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充分發揮藏書的作用，防止散佚，各藏書單位自來都在努力做好圖書保管工作，今分入藏、保護、建築三部分概述之。
第一節 入藏
由入藏到陳列，還有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工作要做：
一 修補
新書當然不需要修補，入藏圖書非皆新刊，多收舊籍。時代愈古，價值往往愈高，而古舊圖書每多破損，於是藏書家普遍重視圖書修補工作。如葉德輝《藏書十約·裝潢》云：“書不裝潢，則破葉斷綫，觸手可厭。余每得一書，則付匠人裝飾。今日得之，今日裝之，則不至積久意懶，聽其叢亂。”
書籍污損殘缺的現象是會經常發生的。有的書因閲讀時不慎，留下茶水、墨水、蠟油等痕迹，或爲兒童所塗污。有的書由於經常翻閲，以致書口裂開。有的書長期受到風吹日曬，紙張，特别是一些封面變得焦脆異常，觸手即破。有的書放在空氣不流暢、陽光不充足的地方，往往會被鼠咬蟲蛀。有的書長期放在潮濕的地方，以至霉變、腐朽，或書頁粘連，無法揭閲。有的書頁鈐印部分被截去。有的書序跋等能説明版本的内容被書賈裁去，以充古本。還有的書在流通的過程中失去了一些册葉。至於斷綫，掉了封皮，壞了書簽的現象更是常見。
此外，遇到特殊情况也會造成圖書的損壞，則其修復工作更爲艱巨。如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國家文物局等單位在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内釋迦塑像中，發現了一批遼代文獻和一具黄鼠狼尸體。有的經卷粘在一起，有的又被弄得粉碎，顯然是偶入塑像内的黄鼠狼所爲。這批文獻後來終於被國家圖書館的老技工修復。(1)再如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藏有一部金代刻的大藏經，由於害怕被日本侵略軍掠走，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夜，我趙城縣游擊大隊奉命將其輾轉移至山勢險峻的綿上縣，藏在一座廢棄的煤窑裏，指定專人負責保管，每年前往查看一次，並搬出晾曬，但由於礦洞内滲水潮濕，部分經卷受潮發霉，粘結成塊，抗戰勝利後，將其保存在通風乾燥的地方。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運到北京，入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直到一九六四年才修復。(2)
藏書家一般都非常重視圖書的修補工作，收到好書，往往親自或請匠人修補，陸游在藏書題跋中常談及此事，如其《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云：“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3)陸游不僅重視圖書的修補工作，自己會修補圖書，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兒子惜書愛書，甚至能修補圖書。其父陸宰同樣重視圖書的修補工作。陸宰、陸游《跋京本家語》云：
予舊收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蟲齕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帙，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别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懶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日，雙清堂書。
後五十有七年，復脱壞不可挾，子聿亟裝緝之，持以相示。方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熙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4)
先少保指陸游之父宰。雙清是其室名。聿是陸游之子，可見其祖孫三代惜書家風不輟。明代華亭徐、徐玄佐父子亦好藏書，徐玄佐尤喜爲書做搜亡補闕的工作，其《才調集跋》云：
蜀韋縠《才調集》十卷，本朝所未刊，諸名公所未睹者也。先君文敏公素有此書，蓋宋刻佳本，惜分授之時，匆忙失簡，逸去其半。後逾三十年，幸交符君望雲，獲聞其親錢復正氏有鈔本家藏，因而假歸，特浼知舊馬公佐照其款制摹以配之，共計一百十有六幅，凡二千七十三行。裝池甫畢，展卷焕然，頓還舊觀矣。後之人勿視爲尋常物也。萬曆甲申臘月十日，華亭徐玄佐記。(5)
有人借他人藏書，發現破損也代爲修補，如顔之推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毁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6)顔氏的這一觀點頗有影響，有人還將他的話刻入藏書印中，葉昌熾所見宋刻《春秋經傳集解》，有“性命可輕至寶是重”鐘式印，又一橢方印，其文云：“《顔氏家訓》曰：借人册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7)
藏書家對修補圖書的方法也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如黄丕烈就特别重視裝潢，並要求工匠在裝潢時整舊如舊，他在修補裝潢圖書方面花的錢比購書的錢還要多。如其於宋本《史載之方二卷》的題識云：
余重其書之秘，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遇上方切去原紙處，悉以宋紙補之。尾葉原填闕字，亦以宋紙易去，命工仍録其文，想前人必非無知妄作者也。上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合裝潢費核之，幾幾乎白金三星一葉矣。余之惜書而不惜錢，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爲書魔云爾。(8)
如果遇到闕卷少頁現象，他也要調查清楚，以素紙如數裝潢之留其迹，以待他日補全。嘗云：
《文苑英華纂要》八册，絳雲、滄葦兩家如此云云，此時僅存七册，失其首矣。然就其所存者核之，言其分集則甲之半矣，言其列卷則失一至十六也，言其排葉則失一至四十三也，言其裝册則失第一也，余故以素紙空白者留其迹，安知後不遇其舊以補其闕乎？(9)
藏書家還對修補古書的點滴經驗加以總結，也可供參考，如清人陸烜注意到了修補圖書原料的防蠹性能，嘗云：
凡治定書，必用雌黄，其色久而不渝。余嘗見李獻吉評杜詩，錢牧翁手批《元遺山集》，皆手澤如新。修補古書，漿黏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脱。近購得宋余靖《武溪集》、趙璘《因話録》、施彦執《北窗炙輠録》，皆汲古閣物，裝訂極精緻，而於破損接尾處皆脱，蓋不用白芨之故，亦藏書家所當知也。(10)
孫慶增《藏書記要》第五則《裝訂》對圖書修補的具體工作，做了較爲系統的總結。略云：
至於修補舊書，襯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並補破貼欠口，用最薄綿紙熨平，俱照補舊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迹，弗覺鬆厚，真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或字脚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爲精妙。書套不用爲佳，用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内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灑金墨箋，或石青、石緑、棕色、紫箋，俱妙。内用科舉連裱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即生蟲，終非佳事。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汗手並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書頁多者不必。若舊書，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簽用深古色紙裱一層，簽要款貼，要正齊，不可長短闊狹，上下歪斜。斯爲上耳。
值得注意的是，孫慶增還提出了樸素、古雅、實用的古書裝幀修補的美學原則，指出：“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方爲第一。”而對錢曾的書籍裝幀却提出了批評，指出：“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却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11)
北京圖書館專家肖振棠、丁瑜二人所撰《中國古籍裝訂修補技術》一書，對修補圖書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介紹，今録其附録《裝修書籍操作規程及成品檢查標準》如下：
甲 收書和送書的手續
收到或取到一批書籍時，須當面點清，及時填寫在登記簿上。詳細注明書名、册數、日期和裝修的内容，並交專人保管。
裝修完畢送還時，也須注明送還日期，並由原發書人點清後，在登記簿上簽收。
乙 裝修書籍操作程序
一、根據每種書籍不同的裝修要求，進行研究，訂出修整措施和完成時間。詳細寫在操作單上，操作單一式兩份，一份隨書交操作人按照執行，一份由負責人保存，以備考查。
二、一般書先根據收到先後，順序修裝。但爲了照顧閲覽和急需，可按輕重緩急靈活掌握裝修的先後順序。
丙 修補操作規程
一、修補書籍所用漿糊，必須用上等麵粉作原料，提出麵筋，在夏季摻入少量明，製成後泡在凉水盆内。稀漿糊要每日更换。修補書籍使用漿糊時，應根據書的不同紙性，選擇不同程度的稠稀漿糊。
二、衝水去髒要適當用碱，要用清水洗浄；要用潔浄紙作吸水紙，夏季要勤倒書葉勤换紙，以防書葉發霉。
三、補破書葉要根據書葉紙紋用紙，使書葉和配紙的紙紋横豎一致。鈔本書或印有紅藍格的書，修補時注意防止墨色或格的顔色不要烘散。補破葉時要用配紙的紙邊補書葉的四邊，使其顔色一致。
四、修補破葉的紙須根據書的紙性和顔色使用同樣的紙，寧可稍淺，不能過深。
五、開口書葉要將兩單葉對齊，兩單葉中間可稍稍離開，使有一綫之隔，不得重疊。溜口紙條要寬窄適當，一律用竪紋紙條。白紙書用白色紙條，竹紙書用仿舊色紙條。
六、糟朽書葉須用整張棉紙裱，裱時用排筆蘸稀漿糊横竪刷匀。
七、受水濕難揭的書葉，根據水濕輕重分别采用乾揭、濕揭或用籠屉蒸揭的辦法處理。
八、書葉修補後須噴水倒乾。書口如有河欄，須用沸水燙開，乾後再摺葉。爲防止夏日發霉，要勤换紙，勤倒書葉。
九、摺書葉時，一律按舊有的摺印摺齊。溜口書或曾經裱過的書葉，要將背面紙上的小疙瘩去掉。
丁 裝訂操作規程
一、捶書時，錘落在書葉上要平，書葉不宜過多過厚。捶書石的石面要平浄。如捶白紙書葉須在石面上墊一層浄紙，以免將書葉玷污。過老的書葉下錘要輕，書葉要晾乾後再捶，避免將書葉粘在一起。
二、襯紙書須根據書葉破損輕重程度，采用單葉襯紙或雙葉襯紙。白紙書襯白紙、竹紙書襯竹紙。一般襯紙須將紙裁的比書稍大一些；遇到書品過小，三面不裁切的書，可將襯紙裁切成和書葉一樣大小。書口過高（厚）無法捶平的書，須將襯紙錯開摺後倒襯。
三、壓書要上下墊平整的夾板，在壓書機内放書要端正。加壓力時先輕壓，然後徐徐加重。修補過多未能捶平的書，要適當掌握壓力，不能壓的過松或過緊。
四、齊欄要直，書口要頓齊，珍貴的書盡量少用齊欄的辦法，要多用齊書的辦法，以盡量少裁書爲原則。齊欄前先將書按次序順好，以免將書訂錯（包括操作中發生的錯誤和原來舊有的錯誤）。
五、訂本，厚本書用紙鋸訂；薄本書用紙釘訂；善本書一律用紙鋸訂。襯紙書和金鑲玉裝及原來厚本書可適當分本，但須根據卷數和段落來分。下紙捻時要注意訂在書腦適當的地方。
六、裁書前先檢查天頭下脚有無批注，用機刀裁書時先將刀盤塵土擦浄，比好規格，然後將書放入刀内，開閘裁切，裁畢隨手關電門，注意操作安全。無論善本書和一般書均須注意少裁，以三面裁齊爲限，否則會影響書的質量。册數多的書，裁切時要上下對齊書口。
七、打磨書時先用木銼銼平，而後用砂紙打磨平整乾浄。操作時要細銼細磨，不能用力過猛以至將書銼偏。
八、包書角要根據書本大小和書腦寬窄决定書角的大小。善本書要用舊絹包書角；白紙書用淺緑色或白色絹包；竹紙書用米色仿舊色絹包。一部書册數很多時，包角必須上下整齊一致。書角要求包緊、包平，角面無鼓包。
九、修裝書皮
〔一〕使用書皮要將質量好的用在正面。一部書的書皮要求顔色一致。
〔二〕原有書皮，如果是清代乾、嘉以前時代較早者，必須一律修裱整齊，依然在原書上使用。年代不足百年的書皮，又無收藏家題字者，可以更换新皮。
〔三〕一般書可采用單面上皮，或雙葉筒皮，善本書一律用四包邊扣皮。要求天頭、下脚、書背都平整無棱。
十、打眼要正。一般書打四個眼，較寬大的書打六個眼，長形書打五個眼，厚本書前後打對眼。不得將眼打歪打斜。要多利用原眼少打新眼，以免眼多傷腦。
十一、訂綫要訂緊、兩股綫要並列，綫在眼内要分清，不得有重疊或鬆緊不匀現象。結尾綫頭要卡在書背内。厚本書和大本書用粗綫，薄本書用細綫，本大而薄者用三股細綫，一般書可用棉綫，善本書用染色仿舊絲綫。
十二、粘書簽的地位一般粘在書皮左上角。如書簽不全或改本後，書簽上的卷數與書不符時，可粘在護葉上，只粘簽的四周，要粘正粘直，不皺而牢，用漿糊不要過多過稠。
十三、金鑲玉書要將書腦上的舊眼補好，使鑲後不露舊眼。鑲出的紙要天頭大，下脚小，一般是六與四的比例。盡量采用厚紙書用厚紙鑲，薄紙書用薄紙鑲，使鑲出部分要和書的中間一律平整。
十四、包背裝一律用紙鋸訂背，一般書訂三個紙鋸，大本書訂四個紙鋸。訂後在書背面雙頭捆結，或將雙頭盤回，粘牢捶平，用稠漿糊漿背，要求將書背裹緊裹嚴。裹背書要注意避免造成書口高、書背低現象。
戊
一、每一種書完成後，除由操作人隨做隨查外，並經專人檢查，符合質量標準，始得送還原發書單位。
二、成品檢查合格的標準
〔一〕漿糊使用適當，不稠不稀。
〔二〕配紙顔色深淺，厚薄均匀。
〔三〕補破葉要平整，糟朽書葉不傷字。
〔四〕摺葉不歪不斜，書口不偏。
〔五〕捶書平整匀稱，不傷書口。
〔六〕齊欄直而不斜，書口頓齊而平整。
〔七〕裁書要齊，不傷字；册數多時，各册上下顛倒也能整齊一致。
〔八〕打磨書不發油光，不起毛茬。
〔九〕包書角緊而嚴，不起包，上下一致，大小適合。
〔十〕扣皮要四面扣齊。
〔十一〕打眼正面反面都不歪不斜。
〔十二〕訂綫，綫的粗細和顔色要協調。
〔十三〕鑲書書口齊、書葉平。
〔十四〕包背書須包平包緊。
〔十五〕蝶裝書使用漿糊適當，書口既能掀口又要粘牢。
三、檢查成品發現有不合以上標準時，須由原操作人返工重修。
修補古書特别是善本書，要注意實行整舊如舊的原則，該書對這個問題論述得頗爲詳細而實用，今也摘述如下。在修補古籍善本時，要求不補字、不描欄、畫欄，盡量保持書的原貌。古書，特别是善本書的書根字、天頭地脚的批評要盡量保留，不能切掉或磨掉。“凡具有善本書特徵的書籍，其書皮和護葉不論是否殘破，只要是原書舊物，都要隨書保存，即是剩有半頁或幾個字也不得去掉。特别是經過藏書家題字的書皮更應重視。例如清代咸、同時期的李文田藏書多有善本，但是他的書很少蓋藏書印章，而書皮多有題識或署名，看其字蹟即可辨認是李氏藏書。還有清末越縵堂李慈銘的藏書，都是一些清代普通刻本，裝潢一般。但書内多有李慈銘的批注，書皮上也多有他的題字，而字體又很普通，極易被人忽視，把書皮去掉。因此，爲保持書籍的舊觀，對書皮盡可能采用揭裱辦法，先揭、再補、後裱。……書皮殘缺不全者，可選配近似的書皮補裱，殘缺過多，無法選配齊全者，可將書皮粘在裏面，外面再加一層顔色古雅的新書皮。護葉不全時，可照原樣配齊。”“書皮上貼有書簽時，無論完整或殘缺，都應補好。如果書簽只寫有書名不標卷數，應將整齊的書簽粘在前幾册上面，殘破的粘在後幾册上。書簽上如標明卷數册數，則按標明的順序粘在每册書上。”修補殘破書籍要盡量使用舊紙，舊紙的選用要考慮到書籍的紙性、顔色、厚薄、簾紋等特徵，盡可能保持一致。舊紙來源於修書時撤换的護葉、襯紙，以及一些無參考價值而又多復本的書。實在找不到舊紙，可用與書籍紙張厚薄相同的新紙，染成與書籍顔色深淺一致的仿舊紙來代替。(12)
修補技術也在不斷地改進，南京大學圖書館一九九二年研製成功的紙漿修補技術頗有實用價值。該技術利用成紙粉碎打漿，使纖維重新浸潤、分離，並經加助懸劑等復配，製成修補紙漿，用管狀修補筆將其均匀地分布在書頁破損處，乾燥後形成紙頁，從而完成修復工作。該技術具有修復强度好；耐老化；抗蟲、抗霉能力强；成紙形態逼真，整舊如舊；修復速度快；操作簡單等優點。(13)此法頗有推廣價值。
二 鈐印
在藏書上鈐印，是表示對書擁有所有權的一種簡便而有效的方法。唐張彦遠云：“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畫皆未行印記，但備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14)可見當時的藏書尚未曾鈐印。
