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可大分爲雕印本與非雕印本兩類。非雕印本又可分爲寫本與印本兩種。寫本包括稿本與鈔本，印本包括各種活字本與影印本。本章着重介紹非雕印本特有的一些鑒定方法，雕印本的鑒定方法可通於非雕印本者則從略。
第一節 稿本
書的原稿稱稿本。作者親筆寫的稿本稱手稿本，稿本經他人代爲繕清，又經著者校定，基本上不再更定的稱爲清稿本。有的文獻使用這些概念時，含義略有差異。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説明》云：“本目中著録‘手稿本’，係作者親筆手寫，如原書係他人代鈔，而經作者親筆校改、删補者，著録爲‘稿本’，其無作者筆迹者，著録爲‘鈔本’。”
稿本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是書中文字的原始形態，是校勘工作最可靠的依據。清吴振棫云：“嘉靖間，錫山吕氏所藏朱子《論語·先進》一篇《注》稿真迹，凡二十五章，裝成四十二幅，筆勢迅疾，而遒勁如屈鐵。其塗竄處，與今本不同。”(1)可見通行本往往與稿本有差異。爲了理解著作的原始思想和面貌，我們在校勘時當然應當儘可能地依據稿本。吴則虞舉例説：
章太炎著《菿漢微言》（《章氏叢書》中有）稿本的發現，作用就很大。章太炎是反對袁世凱的，這本書是他被袁世凱關在錢糧胡同時寫的。有許多寫袁世凱的話，（刻本）都已删改，鬥争劇烈的語句也都被改頭换面。稿本可幫助我們瞭解當時他的真實思想。(2)
所以從事校勘工作最理想的是能發現原稿。
從稿本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作品修改的情況，從而能够瞭解作品思想性、藝術性提高的過程。例如魯迅《爲了忘却的記念》中有兩句詩，手稿原作“眼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邊覓小詩”。後來將“眼”改爲“忍”；“邊”改爲“叢”。這兩字之改更加生動地説明了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重性，從而深刻地表現了作者的愛憎。再如宋洪邁介紹過的王安石改詩的故事：“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後又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此十許字，始定爲‘緑’。”(3)從王安石手稿中，人們發現他經過反復推敲，終於找到了一個既能起動詞作用，又能收到形容詞效果的“緑”字。它給千里江南帶來了盎然春意。
以上是稿本對刻本所具有的校勘價值。至於未經刊刻的稿本，如果出自名家，或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則價值尤高。例如清代著名學者焦循的未刊稿《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就是作者近二十年的研究結晶。其自序云：
辛丑（一七八一）、壬寅（一七八二）開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之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一七八七）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復改訂之，至辛亥（一七九一）改訂訖爲三十卷。壬子（一七九二）至乙卯（一七九五）又改一次，未愜意也，戊午（一七九八）春更芟棄繁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一七九九）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4)
這樣的稿本無疑是十分有用的。再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徐衡撰《東海公年譜》稿本〔圖版四十四〕，對研究清代著名人物徐乾學當然是難得的資料。
有些名家的稿本往往采用統一的自印稿紙，例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錢國祥撰《式古堂詞譜證異》五卷，稿本五册，其稿紙爲十行緑格，白口，四周單邊，版心有“式古堂稿”四字；又藏清時銘撰《掃落葉齋詩稿》一卷，稿本一册，其稿紙爲十一行墨格，白口，四周單邊，墨格下有“掃落葉齋詩稿”六字。這爲我們鑒定稿本提供了依據。武酉山曾據汪辟疆先生稿紙等特徵購得先生手稿《方湖日記》一册，其跋云：
此册日記，無作者姓名，亦無圖章，係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以一角錢之代價購於莫愁路文雅書店。文雅主人俞弼臣君告我：此册日記係以廢紙之價購於挑高籮者。此册筆迹頗類《唐人小説》編者汪辟疆先生，又以日記多記與黄季剛師交往，詩酒酬倡之樂。再者，汪先生别號方湖，此日記魚尾處印有“方湖日記”數字，故審之爲汪辟疆先生所記。(5)
稿本多有署名，無署名者則更有賴於序跋。不少稿本往往有作者自己或其他人寫的序跋。例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錢國祥《乙仲氏詩集》稿本三册，即有清葉廷琯、潘鍾瑞、汪芑、劉禧延跋；清張祖同《湘雨樓詩抄》稿本三册，即有王先謙題詩、陳三立跋；清施浴升撰《金鐘山房詩存》稿本二册，書前有光緒壬午（一八八二）楊峴、汪芑、潘鍾瑞跋。人們正是根據這些序跋進一步確認稿本的主名的。有的稿本還鈐有印記足資鑒定，毛春翔云：
清稿本必須以印記爲憑，印記或用姓名，或用别號，或用齋名，其例不一。一九六〇年，浙館收到一部殘本鈔本書。收購時，憑卷端“律詩”二字作爲書名；不知律詩二字，僅僅是書中詩的分體的標題，而不是書名。此書的書名是《陶庵集》，全書有二十二卷，浙館只購得殘本一册。著者爲明末極有名的抗清殉國的英雄黄淳耀，而書中題名爲黄金耀，是年輕時的名字，後更名淳耀。淳耀，知道的人多，金耀，知道的就不多了。他號陶庵，書中有陶庵二字陰文印記，故審定爲清稿本。
又如明岳凌霄著的《緑蘿堂詩草》二册，書中無著者姓名，只鈐有印記二方：一“廣霞”二字，一“凌霄私印”四字。因著者曾官寧國，查《寧國府志·職官表》有岳凌霄其人，因此著者姓名，乃得肯定；又和書中印記對勘，知道是書爲清稿本，紙墨極舊，古香古色，至爲可愛。(6)
此外，還可以通過驗字迹的方式來鑒定稿本。稿本一般都有塗改的痕迹，如上海圖書館藏清顧千里撰《釋梧溪集訂訛》稿本，行間圈改處甚多；清孫星衍校集《漢官儀》稿本，眉上有批語，行間也有修改的符號。鈔本與稿本的差别，往往也會從字迹上反映出來。施廷鏞云：
曾有以明秀水馮夢禎《快雪堂日記》來售，説是馮氏手稿本。察其紙張，是用茶水漬染；審其内容，文義間有不暢者。因無别本據以校之，未能即斷其非手稿本，但其中訛誤之字，如“相待于錢塘門”之“于”字，寫爲“千”字；“偶日爲雌”之“爲”字，末無四點；“能呼茶留客”之“茶”字，寫爲“荼”字；“宋板文選”之“板”字，寫爲“扳”字；“桃花片”之“桃”字，寫爲“挑”字；又如“禪”字，寫成“襌”字……諸如此類，比比皆是。果係馮氏手迹，豈有如此訛誤之理，顯然是不大識字，不通文義的鈔手轉録，並非馮氏手稿，以之作爲轉鈔本，亦非佳者。類此情況，若不詳加審察，則受其愚。(7)
從上面的例子中也可看出，人們在實際鑒别稿本的過程中，常常兼及内容並綜合運用各種方法。
第二節 鈔本
除稿本外，凡手寫的書統稱鈔本。
鈔本可以根據鈔寫時代區分爲唐寫本、宋鈔本、元鈔本、明鈔本、清鈔本〔圖版四十五〕。民國以後的鈔本習慣上稱爲新鈔本。那些年代難以確定的古代鈔本則籠統地稱爲舊鈔本。
將紙蒙在刻本上，照式摹寫，不差分毫，這樣的鈔本稱爲影鈔本。以宋刻本爲底本的影鈔本則稱爲影宋鈔本，以元刻本爲底本的影鈔本則稱爲影元鈔本。
明、清宫廷所鈔的書稱内府鈔本。明清私家鈔的書，可以姓氏爲稱，如毛晉汲古閣鈔的書可稱爲毛鈔本或簡稱毛鈔。
凡鈔本之書法工整而精緻的稱爲精鈔本。
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古書基本上是鈔本。我們介紹過的簡書、帛書就是鈔本的最初形式。例如在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的簡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和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發現的帛書《老子》就是這種鈔本的現存實物。(8)
