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目録的起源和演變
目録二字的意義
要知曉“目録”是什麽，須先解釋這兩個字的本義。《論語·顔淵》篇：“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裏的所謂視、聽、言、動四項，就是爲仁的“目”。在一個大名之下分列它的小名的便叫做“目”。什麽是“録”？《説文》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後來便加上一個“金”字偏旁。《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録。”杜子春曰：“定其録籍也。”《公羊·隱十年傳》：“《春秋》録内而略外。”因爲古人文字，著在木版上的名爲“方”，著在竹簡上的名爲“册”。不論是方是册，都要用刀，故統謂之“録”，即是從《説文》“刻木”之義的引申。
目録的體制起源于《書》《詩》的序。《隋書經籍志》載《簿録篇》小叙：“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今《尚書》百篇、《詩》三百十一篇、《逸周書》七十篇，都有序。古時序本别爲一篇，列在全書的最後。後人才把它分開冠于各篇之首。序皆分釋各篇的旨意。是古之書叙，以條其篇目爲主，也便是目録最早的體制。漢時司馬遷《史記》、揚雄《法言》的《自叙》、班固《漢書·叙傳》，都仿這個體制。至許慎《説文解字》在《自叙》之後詳列十四篇之目，更可見書叙以條其篇目的體制。
目録名稱的確立
把“目録”兩字聯起來作爲一個名詞，是起于漢成帝命劉向、劉歆父子校書的時候。《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劉向《别録》：“《列子目録》。”又任彦昇《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李注，引劉歆《七略》：“《尚書》有青絲編目録。”班固《漢書·叙傳》的《藝文志叙》也説：“劉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録，略序洪烈。”都是劉氏父子始稱“目録”的證明。在劉氏父子之前作校讎著録工作的，如《漢志·兵書略》序：“孝武時，軍政楊僕摭拾遺逸，紀奏《兵録》。”他只稱“録”，因爲原書没有傳下來，不能知道有没有目録。自劉氏父子之後，“目録”的名詞，遂大家沿用了。如後漢鄭玄作《三禮目録》，便用《别録》的體例。又作《孔子弟子目録》，以人名編目，和書的目録雖然不同，然它的命名也是沿用劉向的舊名。清《四庫提要·目録類》小序：“鄭玄有《三禮目録》，此名所昉也。”他説目録的創始者是鄭玄，没有考出在他之前的劉氏父子，這是錯誤的。
劉向目録的體例，不同于現在的一般目録書，下面要詳細説明。《隋書經籍志》自《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録》以下共有十六部，可見目録的名稱自晉以後都通用，但並不作爲部類之名；把目録作爲部類之名，即如現在一般的目録書，開始于《舊唐書》的《經籍志》，遂至今相沿不改。
目與録的區别
“目”本是指一書中的篇目，“録”則是合篇目和叙的總稱。《漢志》：“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這裏很明顯，篇目是目，旨意是述一書大意的叙，把二者合而録之稱“録”，然後奏上。“録”既是兼包目和叙，那末，只舉一“録”字也可以概括“目”在内。故劉向奏上的書本具篇目和旨意，而載在本書的只稱爲“録”，編集别行的也只稱爲“别録”。然則《别録》爲什麽又稱《列子目録》呢？因爲劉向的校讎著録是奉成帝的詔命。當時古書大都每篇每卷單行，又各本的多寡不同，向集合了公私各本，把重複的删除，著定爲若干篇，所以必須著明篇目以防散佚，又可見現在的定本和舊的各本不同，在篇目後又作叙一篇，發明旨意，隨書奏上。因編校之始，本來以篇目爲主，故舉目言之曰“目録”，與《晏子》《説苑》《山海經》之奏或稱“叙録”，都是舉偏以概全，相互以見意，没有什麽不同。後來襲用，把録之名專屬于目，于是有篇目而無叙的也稱目録。久而久之，連只記書名不載篇目的，也冒稱目録之名了。今附《别録·列子目録》以見例：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極知》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一曰《達生》
《説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參書二篇，内外書共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中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持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黄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目叙録不同體例的説明
目、叙、録三種不同的意義，歷來紛紜糾錯，認識不一。王充《論衡·案書》篇：“六略之録，萬三千篇。”此把篇目當作録。《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集録如左。”也是指序後的篇目。《隋志》集部書多有録一卷，或云并録、并目録，此中必有無叙而只載篇目的。這都是認録作目。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篇引丘深之《文章録》，而《文學》篇又引作丘深之《文章叙》，一書而異名，是以叙與録爲一事。《新唐書藝文志》有殷淳《四部書目序録》，既言書目，又言序録，是把録之名專屬于序。毋煚《古今書録序》：“覽録而知旨，觀目而悉詞。”也和殷淳用意相同。這都是認録爲叙。自“録”之一字有此兩種不同解釋，于是目録書又有叙録、録目兩名。其稱“叙録”的，劉向的次列，目在叙前，後來體例變更，叙在目前。既認録爲目，所以稱曰叙録，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叙録》，《隋志》的《三國志叙録》。所謂叙録，即叙目的意義。其稱“録目”的，亦因目在叙後，既認録爲叙，那末目録的名稱覺得不妥，故倒稱爲録目，如：隋費長房《開皇三寶録》總目叙“齊、周、陳並皆翻譯，弗刊録目”，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録》有《歷代所出衆經録目》一篇。所謂録目，也即叙目的意義。目録名稱的變化這樣複雜，但仔細分析，仍是同條共貫，研究目録的應該注意。
目録不具篇目的流弊
《漢書藝文志》：“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顔師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七略》原書二十卷，《漢書藝文志》只列一卷，是班固僅保存了書名，而目與録都删去，後人對逸書的篇目遂不可考，這是很可惜的。兩晉南北朝的書目，只記書名，已不合目録的本義。宋以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每書下都有説，即録中的叙，然没有一書能具篇目。各書篇目只載本書中，書亡則篇目也與之同亡。只存書名，而説可以考亡佚，這是不符事實的。
分别部類以及只記書名的目録，由來已久，至今沿用，當然不必再恢復劉向目録的原狀；只爲講述目録的起源和演變，仍有加以説明的需要。
第二節 目録學的重要
目録學爲研究古書的指導
古代學者多從熟讀深思中心領神會，便據自己的經驗著書立説，很少把這經驗公之于世。後來的學者仍須自己去摸索，在精力上確是很大的浪費。而目録學的研究，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總結前人成果，指示學術門徑，具有重要的意義。目録之學，目録之書，雖然很早就有，但正式稱爲目録學並指出它重要性的，卻始于清代王鳴盛。他的《十七史商榷》説：“目録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同時學者金榜也説：“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術之眉目，著述之門户也。”他雖没有提目録學，但意義是和王鳴盛一致的。清代的學術繁盛，與重視目録學有很大的關係。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和《輶軒語·語學第二》論讀書宜有門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爲分别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録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又云：“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輿地。經治何經，史治何史，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于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疏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至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爲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前者是指示初學選讀的標準，後者是教導初學認識學術的門徑，都要以目録學爲基礎。語雖淺近，實在是深知讀書之甘苦的。
目録學界義的討論
近人汪國垣《目録學研究》，綜集古今言目録學的界義有四：一、“目録學者，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學也。彙集羣籍之名爲一編，而標題其書之作者篇卷。或以書之性質爲次，或以書之體制爲次，要皆但記書名。踵事而興，則進而商榷其體例，改進其部次。”這一類稱爲目録家的目録。二、“目録學者，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後人覽其目録，可知其學之屬于何家，書之屬于何派，即古今學術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難考索而得。”這一類稱爲史家的目録。三、“目録學者，鑑别舊槧、讎校異同之學也。漢時諸經，本有今古文之不同，然藝文志必詳加著録，不厭重出者，非如此則異同得失，無所折衷。劉向必廣求諸本，互資比較，乃得讎正一書，則舊本異本之重視，蓋可知矣。”這一類稱爲藏書家的目録。四、“目録學者，提要鈎玄、治學涉徑之學也。如龍啓瑞之《經籍舉要》，張廣雅之《書目答問》，或指示其内容，或詳注其版本，其目皆習見之書，其言多甘苦之論，彼其所以津逮後學、啓發羣矇者，爲用至宏。”這一類稱爲讀書者的目録。汪氏對于這四種界義，羅列很詳，但認爲“藏書家之注重版本，讀書家之重視提要，其體則出于後起，其用則主于一偏，著録雖多，要無當于目録之學”，那就未免大誤了。劉向校書必彙集中外各本，其時雖没有版本，而有各種不同的本子。《别録》叙一書的旨意，即提要所自出。怎能説是後起呢？其實這四種界義，都是各舉一偏。目録學應該包括這四種界義，才得全面，雖然研究者的探討對象可能有不同，但不能把這四種界義各自孤立起來。
利用目録學的方法
目録學既是爲科學研究服務，首先應該叙述學術的源流，以供後人利用它來考辨學術；也要看他利用的方法怎樣，從而判别他的收效厚薄。閲讀古書，就要善于利用目録學。現在略舉古人利用目録學的幾個方法作爲例子。
以目録著録有無斷書的真僞
班固《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按此指《答客難》《非有先生論》）。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臘》、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録朔書具是矣，世所傳它事皆非也。”這是根據劉向《别録》所載，斷定這些篇目是真的。因爲對于東方朔的傳説神話很多，當時就有《東方朔别傳》等書，《别録》没有載，可以斷定它是僞的。
用目録考古書的分合
《禮記正義》引《鄭玄目録》：“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别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這是根據《鄭玄目録》，説明《樂記》是把原來十一篇合爲一篇，并詳列十一篇的原目，使後人可以知道它是怎樣分合的。