到了唐代，公私藏書均出現了鈐印現象。如張彦遠云：“太宗皇帝自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貞觀，玄宗皇帝自書‘開元’二小字成一印‘開元’（原文豎排），又有集賢印、秘閣印、翰林印，又有弘文之印，恐是東觀舊印印書者。”(15)《新唐書·藝文志》經部小學類著録《二王、張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注曰：“太宗出御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禇遂良定真僞，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又得獻之、張昶等書，以‘貞觀’字爲印。”《唐會要》卷六十五《秘書省》云：“長慶三年四月，秘書少監李隨奏：當省請置秘書閣圖書印一面，伏以當省御書正本，開元天寶以來，前並有小印印縫。自兵難以來，書印失墜，今所寫經史都無記驗，伏請鑄造。敕旨依奏。”《唐會要》卷六十四《集賢院》亦云：“開成元年四月，集賢殿御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御書爲印文。從之。”王建《宫詞一百首》之十二亦云：“集賢殿裏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上行下效，唐代私家藏書也鈐印成風，如《歷代名畫記》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記》記録有“故相國鄴侯李泌印鄴侯圖書刻章”（原文分兩行豎排）、“僕射馬摠印馬氏圖書”（原文分兩行豎排）。皮日休《魯望戲題書印囊奉和次韻》一詩還描寫了私家藏書鈐印的具體情况：“金篆方圓一寸餘，可憐銀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將心印，印破人間萬卷書。”(16)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濤文在《北京晚報》上披露，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師發掘唐墓時，出土了一顆銅質鑄造的陽文印章，印文爲“渤海圖書”四字。這是現存唐代私家藏書印的實物。(17)
五代時南唐烈祖李昇好藏書，亦有藏書印。陳師道云：“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内翰彦若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復云：“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别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千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18)其後世藏書印則更多，如郭若虚云：“李後主，才高議博，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鑒。今内府所有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多有印篆，曰：内殿圖書、内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寶、内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印。”(19)
兩宋公私藏書用印風氣更盛。據《金史·禮志四》所載，宋代有内府圖書印三十八方，如“内府圖書之印”、“大觀中祕”、“政和”、“宣和御覽”、“常樂未央”等。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載，宋代藏書家富弼、劉羲仲、樓鑰、史守之、賈似道、俞琰、俞貞木等都有一方或數方印章。如張丑云：
宋人小楷《史記》真本一部，原是松雪翁物。計十帙，紙高四寸，字類半黍。不惟筆精墨妙，中間絶無訛謬。……每帙用“舊學史氏”及“碧沚”二印……宋通直郎史守之所用。守之，越國公浩孫，禮部侍郎彌大子，衛王彌遠之侄。仕終朝奉大夫。中年避彌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蓋清修好古之士也。(20)
元代公私藏書亦沿宋代風氣鈐有藏書印，元代秘書監還專門設有管理印章的官員，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職制》云：
設知印 元貞二年（一二九六）正月，都省准設知印一人。
添設知印 至大元年（一三〇八），都省准添設知印一人。
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載，元代藏書家倪瓚、陸友、張雯、趙孟頫等都有藏書印，其中以趙孟頫的藏書印爲最多，計有“水晶宫道人”、“大雅”、“天水趙氏”、“趙文敏書”等。
任康云：“古印只有姓名與字，唐宋稍著齋室名，元時尚未闌入成語，至明代則某科進士某官職，無不羼入。”(21)
明清藏書印所鐫文字内容甚繁，主要目的是反映藏書家對藏書擁有所有權，因此仍以藏書家的各種名稱與居室名稱居多。如《百宋一廛賦》注云：“《司馬公文集》八十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廿字，有朱書一行，云‘洪武丁巳秋八月收’。鈐以小方章一文，云‘徐達左印’，又大方章一文，云‘松雲道人徐良夫藏書’。”徐達左，字良夫，號松雲道人，爲明初藏書家。再如明文徵明的居室印特多，有玉蘭堂、辛夷館、翠竹齋、梅華屋、梅溪精舍、煙條館等。(22)清代張蓉鏡字芙川，妻姚畹真號芙初女史，兩人都愛藏書讀書，刻一印曰“雙芙閣”。宋刊《後村詩集》殘本有芙初題詩：“墨林萬卷劫灰餘，古本流傳此絶希。八十詩翁高格調，《伊川》《擊壤》想依稀。”“潑茗薰香繡懶拈，芸編珍重展瑶籤。好花明月原無主，自取猩紅小印鈐。”反映了她的生活情趣。(23)
有些藏書家在獲得珍本、善本後，每特製印章以作紀念。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金石録三十卷》云：“昔者，吾友馮硯祥有不全宋槧本，刻一圖記，曰‘金石録十卷人家’。長箋短札，貼尾書頭，每每用之。亦藝林中一美談也。”韓華亦稱：“《金石録》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本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文達自撫浙至入閣，恒攜以自隨。……一日書賈來售，驚喜欲狂，古色古香，真可寶貴。余得之，亦刻‘金石録十卷人家’小印。”(24)錢泰吉記吴騫云：
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坐樓中展誦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同時吴門黄蕘圃丕烈多藏宋板書，顔所居曰百宋一廛。槎客欲以千元十架揭榜與之敵，得宋本咸淳《臨安志》，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所藏書卷中多用之，其風致如此。(25)
也有在印文中體現個人生平的。如《天禄琳琅書目》卷二著録之宋刻《新唐書糾繆》，原爲查慎行藏，有“南書房史官”、“海寧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餘”印記。全祖望《查先生墓表》云：“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别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别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人。……康熙壬午，聖祖東巡守……召至行在賦詩，隨入京，詔直南書房。明年，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26)顯然，查慎行認爲入直南書房是他人生旅途中最關鍵、最榮耀的一段日子。故著之印記。還有一些紀年印，如陸心源《紫巖易傳跋》稱該書：“每册有‘秀水朱彝尊錫鬯氏’朱文方印、‘我生之年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在橘壯十四日癸酉時’朱文方印。”(27)葉昌熾案：“屠維爲己，大荒落爲巳；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則此亦竹垞印也。”(28)
有些印文還反映了藏書家的門第。如葉昌熾談到顧千里有“陳黄門侍郎三十五代孫”一印，(29)南朝時顧野王曾任陳黄門侍郎，著有《玉篇》。葉書還載阮元繼配孔夫人有“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一印。(30)
也有反映里居的印文，如阮元曾藏宋本《金石録》十卷，鈐“家住揚州文選樓隋曹憲故里”一印，阮元《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云：
昔但得元張伯顔、明晉府諸本，即以爲秘册。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吴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册矣。……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即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於家廟旁，繼得此册藏之樓中，别爲校勘記以貽學者。(31)
從明代開始，有不少印章主要目的不在於强調對藏書的所有權，而是表達藏書、讀書、校書的感受。其中絶大多數是强調藏書來之不易，要子孫妥善保存。如明代蘇州藏書家錢穀字叔寶，有印云：“百計尋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不寶真其愚。”(32)晁瑮，字君石，號春陵，開州（今濮陽縣）人，北京藏書家，著有《寶文堂書目》，其藏書銘楷字章云：“曹誠廣舍，真廟賜名。丁顗聚書，子孫繇興。匪學胡成，非書胡學？蓄斯貽後，珍如渾璞。龜蒙緝借，張公却鬻。咨我同志，遵此軌躅。鬻爲不孝，借亦一癡。咨我後昆，戒之敬之。春陵晁瑮藏書銘。”(33)明末祁承，著有《澹生堂藏書目》《澹生堂藏書約》等，亦有藏書銘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34)常熟大藏書家兼大出版家毛晉有一朱文大方印，其文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頽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35)清乾隆間藏書家王述庵亦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誡。”(36)清道光、同治間藏書家有一百九十四字長方巨印，述及藏書經過，要子孫能愛而守之，其文曰：
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静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吴興數語，愛惜臻至，可云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並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37)
當然，有的藏書家已經認識到藏書由子子孫孫永保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也反映在藏書印中，如《經籍訪古志》卷六云：“《文選》，袁褧刻本，卷首有‘是書曾藏蔣絢臣家’印。”王欣夫案：“《静嘉堂秘籍志》卷十元刊《韋齋集》，又有‘蔣絢臣曾經校藏’朱文長方印。”(38)蔣絢臣爲明末福建藏書家。孫從添，字慶增，是清代著名藏書家，著有《藏書記要》。黄丕烈《藏書記要跋》云：
孫慶增所藏書，余家收得不下數十種，其所著述，則未之聞也。此《藏書記要》言之甚詳且備，蓋亦真知篤好者。孫公去世未遠，周丈香嚴幼年曾見之，時已七旬餘。兼善醫術。其所藏書，鈐尾一印曰“得者寶之”，殆守人亡人得之訓耶。(39)
藏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閲讀，因此不少藏書家在印文中談了讀書的感受，如毛晉有“開卷一樂”印，(40)葉昌熾云：“明刻《元豐類稿》有‘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十字長印，與‘季振宜藏書’印均在卷首，疑亦季氏所鈐也。”(41)《天禄琳琅書目續編》卷三宋版經部載《班馬字類》，有“學然後知不足”朱記。葉昌熾還記載了潘祖蔭藏書中有蕭蓼亭藏書銘，略云：“潘氏滂喜齋藏明刻《劉屏山集》，前有朱文大方印，刻藏書銘曰：‘名山草堂，蕭然獨居。門無車馬，坐有圖書。沈酣枕籍，不知其餘。俯仰今昔，樂且宴如。蕭蓼亭銘。’”(42)當然不可能一天到晚埋頭讀書，清代海鹽藏書家張載華乾脆刻了枚“甚欲讀書奈嬾何”的藏書印，使人見之不禁會心一笑。(43)
還有人將治學箴言刻爲藏書印的。丁申稱勞格“藏書之所曰‘丹鉛精舍’，校書之印曰‘實事求是，多聞闕疑’”。(44)勞格的這八字箴言，今天看來，仍然正確，具有很强的現實意義。
近代圖書館也規定在藏書上鈐印。如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飭京師圖書館所藏書籍蓋印編號妥爲辦理文》明確指出：“書籍當蓋印編號也。該館所藏書籍，多係舊槧精刊，版本種類甚多，審認頗爲不易，自非悉加大字戳記，難免抽换。”(45)《直隸省立第二圖書館章程》第四章“圖書”第六條規定：“凡館中所列圖書，均蓋本館圖記，以防遺失。”(46)《浙江公立圖書館章程》附《辦事細則》第三章《庋藏》第十七條也説：“本館庋藏圖書，應均加蓋館鈐，編列號數，並黏貼書籤，標明門類。”(47)
藏書印一般鈐於卷端右下角空白處。卷末、空隙處也是鈐藏書印較多的地方，葉德輝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今録之以供參考：
今爲言印記之法，曰去閑文，曰尋隙處。何謂去閑文？姓名表字，樓閣堂齋，於是二、三印，一印四、五字足矣。……何謂尋隙處？凡書流傳愈久者，其藏書印越多。朱紫縱横，幾無隙紙。是宜移於書眉卷尾，以免齟齬。亦或視各印之大小朱白，間别用之。小印朱文重疊，尚無不可。若白文與大印聚於一行，則令閲者生厭矣。凡書有字處，朱文、白文俱不相宜。(48)
藏書印如蓋得太多太亂有損書品，也會受到人們的批評。明代藏書家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即有濫鈐藏書印的癖好。姜紹書批評道：“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三吴珍秘，歸之如流。每得名蹟，以印鈐之，纍纍滿幅，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鏐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爲酷烈矣。”(49)後來清高宗對内府所藏歷代書籍字畫絶品動輒親題惡俗不堪的詩，加蓋匠氣十足的御寶印，也是中國藝術史的一厄。
三 編目
公私藏書達到一定數量後，就需要編製藏書目録。藏書目録是對藏書加以整理的結果。我們在本書《目録編》第五章《綜合目録》第一節《國家藏書目録》、第五節《私人藏書目録》中，已經對藏書目録作了詳細介紹。這裏略作補充。
藏書目録的基本作用是能够反映某處有哪些藏書，以便檢索利用。明人高儒深有體會地説：
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散無稽矣。閒居啟先世之藏，發數年之積，不啻萬卷。各以類從，少著大意，條目昭明。一覽之餘，仰見千載聖賢用心之確，非擅虚名，實資自勵，庶慰先人教子之心，以逭聚散不常之誚也。(50)
關於對圖書入藏整理編目情况，他談到自己“鋭意訪求，或傳之士大夫，或易諸市肆，數年之間，連牀插架，經籍充藏，難於檢閲。閒中次第部帙，定立儲盛，又恐久常無據，淆亂逸志，故三年考索，三易成編，損益古志，大分四部，細列九十三門，裁訂二十卷”。(51)明代藏書家陳第也談到了書目的檢索作用，略云：
吾性無他嗜，惟書是癖，雖幸承世業，頗有遺本，然不足以廣吾聞見也。自少至老，足迹遍天下。遇書輒買，若惟恐失，故不擇善本，亦不争價直。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見書，鈔而讀之。積三四十餘年，遂至萬有餘卷，縱未敢云汗牛充棟，然以資聞見，備采擇，足矣足矣。今歲閒居西郊，伏去凉生，課兒僕輩曬晾入簏，粗爲位置，因成目録，得便查檢。(52)
祁承在談到藏書目録的作用時也説：“架插七層，籍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劍戟摩霄而旌旗不亂，此吾之部勒法也。目以類分，類由部統，暗中摸索，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觀，若執鏡而照物，此吾之應卒法也。聯寡以成衆，積少以爲多，抽一卷而萬卷可窺，事一隅而三隅在目，此吾聯絡駕馭之法也。”(53)黄宗羲曾舉一例，談到了祁氏藏書目的作用：“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録而取之，俄頃即得。”(54)