現存紙鈔本既早又有突出價值的是晉代人手鈔的《三國志》殘卷。晉以後，特别是隋、唐時期，我國的古書可以説是紙鈔本一統天下。從晉末至宋初紙鈔本的盛況，我們從現存三萬卷左右的敦煌卷子中可見一般。
宋以來雕印本盛行，但藏書家仍以鈔本彌補不足。如南宋著名目録學家陳振孫即藏有大量鈔本，宋周密云：“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録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吴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9)元人也喜鈔書，但正如施廷鏞所説：
宋元鈔本見於藏書家目録者寥寥無幾。《蕘圃藏書題識》有宋鈔《楊太后宫詞》，《錢竹汀日記鈔》有《司馬温公集注楊子太玄》，《曝書雜記》有《天文會元占》，故宫博物院藏有宋許道琯書《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注》。元人鈔本，《蕘圃藏書題識》著録有《書經補遺》《圖書見聞録》《策選》《刑統賦疏》《翰林珠玉》，故宫博物院藏有元趙孟頫書《心經》，並附仇英補像。(10)
明鈔本最重要的是《永樂大典》，全書正文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録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册。參與其事的有兩千多人。此書當時僅鈔一部，嘉靖、隆慶間又録副一部。正本早已無存，何時散失，不詳。副本在乾隆間僅存九千六百七十七册，後又陸續散失不少。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大部分遭焚毁，剩下的多被帝國主義者劫走。後經國家圖書館歷年搜集，再加各方面贈送的共有二百十五册，此外還從國外圖書館和私人徵集到一部分複製本和照片，共得七百三十卷，於一九五九年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
明代私家鈔書特别受到人們重視的是毛氏汲古閣。近人王文進《明毛氏寫本書目》著録了毛晉、毛扆父子兩代鈔書二百四十種，當時有人贈毛晉詩云“入門僮僕盡鈔書”(11)，信非虚語。在毛鈔中，最受人們稱贊的還是影宋鈔本。《天禄琳琅書目》特辟影宋鈔本一類，並稱：“毛晉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一時好事家皆争倣效。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在毛氏影響下，清初錢曾述古堂、黄丕烈士禮居、徐乾學傳是樓、汪士鐘藝芸書舍的影宋鈔本、影元鈔本質量也很高。
現存鈔本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清代編纂的《四庫全書》。據中華書局《四庫全書總目》影印組仔細統計，“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爲完備）”。(12)《四庫全書》曾繕寫八部，雖經兵火，至今猶存四部。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全部影印出版，將更好地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國家圖書館所珍藏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之影印本，也由商務印書館于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明清不少藏書家都有大量鈔本，因爲距今時間近，所以留存多，影響也比較大，我們將在下文中提到。
許多學者和藏書家都認爲鈔本之貴重僅次於宋本。如明胡應麟云：“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13)黄丕烈跋《李群玉詩集》云：“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本貴矣。舊鈔本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14)下面我們就來談談鈔本的價值。
首先，許多著作賴鈔本以存。譬如王梵志詩、韋莊的《秦婦吟》就是在敦煌卷子中發現的，王重民等在敦煌卷子中，還找到了不少唐人詩集殘卷，從而彌補了《全唐詩》之不足。(15)再如清代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不少失傳的古書。計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凡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後人續輯者也很不少。又如明趙清常道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對中國文學史及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極其重要的文獻，其中鈔本達一百七十五種，多爲世人所不易見的秘籍。
其次，不少鈔本比刻本完整，因而可補刻本之不足。佚名撰《楓窗小牘》卷下云：“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爾……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鈔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又如《愧郯録》一書，清代藏書家黄丕烈謂原書及以後刻本皆缺去十頁，但是近人周越然購得澹生堂鈔本半部，所缺適在其中。張元濟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時，便據以補全了。(16)
另外，鈔本往往是校勘的絶好資料。譬如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乙本是目前所能見到的《老子》一書的最古本子。張舜徽説：
依據這兩種最古的《老子》寫本去校勘今本《老子》，便大有不同。首先在編次方面，帛書甲、乙兩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和今本《道經》爲上卷、《德經》爲下卷的編寫次第完全不同。其次，在章段方面，今存的《老子》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等都分八十一章；帛書甲、乙本，都没有分章。説明《老子》原書，本不分章，而後世分章，大約出於注家所爲。因分章而引起的錯誤，確也不少。有些上下文意應連在一起講的，被割裂爲兩章；有些各自爲義的，反被合爲一章，這便導致注釋的分歧和不必有的争辯。照原文不分章，自可避免這一類的問題。就拿分了章的今本《老子》和帛書甲、乙本相對，第四十、四十一章次序顛倒；第八十、八十一章在六十七章之前；第二十四章在第二十二章之前。(17)
帛書《老子》甲、乙本與通行本《老子》在文字上也有許多歧異。張舜徽還舉例説明：一、可據甲本以訂乙本與通行本之誤；二、可據乙本與通行本以訂甲本之誤；三、可據甲、乙本以訂通行本之誤。
敦煌卷子校勘價值也很大。羅振玉云：“殘卷中各詩，今集本雖存而異同至多，篇題亦有異同，殆每篇中有數字。其尤甚者爲李昂、李白與高適三家。如《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以殘卷校之，中間少四句。李白《胡無人》篇殘卷無末三句，《瀑布水》（今本題作《望廬山瀑布》）則卷集全異者四句。”(18)
宋、元以後的鈔本校勘價值同樣也很大。清孫慶增云：“明板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板、舊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細細讎勘，反覆校過，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19)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鈔本都可貴，施廷鏞分辨説：
鈔本之可貴，不在它是鈔本，而在它不同於常本。大率鈔本之可貴者，須具有幾項要素：一、名人手鈔，確認是某人真迹；二、其非名人手鈔，但經名手校正，而校正之字，勝於刻本；三、字句與刻本不同，其不同處，較刻本爲佳；四、通行本之字句，有爲鈔本所缺者，而所缺之字句，反足以證明刻本中文字有非撰者原文；五、刊本久佚，存者僅此鈔本，則此鈔本之價值，實與孤本或稿本無異；六、有名人手跋，或收藏印記。(20)
