯可據，當時不加考訂、疏於鑒别，遂被書賈所欺。類此的很多，應該特别注意的。(11)
總之，牌記是古書出版單位的標記，它是我們鑒别版本的重要依據，在檢查時應特别留心。而由於書賈作僞等原因，我們還必需注意對牌記加以甄别，方可據信。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録》，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共收牌記一百零四幅，並撰有解題目録，卷首載《宋元書刻牌記述略》一篇，可參看。
第二節 刻工
古代刻書工匠爲了肯定自己的勞動成果，往往在所刻書版中附刻自己的姓名，或姓名中的一兩個字。後晉開運四年（九四七）曹元忠雕造的觀世音菩薩像及願文，末有“匠人雷延美”字樣，這雷姓刻工是現今所知最早在自己刻的雕版上留名的人。宋、元刊本除坊刻外，大部分有刻工姓名，而且多刻於書口下端，上端則刻每版的大小字數。明刻本有的有刻工名，有的没有。而且出現在版面地方也不一致，有在書口的，也有在序跋後、目録後、凡例後、牌記中的。如《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儒家類著録的明隆慶間刻本《孔子家語》十卷，《考證凡例》及陸治《題辭》後，並刻“長洲顧檈寫、章掖刻”；下書口所記刻工有章右之、方瑞先等名。同書史部傳記類著録的明成化間刻本《程氏貽範集》三十卷，自序後有牌記云：“婺源大畈汪道全、休寧西門汪克正繕寫；歙仇村黄文敬、文希、文達、文漢、文通、永暹、永昇、王充、仇以興、以茂、以忠、以森刊。”明嘉靖年間刻的《張氏統宗世譜》，書中《會脩職名》之後，甚至列了一張刻工表，與奇字齋刻《王右丞詩集》略同(12)，現照録如下：
鎸刻 祁邑城西匠氏 徐廣
歙邑仇村匠氏 黄琥
歙邑仇村匠氏 黄珀
歙邑仇村匠氏 黄球
歙邑仇村匠氏 黄琰
歙邑仇村匠氏 黄珪
歙邑仇村匠氏 黄瑶
歙邑仇村匠氏 黄珏
歙邑仇村匠氏 仇元
歙邑仇村匠氏 黄珦
歙邑仇村匠氏 黄瑜
歙邑仇村匠氏 黄琇
歙邑仇村匠氏 黄鑾
歙邑仇村匠氏 仇釗
歙邑仇村匠氏 仇顯
印刷 祁邑城西 黄昂元
祁邑城南 黄榮
歙邑岩鎮 謝恕
裝訂 祁邑城東 謝泗
祁邑城東 謝壽
祁邑城東 胡四
清代前期因懼怕文字獄，許多刻工都不敢在書版上留名。陳登原曾叙述了莊廷鑨《明書》案禍及刻工的慘狀：
是獄發於辛丑之春（順治十八年），決獄在癸卯（康熙二年）。當時罹戮者，莊廷鑨已死，則戮其屍而誅其弟與諸子。其題名諸士，俱罹重辟，凡刻書之工，販書之賈，列名參校之名士，死者達二百二十一人之多。……蓋所以戮及無辜之刻印工人者，正欲殺一懲百，藉此示威，使人間知禁書之莫可一觸，因以斷絶其流傳也。(13)
而事實上，康熙、乾隆年間仍有一些刻本留下了刻工姓名，嘉慶、道光後，刻工在書版留名者更多。
刻工留名主要是便於考核勞動成果，計算工錢。《禮記·月令》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誠。”鄭氏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14)書版上留有刻工姓名，即古代物勒工名的遺風。葉德輝專門介紹過刻工按勞取酬的情況：
明時刻字工價有可考者：陸《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一五五四）閩沙謝鸞識、嶺南張泰刻《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録後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陸拾壹葉，繡梓工貲貳拾肆兩”木記。以一版兩葉平均計算，每葉合工貲壹錢伍分有奇，其價廉甚。至崇禎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塵夢影録》云：“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十七史》爲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則每百字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書，光緒初元，每百字並寫刻木版工貲五六十文。中葉以後，漸增至八九十文，元體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隸每字五文。至宣統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葉五百字出入，每錢銀直百六十文計，每葉合銀叁錢畸零，視明末刻書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處則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書刻價每百字僅二三十文。江西、廣東亦然。價雖廉而訛謬不可收拾矣。(15)
爲了審核勞動成果而留下的刻工姓名，在客觀上爲後人鑒定版本提供了依據。這是因爲如果一位刻工刻了兩種以上的書，已知一種書刊刻的時間、地點，則其他書刊刻的時間、地點也可從而證知。冀淑英對此曾有詳盡的説明：
比如建國後，在南京發現了一部宋刻本《金石録》，這部書究竟是什麽年代、什麽地區刻的呢？從文獻上看，洪邁《容齋四筆》卷五曾提到《金石録》，原文説：“東武趙明誠德甫著《金石録》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這部《金石録》三十卷俱全，也没有李易安後序；再看書中刻工，有胡珏、胡剛、徐亮等人，和故宫天禄琳琅藏《大易粹言》相同。《大易粹言》是公元一一七六年（南宋淳熙三年）舒州（今安徽舒城）官刻本。龍舒即是舒州，和《容齋四筆》所記合。有了這個證據就可以肯定説《金石録》是南宋淳熙年間舒州刻本了。
又如宋刻《劍南詩藳》和《鉅鹿東觀集》，二書刻工有相同的，應該是同地同時刻本，至少刻書時期相近。《劍南詩藳》的刻工又與公元一一七五年（南宋淳熙二年）嚴州州學（浙江嚴州）刻本《通鑑紀事本末》同，並且《景定嚴州續志》卷四《書籍門》著録有《劍南詩藳》和《鉅鹿東觀集》，因此，這兩書的刻版時間與地點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16)
利用刻工鑒定版本也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有的刻工活動時間可能較長，如明代歙縣的黄鋑十二歲便跟着他的父親黄士瑄參加《徽州府志》的雕刻工作了，而清代金陵刻工穆大展活到八十多歲，所以我們據刻工鑒定版本時不能將他們的工作時間估計得太短，或衹據某一因素來斷定版刻年代。魏隱儒舉例説：
南宋紹興年間（一一三一至一一六二）杭州刻本《廣韻》，版心有刻工陳錫、包正、徐杲、徐茂、徐升、陳明仲、陳詢、孫勉、徐政等人；而《樂府詩集》一書，也刻有徐杲、徐升、陳詢等四十餘人。此本雖然没有序跋、牌記、年月，從刻工姓名即可證明，也是南宋杭州地區所刻。
宋刻本《經典釋文》，前人因其卷七後有乾德三年（九六五）、開寶二年（九六九）校勘官銜名，定爲北宋監本，但在本書版心下也刻有孫勉、徐茂、徐升、陳明仲、徐政、徐杲、包正等刊工姓名。根據刊工姓名，可以判定此書當爲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地區所刻，並非北宋監本。(17)
這段分析很有道理。但《廣韻》一書避諱至“眘”字止，當爲孝宗時所刊，而非南宋紹興年間刻本。
其次，某些刻工爲了謀生經常到外地刻書，我們據刻工確定某書爲某地區刻本時也應取慎重態度。冀淑英曾説：
嘉靖四年（一五二五）秦鉞刻《慈湖先生遺書》，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劉一焜刻《咸賓録》，都是蘇州寫刻工與江西寫刻工合作。《慈湖先生遺書》卷後題“江西高安藍糾寫，蘇州章景華刻”，《咸賓録》題“吴郡錢世傑書，熊升三刻”，或“鄒邦傑刻”。鄒邦傑又見於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張鼎恩刻本《本草綱目》，此書刻於江西，鄒邦傑當是江西刻工。由此可見，蘇州刻工足迹所至，不限一地。還有嘉靖《浙江通志》，寫工與刻工並列，寫工都題“布政司吏”，刻工則是無錫的；萬曆《通州志》刻工也是蘇州的（江蘇之通州，非北方通州），這些地方志則可能是成書後或寫好帶到蘇州去刻的，也可能是刻工應邀到外地去刻的。(18)
所以我們不能機械地認爲某地刻工刻的書就一定是某個地區的版本。
第三，明清覆刻宋元本，有並刻工也照樣翻刻的，因此鑒定版本不能只憑檢驗刻工一種方法。
最早注意研究刻工的是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他於一九三四年發表了《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19)鄧衍林當年即將其譯成中文。(20)該表根據宋刻本一百三十種、元刻本七十三種編成，共收宋代刻工約一千五百人、元代刻工約七百五十人，爲鑒定版本提供了方便。風氣所及，後來編寫善本書志、圖録的，對於刻工也多加以詳細記載。
冀淑英進一步對刻工進行了斷代及分地區研究。作者將安徽徽州地區和江蘇蘇州、無錫一帶兩個明代刻書較多的文化區域的刻本，各取五十種，將其刻工分别列表。其中有些書是知道確實刻版年代的，這樣排列起來，刻工的時代先後，也就看得比較清楚了。這張刻工表曾作爲《談談版刻中的刻工問題》一文的附録發表(21)，近年冀淑英又編出了《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作爲《談談明刻本及刻工》一文的附録。(22)作者就明代中期蘇州地區一百零九種刻本，對其中六百多位刻工進行了系統的整理，頗有功於版本的研究。
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所附《刻工人名索引》共收六百餘位刻工。該索引使用方便，而且同善本提要聯繫在一起，能使讀者因而瞭解到更多的版刻情況，可以説是較有特色的。
此外尚有何槐昌編《宋元明刻工表》(23)，所收宋元刊本基本上是日本長澤規矩也《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未收的。此表收宋刻本一百七十多種、元刻本五十多種、明刻本一百餘種，共收刻工六千餘人，此表是目前所收刻工最多的刻工表。魏隱儒、王金雨編著的《古籍版本鑒定叢談》也附有《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見刻工及寫書人姓名簡表》，收録了一百四十種圖書的刻工。此後，王肇文編《古籍宋元刻工姓名索引》，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録宋元善本書三六九種，刻工四五〇〇人。張振鐸編《古籍刻工名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録五代至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古籍書一二三一種，刻工六五〇四人（含單名）。李國慶編《明代刻工姓名索引》，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録明代刻本、影刻本、影印本一一三二種，刻工五七〇〇餘人（含書工、印工、繪工、裝訂工）。
鑒定版本時，這些刻工表皆足供檢索。
第三節 諱字
在古代文獻載體中，爲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將文字用某些方法加以改變或回避，以表示尊敬，稱爲避諱。一般認爲避諱之例始於周，行於秦漢，盛於隋唐，嚴於宋，直至民國改元，才廢此舊習。
《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預注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孔穎達正義曰：“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謂君父生存之時，臣子不得指斥其名也。”(24)
除君父外，也有避后妃諱的。如漢高祖吕后名雉，故《漢書·杜鄴傳》改雉爲野雞；晉簡文帝鄭太妃名春，故凡春字地名，悉以陽字易之，如富春曰富陽，宜春曰宜陽。(25)
六朝士族，極重家諱(26)，唐人承之。如白居易祖父名鍠，與宏字同音，白居易不應宏辭科，改應書判拔萃科。李賀父名晉肅，不能應進士試，韓愈專門寫了一篇《諱辯》爲他辯護，也不解決問題。因爲不但不能犯國諱，也不能犯家諱，已由法律明文規定了，《唐律·職制篇》：
“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27)
兩宋避諱尤嚴，亦著於功令。《淳熙重修文書式》云：
諸犯聖祖名、廟諱、舊諱（舊諱内貳字者連用爲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餘字（謂式所有者）有他音（謂如角徵之類）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謂如金作贖刑，其贖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録舊事者，爲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
諸犯濮安懿王諱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録舊事者，皆爲字不成，其在真宗皇帝謚號内者，不避，應奏者以黄紙覆之。諸文書不得指斥援引黄帝名，經史舊文則不避（如用從車從干，冠以帝字，或繼以后字，合行回避。自餘如軒冕、軒輊、轘轅、車轅之類，即不合回避）。(28)
宋洪邁亦云：“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29)
遼、金起自朔漠，其始本無文字，無所謂避諱。後來受到漢族文化影響，遼偶亦避諱，參見第四章第一節對遼刻本的介紹。關於金，陳垣云：
金自滅遼而後，與宋人接觸頻繁，適當宋人避諱極盛之時，故金亦受其薰染，其避諱遂比遼爲盛。《大金集禮》廿三載：“大定九年（一一六九）正月省奏，檢討到《唐會要》云：古不諱嫌名，後世廣避，故諱同音。今御名同音，已經頒降餘救切二十八字，合迴避。”所謂餘救切者，世宗初名褎也。然此猶爲御名同音及漢名。據《金史·章宗紀》：泰和元年（一二〇一）三月，乃並避始祖以下廟諱小字。七月，又禁廟諱同音字。……不意宋人避諱之毒，乃中於金人。(30)
元代也曾規定避一百六十多個諱字，但是“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十一月，行省准中書省咨……送禮部約會翰林院官議得擬作稱賀表章，元禁字樣太繁，今擬除全用御名廟諱不考外，顯然凶惡字樣，理應回避。至於休祥極化等字，不須回避。都省請依上施行。”“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八月……中書省劄付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議得：表章格式除御中廟諱，必合回避，其餘字樣，似難定擬。都省仰欽施行。”(31)可見元代避諱不嚴，元刻本除沿用宋本諱字，基本上不避諱。
明初幾代皇帝的名字，避諱的例子極少，萬曆以後，避諱稍嚴，顧炎武云：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32)
錢大昕注曰：“明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嘗，常熟作嘗熟。汲古閣《十三經》，於‘由’字皆作‘’。”(33)因爲光宗名常洛，所以常字改作嘗，洛字改作雒；熹宗名由校，所以由字缺筆，校字或改作較。如胡正言刻《精選古今詩餘醉》即題“海陽胡正言較”。
清代避諱極嚴與清統治者特别强調這一點有關。高宗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十月初七日云：
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叙，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録入，均屬未協。……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謚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嚴褒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爲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叙改爲“漢武”，《韻府》内删去此條，酌爲改刊。所有陳設之書，悉行改補，其李廌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内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毋稍忽略。(34)
