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在傳鈔、編印、典藏、流通的過程中都會造成版本的變異。一種書的不同版本雖然存在着差異，但是它們在演變過程中，也都有着一定的傳承關係。研究版本的變異與傳承關係，對於我們鑒别與利用版本無疑是必要的。
第一節 版本的變異
版本的變異主要反映在内容增損、篇卷分合、字句差異等方面，各有其原因，今分述如下。
一 内容增損
我國早期圖書是以鈔本形式流傳的，印刷術發明並廣泛使用之後，鈔本仍然是圖書的一種重要形式。由於鈔寫比較自由，人們往往又各取所需，所以對原書進行删節是經常發生的。如劉向在《列子》書録中説：“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内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1)如果《列子》原爲八篇，則可見劉向所見到的各種鈔本内容都不全。後世鈔本删節原書内容的現象也很普遍，如南宋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由於篇幅大、字數多，長期以鈔本的形式流傳，於是有的鈔本就删去了不少内容，如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鈔本即存在着以下問題：
（一）有選擇地鈔録。如卷一五二“劉嶸上萬言書”，各刊本共有七策，而此摘鈔本只存録其中有代表性的三策。
（二）大量删削無關緊要的記載。有的甚至將整卷原書删去，如删卷五五、卷一〇九、卷一一四等。又卷二二—四七整整二六卷，也都統統被删去了。
（三）對原書中重要或比較重要的章節或事件，則全部鈔録或詳細摘録，如卷六二、六三叙述宋金交涉及交割三鎮之事，卷一一〇傅芳使金談判，請求金承認高宗在南京繼位之合法及送回二帝的問題等等，均予照録。
可見華東師大所藏摘鈔本，大體上是大事詳、小事略；宋廷事詳，金國事略；外交事詳，内政事略。(2)
印本書也存在着删節問題，特别是坊刻本，書商爲了降低成本，獲取厚利，往往大量删去原書内容，此類現象，明代尤爲突出。如屈萬里稱：
“明人刻書而書亡”，清代的校刊家常常有這種感嘆。的確明代萬曆以後的刻本，多半是一塌糊塗。他們任意改字，任意删節，甚至任意改换書名。商濬所刻的《稗海》、陳繼儒所刻的《寶顔堂秘笈》，算是比較好一些的叢書了，然而仍舊免不了任意删改的毛病。譬如宋人王楙作的《野客叢書》本來是三十卷，可是《稗海》本和《寶顔堂秘笈》本，都只有十二卷，精核的地方多被删削。假若没有嘉靖年間王穀祥的刻本存在着，人們就很少能知道這書是三十卷了。(3)
政治因素也是導致某些圖書内容被删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清高宗組織人編纂《四庫全書》時，銷燬抽燬大量圖書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四庫館正總裁英廉在奏摺中談到他根據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四月十三日旨意，至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二月二十一日爲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内，曾派十三名官員“將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後各書，逐一覆加檢閲，詳細磨勘，務將誕妄字句删燬净盡，不致稍有遺漏。兹據各該纂修等已全行閲竣，共看出應行銷燬書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燬書一百八十一部”。(4)在被抽燬的書中，不少是與受到政治迫害者有關的著作。如四庫館《奏繳咨禁書目條款》稱：
錢謙益、吕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所自著之書俱應燬除外，若各書内有載入其議論、選及其詩詞者，原係他人所采録，與伊等自著之書不同，應遵照原奉諭旨，將書内所引各條簽明抽燬，於原板内剷除，仍各存其原書，以示平允，其但有錢謙益序文而書中並無違礙者應照此辦理。(5)
由於政治原因而删削圖書的問題，本書《校勘編》第三章《書面材料發生錯誤的原因》第二節《致脱的原因》十五《因政治原因而删》、《典藏編》第四章《書籍亡佚》第一節《禁燬》有詳細介紹，可參看。
圖書在流通過程中因爲禁燬、兵燹、自然災害等原因，許多書亡佚了，許多書變成了殘本。所以在流傳過程中散失也是導致不少圖書部分内容殘損的一個重要原因。如魯迅《嵇康集》序云：“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録》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録》。宋以來，乃僅存十卷。”(6)再如北宋曾鞏去世後，時人爲其編集，收集頗全，其弟曾肇在曾鞏《行狀》中稱其“既殁，集其稿爲《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7)然而宋南渡後，《續元豐類稿》和《外集》已逐漸散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録《元豐類稿》五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除著録《元豐類稿》五十卷外，還有建昌守趙汝勵、建昌郡丞陳東重行刊校的《續稿》四十卷。元末兵燹，《續稿》又亡佚了，傳世的仍僅剩下《元豐類稿》五十卷。(8)
