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汪辟疆先生《目録學研究》一書的統計，從漢魏迄明末，計官書目録六十種，私家目録七十七種，史家目録十四種，共一百五十一種。《清史稿·藝文志》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一百三十八部，《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書九十六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史部目録類著録目録書七百六十一部。三書共著録清代目録九百九十五部。據上述統計數字，可知從漢代至清末，共有目録一千一百四十六種，實際數字當然遠不止此。
如何對數量巨大、内容廣泛的目録進行科學的分類，是一個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不少人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如清人湯紀尚曾把目録書分爲三類，他説：“目録之書，權輿中壘（案：劉向曾官中壘校尉），流派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題，曰史家著録。”(1)這是根據目録編纂者及編目對象的不同來加以區分的。
余嘉錫則按結構的繁簡，也分目録爲三類。他説：“目録之書有三類：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並無，祇著書名者。昔人論目録之學，於此三類，各有主張，而於編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則無異議。”(2)
汪辟疆先生以功用爲標準，將目録分成四類。他認爲：“有目録家之目録，有史家之目録，有藏書家之目録，有讀書家之目録。目録之爲用不同，故界義亦因之而各異。”(3)
此外姚名達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歸納了八種目録的分類方法。(4)
根據編製目的和收録範圍，並參酌以往各家的意見，在本書中，我們將反映我國古籍的目録分成綜合目録、學科目録與特種目録三大類。綜合目録就是以某時期、某地區、某類型的所有的書爲對象而編製的目録。它可以使人知道某時期、某地區、某類型書籍的整個面貌。其收録範圍包括多學科書籍，它可以給不同讀者以多方面的取資。綜合目録主要有國家藏書目録、史志、叢書目録、地方文獻目録、私人藏書目録、聯合目録。其中國家藏書目録、私人藏書目録、聯合目録均係藏書目録。在藏書目録中，某些特藏目録以劃歸學科目録或特種目録的範圍更爲合理。前者如瞿宣穎的《方志考稿》（甲集）即據天津任振采的藏書寫成，作者《序》云：“今兹所録，但以任氏天春園所藏者爲限。”(5)則可歸入史學書目録。後者如《天禄琳琅書目》乃清代祕府善本書目録，其《凡例》稱：“宋、元、明板書各從其代，每代各以經、史、子、集爲次。金槧僅止一種（案：指金大定本《貞觀政要》），正如吉光片羽，增重書林。至明影宋鈔，雖非剞氏之舊，然工整精確，亦猶昔人論法書以唐臨晉帖爲貴，均從選人。”(6)則可歸入版本目録。
學科目録專門著録某學科的書籍，可以依據學科的廣狹而定著録的範圍，像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等方面都有各種不同的專科目録。特種目録是爲某種特定需要而編纂的，與學科目録之爲專收某種專門學科的著作而編的目録不同，它可以爲同一的目的把不同學科的文獻目録都組織在一起。特種目録名目繁多，主要的有推薦書目録、禁燬書目録、鬻販書目録、闕書目録、引用書目録、版本目録、辨僞書目録、個人著作目録、目録之目録等。如前所述，某些目録可以兼屬兩類，甚至三類，我們在討論時僅有所側重而已。
第一節 國家藏書目録
國家藏書目録，一稱官修目録，即官簿，是由政府主持對國家藏書進行整理後所編製的一種目録。我國從西漢開始，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過在政府主持下進行的規模較大的圖書整理工作。整理完畢，將藏書記録下來，就是國家藏書目録。汪辟疆先生《目録學研究》附有《漢唐以來目録統表》，其《官書目録表》共列漢魏至明末的官書目録有三十二家。主要有：
漢《别録》二十卷，西漢劉向著，佚（案：《别録》今存八篇，這裏説佚是因所存過少之故。）
漢《七略》七卷，西漢劉歆著，殘
魏《中經》十四卷，魏鄭默著，佚
晉《中經新簿》，晉荀勖著，佚
晉《元帝四部書目》，東晉李充著，佚
宋《元嘉八年四部目録》，宋謝靈運著，佚
宋《元徽元年四部目録》四卷，宋王儉著，佚
齊《永明元年四部目録》，齊王亮、謝朏著，佚
梁《文德殿四部目録》四卷，梁劉孝標著，佚
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録》四卷，隋牛弘著，佚
唐《群書四部録》二百卷，唐元行沖、殷踐猷等著，佚
唐《古今書録》四十卷，唐毋煚著，佚
宋《崇文總目》六十六卷，宋王堯臣著，殘
宋《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宋陳騤著，佚
宋《中興館閣續書目》三十卷，宋張攀著，佚
明《永樂大典目録》六十卷，明解縉等著，存
明《文淵閣書目》十四卷，明楊士奇著，存
明《内閣藏書目録》八卷，明孫能傳、張萱等著，存
下列兩種，也是國家藏書目録：
清《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清紀昀等著，存
清《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十卷，清紀昀等著，存
其中《四庫全書總目》是這類目録書中最出色的代表作。
中國古代國家藏書目録的基本特點是所著録的圖書全面而豐富，代表了國家的藏書水平，當然這也是由宫廷圖書館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上面所列舉的國家藏書目録所著録的圖書，多在萬卷以上。就拿《四庫全書總目》來説，中華書局影印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寫的《出版説明》稱：
《總目》著録的書，據我們這次整理時的仔細統計，收入《四庫全書》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這些書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爲完備）。
它對我們瞭解古代各類著作當然提供了不少方便。而歷代國家藏書目録在客觀上也反映了當時文化事業發展的狀況。晉《元帝四部書目》僅著録圖書三千零一十四卷，説明西晉末年的戰亂對文化事業的摧殘是多麽嚴重。而唐《群書四部録》著録圖書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又説明開元盛時文化事業非常繁榮。
中國古代國家藏書目録的另一個特點是絶大多數采用了四部分類法，而這同魏晉以後國家藏書按四部陳列是一致的。魏晉時期的幾部國家藏書目録就已采用四部分類法了，其中東晉初期李充編的《元帝四部書目》影響尤爲深遠。由於李充創始用四部分類法來部勒當時國家藏書，並且編成目録，這就爲國家藏書目録使用四部分類法的傳統奠定了基礎。
國家藏書目録采用四部分類法對私人藏書目録的編製産生了廣泛影響。特别是在《四庫全書總目》刊布以後，許多藏書家在編目時基本上都是按照《四庫全書總目》分類表進行的。如一八〇八年，范氏後人在阮元指導下編成的《天一閣書目》，一八二〇至一八二六年間，張金吾編的《愛日精廬藏書志》，都是基本上按照《四庫全書總目》的體系分類的。再後來的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陸氏《皕宋樓藏書志》、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那就更是亦步亦趨，在分類編排上，不敢有一點和《四庫全書總目》不同了。
中國古代的國家藏書目録在著録方面也比較詳細，幾部重要的國家藏書目録如《别録》《崇文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均有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云：
劉向校理祕文，每書具奏；曾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然鞏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疏略。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録解題》稍具崖略，亦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群言，較爲賅博，而兼收並列，未能貫串折衷。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們總結了前人的經驗，使各書提要的撰寫達到了規範化。像《四庫全書總目》這樣的提要對讀書治學是極有價值的，因此即便它有許多缺點和錯誤，還是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所以張之洞曾説：“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7)余嘉錫談到《四庫全書總目》也稱：“漢唐目録書盡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爲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出當時巨儒之手，學術價值很高，但不免有值得商榷之處。不少學者爲它做了匡謬補闕的工作，成就突出的有兩家。一爲胡玉縉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六十卷，補遺一卷，未收書目補正二卷。此書輯録了清人至近人校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文字，頗爲詳備。作者還常常通過案語的形式表示自己的看法，這就使該書的内容更加充實，其所訂正書籍，共二千三百餘種。一爲余嘉錫撰《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它極其謹嚴地考辨了《四庫全書總目》中各篇提要的乖錯違失，並對所論述的許多種古籍，從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實的研究。前列原文，後出辨證，對照之下，是非自明，體例也很便於學者。可惜僅得四百九十一篇。兩書各有特色，是閲讀《總目》時必須參考的。今各舉一例：
明會典一百八十卷
其後嘉靖八年，復命閣臣續修《會典》五十三卷，萬曆四年，又續修《會典》二百二十八卷。今皆未見其本，莫知存佚。
案：丁氏《藏書志》有明内府刊本《大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即萬曆本，其嘉靖間雖經校輯，實未刊頒。觀萬曆本載弘治、正德、嘉靖、萬曆四朝詔諭，又載弘治、正德、萬曆各御製序，而嘉靖獨無序，可見提要以爲嘉靖亦有刊本，非也。(9)
子略四卷目録一卷 宋高似孫
其有題識者，凡《陰符經》《握奇經》……凡三十八家，其中《説苑》《新序》合一篇，而《八陣圖》附於《握奇經》，實共三十六篇，惟《陰符經》《握奇經》録其原書於前，餘皆不録，似乎後人删節之本，未必完書也。
嘉錫案：高氏此書，乃子部目録之書，自不當録其全文，《陰符經》《握奇經》二書，以篇葉無多，變例録之耳。若此三十八家，皆具録原書，則卷帙當至數十百卷，是叢書而非目録矣。高所撰尚有《史略》六卷，其書久佚，光緒時黎庶昌從日本得之，刻入《古逸叢書》，體例與《子略》相同，知其原本固當如此，提要乃疑爲後人删節之本，誤矣。(10)
像《四庫全書總目》這樣的國家藏書目録，當然是竭力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但是如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仍舊是我們讀書、治學、著述的極有用的參考資料。同時這種書目也爲其他書目的編製提供了條件。
一九四九年後我國出版的國家書目，有中國版本圖書館編的《全國新書目》《全國總書目》兩種，前者爲月刊，後者逐年編印。它們既是國家藏書目録，又是國家出版目録。它們的著録項目包括：書名、作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頁數、開本、定價等。對於圖書版本情況，根據中國版本圖書館專有資料，也作了某些必要的説明。《全國新書目》還有圖書内容提要。今舉一例：