以目録著録部次定古書的性質
《南史·陸澄傳》：“又與儉書陳：‘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陸澄因爲《孝經》没有鄭玄注，且爲小學書，故主張不能列爲帝典。王儉反對這一意見，並根據《七略》《漢藝文志》的部次爲證，主張應列入六藝，並不與小學類《蒼頡》《凡將》同流，以確定《孝經》的性質。
因目録訪求闕佚
《隋書·牛弘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多遺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爲少。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畢至，觀閣斯積。”牛弘因當時闕佚之書太多，故奏請依照梁之舊目，懸賞購求，時隔不遠，應該容易搜集。果然，所獲很富。
以目録考亡佚之書
《隋書·牛弘傳》：“弘上明堂議：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説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牛弘爲了議明堂制度，要搜羅材料，在《别録》中查得有《古文明堂禮》等七種，馬宫、蔡邕確見其書，至隋時已亡佚了，幸有《别録》，可考得書名。
以目録所載姓名卷數考古書的真僞
《唐會要》卷七十七：“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案《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録》，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隳刺者矣。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子夏易傳》是後出的僞書，劉知幾、司馬貞列舉了《七略》《漢書藝文志》不載其書，荀勗《中經簿》、阮孝緒《七録》、王儉《七志》《隋書經籍志》確載其書而姓名卷數又不合。以六種書目互相證明，而其書的僞造才確定。
以上六條，故友余氏嘉錫所啓示，實爲精闢之論，學者由此類推，而目録學的用處才能深廣，科學研究的必先通目録學又可概見了。
第三節 目録的分類——七略與四部
目録必須先明類例
無論編次目録，檢查目録，必先明瞭類例，否則無從下手。宋鄭樵《通志·校讎略》有《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他説：“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亡。”又説：“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也本其説而推衍之。可知作編目工作有很大的意義。
《七略》和四部
目録起源于《書》《詩》的序，這與司馬遷《史記》的《自序》一樣，但爲一書的篇目罷了。一書之中，篇目必然有先後，這先後的次序，必然要有意義，不是隨意安排，雜亂無章。例如《書》有虞、夏、商、周，《詩》有《風》《雅》《頌》，《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作爲全書的綱領，然後把篇目分列于每一綱領下，必部次分明，才可使讀者稱便。楊僕校兵書的部次方法，已無從考知。至劉向合天下之書，爲校讎定著，作叙録載于本書之首，子歆卒父之業，始奏《七略》，序次羣書爲六略三十八種，始確定一種部次方法。章學誠《校讎通義叙》：“劉向父子，部次條别，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在目録史上開闢了新紀元。後漢、三國都沿用這部次，没有改變。到了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始改變《七略》之法而定爲甲乙丙丁四部，在目録史上起了一次革命。其後，七略和四部的不同部次方法，各有信從。如齊王儉的《七志》，梁阮孝緒的《七録》，直到隋許善心的《七林》，都是信從七略部次的，不過小有變更。如晉、宋以來許多官撰目録（詳下公家藏書目録篇），都是信從四部部次的，也有些小變更。其實七略與四部不過是源同末異，跟着文化學術的發展而變化，爲羣衆所公認的，就可流行較久。所以，四部直到現在還是沿用。而每部的子目則隨時都有修改補充。近現代文化的發展和需要，又不再是舊的部次所能包括。但古書一天存在着，我們就需要知道古書的部次面貌，而七略與四部，是目録中的兩個主幹。其他各種因襲或更張的部次方法，在下面談官家目録與私家目録再詳。
《七略》的類例創于劉向而成于劉歆
《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元帝初，爲散騎宗正給事中。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中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禄大夫。上方進于《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乃集合《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序次《列女傳》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又《漢書·劉向傳》：向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才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禄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别爲《七略》。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從他父子二人的傳，可以明晰他們校書的歷史和撰定《七略》的經過。“種别爲《七略》”的“種别”，即是書的類例，可知《七略》的内容是注重類例的。
《漢志》爲《七略》的節本
《七略》自《唐藝文志》之後，如《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都没有著録，大約與《别録》同在唐末五代之際亡失了。《漢書藝文志》：“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備篇籍。”阮孝緒《七録序》：“固乃因《七略》之詞，爲《漢書藝文志》。”是《藝文志》爲班固删省《七略》之文，也就是《七略》的節本。《七略》原書已亡，幸而有這個節本，我們還可以根據它來知道《七略》的大概。
《漢志》據《輯略》作小序
七略：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阮孝緒説：“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漢書藝文志》的小序就是《輯略》，班固没有用它原名而分别加在每略的前面，正如《書》《詩》的序，後人分别加在每篇前面一樣。實際只有六略，所以《論衡》説：“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其中又分六藝爲九種，諸子爲十家，詩賦爲五種，兵書爲四種，術數爲六種，方技爲四種（均見附表），故《漢志》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是劉向校書時已分六部，歆不過因此成例來序次罷了。
《漢志》的分類基于校書的分工和篇卷的多寡
六略爲什麽要這樣分類呢？有兩個理由：
一是校書的分工。向、歆父子擔任的是六藝、諸子、詩賦三部。擔任其他各部的，兵書是任宏，數術是尹咸，方技是李柱國，都是專家。據《七略》著録的書只有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並不算多。專門學術的書必需專家來校理，任宏等是一部分的總校，是屬于向、歆所領導的。向、歆擔任了三部分，又須做總纂的工作，雖然任務比較繁重，何至于要二十餘年的漫長時光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因爲一書有幾個不同的本子，又有許多重複的篇卷，合起來，篇卷便大大地增多了。例如《荀子》只有三十二篇，劉向所據的中書乃有三百二十二篇，增至十倍。再合各書的複本算，數量便不算少。校理是細緻的工作，要删除定著，須字字細勘，然後寫定書録。一人的學術有專業，精力有限制，所以必須分工。
二是篇卷的多寡。史本出于《春秋》，後來立爲史部。詩賦本出于《三百篇》，後來立爲集部。但是《七略》的分類，卻把史附入《六藝略》的《春秋》，而詩賦則獨立爲一略，是什麽原因呢？這便是根據兩類書所存的多寡而定的。《七略》所録史家的書，自《世本》至《漢大年紀》只有九家，包括《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即今之《史記》），只有四百十一篇，數量太少，不够獨立一略，所以只好作附録。根據它的學派所出，只好附入《春秋》。詩賦卻不同了，它雖出自《三百篇》，《六藝略》的《詩》類只有六家四百十六卷，而《詩賦略》卻有百六家千三百十八篇。以家數論增多了百家，以卷數論增多了兩倍餘，倘把它併入《詩》類，便不相稱，所以只好獨立一略。又如後來史書漸漸地多了，《春秋》類也不能附録了，勢必另立史部，同是斟酌于卷帙多寡。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篇：“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就是説詩賦的發展情況。
《漢志》六藝與傳記的區别
六藝是指《易》《書》《詩》《禮》《樂》《春秋》。那末《論語》《孝經》、小學爲什麽附在這裏呢？因爲這三類都是當時學校的課本。以後世之制度作比，小學諸書是漢小學的科目。《論語》《孝經》是漢中學的科目。而六藝則是大學的科目。《論語》《孝經》，漢人稱爲傳記，《劉歆傳》説的“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傳記在六略中並無此名，而列在六藝、諸子的中間，明明指《六經》以外的《論語》《孝經》、小學。
《七略》的研究，是目録學中的專門課題，這裏不過略述它的内容，以見分類的精密。
荀勗以前四部的内容
四部的創始，人們都知道是晉荀勗的《中經新簿》，其實漢魏之間，已早有“四部”的名稱了。《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引孔融《與諸卿書》：“鄭康成多臆説，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文帝《典論·自叙》：“《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備覽。”他們把“四部”置于經、史、子以外，顯然和荀勗的四部不同。據余嘉錫的考證，《七略》中《六藝》共九種，而《劉向傳》言：“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爲什麽只言《五經》而不言六藝呢？因爲當時指立博士的《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併入《樂》則爲六藝，更兼《論語》《孝經》、小學則爲九種。漢魏間人以爲只舉《五經》，嫌不够完備，故連稱《五經》四部，這所謂四部，是指《六藝》中的《樂》《論語》《孝經》、小學四種。這一推證是對的，不可把它和荀勗的四部相混。
四部的創始當屬荀勗
《隋志序》：“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所謂“又因《中經》更著《新簿》”一語，姚振宗謂“鄭默撰《魏中經》，荀勗因之著《新簿》，名之曰《中經新簿》，蓋沿用鄭默舊名也。然則四部之體發端于鄭而論定于荀”。余嘉錫則謂“鄭默始制《中經》，《七録》《隋志》不言其體例有所變更，知其分類猶沿《七略》”。兩家的看法不同。蓋姚氏著重在“因”字，因者，承襲之謂，荀既是因鄭，那末，荀的四部分類也因于鄭，但它書都無明文，故只能説發端于鄭而論定于荀了。余氏則著重在“更”字，更者，變易之謂，四部既是變易的新的分類，那末，以前舊的當然仍是《七略》分類了。各有理由，很難軒輊。然照姚氏的主張，四部之體既發端于鄭默，怎樣來解釋與鄭默同時人孔融、魏文的所謂四部呢？所以余氏的主張比較合理，蓋因者，因《中經》所收的書名而補充之；更者，更《中經》的七略分類而爲四部分類，于文理亦較通順，故後人論創四部的都主荀勗，而未見有及鄭默的。
《中經新簿》的分類