有了藏書目録就會對藏書瞭如指掌，這不僅對讀書治學，而且對藏書建設也是大有好處的。故顧千里序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云：
夫書之有目，其塗每殊，凡流傳共見者，固無待論。若夫月霄之目，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就自叙校讎、考證、訓詁、簿録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然則此一目也，豈非插架所不可無，而予樂爲之序者哉！(55)
藏書目録在記録版本方面的價值尤爲明顯，如《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寶文堂書目》提要稱：“其著録極富，雖不能盡屬古本，而每書下間爲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見明人版本源流。”
有的藏書家藏書亡佚了，而藏書目録還在，這些藏書目録仍然具有史料價值。馬端臨在編《文獻通考·經籍考》時已預見到這一點，其《文獻通考·總序》云：“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江藩爲秦恩復《石研齋書目》所作序也説了同樣的意思，並表達了自己未編藏書目録的遺憾之情：
太史……謂予曰：有聚必有散，吾子孫焉能世守勿替，暇日編《石研齋書目》上下二卷，以志雲煙之過眼云爾。藩昔年聚書與太史相埒，乾隆乙巳丙子間頻遭喪荒，以之易米，書倉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然師丹未老，强半遺忘，所棄秘笈，至有不能舉其名者，惜未編目録以誌之也。(56)
因此，不少藏書家都十分重視編纂藏書目録，如祁承要求子孫：“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57)還有些藏書家相當自覺地在目録中記録有關資料，如傅增湘一九三九年致函張元濟云：“近得善本，擬補題記，勒爲一集，諸務紛集，殊少暇晷。而二十餘年手校群書凡千餘種，爲卷至萬二三千，亦欲編定藏園校書目録，授梓行世，俾後來好學之士可以按目而求，爲之移寫校記，庶螢窗雪案不爲徒勞。”(58)其《藏園群書題記》八卷、《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六卷，其孫依據傅氏藏書、觀書記録手稿整理而成的《藏園群書經眼録》十九卷，均爲人們讀書治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編製藏書目録要依據藏書目録的特點，注意著録稽核、版本兩項内容。就稽核項而言，卷軸裝圖書要注明卷數，蝴蝶裝、包背裝、綫裝圖書要注明册數。據《明史·藝文志》可知明文淵閣藏書爲蝴蝶裝，《文淵閣書目》共著録圖書七千多部，四萬餘册。朱彝尊批評道：“《文淵閣書目》有册而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至覽者茫然若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59)其實著録册數是爲了便於清點，體現了藏書目録的基本功能。明《文淵閣書目》詳載册數仍有稽檢之便。徐乾學的《傳是樓書目》也著録了本數，若係鈔本，再加一個鈔字，如：“《周易舉正》三卷，一本”；“宋魏了翁《周易要義》十卷，鈔，二本。”(60)則更爲明晰。
藏書目録詳記版本，不僅是藏書的需要，也是讀書治學的需要。余嘉錫序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云：
余謂欲著某書之爲何本，不當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書之時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則其書必不盡同，故時當記其紀元干支，地當記其州府坊肆，人當記其姓名别號。又不第此也，更當記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闕，文字之同異，而後某書之爲某書與否，庶乎其有可考也。(61)
如何著録版本，我們在本書《版本編》第八章《對版本的記録和研究》第一節《目録著録》，以及《目録編》第三章《目録的著録事項》第三節《版本》，已經作了探討，可參看。不少藏書目録詳細記録版本的特徵與版本鑒定的成果，爲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版本資料。在這方面，錢曾的《讀書敏求記》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七存目提要稱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之賞鑒家矣”。其後，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于敏中等奉敕編昭仁殿所藏善本書成《天禄琳琅書目》十卷；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彭元瑞等奉敕編昭仁殿善本書成《天禄琳琅書目後編》二十卷。兩書皆在提要中詳載刊刻年月、雕印工拙，題識印記、授受源流等，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提要中記述版本逐漸成了藏書目録的一大流派，昌彼得記其大略云：
是後藏書家撰藏書志更遞事踵華，嘉、道間海寧陳鱣的《經籍跋文》、吴縣黄丕烈撰《百宋一廛賦注》，又增録舊本書的版式行款，開後來元和江標《宋元行格表》但記行格的一派。黄氏所撰寫的藏書題跋……爲書志題跋及於校勘與叙版本源流的濫觴。道光七年，虞山張金吾撰《愛日精廬藏書志》，除記版本及遞藏源流外，又仿朱彝尊《經義考》的體例抄録書中的序跋，不過僅録元代以前人所撰而且比較稀見者，至於前賢及時人手書的題跋，則備録其文。又，凡《四庫（全書）》未收的書，並介紹作者及書的内容。後來編著藏書志的，如同治、光緒間的吴縣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聊城楊紹和《楹書隅録》、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及《儀顧堂題跋》、杭州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江陰繆荃孫《藝風藏書記》、豐順丁日昌《持静齋藏書記要》、宜都楊守敬《日本訪書記》、民國以來的江寧鄧邦述《群碧樓善本書録》、吴興張鈞衡《適園藏書志》、長沙葉德輝《郋園讀書志》、江安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東莞莫伯驥《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録》等等，雖然是詳略或異，大抵皆師其法，而賞鑒之精，考訂之密，後來者居上。……清人所撰的題跋於版式不列載刻工及諱字，民國二十八年海鹽張元濟爲南海潘氏寶禮堂編撰《宋本書録》，始詳加記載。稍後北平文禄堂主人王文進《訪書記》，也沿用其例，而現代作題記圖録者，則無不詳載，體例愈臻精密。(62)
但昌氏也指出：這類藏書目録“在記録一書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裝訂、前後的序跋、收藏的印記及題識，以及紙墨字體與刊雕的工拙，如同叙録一樣。不過僅以書的版刻及外形爲記述的對象，而不以闡介書的内容爲主旨。雖有資於版刻的考訂鑒别，而無關於學術的本末源流”。(63)
孫從添對編製版本目録的具體方法作了系統介紹，略云：
藏書四庫編目最難，非明於典籍者，不能爲之。大凡收藏家編書目有四則，不致錯混顛倒，遺漏草率，檢閲清楚，門類分晰，有條有理，乃爲善於編目者。
一、編大總目録，分經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書目行款。或照《經籍考》、連江陳氏書目，俱爲最好，可謂條分縷晰，精嚴者矣。前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録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寫清，不可混書，係宋板、元板、明板、時刻、宋元鈔、舊鈔、明人鈔本、新鈔本，一一記清，校過者寫某人校本，下寫幾本或幾册，有套無套，一種門類寫完後，存白頁，以備增寫新得之書，編成一部，末後記書若干部，共若干册總數於後，以便查閲有無，將來即爲流傳之本。其分年代不能全定，因得書先後不一，就其現在而録之可也。釋道二氏之經典、語録附於後，寫清裝成藏於家。
二、編宋元刻本鈔本目録，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章姓名，有缺無缺，校與未校，元板亦然，另貯一櫃，照式行款寫之，櫃用封鎖，不許擅開。精鈔、舊鈔、宋元人鈔本、秘本書目，亦照前行款式寫，但要寫明何人鈔本，記跋圖章姓名，有缺無缺，不借本，印宋鈔本，有板無板，校過者書某人校本，或底本臨本，録成一册，雖目録亦不可輕放，恐人借觀遺失，非常行書籍，皆罕有之至寶，收藏者慎之寶之。
三、編分類書櫃目録一部，以便檢查而易取閲，先將書櫃分編字號，櫃内分三隔，櫃門背左實貼書單三張，分上、中、下，各照櫃隔寫書目本數於上，以便查取，右門背貼書數目，亦分三張上、中、下，另寫一長條於傍，記書總數目，而所編之書目，照櫃字號亦分寫上中下三隔，先寫經部某字號櫃内上隔某一部若干卷，某人作，某板，共幾册，上隔共書若干部，共若干本，二三隔照寫，一櫃則結總數。都寫完，則寫大總結數於末行後頁。如有人取閲借鈔，即填明書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閲。一月一查，取討原書，即入原櫃，銷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還，當使催歸原櫃，不致遺失。此本書目，最爲要緊，須託誠實君子經管，庶可無弊。
四、編書房架上書籍目録，及未訂之書，在外裝訂之書，鈔補批閲之書，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收藏者，即歸入櫃，增上前行各款書目内可也。
寫書根用長方桌一隻，坐身處桌面中挖一塊板，中空五本書厚縫一條，挾書於中，紥緊。書與桌平，照書名行款卷數，要簡而明，細楷書寫之，用墨筆畫匀細清朗，乃爲第一。虞山孫姓行二者，寫書根最精，一手持書，一手寫小楷極工，今亦罕有能者，書上挂簽，用礬紙或細絹，摺一寸闊，照書長短，夾簽於首册内，挂下一二寸，依書厚薄爲之，上寫書卷名數，角用小圖章，已上書目，如此編寫，可以無遺而有條目矣。(64)
到了清末，繆荃孫又進一步將版本目録的著録方式加以程式化：
××××幾卷
××××撰（撰人上有籍貫或官銜，須照原書卷首抄寫），××刊本（何時刊本，須略具鑒别力），每半葉×行，行××字，白（或黑）口，單（或雙）邊，中縫魚尾下有××幾字，卷尾題××××（此記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幾年×××序，××幾年×××重刻序，後有××幾年×××跋。××字××，××人，××幾年進士，官至××××（撰人小傳可檢本書序跋或四庫提要節抄），書爲×××所編集（或子侄所編或自編），初刻於××幾年，此則據××刻本重刻者。××氏××齋舊藏，有××印。(65)
此外，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以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明確地規定了著録條例，我們在本書《目録編》《版本編》的有關章節均已作過介紹，兹不贅述。
按照統一的格式對各種藏書的内容與形式特徵著録完畢，還要按照一定的綫索編成目録。我國古代藏書一般都分類編目，這可先製分類表，然後按表將書依類編入即可。分類表可參考已有的公私藏書目録或其他目録，再結合自己的藏書特點來製訂。如明徐在《徐氏紅雨樓書目序》介紹自己典藏與編目情况云：
或即類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舊見貽，或借故家鈔録，積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林充棟，頗有甲乙次第。銘槧暇日，遂倣鄭氏《藝文略》、馬氏《經籍考》之例，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分衆類，著爲書目四卷，以備稽覽。
《紅雨樓書目》雖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但是在子目的設置上却考慮到藏書的實際情况作了一些變動。例如卷二史部專門設了本朝世史彙，收録了八十五種有關明代的史書，同卷還設了總志、分省二目，收了約三百五十種明代方志。卷三子部設傳奇類，收元明雜劇和傳奇一百四十種。特别可貴的是作者在卷四集部設“明詩選姓氏”類，共著録了三百一十五位明代詩人，其中二百七十位皆注明了生平簡歷，是研究明代文學的寶貴資料。
《四庫全書總目》編成後，對私家藏書目録産生了深遠影響，許多藏書目録都是依據《四庫全書總目》編製而成的，如羅榘《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叙》云：“其編目之例，頂格者爲文淵閣著録，低一格者，爲《四庫（全書）》附存，低二格者，爲《四庫（全書）》未收。每書若干卷，及某朝某人撰，一準諸家之例，其板本不同者則備載之，由此而讀善本藏書志，不翅尋落葉於故根，導渤海於黄河也。”
也有不少藏書目録突破了四部分類法的模式，我們在《目録編》第四章《目録的分類沿革》第三節《不守四部成規的分類法》已作了論述，可參看。再如現存明代晁瑮父子的《寶文堂書目》，就突破了四部分類法的傳統體系，以御製爲首，分三卷三十三目。卷上分諸經總類、易、書、詩經、春秋、禮、四書、性理、史、子、文集、詩詞等十二目。卷中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等六目。卷下分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陽、醫書、農圃、藝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編次無法，類目叢雜”，但是它確實反映了曹氏父子藏書的實際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文獻的出版與傳播情况。
清代不少公私藏書目録是先按版本類别，再按内容類别進行編製的。如《天禄琳琅書目·凡例》云：“宋元明版書各從其代，每代各以經史子集爲次。”私家藏書目録如孫星衍的《平津館鑒藏記》，該目分三卷，卷一爲宋版、元版，卷二爲明版，卷三爲舊影寫本、影寫本、外藩本。各卷圖書再依内容分類排列。
公私藏書都是依照學科内容或版本，依次排列在書橱中或書架上。爲了便於存貯與檢索，有的藏書目録依書橱順序來編排，當然如前所述書橱裏的書也是按學科内容排列的，如明代的《文淵閣書目》，依千字文爲序，從天字到往字共分二十卷五十橱。按橱登録藏書，某橱某號（即某種），每號幾册。其優點是給每種書配上一個號碼，頗類現代圖書館所使用的排架號，該目共七千二百九十七號，也即著録了七千二百九十七種圖書，這給查找與歸還圖書帶來了方便。其後一些私家藏書目録也照此辦理，如清汪憲的《振綺堂書目》共分四卷，卷一含十橱，卷二含十橱，卷三含十五橱，卷四含八橱。各橱除用數字編號外，選用一首五言詩及振綺堂三字編號，略云：“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列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暢爲知音。振綺堂。”然後標明各橱在藏書樓中的位置，以及每橱每格藏些什麽書。其書橱裏的書，大體上先按版本，再按學科内容排列。所以按書橱編排的目録，實際上仍然是按學科内容或按版本再按學科内容編排的目録，其優點是鮮明地顯示了藏書位置，頗便於保管與查閲。
四 陳列
圖書在修補、鈐印、編目後就應上架或入橱陳列。書不陳列則散漫無稽，難以保管，也難以尋檢。
甲 陳列的方法
爲便於保管與尋檢，書籍通常依藏書目録分類陳列，而分類通常是按書籍的學科内容來加以區分的。魏晉以後，國家藏書基本上都按經、史、子、集四大類來典藏的。如《隋書·經籍志》序云：“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蹟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蹟；西曰寶蹟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新唐書·藝文志》序稱唐代“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簽，皆異色以别之”。《麟臺故事·省舍》稱北宋秘書省，有“五間，爲子庫，内設緑厨七，藏書。次五間，爲經庫，内設緑厨七，藏書”。“五間，爲集庫，内設緑厨七，藏書。次五間，爲史庫，内設緑厨七，藏書。”
私家藏書自然也分類陳列，如明宗室朱睦《萬卷堂家藏藝文自記》云：