圖書的内容除删損外也會增益。早期的書籍鈔寫者尚未形成著作權觀念，他們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把内容相近的其他人的著作鈔在一起。如劉向校定的《晏子》共八篇，而宫廷所藏《晏子》十一篇、臣參藏《晏子》十三篇。就在劉向校定的八篇中，有兩篇被列爲外篇，即不一定是晏子的作品。他在《晏子》書録中解釋道：“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9)我國先秦古籍真贋雜糅，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後世學者在整理出版前人著作時，常做搜亡輯佚的工作。將所輯佚作編入集中，當然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内容。例如陳師道的集子是他的學生魏衍在他去世十四年後編成的。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云：“受其所遺甲乙丙稿，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手書之。”(10)而宋蜀刻有謝克家序之《後山居士文集》二十卷，詩文卷數與魏衍編本同，但詩多收二百一十八首，文多收二十九篇。多出的二百一十八首詩則散附在一、二、四、六卷後。可見宋蜀刻有謝克家序本在魏衍編本的基礎上，又將在社會上流傳的陳師道的詩文編入了集中。(11)
需要注意的是輯佚如果只求全備而不重視鑒别真僞，則會混入不少僞作。如清趙殿成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刻印的《王右丞集箋注》，其《箋注略例》云：“自十四卷以前之詩皆須溪本所有者，其别本所增及他籍互見者，另爲外編一卷。”萬曼指出：
這一卷共詩四十七首，除了蜀本系統所羼入的王涯、張仲素詩三十首外，其餘大抵都是根據顧元緯本編入的，止最後一首係據《事文類聚》補。這些詩除應歸之王涯、張仲素外，還有王昌齡、張子容、孫逖、宋之問、孟浩然、鄭谷以及失名的作品，可以視爲王維佚詩的不過二三首，這是應該斟别一下的。《全唐詩》全部删去，甚是。(12)
古書傳世每有續作，這也是書籍内容有所增加的一個原因。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嘗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總集與類書也有這種現象。如徐陵所纂《玉臺新詠》，其自序、《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等皆著録十卷，但是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鄭玄撫刻本却爲十五卷。其跋云：
徐陵世膺陳爵，恒猷厥酬，乃進《新詠》十卷，以備宫體。陵没，摛藻之徒取以爲則，播之宫商，幾四百餘年。俗灕風下，靈秘莫珍，予夙悼之，博求世家，幸獲塵幾，篇殘簡亂，憑證無由。嘉靖己亥（一五三九），方子敬明購諸金陵，歸而畀予。予始删其餘篇，理其落翰，進儷陳隋，演爲十五卷，乃揖敬明，與之校梓。
此書所增五卷實爲徐陵身後陳隋時代的作品。(13)又，宋葉大慶指出：“《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是皆後人所加。”並自注曰：“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游》詩，洛水門有李嶠游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也。”(14)
後人對書做注釋，從而出現的各類注本，即在原書的基礎上增加了注釋部分，這也是圖書增加内容的一個原因。如蕭統編《文選》，唐李善爲之作注，並於顯慶三年（六五八）九月上《文選注》表。開元六年（七一八）又有吕延祚將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等五臣注《文選》進表呈上。後來又有人將李善注與五臣注合成了六臣注。