清代避諱的規定相當繁瑣苛刻。如康熙名玄燁，據張之洞《輶軒語·敬避字》可知，玄字要用元字恭代，但元德、元黄、元鳥等詞皆不可用；弦、絃、炫、眩、衒、率等字中的玄字須敬缺末點，但慉、蓄、鄐、畜等字中的玄字不須敬缺末點。今兹之兹從艸，上半不得寫作。《輶軒語·磨勘條例摘要》第二條云：“不諳禁例直書廟諱御名及先師孔子諱者均罰停四科。凡停科者，舉人停會試，貢士停殿試。”甚至興起文字之獄，如陳垣云：
清之避諱，自康熙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當時文字獄中，至以詩文筆記之對於廟諱御名，有無敬避，爲順逆憑證。乾隆四十二年，江西舉人王錫候《字貫》案，即因凡例中列康、雍兩朝廟諱及乾隆御名，未將其字分析，如所云“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厤從日”者，固已照例缺筆矣；又因廟諱御名，列在孔子諱後，以此大遭乾隆之忌，遽興大獄焉。當時上諭有曰：“閲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叙文後凡例，竟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以諱殺戮多人，真從來未有之事。……道咸而後，諱例漸寬。(35)
避諱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曰改字。陳垣云：
改字之例顯於秦，《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使將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爲荆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又《秦楚之際月表》端月注，索隱曰：“秦諱正，謂之端。”琅邪臺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36)
二曰缺筆。陳垣云：“乾封元年贈泰師孔宣公碑，兩引‘生民以來’，俱作生人。‘愚智齊泯’，泯作汦。此爲唐碑避諱缺筆始見，以後缺筆之字漸多。”例如《四部叢刊》景印涵芬樓藏北宋刊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目録》三十卷，宋帝諱如殷、敬、鏡、玄、弘、貞、徵、讓、頊、桓、完等字皆缺筆。(37)
三曰空字，或用代稱詞。陳垣云：
有因避諱，空其字而不書，或作空圍，或曰“某”，或徑書“諱”字，其例亦古。《書·金縢》曰：“惟爾元孫某。”孔傳：“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史記·孝文本紀》：“子某最長，請建以爲太子。”某謂景帝啟也。《史記》《漢書》於漢諸帝紀皆不書名。許氏《説文》於禾部光武諱、艸部明帝諱、火部章帝諱、戈部和帝諱、示部安帝諱，皆注曰“上諱”，空其字不注。
四曰删字。唐高祖李淵祖父名虎，唐初修《隋書》把韓擒虎改稱韓擒，去虎字。此外還要避嫌名，即避與避諱字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禮記·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玄注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38)陳垣説：“嫌名之諱，起於漢以後。《三國·吴志》二：‘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爲嘉興。’此諱嫌名之始也。”(39)宋代有的嫌名多達五十四字。今録當時功令如下：
淳熙重修文書式
玄，胡涓切。懸、縣、泫、訇、胘、眩、獧等二十字。
朗，盧黨切。悢、烺、閬、浪等二十字。
匡，去王切。筐、眶、恇、劻、廷等十八字。
胤，羊晉切。酳、靷、引等十七字。
炅，古迥切。熲、炯、耿、扃、憬等十六字。
恒，胡登切。峘、姮等四字。
禎，陟盈切。楨、貞、偵、徵、旌、癥等十三字。
曙，常恕切。署、抒、藷、薯、樹（殊遇切）、豎、澍、贖、屬等二十六字。
頊，呼玉切。旭、勖等七字。
煦，吁句切。昫、酗、休、呴、咻等十三字。
佶，極乞切。姞、郅、鮚、吉（其吉切）、咭等十一字。
桓，胡官切。瓛、完、丸、院、洹、汍、紈、綄、芄、莞、萑、鸛、莧、狟、皖、垣等四十九字。
構，古候切。遘、媾、覯、購、篝、韝、姤、詬、逅、鴝、句、雊、鉤、岣、穀、彀、够等五十五字。
眘，時認切。慎、蜃等七字。
惇，都昆切。敦、墩、邨、鶉、錞等二十四字。内鶉、錞二字，並系殊倫切，與淳字同音，不合回避。若作都昆切，即係與今廟諱同音，合各從經傳子史音義避用。
擴，闊鑊切。廓、郭、鞹、鞟等十七字。
昀，俞倫切。匀、畇、馴、巡（《尚書》巡狩徐邈讀）等七字。(40)
避諱是爲了加强封建統治者權威而形成的一種陋習。但是各朝代避諱寬嚴程度不同，諱字也不一樣，人們正可利用這一點來鑒定版本。今略舉數例。如清錢大昕《答盧學士書》云：
讀閣下所校《太玄經》云：向借得一舊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禄官分左右，唯東都元祐、南渡紹興至乾道爲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爲左，任子爲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勾當公事爲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當字，多易爲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41)
再如涵芬樓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後漢書》，“桓”字作“淵聖御名”；而“構”字則作“今上御名”，知爲高宗時刊本。
通過避諱字還可以發現書的補版情況。清錢大昕又論宋本《東家雜記》云：“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嫌名。間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葉。辨宋板者當以此決之。”(42)
利用諱字鑒定版本同樣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書估往往剔除某些字的末筆，使人覺得原是避諱闕筆。其無闕筆者，則甚至另刻書頁或僞刊年號以作僞。如清郭麐云：
近時貴宋板書，於是作僞滋多，有以明人及近時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紙作舊色，其無缺筆者或另刻一二頁，或僞刊年號以實之，而鑒别收藏家争考偏傍字畫齗齗如也。(43)
二是各個時代避諱的寬嚴程度和方式不盡相同，同是宋代，家刻本、坊刻本就没有官刻本那麽嚴，有的字避，有的字不避。如繆荃孫指出：“宋刻避諱，監本、官本最爲慎重，家刻、坊刻多不拘，近人專求避諱以辨宋刻，往往貽誤。”(44)王國維在《詩人玉屑》二十一卷的題跋中就談到過這種情況：“宋本於宋諱，唯貞字皆缺末筆，餘如曙、桓、構、眘、惇等均未嘗避。然如十九卷第五頁姬缺筆，乃避度宗嫌名，則剞劂當在咸淳、德祐間，或竟在宋亡以後。於故主之外，但避貞字，仁宗德澤入人之深如此！”(45)偶然還有全不避諱的，如《寶禮堂宋本書録》所著録《四明續志》，即其一例。
三是翻刻古書照樣翻刻諱字，或者後朝人刊刻前朝人的著作，也故意避前朝之諱。如明張志淳云：“元滅宋後，元刻諸史，如殷、敬、恒、桓、構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不改。”(46)再如明嘉靖丙午（一五四六）武進蔣孝刻的《陶靖節集》，殷、敬缺末筆，而且每卷末記字數，也和宋刻相同，若單憑諱字鑒定版本，將會誤明刻爲宋刻了。魯迅在《關於三藏取經記等》一文中，認爲某朝諱字缺筆即爲某朝刻本的觀點是形式主義的版本研究方法。他指出直到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而遺老們所刻的書，儀字還“敬缺末筆”；非遺老們所刻的書，寧字、玄字也常常缺筆，或者以代寧，以元代玄。這些都是在民國而諱清諱不足爲清刻本的證據。他還從内容的考證上訂正了著名版本學家單從形式上下功夫而造成的判斷錯誤：“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易林注》殘本（《四部叢刊》已影印），恒字、構字都缺筆的，紙質、墨色、字體都似宋，而且是蝶裝，繆荃孫氏便定爲宋本。但細看内容，却引用着陰時夫的《韻府群玉》，而陰時夫則是道道地地的元人。”(47)
所以，在鑒定版本時，除注意避諱字外，還應兼用其他方法，綜合考辨。但檢查避諱字畢竟是鑒定版本的有效方法之一。今製宋至清歷代帝王諱字簡表，以備檢查：(48)
續表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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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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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代諱字，詳見王彦坤編著之《歷代避諱字彙典》，有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
第四節 版式
版式指書版的樣式，可大致分爲邊欄、行款、書口三部分。首先，不同時代雕刻的書，其版式有着不同的特點。其次，同一種書，各種版本的版式也有許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研究版式也是我們鑒定版本的方法之一。
一 邊欄
關於邊欄，日本島田翰云：“宋之初，去古未遠，其刊四部之書，以其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尚是則烏絲欄界之舊，大抵用單邊畫。其非觀美也，則有左右雙邊。宋之南渡，流風既遠，古法幾乎息矣，於是始有四周雙邊。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經》、巾箱本《周禮》、景德本《儀禮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本《禮記注疏》，則界用四周雙邊。而祕府《尚書正義》則汴時刻本，則畫以左右雙邊，而修版則多四周雙邊。是四周雙邊固非古法，而左右雙邊，亦未可謂得舊樣也。《考槃餘事》云：宋本無四周雙邊之書。不知宋中葉已有之，故舉以正之。”(49)據其所考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這三種形式在宋代皆已出現。就現存宋、元本書來看，宋本多左右雙邊，元本多四周雙邊。正因爲從宋代開始，邊欄的三種形式都有，所以不能以此作爲鑒定版本的可靠依據。
但有一點却是可以作爲可靠依據的，那就是版框的高廣。翻刻本與原刻本行款往往相同，但它們版框高廣的長度一般都有差别，據此即可判斷出它們是不同的版本。首先記録書籍版框高廣尺寸的是繆荃孫編纂的《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此後，不少版本學家踵而效之。如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也以營造尺爲度量單位，在每書的扉葉後面特記原書版框高廣各若干寸若干分。營造尺是清代工部營造所用的尺，合零點三二米，爲當時的標準長度單位。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采用公制長度計量單位記録版框的高廣，就更加精確、方便。例如《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詩類著録的三種《詩緝》均爲三十六卷，行款皆九行十八字，印記、牌記、序相同處亦多。但其高廣一爲十九點五乘十三點六，一爲十九點一乘十三點六，一爲十九點二乘十三點六。再校核其他不同之處，即可證明它們並非同一版本。
二 行款
行款是指每葉雕版書的版面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通常以半葉計算。
書有行款，源遠流長。殷滌非、羅長銘介紹一九五七年在安徽壽縣出土一件鄂君啟金節道：“鄂君啟金節是用青銅製成，它的形體極像今日文具中的竹製臂擱，中間有一個竹節，分器面爲兩段，上長下短。器面上鏤刻八條陰文直綫，以爲錯金字的直格。”(50)王欣夫説：“考金文中有格綫的，如克鼎有陽識方格，宗婦鼎有陰識方格，與此金節的八條陰文直格，都爲了鏤錯文字的方便，而這八條陰文直格，已創造了後來版本行格的先例，談版本學的不可不知。”(51)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大部分畫有朱色行格。這是現存最早的朱絲欄。敦煌發現的唐卷子本絶大多數有類似今天鉛筆所畫的行格。雕印本繼承了寫本的傳統，大多數皆有行格。
從表面上看，各朝代刻書的行款是無規律可尋的，據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宋本每半葉四行至十六行皆有，甚至有十九行、二十行的。然正如屈萬里、昌彼得所説：
官府及各家所刻書，其行款亦往往各有其定式。如北宋單疏本（南宋覆本同）群經義疏，每半葉皆十五行。小字本正史，每半葉皆十四行。中字本者皆十行。蜀刻七史（今傳本是否蜀刻，尚待論定）半葉九行。宋浙東茶鹽司所刻諸經注疏皆八行，建刻注疏則十行。書棚本唐人詩集及宋人江湖小集，皆十行十八字。元九路所刻諸史，皆十行二十二字。(52)
此外，每書的各種版本，其行款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百衲本《史記》，傅增湘云：
其版刻凡六種：其一曰蜀大字本三十九卷，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其二曰宋黄善夫本，四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雙行，二十三字，細黑口，雙闌，版心上方記字數，避諱至桓字止，右闌外記篇名，每卷後記史若干字，注若干字；其三曰中統本，四卷，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宋諱不避，版心下方間記人名一字，左闌外記篇名；其四曰元彭寅翁本七卷，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黑口雙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左闌外記篇名；其五曰大德九路本，二十六卷，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版心記字數及刊工姓名，上魚尾上記饒學、番學、番江路學、樂平、錦江等字；其六曰南監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注雙行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53)
有時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其行數相同，字數也可能會出現差異。例如《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詩類所載《韓詩外傳》十卷，明嘉靖間刻本爲九行十八字，明野竹齋刻本爲九行十七字，《漢魏叢書》本爲九行二十字。
正因爲某時某地所刻書在行款上大體有規律可尋，而一書多刻，行款也常有差異，所以人們往往通過對行款的研究來鑒定版本。如葉啟勳《論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云：“《歐陽居士集》，目載爲元刊本。此非元刻，其行款、字體、墨欄均同余家藏天順六年（一四六二）錢溥序刊本。蓋經書估割去錢序僞充，沿《天禄琳琅》之誤，定爲元本。亟宜補入錢序，以還其真。”(54)又王重民《跋萬玉堂本太玄經》云：