鑒定鈔本除和鑒定雕印本、稿本相同的方法之外，其突出之點是明清名家鈔本多用統一格式的紙。這是辨認和鑒定各家鈔本的重要依據之一。今據《書林清話》卷十《明以來之鈔本》，將明名家鈔本用紙的特點叙述如次：
吴鈔 長洲吴寬（匏庵）叢書堂鈔本。用紅格紙，版心有“叢書堂”三字。
葉鈔 崑山葉盛（興中）賜書樓鈔本。用緑、墨二色格紙，版心有“賜書樓”三字。
文鈔 長洲文徵明（衡山）玉蘭堂鈔本。格欄外有“玉蘭堂録”四字。
王鈔 金壇王肯堂（宇泰）鬱岡齋鈔本。版心有“鬱岡齋藏書”五字。
沈鈔 吴縣沈與文（辨之）野竹齋鈔本。格欄外有“吴縣野竹齋沈辨之製”九字，或在版心刻“吴郡沈氏野竹齋校録”九字。
楊鈔 常熟楊儀（夢羽）七檜山房鈔本。版心有“嘉靖乙未七檜山房”八字，或“萬卷樓雜録”五字。
姚鈔 無錫姚咨（舜咨）茶夢齋鈔本。用藍格紙，版心有“茶夢齋鈔”四字。
秦鈔 常熟秦四麟（酉巖）致爽閣鈔本。版心有“致爽閣”三字，或“玄覽中區”四字，或“又玄齋”三字，或“玄齋”二字。
祁鈔 山陰祁承（爾光）澹生堂鈔本。用藍格紙，版心有“澹生堂鈔本”五字。
毛鈔 常熟毛晉（子晉）汲古閣鈔本。用墨格，或不印格紙，版心有“汲古閣”三字，格欄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閣藏”八字。毛氏又有緑君亭、目耕樓等室名。
謝鈔 長樂謝在杭（肇淛）小草齋鈔本。用墨格，半葉九行紙，版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
馮鈔 常熟馮舒（已蒼）、馮班（定遠）、馮知十（彦淵）兄弟空居閣鈔本。馮定遠鈔本，格闌外有“馮氏藏本”四字；馮彦淵鈔本，格闌外有“馮彦淵藏本”五字。
錢鈔 常熟錢謙益（牧齋）絳雲樓鈔本。用墨格、緑格紙，版心有“絳雲樓”三字。
葉鈔 常熟葉樹廉（石君）樸學齋鈔本。版框外有“樸學齋”三字。
以上是僅見《書林清話》的明代名家鈔本，他如明文徵明云：“吾蘇朱性甫存理，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録，動盈筐篋，群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説無所不有，尤精楷法，手録前輩詩文積百餘家。”(21)而朱氏鈔本就不在葉氏所列之内。
至於清代名家鈔本用紙特點，則據同書有如下列：
錢遵王鈔本 用墨格紙，格闌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十字。錢遵王名錢曾，室名述古堂，常熟人。
錢履之鈔本 版心有“竹深堂”三字。履之名謙貞，室名竹深堂，常熟人。
曹潔躬鈔本 版心有“槜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潔躬名溶，室名倦圃，秀水人。
徐健庵鈔本 版心有“傳是樓”三字。健庵名徐乾學，室名傳是樓，崑山人。
惠定宇鈔本 格闌外有“紅豆齋藏書鈔本”七字。定宇名棟，室名紅豆齋，吴縣人。
趙功千鈔本 格闌外有“小山堂鈔本”五字。功千名昱，室名小山堂，仁和人。
吴尺鳧鈔本 用緑格紙，版心有“繡谷亭”三字，或“西泠吴氏繡谷亭鈔書”九字，有的在左闌外刻“繡谷亭鈔本”五字，尺鳧名焯，室名繡谷亭，錢塘人。
朱竹垞鈔本 用毛泰紙，無格闌。竹垞名彝尊，室名潛采堂，秀水人。
吴槎客鈔本 用毛泰紙，無格闌。槎客名騫，室名拜經樓，海昌人。
鮑以文鈔本 用毛泰紙，半葉十行，版心有“知不足齋正本”六字。以文名廷博，室名知不足齋，歙縣人。何元錫鈔本 何元錫，别號夢華，室名夢華館，錢塘人。金檀鈔本 用墨格紙，版心有“文瑞樓”三字。金檀别號星軺，室名文瑞樓，桐鄉人。
王宗炎鈔本 格闌外有“十萬卷樓鈔本”六字。王宗炎，字以除，室名十萬卷樓，蕭山人。
顧芸美鈔本 有“塔影園客”朱色印。芸美名顧苓，室名雲陽草亭，長洲人。
此外，據錢基博《版本通義·餘記第四》所介紹，還有：
錢雪枝鈔本 用緑格紙，半葉十二行，格闌外有“守山閣鈔本”五字。雪枝名熙祚，室名守山閣，金山人。
姚彦侍鈔本 用緑格紙，半葉十三行，版心有“咫進齋”三字。彦侍名覲元，室名咫進齋，歸安人。
厲太鴻鈔本 用墨格紙，半葉八行。太鴻名鶚，室名樊榭山房，錢塘人。
鈕匪石鈔本 用緑格紙，半葉十行。匪石名樹玉，吴縣人。
魏隱儒《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九章《批校、鈔本的鑒定》對上列又有所補充：
常熟葉奕苞，室名小有堂。鈔書用紙印墨格，版心刻“崑山葉氏小有堂鈔”八字。
錢塘吴城（吴焯之子），室名瓶花齋。鈔書用紙印墨格，版心刻“瓶花齋”三字。
錢塘汪憲，室名振綺堂。鈔書格紙版心下刻“振綺堂”三字。
休寧汪森，室名裘杼樓。鈔書格紙版心下刻“裘杼樓”三字。
南昌彭元瑞，室名知聖道齋。鈔書格紙版心下刻“知聖道齋鈔校書籍”八字。半葉十行。
蕭山陸芝榮，室名三間草堂。鈔書用紙印藍格，半葉十行，左欄外下方刻“陸香圃三間草堂藏書”九字。
吴縣黄丕烈，室名士禮居、百宋一廛。鈔書用紙印墨格。
吴縣袁廷檮，室名貞節堂。鈔書用紙印緑格，版心下刻“貞節堂鈔本”五字。
潁川陳焯，室名湘管齋。鈔書用紙印墨格，左欄外上刻“潁川中子書”，下刻“湘管齋珍秘”。
望江倪模，室名經鉏堂。鈔書用紙印緑格，左欄外刻“經鉏堂重録”五字。
諸城劉喜海，室名嘉蔭簃、味經書屋。鈔書用紙印緑格，半葉十一行。版心下刻“東武劉氏味經書屋”八字；或在左欄外刻“燕庭校書”四字，或刻“嘉蔭簃藏書”五字。
海南孔繼勛，室名岳雪樓。鈔書用毛泰紙，版心下刻“岳雪樓”三字。
鄞縣全祖望，室名雙韭山房。鈔書用紙印墨格，版心下右刻“雙韭山房”四字。
鄞縣徐時棟，室名城西草堂。鈔書用紙印墨格，版心刻“城西草堂”四字。
獨山莫友芝，室名影山草堂，鈔書用紙印緑格或不印格，欄外刻“影山草堂”四字。
江陰繆荃孫，室名藝風堂。鈔書用紙印墨格，版心刻“藝風堂”三字。
顯然，這些著名藏書家鈔書紙的特徵，就像雕印本的牌記和版式那樣，爲我們鑒定版本提供了依據和綫索。
此外，人們也常通過研究序跋、識語、諱字、藏書印、字體以及比勘等與鑒定雕印本相同的方法來鑒定鈔本，今就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唐人别集類略舉數例：
項斯詩集一卷 一册 （北圖）
鈔本 〔十行十八字〕
唐項斯撰。卷内有“石君”“寶研堂”“胥江”等印記，卷末有樸學齋老人題記。按葉樹蓮一名萬，字石君，藏書處曰樸學齋，事迹具徐乾學所撰傳中。（《憺園文集》卷三十四葉石君傳）録其題記如左：
《項子遷集》，亦從林宗藏本鈔謄。辛亥之冬，底本在林宗舊鄰人處，余從而購得，此爲重本，因置案頭，常爲展閲。康熙十五年樸學齋老人識於安定谷芳館。
從印記和題識中可以看出這一鈔本的大致年代。
白香山詩集二卷 六册 （國會）
鈔本 〔十一行二十二字〕
……書眉有音注，詩後有評釋，簡稱：“立名按。”考清汪立名編注《白香山詩集》四十卷，持校不盡相同，未審立名别撰此本，抑好事者從立名注節來？康熙諱皆避，爲顯出於汪本之證也。
從諱字可以看出這一鈔本所從出。
李校書集三卷 一册 （北圖）
明鈔本 〔十行十八字〕
原題：“趙郡李端正己著。”按此爲明鈔本而黄丕烈手校者。卷末題“時萬曆肆拾捌年正月初六日鈔完”，卷内有“東昌楊氏海源閣藏書記”“楊紹和審定”“楊氏海源閣藏”等印記。兹録黄氏題記於下方：
《李端集》三卷，見諸《書録解題》，藏書如《述古》未列於目，想傳本稀也。余於唐人集，遇本即收，不下數十餘種，而此集亦無。頃揚州估人携此求售，喜爲得未曾有。本係舊鈔，校者之筆亦是明人。前後所鈐圖記止一印，而印文印色皆非近時，則此本誠可寶矣。裝成並記，蕘翁。
從題記、印記、著録情況可以看出此書爲明鈔、明校，傳本稀見。
劉隨州詩集十卷文集一卷外集一卷 一册 （國圖）
明鈔本 〔十二行三十字〕
原題：“隨州刺史劉長卿。”驗以《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刻本，卷一《送宣尊師醮畢歸越》第四句：“登刀入白雲。”(22)入字誤接《酬張夏》首句，在正德本中間適隔二葉，而影印本已鈔補之，則此鈔本與正德本所闕正相同，疑當同出一源也。然其異文，往往此勝於彼。此本卷十一爲文集，蓋正德本删之，此尤其可貴處。卷内有“葉文莊公家世藏”“葉印子寅”“葉德榮甫世藏”“松靄藏書”“盛昱之印”“伯羲父”“宗室文慤公家世藏”“寒雲秘笈珍藏之印”等印記。附題記數條：
光緒己丑宗室伯兮鬱華閣藏。
己未二月寒雲樓重裝珍藏。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明人寫本，字甚拙古，惟間有脱誤。歷經葉文莊、周松靄、盛伯兮諸家藏，其珍貴可知。編次與宋本及宏治繙棚本悉合，惟古活字本以五古居首爲獨異，詩次亦不同。此册皆宋紙，頗足玩賞，客京師時所得。己未二月寒雲。
從印記、題記、字體，特别是經過比勘以後，可以看出此書係明鈔本，較明正德刻本多文集一卷，其異文，往往此勝於彼，且歷經名家收藏，極可珍貴。