後人對古書進行批評與校勘，那些附在原書上的批語與校勘記，也都使原書增加了新的内容。南宋劉辰翁在詩文的評點上下了很大功夫，明人曾匯刻《劉須溪批評九種》，包括《班馬異同評》《老子》《莊子》《列子》《世説新語》《李長吉歌詩》《王摩詰詩》《杜工部詩》《蘇東坡詩》。此外，《孟浩然集》《孟東野集》《王荆公詩文》《放翁詩選》等也有劉辰翁的評點。南宋興起的評點之風到了元明清仍然盛行，批評的對象從詩文經史發展到了小説戲曲。金聖嘆批評《水滸》《西厢記》就頗有影響。學者讀書在書的天頭地脚行間或采用簽條的方式留下批語校勘記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知名學者的批校本通常被當作善本。經過校勘的書籍出版時，校勘記通常附書以行，如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經文本來是單獨傳播的，宋人在經文的基礎上加注加疏，使原書内容不斷有所增加。“嘉慶二十有一年（一八一六）秋八月，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成卷四百十六，並附校勘記，爲書萬一千八百一十葉。”(15)原書附校勘記不但豐富了書的内容，也提高了書的價值。
此外爲圖書做補正工作，自然也會使原本增加新的内容。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出版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後來范希曾又做了補正工作，並於一九三一年在柳詒徵的大力支持下，由國學圖書館印了《書目答問補正》。該書補録圖書一千二百種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書目答問》至《書目答問補正》這五十年間學術研究的主要成就。此外《書目答問補正》還補足或糾正了《書目答問》漏落或訛誤的書名、卷數、作者姓氏、刻書年代等近百處。(16)
總之，版本間内容有增損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也導致了版本的優劣與特色。我們在利用圖書時，當然要注意各種版本的特點及内容增損情況。
二 篇卷分合
版本在形式上的變化尤爲明顯，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其版式、紙墨、字體、裝幀等許多方面都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我們在本編的有關章節已經作了論述，現僅就涉及文獻内容的篇卷分合問題作些説明。
我國古書多以竹木、帛、紙爲載體。文獻載體不同，圖書篇卷可能會有分合。如《管子》一書，劉向經過校讎定爲八十六篇，爲《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所著録，然《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却著録爲十九卷。顯然紙書比簡書的容量大，一卷紙書可以容納好幾篇文章。關於因爲載體不同而導致篇卷分合的詳細情況，可參見本書《目録編》第三章《目録的著録事項》第二節《篇卷》。
編輯體例不同也會導致一書各本間篇卷的分合。毛晉嘗云：
余藏襄陽詩甚多，可據者凡三種：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編，不標類目，共計二百一十首；一元刻劉須溪評者，亦三卷，類分游覽、贈答、旅行、送别、宴樂、懷思、田園、美人、時節、拾遺凡十條，共計二百三十三首；一弘治間關中刻孟浩然者，卷數與宋元相合，編次互有異同，共計二百一十八首。(17)
孟浩然集宋刻、元刻、明弘治刻雖均爲三卷，但是宋刻逐卷意編，元刻分類編排，明弘治刻編次與宋元本又有異同，故三個版本各卷内容不同，所收詩篇總數也互異。
還有的詩文集的編輯體例有分體、不分體和編年、不編年之别，各本之間的卷數也許相同，相應卷數的内容却有分有合。如杜荀鶴詩集，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唐風集》三卷，是分體編次的；而清初席啟寓刻《唐詩百名家全集》本《杜荀鶴文集》三卷，却統稱爲雜詩，不分體。兩本各卷的内容自然不同。一些按體裁排列的版本，如何分體，彼此也可能有别。如《全唐詩》本《杜荀鶴集》，卷一爲五律，卷二爲七律（僅有一首係七言八韻），卷三爲五、七言絶句。而《全五代詩》本《杜荀鶴集》，卷一爲五律，卷二爲九十六首七律，卷三爲四十四首七律外加五、七言絶句。(18)再如《李商隱詩集》，《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均著録爲三卷，馮浩的《玉谿生詩集箋注》雖然也作三卷，由於采用了編年的方法，每卷的内容與過去的版本當然是不同的。其《玉谿生詩箋注發凡》稱：“舊本皆作三卷，而凌亂錯雜，心目交迷，其分體者更不免割裂之病。余定爲編年詩二卷，不編年詩一卷。行藏遞考，情味彌長，所不敢全編者，慎之也。”
出版叢書要求各叢書本在形式上保持一致，因此某些書在篇卷分合上往往要作些調整。據《舊唐書·王維傳》可知，《王維集》最初由其弟王縉編成，共十卷。其中六卷爲詩，四卷爲文，因此單行的《王維詩集》多爲六卷，但是明張遜業輯校《十二家唐詩》本，每家均分上、下兩卷，故《王摩詰集》也爲二卷。明楊一統刊《唐十二家詩》本，每家皆一卷，所以《王維集》也爲一卷。此外，明凌濛初刊朱墨二色套印本《王摩詰詩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絶、七絶各一卷，故共分七卷。王維的詩集雖有一卷、二卷、六卷、七卷之别，但是所收詩篇却大抵一致，不過有所分合而已。(19)