《晉書·荀勗傳》：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太康十年卒。案荀勗《中經新簿》分爲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書雖已亡失，幸其部目引見《隋志序》中，至今還能考見它的大概。
荀勗的甲部，便是《七略》《漢志》的《六藝》，後世的經部。因爲歷代都注重經學，著述很富，舊的雖有亡失，新的又繼續出現，所以這一部分歷來没有大變更。
乙部則合《漢志》的諸子、兵書、數術、方技爲一部，爲後世子部的創始。考《漢志》的諸子十家，著録書名的，只有儒、道、陰陽三家有西漢末年人的著作。其餘如縱横、雜家到武帝時爲止，農家到成帝時爲止，小説家到宣帝時爲止，而名、墨二家只有六國人書。可見西漢時的諸子之學，已在若存若亡之間了。經過漢、晉的多次變亂，存在的當然更少。《中經新簿》原著書名雖不可考，但它合併《漢志》四略爲一部的原因大體可以推知。
荀勗的分類，要算分古諸子與近世諸子爲二最有條理。漢以後的名、法之學，早已失傳。即便其他諸家也多没有師法，已非周、秦之舊了。後世把後出子書硬附九流之中，本是不妥的。荀勗這一分列，更可表明它們學術上的面貌。《漢志》史書本附在《春秋》，荀勗始從《六藝》中分出獨立一部。但分部未久，書不可能太多。詩賦在《漢志》雖有五種百六家，到晉時已亡失了大半，新的作品又不多。所以丙、丁兩部，不得不稍加變通，以求四部的分量相等。如《皇覽簿》乃後世類書之祖，並非史書，而列入丙部。汲冢書中四部都有，並非詩賦，而列入丁部。余嘉錫以爲荀氏也自覺不妥，故不立經、史、子、集之名，而但以甲、乙、丙、丁爲目。這一解釋，可以答覆後人對荀氏的譏議了。
李充對四部的修正
東晉的李充對四部的次序又作了修正。《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臧榮緒《晉書》：“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他把荀勗四部的乙、丙兩部互换了一下，從此四部的次序才確定了。《隋志》著録自宋至隋的書目，除《七志》《七録》之外，凡稱四部的都依用李充的次序，唐宋直至今天所稱四部也是如此。歐陽修《新唐志序》：“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這樣提法，尚屬片面。
七略和四部兩種分類系統的變遷分合，近人陳鍾凡《古書讀校法》中有“古書分類表”，可以一覽而知，兹録于後。至于後來各家目録的分類，各依内容的需要而增併，多不勝舉，今附列《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的分類以備參考。
附一：古書分類表
附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的分類
經部
易類
白文讀本之屬
傳説之屬
圖説之屬
筮法之屬
文字音義之屬
古易之屬
讖緯之屬
沿革之屬
書類
白文讀本之屬
傳説之屬
文字音義之屬
逸書之屬
讖緯之屬
沿革之屬
詩類
白文讀本之屬
傳説之屬
文字音義之屬
三家詩逸詩之屬
讖緯之屬
沿革之屬
禮類
周禮之屬一 白文讀本
周禮之屬二 傳説
周禮之屬三 文字音義
儀禮之屬一 白文讀本
儀禮之屬二 傳説
儀禮之屬三 圖説
儀禮之屬四 文字音義
儀禮之屬五 目録索引
禮記之屬一 白文讀本
禮記之屬二 傳説
禮記之屬三 文字音義
禮記之屬四 大戴記
三禮總義之屬
圖説之屬
通禮之屬
雜禮之屬
讖緯之屬
樂類
樂理之屬
律吕之屬
樂縣之屬
讖緯之屬
春秋類
左傳之屬一 白文讀本
左傅之屬二 傳説
左傅之屬三 文字音義
左傳之屬四 史評
公羊傳之屬一 白文讀本
公羊傳之屬二 傳説
公羊傳之屬三 文字音義
穀梁傳之屬一 白文讀本
穀梁傳之屬二 傳説
穀梁傳之屬三 文字音義
總義之屬一 白文讀本
總義之屬二 傳説
總義之屬三 文字音義
讖緯之屬
四書類
論語之屬一 白文讀本
論語之屬二 傳説
論語之屬三 文字音義
論語之屬四 齊古逸
論語之屬五 讖緯
孟子之屬一 白文讀本
孟子之屬二 傳説
孟子之屬三 文字音義
孟子之屬四 逸文
四書之屬一 白文讀本
四書之屬二 傳説
四書之屬三 文字音義
孝經類
孝經之屬一 白文讀本
孝經之屬二 傳説
孝經之屬三 文字音義
孝經之屬四 讖緯
小學類
訓詁之屬一 爾雅（一）白文（二）傳説（三）圖説（四）文字音義
訓詁之屬二 羣雅
訓詁之屬三 方言
訓詁之屬四 字詁
訓詁之屬五 譯文
字書之屬一 説文（一）傳説（二）聲訓（三）校訂
字書之屬二 古契文
字書之屬三 字典
字書之屬四 字體
字書之屬五 雜説
字書之屬六 訓蒙
韻書之屬一 集韻
韻書之屬二 圖説
韻書之屬三 字母拼音
經總類
石經之屬
傳説之屬
圖説之屬
文字音義之屬
師承沿革之屬
目録索引之屬
叢書之屬一 羣經類刻互見叢書總目類刻類
叢書之屬二 一家類刻互見叢書總目類刻類
叢書之屬三 小學類刻互見叢書總目類刻類
史部
正史類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别史類
雜史類
專史類
史鈔類 （一）節鈔（二）類鈔（三）摘句（四）啓蒙
史表類
傳記類
事狀之屬
年譜之屬
志録之屬
圖贊之屬
日記之屬
家譜之屬 （一）譜牒（二）表系（三）雜録
總録之屬一 通録（一）通代（二）斷代（三）郡邑
總録之屬二 專録（一）儒林（二）文苑（三）忠義（四）孝友（五）循吏（六）姦逆（七）隱逸（八）藝術（九）釋道（一〇）雜品（一一）列女
人表之屬
雜録之屬
載記類
地理類
水道之屬一 總録
水道之屬二 河
水道之屬三 江淮海
水道之屬四 郡邑
水道之屬五 通論
山川之屬一 山
山川之屬二 川
專志之屬一 宫殿
專志之屬二 古蹟
專志之屬三 寺觀
專志之屬四 祠廟
專志之屬五 陵墓
專志之屬六 園亭
專志之屬七 書院
專志之屬八 雜録
雜記之屬
游記之屬一 總録
游記之屬二 唐至明
游記之屬三 清代
游記之屬四 近代
游記之屬五 游亞歐美各國
游記之屬六 外國人著述
邊防之屬一 北徼
邊防之屬二 江海
邊防之屬三 東南
邊防之屬四 西徼
外紀之屬
總録之屬
外國史類
時令類
政書類
通制之屬
儀制之屬 （一）通禮（二）祭祀（三）萬壽（四）大婚（五）臨幸（六）諡諱（七）紀元（八）科舉（九）宫闈（一〇）雜儀
職官之屬一 官制
職官之屬二 官箴
邦計之屬 （一）理財（二）全國財政（三）各省財政（四）關榷（五）漕賦（六）海運（七）鹽法（八）捐税（九）貨幣（一〇）荒政（一一）雜録
邦交之屬 （一）總録（二）中俄（三）中日（四）各國（五）租界及領事裁判權（六）商約（七）國聯
軍政之屬
律例之屬
詔令之屬
章則之屬
奏議之屬
議案之屬
實業之屬
交通之屬
教育之屬
黨務之屬
公報之屬一 中央
公報之屬二 省府
公報之屬三 市縣
雜録之屬
目録類
解題考訂之屬
史志之屬
方志之屬
族志之屬
類録之屬
題識賞鑑之屬
家藏書目之屬
公藏書目之屬
特編之屬
叢録之屬
版刻之屬
書景樣本之屬
檢目之屬
藏書史之屬
藏書約之屬
義例之屬
圖書館學之屬
金石類
總類之屬 （一）目録（二）圖象（三）文字（四）通考（五）題跋（六）雜著（七）傳記
金之屬 （一）目録（二）圖象（三）文字（四）雜著
錢幣之屬 （一）圖象（二）文字（三）題跋（四）雑著
璽印之屬 （一）文字（二）通考
石之屬 （一）目録（二）圖象（三）文字（四）石經（五）通考（六）題跋（七）義例
玉之屬 （一）圖象（二）通考
甲骨之屬 （一）文字（二）字書
匋之屬 （一）圖象（二）文字
竹木之屬 文字
郡邑之屬 （一）目録（二）圖象（三）文字（四）題跋（五）雜著
史評類
史法之屬
考訂之屬
論事之屬
詠史之屬
史總類
總録之屬
專録之屬
雜録之屬
子部
儒家類
宋以前儒家之屬
理學之屬一 濂洛關閩
理學之屬二 陸王
理學之屬三 别派
理學之屬四 纂集
教學之屬一 專著
教學之屬二 纂集
修治之屬一 專著
修治之屬二 纂集
考訂之屬
概論之屬
道家類
玄言之屬
煉養之屬
雜纂之屬
傅記之屬 互見史部傳記類
法家類
議論之屬一
議論之屬二
刑名之屬
檢驗之屬
名家類
名家之屬一 古名家
名家之屬二 今名家
墨家類
縱橫家類
雜家類
雜學之屬一
雜學之屬二 哲理
雜考之屬一 清前
雜考之屬二 近人
雜説之屬
雜述之屬
雜品之屬
雜纂之屬一 摘粹
雜纂之屬二 談助
雜纂之屬三 應試
雜纂之屬四 訓蒙
雜編之屬
勸戒之屬一 專著
勸戒之屬二 纂集
善舉之屬
雜志之屬一 總類
雜志之屬二 社會
雜志之屬三 黨義
雜志之屬四 政法
雜志之屬五 外交
雜志之屬六 實業
雜志之屬七 經濟
雜志之屬八 交通
雜志之屬九 軍事
雜志之屬十 教育
雜志之屬十一 校刊
雜志之屬十二 社教（一）圖書館（二）民衆教育（三）體育場（四）出版界
雜志之屬十三 特教
雜志之屬十四 史地
雜志之屬十五 文藝
雜志之屬十六 藝術
雜志之屬十七 衛生
雜志之屬十八 哲學
雜志之屬十九 宗教
雜志之屬二十 科學
農家類
總録之屬
授時之屬
水利之屬
蠶桑之屬
種植之屬
農具之屬
畜牧漁獵之屬
雜説之屬
工家類
商業類
交通類
小説家類
總録之屬
筆記之屬一 雜事
筆記之屬二 别傳
筆記之屬三 雅寄
筆記之屬四 閒情
筆記之屬五 異聞
筆記之屬六 瑣語
筆記之屬七 諧文
筆記之屬八 隱語
筆記之屬九 叢鈔
平話之屬
章回之屬
彈詞之屬
新體之屬
譯述之屬
兵書類
權謀之屬
形勢之屬
技巧之屬
防務之屬
陰陽之屬
兵鑑之屬
雜説之屬
曆數類
總録之屬
天文之屬
曆法之屬
算數之屬一 總録
算數之屬二 算術
算數之屬三 代數
算數之屬四 幾何
算數之屬五 三角
算數之屬六 微積分
算數之屬七 算表
術數類
總録之屬
數理之屬
易占之屬
占候之屬
六壬之屬
雜占之屬
遯甲之屬
形法之屬一 （一）總録（二）相墓（三）相宅
命書之屬
相書之屬
陰陽五行之屬
雜術之屬
藝術類
總録之屬
書畫之屬一 總録（一）書（二）畫（三）書畫兼
書畫之屬二 作法（一）書（二）畫
書畫之屬三 體派（一）書（二）畫
書畫之屬四 品題（一）書（二）畫（三）書畫兼
書畫之屬五 鑒藏（一）書（二）畫（三）書畫兼
書畫之屬五 譜帖（一）書（二）畫（三）書畫兼
書畫之屬七 史傳（一）書（二）畫（三）書畫兼 互見史部傳記類
樂舞之屬一 雅樂（一）總論（二）琴學（三）琴譜
樂舞之屬二 雜樂
樂舞之屬三 舞
摹印之屬一 作法
摹印之屬二 印譜
雜技之屬一 弈碁
雜技之屬二 游藝
雜技之屬三 雕塑繡裱
雜技之屬四 牌譜
雜技之屬五 攝影
譜録類
器物之屬
飮食之屬
草木之屬
鳥獸之屬
蟲魚之屬
方伎類
總録之屬
經脈之屬
體骼之屬
傷寒之屬
雜病之屬
專科之屬 （一）痘疹（二）痧疫瘧痢（三）眼（四）喉（五）肺（六）胃（七）脚氣（八）疝（九）花柳
瘡瘍之屬
婦科之屬
兒科之屬
藥學之屬
方書之屬
雜録之屬
醫案之屬
鍼灸之屬
祝由按摩之屬
修養之屬
運氣之屬
房中之屬
西醫之屬
醫史之屬
獸醫之屬
釋教類
大乘經之屬一 華嚴部
大乘經之屬二 方等部
大乘經之屬三 般若部
大乘經之屬四 法華部
大乘經之屬五 涅槃部
小乘經之屬
律之屬一 大乘律
律之屬二 小乘律
讑之屬一 印度大乘宗經論
論之屬二 印度大乘釋經論
論之屬三 印度大乘諸論釋
論之屬四 小乘論
印度撰述雜部之屬
祕密部之屬
支那撰述部之屬 （一）經疏部（二）論疏部（三）懺悔部
諸宗部之屬 （一）三論宗（二）法相宗（三）俱舍宗（四）華嚴宗（五）天台宗（六）浄土宗（七）禪宗
傳記之屬 （一）别録（二）總録（三）人表互見史部傳記類
纂集之屬 （一）概論（二）雜説（三）靈異
護教之屬
目録之屬
音義之屬
序讚之屬
日本撰述部之屬 （一）天台宗（二）真言宗（三）浄土宗（四）臨濟宗（五）曹洞宗（六）黄檗宗（七）真宗（八）日蓮宗（九）時宗（一〇）融通念佛宗
神道類
科教之屬
符懺之屬
戒律之屬
儀式之屬
扶鸞之屬
耶教類 （一）總纂（二）舊教（三）新教（四）評論
回教類
東方各教類
哲學類 （一）總論（二）派别（三）心理學
自然科學類
總論之屬
物理之屬 （一）總論（二）力學（三）氣學（四）聲學（五）光學（六）熱學（七）電學（八）雜録
化學之屬 （一）概論（二）試驗（三）無機化學（四）有機化學（五）雜録
生物學之屬 （一）總録（二）植物學（三）動物學
礦物學之屬
地學之屬
社會科學類
總論之屬
社會學之屬
經濟學之屬
教育學之屬 （一）概論（二）教育行政（三）學校管理（四）特殊教育（五）民衆教育（六）雜録
言語學之屬
新聞學之屬
類書類
類編之屬一 通録
類編之屬二 專録
韻編之屬
字編之屬
專編之屬
子叢類
集部
别集類
周秦漢之屬 詩文
魏晉之屬 詩文
南北朝隋之屬 詩文
唐代之屬一 詩文
唐代之屬二 詩文
唐代之屬三 詞
五代之屬一 詩文
五代之屬二 詞
宋代之屬一 詩文
宋代之屬二 詩文
宋代之屬三 詞
金代之屬一 詩文
金代之屬二 詞
元代之屬一 詩文
元代之屬二 詞
元代之屬三 （一）散曲（二）雜劇（三）傳奇
明代之屬一 詩文
明代之屬二 詩文
明代之屬三 詩文
明代之屬四 詩文
明代之屬五 詞
明代之屬六 曲（一）散曲（二）雜劇（三）傳奇
明代之屬七 制藝
清代之屬一 詩文
清代之屬二 詩文
清代之屬三 詩文
清代之屬四 詩文
清代之屬五 詩文
清代之屬六 詩文
清代之屬七 詞
清代之屬八 曲（一）散曲（二）雜劇（三）傳奇
清代之屬九 制藝
清代之屬十 楹聯
見代之屬一 詩文
見代之屬二 詞
見代之屬三 曲
見代之屬四 制藝
見代之屬五 楹聯
見代之屬六 新文藝
外國之屬
總集類