後山居士文集（綫裝本、六册）（宋）陳師道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五 六開 一般綫裝本四十五元 函裝七十元
[陳師道（一〇五三至一一〇二），號後山居士，是北宋後期的重要作家，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後山詩文集的刻本現存以宋蜀刻大字本《後山居士文集》爲最早。全書共二十卷，其中詩六卷，文十四卷。現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11)
《全國新書目》的主要作用是及時反映和報導國家出版事業的成就，借以全面瞭解我國文化科學發展的現狀和便利對外文化交流。同時，它也是圖書館掌握、宣傳和利用新出圖書的工具，是搜集原始資料和掌握圖書情報的重要來源之一。《全國總書目》的主要作用是記録和反映每年全國各地出版社公開出版和發行圖書的基本情況，可供出版發行部門擬定選題、協調出版計劃、檢查備貨和改進圖書供銷工作的參考；並可供圖書館補充圖書、進行分類編目和書目參考工作的參考。隨着信息量的成倍增長，《全國新書目》與《全國總書目》在科學研究中所發揮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古代國家藏書與今天的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差可比擬，所以國家圖書館的藏書目録亦可視爲我國當代國家藏書目録。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加上各個國立圖書館的藏書也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即使如國家圖書館也很難像古代國家圖書館那樣，真正代表着國家藏書的實際水平。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第二節 史志
我國古代史家著書，力圖全面反映歷史面貌，所以書中每有關於文化學術的内容，《史記》八書，《漢書》十志就是這些方面的記録。班固著《漢書》，删取劉歆《七略》爲《藝文志》，是史籍中有目録部分、目録中有史志體制的開始，後世遵循不衰。經過發展，它又可細分爲三類。
第一類，正史裏原有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共七家：
《漢書·藝文志》一卷
《隋書·經籍志》(12)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卷
《宋史·藝文志》八卷
《明史·藝文志》四卷
《清史稿·藝文志》四卷
《漢志》所著録的書，有“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13)由於它是據《七略》寫成，《七略》雖佚，但通過《漢志》能窺見其大略，從而可以瞭解到戰國直至西漢社會學術思想和文化典籍的狀況。因此，學者們對之評價極高。如清杭世駿説：“今夫蘭臺（案：班固嘗官蘭臺令史）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14)姚振宗也説：“今欲求周秦學術之淵源，古昔典籍之綱紀，舍是志無由津逮焉。”(15)
《隋書·經籍志》是我國現存的第二部史志目録，原屬《五代史志》。(16)清人姚振宗在談到它的作者時指出：“大抵是志初修於李延壽、敬播，有網羅匯聚之功；删訂於魏鄭公，有披荆翦棘之實。舊本題魏徵等撰，徵實可信也。”(17)《隋志》收録了唐初見存的隋以前典籍“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18)對於亡佚書目，則以夾注方式，依類附入。所以《隋志》既記載了隋朝一代藏書，又反映了六朝時代圖書的變動情況。它還繼承了《漢志》的優點，有全目及各類之序，書名下每有附注，從中可以考見唐代以前的學術源流與文獻概況。
《舊唐書·經籍志》係後唐劉昫等據唐毋煚等的《古今書録》編成，其序云：“煚等《四部目》及《釋道目》並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軸繁多，今並略之；但紀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又云：“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録。”(19)由於《舊唐志》所著録的書籍，依《古今書録》斷自開元，開元以後的著作皆未著録，不能完整地反映唐代所有典籍情況，所以宋歐陽修等修《新唐書·藝文志》又加增訂。其突出成就是將開元書目已著録的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與唐之學者自爲之書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合在一起加以整理，共著録圖書三千二百七十七部，五萬二千零九十四卷。新加唐人著作一千三百九十部，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卷。這樣，就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的藏書情況與著述情況。
宋代十分注重修撰本朝歷史，即所謂國史，而且每種國史又都有《藝文志》，即《國史藝文志》。這就開創了寫當代史志目録的先例。宋朝的《國史藝文志》元代尚存四部：
吕夷簡等撰《三朝國史藝文志》（太祖、太宗、真宗）
王珪等撰《兩朝國史藝文志》（仁宗、英宗）
李壽等撰《四朝國史藝文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
不著撰人之《中興國史藝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
這四部目録現已不存，但其前三部著録的卷數却還見於《宋史·藝文志》的序裏：
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録，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録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20)
南宋《中興國史藝文志》的體例如趙士煒所説：“國史志每類有小序，每書有解題，此異於歷朝史志者。”(21)四部《國史藝文志》曾爲《玉海》《文獻通考》所引用，爲《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所著録，特别是爲《宋史·藝文志》所采納，所以其書雖佚，而面貌還大體可見。趙士煒輯有《宋國史藝文志輯本》與《中興國史藝文志》，其《序》云：“《玉海》所引，名曰《國史志》，未有區别，不悉其爲《三朝志》，抑《兩朝志》，故今所輯録，合前三《志》於一編，統曰《國史志》。其已明言某朝《志》者，亦予注明，庶便觀覽。《中興志》别析爲一卷。”
元脱脱主持編撰的《宋史·藝文志》八卷，主要根據這四部《國史藝文志》，並采用《新唐書·藝文志》補充《舊唐書·經籍志》的方法，補録一些史館所存宋寧宗嘉定以後的新書匯輯而成。其序云：
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删其重復，合爲一志，益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録者，仿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條列之，大
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22)
該志實際爲記載宋代藏書情況及宋代著述的史志總目。然而咸淳以後新出之書尚多闕略，如汪辟疆先生所批評的那樣：“諸史藝文志，惟《宋志》最爲草率，且重出尤多。”(23)故後人又做了一些增補工作。如清黄虞稷、倪燦輯有《宋史藝文志補》。
明焦竑曾撰《國史經籍志》六卷。《明史·文苑傳》云：“（萬曆）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24)焦竑《國史經籍志·序》稱該目“以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清宋定國、謝星纏還纂有《國史經籍志補》，卷首有宋定國題識云：
雍正元年夏，從金星軺借鈔焦先生《國史經籍志》訖，適錢子柱西見遺《菉竹堂》《絳雲樓書目》兩種。檢閲之頃，多焦《志》所無，因啟增補之思。翻案頭諸家藏目，以玉峰健庵先生傳是樓爲首，取焦《志》之所無者而增廣之，互相校勘，訂正卷册。其次補諸家目，雖互有焦氏所無，然同於徐本者，則不再録。此蓋補焦氏所未逮，非會粹諸藏書目云爾。
因此，我們要瞭解明代的藏書情況，可以看一下《國史經籍志》及《國史經籍志補》。
王鴻緒修《明史·藝文志》没有依據《國史經籍志》，並且還在序中批評它道：“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内之藏，竑亦無從徧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録，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贋書錯列，徒滋訛舛。”(25)《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甚至説：“顧其書叢鈔舊目，無所考核；不論存亡，率爾濫載。古來目録，惟是書最不足憑。”(26)《國史經籍志》的優點是十分注重分類，末附糾繆一卷，駁正了一些前人在分類上的錯誤。
清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傅維鱗借纂《明史》之便，據《文淵閣書目》，核以昭仁殿、文淵閣、皇史宬等處所藏書，編成《明書經籍志》三卷，著録明代國家藏書四千六百七十部，釋道書不具載。該目所收，除卷首制書類外，到明正統（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爲止，但多載宋元舊本，至於明人新作，反而寥寥無幾。所以雖然題爲《明書經籍志》，實際上和明代並不相關。(27)清康熙年間，黄虞稷進入明史館時。也曾撰《明史·藝文志》稿。此稿與後來傳抄刊印的黄氏所編《千頃堂書目》，内容基本相同。至於今本《明史·藝文志》，則是康熙末年王鴻緒任明史館總纂時，根據黄虞稷志稿删去前朝著作改編而成的。其序云：“明季祕書已亡，則前代陳編，無憑記載。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足成一志。爰取士大夫家藏目録，稍爲釐次。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云。”(28)盧文弨《題明史藝文志稿》也説：“此志稿，傳是温陵黄虞稷俞邰氏所纂輯，今以頒行《明史》校之，所分門類，多有删併移易之處，《史》於書不甚著及無卷數者，俱削之。黄志中小注，爲《史》所采入者，亦無幾耳！”(29)《明史·藝文志》的缺點是將黄虞稷原稿所録一萬二千多種書中，僅删存四千六百三十三部，而且未注意保存原注撰人略歷。其特點是開創史志記一代著述之例。倪燦撰《明史藝文志序》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
前代史志，皆録古今之書，以其爲中祕所藏，著一代之所有。今文淵之目，既不可憑。且其書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稱記載也。故特更其例，去前代之陳編，紀一朝之著述。”(30)
仿《明志》紀一朝之著述的還有《清史稿·藝文志》。其序云：“兹志著録，取則《明史》，斷自清代。”而清人輯集的古佚書却不在此例。所以序中又説：“前朝群書，例既弗録。清代輯佚，異乎斯旨，裒纂功深，無殊撰述，故附載焉。”(31)
關於《清史稿·藝文志》的作者，據朱師轍《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所載，乃是“吴士鑒（長編九本）、章鈺（分類）、朱師轍（改編整理）”(32)等三人。可見此志的形成，經過了三個階段：先由吴士鑒搜集書目，編爲長編；再由章鈺在長編的基礎上進行分類排比；最後由朱師轍加工定稿。
《清史稿·藝文志》共著録九千六百三十三種，十三萬八千零七十八卷，不無綱羅收聚之功。但它在分類著録方面存在不少問題，而其最明顯的缺陷是脱漏嚴重，許多重要的著作都没有收録。如“康有爲書，楊守敬書，一無所載，脱漏也。王闓運、繆荃孫書，各載一部，亦脱漏也”(33)。
第二類，正史原書本無，後人補撰的，及原書雖有，後人又補編的《藝文志》或《經籍志》。今摘其要者叙録如次：
增補《漢書·藝文志》的一家：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