此本已印入《四部叢刊》。《四部叢刊書録》引何義門云：“嘉靖中郝氏所刊。”按嘉靖甲申郝梁翻宋本十行十八字，與此本行款不同（此本八行十七字），蓋何氏誤以兩本爲一本也（陸氏《儀顧堂續跋》卷九誤同）。此本《釋文》末葉下書口刻“海虞周潮書”，則當爲常熟所刻。(55)
此外，宋刻每行字數往往多寡不一，是倣古卷子本體式。宋元刻本的字豎看整齊，横看常不整齊，而明清刻本因爲雕印水平的提高，其所刻字豎看横看基本上都是整齊的。
正因爲研究行款對鑒定版本十分有用，清末江標因而創作了記録宋本和元本行格的專著《宋元本行格表》。葉德輝云：“宋板書，行少者每半葉四行，行八字（如寶祐五年陳蘭森所刻《干禄字書》）。行多者每半葉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宋刻《九經》白文）。吾友江建霞標，著有《宋元行格表》二卷，余爲校補，刻於長沙，言版片者奉爲枕中鴻寶也已。”(56)
由於行款可爲鑒定版本提供依據，故藏書家著録宋元刻本必詳記行款，已成爲定例。
三 書口
書版中央不刻正文的部位稱版心或書口，因爲宋元時代通行蝴蝶裝，此部位朝裏，故名版心，宋元以後書籍改爲包背裝、綫裝，此部位朝外，故改稱書口。關於書口的名詞術語，已見本編第三章第五節。
人們早就注意到了書口的時代特徵，如明初葉盛云：“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如此。”(57)葉德輝復日本松崎鶴雄書所論尤詳：
大抵雙綫白口多宋版。單綫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尚黑口，嘉靖間多從宋本繙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重不亞宋元，蓋以此也。大抵此類版心，書名祇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國初猶然。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祇刻一横綫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黑綫，如元張伯顔本《文選》，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類。此則匠人以意爲之，不爲定式也。耳子以識書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經三傳，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經本，其式猶存，他書則罕見。(58)
葉氏所論，尚有可商之處，如書耳的出現，就還要早些，但總的來説很有參考價值。
此外，翻刻本同原刻本相比，版心常有變化。毛春翔説：“明馮紹祖校刻《楚辭章句》，原刻版心下方有‘杭州郁文瑞書’六字，翻版没有此六字。萬曆本《龍谿王先生語録》卷一第一頁，版心下方題：‘秣陵楊應時書，梅仕見刻’，翻版照樣刻下。經核對，則翻板板匡高半字，而刀法笨拙異常。”(59)
正因爲書口具有時代特徵，翻刻本在書口上往往有變化，人們便可以利用書口來從事版本鑒定工作。如葉啟勳《論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云：“《古文苑》，目載明成化刊本。此實嘉靖重刊白口本。余家藏成化壬寅張世用刊本爲大黑口，字體墨欄極其古樸，首有張琳序。”(60)又杜信孚自序其《明代版刻綜録》云：
《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宋胡次焱撰，明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胡璉刊；又有嘉靖二十三年胡陞刊本。前人往往定爲一個版本，其實不然。胡璉本之排列：一賦，二樂章、詩，三序，四記，五論議，六説、銘，七跋，八啟、札，九附録、詩、跋、啟、告文，十書，書名在魚尾上方。胡陞本之順序：一序，二記，三論，四説、銘，五賦，六樂章、詩，七跋，八書、啟、札，九附録、詩、跋、傳、啟、告文，十書，書名在魚尾下方。兩者判然有别。
利用書口鑒定版本有兩點應加注意。一是書口雖具時代風格，但也有例外。例如一般認爲大黑口本爲元代或明初所刊，其實南宋末年與明嘉靖以後也有黑口本。黄丕烈跋《新定續志》云：
啟包見板口闊而黑，視之則《新定續志》是也。心疑爲非宋刊，即持示同人。賣書人如錢聽默，藏書家如周香巖，皆素稱識書者，然但詫爲未見書，而宋刻與否，初不敢以意定也。惟西賓顧澗薲，與余賞析，謂非宋刻而何？因思余所藏《中興館閣録續録》，有咸淳時補版，皆似此紙墨款式，間有闊黑口者。可知宋刻書，非必定白口或細黑口也。(61)
又元刻黑口是最常見的形式，如孫慶增《藏書紀要》第二則《鑒别》云：“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脚、行款、黑口，一見便知。”但元代也並非没有白口本，如元刻《玉海》、元官刊大字本《大元一統志》、元至正四年（一三四四）集慶路儒學溧陽州學溧水州學刻《金陵新志》皆爲白口。(62)所以我們要注意例外的現象。二是要謹防書估在書口上作僞。《天禄琳琅書目》卷七著録明覆宋相臺岳氏本《春秋經傳集解》云：
此本寬行大字，橅刻極精。書賈得之，遂僞作“咸平辛丑刊”五字，補印於板心上方，以當宋槧。不知墨色濃淡，一望可知。且其中有不能容五字者，其咸字已印出邊欄之外，而刊字復縮其結體，用筆墨補填於下，心勞日拙，此之謂也。
葉德輝也認爲“《天禄琳琅》後編所載宋版書，不如前編之可據。如……卷五之《重廣補注黄帝内經素問》二十四卷第四部，每板心有‘紹定重刊’四字。宋版亦無此體式，且有元號無年月。即元、明兩監補修宋本諸史不如此含胡。蓋板心四字必書估僞造，加印其上，斷然可知”。(63)
第五節 紙墨
印書所用之紙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所以對紙進行研究也是鑒定版本的手段之一。
唐代用來鈔書的主要是四川麻紙。宋、元時代，四川仍用麻紙，北方則兼用桑皮紙，浙江地區的官刻多用皮紙或麻紙。潘吉星説：“經國子監校勘的書多在杭州雕版，用浙江桑皮紙印刷。”“南宋臨安府刻《漢官儀》（一一三九）用皮紙”，“元代浙江官刻本《重校聖濟總録》（一二九九至一三〇〇）是用樹皮麻料的混料紙。”(64)而經藏與坊刻本則漸用竹紙。福建盛産竹紙，清郭柏蒼《閩産録異》云：“延、建、邵、汀皆做紙，凡篁竹、麻竹、綿竹、赤梘竹，其竹穰皆厚，擇其幼稚者制。”復云：“建陽扣土人呼爲書紙，宋元麻沙板書，皆用此紙。”(65)潘吉星又説：
建本幾乎絶大部分是用竹紙，如北京圖書館藏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史記集解索隱》、紹興戊辰（一一四八）《毗盧大藏》、元代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建陽鄭氏積誠堂刻《事林廣記》、元天曆庚午（一三三〇）《王氏脈經》、至順壬申（一三三二）《唐律疏議》等建本，其用紙經筆者鑒定，都是竹紙。而北宋明道二年（一〇三三）兵部尚書胡則印施的《大悲心陀羅尼經》則是傳世較精良的竹紙刻本。又咸淳二年（一二六六）磧砂藏本《波羅蜜經》，也用較好的竹紙刊印。(66)
明、清時的造紙槽坊大多分佈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因爲南方各省盛産竹材，所以所造多爲竹紙，其中以江西、福建的毛邊紙與連史紙最爲普遍。
對紙可以采用化學方法或物理方法來鑒定。晉、唐古紙，紙面大多呈現因老化和多次裝裱而引起的自然泛黄和發灰現象；宋紙間亦有之，但程度稍淺些；元、明、清紙則程度更淺，甚至有白度不減當年的。作僞的紙，正反面和表裏顔色不匀，老化程度甚淺。將作僞的紙和有年代可查的古紙在高倍放大鏡下對照觀察，是可以識别出來的。如潘吉星説：
據筆者作物理檢驗，如北京圖書館藏北宋開寶藏《佛説阿維越致遮經》（九七三年刻，一一〇八年刊行），就是用高級的桑皮紙，雙面加蠟，染黄。南宋中期廖氏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是細薄白色桑皮紙。南宋景定元年（一二六〇）江西吉州刻《文苑英華》、咸淳《臨安志》（約一二七〇）及元代茶陵刻本《夢溪筆談》，則用的是楮皮紙。(67)
有的再生紙也能鑒定出來，譬如潘吉星鑒定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嘉定年間（一二〇八至一二二四）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是楮皮紙，紙漿中含有故紙，顯然是用廢紙加工而成的。
其次可以看紙的簾紋。簾紋分簾條紋和編織紋兩種。簾條一般用細竹條，無竹條可用芨芨草或萱草莖代替，通常用生絲或馬尾把簾條編織在一起。研究簾紋應當從竹條紋的寬度、編織紋的間距入手。有的宋紙簾紋中的編織紋間距是相等的，約爲一點八至二厘米。魏隱儒説：
白麻紙正面潔白光潤，背面略顯粗糙，有草棍紙毛粘附，質地細薄，堅韌耐久。如不着潮水濕，經久不會變質。黄麻紙色略黄，有的比白麻紙略厚，其性能與白麻紙仿佛，看起來似稍粗糙。無論白、黄，紙紋（也稱簾子紋）都比較寬，約一指半左右。也有紙紋不太明顯的。(68)宋代印書多用這兩種紙。遼、金和元代初期印書，與宋代末年用紙大致相同。據傳本所見，使用黄麻紙漸多。到元代後期，印本大多用黄麻紙。這時紙紋變窄，約一指左右。(69)
此外，地域不同簾紋也不同，例如福建紙簾紋間距小於江西紙。中國紙與外國紙簾紋也可能不同，如宋和宋以後的高麗紙是從朝鮮進口的，這種紙多是粗條簾紋，編織紋間距比國産桑皮紙要大。
再次是檢查紙背。黄丕烈於《蘆川詞》二卷題識云：
宋本每葉紙背大半有字迹，蓋宋時廢紙多值錢也。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册籍。偶閲之，知是宋時收糧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户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户籍、官銜略可考見。粳、糯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紙角截殘，印文模糊，不可辨識矣。古色古香，不徒在本書楮墨間也。(70)
又其跋《北山小集》有云：“書友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決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獨不見其紙爲宋時册子乎？’”(71)葉德輝也指出了這一點：“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也。”(72)明初也喜用廢紙印書，黄丕烈跋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云：
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細，人皆以爲宋刻；余獨謂不然。書中惟祖宗二字空格，餘字不避宋諱，當是元刻中之上駟。至於印本，當在明初。蓋就其紙背文字驗之，有本班助教廖，崇志堂西二班，學正翁深，學正江士魯考訖，魏克讓考訖，正義堂，誠心堂西二班，民生黄刷卷，遠差易中等，《論語》《大誥》云云，雖文字不可卒讀，而所云皆國子監中事，知廢紙爲監中册籍也。(73)
有些紙背還鈐有紙張生産單位與使用單位的印記，這也爲鑒定版本提供了依據。據日本《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載宋福州開元禪寺刻的佛經，如《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紹興戊辰年刻，紙背捺有“開元經局染黄紙”大方印，這是宋刻宋印的大好證據。(74)
我們在利用紙張鑒定版本時，也要注意書估作僞。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云：
近日作假宋板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板書，特鈔微黄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槌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綫燒紅，鎚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蠱人，莫可窺測。
可見紙是書估作僞的重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四《斜川集》提要云：
此集乃近時坊間所刊。其本但有邊闌，而不界每行之烏絲。此本染紙作古色，每葉補畫烏絲，而僞鎸虞山汲古閣毛子晉圖書一印，印於卷末。蓋欲以宋版炫俗。……案劉過《龍洲集》中所載之詩與此盡同。蓋作僞者因二人同名爲過，而鈔出冒題爲《斜川集》，刊以漁利耳。
此外，如屈萬里、昌彼得所説：“舊版流傳既久，後人重印，自用後世之紙張，如三朝本者，固比比皆是。而後世仿宋之本，以故宋紙或特仿造宋紙印行者，亦往往而有。”(75)因此在鑒定版本時，注意用紙的情況祇是方法之一。
各時代印書用墨不同，因此有的版本學家也將對墨的分析，作爲鑒定版本的輔助手段之一。
宋本用墨質料精良。其特點是顔色黑，有香味，雖經水濕而無浸染之迹。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云：“藏書以宋刻爲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宋墨亦如後世，用松煙或油煙製造，但工藝精良。明屠隆云：“北墨多用松煙，色清而淺，不和油臘。……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煙。”(76)人們在鑒賞宋本的時候，總是特别注意到它的古色古香的紙和墨。如《天禄琳琅書目》卷二論宋版《南華真經》云：“此書版高不及半尺，而字畫倍加纖朗，紙質墨光亦極瑩緻。乾隆御題云：‘蠅頭細書，紙香墨古，誠寶迹也。’”又卷三論宋版《唐文粹》云：“北宋寶元二年臨安孟琪刻。乾隆御題云：‘字畫工楷，墨色如漆。觀此知有宋一代文化之盛，物力之豐，與其工藝之精，斷非元以後所能得其彷彿。’”
元代用墨比宋略遜。故高濂《燕閒清賞箋》云：“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綫。紙鬆刻硬，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
明代用墨較差，尤劣者多以煤和麵粉代墨汁印書，色淺，易浸染脱落，使版面模糊成爲大花臉，見本章第一節。清代製墨原料較精，因此書籍用墨也較明刻本爲勝。盧前《書林别話》述近代製印書用墨之法云：
印書始於製墨。製墨之法，取炭窑之窑煙，化牛皮膠爲水，和之，成厚粥狀，調之以酒，儲之半月，成稀麵糊，將墨粥揉匀，盛入缸藏之。至時霉天，則臭氣四溢，然必經三四時霉天，始能用也。倘即用之，則墨色必浮，觸之則糊。是墨愈久而愈佳。印書時，必先用馬尾篩破水瀝之。渣滓可以傾去，取其餘印書。(77)
正因爲墨色有時代的差别，而且新印本的墨色也不同於古舊圖書，所以版本學家往往也利用墨色來鑒定版本。如施廷鏞説：“明崇禎癸酉吴郡趙均得宋嘉定時陳玉父本《玉臺新詠》摹刻以傳，刻寫精雅，楮墨明湛，當時稱爲佳槧。一九二二年壬戌南陵徐乃昌影寫趙本，付黄岡陶子麟精刻傳世，有以明版書之空白附頁，捺去牌記印充趙刻以惑人。這在紙張、字體均不易鑒别出它是捺印本，但墨色猶新，還是可以看出的，若知徐氏刻有此書，取以對勘，更可確定了。”(78)
第六節 字體
古代刻書的字體受到時代風氣與傳統習慣的影響，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所刻的書，其字體往往呈現不同的特色，前已略述梗概。
北宋刻本現存不多，從《中國版刻圖録》所著録的北宋刻遞修本《漢書注》(79)及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北宋刻本《後漢書》的書影來看，其字體方正，筆畫匀稱，多祖歐陽詢體，可與歐書《九成宫醴泉銘》等傳世石刻對照。