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倣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簽識别。經類凡十一：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凡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録、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説、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凡六千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辭、别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爲四部，人代姓名，各具撰述之下。(66)
再如清唐仲冕《此静坐齋書目序》云：
彭桐橋先生見善本書，必傾囊典衣購之，當幕游數千里外，必挾書以出，所得幕俸，必購書以歸。於是陸則汗牛馬，水則滯舟楫，行旅之費，倍於他人，比抵家而游囊無幾矣。如是三十餘年，積書數萬册，乃築此静坐齋以藏之。齋三楹南向，北向者亦三楹。齋之後層樓三楹，以國朝御製、欽定、御批諸書藏於樓之中央。樓之東西兩楹，凡各家校刊之《十三經》與夫歷代經解、五經總義、四書、小學之類，皆附焉。樓之下，凡正史、别史、編年、紀事，與夫詔令、奏議、時令、地理、職官、政事之類皆附焉。齋之中，則歷代諸子，凡儒家、墨家、醫家、兵、農家、刑法家，與夫天文、算法、術數、譜録、小説之類皆附焉。北向三楹，則歷代正集、别集、總集，與夫詩文評選、詞曲評選之類皆附焉。(67)
《四庫全書總目》編成後，有些藏書家乾脆依《四庫全書總目》的順序陳列圖書，而將善本書、有特定意義的書，另關專室，單獨陳列。如李宗蓮稱陸心源“十餘年來凡得書十五萬卷，而坊刻不與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鈔手校者，儲之皕宋樓中，若守先閣則皆明以後刊及尋常鈔帙，按《四庫書目》編序，而以近人著述之善者附益之”。(68)再如丁丙《八千卷樓自記》言其分類藏書云：
光緒十有四年（一八八八），拓基於正修堂之西北隅，地凡二畝有奇，築嘉惠堂五楹之上，爲八千卷樓。堂之後室五楹，額曰“其書滿家”。上爲後八千卷樓，後闢一室於西，曰善本書室，樓曰小八千卷樓，樓三楹，中藏宋元刊本約二百種有奇，擇明刊之精者，舊鈔之佳者，及著述稿本、校讎秘册合計二千餘種，附儲左右。著四庫著録之書，則藏諸八千卷樓，分排次第，悉遵欽定簡明目録，綜三千五百部，内待補者一百餘部，復以欽定《圖書集成》、欽定《全唐文》附其後，遵定制也。凡四庫之附存者已得一千五百餘種，分藏於樓之兩廂。至後八千卷樓所藏之書，皆四庫所未收採者也，以甲乙丙丁標其目，共得八千種有奇。如制藝、釋道書，下及傳奇小説悉附藏之。計前後二樓書厨凡一百六十，分類藏儲，以後歷年所得之書，皆因類而編入矣。(69)
葉德輝曾對分類藏書情况作過簡單明瞭而又極富實用價值的總結，略云：“編列書籍，經爲一類，史爲一類，子爲一類，集爲一類，叢書爲一類，其餘宋元舊刻、精校名抄别爲一類。單本一、二卷者，袖珍巾箱長不及五寸，大本過尺許者，以别橱庋之。”(70)
乙 陳列的工具
用來陳列圖書的工具，就書的總體言，則有書架、書橱、書几等，就每書的保護言，則有函套、夾板等。
在書本式圖書盛行以前，我國圖書長期采用卷軸裝的形式，簡策在不閲讀時也要卷起來放置，因此書架是古代陳列圖書常用的一種工具，所以還出現了插架一詞。如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71)宋陳師道《絶句四首》之二云：“三兩作鄰堪共話，五千插架未爲貧。”(72)直到清代宫廷藏書，其書雖已易卷軸爲平裝，仍用書架，施廷鏞《故宫圖書記》述及文淵閣藏書情况稱：
閣内上下，均儲書籍。下層中三楹，兩旁儲《圖書集成》十二架。左右二楹，儲經部二十架。中層儲史部三十三架。上層中儲子部二十二架，兩旁儲集部二十八架。經、史架高七尺四寸，寬四尺，深二尺；每架四槅，各十二函。子、集架高十尺八寸，每架則爲六槅，亦各十二函。總百有三架，六千一百十四函，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册，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十六頁。(73)
書架的特點是開放式，存取方便，通氣，缺點是易落灰塵，難加局鑰，保管不够謹慎。
書橱也是經常采用的一種陳列工具。宋代秘閣已用書櫃藏書，陳騤等嘗云：“舊制：秘閣書用蘗黄紙欄界書寫，用黄綾一樣裝背，碧綾面簽、黄絹垂簽，編排成帙，及用黄羅夾複檀香字號牌子入櫃安頓。”(74)元代秘書監也用書櫃藏書，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卷五《秘書庫》云：“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正月，照得本監欽奉聖旨，見收陰陽禁書並一切回回文字，除欽依外，即目多有收到文書，未曾製造書櫃，恐經夏潤蟲鼠損壞，今擬用紅油大豎櫃六個，内各置抽匣。三層鎖簽，全常川收頓，秘書相應。”明代文淵閣也是用書橱陳列圖書的，如彭時嘗云：“文淵閣在午門内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黄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藏三朝實録副本。前楹設凳東西坐，餘四間背後列書櫃，隔前楹爲退休所。”(75)
私家藏書也普遍采用書橱陳列，如白居易《題文集櫃》云：“破柏作書櫃，櫃牢柏復堅，收貯誰家集？題云白樂天。我生業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大小三千篇。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捐。自開自鎖閉，置在書帷前。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看。”(76)天一閣藏書也用書橱，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寅著所見爲：“居中三間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橱十二口。”(77)明末祁承甚至采用了壁橱的形式藏書，他曾描寫過自己的藏書情况，略云：“藏之見壁不見書，啟而闢之，見書不見壁。方蝶舞之栩栩，何知蠹魚之爲適。”(78)清李文田也用書橱藏書，葉昌熾云：“其邸舍在北半截胡同，几榻之外惟圖籍，列櫝數十，皆啟其鐍。手題書籤，長至尺許，下垂如簾，甲乙縱横，密於櫛比。”(79)還有將書鎖在箱子中的，如徐中云：
吴興劉翰怡先生，世席豐華，雅嗜儒素。蒐羅書籍，約六十萬卷。於南潯鎮之鷓鴣溪上，建嘉業藏書樓，占地二十畝。與第宅小蓮莊毗連，四周有水，環之如帶。面南向池，池中及四圍，疊石爲小山，有亭臺花木之勝。由池而上，有樓七楹，中一楹爲大門。東三楹，爲四史齋，以置宋槧四史。西三楹曰詩萃齋，以置翰怡父子所編之《清朝正續詩萃》。齋室均北向，齋樓多舊鈔精鈔各本，室樓皆宋元槧本，再進亦有樓七楹，左右繞以兩廡，廡各六楹，樓下爲廳事，三楹分列甲乙兩部，上爲希古樓，庋殿本官印，而内府秘籍，亦在其中。樓東西上下，各兩楹，雜置書五百七十餘箱。左右廡，則各省郡縣志，廡樓均爲叢書，約二百餘種，縹緗滿架，美不勝收。(80)
用書橱、書箱的優點是圖書不易散亂挪動，不易沾灰，不易受到鼠嚙，缺點是在檢閲時難以收到直觀的效果。
少數藏書家也曾將藏書置放在書几上，祁承之子祁忠敏即如此，全祖望云：“忠敏亦喜聚書，嘗以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81)將書放在書几上的優點是便於閲讀，缺點是數量不能過大，容易散亂，容易沾染灰塵，只能算作一種臨時措置方式。
孫慶增《藏書記要》第七則《收藏》還談到了書櫃的製作要求與安置辦法，略云：
書櫃須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銀杏木爲之，紫檀花梨小木易於泛潮，不可用。做一封書式，樸素精雅，兼備爲妙，請名手集唐句刻於櫃門上，用白銅包角裝訂，不用花紋，以雅爲主，可分可並，趁屋高下，置於樓上，四面窗欞須要透風，窗小欞大，樓門堅實，鎖要緊密，式要精工，鎖匙上挂小方牌，或牙或香，將經史子集釋道字刻於正面，字外用圓綫，嶔紅色，字嶔藍色，傍刻某字號第某書櫃，嶔緑色，下刻小圈中，反面寫宋刻、元刻、明刻、舊鈔、精鈔、新鈔等名色爲記。葉德輝《藏書十約·陳列》還談到了書橱尺寸及内部構造，以及橱内圖書陳列方法，今亦録之如下：
單本、小本之橱，其中間以直格寬窄不一，再間以横格，高二、三寸或四、五寸不等。横格皆用活板，以便隨時抽放。叢書類少者，一部占一橱，多者一部占二橱、三橱不等，由上至下，以三橱爲一連。橱寬工部尺一尺八寸、高二尺，每橱列書三行，合三橱爲一連，高六尺，並坐架一尺二寸，共七尺二寸，取閲時不至有伸手之勞，列書依撰人時代，亦以門户相聚，如十子、七子、五子、三家、四家、八家之類，皆銜接相承，則易於查閲。……陳列既定，按橱編一草目，載明某書在某橱，遇有增省，隨時注改。體例視正目有殊，明《文淵閣書目》蓋已先爲之矣。
爲了保護圖書，同時也爲了便於陳列、取閲，綫裝書往往盛以紙糊布匣，考究一點的用木匣盛之，或者用夾板夾之，函套裝之。葉德輝《藏書十約·陳列》云：
北方多用紙糊布匣，南方則易含潮，用夾板夾之最妥。夾板以梓木、楠木爲貴，不生蟲，不走性，其質堅而輕。花梨、棗木次之，微嫌其重。其他皆不可用。二十年前，余書夾多用樟木，至今生粉蟲，無一部不更换，始悔當時考究之未精。宋、元舊刻及精鈔、精校，以檀木、楠木爲匣襲之。匣頭鐫刻書名、撰人，宜於篆隸二體。夾板繫帶，邊孔須離邊二分，其上下則準書之大小。如書長一尺，帶離上下約二寸，以此類推，指示匠人遵守勿失。
函套的製作方法是先量一部書的長、寬、厚度，再根據相應尺寸將硬紙板切成九塊，表面用布糊之，裏面用紙裱之，再裝上紐絆即可。特别厚的書，可做兩個以上函套裝之。特别貴重的書，當然要提高用料的質地。
第二節 保管
圖書入藏以後，還要采取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以防止人爲的散佚和各種自然災害。
一 防散佚
甲 散佚的原因
除禁燬、兵燹、變賣外，失竊與借而不還也是導致藏書散佚的重要原因。
由於管理不善，國家藏書與私家藏書均有失竊現象。就前者而言，宋代即有記載，如江少虞云：“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盗竊去，士大夫往往得之。”(82)明代宫廷藏書失竊現象更爲嚴重，如劉若愚云：
凡司禮監經廠庫内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神宗）静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人厨役偷出貨賣。柘黄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語其來自何處者。(83)
而有些官員也趁工作之便盗竊國家藏書，楊昇庵、李繼光就是其代表人物，楊家麟稱：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新都楊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翻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光奉命查對，又復盗易宋刻精本。至熹廟（熹宗）時，已寥寥矣。嘗於六月六日奏請曬晾，玉音卒問曰：“嘉靖間，一偷書的楊姓官兒，何處人？”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宫，時與聞於光廟（光宗）也。(84)
清代國家藏書失竊現象也非常嚴重。如《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録六十卷，分裝成一萬九十五册，約三億七千萬字。而現存於世的《永樂大典》僅爲八百一十卷，約三百七十餘册，可謂損失慘重，而原因之一是被官員盗竊。考《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六月二十六日，曾奉旨查辦《四庫全書》館纂修黄壽齡攜出並遺失《永樂大典》六册一事，而這六册書復於同年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橋河沿上檢得。可見官員將國家藏書攜入私門是較爲普遍的事，晚清猶爲嚴重。劉聲木云：
繆筱珊太史荃孫《藝風堂文集》所載，太史到翰林院時，已只存三百餘本，復爲同院諸公盗出，陸續售去。其盗書之法，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永樂大典》兩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穿於身上，偷《永樂大典》兩本，包於包袱内，如早間帶來樣式。典守者見其早挾一包入，暮挾一包出，大小如一，不虞其將馬褂加穿於身，偷去《永樂大典》二本，包於包袱内而出也。久而久之，《永樂大典》三百餘本，又掃地無餘。(85)
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也記載了類似情况，雖然册數與劉文有出入，所記《永樂大典》被盗售則是一致的。其文略云：
（《永樂大典》）原書本萬餘册，陸續散出，光緒乙亥（一八七五）檢此書，不及五千册；至癸巳（一八九三）僅存六百餘册。相傳翰林入院時，使僕預攜衣一包，出時盡穿其衣，而包書以出，人不覺也。又密邇各國使館，聞每大典一册，外人輒以銀十兩購之。館人秘密盗售，不可究詰，致散亡益速。及庚子（一九〇〇）大劫，翰林院劃入使館，大典尚存三百餘册，劫灰之後，散落廠肆，多爲好古者購去。(86)
《四庫全書》完成後，藏在翰林院裏的《四庫全書》底本，不少也爲翰林學士們所竊，趙萬里《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云：
《四庫全書》完成後，庫本所據之底本，並未發還范氏，仍舊藏在翰林院裏，日久爲翰林學士拿還家去的，爲數不少。前有法梧門，後有錢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轉輾流入廠肆，爲公私藏書家所得，我見過的此類天一閣書，約有五十餘種。(87)
傅增湘專門述及過錢辛盦的竊書情况，其於《元音十二卷》書録云：
此書舊爲翰林院所藏，蓋當日四庫發還之書留於院中者也。卷首有浙江巡撫三寶採進朱記可證。昔時翰林前輩充清秘堂差者得觀藏書，然往往私攜官書出。泰州錢辛盦在館最久，精於鑒别，故所携多善本。宣統庚戌（一九一〇）津估張蘭亭至泰州，在錢氏家中捆載十餘笈以還，其中鈐院印者十有九，人往往争持以去，余惟得此書前六卷及方蛟峰集而已。後又自王鴻甫手得後六卷，遂爲完帙。(88)
除翰林院外，清内閣大庫的書甚至也被竊賣，傅增湘《南齊書五十九卷》書録云：
此書余壬子（一九一二）夏獲之宏遠堂書肆，詢書之所出，堅不肯言。然余見其連車入肆時，有聚珍版書多種，皆有穆彰阿印，而此書敗篋亦在焉，則此書出其家殆無疑矣。全書桑皮厚紙印，幅高至一尺二寸，字體方嚴，元補則趨圓軟，每卷首尾皆鈐“禮部官書”朱文大長印，間有鈐中縫上者，知原係蝶裝。余因疑此書必爲内閣大庫所藏，不知何時流出，改裝而歸穆氏。今北京圖書館藏内閣大庫之書所謂眉山七史者，皆厚皮紙鈐禮部官書印，與此無一不合，而獨於《南齊》乃無一册之存，疑自嘉道以來庫書盗出者當不止此一帙矣。癸丑（一九一三）春，友人章君式之（鈺）借校，爲發現志第七卷第三葉及傳第十六卷第十葉爲明以來傳本所無。蓋此書明以來缺四葉，此得其二，亦可謂孤本秘籍矣。(89)
私家藏書失竊現象當然更加普遍，今亦略舉數例。如魏了翁跋《遂初堂書目》云：“江元叔合江南吴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臧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90)李清照《金石録後序》談及她家的藏品遭到戰争洗劫後，“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盗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吴説運使賤價得之。”(91)元代藏書家袁桷，字伯長，宋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少爲麗澤書院山長，後任翰林國史院檢閲官，累遷侍講學士，(92)去世後，藏書爲僕人竊賣。元孔齊云：“袁伯長學士，承祖父之業，廣蓄書卷。國朝以來，甲於浙東。伯長没後，子孫不肖，盡爲僕幹竊去，轉賣他人，或爲婢妾所燬者過半。”(93)明天一閣藏書傳至民國年間被竊，要算私家藏書影響最大的一次失竊事件。繆荃孫《天一閣失竊書目·序》云：
天一閣藏書，自明嘉靖間至今，幾四百年。吾國藏書家當以此閣爲最久矣。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有賊雇木工數人，夜登閣頂，去瓦與椽，縋而下，潛入閣中，爲大規模之盗書。將書藏入皮箱中，至夜間運出。如是者數十日，將閣中藏書盗出約十分之八，售於上海各藏書家。其後范氏子孫獲竊書賊根究，各書賈之買此書者，涉訟經年，一無所得。