作者以《史記》《漢書》等文獻爲基礎，並以後世發現的汲冢竹書，原藏於蘭臺、石室和民間的讖緯書，以及詩賦等材料，旁徵《風俗通義》《元和姓纂》《廣韻》《古今姓氏書辨證》等書，以補《漢志》佚缺。共補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
補後漢藝文志的主要有六家：
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
陶憲曾《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補》一卷
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
姚振宗《後漢書藝文志》四卷
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
補《三國志》藝文志的主要有三家：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陶憲曾《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補》一卷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四卷
其中姚振宗所補兩種，著録均逾千種，收羅既富，考證亦精，成就遠在他家之上。
補《晉書》藝文志的主要有五家：
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
丁國鈞、丁辰《補晉書藝文志》四卷（補遺、附録、刊誤各一卷）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六卷
吴士鑒《補晉書經籍志》四卷
黄逢元《補晉書藝文志》四卷
五家之書，各有所長。秦志據隋唐《經籍志》及史傳、類書中所載有關晉人的著作，收書一千七百四十七部，每書著録其卷數、姓名和出處，對作者多有考證；丁志創立黜僞、存疑二類，收書一千七百五十四部，輯自隋唐志書的，占十分之六七，輯自其他書的占十分之三四，全部注明出處，並加以考證，按四部排列，釋、道二家附於卷末；文志也據隋唐志及類書中的晉人著述匯編而成，收書二千二百九十六部；吴志獨名經籍志，收書二千一百二十六種，多輯自隋唐志、《經典釋文》《晉書》及《通志》等書中關於晉人的著述；黄志采集《晉書》紀傳，各家目録，兼及金石遺文、類鈔，編成此志，凡四十家，一千二百八十八部，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三卷，仿照《漢志》，各類皆撰有小序，書名下有簡注。
補南北史藝文志的主要有十家：
王仁俊《補宋書藝文志》一卷
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一卷
高桂華、陳鴻儒、閻枕泉《補南齊書經籍志》四卷
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二卷
王仁俊《補梁書藝文志》一卷
徐仁甫《補陳書藝文志》二卷
李正奮《補魏書藝文志》四卷
徐仁甫《補北齊書藝文志》二卷
徐仁甫《補周書藝文志》四卷
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
以上十志，均收入《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十二卷。其中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卷末有總計數字云：經七十四部，史一百一十四部，子六十部，集二百四十一部，釋典一百七十一部，“共六百六十部，六千五百一十九卷，不知卷數者三十九部”。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卷首《序》稱其“就《南齊》紀、傳，遇有撰著，隨手録出，大抵以其人没於齊代者爲斷，凡得數十家。又中、外沙門，譯述亦頗繁夥，因就釋家目録摘取排入。仍就《隋志》、新、舊《唐志》及官、私書目核檢，都凡三千餘卷，謹取《明史·藝文志》斷代之例，略依《隋志》分類，稍事排比，並爲考證，寫成二卷。書雖多佚，亦略可窺見一代獻章之盛也”。李正奮《補魏書藝文志》，每書附注資料來源以及存佚情況，頗有參考價值。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據《隋書·經籍志》及南北史紀傳所載，參照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書等，考證其異同，補編爲此志，按四部分類，收書一千二百三十八部，内有八百零六部爲《隋志》所未收，著録的南北朝人著述較爲齊備。
增補《隋書·經籍志》的主要有四種：
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二卷
汪之昌《隋書經籍志校補》四卷
李正奮《隋代藝文志輯證》十卷
李正奮《隋代藝文志》四卷
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自《魏書》《南齊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北史》列傳，以及《舊唐書·經籍志》《律曆志》等，搜集《隋志》所未載者，計經説九十二部，史録六十部、子類五十五部，專集七十二家、雜文三十篇，依《隋志》例，分類補入。汪之昌《隋書經籍志校補》自《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列傳中搜集《隋書·經籍志》未著録之圖書，分四部排列之。李正奮《隋代藝文志輯證》以隋人著述爲限，上自開皇元年，下迄大業十四年，究其三十八年間之著述，逐一輯出，得三百七十二家，計六百五十五部，釐爲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四卷。標目下輯録相關資料，頗有參考價值。李正奮《隋代藝文志》爲簡目，偶有附注，所録圖書與《隋代藝文志輯證》不盡相同，仍值得參考。
補《五代史》藝文志的主要有四家：
陳鱣《續唐書經籍志》四卷
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
徐炯《五代史記補考藝文考》四卷
宋祖駿《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
此外，清汪之昌《補南唐藝文志》與唐圭璋《南唐藝文志》也屬此期。陳鱣《續唐書經籍志》序云：“《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新修五代史記》並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使文獻無徵，寧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此論補《五代史》藝文志的原因，頗具代表性。
增補《宋史·藝文志》的主要有一家：
黄虞稷、倪燦、盧文弨《宋史藝文志補》一卷
該書著録六百七十八家，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卷。然對宋人著録，所收尚未全備；對舊志疏謬，也未加匡正。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的，主要有十家：
繆荃孫《遼史藝文志》一卷
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
黄任恒《補遼史藝文志》一卷
厲鶚《補遼史經籍志》一卷
龔顯曾《金史藝文志補録》一卷
孫德謙《金史藝文略》六卷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四卷
張錦雲《元史藝文志補》一卷
黄虞稷、倪燦、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
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一卷
以上各志除《西夏藝文志》外，均收入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遼金元藝文志》中，該書共收三朝典籍一萬八千二百五十餘條，不過其中有一半的書名、作者是互見重出的。此書基本上反映了三朝文獻的歷史情況。此外，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之《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尚印有王仁俊《西夏藝文志》、楊復吉《補遼史經籍志》、鄭文焯《金史補藝文志》、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張繼才《補元史藝文志》、吴騫《四朝經籍志補》等，也足資參考。
增補《明史·藝文志》的主要有三家：
尤侗《明史藝文志》五卷
金門詔《明史經籍志》一卷
蔣孝瑀《明史藝文志史部補》一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萬斯同撰《明史藝文志》底本。其《叙》云：“然有明一代，君臣頗尚文雅，一時作者，亦自彬彬，正學多以濂洛爲宗，詞章亦以班揚爲志，故其繁富，遠過前人。雖不無蕪蔓，然亦有可采。今並萃爲一編，列之四部，用傳來兹，俾觀者得窺標目，以著一代之盛。”若將萬斯同《明史藝文志》底本與《明史·藝文志》相比較，兩者有很大差别。首先分類有不同，如前者史部分十八類，後者只分十類。前者集部分八類，後者只分三類。而且類目的名稱也有所改變，前者經部有論語類、孟子類，後者經部將它們合併爲四書類。其次，萬斯同《明史藝文志》所著録的圖書被大量删去，如經部易類，前者著録三百五十九部，而後者只著録二百二十二部，而且排列的順序也有所不同。再就是萬斯同《明史藝文志》有大量介紹圖書作者、内容，以及編撰情況的附注，在《明史·藝文志》中都被删掉了。因此就史料價值而言，萬斯同的《明史藝文志》底本要遠遠高於《明史·藝文志》。
增補《清史稿·藝文志》的主要有三家：
武作成《清史稿藝文志補編》
彭國棟《重修清史藝文志》
王紹曾等《清史稿藝文志拾遺》
武著共增補四部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二卷。如果除去其中重複著録的書籍，收書種數與《清史稿·藝文志》大體相等。彭著參考全國公私書目，收書比《清志》原稿約增一倍。王著如顧廷龍序所説：“全書網羅清人著述爲《清史稿·藝文志》及武氏《補編》所未收者，竟達五萬四千餘種，以類相從，釐然有緒，且各著版本，兼明出處，元元本本，得未曾有。”(34)
第三類，其他史籍裏的目録，主要有七家：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八卷
清嵇璜等《續通志·藝文略》八卷
清嵇璜等《清朝通志·藝文略》八卷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
清乾隆十二年敕編《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八卷
清乾隆十二年敕編《清朝文獻通考·經籍考》二十八卷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十六卷
《通志·藝文略》，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中已經介紹過。《文獻通考·經籍考》，我們在第二章第三節中也介紹過。關於兩者，姚名達曾加以比較説：
馬端臨於宋末元初撰《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體雖據晁公武、陳振孫二家之書，而宋世館閣之書亦備，除盡録二家解題外，兼引漢、隋、新唐三志及宋三朝、兩朝、四朝、中興各《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各史列傳，各書序跋及文集、語録之有關係文字。每書皆有解題，每類各述小序。凡各種學術之淵源，各書内容之梗概，覽此一篇而各説俱備。雖多引成文，無甚新解；然徵文考獻者，利莫大焉。較諸鄭樵（《藝文略》）之僅列書目者，有用多矣。(35)
續作的二《通志》、三《通考》，大抵遠不如前編，姚名達對之也有評論：
《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續通志》《皇朝通志》，幾於完全抄撮《提要》，所不同者，惟沿襲馬、鄭之例，《通考》則稍取清初少數學者論考古籍之語，《通志》則惟録書目而删去提要。其分類亦依違於馬、鄭、《四庫》之間，不值一顧。《續》《清》之别，一則繼馬、鄭而迄明末，一則祇記乾隆以前之清人撰述耳。(36)
其中劉錦藻《續皇朝文獻通考·經籍考》輯自私家著述，有些參考價值，然也如姚名達所説“取舍任情，不能完備”(37)。