南宋刻書通行歐陽詢、顔真卿、柳公權諸家之體，但各地區刻書所用字體不盡相同。杭州地區刻書可以説是清一色的歐體。這是因爲北宋監本多送杭州雕版，北宋本采用歐體對浙本自有影響，而歐體布局整齊，字劃瘦勁，棱角分明，便於施刀，也受到了刻工們的歡迎。浙本早期所用歐體字稍肥，陳氏書棚本等中後期出版物筆劃轉瘦，字形略長，廖瑩中家刻韓、柳集清瘦而秀發。(80)宋代閩本的字體也具有鮮明的特色。總的看來，它是在柳體的基礎上改造而成。其大字吸收了柳體結構匀齊、用筆挺拔、筆鋒鮮明的長處，但爲了便於雕刻，其筆劃又明顯地改爲横細豎粗。其小字所有筆劃皆一樣纖細，少有變化，雖不甚美觀，却相當清晰。閩本字體仿柳公權，可對照柳書《玄秘塔碑》。(81)蜀本的大字本與小字本的字體不同。《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蜀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間架開闊，點畫偏肥，顯得雄渾樸厚，是比較典型的顔體，而且其正文大字與注文小字字體完全一致(82)，不像建本那樣有明顯的區别。而今傳宋蜀廣都費氏進修堂刊本《資治通鑑》，宋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字體則在顔柳之間。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宋本字體並非酷肖一家，而是兼采諸家。錢基博云：
儻有參以他種筆意者，則尤名貴。如王世貞跋元趙孟頫松雪齋班、范二《漢書》云：“有歐、柳筆法。”《皕宋樓藏書志》載宋禮部官書《六韜》六卷，云“字畫方勁，有歐、顔筆意”。北京圖書館藏有宋淳熙三年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殘册，書法秀整，體兼顔柳，皆罕品也。(83)
就一般情況而言，元代及明初刻本字多采用趙孟頫體(84)，但也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元代初期，書法猶是宋金遺風，刻書字體近似，因此人們從字體去鑒定版本時，常把元初刻本誤作宋本著録。二是各地區刻本可能仍保留原有字體的風格，如元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書蔡氏傳旁通》、元泰定元年（一三二四）麻沙吴氏友於堂刊本《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即參有柳體特點。三是覆刻本自然保留原書字體，如相臺岳氏本經注係覆刻廖瑩中本，所以全作歐體。此外，元刻通俗文藝作品常有簡體字。
明刻本字體，大致可分爲明初、明中葉、晚明三個階段。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期，字體仍宗趙孟頫，已如前述。明中葉是指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前期。關於這個時期明刻本字體，屈萬里、昌彼得認爲：
正德中葉以後，覆刻宋本之風漸盛。而爾時習尚，最重詩文。唐人詩集，宋時以臨安陳氏書籍鋪所刻最多，故正嘉間覆刻唐人詩集，率祖書棚本。(85)書棚本字爲率更體，翻刻時亦效其體，於是風氣一變。正德十二年震澤王氏所刻《孫可之文集》，嘉靖間朱警所刻《唐百家詩》可證也。爾後梓人爲便於施力，漸變而成横輕豎重、板滯不靈之匠體字，即今人所謂宋體字者。此類字體，始於隆、萬之際，後乃通行。(86)
萬曆以後稱晚明。明中葉所形成的宋體字，越變越呆板，但是由於它既呆板便於雕刻，又清晰便於閲讀，所以在晚明得到了普遍采用。由中葉到晚明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以寫體上版，筆意頗似董其昌，如趙均刻《玉臺新詠》、金陵世德堂刻《西游記》、繼志齋刻《雷轟薦福碑》等，均顯得流麗生動。
清刻本的字體沿晚明舊規多用宋體字。(87)康熙、雍正以後，覆刻宋元本之風復盛，於是自刻詩文集喜精楷上板，這種與宋體字相對的字體在清初被稱爲軟體字。(88)
因爲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單位刻的書，其字體往往是不同的，所以人們往往利用字體來鑒定版本。如清錢謙益《跋坡書陶淵明集》云：“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爲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雄秀，絶似司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無疑。鏤版精好，精華蒼老之氣，凛然於行墨之間，真稀世之寶也。”(89)這是通過字體鑒定版本的例子。有的版本學家還利用字體來識别僞本。魏隱儒曾舉一例：
《類編標注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卷，宋馬括編。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四周雙邊，上下黑口，雙魚尾。前有淳祐辛亥黄晷序，總目後有長方雙行牌記題：“時景定甲子春刊於梅溪書院。”按此牌記而定版刻年代，理應可靠，當係宋本無疑。若按字體却又不像。查《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著録有元刻明印本、元刻巾箱本、正德辛巳本、萬曆丙午本等，與此亦不相合。再查《書林清話》梅溪書院條，梅溪書院創於元大德間，因而發生疑惑，發現牌記右上方鈐一長方朱印，按藏家習慣，在牌記上鈐印無甚道理，絶少前例。經細審，玄虚就在此處，識别出係挖“泰”字補“景”字，用鈐印法以作迷霧，障人眼目，混爲宋本。景定甲子爲宋理宗景定五年（一二六四），泰定甲子爲元也孫鐵木兒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挖補工巧，又覆蓋閑章，如此作僞，把刻年提前八十年，由元入宋。若不從字體、印章的疑點着眼，孤立地相信牌記，是靠不住的。(90)
魏隱儒還見過一部《楚辭章句》，從牌記、諱字等情況看應是宋本，但在審閲過程中感到牌記字體不是宋人筆意，似是挖補嵌上的。經過仔細研究，發現它是明隆慶年間夫容館刻本。
我們對歷代刻本字體的介紹僅就一般情況而言，而實際上不少刻本的字體同時代風尚、地區特點往往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我們不能單就字體判定版本，還要輔以其他方法，做些必要的考訂工作。毛春翔云：
明板書字體，嘉靖、萬曆截然不同，這是就江南本説的；若北方刻本，則不相類。如嘉靖初年，山東濟南刻的《黄帝内經》，書中無刻版年代，僅卷端有“歷城教諭田經校刊”一行，字作趙體，很像元板樣子；若書商挖去田經一行，冒充元刊，很容易被瞞過。後經查山東志書，知田經任歷城教諭，在明嘉靖初年，刻書時代乃定。論其字體，校之江南嘉靖本字體，相去甚遠。又如祝允明《懷星堂集》，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刻，字體風格，極類嘉靖本，若抽去前序，則皮相之談者，必以爲嘉靖刻。同爲江南本，也有這樣情況。又葉子奇《草木子》，正德刊本，董傳性《詩史》，萬曆本，字體皆與常見嘉靖本同。這類刊本，如有遇見，不可不慎爲區别。(91)
版本學家常利用字體來鑒定版本，書估自然也會利用字體來作僞。魏隱儒曾舉例對此有所説明：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王延喆翻刻宋本，刻印俱佳，頗有名氣，世稱“王本史記”。又有明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秦藩朱惟焯鑒抑軒翻刻宋本《史記》。兩者同出一源，皆覆宋建安黄善夫本。……書商常將此二本作僞，手法多是抽掉刻序，挖去牌記，以其字體很像宋刻。最近發現幾册殘本，藏家著録爲宋本，實則震澤王氏本冒宋。鑒定《史記》一書，尤宜審慎。(92)
可見，字體雖然可以鑒定版本，但還必須綜合運用其他方法，才能獲得可信的結論。
第七節 原書序跋
一般古書都有序跋。序通常刻在卷首，跋則在卷末。序跋除叙述該書内容、編著意圖外，往往還介紹書的版本源流、修訂情況以及刊印過程，末署序跋作者的姓名和撰寫時間。序跋的撰寫時間同書的刻印時間往往相差不遠，因此序跋對鑒定版本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初王璲撰《青城山人詩集》八卷，該書有王鎧後序一篇，即爲鑒定版刻年代提供了確切的依據，兹録於下：
右《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接交當時海内儒碩非一，往來倡酬，靡不見之賦詠。自入國朝，登仕籍，洎升翰林，聲光益著。其製作特盛，然兩爲回禄所虐，稿皆殘缺。所幸别或收貯，得十之二。閲歲既久，鎧以菲才宦游古汴，束以自隨，公暇因掇拾分類，繕寫一帙，有外集者附之，藏之篋中，家居以來，罔敢失墜。偶姻好華君彦謀過而見之，三復嗟嘆，遂於内各删百首，命工刊次。嗚呼！大父文名蓋一世，著述布天下，而遺稿灰滅無幾，又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使有於後哉？實子孫不肖，不能繼述先業之所致也。今大父殁餘三十年，而一旦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寶劍之起於重淵，必有待其時歟？彦謀讀書好義，嘗輯其族譜諸集行世，足羨故家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時正統十二年嘉平望日孫鎧謹識。
讀此，我們不僅知道該書爲明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原刊本，而且還知道它寫作、編輯、刻印的大致情況。
跋的作用也類此。如《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古三墳書》，卷末有三衢沈斐刻書跋文四行：“余家藏此《古三墳書》，而時人罕有識者，恐遂湮没不傳於世，乃命刻於婺州學中，以與天下共之。紹興十七年歲次丁卯五月重五日三衢沈斐書。”《圖録》遂據跋文將該書定爲“宋紹興十七年婺州州學刻本”。
根據序跋鑒定版本有時也要經過一番考證。屈萬里、昌彼得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元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卷首有黄公紹序，序末但署“歲尚章攝提十月之望”，不著元號。其字體則筆畫清勁，約在宋元之間。按公紹咸淳元年（一二六五）進士，入元不仕。而序中云“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甚多，恨不及傳”云云，則知此序乃黄氏中年以後之作。尚章攝提格爲庚寅，而元代第一庚寅爲前至元二十七年，此序當是此年所作。公紹以宋人而入元，故但題干支，不著胡元年號也。序作於前至元二十七年，板式字體，又似宋末元初風尚，則此本即當刻於是年矣。
又如吴縣潘氏《滂喜齋藏書記》著録有《音點周禮詳節句解》，云爲宋刊本。記謂卷首有武夷勿軒居序，云“雲坡陳君以魯齋二禮句解屬序”，不著年代。按勿軒居士即熊禾，熊氏號勿軒，建陽人，咸淳十年（一二七四）進士（去宋亡僅五年），授寧武州司户參軍。宋亡不仕，教授鄉里以終。其稱武夷勿軒居士，當爲入元後，以宋遺民隱居閩之武夷，故名。序此書時，亦當在元初，故不著胡元年號。則此書之刻在元初，亦無可疑也。魯齋二禮乃《周禮》《禮記》。“中央圖書館”藏有《音點禮記詳節句解》十六卷，與《周禮》同時所刻。其本刊刻頗精，故潘氏以爲宋刊而未深考耳。(93)
通過序跋，我們不僅能知道版刻年代，而且還能瞭解到版本源流及質量。清錢曾云：
昔者陸孟鳧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録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學宫。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於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大，次第先後，咸以何氏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録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94)
利用序跋鑒定版本有幾點需要注意：
一是如果一書有好幾篇序跋，在通常情況下，刻版時間當以最後一篇爲准。潘承弼、顧廷龍《明代版本圖録初編》卷一著録《歐陽修撰集》八卷，指出：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作永樂丙申（一四一六）刊本，是據唐光祖跋文紀年，不知尚有王克義序撰於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六月朔者，讀吴溥後序有云“今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是必寫梓稽時，至洪熙元年（一四二五）而畢工，當以最後一序爲準也。
因此編者將該書定爲明洪熙元年乙巳（一四二五）十世孫永康丞歐陽齊刊本。
但是，也有利用原版重印而另刻一篇序的情況。毛春翔説：“宋刻書有元人序，須細心研究。如《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宋刻。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因是書有趙文序，遂定爲元刊，其實書中諱字甚多，元人序乃後加，非元刻也。”(95)再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攸縣志》六卷，卷首載有康熙庚申（一六八〇）攸縣知事張潛序，明言用順治己亥（一六五九）刻本重印，只不過是另刻一序而已，故不應定爲康熙本。
二是翻刻本往往將原序也照樣翻刻了，如僅依序跋鑒定版本，也易致誤。施廷鏞曾舉一例：
遼刻書籍據宋沈括《夢溪筆談》裏説：“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無怪其極爲罕見，但是《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八遼版經部著録有《龍龕手鑑》一部，當爲希世之珍。《筆談》又説：“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辨。契丹重熙二年（一〇三三）集。”此本書名與原題有鏡與鑑一字之差别，這是何原故？因鏡字是宋太祖趙匡胤祖父的嫌名，爲避諱而改爲同義的鑑字。此證還不足，再考是書内容，其序中鏡字闕末筆，金部並不載鏡字，木部並不載桓字，宀部完字闕筆。構字闕筆，餘如殷、敬、讓、恒、樹、慎、擴、昀等諱字皆刊落。若真爲遼刻，斷無避宋諱之理，而今本《龍龕手鑑》，題有統和十五年丁酉智光序。統和十五年（九九七）適當宋至道三年，恒、樹、桓、構、慎、擴、昀等字，皆宋太宗趙光義以後各統治者之諱，更無預避之理，此彰明較著之鐵證，編者不察，即謂“書雖不載刊刻年月，而智光序稱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癸亥，當即是時所刊本”，豈不大謬。此《龍龕手鑑》刻於何時？以書中諱字來看，止於宋理宗趙昀的昀字，當是其時重刊本。(96)
三是要注意序跋是否佚失。原位於書前後的序跋，有的因爲古籍流傳既久，偶致破損遺落，有的則是因爲書估故意抽去，僞充古本。序跋佚失後往往導致鑒定版本的錯誤。如張之象在萬曆間刻的《文心雕龍》十卷，有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張之象的序文，而《四部叢刊》影印本所據的本子因缺少這篇序，便誤題爲嘉靖年的刻本。又如《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有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庸愚子序和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修髯子序，商務印書館影印所據本適缺嘉靖元年序文，故誤將嘉靖本題爲弘治本。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春秋類附録《春秋繁露》十七卷，按語云：
葉氏《郋園讀書志》卷二著録此本云：“明初黑口本，猶有宋、元遺風，非萬曆、天啟以下妄改臆補之比也。”此本有嘉靖甲寅（一五五四）趙維垣序，知爲嘉靖間四川布政司所校刻。葉氏謂爲明初，誤也。此本舊題爲“宋板”，尤誤。
葉氏之所以致誤，主要因爲没有看到嘉靖甲寅趙維垣序。
書估作僞抽去序跋是常見現象，我們應格外留心。毛春翔深有體會地説：
書估往往抽去序跋，以元版充宋版者，不可不謹防。如海源閣藏《大戴禮記》，紙極薄而有羅紋，四周邊闌極粗，左右雙邊，板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刻工姓名，惟宋諱敦、慎、讓、敬皆不缺筆，字係趙體，傅沅叔先生審定爲宋刊，且云：“最爲罕祕，恐世無二本。”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到北京，看到是書，審其字體，疑非宋刊。老友陳君恩惠示我另一部同樣書，核對，則另一部前有元至正甲午（一三五四）劉真刻於嘉興路儒學序。海源閣藏本，此序已佚，遂誤定爲宋本。(97)