趙萬里指出：“由於民國初年爲巨盗薛某竊去的，這一次是天一閣空前的損失，至少總有一千餘種書散落到閣外。閣中集部書，無論宋元明，損失最多。即明季雜史一項，所失亦不在少。《登科録》和地方志，去了約有一百餘部。輾轉由上海幾個舊書店，陸續售歸南方藏書家。”(94)陳登原《天一閣藏書考》八《天一閣之散佚》叙此事頗詳，今亦録之如下：
薛繼位竊天一閣書事，已不能確記歲月。大約發生於民國紀元之初，據鄞縣律師朱酇卿先生言：“鼎革以後，諸遺老隱迹滬濱，頗思以摩挲古物，排遣其日薄崦嵫之短景。有某君者，(95)精於鑒别，迎合風氣，時至甬上，向天一閣後裔，商購藏書，格於范家故事，以致終不成議，某君期在必得，因擇薛編《天一閣見存書目》(96)中名貴圖書，注明卷數册數，以油印本餌鉅竊薛繼位，令其設法盗取。繼位以夜入閣下，穴屏後一閣板登，挾書目棗實以伏其中者旬日，晝則鼾睡，夜則燒燭，按目索藏。范氏後人之居於閣後，牆垣隔絶，然竟未之知焉。事後登閣，則燭淚滿地，遺失狼藉。薛氏存目以後之珍秘，其不翼而飛者，殆十之七八。而繼位早挾書東走上海矣。范氏後人尋出綫蹟，後亦延某律師投訴於上海會審公廨，拘薛賊到案究訊。薛以受餌，終不言造意何人。某君遂以逍遥事外，案既結，薛賊判處徒刑九年，其後瘐死獄中。然范氏所失書，或爲遺老瓜分；或以無范氏藏書印記，無法鉤稽。其由公庭判還者，則御賜《平定回部得勝圖》《歷代帝皇名臣圖》《范忠宣公遺像》，及少數不甚重要之舊册而已。
讀者借而不還也是圖書亡佚的原因之一，公私藏書均有這種現象。如程俱云：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正月，右正言、秘閣校理吴及言：祖宗更五代之弊，設文館以待四方之士，而公相率由此而進，故號令風采，不减漢唐。近年用内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脱落，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鄉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吏人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97)
南宋館閣仍然存在着讀者借書不還的現象，佚名《中興館閣續録》卷三《儲藏》記載秘書監葉禾言：
曩者，監臣有請嚴書之禁，以防篇帙之散失，詳印記之文，以爲圖書之辯證；模式樣於册，以虞器物之换易，條束具存，足爲永便。然人情積翫，欺僞易生，自非明示檢防，以時稽察，則前日之所申明，殆爲文具，近之士夫至有借出館書，攜而去圖者，是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有人所未見之書，私印其本，刊售於外者，是以秘府之文爲市井貨鬻之利也。
借私家藏書不還的現象更多，宋趙令畤云：“比來士大夫借人之書，不録不讀不還，便爲己有，又欲使人之無本。潁川一士子，‘九經’各有數十部，皆有題記，是爲借諸人之書不還者。每炫本多。余不欲言，未嘗不歸戒兒曹也。”(98)有的書借出後屢索不得，自己需要還得向人借回摹寫，如錢曾於《考古圖十卷續考古圖五卷釋文一卷》提要云：
此係北宋鏤板，予得之梁溪顧修遠，洵縹囊中異物也。後爲季滄葦借去，屢索不還，耿耿掛胸臆者數年。滄葦殁，此書歸之徐健庵。予復從健庵借來，躬自摹寫，其圖象，命良工繪畫，不失毫髮。楮墨更精於槧本，閲之沾沾自喜。(99)
有的書借出後屢索不得，出借者需付款方能取回的。如吴騫跋《明史稿列傳》云：
此書余藏之久，姚江邵予桐編修見而極愛之，以爲此《舊唐書》也。在西湖書局中，借閲累年，後竟攜以入都，屢索不還，屬武陵友人往取之，酬以二十金，始得。昔人以借書還書等爲一癡，殆是之謂歟！然予實一片苦心，終不以是爲悔，亦可云“文章紹編槧”矣。(100)
有的書借出後雖然還了，但是已非原本，或者顛倒裝訂致使原書起了變化。如錢功甫《影宋鈔猗覺寮雜記跋》云：
此書乃丙辰（一六七六）九月十日借張千里本連日夜鈔完。丁巳（一六七七）六月十三日，江陰李貫之借歸，至十月十二日，留住真本，以此册見還。十二月二十一日，常熟錢受之借，拆散影抄，顛倒訂。今年戊午（一六七八）閏四月初六日始還，一向怕看。七月初九日始復拆散，理清草訂如右，然其中多訛，不知無算也。借與人書，不可不慎。裝完，因書於後，七十八翁記。(101)
此外，還有因爲藏書家的家人、婢僕不認識書的價值，用來覆醬瓿、褙鞋幫、引火做飯，而導致藏書損失的。如元孔齊云：
吾家自先人寓溧陽，分沈氏居之，半以爲别業。多蓄書卷，平昔愛護尤謹，雖子孫未輕易檢閲。必告於先人，得所請，乃可置於外館。晚年子弟分職，任於他所，惟婢輩幾人在侍。予一日自外家歸省，見一婢執《選詩演》半卷，又國初名公柬牘數幅，皆翦裁之餘者。急叩其故，但云：某婢已將幾卷褙鞋幫，某婢已將幾卷覆醬瓿。予奔告先人，先人曰：“吾老矣，不暇及此，爾等居外，幼者又不曉事，婢妮無知，宜有此哉！”不覺嘆恨，亦無如之何矣。(102)
乙 防散佚損壞
防止圖書散佚的主要措施就是要有專人管理。國家、學校、寺觀、近代圖書館等單位的藏書均有專人管理，我們在本編第二章《典藏單位》中已作了介紹。其實私家藏書也常由藏書家本人，或委派他人專門負責保管。如明王世貞藏書由一老僕管理。朱國禎云：“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脱聲即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103)清代常熟的鐵琴銅劍樓也有專人管理，覺迷記之云：
平日有人管理，每歲必取出一曝，而曝書有一定時日，故所藏書因保存與曝書之得法，能歷久不蠹，又因管理有人，歷久不失；即宋元舊槧，視之一如新裝，而無一部散佚。此爲海内藏書家所未見者也。至嗜書之人，有欲觀珍秘者，瞿氏亦許入樓參閲；但不許假出，而於閲書之人，闢有專室，供人飽覽，且供茶水膳食。(104)
唐宋時期，國家藏書的管理人員已有明確的分工，如程俱云：“直史館謝泌上言：‘國家圖書未有次序。唐朝嘗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人掌一庫，望遵故事。’上嘉之，遂命泌與館職四人分領四庫，泌領集庫。”(105)他們還建立了輪流值班制度。程俱復云：
祖、宗朝，三館宿官或被夜召，故宿直惟謹。秘書省監、丞以下，日輪一員省宿。當宿官請急，即輪以次官、參假日補填。内長、貳五日一員，正旦、寒食、冬至節假，並入伏不輪。其後宿官請急不報，以次官止關皇城司照會。至元祐遂引例立爲法，宿官請假，更不輪以次官。政和六年（一一一六）措置秘書省官請，當宿官告假即輪以次官，候參假補填。月具直宿請假官員數、職位、姓名，報御史臺，官、吏各爲曆，長、貳點檢覺察。即吏告假，報以次人，及補填如宿官法。日輪職掌二人，孔目官專副，至守當官通輪；楷書二人，正名、楷書，至守闕通輪。庫子二人、裝界作、翰林司厨子各一人，親事官四人，剩員五人。(106)
北宋館閣值班輪宿制度也爲南宋館閣所繼承，陳騤云：“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詔秘書省依舊制日輸官一員止宿。遇請假驗實，即輪以次官止宿，長、貳五日一次點宿。”(107)佚名亦云：“經史子集四庫，續搜訪經史子集四庫，秘閣上下庫，御製、御札、名賢墨蹟、圖畫庫、印板書庫、印板庫、碑石庫，各以省吏分掌。公使庫，於本省有官職掌，内選差一名兼充監庫。每日輪差庫子、軍員各一人，在庫宿直。”(108)
值班人員承擔着清點、出納、曝曬圖書等任務。《中興館閣録》卷十《職掌》云：“諸庫關書簿，省官取索書籍簽押，庫子掌之。”《中興館閣續録》卷三《儲藏》亦云：
慶元六年（一二〇〇）……三月，詔每月輪本省官一員上閣檢點。秘書丞邵文炳等札子：“契勘本省秘閣上見安奉聖政日曆、會要、寶藏、御前圖畫、御製、御札等，事體至重，欲每月輪本省官一員上閣檢點，周而復始。”詔從之。
元代國家藏書的管理人員也承擔着提調、點視、曝曬等工作。元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志》卷六《秘書庫》云：
延祐五年（一三一八）三月初九日，監官議得：秘書庫所藏御覽圖籍、禁秘、天文、歷代法書名畫，諒爲不輕。近年以來，凡遇出納、秘書郎等，自行開封。倘蒙上位不測取索書畫，失誤未便。今後移請監官一員，不妨本職，逐月輪流提調。如遇陰雨，點視疏漏，常例舒展曝曬，及出納書畫不測之事，直日秘書郎等計會提調府，親詣府庫，用心監視，一同開封，毋致似前違錯。仰移關監丞王奉訓依上提調，仍下秘書郎依上施行。
明代内府藏書機構由於用人不當、管理不善，給藏書造成了很大損失，謝肇淛云：
内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閲者必秉炬以登，内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汩没，良可嘆也。(109)
清代内府藏書管理工作一度鬆弛，後來皇帝親自過問，並委派專人負責，方有改進，如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詔曰：
向來文淵閣藏庋《四庫全書》，設有領閣提舉、直閣校理、檢閲等官。原未詳立條規，以專責成。所有司事收發，不免彼此推諉。是以内閣、翰林院、内務庫、奉宸院各衙門經理，即曝曬書籍，插架歸函，竟未能順叙，殊非慎重秘書之道。因思文淵閣提舉閣事一員，係由總管内務府大臣兼充。其司員以及看守掃除之人，皆其所轄，呼應較靈，即着交提舉閣事一人，專爲管理。(110)
國家藏書機構爲防止借而不還導致圖書散佚的一個消極而有效的方法是書不外借，如南宋嘉泰四年（一二〇四）十月，著作佐郎曾從龍奏曰：
紹興初，嘗因儒臣奏請，嚴借書之禁。紹興間又嘗申訓之，今具存也。然循習既久，士大夫視爲文具，宛轉而求借者甚衆，久假不歸，惡知非有，或遭遺漏，書不復存。此其事若緩而不切，然所關於國家文物者甚大，不可不爲之慮也。蓋今館閣之所藏，較之《崇文總目》雖亦粗備，而昔之所有，今之所無者，亦什二三，縱未暇下求遺書之詔，獨可不嚴藏書之禁乎？臣愚欲望聖慈申嚴舊制，除本省官關就省中校勘外，並不許借出；如輒借出，以違制論。仍令本省長、貳每月輪委以次官不時點視，如點閣之法，庶幾册府崇嚴，典籍森備，其於聖世右文之治，誠非小補。詔從之。(111)
不少藏書家也采取了這一策略，如天一閣閣門左方高懸禁牌一方云：“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厨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這方禁牌收效明顯，吴翌鳳稱：“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112)祁承《澹生堂藏書約》也規定：“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閲，閲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葉德輝《藏書十約·收藏》對防止圖書散佚問題説得更具體、更細緻，其説云：
非有書可以互鈔之友，不輕借鈔。非真同志著書之人，不輕借閲。舟車行笥，其書無副本者，不得輕攜。遠客來觀，一主一賓，一書童相隨，僕從不得叢入藏書之室。不設寒具，不著衣冠，清茗相酬。久談則邀入廳事。錢振竾注《義山文集》，每竊供用之書，京師書坊至今言之疾首。魏源借友人書，則裁割其應鈔者，以原書見還，日久始覺。不獨太傷雅道，抑亦心術不正之一端。凡此防範之嚴，所以去煩勞、消悔吝，正非“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也。
積極的方法是預備複本，將副本借人閲讀。《隋書·經籍志》稱：“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副本五十，似乎太多，不知有無訛誤？這或許是一個突出例子。唐代秘書省藏書皆有三本。王應麟在述及唐秘書省四部圖籍管理時云：“秘書省：監一人、少監二人、丞一人，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郎三人掌四部圖籍，以甲乙丙丁爲次。皆有三本，曰正曰副曰貯。校書郎、正字掌讎校典籍。”(113)直到乾隆皇帝辦理《四庫全書》時，共鈔成正本七份，另有底本一份。其中文淵閣本允許大臣、翰林、官員中嗜古勤學者赴閣觀覽。(114)江浙三閣本允許士子到閣鈔閲。(115)翰林院底本亦許士子鈔録。(116)
一些藏書家也采用複本來保護圖書，如錢易稱唐憲宗時之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彩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參錯。”(117)北宋王欽臣，字仲至，藏書數萬卷，頗多複本，宋徐度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别本參校，至無參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册，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别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録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彦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118)
南宋劉儀鳳字韶美，性喜藏書，愛置複本，陸游嘗云：“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奉專以藏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藏之。”(119)上述例子説明，複本在藏書出借、捐贈、遇到偶然事故後，均起到了保存圖書的作用。
爲了防止圖書身後散佚，藏書家往往立下規矩，不准子孫分割，不准出售。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八著録《秦氏書目一卷》，並載：“濡須秦氏，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有爲金部員外郎者，聞於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葉昌熾案：“今世俗衰薄，祖父遺書，子孫攘奪，往往各私扃鑰，不容互觀。鉅册不能分者，甚至各據其半，其後卒不能爲延津之合，良可慨嘆。秦氏此舉，法良意美，實爲藏書者百世之師。”(120)明范欽天一閣藏書得以長期保存，原因之一也是不許子孫分割，全祖望稱范欽“二子析産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别出萬金，欲書者受書，欲金者受金。其次子忻然受金而去。”(121)藏書家不准子孫出售藏書的告誡往往見於藏書印中，我們在本章第一節《入藏》二《鈐印》中已作了介紹，兹不贅述。
爲了使圖書不受損傷，不少藏書家在讀書時都非常愛惜、並逐步形成了一些規章制度。宋費衮在談到司馬光讀書情况時説：
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閲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净，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板，即側右手大指，而襯其沿，而覆以次指，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誌之。(122)
明陳繼儒記趙孟頫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澂神端慮，静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123)司馬光、趙孟頫的觀點與做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藏書家還將他們的話刻在藏書印上，以督促自己與他人繼承這一優良傳統。近代許多圖書館還作出了要求讀者愛護圖書的規定，如《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保存善本規則》第八條規定：“展視善本須加珍護，不得用手把握書腦，汗漬卷帙，亦不得用指爪揭書，觸損邊口，有違越者，得由館員隨時將原書收回。”(124)
二 防水火
除禁燬、兵燹、變賣、借而不還、失竊等人爲因素外，自然災害也是造成藏書亡佚的重要原因，現將各類自然災害情况及防範措施略述如下。
甲 火災
在自然災害中，以火災對圖書造成的損失最爲嚴重。國家藏書燬於火災史不絶書，可以上溯到春秋時代，《左傳》哀公三年（前四九二），“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這是在火災中搶救國家藏書的最早事例。
《太平御覽》卷六一九引《三國典略》叙述梁朝東宫圖書遭焚事云：“初，侯景來，既送東宫妓女，尚有數百人，景乃分給軍士，夜於宫中置酒奏樂。忽聞火起，衆遂驚散，東宫圖籍數百厨焚之皆盡。”
兩宋國家藏書也屢遭火厄，程俱云：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夏，榮王宫火，延燔崇文院，秘閣所存無幾。”(125)馬端臨稱：“自紹興至紹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秘府。紹定辛卯（一二三一），火災，書多闕焉。”(126)