有些鈔本原就不全，爲了湊足卷數，往往對各卷内容進行分合。如南京圖書館藏原丁丙家清鈔本《誠齋集》之卷首吴城題記云：“余近見宋氏賓王、汪氏秀峰兩家所藏，俱一百三十三卷，始知插架舊本卷帙前後頗有錯亂，甚至以一卷分而爲二者，亦有以兩卷併而爲一者，妄行增損，欲謂之無心之誤，可乎？”試以國家圖書館藏原盧址家清鈔本《誠齋集》爲例，其文集部分闕失較多，最末一卷爲卷一二二《墓表》，卷一二三《墓志銘》並以下盡脱。即今存者，也殘損不完，如《四部叢刊》本之卷六六、六七爲《書》，共二十二首，此本竟無之。而以卷六九、七〇各分爲二，補足卷數。《四部叢刊》本卷八七至八九爲《千慮策》共十二篇，此本脱去其中的《論相》《論將》《論兵》《馭吏》四篇，而以其餘析爲三卷，補齊卷數。(20)
在刻本中也有分合篇卷以充全本的現象，例如《太平廣記》現存有殘宋本、明沈與文野竹齋鈔本、嘉靖隆慶之際的談愷刻本、萬曆間許自昌刻本等。殘宋本的總目録基本完整，總目録中全卷失佚者，僅有第一四一卷。遺憾的是，殘宋本第一四一卷的正文也殘缺了。今人所見《廣記》諸本之一四一卷，已經不是宋本之原來面目。明鈔本取宋本一四二卷後半截，充作一四一卷。而將宋本的一四三卷一分爲二，變作一四二、一四三卷。談本則將宋本一四二卷一分爲二，變作一四一、一四二兩卷。許本則一如談本處理。(21)
對原書加工整理，不僅會使原書内容有增減，而且也會使原書篇卷分合有明顯變化。如宋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後序》談到了唐宋李白集編纂情況：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别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别集》十卷。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秩，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别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别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22)
近人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版本，也因整理者不斷增加内容而在篇幅上逐步有所增加。徐調孚在《重印後記》中寫道：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最初祇有上卷，刊載在一九〇八年的《國粹學報》上，分三期登完。到了一九二六年，才有俞平伯先生標點、樸社出版的單行本。一九二七年，趙萬里先生又輯録他的遺著未刊稿，刊載於《小説月報》上，題爲《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一九二八年羅振玉編印他的《遺集》，便一併收入，分爲上下兩卷，以原來的爲上卷，趙輯的爲下卷。從這時候起，始有兩卷本。一九三九年開明書店要重印這書，我就《遺集》中再輯集他有關論詞的片段文字，作爲補遺附後：這便是現在印行的本子。其中署名山陰樊志厚的《人間詞》甲乙稿兩序，據趙萬里先生所作《年譜》，實在是王國維自己的作品，所以也一併收入附録中。這本小册子出版後，陳乃乾先生又從王氏舊藏各家詞集的眉頭，抄録他手寫的評語給我，我在一九四七年印第二版的時候再補附在最後。書中的注，一部分是周振甫先生所搜集的，一部分是我加的，全部都經過我的校訂。(23)
可見各本之間篇卷分合的情況也相當複雜，因載體、編輯體例、書商以殘本充全本，以及加工整理的方式與深度，都可能導致篇卷的分合與内容的增損。有的版本卷數相同，内容可能有異；有的版本卷數有異，内容可能相同。凡此種種都應引起讀者的注意。
三 文字差異
版本之間存在着文字差異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方言頗不相同，因此各地鈔本之間很容易造成文字上的差異。如《楚辭·九章·惜往日》：“妬佳冶之芬芳兮，嫫姆姣而自好。”洪興祖本云：“佳，一作娃。”洪補注曰：“娃，於佳切，吴楚之間謂好曰娃。”左思《吴都賦》：“幸乎館娃之宫。”劉淵林注：“吴俗謂好女爲娃。”(24)由此可見，娃與佳實際上是由方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異。再如《離騷》：“憑不厭乎求索。”洪興祖本云：“憑，一作馮。”王逸注：“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馮，《説文解字》：“馬行疾也。”段玉裁注：“馮也，馬蹄着地堅實之貌。因之引申爲盛也，大也，滿也，懣也。”可見憑、馮同義，也僅是方言造成的差異。(25)
古今字體的變化也是導致版本之間文字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經文“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下，孔穎達《疏》云：
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26)
本書《校勘編》第三章《書面材料發生錯誤的原因》第一節《致訛的原因》一《因形近而訛》，詳細論述過這個問題，可參看。