還有的書估作僞更加隱蔽，他們往往保留原序，而將原序所署時間挖改。屈萬里、昌彼得舉例云：
嘉靖間姚安府刊本《檀弓叢訓》，前有楊慎無年月序，卷末有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張志淳跋，書賈見其黑口，字近松雪體，乃將張跋“弘”字剜去，别於書中割一“至”字，以補其空缺，於是“弘治”變爲“至治”，欲以充元板；而卷前楊序，開首即曰“楊慎曰”云云。書賈之無識，真可笑也！
又如明吕柟所著《横渠張子釋》，前有嘉靖己丑（一五二九）葛澗序，開卷第二行低八格題“後學吕柟鈔釋”。紙質綿而薄，字仿鷗波（引者按：趙孟頫室名鷗波館）。估人欲以充元刻，遂將序文“嘉靖”二字挖去，另於他處取“大德”二字填補之。復將葛澗“澗”字之右邊挖去，另於他處取“徑”字之右邊“巠”字補之；將吕柟之“柟”字挖去，另於他處移一“元”字補之。於是“葛澗”遂成”葛涇”，“吕柟”遂成“吕元”。挖補處以僞印鈐之，幾若天衣無縫。倘不細審，直以爲元刊之罕見秘笈矣。(98)
綜上所述，在通常情況下，版刻時間應當同最後一篇序或跋所署時間相一致。但翻刻本一般都保留原序跋；利用原版重印時常常另刻序跋；因書估作僞等原因，序跋往往佚失或被挖改，所以我們在利用序跋鑒定版本時應詳加審究，有條件的最好能用同書别本來核對。
第八節 内容
除據書籍物質形態的特徵外，還可以根據書籍的内容來鑒定版本的同異、真僞、優劣、是非。前人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今舉例綜述如下：
一 據書名例
後人翻刻書籍往往改變書名，如唐劉肅的《大唐新語》被改爲《唐世説新語》，宋葉夢得的《巖下放言》被改爲《蒙齋筆談》。還有在原書名上增字的，如漢韓嬰的《詩外傳》被改爲《韓詩外傳》，宋姚鉉的《文粹》被改爲《唐文粹》。還有在原書名上減字的，如漢班固的《白虎通德論》被改爲《白虎通》，宋馬永卿的《嬾真子録》被改爲《嬾真子》。施廷鏞指出：“這些書，大部分出自明刻。”(99)
有些刻本，在書名上常冠以“國朝”“皇朝”“昭代”等字樣，以示對當時政權的尊重。而刻有“聖宋”“皇元”“大明”“皇清”等字的，其刊刻時代就更明确。同一書，如果後一朝代再刻，就不再用上述字樣，而改爲某朝。如《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聖宋文選》，宋陳均編《皇朝編年備要》等，從書名冠詞來測定，必是宋刻。如《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重刻宋朝十將傳》，從書名看則知其不出宋代。又如《宋元通鑑全篇》，則從書名可以推知，既非宋刻也非元刻，細審乃是明嘉靖刻本。元孫存吾編《皇元風雅》、元蘇天爵撰《國朝文類》《國朝名臣事略》、元蔡柄編校《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從冠詞看，應是元刻本。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明余象斗撰《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則明刻無疑。《英烈傳》冠“皇明”者是明代刻本，清代刻本就改稱爲“明朝”了。清代刻印的《皇清經解》《國朝先正事略》《昭代叢書》等，都是當代刻當代人著作。(100)
但也有例外，佟鎮凱云：“曾見過一部《皇明通紀直解》的書，原定爲明末刻本，書板的形式特徵全是明末之物，而且書名又題爲‘皇明’，應當説是無疑的了。可是細心翻檢一下，文中有‘甲申殉主忠臣’字樣。‘甲申’爲崇禎滅國之年，顯然該書刻於‘甲申’之後。歷史告訴我們，清朝入關初期，其統治力量尚未擴及全國，一些明末逸民多有刻這類書以寄託他們懷念故國之幽思的。”(101)
二 據卷數例
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其卷數往往互有差異。傅增湘校《宛丘集》跋云：
《宛丘集》世傳卷數，最爲參差：聚珍本《武英殿聚珍版全書》題《柯山集》，五十卷；明嘉靖本（嘉靖甲申龍渠山人郝梁刊本）題《文潛集》，十三卷；鈔本題《張右史集》，有八十二卷者，有六十五卷者，有六十卷者，而《四庫》著録又爲七十六卷。至汪藻所編《張龍閣集》三十卷本，周紫芝所稱《譙郡先生集》百卷本，今已不可得見。蓋編刻之時地不同，傳録之源流遂異。(102)
正因爲一種書不同的版本卷數往往有差異，所以人們能够利用卷數來鑒别版本。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八將《少微通鑑節要》與《歷代通鑑纂要》混爲一談，並在提要中説：“《纂要》當即《節要》，蓋史偶異文。”其實《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兩書判然有别。(103)通過篇、卷、册數是可以審查一部書的完缺分合、版本差異以及被改易的情況的。(104)
三 據目録例
後人在翻刻或覆刻前人著作時，其差異往往從目録中反映出來，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六年（一二〇〇）華亭縣刻本《陸士龍文集》十卷，爲現存陸雲集子的最早刻本，此後又有明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陸元大刻《晉二俊文集》本，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南城翁文麓刻《漢魏諸名家集》本等等。薛殿璽云：
後世刻本與慶元本多有異處，僅就目録而言，以明刻《漢魏六朝諸家文集》本校之，計有下列不同：慶元本卷第二目録，《征東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一首》《大將軍宴會被命作一首》《太尉王公以九贈命大將軍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一首》《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三羊二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一首》，明刻本“一首”皆作“此詩”。《從事中郎張彦明爲中護軍一首》《贈顧驃騎後二首》，明刻本《贈顧驃騎後二首》在前。卷第三，慶元本《贈鄭曼季往返八首》無細目，明刻本在總題之下，列有“鄭答”“陸贈”等八目；《贈顧尚書一首》等六首，明刻本均無“一首”二字；《答吴王上將軍顧處微一首》，明刻本無“上將軍”三字；《贈鄱陽府君張仲鷹一首》，明刻本“鷹”作“膺”。卷第六“頌、贊、嘲”，明刻本無“贊、嘲”二字。卷第七《九愍》題下，慶元本無細目，明刻本列有“九愍、修身、涉江、悲郢、行吟、紆思、考志、感逝、征”等目。卷第八《書》，明刻本無“書”字。卷第九《國起西園第表啓》，明刻本作《國啓西國第表啓》。卷第十《與張光禄書三首》，明刻本無“三首”；《車茂安書》，明刻本“車”前有“附”字。(105)
目録中反映出來的諸如此類的差異，對我們鑒别版本是很重要的。
此外，還要注意挖改目録的現象。《説郛》有多種版本，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陶珽姚安重編刊本流傳較廣。施廷鏞説：
陶珽重編刊本，曾見有幾種，卷數未改變，子目則互有差異，各與其總目相校，又都脗合，有以爲這是版本的不同，但版式、行款、字體無毫髮的區别，這是何故？經審各本子目變化之迹，如卷十三原爲《演繁露》《學齋咕嗶》《李氏刊誤》《孔氏雜説》四種，因《演繁露》已闕，則挖移《孔氏雜談》以補之；如卷二十五中第四《因論》、第五《晉問》兩種已缺，則挖移卷二十四末兩種《緯略》《鈎玄》以補之；如卷十八末兩種原爲《墨娥漫録》《三水小牘》，因其已缺則鏟去其目，但餘痕猶存，可以證之。諸如此類不悉列舉。從這可知各本子目之有差異，是由於每次重印時，版有殘闕，則就原刻總目，挖移子目或剷除之，以掩其失，並非版本的不同，於此可以瞭然。(106)
另一種情況是書估爲了將殘本充足本故意將目録割去。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兩部《新刻瓊琯白先生集》，皆爲明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劉雙松安正堂刻本。但是一部爲十四卷，另一部爲八卷。細審八卷本，“係書商按殘存正文挖目作僞，冒充全書”(107)。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明世德堂刻本《冲虚至德真經》，王重民指出：“此本僅存前四卷，因割去《仲尼》以下篇目，並劉向《叙録》，以圖欺售者。”(108)由此可見仔細檢查目録對我們辨别殘本、足本也是大有幫助的。
四 據人名例
通過對書籍編撰者、校刻者、作序者以及書中出現的其他人所生活時代的考證，也可以鑒定版本。今舉二例：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雜家類《括蒼二子》六卷云：
卷端有《刻括蒼二子序》云：“二先生之書，今學士大夫多能言之，而合梓以傳者，則羅源令楊君意也。楊君括蒼人，固亦櫜奇櫝異者，今且爲令，以高第稱。”謂此合刻爲楊君之意。卷内題：“郡後學文林郎楊瑞校梓。”……考《羅源縣志》，瑞知縣事在萬曆三年（一五七五），則是書蓋刻於閩，時爲萬曆三年與九年（一五七五至一五八一）之間也。《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題“明正德刻本”，誤。
又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録》附《明代版刻淺談》云：
余曾在鎮江市圖書館見有《宋朝道學名臣言行録》一書，書衣上有康有爲的親筆題跋，鑒定此書爲宋本；再看此書總目下第二行有“張鰲山校正重刊”字樣。查張鰲山字仁弼，安福縣人，正德進士，官浙江道御史。從刻者生平，顯而易見此書爲明刻本，而非宋刻本。
五 據地名例
地名隨時代發展而有所沿革，正因爲它具有時代的烙印，所以也可據以鑒定版本。例如今傳世有宋本新編《方輿勝覽》一書，宋祝穆撰，凡七十卷。卷首有嘉熙三年（一二三九）吕午序，一般都根據吕序定爲嘉熙三年刻本，《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八即謂“是書前有嘉熙己亥吕午序，蓋成於理宗時”。楊守敬辨之云：
此本標題於浙西之嚴州，改稱建德府；浙東路之温州，改稱瑞安府；廣西路之宜州，改稱慶遠府；夔州路之忠州，改稱咸淳府。按和父（祝穆字）自序，書成於嘉熙己亥（一二三九）；而改嚴、温、宜、忠等州爲府，在咸淳元年（一二六五），相去二十六年，其爲後人改編可知。(109)
《天禄琳琅書目》，亦著有此書七十卷本，云：“有咸淳丁卯（一二六七）祝洙跋。”又云：“洙稱先君子《方輿勝覽》，行於世者三十餘年，版老字漫，遣工新之；重整凡例，分爲七十卷。……元本拾遺，各入本州之下，新增五百餘條。”(110)顯然此書果如楊守敬所説是重編重刻之本。一般藏書家因爲未見到書後祝洙跋文，又未細審地名沿革，所以誤認爲嘉熙刻本。
因避諱而改地名反映在著作裏，當然也有助於鑒定版本。清錢大昕云：“《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考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爲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爲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爲宋末人也。”(111)
六 據年代例
書籍内容中所涉及的年代對我們鑒定版本尤爲有用。魏隱儒曾舉一例：
《家禮集説》，不分卷，題錫山後學馮善編集。半葉八行，行十八字，四周雙邊，上下粗黑口，單魚尾。薄棉紙，四册。此書流傳極少，各家多不著録，若按字體，頗似元末風格，擬定爲元本。經細審内容，文中有“……維宣德幾年某月甲子朔……”等字樣，當爲明宣德刻本。此書藏瀋陽故宫博物館。(112)
在版本鑒定的過程中，人們都十分注意書籍記事到哪一年止。因爲記事訖止時間一般同書籍編撰出版時間相差不遠。前地名舉例，亦可兼證此點。
七 據官名例
歷代官制不盡相同，官名時有改易，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著作中，所以人們往往能通過官制、官名鑒定版本。如清錢大昕記所藏《顔氏家訓》云：“淳熙中，高宗尚在德壽宫，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間有修改之葉。”(113)又屈萬里、昌彼得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明劉氏慎獨齋刻本《山堂先生群書考索》一書。劉氏刻書，多在正德年間；版式字體，猶略似元本。書賈遂將此本劉氏慎獨齋木記挖去，以充元本。然卷中有“教諭譚璋校正”等題署。而教諭之官，始於明初；據此，即不識板本者，亦必能斷其非元刻也。(114)
八 據體例例
書籍的編纂體例代有不同，所以人們也能據以鑒定版本。清錢曾《讀書敏求記》於卷一經類所著録《春秋公羊經傳何休解詁》十二卷《釋文》一卷云：“此北宋槧本之精絶者，故附釋文於經傳後。若南宋人鏤刻，便散入逐條注下矣。”於卷二時令類宗懔《荆楚歲時廣記》四卷云：“杜公瞻注：流俗本正文與注混淆，此則舊本也。”清錢大昕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指出：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黄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爲何司，然即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於經注，即南宋初尚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内，《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115)
焦桂英、沙莎於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首《標點説明》稱：“在判斷元版《奇效良方》時，孫星衍即根據元人書中‘詔’‘敕’‘上’‘命’等字俱提行寫的經驗，斷定該書爲元時所刊。”
九 據史實例
檢查史實與版刻時代是否相符也是鑒定版本的方法之一。謝國楨爲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寫的序説：“有三兄（王重民）讀書，做事皆極爲認真，所以他著的提要，對於書籍的内容，主要的篇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情況，與所交往的人物，所談的都是確鑿有據，言之成理。尤其是有三兄湛深精思，考訂事物版本具有真知灼見。如我藏有一本繆荃孫批校宋朱彧著《萍洲可談》，經他和覺民兄（向達）審閲，認定是一個僞本，但確是宋人所著的另一部筆記。這樣，既糾正了前人之失，又在宋人筆記中多發現了一部新的著述，實在是一件發潛彰幽的益事。”下面我們就看看王重民是怎樣將《萍洲可談》鑒定爲僞本的。他説：
卷端有無惑（引者案：朱彧字無惑）自序，首句云：“嘉祐五年（一〇六〇），餘解紹倅歸。”餘當爲余字之誤。考《宋史》卷三百四十七，無惑父服熙寧間始成進士，則嘉祐五年，服僅二十上下，無惑或尚未出世，焉得有“解紹倅歸”之事？及檢閲全書，如記李易安卒後事，則又覺太晚（自嘉祐五年至易安之卒約近百年），而最末一條，記寶祐四年（一二五六）事，自著書至記事所止，相距約二百年，爲必無可能之事，遂不得不疑其僞作矣。(116)
書賈也常采用掩蓋事實的方法來作僞。屈萬里、昌彼得云：
書賈欲將後代編刊之書，以充舊刻，往往將書中所叙後代史事或人名割裂挖改。如“中央圖書館”明初建刊黑口本《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前題“後學臨川恕軒黎温編集”。卷二叙孔子襲封之裔，至五十九代孫孔彦縉。而於五十七代孫孔希學，五十八代孫孔鑑兩節，均多所割裂。按彦縉襲封，已逮永樂年間。希學之襲封，殆亦已入明。希學、鑑、彦縉等襲封之年，原書必曾明著；上文於宋元所封各衍聖公，均明著襲封年代，可證。書賈欲充元刻，故將希學等襲封年代挖去。(117)
十 據科研價值例
學者們往往根據科研價值來鑒定版本，其眼光常高於一般藏書家。如盧文弨《題賈長江詩集後》云：
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却，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此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118)