以上諸例皆綜合運用了多種方法，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如何鑒别鈔本。
鈔本同樣也存在着辨僞問題，書估往往采用僞造題跋、鈐蓋假印的方法將一般鈔本冒充名家鈔本，將新鈔本冒充舊鈔本。兹舉沈津所考訂二例如次：
《竇氏聯珠集》一卷，清袁氏貞節堂鈔本。書中有朱筆校語，題清黄丕烈跋。黄跋云：“朱筆校勘乃義門手筆……”有了黄跋，且又認爲朱筆所校乃何焯所爲，那此書的價值不問而知。然而文字牽强，筆墨呆滯，雖貌似而神離，此其一也。何焯生於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貞節堂即袁廷檮，其鈔本所鈔時代當在乾、嘉間。廷檮生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卒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豈有何氏卒後年月尚存之理？此其二也。黄丕烈（一七六三至一八二五）爲版本目録之大家，況時代與袁氏同時，一生都是和書打交道，自稱爲“老眼”，豈能寫出如此跋語，書賈原想在袁氏貞節堂鈔本上僞造黄跋，又通過黄跋來説明書中所校爲何焯之筆，這種“一箭雙雕”的伎倆却爲“聰明”所誤。……
在鈔本上鈐上名藏書家和學者的僞印，是作僞者經常使用的故伎。曾有《周易守》一卷，佚名撰，書中各本首葉均鈐有“王守仁印”方形圖記，末頁鈐有“彝尊私印”。按守仁，明嘉靖大名士，彝尊爲朱彝尊，清康熙間著名收藏家。此鈔本中“弘”字缺筆，當避弘曆諱，因此爲乾隆鈔本，而書中出現明人和清初人的印記，豈不怪哉！這説明書賈得一鈔本後，出於牟利的目的，隨意鈐上王、朱印記，以充明鈔，實在可笑。(23)
第三節 活字本
凡用活字排印的書皆稱活字本。根據製造活字的原料又可分爲泥活字本、磁活字本、木活字本、銅活字本、鉛活字本等。
一 泥活字本
雕版印刷比手寫效率高多了，但要印一頁書必須雕一塊版，如刻一部大書，則不僅需要很多時間，而且耗費大量財力物力，於是人們又發明了活字印書法。
首先采用這種方法並有可靠文字記載的是北宋慶曆年間（一〇四一至一〇四八）的平民畢昇。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詳細記載了畢昇製作泥活字並用其印書的過程，世所共知，此不贅述。
宋代泥活字印書雖無傳本(24)，但是其影響是深遠的。忽必烈的謀士姚樞（一二〇一至一二七八）隱居河南輝縣時，竭力提倡文化，自己除雕印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外，又因“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説》諸書，散之四方”。(25)元王禎對泥活字印書的經驗作了進一步總結：
後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鐵爲印盔，界行内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於行内，作活字印板。爲其不便，又有以泥爲盔，界行内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燒爲一段，亦可爲活字板印之。(26)
可見畢昇發明泥活字印書法以後，人們又對它進行了改進。
明有泥活字版《韋蘇州集》，已見上注。
清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蘇州李瑶曾用自製膠泥活字排印了清温睿臨《南疆繹史勘本》三十卷《摭遺》十卷。此書封面鎸“道光九年秋借吴山廟開局，暨陽程文炳排版”行書雙行十八字。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李瑶又用這套泥活字版印了其所校補的《校補金石例四種》，封面背葉題“七寶轉輪藏定本，仿宋膠泥版印法”篆文十四字。序云：
此書原刻精當，而微嫌夾注叢列，坊本則魚豕之病雜陳矣。余乃慨然思廣其傳，即以自治膠泥板統作平字捭之，且以近見吴江郭氏祥伯之《金石例補》補之。……因别署其編曰《校補金石例四種》，都十七卷。庶使操觚家之有志於古者，如獲指南車焉。道光十有二年冬嘉平既望，吴郡李瑶子玉氏序於杭州吉羊里寓樓。
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安徽涇縣翟金生用泥活字排印了自著《泥版試印初編》〔圖版四十六〕。卷端題“涇上翟金生西園氏著並自造泥字”，還注明其子發曾、一棠、一傑、一新同造泥字，孫家祥、内侄查夏生檢字，學生左寬等校字，外孫查光鼎等歸字，自己刷印。該書還附有五言絶句詠活字印刷，兹並録於下：
《自刊》：一生籌活版，半世作雕蟲。珠玉千箱積，經營卅載功。
《自檢》：不待文成就，先將字備齊。正如養兵足，用武一時提。
《自著》：舊吟多散佚，新作少敲推。爲試澄泥版，重尋故紙堆。
《自編》：明知終覆甕，此日且編成。自笑無他技，區區過一生。
《自印》：雁陣行行列，蟬聯字字安。新編聊小試，一任大家看。
翟金生還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用泥活字排印了友人黄爵滋《仙屏書屋初集》；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排印了族弟翟廷珍《修業堂集》二十卷；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排印了黄爵滋撰《仙屏書屋初集詩録》十六卷、《後録》二卷；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又排印了《水東翟氏宗譜》。看來，自北宋畢昇以來，用泥活字印刷可謂綿延不絶了。
二 磁活字本
在泥活字的基礎上，人們也曾探索用磁活字印書。清王士禎云：“益都翟進士某，爲饒州府推官，甚暴横。一日，集窑户造青瓷《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官益都令，曾見之。”(27)一九六一年夏，北京中國書店訪得一部磁版印本《周易説略》。該書封面欄上題“泰山磁版”四字。卷首有徐志定序，略云：“戊戌冬，偶創磁刊，堅緻勝木，因亟爲次第校正，逾己亥春而《易》先成。”末署“康熙己亥四月泰山後學徐志定書於七十二峰之真合齋”。序中説“《易》先成”，是因爲除《周易説略》外，還用磁版印過張爾岐著的《蒿庵閑話》二卷，今藏國家圖書館。該書題濟陽張爾岐輯，真合齋校正。卷一末有“真合齋磁版”五字一行，訂成二册。清金埴云：“康熙五十六七（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泰安州有士人，忘其姓名，能鍛泥成字，爲活字版。”(28)而據《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七《人物志》載，徐志定恰爲泰安人，雍正元年舉人，曾官泰安知縣。他用磁版印《周易説略》爲康熙己亥年，正好是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究其時間、地點、行事皆與金埴所記相合，所以兩書提到的“磁版”爲磁活字版無疑。此外，行綫歪斜，行字有不整齊的現象，行格與邊欄有間隔，也都説明它們是用磁活字版印的書。(29)
三 木活字本
用木活字印的書稱木活字本。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談到活字“不以木爲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可見早在北宋時期，人們就已經嘗試着用木活字印書，只是技術上還没有過關。
在元代，王禎不僅成功地用木活字印了《大德旌德縣志》，而且還在其名著《農書》中總結了製作木活字印書的經驗。據《康熙奉化縣志》卷十一、《至正四明續志》卷七記載，在王禎以後二十多年，浙江奉化知州馬稱德“鏤活書板至十萬字”，並於至治二年（一三二二）用“活字書板印成《大學衍義》等書”，其中“《大學衍義》一部，計二十册”。可見元代安徽、浙江一帶用木活字印書已比較流行。
用木活字排印圖書數量多、質量高的首推清武英殿聚珍版書。從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月起，迄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武英殿用木活字印書一百二十四種。(30)金簡於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十二月對用木活字印書的經驗加以總結，寫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利用圖式對成造木子、刻字、字櫃、槽版、夾條、項木、中心木、類盤、套格、擺書、墊板、校對、刷印、歸類、逐日輪轉辦法等作了詳細介紹〔圖版四十七〕。
