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政论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是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国家；人民几乎没有一切政治上的自由，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严厉的检查，政府可以随时禁止书籍及报章的印刷与发卖。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情况底下，俄国自然没有什么“政论”要言了。但是“压力愈大，反动愈烈”，这句话已成了一个公例。俄国的政府虽然竭尽他们的智能，以阻止人民讨论政治，但当时的知识阶级却能避免了他们的干涉，寻出了许多新的沟渠，以流通他们的政治思想。当杂志上或报纸上要讨论一件禁止讨论的事，或发表一种必要被检查员反对的言论时，他们一定引用了特别的表面上似乎与所论的事实无关的成语，以传达他们的意旨，如屠格涅夫小说里的路丁或巴札洛甫所说的几句话，往往传达了不少的意思。但除了这种以隐语为表示的方法以外，他们流通政治思想的直接方法，也还有不少；第一是成立了许多文学会与哲学会，第二是在艺术评论与讽剌文里论政治思想，第三是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与瑞士，组织关于政治的杂志。因此，虽然在那样黑暗，那样没有政治自治的俄国，政论作家却仍能继续不断的放射他们的光明。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
当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俄国的思想界，起了很激烈的互斗；各种的党派纷纷的树立起来。那时，报纸上关于政论与政治思想的内容是决不能传播的。二三家半官式的报纸，虽然被允许发表这些言论，而其所发表的却都是绝无价值的。惟一的发表政谈的机会，是在私人交际的时候。于是这些“党派”的会集时，便是一般知识阶级的交换意见的时候。有许多人，如史担克慈契（Stankevitch）（一八一七年生，一八四〇年死）等，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有写，但他们的人格的感化，对于同派的人却极有影响。
当时的思想分为两大派，代表两个哲学的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一派是“西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西欧派是赞颂西欧文化的；他们主张俄国在欧洲各国的大族中，并不是化外的国家。她必要经过如欧洲各国所已经过的发展程序，第一步是放奴，第二步是改革现在的政治组织。俄国的固有好处，经此改革，不仅保存，且能向上发展。斯拉夫派的主张则与此不同。他们说，俄国有她自己的使命，有她自己的特性。她没有与西欧各国相同的历史与社会组织，所以不能跟了他们走。俄国的生活有三个基本的元素：一是希腊教会，二是皇帝的绝对权，三是人民。到了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欧派”都主张在西欧进化上所应受的痛苦，如资本主义之类，在俄国亦必要重现，他们是相信进化律的。同时，“西欧派”里少数的思想较高的人，如赫尔岑（Herzen），如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osky）等，他们的思想，又与此不同。他们以为西欧近来工人与农夫所受的田主与资本家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都不是“历史上的必要”。俄国可以不必重蹈他们的覆辙，且看了先进各国的榜样，知道取其利而避其害；可以发达工业，而不至丧失了善良的村间的土地公有制与农人的自治组织。“斯拉夫派”在这时候，思想的变化也与“西欧派”相同。他们最好的代表是阿克莎加夫兄弟（The two brothers Aksakov）、克利亦夫斯基兄弟（Kireyevsky）及霍耶加夫（Homyakov）等。他们对于俄国的历史研究很有功绩；他们把俄国国家的历史法律与俄国人民的历史法律分别出来。他们打破以前卡伦辛的俄皇是古代传袭下来的意见，而以封建制度的学说代之。到了放奴以后，“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竟携手一堂，有一致的主张。最急进的社会主义的“西欧派”，如周尼雪夫斯基之流，赞成“斯拉夫派”保持俄国农民组织的主张，而最前进的“斯拉夫派”，对于“西欧派”宣传的“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也完全表示同情。此后，这两派遂不复起争端。至于后起的大斯拉夫主义者，则正做着帝国主义的迷梦。俄国思想界的冲突，已不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国粹派），而是皇权与自由，资本主义与劳动主义，政权集中与乡村自治的思想的争斗了。
国外的政论作家赫尔岑
俄人在本国里既不能得政治的自由，遂有许多优秀的分子，被逼而离开俄国，他们不是到瑞士，便是到英国。至于德奥以及法国是不能容留他们的。他们居留于国外的，常组织言论机关，论本国政治，秘密或公开的输入俄国。但这种在国外出版的政论，在俄国有真正的影响的时期，仅有数年，这就是当赫尔岑出版《钟》（ T he Be ll ）的时候。