賦編之屬一 楚辭
賦編之屬二 古賦 律賦
賦編之屬三 清律賦
詩編之屬一 斷代（一）漢至隋（二）唐五代（三）宋（四）金（五）元（六）明（七）清代一（八）清代二（九）見代
詩編之屬二 通代
詩編之屬三 郡邑（一）江蘇（二）安徽（三）浙江（四）江西（五）湖北（六）湖南（七）四川（八）河北（九）山東（一〇）河南（一一）山西（一二）福建（一三）廣東（一四）廣西（一五）雲南（一六）貴州
詩編之屬四 氏族
詩編之屬五 閨秀
詩編之屬六 雜録（一）唱和（二）會社（三）題詠（四）贈送慶弔（五）歌謡
文編之屬一 斷代（一）上古至隋（二）唐五代（三）宋代（四）唐宋八家（五）遼金元（六）明代（七）清代（八）現代
文編之屬二 通代（一）文選（二）唐迄明人編選（三）清人及近人編選
文編之屬三 郡邑（一）江蘇（二）安徽（三）浙江（四）江西（五）湖南（六）四川（七）河北（八）河南（九）陝西（一〇）甘肅（一一）朝鮮日本
文編之屬四 氏族
文編之屬五 雜録（一）課藝（二）贈送題記慶弔（三）尺牘（四）遊戲文（五）制藝
詞編之屬一 斷代（一）唐代（二）宋代（三）金代（四）元代（五）明代（六）清代
詞編之屬二 通代
詞編之屬三 郡邑
詞編之屬四 雜録
曲編之屬
文評類
通論之屬
文學史之屬
體制源流之屬
文法之屬
律譜之屬 （一）文（二）詩（三）詞（四）曲
評論之屬一 文（一）通評（二）專評一（斷代）（三）專評二（專家）
評論之屬二 詩（—）通評（二）專評一（斷代）（三）專評二（郡邑）（四）專評三（專家）
評論之屬三 詞
評論之屬四 曲
評論之屬五 制藝試帖公文楹聯新文藝
集叢類
詩文之屬
詞之屬
曲之屬
文評之屬
第四節 目録的體例
《别録》《漢志》附注作者簡史
書的分部明確之後，次當討論目録的體例。《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其人，就是説知道這個人的具體情况。論其世，就是説知道這個人的歷史背景。明白了這兩點，才能作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劉向父子和班固都是很注意於此的。《别録》對於作者在《史記》中没有列傳的，必叙及他的歷史，有列傳的，或用《史記》原文而加以删節。班固沿用劉書而作《儒林傳》，其不入傳的，也在書名下略加注明。如《漢書藝文志》：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鈎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以上略舉四種作例。而細别之，又有三事：一、考作者的行事，二、考作者的時代，三、考作者的學術。
考作者的行事
考作者的行事，又有附録、補傳、辨誤三例：
附録。《别録》于史有列傳，事跡已詳的，即把原文剪裁入録，是曰附録。如《管子書録》：“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其下即用《史記》原文，略有删節；而出于向自作的，不過寥寥數語。漢時《史記》不是人人可見，附録事跡，對讀者當有好處。現在諸史已是習見的書了，再加附録，似乎不必要，可仿《漢志》注明“有列傳”，待讀者自己去檢尋。又《别録》用《史記》而不言出處，古人著書自有此體，今人則不必效法。
補傳。《别録》《七略》對于史有列傳而事跡不詳，或不立傳的，則旁采它書材料，或據親所見聞補作之，是曰補傳。宋司馬光爲王通、沈作喆爲韋應物、明胡震亨爲劉敬叔、清孫詒讓爲墨子、胡元儀爲荀卿都作了補傳，後出者也逾精。《四庫提要》雖載作者籍貫、仕履，反不如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考證爲詳。研究目録學者雖不能對每個作者都作傳，然而這體例是可以取法的。
辨誤。《别録》于作者事跡有誤傳，則考之它書以辨正之，如《鄧析子書録》便是，是曰辨誤。鄧析子的死，《荀子·宥坐》篇、《吕氏春秋·離謂》篇、《説苑·指武》篇都説是被子産所殺。《别録》據《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産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顓嗣爲政，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鄧析子的被殺，在子産死後，據事實來辨明前人誤傳，這已開了後來考據家的門户。
考作者的時代
考作者的時代，也有四事：一、叙作者的仕履。二、約叙著書的時代。三、叙作者的生卒。四、采書中所引作旁證。
叙作者的仕履。《别録·管子書録》叙其事齊桓公。《孫卿書録》叙其齊宣王、威王時來游學。《漢志》小學家：“《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急就》一篇，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此例自《新唐書藝文志》以後多沿用，而《隋志》卻不然。如：“《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使後人看了，仍不知薛貞時代是西晉呢，還是東晉，是武帝時呢，還是元帝時。這是闕點。《四庫提要》以科目先後爲次序，其法不能説不善，但很多没有科目的人，就不免混亂難考了。這也是闕點。
約叙著書的時代。有些作者的事跡已不可考了，甚至姓名也不知道了，怎麽辦呢？也應該根據書的内容注明它著書的時代。如《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注：“《别録》云，六國時人也。”《捷子》二篇注：“齊人，武帝時説。”《道家言》二篇注：“近世，不知作者。”材料已闕，是不能僞造的；但有了時代的綫索，應該注明，使後人不能見到原書，猶能略知它的時代。劉、班的先例是可取的，可惜後來目録學者多忽略這一點。
叙作者的生卒。《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七略》：“《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漢志》詩賦略《杜參賦》顔師古注引劉歆曰：“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這都是叙及作者的生卒，但並不多見，後來也没有沿用此例的。宋人注書，始有追爲前人作年譜的，如吕大防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魯訔的《杜工部草堂詩年譜》等，都列在本書之首，按年紀事，並録生平著作，較《七略》的附注生卒更詳。猶如我們講文學史，對于每一作家要注明他生于哪年，没于哪年一樣，有助于認識作者的時代背景。《七略》又有詳注著書年月的，如揚雄“《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都見《文選》本賦注引《七略》。宋人追作年譜，也把這一例包括在内，對于辨章學術關係很大。
采書中所引作旁證。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稱並時例》：“編藝文志于其人所生時世，必爲詳考之。苟無可考，則付之闕如可也。《漢志》于農家《宰氏》《尹都尉》《趙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義也。其間又有雖無可考，而取一人與之同時爲論定，則並時之例生焉。《漢志》道家《文子》云‘與孔子並時’，名家《鄧析》云‘與子産並時’，《惠子》云‘與莊子同時’，皆據世所共知，以定著書之人。夫時世不明，則作者所言將無以窺其命意。班氏稱‘並時’者，實知人論世之資也。”既不能得作者的時代，可取書中所引用的或後人所稱述的材料作旁證，孫氏之言，最爲明通。“並時”例外，又有稱“先于某人”，或“在某人後”的一例，如《漢志》道家：“韓長者六國時，先韓子。”又陰陽家：“閭丘子在南公前。”又墨家：“墨子在孔子後。”又《詩賦略》：“宋玉，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此又余嘉錫所發明，可補孫氏之遺。這樣的參互推定方法，也是劉向所創。
考作者的學術
考作者的學術，用來評定這部書的價值，這是目録學中極重要的一事，也是研究目録學的最高要求，必需博通古今，好學深思，比之自己著書更難得多。因爲學問至博，凡人各有專長，以劉向來説，對兵書、數術、方技三門也不敢自任，何論其他。自己著書，有師法可遵循，有心得可發揮。評定他人的書，就要虚心平情，純乎用客觀態度來衡量，不容許稍有偏向。那麽怎樣辦呢？除了對這方面確有獨到，可以作出評定外，寧極端謹慎，多案而少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便是這樣。不然的話，如《四庫提要》雖推爲空前鉅著，只因主持者紀昀，不喜宋儒，大行攻擊，便有許多錯誤論斷，成爲全書的疵累。又議論必須踏實，證據必須充足，不能徒作空言。宋曾鞏也曾奉詔校書，他是文學家，所作書序，多爲空言，只好收入他的文集，不能算作目録學。
目録編訂的體例
以上所述，都是對于作者的考論，也是談目録體例所必備的知識。至于目録編訂的體例，則有下列數端：
加叙述
目録學的重要在于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以對于學術源流的叙述，爲治目録學之首要。其事亦始于劉歆，《七略》的首篇《輯略》，便是叙述學術源流。《漢志》即根據《七略》，今之志叙一篇，六略總叙六篇，各篇叙三十三篇，綜凡四十篇，除了班固接記後事之語，皆《七略》節文。大叙一篇，爲全書綱領，每種後必有一叙，而每略之後，又有總論。六藝的内容，包括各經的傳授，古今文及諸家傳注的善否，又指出當時學者煩碎的弊病。諸子、數術、方技的内容，先言其學派的源頭，次明其所長，末指出它的流弊。《隋志》也依用此例，有可補《漢志》所闕的。宋《崇文總目》雖每類有叙，多空談而少實證，不能比《漢》《隋》兩志。至清《四庫提要》，取法《漢》《隋》，規模弘遠，既有總叙，又有小叙，復有案語。其卷首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之總叙，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叙，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可謂詳盡了。但全書浩繁，論辨考證不能没有錯誤。胡玉的《補正》，余嘉錫的《辨證》已多加糾正了。此乃史志及官修目録的體例。
記版本
劉向校書，已備衆本。唐末，刻版始興，至宋而盛。于是一書而有各種不同的版本，治目録學者必須兼收並蓄，目録學之與版本遂不可分離。顧千里《石研齋書目序》：“蓋由宋以降，版刻衆矣，同是一書，用校異本，無弗夐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録，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爲何本，漫爾不可别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觕美惡耶？”他論目録記版本的重要很精確。而全祖望《叢書樓書目序》則謂：“今世有所謂書目之學者矣，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簿翻，以資口給，即其有得於此者，亦不過以爲撏撦獺祭之用。”和顧氏的立説頗異。蓋顧氏從讀書者怎樣利用版本的角度來看，而全氏則指收藏家、賞鑒家的視版本爲骨董而發，其實兩種看法應該統一起來。這類目録始于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書名下只注什麽版本。錢曾《讀書敏求記》，每書略有考證而偏重在版本。後來私人目録體例，不出這兩種範疇。
録叙跋
古人目録論學術源流的，只有自撰叙録，没有鈔録他人叙跋的。只有釋藏中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自卷六至卷十二都是鈔録各經典的叙文，其後道宣，智昇都沿此例。到了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才全采前人之書，自《崇文總目》、晁、陳書目外，並從各家文集及本書鈔出叙跋，又雜取雜家筆記，材料非常豐富，這一體例，對學者很有益處。清朱彝尊的《經義考》、謝啓昆的《小學考》、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志》、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都沿此例。張氏于文之習見和徒發空論的删汰不録；孫氏則凡宋元叙跋全録，一字不遺，兩家的體例稍有不同。余嘉錫以爲張氏頗有别裁，後來居上。而以孫氏的全録原文爲非。其實就文獻來説，保存材料，不嫌其多，有用無用，是在于人。例如搜羅宋元人已佚文集，這便是很好的淵藪。孫氏意在保存地方文獻，不只爲講論學術，我們正當以此爲法，不可遽以爲非。