清代私家用木活字印書也蔚然成風。葉德輝云：
嘉道以來，民間則有吴門汪昌序嘉慶丙寅（一八〇六）印《太平御覽》一千卷。璜川吴志忠嘉慶辛未（一八一一）印五代邱光庭《兼明書》五卷、元迺賢《河朔訪古記》二卷、《洛陽伽藍記》五卷。朱麟書白鹿山房嘉慶壬申（一八一二）印《中吴紀聞》六卷、高似孫《緯略》十二卷。張金吾愛日精廬嘉慶己卯（一八一九）印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成都龍燮堂萬育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形勢紀要》九卷。京師琉璃廠半松居士印《南疆繹史》二十四卷、《摭遺》十八卷、《謚考》八卷、《南略》十八卷、《北略》二十四卷；留雲居士印明季稗史十六種，共二十七卷。咸同間則有仁和胡珽琳琅祕室印《琳琅祕室叢書》五集。江夏童和豫朝宗書屋印明嚴衍《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附刊誤二卷，宋袁樞《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馬驌《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録八卷，《陳思王集》十卷。光緒間，則有董金鑑重印《琳琅祕室叢書》四集，吴門書坊印日本《佚存叢書》全集。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姚覲元印《北堂書鈔》七十餘卷，功未竟而覲元殁，板遂散佚。余見一殘本，前有“光緒己丑集福懷儉齋以活字印行”字兩行。凡此皆以木刻活字印書者也。(31)清代木活字印本當然遠不止此。譬如《紅樓夢》的最早印本，乾隆五十六年的程甲本和乾隆五十七年的程乙本皆爲木活字排印。程乙本序後引言云：
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鈔録傳閲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鈔争睹者甚夥，鈔録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印刷，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閲，改訂無訛，惟識者諒之。
又如北京隆福寺街東口路南有一家書坊，坊名就叫聚珍堂，用木活字排印了許多文藝作品。其所印《兒女英雄傳》，附有排印書目，計有《繡像王評紅樓夢》《濟公傳》《紅樓夢影》《批評兒女英雄傳》《忠烈俠義傳》（又名《三俠五義》）《紅樓夢賦》《續紅樓夢》《艾虎》《續聊齋志異》《蟋蟀譜》《聊齋志異拾遺》《藝菊新編》《御製悦心集》《想當然耳》等十四種。可見木活字本在清代出版物中是占有一定比重的。
四 銅活字本
五代天福時期（九三六至九四四）就可能用銅版印書了。明楊守澄云：“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32)宋岳珂撰《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談到他家塾所藏《九經》即有“晉天福銅板本”。問題是這“晉天福銅板本”不知是用整塊銅版刻成的，還是用銅活字排成的。
宋代雕刻銅版，用以印刷是有實物爲證的，一九五二年上海博物館陳列品説明書説：
在宋代，除了雕木板印刷圖書以外，也已能雕銅版，以便大量印刷之用。例如商店廣告和國家紙幣的印行，往往是用銅版的。這裏陳列的是濟南劉家針鋪印廣告所用的雕銅版，上列刻“濟南劉家功夫針鋪”，中間刻有一兔，兩旁刻“認門前白兔爲記”，下列刻“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細針……”(33)
元人文獻涉及銅版的有黄給智延和尚所作的《塔銘》，其中談道：
英宗皇帝以禪師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歲，將鏤銅爲板以傳。後因屑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僞濫，復命之删定焉。(34)
文中“將鏤銅爲板以傳”雖然是一種打算，但是也反映了元代工藝已有鏤銅爲版印刷的能力。中國科學院還藏有元代用銅版印刷的殘鈔。這種銅版上除了圖樣、花紋之外，還鑄有九十個漢字和“至元寶鈔諸路通行”八個蒙古字。(35)
銅活字印刷術到明弘治、正德年間（十五、十六世紀之交）終於在江蘇無錫、常州、蘇州、南京一帶盛行了起來。著名的有無錫華燧會通館印本，明邵寶《會通君傳》云：
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閲同異，輒爲辨證，手録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質焉。既而爲銅字版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人遂以會通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36)
據《書林清話》卷八《明錫山華氏活字板》介紹，會通館印書見於著録的有：《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古今事類前集》六十三卷，《文苑英華辨證》十卷，《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多爲弘治八年（一四九五）至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出版的。此外又有華堅的蘭雪堂。錢基博云：“華堅，字允剛，無可考；然燧三子曰塤、奎、壁，五行之次火生土，皆取土旁爲名，則堅從土旁，殆燧之猶子歟？”(37)據《書林清話》卷八《明錫山華氏活字板》記載，蘭雪堂印書見於著録的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元氏長慶集》六十卷、《白氏長慶集》六十卷。多爲正德十年（一五一五）、十一年（一五一六）出版。無錫華氏以銅活字印書著名的還有華珵。其活字印本見於著録的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四部叢刊》有影印本，此外還有《百川學海》，然“改竄宋本舊第，爲世所譏”。(38)此外用銅活字印書而著名的還有無錫人安國。《常州府志》稱安國“嘗以活字銅版印《吴中水利通志》”。(39)安氏銅活字印本傳世者還有《顔魯公文集》十五卷、《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一十卷、《石田詩選》十卷等。其他明銅活字印本傳世尚多，難以枚舉。
對於明銅活字本，葉德輝曾給予較高的評價，他説：
明人活字板，以錫山華氏爲最有名，活字擺印，固不能如刻印之多，而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蟲鼠之傷殘，兵燹之銷燬，愈久而愈稀。此藏書家所以比之如宋槧名鈔，争相寶尚，固不僅以其源出天水舊槧，可以奴視元明諸刻也。(40)
但同時也指出了華氏銅活字印本校勘不精的缺點。
清代銅活字本最重要的要推《古今圖書集成》。經始於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畢功於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的《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是中國從未有過的大百科全書，當時用銅活字印成六十四套〔圖版四十八〕。後來還用這批銅活字印了《律吕正義》《數理精藴》等。可惜的是後來竟將這批銅活字銷毁，用來鑄了錢。清高宗《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云：“毁銅昔悔彼，刊木此慙予。”自注：“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蕆功，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毁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41)