又鄭振鐸談到他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農曆端午節，驅車到中國書店訪書，“見有嘉靖本《萬首唐人絶句》，大喜欲狂，即以半月糧購之”。並説：“此書常見者爲萬曆趙宧光刊本，然多所改易，與原本面目全非。此嘉靖本是從宋本翻雕者，最爲罕見。近來影印本即借北京圖書館所藏此本付照。予方從事唐詩版刻考證，乃不能不收入之。”(119)亦從科研角度判斷版本價值之一例。
第九節 題識與藏印
這裏所謂題識，是指藏書家或其他人在一些書籍的卷首卷末或書的前後副葉上所寫的題跋識語，(120)其内容一般介紹書的版刻時代、内容正誤、收藏源流並獲書經過。因爲這些藏書家及其他題識撰寫者一般都具有豐富的目録版本學知識，他們鑒定的成果歷來爲言版本者所重視。
繆荃孫《蕘圃藏書題識序》云：“其題識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繙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謝國楨序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也説：
故友趙萬里先生嘗對我説：顧（廣圻）批、黄（丕烈）校、鮑（廷博）鈔的書籍和他們所著的題識之所以可貴，因爲書籍經他們考定版刻的年代，評定真僞和當時獲得此書的情況，則此書的源流全都表現出來，給後人讀書或校刻書籍以不少的便利。
正因爲如此，所以人們都十分珍視名家的題識，周叔弢曾談到他獲得已佚的黄丕烈題跋的欣喜之情：
宋刻《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士禮居舊藏，原有黄蕘圃手跋，不知何時佚去。江劍霞氏曾見原跋於趙静涵家……今年春正月北平書友王搢青忽郵寄黄氏《毛詩》手跋兩通，蠹痕宛然，正此書所佚者，其徒喬景熹新得之蘇州，當從趙氏散出。合浦珠還，爲之大喜過望，亟命工補綴，裝之首册；雖索值奇昂，亦不遑諧價矣。(121)
今録黄丕烈題識一則爲例：
唐女道士《魚玄機詩集》，陳氏《書録解題》載其名，其書則未之聞也。癸亥（一八〇三）閏餘之月，五柳主人以書棚本《朱慶餘詩集》易余番錢十圓而去，謂是蘭陵繆氏物，且聞其多宋刻小種，皆善本，惜遲遲散出，大都爲居奇計。余亦利其有，故於其始出也，不惜以重直艷之。既而五柳主人云有《魚玄機集》，亦宋本也。余聞其名，急欲一覩，適五柳主人出弔海，遷延不獲見所謂魚玄機者，方悵然若有所失，忽從他處遇之，即此《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也。書廑十二葉耳，索白銀八金，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稽留者數日矣。至是始許以五番售余，可云快甚。而後乃令《百宋一廛》又添一名書，好事之譏，余竊自哂。此集無别本可對，偶取洪邁《唐人絶句》，韋縠《才調集》本證之，題句亦互異。蓋洪、韋本俱宋刻，而彼有不同於此者，可知宋時亦非一本，烏能執而同之耶？遂用别紙條載其後。是本出項墨林家，尤爲可寶。朱承爵字子儋，據《列朝詩集小傳》，知爲江陰人，世傳有以愛妾换宋刻《漢書》事，其人也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爲其所珍重若斯。沈勁寒不知何人。茶僊一印，更不知其姓與名，俟博訪之。嘉慶八年（一八〇三）三月望春盡日挑燈讀畢書。黄丕烈。
茶僊一印，是義門先生圖章，辛未仲冬獲觀，因附誌於此。(122)
這則跋文寫得極有情致，讀來頗覺親切，也使人感到藏書家聚書之不易。
再如南京大學館藏《新城縣新志》十册，未著纂修者姓名。其第一册末葉有施廷鏞題識云：
新城縣新志，稿本，無纂修人姓名及年份。此稿《詩徵》後，附有全書目録，共十八卷。……現存有職官、選舉、人物、列女、金石、藝文六門，已非完書矣。經與民國廿四年乙亥（一九三五）王樹枏纂之《新城縣志》相校，如金石門《特建紀伽藍功德幢記》末句，初爲“洵有保存價值云”，復易爲“若有鬼神呵護者，後之人其善爲保存焉”，而王《志》悉如所易之文。……原有《五次修志録》，在此稿《詩徵》後，批有“由此處將五次修志姓名序跋各篇取出”之句，是此段不存之因。王《志》卷首有新城王樹枏序，在序後附有識語謂：“《新城續修縣志》，初爲雄縣劉君崇本所纂輯。去歲書成，衆論紛紜，教育局長宋樂山仁齡持其稿就正於余，堅請重新編纂以成巨製。”據此種情況，可以斷定爲王《志》所據之稿本。王《志》纂於民國廿四年，識語謂劉君崇本纂輯，去歲書成，則此稿當爲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劉崇本所纂矣。
這篇識語考出了該志的作者、寫作時間、版本性質、幫助人們認清了它的本來面貌。
名家題識不僅有助於我們鑒定版本，而且也提高了書籍本身的價值。國家圖書館善本組輯《觀堂題跋選録》，序云：
王國維先生一生對史學、詞曲、文字學、考古學以及古書版本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先生去世以後，他的一部分藏書歸於北京圖書館。先生生前，對這部分書曾用過許多本子手自勘校，並從學術體系、版本源流等多方面，對各書做了考證，親手寫成題跋，識於書後，因使這部分圖書的學術價值、資料價值以及版本價值，都顯得格外珍貴。(123)
王氏題識，本編第四章第六節論校本已録一例，可參看。又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紅格舊鈔校本《澹生堂書目》，鈔寫的字比較差，但首頁有“觀古堂”鈐印，並有顧千里、鈕樹玉的識語。顧千里識語云：“此吾亡友袁壽階家物也，丙子（一八一六）春見之揚州坊間，慨嘆購歸，因漫記帙首。思適居士。”鈕樹玉識語云：
嘉慶丙子夏自吴門來廣陵，澗蘋（引者案：顧千里號）出示此本云：“於市肆購得，係故友袁綬階家藏書也。”適有别本，屬對一過。别本甚疏略，不若此本之詳備，兹悉録於上，以見此本遠勝也。六月十六日清晨校畢。鈕樹玉識。
觀古堂是葉德輝藏書樓，顧廣圻、鈕樹玉、袁壽階、葉德輝皆爲清代著名學者和版本專家。此本經它們鑒定和收藏過，其價值立顯。
藏書家還有一個傳統，就是喜歡在自己所購書的卷端或卷内鈐上藏書印。(124)此事起源甚早，唐王建《宫詞》云：“集賢殿裏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真迹進來依數字，别收鎖在玉函中。”(125)從藏書印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該書曾被哪些藏書家鑒藏過，版本的時間下限當早於藏書家收藏時間，因此人們往往也通過藏書印來鑒定版本。
黄丕烈於所藏《唐求詩集》一卷題識云：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此宋刻《唐求詩集》與宋刻《茅亭客話》同得於友人顧千里，云是桐鄉金諤嚴家物而散入他人手者也。從前諸藏書家目録不多見，惟延令季氏書目於唐詩八家條下列其名，今卷中有“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一印，“季振宜藏書印”，又有“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墨書一行，其即延令季氏書目中物無疑。卷端有長方印甚古，惜其文莫辨，似三字，僅末“山”字可識。此外如“危氏大樸與之印”“陶盧顧湄之印”共四印，皆表表可見者。惟“紫薇館”印不知誰氏。通卷僅八葉，而收藏自元明以來皆知寶貴，宜其珍祕如斯。(126)
黄氏從藏書印判定該書爲季振宜書目所著録，並爲元明以來歷代藏書家所珍藏，因此該宋本書的價值得到了確認。
正因爲識語與藏書印對鑒定版本十分重要，所以也出現了書估僞造識語與藏書印的現象，藏書家稍不留心就會受騙上當。例如：
《巴西文集》，不分卷，元鄧文原撰。此書不見刻本傳世，各家所藏皆鈔本。上海圖書館藏有清鮑廷博批校本，而其他藏本也多著鮑氏校字，並在卷尾題識云：“前借鈔振綺堂所藏《巴西文集》，頃觀新倉帶經樓本，計八十餘篇，始悉汪氏藏本未稱完善，尚有缺憾。今托友人重借帶經樓本付手民補録，庶後之庋藏家得窺全豹，豈非快事？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乙未夏四月，以文鮑廷博謹識。”並鈐“以文”朱文長方印，正文首鈐“遺稿天留”朱文方印，“知不足齋鈔傳秘册”方印。題識並非鮑氏手迹，而印章皆係僞作。知見藏有此作僞鈔校題識本者，有科學院圖書館、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十餘處。紙格全同，字亦同出一家鈔工之手，文字略有出入。有的另有金德輿跋，也是僞造。證假爲真，而皆金鑲玉裝，當爲書估所爲。當時曾獲高利。各家都按鮑氏校跋著録，采進時似已受騙，鑒定此類題跋校抄本，尤感費力。(127)
再如陳乃乾所談的一則書林軼事：
光緒末年，杭州文元堂主人楊耀松以六十元從塘棲購得舊書兩大篋。啟篋檢視，但見每册皆蠅頭小字批注滿幅，而無一棉紙書，大爲失望，以爲無利可獲矣。他日試以數册示京估，每册索十元，京估欣然受之。嗣後北京人相繼追踪而來，索購有蠅頭小字之書；傅沅叔亦派專人來杭，所獲較多，兩月之間，銷售一空，獲利兩萬餘金，楊氏以此起家。事後，始有人告耀松曰：“爾所售去蠅頭小字書，皆勞季言批校本也。若持至京滬，每册當值百元以上。”耀松大爲悔恨，因僞刻勞氏藏印，苟得刻本稍舊而有批校者皆鈐之，如是數年，鈐僞印者皆得善價。(128)
陳乃乾還記載：“古書流通處亦嘗僞刻抱經樓(129)等藏印，且雇鈔胥三人，每日以舊棉紙、桃花紙等傳鈔各書，鈐印其上，悉售善價。”(130)由此可見我們在利用題識與藏印鑒定版本時，也存在着一個辨僞問題。
第十節 著録情況
前人在鑒定版本方面做過大量工作，並運用版本目録的形式總結了他們的鑒定成果。版本目録除著録書名、卷數、册數、作者、版本外，往往還兼記牌記、刻工、諱字、版式、序跋、藏印等。(131)像這樣的目録對我們鑒定版本當然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今舉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經部易類一目爲例：
周易玩辭十六卷
八册（《四庫總目》卷三）（北圖）
宋刻本〔十行二十字（二十點三乘十四點九）〕
宋項安世撰。按是書今惟有通志堂刻本，通志堂本翻元大德本，大德本當即從此本出。余持校通志堂本數葉，見其差誤甚多，益知此本之善。卷内有“延古堂李氏珍藏”“讀易樓圖書記”“醒齋真監”“白石山房書畫之印”等印記。
自序〔慶元四年（一一九八）〕
人們在鑒定版本時都十分注意前人目録著録情況，略見本編第一章第二節引孫慶增之説。吴焯曾記朱彝尊竊録錢曾《讀書敏求記》的經過云：
錢遵王（曾）此《記》六百有一種，皆紀宋板元鈔及書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書既成，扃置枕中，出入每自携。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竹垞既應召，後二年，典試江左，遵王會於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約遵王與偕。私以黄金翠裘予侍書小史啟鑰，預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132)
這一傳説不盡可信，但却證明《讀書敏求記》的受到重視，而這又是因爲“遵王此書，述著作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留心搜討不遺餘力，於目録書中洵爲佳著”(133)，被當時人視爲“好古者之梯航”。(134)繆荃孫序《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也説，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他見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大喜捧歸，覓人録副，小小訛脱，見即訂正，並就所見書目，添注眉頭，藏諸篋中，以作枕祕”。(135)學者們搜集目録並加批注的目的之一是便於鑒定版本。
曾經目録著録是版本鑒定的依據之一。謝國楨《春明讀書記》於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大字本《詩集傳》二十卷云：
按是書爲南宋刻大字本，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注同。白口，上有大小字數，下有刻工姓名，白麻紙印，紙白版新，大字悦目，爲海寧吴騫舊藏，後有吴兔床拜經樓識。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及《宋志》俱作《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説》一卷。此書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有元延祐重刻本，流傳至廣，坊間翻刻本始多，併二十卷爲八卷，並删去《詩序辨説》不載，已失其原書面貌，此爲宋刊，極爲可珍。(136)
按語除提到該書在書口、紙張等方面具有宋版特徵外，還特别從收藏和著録情況確定它爲極可珍貴的宋刊本。
書估作僞往往也能利用目録識别出來。苦竹齋主《書林談屑·吴門訪書》有云：
文學山房在護龍街，從外表觀之，尚能保持舊書店之本來面目，惟營業亦極清淡。聞近日售書與無錫江南大學，稍獲濟窘之資。主人江姓，沉默寡言，應對謙謹，惟店夥喜僞作舊刻，私造古今藏書家名章，薰染紙色，改頭换面，矇混顧客。凡與往還者，咸懷戒懼之心。……余訪該肆，主人出示目録一本，首列宋板《諸儒校正唐書詳節》六十卷，黑口，黄紙，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欄綫上有每事標題，又帝紀、列傳俱記其名位於欄綫之左，宋諱缺筆，有海源閣楊氏藏書印，余試細審其紙質與書法，即疑非宋刻，及查海源閣楊氏書目，果無此書，藏書印記顯屬僞造。從各家目録考之，可斷其爲元刻《十七史詳節》本也。(137)
從目録的著録情況還可以看出書籍流傳的多寡，從而判定書的價值。周叔弢於所藏《牧萊脞語》二十卷、《二藳》八卷題識云：
臨清徐梧生祭酒，以藏書之富聞於世，平居矜惜，不輕示人，其書之存定興者，殁逾十年，丁卯秋悉爲書估李文傑所得，凡數千種，乃皆尋常習見之書，惟《牧萊脞語》二十卷、《二藳》八卷，影元精鈔，諸家書目多未著録，只見《四庫全書》存目（知不足齋藏書），及曹氏《静惕堂書目》（作陳仁子《叢脞語》，蓋誤）而已。余遂以重值收之。沅叔三丈聞此書歸余，亟假傳録，亦可見其難得而可貴矣。(138)
特别是那些有解題的善本目録對鑒定版本的價值尤大。黄丕烈在一則題識中談到他曾受到錢曾《讀書敏求記》的啟發：
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 舊鈔本
是書於辛亥（一七九一）歲，從學餘書肆中得來，始余於肆中見是書，携歸繙閲，見有殘缺，心不甚喜，因還之。復偶檢錢曾《讀書敏求記》，其所載《孟子注疏》十四卷，“是叢書堂録本。簡端五行爲匏翁手筆。古人於注疏皆命侍史繕寫，好書之勤若是，間以建本、監本校對踳謬脱落，乃知匏翁鈔此爲不徒也”云云。方悟所見之本爲也是翁家故物，亟往索之，云已携至玉峰書籍街去矣。迨至書船返棹而是書依然在焉，甚喜。携之歸，其爲叢書堂録本無疑。至卷中鈔寫不全，想係照宋刻録出之故，容俟暇日取他本校對以徵此本之善。噫，遵王所藏，曾幾何時而已入書賈之手，豈不可惜！然猶幸余之因《敏求記》中語而知是書而寶之，不亦快哉。壬子（一七九二）九月四日，命工重裝，書此數語於後。黄丕烈。(139)
需要注意的是目録著録也有不盡可據的，這是因爲有的版本鑒定有誤，有的則由於某些藏書家爲了提高自己藏書的聲價而故意將明清刻本著録爲宋元刻本。葉德輝云：
《天禄琳琅後編》所載宋版書，不如《前編》之可據。如卷四之《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目録後印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耒八分書條記，因定爲元祐時槧。此書不見於各家書目，宋時官刻書又無此體式。其用八分而不用真書，正以掩其詐耳。(140)
魏隱儒、王金雨也説：