赫尔岑（Herzen）（一八一二年生，一八七〇年死）的家庭是莫斯科很有钱的人家。他父亲藏书极富，都为十八世纪德法二国的哲学书。法国的百科字典家的思想，给他的印象最深，所以后来他虽为时代潮流所驱，也去研究德国的玄学，而法国的思想迄未弃去。他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物理学及数学。一八三〇年的法国革命如一道电光，惊起了全欧的知识阶级。赫尔岑和他的一班少年友人如诗人奥格僚夫（Ogaryav）、民歌的收集者柏莎克（Dassek）诸人常常通夜不睡的在那里讨论政治与社会的事件，他们尤其喜欢的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他们当中的一个，曾做了一首诗，对于皇帝尼古拉一世，有不敬的意思。这事被警务局听到了。他们便连夜的搜检青年的寓所，把他们都捕了去。有的被放逐到西比利亚，有的被罚充军役，赫尔岑则被送到乌拉尔（Uliods）的一个小城，羁留在那里六年。一八四〇年，他被允许复回莫斯科。这时的莫斯科的青年沉醉在黑智儿（Hegel）的玄学思想里，如史坦克威慈（Stankevitch）（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四〇年死），如巴枯宁（M.Balkunin）（一八一四年生，一八七六年死）都是这派青年的首领。赫尔岑也加入了这个研究，但他并不改变他对于法国百科字典家的崇信与对于法国革命原则的赞颂。一八四〇年的年底，赫尔岑又被放逐到诺孚各洛（Novgorod）去。一八四二年被赦回莫斯科，一八四七年遂离了俄罗斯，永不回来。巴枯宁与奥格僚夫这时已在外国。赫尔岑游意大利后，即到巴黎，加入他的友人群中。这时正当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之时；他眼见全欧青年的热烈运动，也眼见六月的巴黎恐怖日子。他的《六月》（ J une D ay s ）即描写当时的惊人的印象，为俄国文学上的一篇很好的作品。
深刻的失望，占据了赫尔岑的心上，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热情及希望几乎蒸散净尽。可怕的反动蔓延于全欧，奧大利再行统治意大利与匈牙利，拿破仑三世进入巴黎，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被扫除得毫无踪影。赫尔岑于是对于西欧文明也失了望。他表示他的这个意思在他的《从海外》（ Fr o m t he O t her Sh o re ）一书里，这是一个失望的呼声，从诗人口中喊出的政治家的呼声。
隔了不久，赫尔岑与普鲁东（Proudhon）在巴黎办了一个报，名《人民之声》，这个报纸几乎一张都不能输入俄国。报纸的运命告终，赫尔岑也离了巴黎。他在瑞士享受自然的美赐。及他的母亲和他的儿子都死于破船之中，他便很悲伤的移居到伦敦去。他先办一个杂志，名《北极星》，立刻还在俄国引起很大的影响。除了政论以外，他在《北极星》上登过一部很好的回忆录：《过去的事件与过去的思想》，可算是一部诗的文学；屠格涅夫以它为极美丽，“是用泪，与血写下来的。”
《钟》不久继《北极星》而出版；赫尔岑的言论在俄国成了极大的权威。这时的俄国，政治稍见光明，每个人都谈论着时事。赫尔岑的文字，尤为时人所爱读，他们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内部的热情，与美丽的形式，差不多在政论里很不容易找到这种好文章。《钟》的销路，在俄国极为广大，即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他自己也是《钟》的一个订阅者。到了一八六三年，俄国的政局突然一变；波兰的独立，终止于血与绞架，而俄国的自由运动，也同时完全被阻。反动一起，赫尔岑的势力一落千丈，《钟》在俄国，读者也减至极少。赫尔岑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思想上的子与女，已穿了新的民主的与写实的衣服代他而起。一八七〇年，他死于巴黎，死时情况很孤寂。
赫尔岑在海外没有办报之时，常用依史康特（Iskander）这个假名字在俄国杂志做文字。他还著了一部小说：《谁之罪》，这是在俄国思想发达史上必须举到的一部重要作品。《谁之罪》所叙的是：一个穷苦的大学生，在一个将军家里当教员，与他的庶出女儿相恋爱，因娶了她，迁居到外边去。不久，他的一个同学忽然到那个地方来。这个同学与他的夫人，一天一天的亲热起来。他晓得了这个事实以后，心里感到异常的痛苦，因狂饮以消其愁。他的同学觉到这个悲剧的结果，心里大悔，遂离开他们，永不复至。但他与他夫人的爱情竟不能复炽。后来，他遂以酒终其生。这篇小说的英雄是李门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柏雀林的余裔，占柏雀林与屠格涅夫小说中诸英雄的中间地位。
其他国外的政论作家
诗人奥格僚夫（Ogaryov）（一八一三年生，一八七七年死）是赫尔岑的亲切的朋友，他的著作并不多。他是以他自身的人格来感化一切的。他的生平非常不幸，但他的朋友们受他的影响却极大。他是一个极端的爱自由者；在他离国以前，他把他的一万多个农奴都解放了，把所有的土地都赠给他们，他的一生，都在国外过着，且永保持着他少年时的平等与自由的理想。他的诗也是慈和而少激烈的反抗之音。
巴枯宁也是赫尔岑的挚友，他的一生都尽力在国际工人协会，在俄国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但他私人的影响给与当代的大作家者却极大，连倍林斯基也受他的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模范的革命家，近代无治主义的创始者，可以说是全身都燃着熊熊的革命之火的。