撰提要
載籍極博，豈能一一寓目，有了提要一類的書，便能一覽而知各書的大概内容，對研究工作是具有很大功用的。《别録》就是爲一書提要的創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以及《四庫提要》、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等，都是這一體例。又有收藏家的提要，對每書不一定述其學術源流，而兼及校讎、版本、收藏、題跋、印記等，《天禄琳琅書目》、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張鈞衡《適園藏書志》、鄧邦述《羣碧樓藏書志》《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等，都是這一體例。又題跋一類亦當屬此。其入文集的，以學術爲主，如朱彝尊《曝書亭集》、錢大昕《潛研堂集》、顧廣圻《思適齋集》、曹元忠《箋經室集》等。其單行的，所涉範圍較廣，如毛晉《隱湖題跋》、黄丕烈《蕘圃書跋合編》、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等。内容性質雖略有不同，然都是目録學的重要材料。
目録體例的評價
以上四種體例，就第一種説，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原是目録學的最高要求，未必是每個研究者可一定達到的。史志和官修目録，搜羅較備，人才集中，才有可能。然古往今來也只有《漢志》（承用《七略》）、《隋志》《四庫提要》三書罷了，《崇文總目》已不可相比。《舊唐志序》：“竊以紀録簡編，異題卷部，相沿序述，無出前修，今之殺青，亦所不取，但紀部帙而已。”編撰者既感到學識不够，所言不能越出前人，與其陳陳相因，不如只紀部帙，以免重複。以後宋、明、清三史藝文志皆没有叙述，遂使學術源流多不可考，甚屬遺憾。就第二種説，版本應該是目録學中的一部分，後來收藏、賞鑒兩家特别地發達，流爲獨立學科，而對書的内容注意不够，所以有全祖望的譏諷。這一類目録如《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季滄葦書目》等只記宋本、元本、鈔本，而作者姓名與卷數都不著，只可供收藏家的參考，確是用處不大。一般書目，書名下爲作者姓名，下注宋本、元本、抄本、校本，而作者籍貫爲何地，宋、元爲何朝，抄、校爲何人，也不詳載。就提高效用來説，目録必載作者籍貫，爲注意地方文獻的取資；必詳宋、元刻于何朝何地，爲版本學的稽考；必明抄、校的爲何時何人，爲校讎學的參證。否則無異于書估的帳單。就第三種説，序跋的内容，主要是説明本書的性質、條例、價值等等。古書流傳，最易亡失，録存序跋，猶可考見一二。雖然文章家的泛叙交情，虚加溢美，運用者當善于審擇；而如李燾的《文簡集》已亡，而《經籍考》采録序跋三十二首之多，賴以略知它的内容，不能説是煩文不切。友人盧氏弼嘗謂：清修《四庫全書》，把各書的序跋完全删去，不過爲掩没其作提要的根據，這與盜竊何異！葉德輝徧搜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的原刻本，也謂它不刻序跋。阮元、王先謙號稱通儒，不知何以也有此失。昔人爲節省刻資，除張金吾、陸心源兩家藏書志外，都不載序跋，現在排印便利，不必有此顧慮了。就第四種説，提要之作，最有用，也最不易。學術門類之廣，一人不能兼通；古今書籍之多，短期無從着手。故《四庫提要》以後，屢議續修，迄未完成。阮元《四庫未收書目》、胡玉《未收書目續編》，只各就所見，著録有限。不如各據所長，取一專門學科，從事編寫。如黎經誥《許學考》、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林鈞《石廬金石書志》、余紹宋《書畫書録解題》等書都早已出版，近人從事這項工作的漸多，如醫學、詞曲、小説、琴書各方面都有撰著，將來彙合起來，數量一定大大地超過《四庫全書》。
第五節 史家目録
正史二十五部，有藝文志或經籍志的只《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七史。《漢書》至《宋史》的藝文志或經籍志，都兼收前代書目，明、清藝文志始斷代爲書。而遼、金、元三代遂付闕如。七史中以《漢》《隋》二志最爲重要，其他則因撰輯未能盡善，只可備檢尋之用。
《漢書藝文志》爲史家目録的創始
史之有藝文志，是班固《漢書》創始的。當時有劉歆《七略》可作根據，是一有利條件，所以班固自言就劉歆《七略》删其要以備篇籍，是《藝文志》全本于《七略》。其六略目次也没有變更，只把《輯略》内容分綴在各叙之中，實際也原文具在，没有亡失。
《漢志》據《七略》加以整理
《隋志》：“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闥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據此，班固曾典校秘書，爲什麽不自己編寫而要襲用《七略》呢？唐劉知幾曾對他有嚴厲的批評，《史通·書志》篇：“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班固的襲用前人材料，不止《藝文》一志，這正是作史的方法，不同于文學家的創作。司馬遷作《史記》，搜羅金匱石室之藏，博采經傳諸子，何嘗全出自撰？《漢書》凡武帝以前列傳，和《史記》都同，也因材料相同，史貴徵實，不必改作。況《七略》集劉氏父子二十餘年之功力，班固即使重作，也難逾越。只要撰序説明，便非有意乾没。又《七略》如非班固采用，决不能流傳至今，爲後學津梁。這正是班固之功，劉知幾妄加譏評是不適當的。
然則《藝文志》除了把《輯略》併入序文以外，亦非全部搬用《七略》原文。他説“删其要”，必有一部分材料被删去；而于篇末總數之下，自注云“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有入有省，更是明白的説明。今考《書》家：“入劉向《稽疑》一篇。”《禮》家：“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樂》家：“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小學家：“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家：“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雜家：“入兵法。”賦家：“入揚雄八篇。”兵權謀家：“出《司馬法》，入《禮》也。”兵技巧家：“入《蹴鞠》也。”這些言“入”者，大都是劉向、揚雄的作品。《七略》根據《别録》，劉向當然不會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揚雄與劉歆同時，也當然不會列入。而《漢書藝文志》則不該不載，所以加入。“出”者，如《司馬法》原列兵權謀家，班固認爲應移入《禮》家，故出于此而入于彼。又如《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兵權謀家：“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兵技巧家：“省《墨子》重。”《七略》書名有兩載的，班固認爲不須重複，可省。那末《七略》難道不加檢點而致重複嗎？不，因爲一人的學術有兼通，必兩列才能見其全。班固既要省去，不載就是，何必要詳細注明？也因爲抹去不載，後人便不知兵家之中有伊尹諸人之學了。
《漢志》注意辨别僞書
《藝文志》又有于書名下注明依託的，如道家《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力牧》：“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農家《神農》：“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小説家《師曠》：“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共十六條，則又有辨僞之功。舉出入、依託兩例，可知班固雖襲用《七略》，而仍每條加以研究，得出精闢的結論。劉知幾説他“因人成事”，説明他没有仔細研究。
研究《漢志》的重要材料
《漢書藝文志》是這樣重要，以至清代學者幾乎没有不把它作爲學習研究的基本科目。研究的心得，散見于各種著述中的很多。其作爲專題研究的，自宋王應麟始，有下列各家：
《漢藝文志考證》十卷 宋王應麟撰
《漢書藝文志補注》一卷 清王先謙撰 在《漢書補注》中
《漢書藝文志條理》六卷 清姚振宗撰
《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 清劉光蕡撰
《漢書藝文志舉例》一卷 清孫德謙撰
《漢書藝文志注解》七卷 近人姚明輝撰
《漢書藝文志講疏》 近人顧實撰
以上各書，若論搜集材料之富，當以姚振宗爲最。自叙：“班氏文注，根據《七略》，此所録一字不遺。他如顔氏集注、王氏《考證》，則不能不有所取裁。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書源流。無可徵引者，或自爲之説。有所心得者，則附著于篇。”其著書體例之謹嚴詳盡，可見一斑了。
分析體例之精，以孫德謙爲最。他就《藝文志》分舉了四十六條例子：一、所據書不用條注例。二、删要例。三、一書下挈大旨例。四、辨章得失見後論例。五、每類後用總論例。六、一類中分子目例。七、分類不盡列子目例。八、分别標題例。九、稱出入例。十、稱並時例。十一、稱省例。十二、稱等例。十三、稱各例。十四、稱所加例。十五、稱所續例。十六、書有别名稱一曰例。十七、此書與彼書同稱相似例。十八、尊師承例。十九、重家學例。二十、書有傳例。二十一、書爲後人編定者可並載例。二十二、書名與篇數可從後人所定著録例。二十三、學派不同者可並列一類例。二十四、書無撰人定名可言似例。二十五、書中篇章須注明例。二十六、書有圖者須注出例。二十七、一書爲數人作者其姓名並署例。二十八、一人之書得連舉不分類例。二十九、别裁例。三十、互著例。三十一、引古人稱説以見重例。三十二、引或説以存疑例。三十三、其書後出言依託例。三十四、不知作者例。三十五、不知何世例。三十六、傳言例。三十七、記書中起訖例。三十八、前後叙次不拘例。三十九、一人事略先後不複注例。四十、書缺標注例。四十一、人名易混者加注例。四十二、書名上署職官例。四十三、自著書不列入例。四十四、書名省稱例。四十五、篇卷並列例。四十六、用總結例。《藝文志》在《漢書》中只是一篇罷了，而分析出這許多條例，宜乎張爾田稱爲二千餘年無此作了。
《隋書經籍志》根據《五代史志》
《隋書》改“藝文志”爲“經籍志”，爲史家書目列入正史的第二部。《隋書》領修者爲唐魏徵、長孫無忌等，其紀傳與志又各有分修，而《經籍志》則實魏徵所撰。《四庫提要·隋書》：“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每卷分題，舊本十志内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是其明證。但始修者實爲李延壽、敬播二人。李延壽《上南北史表》：“《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勑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舊唐書·李延壽傳》：“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故姚振宗説：“是志初修于李延壽、敬播，有網羅彙聚之功。删訂于魏鄭公，有披荆斬棘之實。”這樣的大著作，本不是一手可成的。
《隋志》及其與阮孝緒《七録》的關係
《隋志》分類用四部，其子目更爲詳盡（見附表）。首有總叙一篇，四部有後叙四篇，分類有小叙四十篇，道、佛叙二篇，末有後叙一篇，共四十八篇。叙述學術源流，可補《漢志》之闕，幾與《漢志》同樣受到後之研究目録學者的重視。
《隋志》的根據，前人説是以梁普通中阮孝緒的《七録》爲主，今《七録》書已亡失，只存一叙在《廣弘明集》中，猶可考見大概，詳後私家書目章。《隋志》中注曰“梁有”的，就是指《七録》。可見李延壽等也做過整理工作，核對當時書的存亡，而不是直鈔的。也有李延壽根據它書或所見補入，並非《七録》所有而仍注“梁有”的。如注有稱梁武帝、簡文帝、梁元帝的謚號，當然不是阮氏原文。又如朱异、蕭子顯、陶弘景諸人皆阮氏同時人，或卒在他後，而志載其書仍曰“梁有”，這顯然不是《七録》所有了。蓋《五代史志》託始于梁，故皆以梁爲斷。余嘉錫説當是根據《隋大業正御書目録》，是有相當理由的。《隋志》也有它的闕點。《提要》：“《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在十志中爲最下。然後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别真僞，亦不以小疵爲病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也指出了《隋志》失收和重出的書目很多。凡此都是不可避免的。