《選編省監新奇萬寶詩山》三十八卷，明葉景逵編，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葉氏廣勤堂刻。陸心源皕宋樓舊藏。書商將前序“宣德四年”四字挖去，而保留末題“著雍作噩重九日”的莆陽余性初序。按干支推算，著雍在戊，作噩在酉，戊酉不相值，著雍和屠維字形相近。屠維作噩爲己酉，即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僅僅憑序斷年，不去考慮字體、紙張等其他條件，往往發生問題。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季振宜《秘本書目》、郁松年《宜稼堂目》、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莫友芝《宋元本經眼録》、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等都著録爲宋本。於是以訛傳訛，貽誤後人。(141)
藏書家爲了提高自己藏書的聲望，在著録時故意升高版本時代的代表人物要算陸心源。葉德輝云：
藏書固貴宋元本以資校勘，而亦何必虚僞。如近人陸心源之以皕宋名樓，自誇有宋本書二百也。然析《百川學海》之各種，强以單本名之，取材亦似太易。況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誤元刻爲遼金本，有宋版明南監印本，存真去僞，合計不過十之二三，自欺欺人，毋乃不可。(142)
由此可見，我們在鑒定版本時需要查考目録，但又不應迷信目録。
書籍的各種情況當然主要是由目録來著録，其版本情況則主要由版本目録來著録，但除此之外，它如題跋、日記、書信、札記、詩文集及詩話中也每有涉及書籍版本的。它們可以作爲版本目録的補充，鑒定版本時也應廣泛搜采，加以利用。(143)
第十一節 别本比勘
在鑒定版本的過程中，用别一相同或相關的本子比勘是最可靠、最有説服力的方法。杜信孚在《明代版刻綜録·自序》中云：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盋山書影》，其中將《四書輯釋通義大成》定爲元刻本；余見《中庸》序後有挖改痕迹，經反復研究，定爲明正德（案：當作“正統”）庚申年熊氏進德堂刊本。嗣後覓得同書比對，争議始息。甚矣，版本鑒定之難也。
比勘之法，用途甚廣，大體説來，有下列各點：一是可知某本源流。如錢曾云：
韓諤歲華紀麗七卷
此是舊鈔，卷中闕字數行，又失去末葉，無從補入。後見章丘李中麓藏宋刻本，脱落正同，知是此本之祖。蓋因歲久，墨敝紙渝，字迹不可捫揣，故鈔本仍之耳。(144)
又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編年類於《新刊憲臺考正宋元通鑑全編》二十一卷云：
原題：“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巡撫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豫章陳瑫同校。”題銜版式，均與曹樓校刻《少微通鑑》相同，知爲同時所刻者。余曾取《少微通鑑》舊本校之，文字與評語不盡相同，然疑大致本於正德間司禮監校刻本。今於《宋元通鑑》，余既得北京圖書館藏景泰間所刻劉剡原本，又有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司禮監原本，並置案上，而始真知司禮監百分之九十九用劉剡原本，而此本注語評語，增於司禮監本者甚多，史文則幾無增損也。
二是可知某本之優劣。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於《笠澤叢書》二卷《補遺》一卷云：
《叢書》爲陸魯望卧病松陵時雜著。元符庚辰（一一〇〇）樊開序而鏤諸板。政和改元，毗陵朱衮又爲後序刊行，止分上下二卷，補遺一卷。今人所抄元時刻本，已釐爲甲、乙、丙、丁四卷，詮次紛亂，兼少《憶白菊》《閑吟》二絶句，非經讎勘，無復知此本之善矣。
又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於明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薛來芙蓉泉書屋刊本《韓詩外傳》十卷的按語云：
此書通津草堂所刻最稱善本，刊手亦最精。然余曾臨黄蕘圃校元本，則通津本誤字最多，而此本乃往往與元本合。乃知古書非比勘不知其優劣，未可據耳食爲定論也。
三是可知某本之真僞。施廷鏞云：
有書估以《振雅雲編》來售，驟見之是一部從未見著録的叢書，亟欲收之，即以全書與其卷端總目相對，種數悉合，但總目與書内字體差别很大，而版心上魚尾下“振雅雲編”四字，顯然是用木戳加蓋，墨色濃淡也不一，疑非真本。按它總目所列各書，均見於《百川學海》，而字體又似明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無錫華珵仿宋刻本，經檢書相對，乃知係華刻《百川學海》的殘本。若不細加審察，則受其欺騙了。(145)
又清秦更年於《楚辭章句》題識云：
《楚辭章句》十七卷，明隆慶辛未豫章夫容館重刻宋本，最爲精善，而傳世甚稀。往日在湘中見一本，爲葉郋園從子定侯購去。余後十年客居上海，始求得之，亦可謂難矣。……葉氏所得本，頃定侯來申，携在行篋，因從借歸，對讀一過。彼本首有王弇州（世貞）序，無書刻人姓名，宋諱皆缺筆，驟觀之，似若迥異，及驗其字之點畫，與夫邊欄格綫，自首徹尾無一不合，但印本彼略在後耳。然後知此書初印本，無序，有刻書人姓名，宋諱不缺筆，迨後增入王序，鏟去刻書人姓名，又將宋諱字末筆鏟去。惟沅、元等字亦缺筆，非以偏旁嫌也。似“沅”“元”字無所用其闕避，殆鏟削之誤歟？要之，兩本實係一版，非有二刻也。森立之兩本並載，而不知爲一版，當係先後寓目，非若余之同几對勘，此版本之所以貴驗目也。(146)
有些人將他人著作改頭换面，攫爲己有，這也是一種作僞，經過比勘同樣能發現。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傳記類於《聖門志》六卷云：
原題：“海鹽吕元善纂輯，上海杜士全、江寧顧起鳳參考，兄吕元美、侄吕濬編次，男吕兆祥、孫吕逢時訂閲。”卷一附啟、禎間請崇祀吕元善名宦鄉賢等案牘，及孔胤植撰《吕公墓誌銘》、孔貞叢撰《墓表》、賀萬祚撰《行狀》、岳元聲撰《吕兩公傳》等。按是書蓋纂成於天啟間，刻入《鹽邑志林》。原刻六卷，後印本删改爲五卷。此本亦就《志林》本删改而成，然其刷印時間尚在五卷本之前。此本所改换者，僅每卷卷端一兩葉，字體瘦小，行款亦與《志林》本異，而未改换葉，則字體行款莫不相同。《志林》本刻成於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其改换版片似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以後，故此本竄入天啟四年至崇禎三年事迹。蓋刻《志林》之樊維城氏，自謝縣職以後，書版仍留縣署，吕氏爲海鹽望族，兆祥因得改换題銜，另印單本，謂爲家刻矣。
四是能發現目録著録版本的錯誤。魏隱儒、王金雨云：在古籍版本鑒定工作中，除常遇到的由於舊時坊肆書估牟利做些手脚的僞本而外，還會遇到由於歷史上藏家的疏忽或見聞所限而著録致誤，以致相沿很久未能糾謬。建國以後，不少個人藏書歸藏國家，因而有條件對照勘查，從而發現歷來著録錯誤之處。(147)瞿冕良也説：
行款歧異，不見原本，固不能武斷其爲誰是也。應雲鸑刻王安石《臨川王先生荆公文集》一百卷，《邵目標注》（引者案：指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稱十一行二十一字，然《明代版本圖録初編》書影乃十二行二十字，吾於是知邵目之誤。尹家書籍鋪刻徐度《却掃編》，《藝風藏書續記》卷二注十行十八字，然《古書叢刊》影印本乃九行十八字，吾於是知繆氏之誤。但黄省曾刻陶宏景《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二卷，《邵目標注》稱八行十六字，《杭州大學善本書目》稱九行二十字……非目擊原書或其書影，此疑終不能釋然於懷也。(148)
五是通過比勘還能發現相似版本的細微差别，從而有助於鑒定工作。如《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有乾隆五十六年出的程甲本和乾隆五十七年出的程乙本。“乙本後印，傳世較多，售價較低；甲本傳世日稀，售價較昂。書肆好利者，嘗將乙本《引言》抽掉，冒充甲本出售，以索高價，牟取厚利。甲乙兩本雖然多處不同，檢查起來亦感吃力。經驗中認爲區别處最容易而確切的根據是：第一回的回字，程甲本作‘囬’，程乙本作‘’。又如目次第七回程甲本作‘寧國府寶玉會秦鍾’；程乙本作‘宴寧府寶玉會秦鍾’。正文第十四回，程甲本作‘林如海捐館揚州城’；程乙本作‘林如海重返蘇州郡’。以此參照，辨明甲乙則不難矣。”(149)
正因爲比勘是鑒定版本最科學的方法，所以我們在鑒定版本時應盡可能找相同版本，或影印本、書影以及其他有關版本來進行比勘。
第十二節 綜合考辨
爲什麽要綜合運用各種方法來鑒定版本呢？
首先，古籍浩如烟海，經過了漫長的累積和發展過程，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複雜情況，又從無統一的記録版本的制度和規定，這在客觀上給鑒定版本造成了困難。
其次是書估作僞，人爲地給鑒定版本增加了許多麻煩。他們常用的伎倆有改牌記、抽序跋、换年號、挖目録、易書名、重裝訂、染紙使呈舊色、僞造名家題識、剔除筆劃以僞造諱字、在書口扣填年號等。連一些經驗豐富的藏書家都難免上當。“如葉德輝刻覆宋本《南嶽總勝集》，賈人染色改裝，以繆荃孫這樣的大賞鑒家，也竟誤識爲真宋版，一時傳爲笑柄。”(150)所以我們鑒定版本不能不時刻注意，多方研究。
再次是我們介紹過的鑒定版本的方法，任何一種都有局限。就拿利用牌記鑒定版本來説，坊刻本、家刻本多有牌記，而官刻本一般没有牌記；翻刻本照樣覆刻原有牌記，書估作僞往往挖改牌記。
鑒於以上情況，我們只有綜合運用各種鑒定版本的方法，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不少人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談到過這一點，如毛春翔説：
鑒别宋刻，我始終認爲要每一特點都要注意到，一點對了，再看另一點；另一點對了，更看其他各點；各點都對頭，再參考名家書跋，才能作出最後決定。例如字體刀法對了，看紙色；如果竹紙印的，其簾紋是否有兩指寬；如爲羅紋紙印的更好；若爲皮紙印的，看紙是否厚實；若是紙背印的，那就最爲可靠了；又據明陳繼儒《太平清話》説：“宋紙於明處望之，無簾痕。”是辨宋紙之一法。墨色是否香淡，一聞便悉；墨如點漆的，總是極少遇到的。字體、刀法、紙張、墨色都對了，再看版式行款；又都對了，再看前後序跋，及有無牌記，或校勘銜名，有無前人藏書印記等等。這樣一步一步的審閲之後，再參考前人書目題跋，乃下斷語，大概不會錯了。日本人僞作的延喜十三年（九一三）本《文選》，唐天祐二年（九〇五）本《歸去來辭》，紙用寫經故紙，字樣集寫經舊字，活字排印，做得很巧妙，我國傅雲龍、黎庶昌都被他騙過（《古文舊書考》）。我以爲即據活字排印一點，亦可判知其僞，因活字發明在宋仁宗時，唐人尚未知活字印書法。傅雲龍一見寫經紙、經生體字，便驚喜欲狂，宜乎被騙。單憑一點或幾點，審别舊刻，鮮有不被騙的。(151)
下面就前人綜合考辨之法略舉二例。黄丕烈於《玄珠密語》十七卷題識云：
乙亥（一八一五）秋余養疴杜門，時郡中有託余轉購古書者，故書友之蹤跡日盈我門矣。託購者惟是宋元舊刻，一切舊鈔、名校，故余亦得藉是收得一二焉。七月小盡日，有書友告余曰：某收有舊鈔《玄珠密語》曾送閲乎？余曰：“未也。”遂爲余言其詳，余即往購之。明晨，物主果以此書來，索番餅八枚，並爲余言某坊曾還直若干。又曾以新鈔本參閲，知彼爲十卷，而此爲十七卷。其書較全，又末缺失處僅少一葉零。書估之博識如是，而於此書之何本，鈔手之何時，藏弆之何人，皆未有以知之，但知其舊鈔而已矣，舊鈔之必争高價而已矣。及一入余手，而本則定其爲《道藏》也，驗諸卷一卷二同卷而已矣。時則定其爲成弘也，驗諸欄格之闊黑口而已矣。人則定其爲名家也，驗諸書中之藏書圖記而已矣。及出《讀書敏求記》證之，知十七卷爲全。又驗諸《道藏》本目録，知卷一至十七共十三卷，蓋一、二同卷，五、六同卷，十一、十二同卷，十四、十五同卷，故又云十三卷。惟是坊間新鈔改爲十卷不知其由，文義亦微不同，故用他紙録此缺失者，本書仍以空格存其舊云。至於每篇叙次，此五行類《應紀篇》已下三篇，《道藏》目録在《地合運勝紀篇》後，似又岐異矣。(152)
黄丕烈爲了鑒定此書，采用了審内容、驗書口、辨圖記、查目録以及同别本比勘等多種方法，故能確定其版本。
又傅增湘《宋刊巾箱本八經書後》云：
宋巾箱本諸經正文，今存者，經凡《周易》二十二葉，《尚書》二十八葉，《毛詩》四十葉，《禮記》九十三葉，《周禮》五十五葉，《孝經》三葉，《論語》一十六葉，《孟子》三十四葉，蓋九經三傳之廑存者耳。每半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板心下方記刊工姓名，一、二、三字不等。補板則標明係刊换某板字。宋諱貞、恒、桓、慎、惇皆缺末筆，廓字不缺，寧宗以前刻板也。世傳宋巾箱本諸經正文，各家目録多載之，其行格正與此同，所謂行密如檣、字細如髮者。然簡端加闌上注字者，與此本異，且筆劃板滯，以視此本精麗方峭，真如婢學夫人矣。昔人指爲明靖江王府翻刻，殆非無見也。
憶十年前述古於賈得此書於山左舊家，余偶得瞥見，詫其板式有異，即知爲延令書目冠首之帙。嗣爲寒雲（袁克文）公子所收，闢八經室以儲之。於時董君綬金、張君庾樓、徐君森玉特爲欣賞，展轉假得，留此影本，緘之篋中，匆匆數年，世事遷移，風飛雨散，原書流失，渺不可追。爰屬陶君蘭泉覆板行世，而諉余記其顛末，得已見書，如逢故人，益不勝中郎虎賁之感矣。
考景定《建康志·書籍門》，載五經正文有四：曰監本，曰建本，曰蜀本，曰婺本。歸安陸氏剛甫得世行小帙，即斷爲婺州刊本，謂與婺本重意《尚書》《周禮》相似。今此本結體方峭，筆鋒犀鋭，是閩工本色，決爲建本無疑。明靖江本即據以覆本，而加上闌焉，故行格尺寸同，避諱之字亦無不同。至秦氏刻《九經》，則改爲半葉十八行，而面目迥異矣。此巾箱本諸經正文相傳遞邅之大略，願與海内識者共證之。丙寅十月，鳳阿丙舍書。(153)
在這則題記中，傅增湘通過計葉數、驗版式、檢諱字、徵目録、校版本、審字體、述源流等手段，將這部書的版本特徵描述得清清楚楚。余嘉錫云：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籠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贋，人不能爲毫髮欺。蓋其見之者博，故察之也詳。吾嘗聞其談板本異同，如數家珍。有以書來者，望而知爲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摸索，能别媸妍者。(154)
讀了《藏園群書題記》，我們也有同感。
因爲書估作僞時總要利用那些與宋、元刻本相似的書，所以在辨别僞本時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尤爲必要。下面我們就舉一個辨别以明初刻本僞作元刻本的例子。魏隱儒、王金雨云：
《增修附注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十卷，題“宋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李燾編，書林增入音釋批點校正重刊，大德甲寅朱氏尊德堂印行”銜名三行。前有元大德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一字。字體、紙張，略似元末風氣。在著録時若凭序斷年而不細審其他，則著爲元大德刻本。經查年表，大德並無甲寅干支紀年，從字體紙張看，又絶非大德刻本，可以肯定，確像明初刻本。再查宣德，確有甲寅干支，爲宣德九年（一四三四），繼而一再仔細審閲，發現銜名大德的“大”字是“宣”字所挖改，改後上鈐一閑文印章以資掩飾，僞裝巧妙，稍一疏忽即被瞞過。鑒定這樣本子是頗吃力的，此本現藏武漢大學圖書館。(155)
由於書籍不可避免地在許多方面表現出自己的時代、地區，乃至出版單位的特徵，所以綜合運用各種方法科學地鑒定版本，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做到的。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必須付出辛勤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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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卷五《有關出版的各種法令》。
(2) 載《中國一九八〇出版年鑒》。
(3) 《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之牌記》。參看圖版二十一、二十三。
(4) 《中國版刻圖録》著録的宋書棚本《唐女郎魚玄機詩》，卷末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印”一行十四字牌記。參看圖版三十一。