清代其他銅活字印本還有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吹藜閣出的錢陸燦《文苑英華律賦選》，前有封面，左題“吹藜閣同板”五字(42)。再就是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用銅活字排印的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九卷。顧炎武所著《音學五書》，其中《音論》上中下三卷、《詩本音》十卷，也是用銅活字排印的。兩種書前各有封面，題“福田書海銅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四行十六字。《詩本音》後有鎸刻銅版姓氏“古閩三山林春祺怡齋捐鎸，兄季冠痴石校刊，長子永昌正畫，次子毓昌辨體”四行，但無刻印年月。
五 錫活字本
錫的鎔點低，容易鎔化鑄造。早在元代，人們就已嘗試用錫活字印書。元王禎云：“近世人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内，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43)
潘天禎認爲明代無錫會通館印書不是銅活字而是錫活字本。他的依據是華燧的四篇傳記。如明末清初人華渚《三承事南湖公、會通公、東郊公傳》云：“會通公，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閲異同，輒爲辨證，手録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質焉。或廣坐通衢，高誦琅琅，旁若無人。既乃範銅板、錫字。凡奇書艱得者，悉訂證以行。”又明喬宇撰《會通華處士墓表》也稱華燧“復慮稿帙汗漫，乃範銅爲版，鏤錫爲字，凡奇書艱得者，皆翻印以行”。(44)另兩篇傳記内容大致相同，不俱引。潘天禎分析道：
華燧所印的書，一般在版心上印有出版年，在版心下印有出版室名和印刷方法，有的序文裏也提到印刷方法。例如華燧印的《容齋隨筆》，版心上印“弘治歲在旃蒙單閼”兩行，旃蒙單閼即是乙卯。弘治乙卯即是弘治八年（一四九五）。版心下印“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兩行。上下連續即是弘治八年會通館活字銅版印。華燧所撰《會通館印正容齋隨筆序》説：“燧生當文明之運，而活字銅版樂天之成。”這些原書上的記載，無疑是識别版本的可靠依據。可惜會通館所印原書上的記載，都是“活字銅版”，没有説明是銅活字還是錫活字。上引四篇華燧傳文的記載都是“錫字”，自以理解爲錫活字爲是。如不聯繫傳文研究，很容易把“活字銅版”理解爲“銅活字版”。一字不加，稍微變易字的順序，製造活字的原料也就變了。這可能是把華燧錫活字印書誤爲銅活字的重要原因。其實，銅版是指擺活字所用之版，字和版在我國古代活字印刷工藝上從來是兩個不同的組成部分，製造的材料也往往不同。……把華燧印書的“活字銅版”理解爲“銅活字版”，既不符合文獻記載，也不符合我國古代活字印書法的實際。(45)
潘説言之成理。其實物則如施廷鏞所舉：“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廣州佛山有個唐姓書商，用木刻的字印在澄泥上，做成字模，以錫澆鑄成錫字。用它排印的書，有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一百二十册。”(46)
六 鉛活字本
早在明代弘治、正德間，我國便用鉛活字印書了。明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文中“近日”指弘治、正德間。陸氏自序其書云“成於乙丑之夏（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訖於戊辰九月（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可證。惜明常州鉛活字本未見。
中國首先發明包括活字印刷術在内的印刷術，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到了清代，外國人又將鉛活字印刷術反饋給我國，推動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净雨《清代印刷史小紀》云：
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春，倫敦布道會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馬氏初編輯華英辭典及文法，又譯《新約》爲中文，遂有以西洋印刷術布印之意，秘雇匠人製字模，謀泄於有司，刻工恐罹禍，舉所有付諸丙丁，以滅其迹。是役，雖事敗受損，而華文改用西式字模鑄鉛，當以此爲嚆矢矣。(47)
此後繼續有所發展，到了一八七二年，英人美查（F·Major）才在創辦《申報》的同時，用鉛活字大量印書。胡道静《申報六十六年史》云：
《申報》鉛字聚珍板書，始於該報創刊不久。至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申昌書局繼承此業，《申報》遂不續刊。其間刊印各書凡一百六十餘種，蔚爲大觀。在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曾有《申報館書目》一册，著録所印書籍五十四種；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又印有《申報館續書目》一册，著録六十四種，尚未盡將所刊各書完全著録也。(48)
在這以後，鉛字排印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雕印，成爲我國出版的主要方法。其間值得一提的，有集成圖書局用鉛字排印的《圖書集成》與《二十四史》。此外，丁三在用自製仿宋體鉛字來排印古籍也起過很大的作用。中華書局曾用丁氏仿宋體鉛字排印《四部備要》二千餘册。(49)
七 活字本之鑒定
活字本可以用鑒定雕印本、寫本的某些方法來鑒定，而它本身的特徵也爲我們提供了對之進行辨識和鑒定的依據。概括起來約有六點：
一、活字本有的字排得不整齊，且有倒置、卧排現象。魏隱儒曾舉一例：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武水陳唐重訂本宋陳師道《後山居士詩集》六卷，正集目録一卷、後山先生逸詩五卷，逸詩目録一卷、詩餘一卷。字用軟體，排版整齊匀平，無傾斜歪扭之感，如不細審，多誤以爲精刻本。書中卷二第三葉第三行《次韻蘇公兩湖徙魚三首》的末首“缾懸瓽間終一碎”的“碎”字；卷六第九葉右面末行末一字的“天”字，二字均排倒，這是活字本的有力證據。但與另一同樣印本相互比對，其“碎”“天”二倒字已糾正，由此説明前本爲初印，後者爲校訂後重印。兩本行款、版式、字體皆同，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上下黑口，單魚尾。(50)
二、活字本邊欄的四角，以及上下欄綫同行綫的連接處多有距離，行格間距離也每不相等。版心的魚尾因係拼排，故與左右行綫常有間隔。惟武英殿聚珍版例外，因爲它采用了套格的形式。清金簡《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介紹套格云：
用梨木版，每塊面寬七寸七分、長五寸九分八厘，與槽版裏口畫一，周圍放寬半分爲邊，按現行書籍式樣，每幅刻十八行格綫，每行寬四分，版心亦寬四分，既將應擺之書名、卷數、頁數暨校對姓名，先另行刊就，臨時酌嵌版心。
因爲套格是整板刻成，所以邊欄、行綫、魚尾之間的銜接處都是一個整體，没有間隔。
三、活字本字的大小不一致，筆劃粗細不均匀。因爲雕印本統一寫樣，整板雕刻，所以字體筆劃容易統一，而活字係一字一刻，故難統一。例如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張金吾愛日精廬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排版不精，行列傾斜，界欄多未印上，字個大小不一，粗細不等。又如明嘉靖活字本《欒城集》卷首《蘇文定公謚議》一文首半葉中的兩個“二”字、三個“三”字、七個“之”字彼此都有差異。
四、活字本墨色輕重不均，行格界綫時有時無。因爲排的字有時凸凹不平，所以印出來的字，墨色就輕重不匀；活字往往高於行格，所以行格往往不着墨。如北京市中國書店《關於活字版（初稿）》稱：
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爲當時風行的一般匠人字體，横細豎粗，字個大小均匀，筆道粗細不一。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程偉元印的《紅樓夢》比聚珍本字略小，字體相似，惟字個大小不一，行格界綫拼排不正，高低不平，曲折歪斜，時有時無。(51)