史志也有鮮明特點。國家藏書目録一般由政府組織當代人編纂而成，因此能較全面而準確地反映當時的國家藏書情況。而史志則往往是由後代史官根據以前的國家藏書目録及其他文獻資料編纂而成的，所以並非嚴格的藏書目録。其著録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通記本朝與前代的著作，如漢、隋及兩唐志。第二種是祇記本朝的著作，如《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至於後人所撰補志，主要依據各種文獻資料編成，就與歷代國家藏書並無關係了。
其次是史志有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這可以從《漢志》《隋志》的結構看出。它們皆先按學術流别分類，然後撰全書之序一篇以爲綱領，並於每一大類（略、部）及每一小類（種）之後又各爲一序以叙源流、明得失。又於各書之下，看具體情況加些附注，以加强加深讀者對於此書及其作者的瞭解。此外，鄭樵《通志·藝文略》與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也各有成就。鄭樵認爲“類例既分，學術自明”(38)，所以《藝文略》主要是通過分類來顯示學術的異同源流的。至於某些書名之下偶有或略或詳的附注，並非其措意所在。馬端臨的《經籍考》則把各家的提要、序跋，以及一切有關的資料都輯録在一起，給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所以，其後不少補志也沿用了這個辦法。
學者們在匯編史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日本學人於文政八年，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合刊《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以及明黄虞稷、倪燦、清盧文弨等《補宋史藝文志》《補遼金元藝文志》、清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清張廷玉《明史·藝文志》爲一書，因爲這十種經籍志或藝文志涉及到八個朝代，所以稱爲《八史經籍志》。我國清光緒間有張壽榮翻刻本。三十年代，葉聖陶先生主持開明書店工作，編印了《二十五史補編》，把絶大部分研究二十五史的學者所補的志表及考證匯爲一書，增補的歷代經籍、藝文諸志也在其内，極便參考。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商務印書館又編印了十史藝文經籍志，其中包括《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藝文合志》《宋史藝文志·補·附編》《遼金元藝文志》《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至一九八二年已全部出齊。其中如兩《唐志》係分上下欄對照排印，非常便於檢查。
王承略、劉心明主編的《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在前人的基礎上，又朝前邁進了一大步，全書分二十七卷，分裝三十一册，收史志目録八十四部，都經過了標點與校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摸清了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家底，客觀地反映了各個時代各種學術的興起、發展與演變，是我們瞭解與研究歷代著述、藏書，以及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依據。如該書第二十二卷所收清張繼才編《補元史藝文志》集部詞曲類，不僅著録了不少詞曲别集、詞曲總集，還著録了一百三十五部雜劇作品。此外還著録了元代戲曲作家鍾嗣成編著的《録鬼簿》二卷，而該目録記載了一百五十二位元代戲曲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四百餘種戲曲作品的目録，這些均反映了元代雜劇創作的盛況。該書第二十一卷所收清龔顯曾《金藝文志補録》集部詞曲類收曲書八種，孫德潛《金史藝文略》集部詞曲類收曲書五種，其中包括《董解元西廂記》。它們著録的曲書雖然不多，但清楚地説明了元曲的興盛由金代發端。
史志雖然與國家藏書目録不完全一致，但是也略可考見各個朝代文化學術的盛衰。後人對原來没有經籍或藝文志的諸史一一補作，已有的又加增訂，正説明了它是很有用的。
第三節 叢書目録
叢書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如或屬同一作者，或屬同一學科，或屬同一時代，或屬同一地區），采用相同的物質形式（如一樣的版面，一樣的裝訂形式），用同一書名，把一些著作匯刊在一起的系列書籍。
早在戰國時代，人們就已經按照一定的原則把一些書組織在一起了。譬如儒家學派把《詩》《書》《易》《禮》《樂》《春秋》總稱之爲六藝或六經。傳説它們都是經過孔子編定的，都是儒家學派的教材。如果單從這一點講，六藝或六經就是我國最早的叢書。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熹平四年（一七五），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熹平石經包括《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種經書，統稱爲《六經》，可以説是比較典型的叢書。
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中，班固增補了《七略》之書，著録“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又著録“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劉向、揚雄的思想，屬於儒家，但所著如汪辟疆先生所説：“蓋《新序》《説苑》者，史部之古史類也；《列女傳》者，史部之傳記類也；《世説》者，子部之小説類也；而同稱爲劉向所序書。《太玄》者，子部之術數類也；《法言》者，子部之儒家類也；《樂》則不入經部之樂類，即當入子部之藝術類；《箴》則集部别集中之一體耳，而同列爲《揚雄所序書》。”(39)這顯然不合劉氏父子的分類原則，但這種處理，無意之中却開了個人自著叢書之先聲。由此可見，叢書的萌芽是較早的。
隨着紙張的普及，圖書的製作與傳播越來越容易，這也爲大型叢書的産生創造了條件。《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於子部雜家類七雜編之屬的案語稱：
古無以數人之書合爲一編而别題以總名者，惟《隋志》載《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録一卷，注曰：“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書並多零失，見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注曰：“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是爲叢書之祖。
我們今天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完整的雕印本叢書是南宋寧宗嘉泰年間（一二〇一至一二〇四）俞鼎孫、俞經輯刻的《儒學警悟》。此書現在尚存，共輯《石林燕語辨》《演繁露》《嬾真子》《考古編》《捫蝨新語》上下集《螢雪集説》等七種四十一卷，距今近八百年的歷史了。該書堪稱我國第一部雕印本綜合性叢書。宋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左圭刻《百川學海》，其書計分十集收書百種一百七十七卷，多爲唐宋以來短書小品。該書的出現標誌着我國古代綜合性叢書體例已經定型，明人有《續百川學海》《再續百川學海》《三續百川學海》《廣百川學海》，可見其影響之大。
《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的刊行，表明了叢書在晚宋已實際存在，而叢書之名却出現得更早。唐陸龜蒙的文集即名《笠澤叢書》。《郡齋讀書志》云：“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自序云：‘自乾符六年（八七九）春卧病笠澤，遇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録之，故曰叢書。’”(40)所以《笠澤叢書》雖有叢書之名，但實爲一部文集，並非今天所説的叢書。真正名實相副的叢書是明萬曆中程榮所輯《漢魏叢書》。此書搜集匯刊了漢魏時代的著作多種。從此，名實相副的叢書就不斷出現了。
明代是叢書蓬勃發展的時期。包羅四部的綜合性叢書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格致叢書》《寶顔堂祕笈》等相繼刊行。同時《子彙》《二十子》《古今逸史》《五朝小説》等專門性的叢書，也陸續出現了。第一部郡邑叢書《鹽邑志林》，刊行於天啟年間（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如果再加上《儼山外集》《孫文恭公遺書》等個人著作叢書，那麽明代所輯的叢書，可以説是各體具備了。
到了清代中葉，輯刻叢書之風更盛，不但種類多，而且内容精。正、續《皇清經解》的編纂，綜合了當時整理經籍的成果；《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學堂叢書》等的編刊，顯示了輯佚工作的興盛；《史學叢書》《荆駝逸史》的問世，反映了史籍考訂工作已遠邁前代；《麓山精舍叢書》《浙江圖書館叢書》的傳布，説明了方輿地志和中外交通已成爲新的學術研究課題。明季以來，顧炎武、王夫之等著名學者輩出，著述宏富，於是有《亭林全集》《船山遺書》等五百多家獨撰叢書的輯印，叢書的内容就更加豐富了。此外，很多翻刻的古書，也有用叢書的形式而流傳的。其注重版本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仿刻精美，無異宋元舊本；注重校勘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考析詳明，訂正了古籍中不少訛誤。叢書發展到這個階段，各類重要的學術著作，已大都收入。這樣，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可方便地從叢書裏擷取所需要的資料，它的用處就愈來愈廣泛，因而對於叢書目録的需要，也就日益迫切。(41)
由於刊印叢書之風大盛，叢書目録的編纂也就應運而生。先是在一些綜合目録中出現了叢書類目。如明祁承《澹生堂書目》就在子部新設叢書一類。接著便出現了專門的叢書目録。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顧修編《彙刻書目初編》是第一部叢書目録。此書隨手摘録叢書二百六十一種，體例不嚴。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傅雲龍續編、胡俊章補遺成《續彙刻書目》，才按四部分類收録叢書五百種。此後，朱記榮、朱學勤、楊守敬、李之鼎、劉聲木、孫殿起等都采用分類排列法編過叢書目録，其中一九一八年李之鼎的《增訂叢書舉要》，收叢書一六〇五種。一九二八年，沈乾一輯《叢書書目彙編》，收書二〇八六種，改按分類排列爲按書名字順筆劃排列，較前易於檢索。這些叢書目録都是列子目於叢書書名之後，還只能檢索每種叢書所收書名與種數，而難以檢索某書或某人所著書究竟在何種叢書之内。
一九三一年，浙江省圖書館金步瀛編成《叢書子目索引》，並由浙江圖書館印行。後來又編成《增訂叢書子目索引》，一九三五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後者收浙江圖書館所藏叢書約四百種。一九三五年，金陵大學圖書館曹祖彬編成《叢書子目備檢著者之部》，收叢書三百六十一種。前者只要知道書名，即可查知它是否收在浙江省圖書館所藏四百種叢書之中；後者只要知道書的作者，即可查知他所著的某書是否收在金陵大學圖書館原藏三百六十一種叢書之中。兩者都是就本館所藏叢書編輯而成，雖比前人之作易於檢索，但收書不豐。一九三六年，清華大學圖書館施廷鏞編成《叢書子目書名索引》，收書一二七五種，在數量上朝前大大邁進了一步。同年，楊家駱編成《叢書大辭典》，抱寧濫無闕的態度，收書六千種，采叢書書名、各書書名、撰書人名爲綱，互注其關係名目於下，以四角號碼檢字法混合編排，讀者可以從多方面查尋所需資料。然該書存佚不分，每條子注較簡略，没有反映書藏何處，尋書也頗感不便。