明代南、北二京的國家藏書均發生過火災。姚福記南内文淵閣藏書被焚情况云：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一四二一）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内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一四四九），南内火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127)
孫承澤談北京史館藏書遭災情况云：“萬曆間，閣臣陳於陛，請修正史，詔從之。於是開館分局，集累世之實録，採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忽遭天災，化爲煨燼。史事益屬茫然矣！”(128)
清代國家藏書被焚，當以江寧藩庫所藏宋元明書板在嘉慶年間燬於一旦爲最突出，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蜀刻七史》記其事云：
宋以來藏書家稱爲蜀大字本，元時板印模糊，遂稱之爲九行邋遢本。蓋其書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元以來遞有修板。明洪武時，取天下書板實之南京。此板遂入國子監，世遂稱爲南監本。洪武至嘉靖、萬曆、崇禎又疊經補修，原板所存無幾矣，入國朝，順、康、雍、乾四朝，尚存江寧藩庫，間亦出以印行。嘉慶藩庫火，與吴天發神讖碑同付祝融一炬。計自紹興刻板至嘉慶火，幾七百年。木板之存於世者，未有久於此者也。
私家藏書遭受火災則更多。如晉葛洪《抱朴子》自序即稱其家“累遭火，典籍蕩盡”。隨着時代的進步，雕版印刷術的興盛，私家藏書量大增，若不幸被火焚，則損失更大。
北宋宋綬父子以藏書聞名，《宋史·宋綬傳》云：“綬字公垂……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時所尚。……子敏求，字次道……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掌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後來這些藏書均化爲灰燼。晁説之《劉氏藏書記》有云：“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矣。”(129)
南宋藏書家遭到火焚，見於記載者頗多，如王明清云：“南渡以來，惟葉少藴夢得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華焕，丁卯（一一四七）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130)陳振孫云：“錫山尤氏尚書袤，延之，淳熙名臣，藏書至多，法書尤富。嘗燼於火，今其存亡幾矣。”(131)
明胡應麟嘗記一事，説明火災往往不時發生，讓人難以預料，猝不及防。此次損失雖然不大，但是作者仍引以爲憾，難以忘懷。今亦録之如下：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閲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緑羅二匹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並解所衣烏絲直裰青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於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他事勾唤，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132)
明末藏書家祁承則因不戒於火而損失慘重，嘗自稱：“凡試事過武林，遍問坊肆所刻，便向委巷深衢，覓有異本，即鼠餘蠹剩，無不珍重市歸，手爲補綴，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館粥之所餘，無不歸之書者。合之先世，頗踰萬卷，藏載羽堂中，丁酉（一五九七）冬夕，小奴不戒於火。先世所遺及半生所購，無片楮存者。因歎造物善幻，故欲鍛煉人性情乃爾。”(133)
清代藏書家不慎於火而使我國文獻造成巨大損失的，當推錢謙益。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辭》談到了錢氏絳雲樓被焚的具體情况：
虞山宗伯，生神廟（神宗）盛時，早歲科名，交游滿天下，盡得劉子威、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資購古本，書賈聞風奔赴，捆載無虚日。用是所積充牣，幾埒内府，視葉文莊、吴文定及西亭王孫或過之。中年，構拂水山房，鑿壁爲架，庋置其中。……入北未久，稱疾告歸，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棲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顧之自喜，曰：我晚而貧，書則可云富矣。甫十餘日，其幼女中夜與乳媪嬉樓上，剪燭灺，誤落紙堆中，遂燃。宗伯樓下驚起，焰已彌天，不及救，倉皇走出。俄頃，樓與書俱盡。(134)
錢謙益自題宋本《漢書》後，也談到了這次火災所造成的重大損失：
庚寅（一六五〇）之冬，吾家藏書盡爲六丁下取……嗚呼！甲申（一六四四）之亂，天下書史圖籍之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掇拾，不得當吾家一毛片羽。見者誇詡，比於酉陽羽陵、書生餓眼，但見錢在紙裹中，可爲捧腹。(135)
藏書遭焚，不僅使文獻文物造成重大損失，而且也使藏書家的精神受到重大創傷。如錢謙益《賴古堂文選序》就談到了他藏書被焚後的悲哀心情：“己丑（一六四九）之春，余歸南囚返里，盡發本朝藏書，裒集史乘，得數百帙，次選古文，得六十餘帙，州次部居，遺蒐闕補，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於火，爲新宫三月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息心棲神，皈依内典。世間文字，渺然如塵沙積劫矣。”(136)
乙 水災
就藏書而言，水災不像火災那麽頻繁嚴重，但在我國歷史上，其給公私藏書造成的重大損失，也史不絶書。如《隋書·經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蹟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至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北宋富弼，嘗被英宗封爲鄭國公。黄伯思跋《元和姓纂》云：“富鄭公家書，甲子歲（一〇八四）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没放失，市人時得而鬻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卷，以鄭公物故致而藏之。”(137)明朱睦，字灌甫，富藏書，惜於明末被河水淹没，錢謙益記其事云：“海内藏書之富，近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灌甫傾貲購之，竭四十年之力，倣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籤識别，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起萬卷堂，諷誦其中。……汴亡之後，漂蕩於洪流怒濤，可勝歎哉。”(138)
黄宗羲，字太冲，清初著名學者，其藏書也曾遭水厄，全祖望《二老閣藏書記》云：“太冲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遍。所得最多者，前則澹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139)乾隆間藏書家孫星衍也曾遭覆舟之禍。葉昌熾見元本《顔氏家訓》有孫氏跋云：“過南陽湖，舟覆，書數十簏，盡沈濕。顧千里告予，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此有義門跋，蓋兩經水厄矣。”(140)除决堤、覆舟外，連綿大雨導致房屋倒塌，也會使藏書受損。如徐湯殷叙其父徐紹棨南州書樓云：“我樓書籍來源除得吾粤各故家外，北自平、津，以逮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各書，均靡不采購。最盛時，藏籍達六百餘萬卷，民國壬申（一九三二）淫雨爲災，小北大水，住宅後座傾塌，内藏典籍四百餘箱悉化爲紙漿。公以此卧病累月。”(141)
丙 防水火
火能使寶貴的藏書轉眼化爲灰燼，所以防火是人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事。首先應當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范欽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142)之意，將藏書樓命名爲天一閣就説明這一點。清國家藏書樓有文淵、文津、文源、文溯諸閣，高宗《文溯閣記》云：“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爲。”(143)這也反映了清政府對防火工作的重視。
其次，斷絶火源是最重要的防火措施。天一閣之所以未遭火厄，這是根本原因。在天一閣的禁牌中有一方即是“煙酒切忌登樓”。范氏嚴格地執行了這條禁規。光緒三十五年（一九〇九），繆荃孫嘗同寧波太守夏閏枝登天一閣，“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於太守，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閣甚庳隘，然樸實堅固，明制宛然”。(144)所以，吴翌鳳稱：“明季藏書，浙中爲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盡善……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煙草，故永無火厄。”(145)阮元《天一閣書目序》亦云：“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146)
再次，要準備救火的器材與水源以防萬一。如陳騤談到秘書省專門設有潛火司。“東西偏門外設潛火大桶二十、小桶三十八、栲栳杓百柄，鐵搭鈎二、麻索二，藏於潛火司。”秘閣前有拜閣臺，“臺左右有踏道磚路通東西廊，皆有欄楯。臺東西各有冬青四株，秘書監陳騤植；柏八株，舊有。左右列水缸八。”國史院“廳堂前後皆有瓦凉棚三間。棚前植冬青九，水缸七環之。”並有水井。(147)
此外，江少虞稱：“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148)將藏書分散保管也是一種防水火散佚措施，但不便圖書的保管與使用。
就藏書而言，水災要比火災少得多。如果有可能决堤被水淹，應預先將藏書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如果用船裝運藏書，如前所説，應當像南宋劉儀鳳那樣采取預防措施，盡量避免或减少損失。如何防止房屋遭雨水冲刷倒塌，涉及到藏書樓建築問題，略見下節。
三 防鼠嚙蟲蝕霉爛
鼠嚙、蟲蝕、霉爛雖然使藏書逐漸受到損壞，時間久了，其損壞程度也是非常嚴重的，所以人們都普遍重視防鼠嚙、蟲蝕、霉爛工作。
甲 受損壞情况
由於管理不善、圖書保管條件差等原因，公私藏書受到鼠嚙、蟲蝕、霉爛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如葉夢得云：“吾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嚙，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閲二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鈔，覽之如隔世事。”(149)劉若愚談到了明宫廷藏書由於長期無人過問而受損的情况：“庫中現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板者，放缺虧失，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之，蓋已十减六七矣。”(150)天一閣雖管理稱善，但是所藏金石搨本却未加整理，全祖望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登閣閲碑，發現這些搨本“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抑亦鼠傷蟲蝕，幾十之五”。(151)汪師韓仕宦在外，故居藏書長期無人過問，至晚年還故居“放塵篋，檢故籍，則其爲鼠嚙梅黬者十之三四”。(152)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易學清》亦舉一例：“番禺陳椿軒翰林（之鼐）家世清貴。原居鄉間，後亦買宅城西關。移書就之，大樓上列架盈百，但書被蠹食，中如蜂巢，幾不可揭視。”
乙 防損壞措施
古代公私藏書防損壞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曝曬。這種方法起源甚早，如《穆天子傳》卷六云：“□蠹書於羽陵。”郭璞注：“謂曝書中蠹蟲。”這一記載表明，可能早在西周就已用曝曬的方法來保護圖書了。
兩宋館閣曝書已形成制度，並有專門的曝書會，如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五月七日，秘書郎張闡言：“本省年例入夏曝曬書籍，自五月一日爲始，縋七月一日止。”(153)陳騤還介紹了曝書會的具體情况：
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七月，詔秘書省依《麟臺故事》，每歲暴書會令臨安府排辦，侍從、臺諫、正言以上及前館職、貼職皆赴。每歲降錢三百貫，付臨安府排辦，從知府王之請也。二十九年（一一五九）閏六月，詔歲賜錢一千貫付本省，自行排辦。……是日，秘閣下設方桌，列御書圖畫。東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蹟，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御書，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堂並後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154)
錢穆父《和人曝書會詩》云：“天禄圖書府，芸籤歲曝頻。幡經窮藏室，賜會集儒紳。顧陸高標好，鍾王妙入神。可無丹槧吏，來預石渠賓。”(155)顯然，曝書會不僅曝曬了圖書，也開闊了與會者的眼界。
元代秘書監曝書特别强調需要官員監視，如王士點、商企翁云：“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五月十一日，秘書監照得：本監應有書畫圖籍等物，須要依時正官監視，仔細點檢曝曬，不致蟲傷浥變損壞外，據回回文書就便北臺内，令兀都蠻一同檢覷曝曬。”(156)
藏書家非常重視圖書的曝曬工作，孫慶增《藏書記要》第八則《曝書》總結了私家曝書經驗，頗實用，略謂：
曝書須在伏天，照櫃數目挨次曬，一櫃一日。曬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櫈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面，兩面翻曬，不用收起，連板檯風口凉透，方可上樓。遇雨檯板連書入屋内擱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凉，恐汗手拏書，沾有痕迹，收放入櫃亦然。入櫃亦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初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後鮮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
葉德輝《藏書十約·收藏》根據南方氣候的特點，對曝書時間問題做了較爲深入的探討，今亦録之如下：
古人以七夕曝書，其法亦未盡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書，一嫌過於枯燥，一恐暴雨時致，驟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熱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數日熱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氣清，時正收斂，且有西風應節，藉可殺蟲。南北地氣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春夏之交，宜時時清理，以防潮濕。四、五月黄霉，或四時久雨不晴，則宜封閉。六、七月以後至冬盡春初，又宜敞開。