五、活字本字與字之間筆劃絶不交叉。一般雕印本寫稿上版，爲了字體結構美觀，在書寫時上下字之間，撇鈎豎捺有時交叉，但活字本則每字一刻，各自獨立，故字與字之間絶不交叉。例如：“明刻本《水東日記》，欄綫上下接連處有隔離現象，字有歪斜，墨色不匀，貌似活字印本。但經仔細翻閲檢查，發現上下字間有的交叉，而且有數處斷版裂版，據此可以斷定其非活字本。”(52)
六、活字本無斷版裂版現象。一般雕版印本，有的因書版刻成太久，或多次刷印，或風吹日曬，書版可能會出現斷裂現象。活字印書，印完即拆版，再印再排，所以無此情況。魏隱儒、王金雨述其鑒定影刻活字本云：
《蔡中郎集》，影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刻印、字體、版式、行格一仍其舊，惟書口“蘭雪堂”三字未刻，僅在卷六第十葉版心上端刻“蘭雪堂”三字，版心下端刻一“慶”字，書尾目後之“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印行”牌記二行未刻，書中有斷版處，曾經眼兩部對照皆如此，究係何人影刻不詳。(53)
如此所舉例，鑒定活字本特别應當注意將活字本同那些按照活字本的原樣影刻的所謂影刻活字本區分開來。因爲影刻活字本的字個大小不一、行字不齊、欄綫與行綫不銜接等情況都依活字本的原樣照刻。如不細加審辨，很容易被誤認爲活字本。例如鄧邦述曾在一部影刻活字本《蔡中郎集》上題識云：“《中郎集》此本爲最古，目後有‘正德乙亥春三月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印行’二行，今已爲市儈挖去，世之作僞者皆由無識目之，甲子三月檢記。”可見鄧氏仍把它當作活字本，而未察覺到它是影刻活字本。(54)但是既然影刻活字本是一種雕印本，它當然具有一般雕印本的特點，譬如其墨色較活字本均匀，且欄綫、行綫之間通常没有錯落離縫現象。下面再舉一個例子，看看人們是怎樣將活字本同影刻活字本區分開來的。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出版以後，蘇州、杭州、江西、福建和廣東都進行了翻刻，前三處翻刻本卷端也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個字，但開本都很小，被稱爲巾箱本，容易識别。而福建、廣東皆照原樣影刻，開本同原本也差不多，所以很相似。姚海泉《武英殿聚珍版及其識别問題》談到了兩者的不同之處：
一、字體：武英殿聚珍版的字體方正、生動，有如鈐上去的一般，字體結構疏朗，筆劃粗細匀稱，看上去較爲美觀悦目，翻刻本字形不够方正，或肥大，或瘦長，筆劃呆板，刻鋒畢露。
二、墨色：武英殿聚珍版墨色雖略有濃淡不一現象，但覺有光澤，而翻刻本即使墨色一致，但缺乏光澤。
三、文字的行列：武英殿聚珍版的文字排列，不够整齊，從横向看去，錯落現象十分明顯，翻刻本則比較整齊。
四、紙張：武英殿聚珍版書用太史連和竹紙（較厚實）印刷，竹紙簾紋較窄，約半公分寬，福建翻刻本用的竹紙簾紋較寬，約一公分，紙色較淡，廣東翻刻本用黄色的山貝紙和白色的本槽紙。
五、文字與界行的重合問題：武英殿聚珍版書的文字常常與界行或邊欄重合，壓綫出綫的情況甚多，翻刻本絶無此種現象。例如《牧庵集》卷一第四頁第四、七至九行下面或出綫或壓綫。《牧庵集》卷二十六第十八葉第二面上邊各字全部出綫，其他重合處甚多，不及備載。(55)
可見書籍一經翻刻，就有差異；既有差異，就爲版本的鑒定工作提供了依據。
第四節 影印本
采用照相製版等工藝使原書或原稿再現的復製本稱爲影印本。根據印版原料和技術的不同，印出來的書可分爲石印本、膠印本、珂羅版印本、鋅版印本等。中國近現代用石印的方法印了很多古籍，我們就着重介紹一下石印本。
賀聖鼐介紹中國石印書籍的歷史云：
石印書籍以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爲最先。該局爲英人美查（F·Major）所設。……開辦之初，即聘土山灣印刷所之邱子昂爲石印技師，最初印刷《聖諭詳解》一書。姚公鶴《上海閒話》：“聞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爲《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率購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人之需，故又不數月即罄。”書商見其獲利之鉅且易，於是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粤人徐裕子（鴻復）有同文書局之設，購備石印機十二架，雇用職工五百名，專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齋書畫譜》等書尤其著者。寧人則有拜石山房之開設。當時石印書局三家鼎立，盛極一時。
石印術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爽毫釐，書版尺寸又可隨意縮小，蠅頭小字，筆劃清楚，在科舉時代，頗得考生之歡迎。故於上海之外，武昌、蘇州、寧波、杭州、廣東等處亦相繼開設石印書局，以《萬年曆》或《致富全書》爲開場印品（取其長發吉祥之意）。然其出品，則多不如上海之精美。(56)
在晚清石印本中，以同文書局影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和《二十四史》爲最有名。該局“於京師寶文齋覓得殿板白紙《二十四史》全部、《圖書集成》全部，陸續印出，不下數十萬部，各種法帖，大小題文府等十數萬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絶倫，咸推爲石印之冠。迨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内廷傳辦石印《圖書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書局承印。壬辰年（一八九二）開辦，甲午年（一八九四）全集告竣進呈，從此聲譽益隆”。(57)
其後商務印書館也利用石印的方法影印了大量叢書，其最有名的有《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及《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初集》。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啟》云：“雕板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平時翻閲，亦屢煩乎轉换；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併其葉，故册小而字大。册小而便庋藏，字大則能悦目。”(58)此外，該館一九三五年出齊的《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初集》選書二百三十一種，計十一萬餘葉，分裝一千九百六十册，是一項很大的工程。
當代影印古籍極爲普遍，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中華書局影印的《永樂大典》、臺灣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庫全書》。這兩項出版工程對學術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已經發揮了很大作用，並將産生深遠影響。
影印本的優點是能够保留書的原貌(59)、印刷迅速、出版周期短、成本低、價格比較便宜。但是如果所選底本不善，影印本也會出現一些問題。錢基博云：
光緒間，泰西石印法初傳至中國時，粤之徐氏創同文書局，印精本書籍。最著名者爲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張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顯，便於付印；又以書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輒改以臆，訛謬百出！尤可笑者，自云所據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無《舊五代史》；又未見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輒依殿板行款，别寫一通，版心亦題乾隆四年，書估無識，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其字迹清朗，稱爲佳本。竹簡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書局本，故錯字一仍其舊；而以合兩行爲一行，有錯行者，有應另行而圖省紙與前行迸爲一者，至諸表則强以次葉附於前葉之下，乖舛不可究詰。(60)