在傳鈔編印的過程中，因疏忽、妄改導致文字上的差異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如惠棟跋宋本《禮記正義》云：
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别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所撰《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脱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27)
再如宋蜀刻本《後山居士文集》第十四卷的九篇《記》，脱誤達七十六處。總共十四卷文集，脱五個字以上的地方竟有二十四處，最多的是第十六卷《送邢居實序》末尾，脱三百零二字，這一篇和另一篇脱題目和開頭六十字的《章善序》，兩篇風馬牛不相關的文章硬湊成一篇，使人不能卒讀。(28)
避諱與政治因素，同樣也是導致版本間文字差異的重要原因，如張元濟跋傳鈔本《崇山文集》云：
卷中遇“構”字稱“今上御名”，“慎”字稱“今上御名”，其他廟號，及語涉宋帝，皆空格，或提行，仍宋刻舊式，是必出自乾道刊本。……《四庫》著録亦二十卷，編次悉同，惟館臣泥於時忌，遇原書詆斥金人詞句，無不竄改，甚至顛倒序次，變易意義，其不易更動者，則故作闕文，或加以删削，有多至數百字者。(29)
再如明歸有光著《震川先生集》版本甚多，《四部叢刊》影印的康熙常熟刊本，經歸莊親手勘定，優於别本。由於該本刻於康熙前期，文字忌諱甚嚴，所以凡遇與皇上有關字樣一律空格，“夷”“狄”“胡”“虜”等字均用墨釘迴避。(30)
本書《校勘編》第三章《書面材料發生錯誤的原因》，對文字出差異的原因做出了較爲詳細的論述，亦可參看。
第二節 版本的傳承
版本在内容、篇卷、文字上雖然常有很大差别，但是各種版本都由原著發展而來，理清版本源流，瞭解各本的特點與價值，對於讀書治學、從事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無疑也是必要的。
研究與揭示版本的傳承關係，首先應從諸家目録、有關記載，以及現存版本中查考明白，然後再按時代先後將各本逐一叙録。如郭紹虞的《陶集考辨》，作者先將陶集各種版本按時代先後分成：一、梁以前本；二、宋以前本；三、北宋本；四、南宋本上；五、南宋本下；六、元本；七、明本上；八、明本中；九、明本下；十、清本上；十一、清本下；十二、近代本。對於已佚的版本，根據文字記載，也一一作了分析。如其關於梁以前六卷本《陶潛集》的考辨稱：
《隋書·經籍志》云：“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注云：“梁五卷，録一卷。”是梁以前本原衹五卷。陽休之《序録》云：“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並序目。”是六卷本即梁五卷本，梁氏《陶集考證》所言是也。橋川氏《陶集版本源流考》謂此“六卷本隋時已佚，新、舊《唐志》所著録之五卷本，並蹈襲《隋志》所録而存其目”，其所推測亦不謬。大抵昭明本、陽休之本既行之後，此“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之書，固宜歸於淘汰。(31)
郭紹虞在考辨現存陶集時，頗注意分析諸本特點與價值。如其介紹近代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四卷道：
古直舊爲《述酒詩箋》，載《華國》月刊二期七册，此册出版之時，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而古氏作箋實在一九二四年夏旅居廬阜之時。一九二六年撰成《陶靖節詩箋》四卷，輯入《隅樓叢書》中，二十五年復寫爲定本，爲《層冰室五種》之一。古氏箋陶用力頗勤，前此雖有諸家箋注，古注不求備摭，汰棄殊多。其自爲注，頗能發明陶詩用事之長。竊以爲陶詩用事，真所謂水中著鹽，雖有鹽味不見鹽質者。古氏詳爲鈎稽，以發潛幽，不特可明陶詩用事之處，即於陶公學術思想，亦可爲印證之助。朱自清君有書評，載《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
吴則虞考辨《清真詞》版本大抵采取了同樣辦法。他首先將《清真詞》版本可考者按時代分爲：宋刻得十有一種、元有二、明有五、清有八、近人校印者十、不詳者二，並一一羅列其名稱。接着又擇其要者，作了考辨。如關於《清真詞》之祖本，他考證道：
《宋史·藝文志》有《清真集》十一卷，《攻媿集》及《郡齋讀書志》有《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直齋書録解題》有《清真雜著》三卷，書皆不傳。王灼《碧雞漫志》云：“美成集中多新聲。”《直齋書録解題》云：“《清真雜著》，在溧所作文記詩歌。”二者之中俱有長短句在内，盧炳、陳允平、强焕所據之本，疑從此出，此第一本也。《嚴州續志》有《清真詩餘》，此《清真詞》最早别行之本，黄昇《花庵詞選》即據以選録，《清真詩餘》收詞若干不可知，然《花庵》所選各詞，方、楊皆有和，似亦只九十餘首，後之《三英集》及毛晉所見不滿百闋之《美成長短句》與《清真集》，似俱從此出，此第二本也。祭海先河，後來各本，要皆此二者之支裔耳。(32)對於各本淵源及優缺點，作者也作了考證與總結，如其考辨四印齋刻元巾箱本《清真集》二卷集外詞一卷云：