體制完備，極便使用的叢書目録，要推上海圖書館編的《中國叢書綜録》。此書分三册，共收全國四十一個大圖書館現藏叢書二七九七種。第一册是《總目分類目録》，附《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第二册是《子目分類目録》；第三册是《子目書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其書優點頗多，舉要言之：一是蒐羅比較完備，盡可能反映了我國叢書的全貌；二是便於檢閲者，無論從總目、分類、書名、作者等任何一種角度去檢尋，都可一索即得；三是反映了叢書的收藏情況，以便研究者即目求書，就近借閲。當然，此書也有失收及誤載等缺點，但它的優點仍然是主要的。作爲一部目録學的空前巨著，《中國叢書綜録》一出，前此出版的絶大多數叢書目録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爲了彌補《中國叢書綜録》之不足，南京大學圖書館與歷史系資料室將施廷鏞的《叢書綜合目録》稿本與《中國叢書綜録》對照，選取《中國叢書綜録》没有的叢書，經過適當補充，編爲《中國叢書目録及子目索引彙編》由南京大學出版社於一九八二年出版，收録叢書九七七種。施廷鏞去世後，其子施鋭又將施廷鏞在叢書方面的遺稿整理成《中國叢書綜録續編》《中國叢書題識》《中國叢書知見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均有參考價值。此外，陽海清還編撰了《中國叢書廣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據該書《前言》，“共收録各類叢書三千二百七十九種，含子目五萬零七百八十種，汰去復出亦有四萬零二百二十七種。”該書雖爲知見目録，亦可供參考。
張之洞説：“叢書最便學者，爲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蒐殘存佚，爲功尤鉅。”(42)叢書目録使叢書的優點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第四節 地方文獻目録
地方文獻目録是以某一地區有關的書籍爲對象而編製成的一種目録，它包括方志中的目録。地方文獻通常有兩方面含義：一是内容關係到某個地區的著作，一是籍貫屬於某個地區，或長期居住在某個地區的作者的著作。劉知幾《史通·書志篇》説：“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校讎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宋孝王是由齊入周的，可見早在北朝就已有了專録一方人士著作的目録了。
據《千頃堂書目》記載，明萬曆間祁承撰《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明末曹學佺撰《蜀中著作記》十二卷，前者現存黄裳處，爲澹生堂藍格寫本，凡十四册。後者尚存殘本四卷。(43)在地方文獻目録中可稱典範的名著是清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其書體例全仿朱彝尊《經義考》，每書注明存、佚、闕、未見，輯録序跋及其他有關資料，並注明出處，而且還附有相當多的案語。它不僅對於檢查温州的文獻是不可缺少的一部書，而且其著録方法也很值得我們借鑒。該書“凡爲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附焉，著於録者一千三百餘家”。(44)今録二例，以見一斑：
姜氏準東嘉書目考《慎江文徵》三十八
佚
自序……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禮。矧典章殘缺，書目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書求理，則涉獵荒遠，轉接精魂，俛仰感興於風簷夜案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餼羊非禮之存，而書目非道之寄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集彙而爲四，或傳其故序，或録其制行，或稽其撰輯顛末、品騭臧否，庸綴諸目之下。其亡可考者，缺之不敢誣也。嗚呼，識道有人，文武不墜；文獻稱足，夏殷能言。是編也，自審於古之作者示今傳後之志，庶幾無負矣。《慎江文徵》三十八。(45)
姜準《束嘉書目考》雖佚，録此一序也可窺見其體例。又如：
周氏家偉水中雁字詩《羅陽詩始》一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詩下有集字。
未見
乾隆《温州府志》二十：周家偉生平多所著作，因兵燹散失，今僅存《水中雁字詩》集行世。
《羅陽詩始》一：周主政舉於鄉，後五年而明社遂屋。所著有《水中雁字詩》三十首，其音哀以思，蓋以亡國之遺響也。
案周主事家偉，雍正《泰順縣志·宦業傳》有傳。(46)
從這篇叙録中可見《水中雁字詩》的數量、内容及作者傳記在何處。
在現代地方文獻目録中，以有關邊疆的地方文獻目録的成就較爲突出。如一九四九年前王文萱編的《西北問題圖書目録》，丁實存、陳世傑編的《新疆書目》、吴玉年編的《西藏圖籍録》、薩士牙編的《臺灣史料書目》都是比較有價值的。而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李小緣編的《雲南書目》，是一部高質量的大型綜合性地方文獻目録。現對其特點作一簡要介紹。
一是目的性强。李小緣在《西人論華書目》的序中説：“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帝國主義過去對我國陰謀破壞，吾人言之切齒痛恨，但語焉不詳，此目若能完成，將有關書籍能一一入藏，則窺測其根源，揭發其底細，我們可以加以探索。”(47)對國家命運的關心，促使他注意對我國邊疆資料的搜集；而三十年代的雲南是英法帝國主義者激烈争奪和蠶食的對象，則是他首先要編出《雲南書目》的直接原因。
二是資料全。《雲南書目》注意收録了從漢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關雲南的資料約三千種。收録範圍十分廣泛，從文獻的類型看，除通史、斷代史、地方志、叢書、傳記外，還旁及年譜、筆記、通信、講演詞、考察報告、政書、奏議、檔案、會議記録。報刊中包括公報、校刊、會刊、報紙。特殊類型資料包括地圖、圖譜及碑刻拓本。此外還收録了大量的外文資料，其中英文資料約三百六十種，法文資料近三百種，其他還收有日、德、荷蘭、意大利等文種的資料。
三是體例實用。爲便於使用，《雲南書目》專門制訂了一個新的分類表。兹録其一級類目如下：壹、總録；貳、歷史；叁、地理；肆、地質；伍、礦産；陸、動物；柒、植物；捌、社會；玖、文化·教育·衛生；拾、經濟；拾壹、交通；拾貳、民族；拾叁、軍務。該分類表反映了雲南文獻的特點與實際情況，是非常實用的。《雲南書目》以分類編排爲主，又照顧到分類與主題的適當結合。在每個子目下，還根據具體情況，分别按地區、年代或主題排列，充分發揮了各種編排方法的特點。作者還普遍采用了互著與别裁的方法以彌補分類之不足。文獻資料的著録項目也比較齊全，重要文獻還寫了提要，列出子目、版本、校勘記和書評，對文獻的章節、著者生平、作序人等有時也加以著録或考證。《雲南書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同類書目所取得的成就。
一九四九年後，地方文獻目録出現了兩個新特點：一是編出了一些專題目録，如浙江省圖書館編印的《浙江礦藏資料目録》、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編印的《海外華僑革命資料》。還有一個特點是編出了一些聯合目録，如東北地方文獻聯合目録編輯組編的《東北地方文獻聯合目録》，其第一輯爲東北地方文獻的報刊聯合目録，第二輯爲東北地方文獻的圖書聯合目録，第三輯爲東北抗日聯軍及東北抗日武裝鬥争史料索引。
改革開放以後，地方文獻目録獲得了蓬勃發展，不少省市都編了地方文獻目録，試以編纂較早的趙國璋主編之《江蘇藝文志》與江慶柏主編之《江蘇地方文獻目録》爲例。前者著録的是江蘇人寫的書，共收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江蘇籍作者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著作。該書依行政區劃，共分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揚州、南通、鹽城、淮陰、徐州、連雲港等十一卷。每卷著録各書依經、史、子、集、叢書五大類排列。每條款目除作者小傳外，還於書名下注明卷數、四部類目、存佚。現存書注明版本，稀見本還注明收藏單位。佚書注明出處。各卷末附該卷人名索引。
後者著録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寫江蘇的書六千餘種。該書依據江蘇地方文獻的實際情況，按歷史文獻、地理文獻、政治法律文獻、社會文獻、經濟文獻、軍事文獻、教育文獻、科舉文獻、傳記文獻、金石文獻、文學文獻、語言文獻、藝術文獻、科技文獻、宗教文獻、藏書文獻、圖書出版文獻、家族文獻、綜合文獻等十九大類編排。不少大類下面還設有二級甚至三級類目。這對文獻編目與即類求書都是大有幫助的。每條款目基本著録項目包括書名、卷數、版本、册數、館藏單位及索書號。每書均寫有内容提要，介紹作者、書的基本内容與特點。並注明提要撰寫者姓名。末附書名索引與作者索引，頗便利用。主編在後記《去尋找》中談了自己到省内外各圖書館訪書的歷程，並深有體會地説：“事實表明，我們通過到圖書館實地去調查資料，而不僅僅是依據書目編寫書目，這一決定是完全正確的。正是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了許多珍貴的，現有各種書目都没有著録的地方文獻。”
方志中的藝文志有兩種不同的内容：一種體例全同正史的藝文志，這就是地方文獻目録。還有一種，雖然也叫藝文志，但並不是書籍目録，而是一些與該地有關的詩文選録。
方志裏有《藝文志》來源也很早。例如南宋嘉定七年（一二一四），高似孫撰《剡録》，卷五裏有書有文。其所謂書，實際上指戴逵、阮裕、王羲之、謝玄、孫綽、許詢、支遁、秦系、吴筠、靈澈、鄭言、謝靈運、顧歡、葛仙翁十四人著作，以及阮、王、謝三氏家譜之目録，共四十二種，各有卷數。其所謂文者，則移鈔謝安、戴逵等人有關剡（今浙江嵊縣）的單篇文章，實開地方志著録文獻的風氣。明清志家，多鈔詩文而少撰目録，然也有仿《剡録》而兩者兼收的。如《吴興備志》之分録經籍遺書，康熙《嘉興府志》之分録經籍書籍，康熙《錢塘縣志》之分録經籍藝文皆是。《圖書館學季刊》七卷二號載李濂鏜撰《方志藝文志彙目》將書目部分匯編在一起，頗便尋索。
方志的組成部分——藝文志固然是地方文獻目録，而方志本身也是地方文獻，所以方志目録也可以算是地方文獻目録，而且是範圍更大的地方文獻目録。
方志就是地區史，可以溯源於《禹貢》和《山海經》。《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説：“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如《隋志》所述，《畿服經》門類甚廣，卷帙也多，已開後世撰述地方志的風氣了，此外尚有《華陽國志》十二卷，是東晉人常璩所撰，也與摯著相類。
隋代出現了由國家組織編纂的全國範圍的志書。《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序云：“隋大業中（六〇五至六一七），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産地圖，上於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産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在這以後，唐代李吉甫修了《元和郡縣志》，宋代樂史修了《太平寰宇記》，元、明、清三朝各自修了《一統志》。它們的出現，不但使得地理書籍體例日趨規範化，而且促進了地方上各類方志的修纂，以及方志目録的編製。
方志早就爲藏書家所重視，明嘉靖年間晁瑮《實文堂書目》卷下已著録方志二百五十八部，又萬曆年間祁承《澹生堂書目》史部圖志類共著録方志五百三十五部，都可算是方志目録的先驅。
瞿宣穎《方志考稿》據天津任鳳苞私人藏書編纂而成，是一部有提要的方志目録。瞿氏自序談到了該書的體例：“大抵每書必首嚴其名稱，次述其纂修之年月與纂修者之姓名，次述其舊志之沿革，次述其類目，次辨其體例，最後評其得失。尤注意於所苞之特殊史料。將使讀者開卷而了然於其源流所自與内容所涵。”(48)《方志考稿》（甲集）對舊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等八省的方志進行了考録。