曝曬圖書不僅可以防霉去蠹，發現問題，及時處理，而且一邊曬書，一邊瀏覽，往往會有預想不到的收獲。如錢謙益跋汪水雲詩集云：“錢塘汪元量，字大有……其詩見鄭明德、陶九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曬書，理雲間人鈔書舊册，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爲一帙。”(157)
藏書量大，曝曬圖書任務繁重，且容易造成混亂，所以也有人不主張曝曬圖書。如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曾指示：“各書裝訂匣頁用木，並非紙褙之物，本可無虞蠹蛀。且卷帙浩繁，非一時所能翻閲。而多人抽看曝曬，易致損污；入匣時復未能詳整安儲，其弊更甚於蠹，嗣後祇須慎爲珍藏，竟可毋庸曝曬。”(158)
使用藥物也是防止鼠嚙、蟲蝕、霉爛的一種方法。今人多用樟腦丸、樟腦精、煙葉等。古人也嘗試着用過多種藥品。如沈括云：“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159)周密云：“黏經縫用生糊，乃是用生豆研極細，以水生調黏之，此是金蓀壁所傳，背書用小粉，熟作糊，爲熟鏹用，既不霉，又堅牢。且不爲蝸蟲所傷，極佳。”(160)屠隆云：“藏書於未梅雨之前，曬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以辟蠹。”(161)孫慶增《藏書記要》第七則《收藏》也談到防蟲避蠹問題，略云：
藏書斷不可用套，常開看則不蛀，櫃頂用皂角炒爲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灰、鍋鏽鋪地，則無蟻。櫃内置春畫辟蠹石，可辟蠹魚。供血經於中，以辟火，書放櫃中或架上，俱不可並。宜分開寸許，放後亦不可放足。書要透風，則不蛀不霉。
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廣雅書院山長梁鼎芬作《豐湖書藏四約》，其三爲藏書約，言防損壞措施甚詳：
書箱布列，不可太密。宜疏行以通氣。箱脚宜用瓦器盛之，中藏石灰，可辟濕，可去蟻。每日清晨，看守書藏之人，開樓窗，開箱門。日落時，一一關閉完密，不得誤忽……院内墻壁，每生白蟻，最宜小心。（凡安放書架，切勿近墻）箱内書頭處，有空地，易招鼠耗。小書本尤宜留心。箱内易生蠹魚，用辟蠹散最好。否則香烈之品，亦可防禦。然終以人力爲主，能勤檢理，所勝多矣！(162)
勤於翻書也是防蠹去濕的一種方法，謝肇淛云：“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閲而已。”(163)近代四川成都藏書家嚴雁峰即采用過這種方法防濕去蠹。孫恭《西南書庫——賁園》記之云：
書架和書櫃全是楠木、檀木、香樟，又經常用皂角水盥洗，没有遭過蟲蛀。珍貴的大部頭套書，都是固定的箱櫃裝置，小部頭書或單行善本，也都有木夾板和硬殼綢面、皮面封套，箱櫃内放有樟腦。負責管理的人都是專任熟手。庫外有敞房三大間，屋中端坐七、八人用手不停的把書一頁一頁的翻動，側面書籍堆如小山，一年四季都是這個單純動作。這是保護書的方法，可以防止蟲蛀和霉變。(164)
第三節 建築
房屋是公私藏書不可缺少的條件。房屋的多少、大小、好壞，直接影響着藏書的安全與利用。我國古代在典藏方面卓有成就者，都十分重視房物建築。
一 建築原則
藏書房屋的建築應當注意防火、防盗、通風、采光、便於保管、利於使用諸原則。前人已探討過這個問題，如孫慶增云：
古有石倉藏書最好，可無火患，而且堅久，今亦鮮能爲之。惟造書樓藏書，四圍石砌風牆，照徽州庫樓式乃善。不能如此，須另置一宅，將書分新舊鈔刻，各置一室封鎖，匙鑰歸一經管。每一書室，一人經理。小心火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若來往多門，曠野之所，或近城市而又無空地，接連内室、厨竈、衙署之地，則不可藏書。而卑濕之地，不待言矣。(165)
葉德輝所言尤爲簡明扼要：“藏書之所，宜高樓，宜寬敞之净室，宜高牆别院、與居宅相遠。室則宜近池水，引濕就下，潮不入書樓；宜四方開窗通風，兼引朝陽入室。遇東風生蟲之候，閉其東窗。窗橱俱宜常開，樓居尤貴高敞。蓋天雨瓦濕，其潮氣更甚於室中也。”(166)
古人在建造藏書房屋時，也考慮並體現了這些原則。例如爲了安全，人們曾用石室藏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明代嘉靖年間曾建造了石室式的檔案庫皇史宬，並爲清代所延用。阮葵生稱：“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檐，穴壁爲窗。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内閣大庫之穴壁爲窗，磚檐暗室，皇史宬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167)利用石室藏書在防火、防盗方面效果明顯；而在采光、通風方面則較差，易保管而難流通，所以未能廣泛采用。
人們在設計藏書房舍時，也每考慮防火問題。如陳騤云：
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十二月，詔兩浙轉運司建秘書省。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遷新省。省在清河坊糯米倉西懷慶坊，北通浙坊東地，東西三十八步，南北二百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本省札子：“新省圍牆外，見今各有空地，竊慮官私亂有侵占，欲各量留空地五步，充巡道以禦火災。”從之。(168)
古代藏書房舍的建築還充分地考慮到了避濕、采光、通風諸問題。如《三輔黄圖·閣》云：“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葉夢得《紬書閣記》云：“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别室，上爲重屋，以遠卑濕，爲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之曰‘紬書閣’。”(169)王世貞《二酉山房記》稱胡應麟的藏書樓，“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爲庋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170)祁承稱其密閣“就日爲庋，而四敞之，以貯古籍”。(171)他在寫給兒子鳳佳、駿佳的信中，還談了建築藏書樓的具體設想：
必須另構一樓，迥然與住房、書室不相接聯，自爲一境，方好。但地僻且遠，則照管又難，只可在密園之内外截度其地。汝輩可從長酌定一處來。我意若起樓五間，便覺太費，而三間又不能容蓄。今欲分作兩層，下一層離基地三尺許，用閣栅地板，濕蒸或不能上，只三閣便有六間之用矣。前面只用透地風窗，以便受日之曬，惟後用翻軒一帶，可爲别室檢書之處，然亦永不許在此歇宿，恐有燈燭之入也。(172)
有趣的是爲了防盗，有的藏書家甚至將藏書之所建築在水中小島上。謝肇淛云：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參政家。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杓，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價，紿令盡室載至，凡數鉅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託親戚居間减價售之，計所得不什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内。(173)
此外，王士禛亦稱：“杭州孝廉高式青，説其鄉張氏藏書甚富，造樓水中庋置，甲乙悉有次第。以小舟通之，晡後即禁往來。”(174)將藏書房舍建在水中央，對防盗或許會有所幫助，但是不便利用，絶大多數藏書家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因此不可能推廣。
二 藏書樓建築
由於藏書樓基本符合藏書房屋建築的原則，因此爲中國古代公私藏書單位普遍采用，成了我國古代藏書房屋建築的主流。
西漢國家藏書之所有延閣、天禄閣、石渠閣、麒麟閣等，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八引《倉頡篇》云：“閣，樓也。”看來已普遍采用了藏書樓的形式。此後歷代相沿不改，國家藏書普遍用藏書樓。
我們在本編第二章《典藏單位》第二節《私家藏書》中談到私家用樓藏書見於記載的，最早爲漢代東海李谿，並且舉例談到唐代藏書家已普遍用藏書樓藏書了。至宋，藏書樓已見於偏遠地區，如宋王得臣云：“（姚）鉉謫居連州（今廣東省連縣）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175)蘇軾《犍爲王氏書樓》詩云：“樹木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176)犍爲，在今四川。
影響最大而又流傳至今的中國古代藏書樓，當首推明范欽建於嘉靖末年的天一閣。天一閣在今“寧波市中山區中山西路之南，月湖西岸中營巷裏”。(177)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六月，高宗曾令杭州織造寅著至天一閣調查過，今記其略：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給《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若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
尋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爲垣，前後檐上下俱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濕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178)
今人則作了更爲具體的記述：全閣面闊六間，除最西一間外，東邊五間作對稱式處理。樓下明次三間爲敞廳，未加以任何間隔。最西一間爲樓梯間。正門設在門間南向，由六抹格扇構成，北設屏壁。明稍間南北面皆設檻窗二扇，窗欞式樣與門之槅心相同。窗欞上部另有冰紋櫺窗一槽。在明間柱上有對聯多幅。上設天花板，下鋪方磚。明次間敞廳外二稍間，則以木板間隔。最西的樓梯間設有二門，以通前廊與鄰間。閣門前懸有“天一閣”匾額一方，閣門西首，另挂范氏禁牌一方。(179)
天一閣對清代公私藏書樓建築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清代國家藏書樓南北七閣即仿其制而建。高宗《文源閣記》云：
藏書之家頗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閣爲巨擘，因輯《四庫全書》，命取其閣式，以構庋貯之所。既圖以來，乃知其閣建自明嘉靖末，至於今二百一十餘年，雖時修葺，而未曾改移。閣之間數及梁柱寬長尺寸，皆有精義，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於是就御園中隙地，一倣其制爲之，名之曰文源閣。(180)
天一閣對私家藏書樓建築的影響，可以盧址的抱經樓爲例。錢大昕《抱經樓記》云：“兹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181)其同郡黄家鼎云：
先生懸重價以求善本，以故葉氏菉竹堂、豐氏萬卷樓、毛氏汲古閣、祁氏澹生堂、汪氏古香樓、金氏文瑞樓諸舊藏，如水歸壑。聞親知有異書，輾轉索借，鈔而後已。嘗以未得内府《圖書集成》爲憾，乃破産遣群從入都市購求。書到，衣冠迎於門，其結癖之深如此。歷三十年，得書之富，與范氏天一閣埒。乃於居旁隙地構樓，修廣間架，悉仿范氏，帷厨稍高，若取最上層，須駕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環以垣牆，略植花木以障風日。用韓昌黎贈玉川子詩語，名其樓曰抱經。(182)
今人還介紹了抱經樓的結構與陳設：“其書樓設於盧址宅之東：朝南六間，上下兩層，樓下中間爲大廳，靠西邊一間有步樓可登樓，步樓横裝，與天一閣稍異。樓上貯書，以書厨分間。據清末抱經樓排架草圖，可知東西兩邊靠牆處，各有單面大橱兩只，當中是五排十只大橱，前後可開門。朝南空隙的地方，分别放置十只小橱。書樓前面築假山，並鑿一方池，環植竹木。”(183)
當然，大多數的藏書樓都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在建築方面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劉承幹的嘉業堂就是一個例子。周子美介紹道：
嘉業堂藏書樓是一九二四年落成的，在劉氏宗祠旁，地方二十畝，四周開河，有房屋七、八十間，費銀十二萬元，是七開間的樓廳兩進，正廳是嘉業堂，樓上爲希古樓，還有宋四史齋、詩萃室，旁邊員工宿舍名抗昔居，後面有約二十間書板間，四周種植花木，前面有三個亭子，風景優美，可以説是在園林中的。(184)
一九五一年，樓主劉承幹爲順應時代潮流，寫信給浙江圖書館：“願將書樓與四周空地並藏書、書板，連同各項設備等，悉以捐獻與貴館永久保存。”(185)其書遂歸國家所有。
三 藏書樓命名
西漢以後，國家藏書樓多有名稱。私家藏書樓，東漢時有李氏書樓，唐五代時有孫氏書樓，但這些名稱都不是藏書家本人取的。宋以後，藏書家多喜歡給自己的藏書處所取名，如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藏書處名歸來堂。有的藏書處名稱還會因情事遷移而有所變化。清乾嘉時期海寧藏書家周春（字芚兮，號松靄）即一例，黄丕烈題《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云：“湯伯紀注宋刻本真本，在海寧周松靄家，相傳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顔之曰禮陶齋。其書之得近於豪奪，故秘不示人，欲以殉葬。……賈人吴東白……談及周公先去禮書，改顔其室曰寶陶齋。今又售去，改顔其室曰夢陶齋。余聞此言，益歎周公之好書，惓惓於心而不能去矣。並聞諸他估……去書之日，泣下數行。余雖未面詢諸吴，然屢易顔室之名，亦可想見其情矣。”(186)有的藏書家有好幾處藏書之所，當然要分别賜以嘉名。如張金吾嘗自稱：
詒經堂凡三楹，古今詁經之書藏焉。堂之西曰愛日精廬，則金吾讀書之所，而僅以藏先君子手澤者也。廬之南曰世德齋，則曾大父、大父詩集暨十世祖端巖公、從父若雲公校刊各書在焉。又其南曰青藜仙館，毛子晉、何義門、陸敕先諸先輩手校諸書在焉。廬之西有閣曰詩史，以藏元刊《中州集》。金吾集金源一代之文，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凡金人著述及當時碑版足資采集者咸附焉。閣之南曰巽軒，昔年從錫山得活字十萬有奇，排印《長編》二百分，於焉貯之。堂之東曰求舊書莊，宋元明初刊本藏焉。莊之南曰墨香小艇，元明舊寫本藏焉。循莊而北，長廊數十步，有精舍三楹，榜曰積書，則先君子創建以貯書者，凡史子集三部通行之本咸在焉。此詒經堂藏書之大凡也。(187)
藏書樓的名稱往往能集中反映藏書家的藏書目的與特點，所以在此也略作分析。
有反映讀書志趣的。如北宋揚州文樓巷劉氏藏書處名墨莊、司馬光藏書處名讀書堂、南宋陸游藏書處名書巢、元孫道明藏書處名映雪齋、明楊循吉藏書處名卧讀齋、陸文裕藏書處名書窟、文徵明藏書處名惜陰齋、明末毛晉藏書處名目耕樓、清鮑廷博藏書處名知不足齋、張月霄藏書處名愛日精廬等都體現了這一點。試以陸游爲例，其《書巢記》生動地反映了他的藏書、讀書活動：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今子幸有屋以居，而謂之巢，何邪？”應之曰：“吾室之内，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牀。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邪？’”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188)
有反映藏書數量與特點的。如宋代張谹藏書處名萬卷樓、明代鄭瀱藏書處名八萬卷樓。清代藏書家特别重視版本，這也每從藏書處的名稱上反映了出來。如清初顧湄得宋刻《陶淵明集》，遂名其處曰陶廬。其後，黄丕烈購得宋刻百餘種，遂顔其室曰百宋一廛。吴騫有元槧千部，即自題其居曰千元十架。楊以增得宋本《詩經》《尚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即自稱其室四經四史之齋。