清章宗源著《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只存史部，其他都失傳了。姚振宗也著《考證》五十二卷，以一生精力爲之，與他的《漢書藝文志條理》同爲有名的鉅著，研究目録學的不可不讀。
《舊唐書經籍志》的闕點
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有《經籍志》二卷，所據爲唐毋煚的《古今書録》，又名《四部都録》。其書據《舊唐志》“依班固《藝文志》體例，諸書隨部皆有小序，發明其志，近官撰《隋書經籍志》亦然”，原是一部好書。可惜劉昫等無知，竟謂“相沿叙述，無出前修”，“卷帙繁多，今並略之”，竟把小序完全删去。又《古今書録》自開元以後，本付闕如，劉昫修唐一代全書，自應補足，而竟因陋就簡，任它空闕，遂致唐代大文學家，如人人皆知的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的集子全都没有。這才是真正鈔襲，而且是不善鈔襲，貽笑後世。
《新唐書藝文志》的内容
宋歐陽修、宋祁修《新唐書》，中有《藝文志》四卷，係根據唐《開元四庫書目》。其書《崇文總目》著録四十卷，是宋初尚存，故得據以纂入。其志較《舊志》加入唐人自著的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雖不能説已無遺漏，但較《舊志》則大大地不同，始成其爲唐代的藝文志了。又書名下間有述作者的小傳，這也是承《漢志》書名下附識事略的先例，其他史志都没有。
《宋史藝文志》的闕點
元脱脱等撰《宋史》，有《藝文志》八卷。宋時國史凡四修，每修皆有藝文志，皆有小序。又宋代求書最勤，詳載于《宋會要》《通考》《玉海》及《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又極注意于收藏、校讎，詳見程俱的《麟臺故事》、陳騤的《南宋館閣録》等書。論理，《宋史藝文志》的條件較好，應該質量也提高了。可是纂修者不能盡職，只把舊目直抄，並不搜訪新的材料。北宋時書，因據四次所修國史書目，故舛誤尚少。而南宋只據淳熙五年陳騤等的《中興館閣書目》和嘉定十三年張攀等的《中興館閣續書目》，遂使淳熙以後新出的書，一概不見著録。所以《四庫提要》譏爲“諸史志中之最叢脞者”，有待于後人的整理研究了。
《明史藝文志》的内容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中有《藝文志》四卷，係根據黄虞稷的《千頃堂書目》。黄氏本是有名的大藏書家，其目大都據所藏所見之書，不如焦竑的《國史經籍志》這樣“叢鈔舊目，無所考核”（《四庫提要》），這是實事求是的一面。但個人所藏所見，究有限制，書囊無底，探討難窮，這是不够完整的一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明人著作爲黄書不載的不在少數，還可作補遺工作。黄氏之目在明人書後附録宋、遼、金、元人書目，其意在補《宋志》之闕，是效前代史志之例，兼括前代書目。張廷玉等用其書而不取附録，遂成爲斷代的藝文志，而遼、金、元竟致空闕。又以《明志》與黄目比對，發現被删削的書名和卷數極多，官書之不可信，竟至如此。所以《千頃堂書目》至今别行，仍有相當價值。
《清史稿藝文志》的糾謬
趙爾巽等修《清史稿》中，有《藝文志》四卷。承《明史》例，也是斷代的。分纂者先後有吴士鑑、章鈺、朱師轍，都是目録學專家，其成績應該大有可觀，乃竟疏失驚人，可知纂輯書目大非易事。范希曾評《清史稿藝文志》，歷舉體例之誤外，又舉其小小疏失，有書名誤者，有卷數誤者，有撰人誤者，著録之書有以明初人書而誤作清人書者，有以外國人書而誤作國人書者，有一書而重複著録者，有一書二名遂誤爲二書而分别著録者，有諸書已散見各類又複列書之總名者，更有重複著録者。至于門類出入有界劃不清者，有部居舛誤者，有次序錯亂欠考者。每條各舉例證都切中其弊。朱師轍有《改纂清史藝文志説帖》，載所著《清史述聞》中，而衆議紛紜，未見實行。所以，《清史藝文志》實有改作的必要，惟總結清代三百年的文化學術遺産，確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
《通志藝文略》和《國史經籍志》的批評
其他如别史類鄭樵《通志》中的《藝文略》，根據各書目鈔入，不甚可靠。政書類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經籍考》，雖是編次各書而爲用極廣，爲目録學的重要參考書，前面已論列了。又有明焦竑的《國史經籍志》，爲萬曆間陳于陛議修國史時，由竑專領其事而編成的，只不過鈔録舊目，不加考核，不論存亡，粗枝大葉，全不可靠，和《通志藝文略》爲同一類型。
第六節 補史目録
後人補作史志的概述
自《漢書》有《藝文志》，而後漢、三國、晉、南北朝諸史都付闕如，倘是没有《隋書經籍志》兼收前代，則自漢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至北周大定元年（公元五八一年），這五百五十六年的文獻材料將無目可考。范曄撰《後漢書》，以志屬謝瞻爲之，自范被誣而死，瞻不敢出，悉蠟以覆車，其中可能有藝文志。今所列八志，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把晉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志補入的，並非專爲補范書而作，所以不能算是補史，況其中也没有藝文志。專爲補史而作的，據現存之書，以宋錢文子的《補漢兵志》爲最早了，然也不聞有爲藝文補志的。至清初修《明史》，黄虞稷承修《藝文》，本欲照前史通例，兼載前代，補了《宋志》咸淳以後的闕略，又纂遼、金、元三代。後來被王鴻緒、張廷玉等所删去而改爲斷代體，盧文弨又把它單行刊入《羣書拾補》，但誤爲上元倪燦撰。這可説是補史藝文之始，但黄虞稷編撰之初，本仿《五代史志》之合爲《隋志》，並非有意專爲一史作補。其有意專爲一史作補的，首推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其後仿其體例而作補的紛紛而起，極一時之盛。今依時代先後，略述于下。
《漢志》根據《七略》，班固又加補充，應該是詳盡無遺了。今考之諸書所載，則遺漏很多，且有關係典制，不容不載的，也往往失收。例如：蕭何的律令、張蒼的章程、叔孫通的禮儀、韓信的兵法，都明見于《史記》《漢書》本傳的，爲什麽不載呢？這不免引起後人的懷疑。欲解此疑點，我們必須明瞭劉向父子校書編目時的實際情況。《七略》所收録的只是中秘書，即從温室徙往天禄閣的，劉氏父子只是就其所見加以論次，而如蘭臺石室與故府所録藏的，民間傳習和博士章句的各本，他都没有收入。班固的補充，也只就自己所見到的。作史的態度應該這樣，不能像鄭樵《藝文略》、焦竑《國史經籍志》那樣抄撮它書，不加考訂，虚列其目，以多爲貴。這可説明《漢志》有遺漏並不可怪，而後人正當爲做補遺的工作。
姚振宗補《漢志》的成績
姚振宗的《漢書藝文志拾補》是一部極精密的好書。書共五卷，他共補得三十三種，二百七十四家，三百六部。附録讖緯一種，十一家，十一部。綜三十四種，二百八十五家、三百一十七部。附見六十四家，九十部（諸書多不著卷數，故不計）。超過了《漢志》的一半以上。
姚書所據的材料，除了《史記》《漢書》和後來的史書外，大致有四：一是《風俗通義》《廣韻》《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這一類旁證材料，二是汲冢竹書中新發現的材料，三是讖緯藏于石室的秘密材料，四是詩賦没有奏御的私家撰述材料。一與四，是中秘所没有的。二與三，則劉、班所不可能見到的。今一一詳徵博引，朗若列眉，可爲著述的法則。
補《後漢書》藝文志各家評述
爲《後漢書》作藝文志的，據嚴可均《全後漢文編》：“按《蔡邕傳》，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案文有《律曆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朝會意》《車服意》《五行意》，僅有八意。其餘二意無考，蓋《地理》《藝文》也。”是蔡邕曾作《藝文志》，其稿大約燬于董卓、李傕、郭汜之亂。不曰志而曰意，爲避桓帝諱（漢趙戒字志伯，《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作意伯，同此）。阮孝緒《七録叙》有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此下當有脱文），八十七家亡。”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秘書監袁山松撰。《通志·校讎略》言有《藝文志》。”據此則袁山松亦作《藝文志》，但爲其所作《後漢書》中的一種，仍不是補史性質。
清代始有專爲范書補志的。錢大昭的《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因司馬彪八志無藝文，是爲補之，較單稱補《後漢書》的其名爲正，惜爲未成之稿，且有重複及誤收。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也是未成之稿，僅至子部小説家，其間又多不備。姚振宗《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其書綜四部，爲類四十有二，附以佛道，凡四十四類。其斷代、門類頗有區别，與所著其他書同例。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成書最後，與姚振宗同時而未見姚書。例仿王儉《七志》。《考》者，仿章宗源的《隋書經籍志考證》，爲輯逸之用。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也是未成之書，卷九别集類有上而無下，卷十創爲“師承”一門，也有上而無下。我友蔣氏國榜謂其書有四善：一曰通今，二曰信古，三曰正名，四曰紀實。雖未完成，也可備參考。
補《三國志》藝文志各家評述
晉陳壽作《三國志》，書以“志”名而訖無一篇。裴松之作注，堪稱浩博，也没有注意。推究它的原因，當是魏《中經》和晉《新簿》都已完成，可取證于彼，用不到重出。《魏志·王肅傳》“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裴松之注：“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他不舉出書名，也緣于此。但魏《中經》與晉《新簿》，後來都失傳了，讀史者遂無從取證。
清人補《三國》藝文志的有侯康與姚振宗，各成書四卷；侯書至小説家而止。二家體例不同：侯書依習鑿齒《漢晉春秋》、朱熹《通鑑綱目》，先蜀，次魏，次吴；姚書則仍依陳志，先魏後蜀。既爲補陳志而作，自不應變换它的次序，姚氏爲是。侯書“以人類書”，即是以一人所著羅列一處，在史志來説尚未見過，地志則往往這樣。姚書則“以書類人”，與《漢志》《隋志》一律，四部分類才明確，這是姚書勝于侯書之處。
補《晉書》藝文志各家評述
《晉書》藝文志，在光緒時補者五家，都各不相謀，材料詳略也各不同。故友丁氏國鈞書最先出，共四卷，附録一卷，其例一依《隋志》，别立存疑、黜僞二目，尤見詳慎。其注及刊誤則署其子辰之名。文廷式書六卷，無叙跋，恐非手定，其所收材料較富。秦榮光書四卷，脱稿後續有補充，殁後其子爲編定付印。後附石刻，爲這一書的創例。吴士鑑書名《補晉書經籍志》，四卷，成書在丁氏之後。黄逢元書四卷，也爲未定之稿，至殁後才印行。大抵此類書的編纂，須窮年累月，銖積寸累，本没有止境，所以文、秦、黄三書都非手定。丁、吴二家，本爲《晉書》全書校注，用力最勤，藝文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他們搜輯校訂，也比較嚴密詳盡。丁注未成，其殘稿今在上海圖書館，别刊《晉書校證》五卷，爲黄以周、繆荃孫所推許。吴著《晉書斠注》，巍然鉅帙，與我友劉氏承幹合作刊行；但只是長編性質，其精核反不如丁氏。五家之書，當推丁氏爲甲。
《隋志》的補遺
《隋志》收録，可稱詳備，但詳于南而略于北，如後魏、齊、周諸人的著作，明見于各傳和《北史》《唐志》的，仍遺漏不少。劉芳、徐遵明、熊安生、樂遜的經學，宋顯、劉昺、楊休之、辛彦之的史志，張淵、信都芳、劉焯、何妥之的曆算，文辭一門如後魏的高閭、李彪、袁飜、常景、祖瑩、楊謙之，北齊的樊遜、李廣、盧信祖，北周的柳弘、薛慎，隋之王貞、杜臺卿、辛德源，都没有著録。故友張氏鵬一博考羣書，得經説九十二部，史録六十部，子類五十五部，專集七十二家，雜文三十篇，成《隋書經籍志補》二卷。
《南史》《北史》和《五代史》藝文志的補作