朱士嘉編著的《中國地方志綜録》在方志目録學方面成就突出。其凡例説：
本篇係根據國内外各公立圖書館與各私人搜藏之中國地方志目編成。著録方志五千八百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現存者爲限。自宋熙寧起，至民國二十二年止，經歷八百餘載。賅括二十八行省，又西藏、蒙古二地。其散見於《四庫全書》及各叢書中者，亦一併收録，其無遺焉。(49)
顧頡剛爲此書作序，也作了公允的評價：
朱君……竭五年之力，博采旁羅，得國内外現存方志五千餘，作此《綜録》，以示大凡。蓋直接爲目録學家創一新例，間接爲史地學者開一大道，可謂盛事矣！(50)
此書於一九三五年出版後，一九五八年，又出了《中國地方志綜録》的增訂本，所收現存方志增至七千多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國天文史料普查整編組在朱先生指導下編印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共著録一百九十個圖書館、博物館、文史館、檔案館等入藏的現存方志約有八千二百餘種。該目録一九八五年已由中華書局出版。
張國淦編著的《中國古方志考》對元代以前的方志作了全面的總結。其《叙例》云：
《中國古方志考》，爲古代方志書之綜合書録，其體例略仿朱彝尊《經義考》。凡屬方志之書，不論存佚，概行收録。因係資料性質，故只輯録舊文，有删無改，分析論斷，多出前人，編者間抒己見，則附著案語之中。
本編所録，自秦漢至元代止。首列總志，即全國性之志書。次分省排纂，省縣區劃，並以一九五六年爲準。每省前爲通志類，即全省地志，後爲府縣志類。
凡屬不傳之書，於標目下注一佚字。如係現存，則注明版本，只就編者所見言之。標目之後，列舉作者時代、姓名、簡歷。無撰人者，則藉所標地名，或佚文所記事實，或來源書之年代，於成書時期作大略之推定。原書序跋及目録，於佚書，則有可考者皆録之，於現存之書，則擇其有關内容及修志故實者節録之，而於著名方志則加詳焉。(51)
洪焕椿先生的《浙江地方志考録》是一部全面總結某一地區方志的力作。其《前言》説：
這一部《浙江地方志考録》，主要是對浙江全省所有的地方志，從全省性的通志起一直到很細小的專志，不論它是現存的或已佚的，已刊的或未刻的，將它作一個全面的考察。除了分類記載其書名、卷數、纂修者、纂修年代和流傳情況之外，並作一些必要的提要説明和考訂工作。對於現存的地方志，皆注明幾個比較重要的庋藏處所。學術工作者當需要利用浙江地方志進行科學研究工作時，有了這一部參考書，基本上可以掌握浙江地方志的纂修源流及存佚情況。(52)
此外，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編的《上海方志資料考録》，也是這方面較好的參考資料。
地方文獻目録，反映了地方學術文化發展的狀況，爲搜集、整理地方文獻，進而建立地方文獻體系提供了便利。從中可能會發現重要人物的遺佚著作，或非重要人物的有價值著作。地方文獻目録是從事學術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書。
第五節 私人藏書目録
我國歷史上的私人藏書，起源甚早。《莊子·天下篇》已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漢初私人求書藏書的風氣已很盛行。如“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53)西漢末年，劉向父子等校書，也利用過大量的私人藏書，今傳《别録》遺篇可證。
最早編寫私人藏書目録的，當推任昉。《梁書》云：“自齊永元（四九九至五〇一）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54)又阮孝緒《七録序》云：“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55)這裏所説的名簿即指目録，於此可見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録。
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易得，私人藏書風氣日盛，私人藏書目録也就越來越多了。汪辟疆《目録學研究》所附《漢唐以來目録統表·私家目録表》作了詳細統計。其中唐代三家均佚：
吴兢《西齋書目》一卷
蔣彧《新集書目》一卷
杜信《東齋集籍》二十卷
宋代現存三家：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袁本爲四卷）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二十二卷
尤袤《遂初堂書目》一卷
據《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序》，知晁公武曾得井度所贈書凡五十篋，加上舊藏並除其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多卷，據以撰成《郡齋讀書志》。該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有序一篇。四部又分四十五類，其中二十五類有類序，但類序没有標明，往往包含在那一類第一部書的提要之内。
《郡齋讀書志》於每書之下均有提要，或述作者略歷，或論其書要旨，或明學術淵源，其特點是偏重考訂。今録二篇爲例。《陶潛集》提要云：
右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先謙案：袁本作“右晉陶淵明也”），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潜，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案：《通考》有中字）《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舉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改爲建威將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顔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録》、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吴氏《西齋書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名家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56)
又《王勃集》提要云：
右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六六四至六六五）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爲諸王（先謙案：袁本有作字）《鬭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爲交趾令，勃往省，溺海卒。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稿。有劉元濟序。(57)
《郡齋讀書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約於一一五七年由杜鵬舉校刻。後有姚應績重編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無考。一二四九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於宜春郡齋，這就是現在所稱的“袁本”。黎安朝命趙希弁校刻，希弁因就家藏書中爲晁志所未收的，編爲《附志》一卷（實分爲上下兩卷），共刻爲五卷。也就在這一年，游鈞將姚編二十卷本刻於信安郡齋，就是現在所稱的“衢本”。次年（一二五〇），衢本傳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趙希弁把衢本中多出的四三五種、八二四五卷編爲《後志》二卷，附刻於五卷之後。一八八四年，王先謙以袁本校衢本，著其異同，仍依衢本爲二十卷，並附趙希弁《附志》於後。王先謙校刻本和《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的宋袁州刻本，一度頗爲流行。
現在通行的是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〇年出版。作者對原書作了標點、校勘、疏證、考訂工作。作者在卷首《前言》與《凡例》中對《郡齋讀書志》的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成就與不足，以及自己所做的整理工作，均作了清晰的闡述。卷末還附有《晁公武傳略》《歷代著録及研究資料彙編》《現存諸本叙録》《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以及《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顯然該書是迄今爲止，《郡齋讀書志》最可靠、資料最翔實，且最便於使用的版本。
趙希弁的《附志》共著録了圖書四八六種，多是當時通行的刻本書，正好補充了《郡齋讀書志》刊印後近一百年間新出的書。《郡齋讀書志》連同《附志》共著録了一九三七部古籍，均有提要，爲後人瞭解宋代及宋代以前的各類古籍提供了依據；特别是其中有相當數量已經全部或部分佚失，現在只有憑《郡齋讀書志》的介紹來瞭解了。陳振孫評《郡齋讀書志》説：“其所發明有足觀者。”(58)這一意見是不錯的。
陳振孫勤於聚書，如他在《九經字樣》的解題中説：“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者，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九四六）所刻也，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59)接着他做了興化軍的通判，收藏的書更多。周密説：“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録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吴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60)《直齋書録解題》即據所藏編成，原有五十六卷，著録圖書三〇九六種。惜其流傳不廣，原刊本已失傳。直到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方由《永樂大典》中輯出，校定爲二十二卷。
輯本《直齋書録解題》共五十三類，雖無經、史、子、集之名，然仍以四部次序排列。僅存類序九篇，但也反映了學術的變化，並説明了分類的日趨細密，我們曾引用過其語孟類序，又如其詩集類序云：“凡無他文而獨有詩，及雖有他文而詩集獨行者别爲一類。”(61)可見其收録範圍非常明確。
其書評述典籍，時有卓見。如《史記》解題云：“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虚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62)不失爲知言之選。
除介紹書籍内容及版本外，作者對學術淵源、文學流變也相當注意。如有幾則解題即談到了唐代律詩問題。《杜必簡集》解題云：“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側失眼爲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63)《韋蘇州集》解題云：“詩律自沈、宋以後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雖音韻諧婉，屬對麗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6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提到《直齋書録解題》的參考價值時説：“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65)
值得注意的是，基於政治上的偏見，陳振孫對程朱一派著作評價過高，對王安石的著作抑之過甚。如《熙寧日録》解題云：“丞相王安石撰。本朝禍亂萌於此書，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其彊愎堅辯，足以熒惑主聽，鉗制人言。當其垂死，欲秉畀炎火，豈非其心亦有所愧悔歟？既不克焚，流毒遺禍，至今爲梗。悲夫！”(66)