元巾箱本《清真集》二卷，實即元龍之十卷本也，惟分卷編次不同。此分爲上下兩卷，上卷收詞四十七首，下卷收詞八十首（共一百二十七首，與注本同），四印齋刻本悉依從之。其集中所無而見於毛刻者凡五十四闋，别爲集外詞一卷，置列於後（共百八十一首）。半塘翁一代詞宗，號爲精審，然此集之刻，殊有三失：毛本之九十四闋，其《鎖陽臺》等三首及補遺十首，王氏悉删去，或取或舍，欲全反缺，其失一也。又五十四闋中，《水調歌頭》“今夕月華滿”乃何大圭詞，《感皇恩》“小閣倚晴空”乃晁冲之詞，《鬢雲鬆》亦贋品，半塘翁欲去僞存真，而真僞雜糅，其失二也。《清真詞》分卷雖亂於元龍，而本來面目，猶髣髴見之，元巾箱本釐爲二卷，宋本堂廡，從此全毁，半塘翁既見陳注，而棄宋從元，舍刻從鈔，其失三也。所喜者，《清真詞》自宋以來，注本與强本分道揚鑣者已久，此刻而後，兩本漸匯而爲一，林大椿復事綜集，牉以合矣。(33)
爲了一目瞭然，有人還采用表格的形式記録版本，如徐小蠻的《陳後山集版本源流考》。今録其詩集各種爲例：從表中可知陳師道的詩集版本雖多，但都源自任淵編注的《後山詩注》，他依據的本子是王雲所傳，而王雲得之魏衍的親授本。任淵的本子雖然只有六卷，但增加了注，每卷各分上下，等於十二卷。清雍正活字本，正集六卷、後集五卷、詩餘一卷，似有很大不同，其實其正集六卷是據《後山詩注》編次去掉任淵注而已，後集五卷是搜集正集外作品編集而成，所以仍然是由《後山詩注》演變而來。《後山詩注箋補》雖然爲十四卷，其中十二卷同《後山詩注》，另二卷爲逸詩。(34)
①載《文獻》第十九輯。
有的書版本相當複雜，研究者除對重要版本不斷進行介紹外，還采用圖表的形式揭示版本傳承關係，顯得尤爲明晰。吴則虞《清真詞版本考辨（附版本源流表及清真集考異）》就是這麽做的，因爲篇幅大，難以引證。兹以陳鐵民的《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爲例，作者首先對現存岑參詩集的主要版本作了叙録：
（一）《岑嘉州詩》，八卷，存前四卷，宋刊本。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前有杜確序。現藏北京圖書館。
（二）《岑嘉州詩集》，八卷，明鈔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有杜確序及目録。原係黄丕烈藏書，現存北京圖書館。
（三）《岑嘉州集》，八卷，明銅活字本。半頁九行，行十七字。有杜確序，現藏北京圖書館。
（四）《岑嘉州集》，二卷，明張遜業輯《十二家唐詩》本。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江都黄埻東壁圖書府刊。每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無杜確序，書藏北京圖書館。
（五）《岑參集》，一卷，明楊一統刊《唐十二家詩》本。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刊。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有目録，無杜確序。書藏北大圖書館。
（六）《岑嘉州集》，二卷，明許自昌輯《前唐十二家詩》本。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刊。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無杜確序，書藏北大圖書館。
（七）《岑嘉州集》，八卷，明刊《唐十二家詩》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有杜確序，書藏北大圖書館。
（八）《岑嘉州集》，八卷，明刊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有杜確序。有吴慈培校並補目，周叔弢校並跋。書藏北京圖書館。
（九）《岑嘉州集》，二卷，明鄭能刊《唐十二家詩》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無杜確序。原爲鄭振鐸藏書，現存北京圖書館。
（十）《岑嘉州詩》，七卷，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熊相濟南刊本。半頁十行，行十七字。前有杜確序，後有邊貢、熊相二序。《四部叢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有原刊本。
（十一）《岑嘉州詩》，七卷，明刊黑口本。半頁十行，行十七字。無杜確序，書藏北大圖書館。
（十二）《岑嘉州詩》，八卷，明正德十五年謝元良嘉州刊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無杜確序，有安磐《新刊岑嘉州詩引》，書藏北京圖書館。
（十三）《岑嘉州詩》，四卷，明正德十五年沈恩蜀中刊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無杜確序，前有楊慎《新刊岑嘉州詩序》，後有沈恩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有原刊本。