拉洛夫（Peter Lavrov）（一八二三年生，一九〇一年死）是一个哲学家与数学家。一八七四年，出版一个社会主义的杂志《前进》。他的《近代思想史》与《历史的尺牍》（ H is to ric al L e tt ers ）使他得很大的声誉，后书对于当时青年尤有深切的影响。
尼古拉斯·屠格涅夫（Nicholas Turguenev）（一七八九年生，一八七一年死）是著名的政论作家。一八一八年，他在俄国发表了《赋税的原理》一书。对于放奴运动，他很努力，又是十二月党的一个重要党员。—八二五年，他到国外去，因此得免与他的朋友们同受刑难。他遂永留居于国外，大概都是住在巴黎。一八四七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名《俄罗斯人之俄罗斯》，很注意于放奴运动，同时又在《钟》上做讨论这事的文字。
史达普涅克（Stepniek）（一八五二年生，一八九七年死）的著作都是用英文作的，后来又译成了俄文。他的小说《一个虚无党的事业》和他的一篇杂记《地下的俄罗斯》表现出他的丰富的天才和敏锐的思想。
周尼雪夫斯基与《现代》杂志
在俄国本地的最著名的政论作家是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一八二八年生，一八八九年死），他的名字是和《现代》杂志分不开的。《现代》在放奴运动时代的威权与国外的赫尔岑主办的《钟》是不相上下的。
周尼雪夫斯基生于俄国东南部；一八四六年，进圣彼得堡大学的哲学部。他最初做哲学与文艺批评的论文；做了三部很重要的书，《艺术与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歌郭里时代的杂记》《莱辛（Lessing）与他的时代》。但他的主要工作乃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二年那四年间在《现代》上做专论政治与经济的文字。他又译了米尔（Mill）的《经济学》，且以社会主义者的见解为它作注。一八六三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政府所捕；他在监狱中，做了一部极著名的小说：《怎样办呢？》。在艺术方面，这部小说未免有些缺点，但他给予当时青年的影响却极为重大。他在《怎样办呢？》里，指示出未来社会的组织方法。弗 （Vera）、洛甫霍夫（Lopukhov）私订婚约，背父母逃去。不久，他们的爱情冷淡了。弗 又倾心于洛甫霍夫的朋友克莎诺夫（Kirsanov）。洛甫霍夫因假装自杀，离家到新大陆去。弗与克莎诺夫遂结了婚。过了几年，洛甫霍夫在美国又娶了一个夫人，和她一同回国。他与弗 及克莎诺夫仍维持朋友的关系，共度他们的理想生活。周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把伪道德及家庭罪恶，一切打得粉碎，而另谋解决的方法，并显示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什么样子。无论是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小说，永没有像这部小说那样的被青年热忱的欢迎的，它成了少年俄国的标语，它的思想到处宣传着。
一八六四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比利亚作苦工。一八八三年被释归来。但他的身体已经毁坏了。他还努力在译韦勃（Weber）的《世界史》，共译成了十二册。一八八九年，病死。
讽刺作家莎尔条加夫
因为俄国出版检查之严，讽刺文成了一种很好的流通政治思想的沟渠。如果我们要追溯十八世纪的讽剌文学，似乎太琐屑，现在，只举了一个近代讽刺作家的代表，莎尔条加夫（Saltykov）（一八二六年生，一八八九年死）。
莎尔条加夫常以他的假名谢特林（Schedrin）做文字。他的影响在俄国是很大的，不仅及到有新的思想者，而且及到一般的读者。他是俄国的最通俗的作家之一。他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很早。一八四八年，他写了一部小说《复杂的事》（ A C o mp l ic at ed Affa ir ），叙一个穷苦的小官吏的梦想里，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那时二月革命正爆发不久，俄国的政府正在注意扑灭自由的萌芽。莎尔条加夫因此遂被流放到东俄的一个小镇里，他在那里做了官吏，七年之后，他和一切官吏都已十分熟悉。一八五七年，俄国的政治稍见光明，他复回俄都；以他这许多年的经验，做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吏治杂记》。这些杂记所给与读者的印象很深，全俄国都谈论着它。莎尔条加夫的天才在此完全的显露出来；它的体裁在俄国文学上开了一个新时代；模拟者纷纷而起。
一八六八年，他离了官职，去做一个月刊的主笔；在《现代》杂志停版以后，这个月刊是急进的民治思想的代表。一八八四年，这个月刊停版，莎尔条加夫的身体也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一八八九年，遂病死。
除了《吏治杂记》以外，莎尔条加夫还有许多著作。《无辜的故事》（ Inn o cen t Tal es ）叙奴制的许多最悲惨的事实。奴制解放以后，农民又苦于租税，莎尔条加夫对此写了不少讽刺的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圣彼得堡的日记》等等，都是归于这一类的。最后，在八十年代的初叶，亚历山大三世的压迫如重厚的黑云弥漫于清空的碧天，莎尔条加夫的讽刺，遂变为失望的哀呼。他的《给我姨母的信》是这时最好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