南北朝史，近人多有補作：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一卷，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四卷，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先是，清汪士鐸撰《南北史補志》，淮南書局得到他的一部分原稿付刻，闕《禮儀》《樂律》《刑法》《職官》《食貨》《氏族》《釋老》《藝文》八志。開明書店編《二十五史補編》，從徐氏乃昌訪得未刊原稿，而恰佚去了《藝文志》三卷。據徐氏序，是把他兒子徐崇的補作印入，并有徐崇的老師李肇偁序。我疑這三卷本是汪士鐸的原稿。後晤其師陳乃乾，則云彼館徐時所編輯而徐崇纂名的，可决知這書並非徐崇所作了。
五代時戰亂雖很劇烈，而蜀廣政十四年刻石經，長興三年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蜀毋昭裔又以私財百萬刻《九經》及《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世。刻書之業，起于唐末而盛于斯時，無論刻石刊木，公私版本，都是開兩宋之先，而史志卻没有藝文。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可以補這闕憾。
《遼史》《金史》《元史》藝文志的補作
倪燦《宋史藝文志補》，本爲黄虞稷所著，盧文弨付刻時未列黄名，今商務印書館重印已補入。王仁俊有《西夏藝文志》一卷。厲鶚、楊復吉各有《補遼史經籍志》。繆荃孫、王仁俊、黄任恒各補《遼史》藝文志一卷。龔顯曾、孫德謙各補《金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其統補遼、金、元三史的有倪燦、盧文弨、金門詔。
在這類補作中，當以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志》四卷爲最佳。以前人做補志的，尚有舊目可憑藉，而《元志》則獨不然，故搜羅材料最難。其書雖標《元史》，而仍附遼、金，沿用史志舊例，並非純乎斷代。創稿于乾隆癸酉，成于庚子（據黄鐘跋云撰《元史氏族表》的年份，《藝文志》約略相當）。經過三十年的鑽研，宜其精密無匹了。
第七節 官家目録
官家目録的原始
古代的書籍，用竹簡編製成册，它的篇目一定有先後次序，就應該有目録。《隋志》：“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用這個“蓋”字，是表示懷疑，因爲没有可徵的材料，不過按理來推，想當然罷了。
我們不須遠求，就漢代説，只知劉向父子爲目録的創始人，其實在他們之前，可能已有目録，但是没有傳下來。《漢志·兵書略叙》：“漢興，張良、韓信叙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奏記《兵録》，猶未能備。”這説明在高祖、武帝的時候，已有校理兵書的事。説“定著三十五篇”，又説“奏記《兵録》”，這明明有目録的。後來劉向作叙録，也説“定著若干篇”，也是“奏上”，便是用張良、韓信、楊僕的舊制。由于劉氏有目録，也可推知張良他們也有目録，不能説全没有理由。
若按具體可信的材料而論，還是要推《七略》爲官家目録的第一部。
東漢官家目録
到了東漢，光武帝篤好文雅，明、章二帝，也注重經術。當時如蘭臺、東觀、仁壽闥都是藏書充積，並派校書郎班固、傅毅去作典掌。《七録叙》：“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于東觀及仁壽闥撰集新記。”後人因而認爲那時撰有蘭臺書部和東觀仁壽闥新書兩部官家書目，其實是誤會的。蘭臺書部，只是泛指部次之事，猶如圖書的分類法。東觀仁壽闥新書，是指《東觀漢記》。只有班固的《藝文志》是那時惟一的官家目録，其他如蔡邕、袁山松的書，即使存在，也是私家撰著。
鄭默《中經簿》
魏氏代漢，于董卓西遷的破壞之後，大力收羅，所得不少，藏在秘書中外三閣，命秘書郎鄭默删省舊文，除其浮僞，著《中經簿》。中書令虞松稱他的書是“而今而後，朱紫别矣”，可見鄭默是下過一番功夫而取得這些成績的。
荀勗《中經新簿》
晉武帝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在古冢中發現了大批竹書，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地下發現。其後交給領秘書監的荀勗。荀勗在這時據鄭默《中經》更著《新簿》，變《七略》之體爲甲、乙、丙、丁四部，前面已講過，不再重複。荀勗對體制的變更，是進步的，但他的整理工作却並没有做好。《隋志》：“但録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比之《七略》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大大地不如了。但是汲冢所出的《穆天子傳》，卻有荀勗的序一篇，其體略如《别録》，和《隋志》所言不合，是什麽原因呢？或許荀勗校書的起因是爲了汲冢竹書，所以對竹書特别撰有叙録。
兩晉官家目録
五胡之亂，書籍又遭一次大破壞。東晉初，李充爲《晉元帝書目》，四部僅三百五袠，三千一十四卷，少得可憐，可見當時損失的嚴重。這部書目的重要意義，是把荀勗四部的乙、丙互换，奠定了後來經、史、子、集四部的次序。又《七録叙》“《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録》”，《隋志》“《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録》三卷”，並没有撰人姓名。二者名雖稍異，而實即一書，《舊》《新唐志》著爲丘深之撰。丘深之即丘淵之，字思玄，吴興烏程人，附見《宋書·顧琛傳》。唐人避高祖諱，改淵爲深。
宋齊梁陳官家目録
劉宋一代目録最多。元嘉八年有謝靈運的《四部書目録》，見《舊唐志》後序。營陽王景平中有殷淳的《大四部目》，見《宋書·殷淳傳》及《七録叙》。蒼梧王元徽元年有王儉的《四部書目録》，見《隋志》及《舊唐志》。王儉的《元徽書目》，仍用四部的序次，因爲是官家目録，不得不遵守舊制，他是不能滿意的，所以又别撰《七志》，則用《七略》的體制。《七志》雖是私家目録，因爲曾經表上，所以也同于官書了。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官至祕書丞。《南齊書》有傳。所撰《七志》，據《宋書》稱三十卷，《南齊書》稱四十卷，《新唐志》稱《今書七志》七十卷，賀蹤補注。則七十卷本當是賀蹤作注時的分卷擴大。據阮孝緒《七録叙》：“依《别録》之體，撰爲《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技》爲《術藝》。以向、歆雖去七略，實有六條，故别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兩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録，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隋志》同，並附子目（詳附表）。末云“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他對分類的理論，必有發揮，可惜已失傳了。
南齊有王亮、謝朏等的《四部書目》。梁有任昉、殷鈞的《四部目録》（又名《秘閣書目》），劉孝標、丘賓卿的《文德殿書目》，梁鈞的《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録》，劉遵的《梁東宫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的術數之書，另立一部，使祖暅撰之，故梁有五部之目。
梁時又有一傑出的目録，則阮孝緒的《七録》便是。因爲是私家目録，故在下面再講。
陳代的官家目録，《隋志》著録的有《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録》四卷，《德教殿四部目録》四卷，《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録》二卷，共三種，都没有編撰人姓名，其書也旋即失傳。《隋志》：“隋氏平陳，所得之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陳朝的統治者不過偷安江左，不如梁朝那樣注重經術，所以南北朝時代要算陳朝最不足觀了。
北朝書目考略
自晉元帝渡江以後，中原淪陷，連年戰争，無暇顧及文化。直到托跋魏興，孝文帝篤好儒術，而秘書丞盧昶撰有《甲乙新録》。《魏書·儒林·孫惠蔚傳》謂盧昶上書請在秘書省校考書籍，并提到盧昶的《甲乙新録》。《隋志》等書都没有著録，或許這部書並未傳布。其書名曰《甲乙》，是爲六藝、諸子，還是甲乙概括了丙丁，現在無從考信了。《隋志》只有《魏闕書目録》一卷，内容也不知怎樣。
北齊、北周兩代，雖都曾命官校書，究竟有没有編成目録，各書都没有著録。
隋代官家目録
隋朝統一了南北，文帝從牛弘的建議，派人到民間去搜書，秘册異本，發現了不少。平陳之後，把所得的書籍撰爲《開皇四年四部目録》四卷。其後又有《開皇八年四部目録》四卷，當是重修的。又有《香廚四部目録》四卷，大約香廚是藏書的地方。當時求書的定制是凡獻書一卷，便賞絹一匹，故所得很多，後來也多依此法以訪書。
《隋書·許善心傳》：“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開皇）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有淆亂。善心仿阮孝緒《七録》更製《七林》，各爲總叙，冠于篇首。又于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七林》爲《七略》流派的最後一種，《隋志》漏失不載，序中也没有提及。它篇首有總叙，部録下明作者之意，體例和《七略》彷彿，可能勝于《七志》《七録》，因爲《隋志》説“《七志》不叙作者之意”，又説“《七録》淺薄不經”，可以比較而知，可惜失傳了。《唐志》又有王劭的《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文帝時屢次編修目録，可知當時得書之多了。
煬帝也性好讀書，西京所藏，多至三十七萬卷，命柳顧言等除去重複的，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成《大業正御書目録》九卷。唐初平王世充，盡收没所有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泝河運至京師，經過砥柱，船覆，書亦漂没，只存目録。這是古書又一次大損失。後來修《五代史志》，就根據這目録爲《隋書經籍志》。前人多以爲《隋志》根據《七録》，並不正確，説已見前。
唐代《羣書四録》
唐玄宗開元三年，令馬懷素、褚无量整比内庫舊書。懷素請續王儉《七志》，從之。不久，懷素死了，書未成。又詔令秘書官草定四部，因參加編修的意見不統一，也未成。七年，命元行沖代懷素，歷時五年，遂成《羣書四録》二百卷。在官家目録中，除了後來的《四庫提要》，要算此書卷帙最富了。可惜至宋代已不見著録，至今更隻字無存。
《崇文總目》有《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這部書在宋初尚存，歐陽修等修《唐書藝文志》，即以它作依據。至《玉海》卷五十二引韋述《集賢注記》：“天寶三載閏二月，更造四庫書籍（《唐會要》作書目）。”查《崇文總目》已不收此書，恐歐陽修也没見過。
宋代《崇文總目》
五代大亂，無暇文事，故没有目録傳世。至宋太祖乾德時，有《史館新定書目》。真宗時，詔編館閣圖籍目録，又有《太清樓四部書目》，均見《玉海》。仁宗景祐初，以三館及秘閣所藏，詔王堯臣等仿《開元四部録》之體，編成目録六十六卷，所收有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元年十二月進上，賜名《崇文總目》。原本在每條之下，都有論述一篇，説明書中的内容，體制很好。《四庫提要》承朱彝尊的意見，説是被鄭樵把論述删去，只存書名，故《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所著録的只有一卷了。清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十二卷。嘉慶中，錢東垣等又從它書搜集殘文，加以考證，編爲五卷，并《附録》一卷，得略見此書概貌，雖卷帙不全，但在宋代的官家書目中，好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神宗熙寧、哲宗元祐時，都有書目，見《玉海》引《中興書目》和《會要》。到了徽宗時，《崇文書目》所收的書，已有不少亡失了。政和中，把續得的書增補進去，改名《秘書總目》。可惜都没有傳本。
南宋官家目録