尤袤的《遂初堂書目》是我國最初記載版本的目録之一，我們將在《版本目録》一節談到。從現存的三部宋代私人藏書目録可見，它們的質量已經超過了當時的官修目録，説明私人藏書目録已經進入相當成熟的階段。
明人得書之易超過宋元，明代私人藏書目録得到了蓬勃發展，現存主要有十三家：
朱勤美《西亭中尉萬卷堂書目》十六卷
李廷相《李蒲汀家藏書目》二卷
陳第《世善堂藏書目》二卷
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三卷
高儒《百川書志》二十卷
李如一《得月樓書目》一卷
祁承《澹生堂書目》八卷
祁承《澹生堂明人集部目録》不分卷
徐《紅雨樓書目》七卷
趙用賢《趙定宇書目》不分卷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不分卷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四卷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今舉三家爲例。高儒《百川書志》成書於一五四〇年，其序稱自己對於圖書“鋭意訪求，或傳之士大夫，或易諸市肆。數年之間，連床插架，經籍充藏，難於檢閲。閑中次第部帙，定立儲盛。又恐久常無據，淆亂逸志，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編，損益古志，大分四部，細列九十三門，裁訂二十卷”(67)。書成後，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王士禎《居易録》都曾稱引，可見當時已爲士大夫所推重。
該志所著録的書，絶大部分撰有簡明提要，這些提要有解釋書名的，如《郁離子》提要云：“郁離者何？離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68)有介紹書的内容的，如《使琉球録》提要云：“皇朝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使琉球所録。前載制諭、祭文、賫物，次載日記道塗、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日用、飲食之細，耳目親及者備録之。考證諸書夷語附於卷末。”(69)有評論學術的，如《初唐詩》提要云：“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大曆以後，鋤而治之矣。”(70)
《百川書志》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著録了許多被人認爲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學作品。例如卷五史部傳記類收録李公佐《謝小娥傳》、蔣防《霍小玉傳》等短篇小説；卷六野史類收録了《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兩部長篇小説；外史類著録了不少戲曲，如《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關雲長義勇辭金傳奇》；小史類著録明代短篇小説集多部。在《雙偶集》的提要中，作者明言：“以上六種皆本《鶯鶯傳》而作，語帶烟花，氣含脂粉，鑿穴穿牆之期，越禮傷身之事，不爲莊人所取，但備一體，爲解睡之具耳。”(71)此外，卷八小説家類也著録了《剪燈奇録》等短篇小説集。卷十八集部詞曲類專記元、明詞曲。多記元、明人著作是《百川書志》的優點。例如集部有三卷著録詩集，其中兩卷爲明人著作，這對考見明代詩歌創作的情況是很有意義的。
《百川書志》的缺點是分類不够精確，著録次序也較紊亂。上面所舉文學作品多被列入史部、子部，即可説明這一點。
《紅雨樓書目》的作者徐是明代閩中著名詩人，特别注意收集文學作品。他在《藏書屋銘》中説：“詩詞集説總兼，樂府稗官咸備。藏書非稱汗牛，考核頗精亥豕。”(72)如其卷三子部小説類收小説、筆記五百七十種，傳奇類收元明雜劇和傳奇一百四十種。特别可貴的是作者在卷四集部《明詩選姓氏》部分共著録了三百一十五位明代詩人，其中二百七十人皆注明了生平簡歷，是研究明代文學的寶貴資料。潘景鄭也説：其“分類壹本四部，所收多明代藝文。其爲世所不經見者，無慮數百十種，雖不逮《千頃堂書目》之富，以之互勘，當得補苴什一也。又其所收刻本應皆啟、禎以前，在今日視之，不當與天水、蒙古本同珍耶？”(73)
《紅雨樓書目》雖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但是在子目的設置上，却考慮到藏書的實際情況，作了一些變動。例如卷二史部專門設了本朝世史彙一類，收録了八十五種有關明代的史書。同卷還設總志、分省二目，約收三百五十種明代方志。其宋集部分，還用表格排列，甚便觀覽。此皆反映了私人藏書目録注重實際、强調實用的特點。
如汪辟疆先生所説：“有明一代，私家之目録雖多，其最有典則可以取法者，《千頃堂書目》其巨擘也。”(74)張鈞衡爲此書作跋，曾介紹黄虞稷生平及書目分類云：
虞稷，字俞邰，先世泉州人。其父居中，字明立，官南京國子監丞，遂居南京户部街，有千頃齋集。少好讀書，老而彌篤，千頃齋中，藏書亦萬餘卷。俞邰博雅好學古，時值南都傾覆，天府之寶藏，故家之插架，盡力搜羅以益之。此目所録，皆有明一代之書。經部十一門：爲易、爲書、爲詩、爲三禮、爲春秋、爲孝經、爲論語、爲孟子、爲經解、爲四書、爲小學；史部十八門：爲國史、爲正史、爲通史、爲編年、爲别史、爲霸史、爲史學、爲史鈔、爲地理、爲職官、爲典故、爲時令、爲食貨、爲儀注、爲政刑、爲傳記、爲譜系、爲簿録；子部十二門：爲儒家、爲雜家、爲小説家、爲兵家、爲天文家、爲曆數家、爲五行家、爲醫家、爲藝術家、爲類書、爲釋家、爲道家；集部八門：爲别集、爲制誥、爲表奏、爲騷賦、爲詞曲、爲制舉、爲總集、爲文史也。……每類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書。(75)
《千頃堂書目》的特點是體例嚴、著録富。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其别集以朝代科分爲先後，無科分者則酌附於各朝之末，視唐、宋二志之糅亂，特爲清晰，體例可云最善。”又云：“焦竑《國史經籍志》既誕妄不足爲憑，傅維鱗《明書經籍志》、尤侗《明史藝文志稿》尤冗雜無緒，考明一代著作者，終以是書爲可據。所以欽定《明史·藝文志》頗采録之。略其舛駁而取其賅贍可也。”(76)其所録皆明一代之書，並附以宋、金、元人著作，可謂創例。
清代私家藏書風氣更盛，私人藏書目録益多，今舉著名的十七種爲例：
錢曾《述古堂書目》四卷
錢曾《也是園藏書目》十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四卷
毛庡《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一卷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八卷
阮元《文選樓藏書記》六卷
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
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續編》五卷
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十卷，《續録》四卷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四卷，外編三卷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
丁日昌《持静齋書目》五卷
汪諴《振綺堂書目》六卷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二十四卷
楊紹和《楹書隅録》五卷，《續編》四卷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録一卷
現代著名藏書家多編有目録，今舉五家爲例：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十六卷
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録》六卷
傅增湘《雙鑑樓善本書目》四卷
張元濟《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録》四卷
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録》四卷
清代以後私人藏書的明顯趨勢是注意版本鑒定，重視收聚善本，因此這一時期著名的私人藏書目録多爲版本目録，主要是善本目録。我們將在第七章第六節專門介紹版本目録，這裏就不詳談了。
私人藏書目録也有一些值得珍視的特點。首先，許多私人藏書目録著録詳細，而且多有提要，這對讀書治學大有幫助。私人藏書目録中的書跋與題識，往往都詳細記載了書的序跋、鈐印、牌記、行款、字體、紙墨、避諱字，並且還注意叙述書的流傳經過，而這在其他種類的目録中是很少見到的。其次，私人藏書目録，雖然不如國家藏書目録、史志那麽完備宏富，但由於藏書家往往衝破正統觀點的束縛，所藏率多異本，常可補國家藏書目録與史志之缺。這些特點決定了私人藏書目録在各類目録中占有自己獨特的地位。
私人藏書目録一般是藏書家自編的，但也有的出於他人之手。著名的天一閣藏書，其書目除范氏自編的外，黄宗羲曾編過，其《天一閣藏書記》云：“司馬殁後，封閉甚嚴。癸丑（一六七三），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77)此後，清嘉、道間（十九世紀前期）的劉喜海也編有一部十二卷本的《天一閣書目》。該目“係劉喜海服官浙中時，登閣覽書，所輯成者”，(78)即其一例。
第六節 聯合目録
所謂聯合目録，就是聯合若干圖書館及其他藏書單位的藏書目録而編成的統一目録。
聯合目録是近代圖書館蓬勃興起以後的産物，古代是没有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編的聯合目録約十種。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北平各圖書館入藏歐洲文字書籍聯合目録》共收録北平市二十九個單位入藏的圖書三二五一六種，期刊五六九四種。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的質量最高、影響最大的聯合目録要推朱士嘉編著的《中國地方志綜録》，我們在本章第四節中已作了介紹。
據統計，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國總共出版二十五種聯合目録。(79)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出版了各種聯合目録三百餘種。(80)在“文革”期間，聯合目録工作全部陷於停頓。近年來隨着科研、生産的需要，在全國不少地區陸續恢復了聯合目録的編輯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聯合目録總數在四百種以上。
聯合目録的大量出現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黨和政府一貫重視聯合目録的編製工作。一九五一年三月，西南人民圖書館（今重慶市圖書館）根據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的指示，編出了一九四九年後第一部聯合目録《西南各圖書館室藏化學工業書刊目録》。同年，上海新聞圖書館（今併入上海圖書館）也編印了一部《上海各圖書館藏報調查録——附新聞學圖書目録》，反映了上海市五十六個圖書館所藏一八六八至一九五〇年中外報紙六百餘種。
一九五六年七月文化部召開了全國圖書館工作會議。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在會上作了《明確圖書館的方針和任務，爲大力配合向科學進軍而奮門》的報告，指出：“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各種專題聯合書目。各種專題聯合書目的編製，必須靠各有關圖書館的聯繫工作，應該就地區或全國的範圍采取一館負責、各館補充的辦法來進行。”(81)