有反映藏書環境的。如明徐源藏書樓名襟帶江湖，其弟澄藏書樓名望洋書堂。明王鏊《襟帶江湖樓詩爲仲山都憲作》描寫道：“三江東去五湖西，特起高樓枕碧溪。桐里波光天外小，洞庭山色雨中迷。”(189)吴寬《望洋書堂記》記述道：“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蓋將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因題曰望洋書堂。”(190)清初惠周惕藏書處名紅豆書屋，李富孫稱：“硯溪所居曰紅豆書屋，在吴城東冷香溪之北。吴郡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鴿禪師所種。硯溪移一枝植階前，因自號紅豆主人。”(191)
有反映藏書家生活情調的。如明王履吉藏書處名小隱閣，文徵明云：君“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192)清張敦仁字古餘，有藏書處名六一堂。彭兆蓀撰《揚州郡齋雜詩》，自注：“古餘太守藏書最富，於郡廨東偏葺六一堂，奉歐陽公像，而儲圖籍其中，設小史掌之。”(193)
有反映所藏文物的。如清瞿鏞嘗得鐵琴銅劍，遂以名其藏書之樓。再如張鑑《二田齋記》：“聞溪計氏曦伯，既以詩鳴於時，而又多積書籍以培其基，閒好畫以陶鑄其性靈，舊藏多沈石田、惲南田真蹟，因以二田自號，並名其所居之齋。”(194)凡此種種，都從某個側面反映了許多藏書家的文心、涵養、志尚與興趣。藏書樓命名的角度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 * *
(1) 詳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區文物工作站、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專家所撰《山西應縣佛宫寺木塔發現遼代珍貴文物》等六篇文章，均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2) 詳見童瑋《〈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一《關於〈趙城金藏〉之搶救、轉移和修復》。
(3) 《渭南文集》卷二六。
(4) 《渭南文集》卷二八。
(5)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二《徐文敏》。
(6) 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卷一《治家第五》。
(7) 《藏書紀事詩》卷二《邵文莊寶》。
(8) 《蕘圃藏書題識》卷四。
(9) 《蕘圃藏書題識》卷十《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絳雲，指錢謙益。滄葦，指季振宜。
(10) 《梅谷十種書·梅谷偶筆》。
(11) 《藏書記要》第五則《裝訂》。
(12) 《中國古籍裝訂修補技術》第五章《古舊書籍的各種不同裝修法》二《整舊如舊裝修法》。
(13) 參見《紙漿修補技術研究鑒定證書》，（九二）蘇文科鑒字〇〇五號。
(14) 《歷代名畫記》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
(15) 《歷代名畫記》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記》。
(16) 《全唐詩》卷六一五。
(17) 《後山談叢》卷二。
(18) 《後山談叢》卷二。
(19) 《圖畫見聞志》卷六《李主印篆》。
(20) 《清河書畫舫》卷十下《趙孟頫》
(21) 《前塵夢影録》卷下。
(22) 《藏書紀事詩》卷二《文壁徵明》。
(23) 《藏書紀事詩》卷五《張燮子和》。
(24)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
(25) （道光）《海昌備志》卷一八《吴騫》。
(26)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27) 《儀顧堂續跋》卷一《明鈔紫巖易傳跋》。
(28) 《藏書紀事詩》卷四《朱彝尊錫鬯》。
(29) 《藏書紀事詩》卷六《顧廣圻千里》。
(30) 《藏書紀事詩》卷五《阮文達元》。
(31) 《揅經室三集》卷四。
(32)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書上人集十卷》。
(33) 莫伯驥《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史部二《大明實録殘本三十卷》。
(34) 蔣光煦《東湖叢記》卷六《藏書印記》。
(35) 蔣光煦《東湖叢記》卷六《藏書印記》。
(36) 蔣光煦《東湖叢記》卷六《藏書印記》。
(37) 《藏書紀事詩》卷六《楊繼振幼雲》。
(38)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四《蔣琦絢臣》。
(39) 《士禮居黄氏叢書》本《藏書記要》卷末。
(40) （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三二《人物》。
(41) 《藏書紀事詩》卷四《季振宜詵兮》。
(42) 《藏書紀事詩》卷四《蕭夢松静君》。
(43) 《藏書紀事詩》卷四《張載華》。
(44) 《武林藏書録》卷下《丹鉛精舍》。
(45)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二年第十期。
(46)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教育公報》第五年第十五期。
(47)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第七期。
(48) 《藏書十約·印記》。
(49) 《韻石齋筆談》卷下。
(50) 《百川書志·自序》。
(51) 《百川書志·自序》
(52) 《世善堂藏書目録·題詞》。焦太史謂焦竑，沈刺史名待考。
(53) 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澹生堂書目》卷首《庚申整書小記》。
(54) 《南雷文約》卷四《天一閣藏書記》。
(55) 月霄，張金吾字。
(56) 《炳燭室雜文·石研齋書目序》。
(57) 《澹生堂藏書約》。
(58)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三七四頁。
(59) 《經義考》卷二九四《明文淵閣書目》。
(60) 《傳是樓書目》卷一。
(61) 《余嘉錫論學雜著·藏園群書題記序》。
(62) 《中國目録學》六一至六二頁。
(63) 《中國目録學》六二至六三頁。
(64) 《藏書記要》第六則《編目》。
(65) 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録》，載《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66) 《萬卷堂書目》卷首。
(67) 《聽鶯居文鈔·此静坐齋書目序》。亦見《藏書紀事詩》卷六《彭桐橋》。
(68) 《皕宋樓藏書志序》。
(69)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末附録。
(70) 《藏書十約·陳列》。
(71) 《全唐詩》卷三四二。
(72) 《後山集》卷八。
(73) 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74) 《中興館閣録》卷三《儲藏》。
(75) 《紀録匯編》卷一二六《彭文獻公筆記》。
(76) 《白氏長慶集》卷三〇。
(77) 《乾隆東華録》卷三〇。
(78) 《澹生堂集》卷一一《行園略》。
(79) 《藏書紀事詩》卷七《李文田仲約》
(80) 《宋會要研究》卷三《嘉業堂藏書樓游記》。亦見《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藏弆卷》第八章《清季之收藏家》。
(81)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〇《曠亭記》。
(82) 《皇（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一《藏書之府》之二十九。
(83) 《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經書紀略》。
(84) 《勝國文徵》卷三。
(85) 《萇楚齋隨筆》卷三。繆荃孫《永樂大典考》，載《藝風堂文績集》卷四。
(86) 載《人文雜志》一卷七期。
(87) 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一號。
(88)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八。
(89)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三。
(90) 《鶴山集》卷六三《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録序後》。
(91) 《李清照集校注》卷二《金石録後序》。
(92)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延祐四明志》提要。
(93) 《至正直記》卷二《别業蓄書》。
(94) 《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一號。
(95) 原注：某君姓名，瓚卿謂尚有秘密之必要。蓋瓚卿所得知者，本之於前任鄞縣地方法院録事范挺武君之口。范君者，即以是案刑事被害人資格，到堂對簿者。某君曾在申杭一帶設古書店有年，且有書目刊行。其書目序中亦述及其事，第頗閃爍其詞云。
(96) 薛謂薛福成。其於光緒十五年刻《天一閣見存書目》四卷。
(97)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98) 《侯鯖録》卷七。
(99) 《讀書敏求記》卷二。
(100)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予桐，邵晉涵字。“文章紹編槧”爲韓愈《贈張籍》詩句，載《全唐詩》卷三四〇。
(101)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三《錢允治功甫》。
(102) 《至正直記》卷三。
(103) 《湧幢小品》卷二〇《書僕書傭》。弇州，王世貞號。
(104) 《談鐵琴銅劍樓》，載《中國新書月報》一卷四號。
(105) 《麟臺故事》卷二《書籍》。“上”指宋太宗。
(106) 《麟臺故事》卷二《職掌》。
(107) 《中興館閣録》卷六《故實》。
(108) 《中興館閣續録》卷三《儲藏》。
(109) 《五雜俎》卷一三。
(110) 《乾隆東華録》卷四三。
(111) 《中興館閣續録》卷三《儲藏》。
(112) 《東齋脞語》卷二四。
(113) 《玉海》卷五二《藝文》。
(114) 詳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册載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上諭。
(115) 詳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下册載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諭。
(116) 詳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下册載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諭。
(117) 《南部新書》卷丁。
(118) 《却掃編》卷下。
(119) 《老學庵筆記》卷二。
(120) 《藏書紀事詩》卷一《濡須秦氏》。
(121) 《鮚埼亭集》卷一七《天一閣藏書記》。
(122) 《梁溪漫志》卷三。
(123) 《説郛續》卷四六《讀書十六觀》。
(124) 《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録自《浙江公立圖書館年報》第七期。
(125) 《十萬卷樓叢書》本《麟臺故事》卷二《書籍》。
(126) 《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一》
(127) 《紀録匯編》卷一二八姚福《清溪暇筆》。
(128) 《春明夢餘録》卷一三。
(129) 《鶴山集》卷四一。
(130) 《揮麈後録》卷七。
(131)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遂初堂書目一卷》。
(132)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三》。
(133) 《澹生堂藏書約》。
(134) 《絳雲樓書目》卷首。文莊爲葉盛謚號，文定爲吴寬謚號，西亭爲朱睦號。
(135) 《天禄琳琅書目》卷二。
(136) 《有學集》卷一七。
(137) 《東觀餘論》卷下。
(138) 《列朝詩集小傳》閏集《周藩宗正中尉睦》。江都葛氏指葛欽、葛澗父子，章丘李氏指李開先。
(139)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
(140) 《藏書紀事詩》卷五《孫星衍伯淵》。
(141)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本《廣東藏書紀事詩·自題南州書樓》。
(142) 《周易·繫辭》鄭玄注：“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
(143) 《御製文二集》卷一四。
(144) 《藝風堂文漫存》卷三《天一閣始末記》。
(145) 《東齋脞語》卷二四。
(146) 《揅經室二集》卷七。
(147) 《中興館閣録》卷二《省舍》。
(148) 《皇（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一之二十九條。
(149) 《避暑録話》卷上。
(150) 《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經書紀略》。
(151)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天一閣碑目記》。
(152) 《上湖文編》卷中《敬行軒記》。
(153) 《中興館閣録》卷三《儲藏》。
(154) 《中興館閣續録》卷六《故實》。
(155) 《宋詩紀事》卷二四。
(156) 《秘書監志》卷六《秘書庫》。
(157) 《初學集》卷八四。
(158) 《乾隆東華録》卷五三。
(159) 《夢溪筆談》卷三。
(160) 《志雅堂雜鈔》卷下。
(161) 《考槃餘事》卷一《書箋》。
(162) 《豐湖書藏四約·藏書約》。
(163) 《五雜俎》卷九。
(164) 見《金牛文史資料選輯》一九六六年第三輯。
(165) 《藏書記要》第七則《收藏》。
(166) 《藏書十約·收藏》。
(167) 《茶餘客話》卷二。
(168) 《中興館閣録》卷二《省舍》。
(169) 《建康集》卷四。
(170) 《弇州續稿》卷六三。
(171) 《澹生堂集》卷一一《行園略》。
(172) 《祁承家書跋》二百六十五頁。
(173) 《五雜俎》卷一二。虞參政指虞守愚。
(174) 《居易録》卷二九。
(175) 《麈史》卷中。
(176) 《東坡全集》卷二六。
(177) 紀思《浙江寧波天一閣》，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
(178) 《乾隆東華録》卷七九。
(179) 參見蔡佩玲《范氏天一閣研究》第五章《天一閣的建築與管理》第三節《天一閣與其園林建築形制》。
(180) 《御製文二集》卷一三。
(181) 《潛研堂文集》卷二一。
(182)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五。《全唐詩》卷三四〇韓愈《寄盧仝》詩有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菉竹堂爲葉盛藏書處，萬卷樓爲豐坊藏書處，汲古閣爲毛晉藏書處，澹生堂爲祁承藏書處，古香樓爲汪文柏藏書處，文瑞樓爲金檀藏書處。
(183) 駱兆平、洪可堯《盧址和抱經樓》，載《圖書館雜誌》一九八三年總第六期。
(184) 《嘉業堂藏書聚散考》，載《文獻》第十二輯。
(185) 見黄建國《嘉業堂藏書樓全盛時期的藏書》，載《中國典籍與文化》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186) 《蕘圃藏書題識》卷七。
(187) 《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卷六《張海鵬若雲、侄金吾月霄》引《愛日精廬文稿·詒經堂記》。
(188) 《渭南文集》卷一八。
(189) 《王文恪公集》卷六。
(190) 《家藏集》卷三二。
(191) 《鶴徵録》卷三。
(192) 《甫田集》卷三一。
(193) 《小謨觴館詩集》卷八。
(194) 《冬青館乙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