(5) 《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下，載《文獻》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6) 《書林清話》卷二《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
(7) 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8)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9) 參看《書林清話》卷四《元建安葉氏刻書》。
(10)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四《版本的鑒别》之六《辨僞》。
(11) 《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十一《鑒别版本的方法》。
(12) 參看圖版十八。
(13) 《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一《政治卷》第六章《清代文字之獄與典籍聚散》。
(14) 《禮記注疏》卷一七。
(15) 《書林清話》卷七《明時刻書工價之廉》。
(16) 《談談版刻中的刻工問題》，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17)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七章《雕印本的鑒定》五《刻工姓名》。
(18) 《談談明刻本及刻工》，載《文獻》第七輯。
(19) 載《書誌學》第二卷第二、四期。
(20) 載《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二期。
(21) 載《文物》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22) 載《文獻》第七輯。
(23) 載《圖書館學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24)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桓公六年。
(25) 參看陳垣《史諱舉例》卷八《晉諱例》。
(26) 《顔氏家訓·風操篇》云：“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無僇賴焉。”
(27)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義》卷下《職制》。
(28) 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首。濮安懿王諱讓，真宗謚號有讓德二字。
(29) 《容齋三筆》卷一一《帝王諱名》。
(30) 《史諱舉例》卷八《遼金諱例》。
(31)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二八《禮制一》。
(32) 《日知録》卷二三《已祧不諱》。
(33) 《日知録》卷二三《已祧不諱》條注。
(34)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35) 《史諱舉例》卷八《清諱例》。
(36) 《史諱舉例》卷一《避諱所用之方法》。下引陳説均出此。秦人諱正者，因始皇名政。
(37) 參見圖版十三。其第七行末恒字缺筆。宋真宗名恒。
(38) 《禮記正義》卷一《曲禮上》。
(39) 《史諱舉例》卷五《避諱學應注意之事項》。
(40) 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首。
(41) 《潛研堂文集》卷三四。
(42) 《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三。
(43)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44) 《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三《五代史平話跋》。
(45) 《觀堂題跋選録》（子集部分），載《文獻》第十輯。
(46) 《南園漫録》卷一《避諱》。
(47) 載《華蓋集續編》：《續編的續編》。
(48) 參見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三《歷朝避諱字宜改正》；張之洞《輶軒語·敬避字》；陳垣《史諱舉例》卷八《歷朝諱例》；張惟驤《歷代諱字譜》；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卷四《年表（附避諱字）》等。
(49) 《古文舊書考》卷二《吕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50) 《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載《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51) 《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三《版本前的文獻材料》。
(52)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53)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一《題百衲本史記》。
(54) 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55) 《中國善本書提要》附録《中國善本書題跋》。
(56) 《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行字之疏密》。吴則虞云：“江標著《宋元本行格表》實際上是從廣州登雲閣書店老板駱浩泉處買來的帳本，從中找材料編寫出來的。”見所撰《古典哲學書籍的收購和發行工作》，載河北省文化局一九六二年編印的《古舊圖書業務知識》。其説真僞尚待考證。
(57) 《水東日記》卷一四。
(58) 《書林餘話》卷下。
(59)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60) 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61)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
(62) 參看圖版十六。
(63) 《書林清話》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僞》。
(64) 《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五章《宋元時期的造紙技術》。
(65) 載《郭氏叢刻》。
(66) 《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五章《宋元時期的造紙技術》。
(67) 《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五章《宋元時期的造紙技術》。
(68) 《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五章《宋元時期的造紙技術》説：“這種紙較厚，由幾層粘起，故可揭開，又因爲已加蠟，故簾紋不顯。”
(69)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六章《歷史上古籍的用紙》。
(70) 《蕘圃藏書題識》卷十。
(71)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
(72) 《書林清話》卷六《宋人鈔書印書之紙》。
(73)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
(74) 參見《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75)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76) 《考槃餘事》卷一《帖箋南北紙》。
(77) 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
(78)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四《版本的鑒别》之六《辨僞》。
(79) 參看圖版十三。
(80) 參看圖版二十一。
(81) 參看圖版二十三。
(82) 參看圖版二十二。
(83)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84) 參看圖版十六、二十五。
(85) 參看圖版十七。
(86)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87) 參看圖版二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
(88) 參見圖版十九。
(89) 《初學集》卷八五。
(90)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91)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92)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93)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94) 《讀書敏求記》卷二《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95)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96)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四《刻本·遼刻本》。
(97)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98)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99)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三《版本的辨别》之一《在書名方面》。
(100) 參看《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七章《雕印本的鑒定》三《書名冠詞》及《目録編》第三章第一節。
(101) 《從古書的版本鑒定看版本學的形式主義傾向》，載《河北省圖書館學會第一次科學討論會文件》。
(102)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四。
(103) 見《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編年類《歷代通鑑纂要》。
(104) 參看《目録編》第三章第二節。
(105) 《北京圖書館藏善本書叙録（三）》，載《文獻》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106)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三《版本的辨别》之三《在卷數和種數方面》。
(107)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08) 《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道家類。
(109) 《日本訪書志》卷六。
(110) 《天禄琳琅書目》卷二。
(111) 《潛研堂文集》卷二五《寶刻類編序》。
(112)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13) 《十駕齋養新録》卷一四《顔氏家訓》。
(114)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據《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元代已設教諭之官。此説可商。
(115) 《十駕齋養新録》卷三《注疏舊本》。
(116) 《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小説類。
(117) 《圖書板本學要略》卷三《鑒别篇》。
(118) 《抱經堂文集》卷一三。
(119) 《西諦書目》附《西諦題跋》。
(120) 這和書商所撰、内容近乎廣告、刻在書的前後的題識不同。後者葉德輝將其歸入牌記，見《書林清話》卷二《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
(121) 《弢翁藏書題識》，載《文獻》一九八〇年第三輯。
(122)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參看圖版三十一。
(123) 載《文獻》第九輯。
(124) 參看圖版十三、二十九。
(125) 《全唐詩》卷三〇二。
(126)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
(127)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28) 《上海書林夢憶録》，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29) 抱經樓，清鄞縣廬址書樓名。
(130) 《上海書林夢憶録》，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31) 詳見目録編第三章第三節及第七章第五節。
(132) 《讀書敏求記》吴焯跋。
(133) 《讀書敏求記》阮福序。
(134) 《讀書敏求記》沈尚傑序。
(135) 載《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首。
(136) 載《文獻》第一輯。
(137) 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
(138) 載《文獻》一九八〇年第四輯《弢翁藏書題識》。
(139) 《蕘圃藏書題識》卷一。
(140) 《書林清話》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僞》。
(141)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42) 《書林清話》卷十《近人藏書侈宋刻之陋》。
(143) 參看本編第七章第四節、第五節。
(144) 《讀書敏求記》卷二。
(145)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四《版本的鑒别》之六《辨僞》。
(146)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47) 參看《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48) 《版刻質疑·行款》。
(149)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
(150) 王欣夫《古文獻學要略》第三章《版本》十《鑒别版本的方法》。
(151)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152)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153)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
(154) 《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序。
(155)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十章《古籍版本中僞本的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