所以影印本也有鑒定版本問題，一要看它所用底本善否，二要注意出版單位對底本加工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由於影印本是依據雕印本、寫本、活字本而産生的，所以鑒定雕印本、寫本、活字本的各種方法，自然也同樣適用於鑒定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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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養古齋叢録》卷七。
(2) 《古舊圖書業務知識·古典哲學書籍的收購和發行工作》。
(3) 《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
(4) 見沈津《鈔本及其價值與鑒定》，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5) 載《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6) 《古書版本常談·如何鑒别版本》。
(7)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七《稿本》。
(8) 參看圖版六、十。
(9) 《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
(10)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六《鈔本》。
(11) 滎陽悔道人《汲古閣主人小傳》，載《汲古閣校刻書目》卷首。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出版説明》。
(13) 《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
(14)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
(15) 見《全唐詩外編》：《補全唐詩》。
(16) 《四部叢刊》續編《愧郯録》張元濟《跋》。
(17) 《中國文獻學》第三編第三章《雕版印書以前的古寫本》。
(18) 《鳴沙石室佚書·唐人選唐詩》跋。
(19) 《藏書紀要》第四則《校讎》。
(20)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六《鈔本》。
(21) 《甫田集》卷二九《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22) “刀”一作“山”。
(23) 《鈔本及其價值與鑒定》，載《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24)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以來活字板》稱其所藏《韋蘇州集》十卷，即宋泥活字本，並説：“其書紙薄如細繭，墨印如漆光。惟字畫時若齧缺，蓋泥字不如銅鉛之堅，其形製可想而知也。”但是張秀民却否定了這一點，指出：“近人有藏《韋蘇州集》，以爲北宋膠泥活字本，字畫有齒痕，不避宋諱，半頁九行，行十七字。其實是明活字本唐人集之一種，所以行款、字數完全相同。”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印刷術的起源》之三《活字板的發明》：《宋元泥活字》。
(25) 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26) 《農書》卷末附《造活字印書法》。
(27) 《池北偶談》卷二三《瓷易經》。
(28) 《巾箱説》，見《不下帶編》《巾箱説》合訂本。
(29) 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三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活字印書業的發展》第二十章《清代的活字印本書和磁版書》云：“經細加考究，發現《周易説略》卷一第四十八葉、卷七第十葉；《蒿庵閑話》卷一第二十二、二十三葉，書版斷裂情況顯著。按活字印書，係印前拼排成爲版面，不會斷裂，行綫也不會彎成弓形，分明是燒鍛時火候所致，因此我主張是磁版印本而不是活字印本。”此亦一家之説，録以備考。不過我們認爲正因爲燒鍛整塊磁版容易變形，而這種變形又不會只出現於一個平面上，因此燒鍛整塊磁版來印書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30) 見陶湘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目録》。
(31) 《書林清話》卷八《宋以來活字板》。
(32)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三引。
(33) 見《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卷四《銅刻小記》按語。
(34)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四一《榮禄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35) 見蔡美彪《銅活字印刷術起源問題》，載《史學》一九五四年第二十一號。
(36) 《容春堂後集》卷七。
(37) 《版本通義·歷史第二》。
(38) 《書林清話》卷八《明華堅之世家》。
(39) 《常州府志》卷二五《孝友》。
(40) 《書林清話》卷八《明錫山華氏活字板》。
(41)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卷首。
(42) 同當爲銅字之誤植。
(43) 《農書》末附《造活字印書法》。
(44) 載華方、華察輯《華氏傳芳集》卷一五。
(45) 《明代無錫會通館印書是錫活字本》，載《江蘇圖書館工作》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46) 《中文古籍版本簡談》二《版本的種别》之五《活字本》。
(47) 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
(48) 蔡爾康《申報館書目》序注一引，載《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49) 參看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載《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50) 《中國古籍印刷史》第三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活字印書業的發展》第二十章《清代的活字印本書和磁版書》。
(51) 載河北省文化局編《古舊圖書業務知識》。
(52)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八章《活字本的鑒定》。
(53)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八章《活字本的鑒定》。
(54) 《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八章《活字本的鑒定》。
(55) 載《圖書館工作》一九七九年第六期。
(56) 《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載《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57) 《上海石印書籍之發展》注二，載《中國出版史料》補編。
(58) 《四部叢刊書録》卷首。
(59) 版面一般均縮小，亦有按原大者。
(60) 《版本通義·讀本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