作者又就上述諸本的相互關係作了考述，並用圖表展示了版本源流。
研究版本的變異與傳承，不僅使我們在讀書治學時，能够選擇可靠的版本，吸收各本的長處，而且還能使我們瞭解一部書的出版史與研究史。
①載《文史》第六輯。
* * *
(1) 《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七略别録佚文》引宋本《列子》。
(2) 仲偉民《新見〈三朝北盟會編〉摘鈔本及其價值》，載《文獻》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3) 《讀古書爲什麽要講究板本》，載《大陸雜志》第二卷第七期。
(4)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八二頁。
(5)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六〇頁。
(6) 《魯迅全集》卷十《古籍序跋集》。
(7) 《曾鞏集》卷末《附録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8) 參見陳杏珍《談曾鞏集的流傳和版刻》，載《文獻》第二十一輯。
(9) 《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晏子春秋》卷首。
(10)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縮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高麗活字本《後山詩注》卷首。
(11) 參見徐小蠻《陳後山集版本源流考》，載《文獻》第十九輯。
(12) 《唐集叙録·王維文集》。
(13) 參見躍進《〈玉臺新詠〉版本研究》，載《中國古籍研究》第一卷。
(14) 《考古質疑》卷一。
(15) 胡稷《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後記》，載中華書局影印本《十三經注疏》卷首。
(16) 參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書目答問補正》前言。
(17) 《隱湖題跋·跋孟襄陽集》。
(18) 參見汪長林《杜荀鶴詩集版本源流初探》，載《古籍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19) 參見陳鐵民《〈王維集〉版本考》，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五期。
(20) 參見吴鷗《誠齋詩集版本述略》，載《國學研究》第二卷。
(21) 參見張國風《試論〈太平廣記〉的版本演變》，載《文獻》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22) 《李太白全集》卷三一《附録一》。
(23) 載《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合訂本卷末，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24)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25) 參見江林昌《〈楚辭〉異文考例》，載《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26)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五。
(27) 載《涉園所見宋版書影》。
(28) 參見徐小蠻《陳後山集版本源流考》，載《文獻》第十九輯。
(29) 《涉園序跋集録》，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頁二二一。
(30) 參見《震川先生集》周本淳《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31) 載《燕京大學學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第二十期，梁氏指梁啟超，橋川氏指日人橋川時雄。
(32) 《清真詞版本考辨（附版本源流表及清真集考異）》，載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清真集》。方指方千里，楊指楊澤民，皆有和《清真詞》。
(33) 《清真詞版本考辨（附版本源流表及清真集考異）》，載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清真集》。半塘翁指王鵬運，毛本指汲古閣刻《片玉詞》二卷。王氏指王鵬運，陳注指《詳注周美成片玉集》十卷陳元龍注，强本指强焕序《清真詞》二卷本。
(34) 參見徐小蠻《陳後山集版本源流考》，載《文獻》第十九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