同年十二月，高等教育部也召集了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會議。當時的高教部副部長黄松齡在總結發言中要求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開展館際交流、互借、分工、合作的辦法，編製聯合目録”，並指出：“全國有二百多所高等學校，如果專業圖書館能够交流互借，特别是外文書刊和重要的昂貴書刊，讓每個學校都買一套是很不經濟的，采用交流互借、分工合作的辦法，就可以發揮潜力，花較少的錢辦更多的事了。爲了推廣這個辦法，要求各省市先搞出聯合目録，再進一步搞全國性的聯合目録。”(82)
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北京舉行了全國聯合目録工作會議。一九八〇年三月復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聯合目録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並同意《建立全國聯合目録指導體系的初步方案》《全國聯合目録工作協調委員會組織章程》及《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五年全國聯合目録選題規劃（草案）》。
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聯合目録的編製工作，這是一九四九年後聯合目録得以迅速發展的關鍵。
聯合目録之所以受到重視，是與它本身所具有的優越性分不開的。全國圖書聯合目録編輯組《我國聯合目録事業的發展》一文曾總結了五個方面的作用：
（一）揭示全國書刊的分布情況，便於廣大讀者和科研工作者參考和利用。
（二）便利各圖書館間開展館際互借和複製工作，發揮全國藏書的高度利用率。
（三）協調各圖書館間書刊選購工作，避免采購上不必要的重複。尤其在采購國外書刊上，可爲國家節約外匯。
（四）在編製聯合目録工作中，加强了館際合作關係，推動各館進一步聯繫，交流經驗，改進工作方法。
（五）促成圖書目録事業的現代化和計劃化，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集中各館力量，分工合作，爲國家總書目工作創造有利的基礎。(83)
同研究和整理古籍有關又比較實用的聯合目録有：
《圖書館學書籍聯合目録》 李鍾履編
《中國古農書聯合目録》 北京圖書館編
《中國叢書綜録》 上海圖書館編
《中醫圖書聯合目録》 中醫研究院、北京圖書館編
《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 中國天文史料普查整編組編
《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録》 全國圖書聯合目録編輯組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
聯合目録實際上也是一種藏書目録，我們不僅可以查到有没有某本書，而且還可以查到能够在什麽地方借到這本書，所以特别有用。例如《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録》共收録了我國五十個省市級以上圖書館所藏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中文期刊近兩萬種。其《編例》稱：
在著録方面，一般包括以下十二項：（1）刊名，（2）刊期，（3）編輯者，（4）出版地，（5）出版者，（6）創刊卷期，（7）停刊卷期，（8）創刊年月，（9）停刊年月，（10）注釋，（11）總藏，（12）館藏。但在排版時，爲了節約篇幅，根據各項的性質，又歸併爲以下五大項：（1）刊名刊期，（2）編輯出版，（3）創刊停刊，（4）注釋，（5）館藏。
顯然要將近兩萬種期刊的這些著録項目一一準確反映出來，需要做大量的考訂工作。所以該目的出版，爲我們檢索一九四九年前期刊提供了方便，對科研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 * *
(1) 《槃薖文乙集》卷下《周鄭堂别傳》。
(2) 《目録學發微·目録學之意義及其功用》。
(3) 《目録學研究·目録與目録學》。
(4) 《中國目録學史·叙論篇·目録之種類與目録學之範圍》。
(5) 《方志考稿》（甲集）卷首《序》。
(6) 《天禄琳琅書目》卷首《凡例》。
(7) 《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
(8) 《四庫提要辨證》卷首《序録》。
(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二四《明會典》一百八十卷。
(10) 《四庫提要辨證》卷九《子略》四卷《目録》一卷。
(11) 《全國新書目》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12) 漢隋兩志著録的都是先唐古籍，對研究古代文化學術極爲重要，而且其中許多問題非注不明。所以有許多學者爲之作注，今舉其重要者如下。有關《漢志》的有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七卷、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釋例》。有關《隋志》的有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
(13)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
(14) 《道古堂集》卷六《黄氏書録序》。
(15)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首《叙例》。
(16) 《史通·古今正史篇》：“初（唐）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書成……惟有十志。……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别行，俗呼爲《五代史志》。”
(17) 《隋書經籍志考證·叙録·叙本志撰人》。
(18)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
(19) 《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序》。
(20)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序》。
(21) 《宋國史藝文志輯本·序》。
(22)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序》。
(23) 《目録學研究·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録》注二十五。
(24)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傳》。
(25) 《明史》卷九六《藝文志·序》。
(26)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七《國史經籍志六卷》。
(27) 《中國目録學史·史志篇·明〈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之演變》。
(28) 《明史》卷九六《藝文志·序》。
(29) 《抱經堂文集》卷七《題明史藝文志稿》。
(30) 《明史藝文志·補編·附編》本《明史藝文志》卷首《序》。
(31) 《清史稿·藝文志》卷首《序》。
(32) 《清史述聞》卷二《清史稿紀志表撰人詳考表》。
(33) 《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附録一《范希曾評清史稿藝文志》。
(34)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卷首《顧序》。
(35) 《中國目録學史·史志篇·通志與文獻通考》。
(36) 《中國目録學史·史志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三通考·二通志·清史稿》。
(37) 《中國目録學史·史志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三通考·二通志·清史稿》。
(38)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
(39) 《目録學研究·叢書之源流類别及其編索引法》。
(40) 《郡齋讀書志》卷一八《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41) 參見《中國叢書綜録》卷首《前言》。
(42) 《書目答問》卷五《叢書目》。
(43) 《圖書館學季刊》第三卷一、二、三期，第四卷一期。
(44) 《温州經籍志》卷首《叙例》。
(45) 《温州經籍志》卷一三《目録類》。
(46) 《温州經籍志》卷三〇《别集類》。
(47) 李小緣《西人論華書目序》，載《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二年三、四期合刊。
(48) 《方志考稿》（甲集）卷首《自序》。
(49) 《中國地方志綜録》卷首《凡例》。
(50) 《中國地方志綜録》卷首《序》。
(51) 《中國古方志考》卷首《叙例》。
(52) 《浙江地方志考録》卷首《前言》。一九八四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作者的《浙江方志考》。《浙江方志考》對《浙江地方志考録》作了訂正、增補和重寫，可參看。
(53) 《漢書》卷五三《河間獻王傳》。
(54) 《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55) 《廣弘明集》卷三《七録序》。
(56) 《郡齋讀書志》卷一七《陶潛集》十卷。
(57) 《郡齋讀書志》卷一七《王勃集》二十卷。
(58)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59) 《直齋書録解題》卷三《九經字樣》一卷。
(60) 《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
(61)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詩集類序。
(62) 《直齋書録解題》卷四《史記》一百三十卷。
(63)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杜必簡集》一卷。
(64)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九《韋蘇州集》十卷。
(65)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直齋書録解題》二十二卷。
(66) 《直齋書録解題》卷七《熙寧日録》四十卷。
(67) 《百川書志》卷首《序》。
(68) 《百川書志》卷七《郁離子》十卷。
(69) 《百川書志》卷四《使琉球録》三卷。
(70) 《百川書志》卷一九《初唐詩》三卷。
(71) 《百川書志》卷六《雙偶集》三卷。
(72)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首《藏書屋銘》。
(73)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末《叙録》。
(74) 《目録學研究·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録》。
(75) 《千頃堂書目》卷末《張鈞衡千頃堂書目補遺跋》。
(76)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77) 《天一閣書目》卷首《天一閣藏書記》。
(78) 《浙江藏書文獻》，載《文瀾學報》第二卷第三、四期。
(79) 《目録學概論》第七章第一節《聯合目録概述》。
(80) 見彭鵬《我國聯合目録工作進展情況和有待解決的問題》，載《北圖通訊》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81) 《明確圖書館的方針和任務，爲大力配合向科學進軍而奮鬥》，原載《圖書館工作》一九五六年第四期。
(82) 《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會議總結發言》，原載《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會議專刊》。
(83) 《我國聯合目録事業的發展》，載《圖書館》一九六四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