靖康之難，又一次文化的大損失。幸高宗南渡後盡力訪求，故館閣所藏很富。《直齋書録解題》有《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紹興改定。《通志略》有《求書目録》一卷，明《文淵閣書目》有《四庫闕書録》一部，錢曾《述古堂書目》有《紹興改定四庫闕書（記）》二卷。名稱雖異，其實即是一書。惜傳本罕見。道光時，徐松從《永樂大典》輯得一卷，題曰《四庫闕書目》。又《玉海》：“紹興初，改定《崇文總目》《秘省續編四庫闕書》。淳熙四年十月，少監陳騤言乞編撰書目，五年六月九日，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凡五十二門，計現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復參《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史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閏六月十日，令浙漕司摹版。”今除《崇文總目》有輯本外，其他並無傳本。葉德輝始得抄本《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爲之考證刻行。近人趙士煒又輯成《中興館閣書目》和《續目》。
宋代凡四次修國史，每修一次，必有藝文志，一曰《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二曰《兩朝志》（仁宗、英宗），三曰《四朝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曰《中興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志的每類都有小序。後次續修，大抵把後來所得的來增補前志所無。元人修《宋史藝文志》，便依據這四志加以删併而合爲一書。
元代的文教不如武功之盛，並没有撰修目録，只有王士點撰的《秘書監志》載，至正時王道關曾建議編目。當時監中藏書，統計經類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册，子、史、集尚不在内，尚稱豐富。但對王道關的建議曾否采用，則不得而知。
明代《文淵閣書目》和《内閣書目》
明正統時，楊士奇撰《文淵閣書目》二十卷，其體例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五十橱，每書只著書名和册數，而不著撰人和卷數，甚至于“往”字三橱的新志，大半並册數都没有注。錢大昕謂“此目不過内閣之帳簿，初非勒爲一書，如《中經簿》《崇文總目》之比”，在歷代官家書目中，編次是最草率的了，但也開闢了後來藏書家目録之一派。神宗萬曆時，張萱等把閣中藏書重加整理，編爲《内閣藏書目録》八卷。分爲部類，補了撰人姓名，偶有幾種附有解題，雖很簡略，又卷數也不能全著，闕點尚多，然比《文淵閣書目》整齊得多了。
清代《四庫總目》
清代文教大興，《四庫全書》的編纂，是爲一大盛舉。乾隆三十九年，下詔訪求遺書，四方藏書集中京師。于是開館延士，作大規模的編纂工作，分爲應刻、應鈔、應存目三種。又從朱筠的建議，于《永樂大典》内搜輯佚書，檢出没有傳本的用活字排印，即《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有益實用者，精鈔詳校，彙爲《四庫全書》，藏于文淵閣。其認爲内容較差的，只存書名，謂之“存目”。每書都校其得失，舉其大旨，列于本書卷首，名曰“提要”。又合各書的提要爲一編，爲《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又因卷帙太多，翻閲不便，另輯《四庫簡明目録》二十卷。總纂是紀昀，至四十六年才全書告成。雖其中還存在着不少闕點，然集中了一時的專家學者的力量完成的這樣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吸收其精華，吐棄其糟粕，仍是我們研究古代文化所不可不讀的一部好書。
清代的《天禄琳琅書目》
乾隆四十年又命于敏中等把昭仁殿所藏的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寫宋本，編成《天禄琳琅書目》十卷。其例以書的刻版時代爲次。一書而兩刻皆工緻，則兩本並存。一版而兩印皆精好，也兩本並存。每書各有解題，詳其鋟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的源流。嘉慶時，又命彭元端等依前編例爲《天禄琳琅續編》二十卷。這一目録，遂開了後來藏書家專重版本目録的先例。
以上綜合叙述了自漢至清的官家目録，可以看到歷代藏書的盛衰和學術的興替。因爲藏書和學術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大抵目録興盛的，它的學術也興盛，反之亦然。今天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也需要批判地接受前人積累的豐富知識，那末，對于目録學是必須給予重視的。
第八節 私家目録
私家目録的溯源
前面所述史志、官家兩類目録，大都據當時所見書籍著録；即如《漢志》之據《七略》，《隋志》之據《七録》和《大業正御書目録》，雖出于間接，由于《七略》《七録》和《大業正御書目録》都是可以確信的，就等同于知見目録了。只有少數如鄭樵《通志藝文略》，焦竑《國史經籍志》才不足爲憑。至于私家目録，大都把自己收藏的書籍編目，收藏有多少，不可能憑它來看學術的全貌，然它對于考徵古文獻的存佚、真僞等，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私家藏書的風氣，雖自古有之，而目録的傳世，則始于宋，盛于明、清。私家藏書目録最早而可考的，據《梁書·任昉傳》：“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高祖使學士賀蹤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這是任昉的藏書確有目録。再推而上之，阮孝緒《七録序》：“徧致宋、齊以來王公紳墳籍之名簿。”可知任昉以前，王公紳所藏已有目録，《玉海》引宋李淑《邯鄲書目序》：“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録》，迄元毋迺備。藏家者唯西齋著目。”他説私家藏書目録始于唐吴兢的《西齋書目録》，這是考證未確。
私家目録有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作的，便不是只據私人所藏，而必須博采舊目了，如阮孝緒的《七録》，就屬這類。宋王應麟《玉海》中的《藝文部》，也當屬于這類。其他屬于私人所藏的目録，宋明以來傳世的，實在不少，有的内容豐富，編撰有體，可資參考；也有只羅列書名，等于帳册，實無所用的。下面就比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來作介紹。
梁阮孝緒《七録》
私家目録而在目録學方面有重要地位的，當以梁阮孝緒的《七録》爲第一部。《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大同二年卒，年五十八。門人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等書二百五十餘卷，行于世。”又他的《七録》自叙：“凡是宋、齊已來，王公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録。”阮孝緒只是一個處士，没有官爵，所以没有參加編寫官家目録的機會，然而他卻有志于編寫一部有系統的、可以補史志和官家目録的新目録。個人收藏是萬萬不够的，必須廣泛地搜羅王公紳的名簿。也可説是彙集了宋、齊以來私家書目的大成，可能包括了任昉的書目在内。
《七録》分爲内、外篇，内篇五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這五録即用經、史、子、集的次序，不過稍變了名稱。至技術别爲一録，即仿劉孝標的《文德殿書目》的成例。外篇二録：一曰《佛法録》。二曰《仙道録》。《漢志》道家在《諸子》，神仙在《方技》，本非一家，那時尚没有佛。道士的經，也出于東漢之後。荀勗作《中經簿》時，佛經只有十六卷（見《七録叙》），應列在近世子家，道經當也是同例。王儉作《七志》，因這二家非《七略》所有，所以附見于後。到梁時佛經的翻譯大盛，也由附庸而蔚爲大家，故别立一録，而以仙道作配，共成七録。我們每把王儉《七志》和阮孝緒《七録》並稱，似乎不分上下，其實王儉的《七志》是純乎復古，《七録》才是斟酌于古今之間，又就書的多少來分部，着重實際，而不偏執前人之成説，應該在王儉之上。可惜原書已亡，只有《廣弘明集》中保存了一篇叙文。
阮孝緒《七録》的編成，得到友人劉杳的大力幫助，自叙中已提及。劉杳自己也有《古今四部書目》，阮序説：“通人平原劉杳，聞余已著先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大約就是指這部《古今四部書目》。
唐開元時的毋煚，參加過《羣書四録》的編修，又自著《古今書録》四十卷，本是私家目録，後被抄入《舊唐書經籍志》，便列入官書了。他又有《開元内外經録》十卷，《舊唐志》引自叙：“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録，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以釋、道並録，而近姚名達《中國歷代佛教目録所知表》，却漏未列入。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宋代目録學家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的《直齋書録解題》，是兩部重要的著作。後來有人稱目録學爲晁、陳之學，表明了他們兩人在目録學方面的顯要地位。
晁公武字子止，鉅野人，官至敷文閣直學士，世稱昭德先生。南陽井憲孟爲四川轉運使，家多藏書，悉數送給了公武。公武把這些書一一校讎，並寫出每書的大略，彙編成這部《讀書志》。書中不但有讀書的心得，又附入了不少遺聞佚事，可以作爲辨章舊聞的材料。他這時作守榮州，所以加上郡齋兩字。此書傳世有衢州和袁州兩個本子。公武原書先在蜀刻行，後來蜀中另刻了姚應績編的二十卷本，内容有所增加。淳祐己酉，南充游鈞傳刻姚本于信安郡，這就是衢州本。番陽李安朝于原志四卷之後，另録趙希弁藏書中有公武題識者爲《附志》一卷，録衢州本姚氏所增部分爲《後志》二卷，又增訂《考異》一卷，刻于宜春郡，這就是袁州本。宋刻真袁本失傳已久，前人所見的抄本，已不是原書面貌，直至張元濟得到了故宫所藏宋刻真袁本影印，遂解決了以前許多誤解。
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各有序。經部其類十：一曰易類，二曰書類，三曰詩類，四曰禮類，五曰樂類，六曰春秋類，七曰孝經類，八曰論語類，九曰經解類，十曰小學類。史部其類十有三：一曰正史類，二曰編年類，三曰實録類，四曰雜史類，五曰僞史類，六曰史評類，七曰職官類，八曰儀注類，九曰刑法類，十曰地理類，十一曰傳記類，十二曰譜牒類，十三曰目録類。子部其類十六：一曰儒家類，二曰道家類，三曰法家類，四曰名家類，五曰墨家類，六曰從横類，七曰雜家類，八曰農家類，九曰小説類，十曰天文曆算類，十一曰兵家類，十二曰類書類，十三曰雜藝類，十四曰醫書類，十五曰神仙類，十六曰釋書類。集部其類有三：一曰楚辭類，二曰别集類，三曰總集類。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
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安吉人。這書每種詳載卷數和撰人姓名，並品題書中的得失，考證極精，與《郡齋讀書志》相似。倪燦、黄虞稷《宋史藝文志補》作五十六卷，今本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等輯出的，分爲二十二卷，已不是完書了。相傳毛晉有宋刻半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舊鈔殘本，存楚詞類一卷，别集類三卷，云是陳氏原本。盧文弨又得子部數卷于鮑廷博家。那末，此書世間尚有原本全書存在，也未可知。其例，把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不標經、史、子、集之目，其實列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仍是按照四部的分類法。
尤袤《遂初堂書目》
尤袤的《遂初堂書目》一卷，在宋人只有書名的目録中，這是僅存的一種。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簡。他藏書極富，公餘常閉户謝客，手鈔古書，曾向友人李燾説：我手鈔的書，飢讀之當肉，寒讀之當裘，孤寂讀之當友朋，幽憂讀之當金石琴瑟。此書分經爲九類，史爲十八類，子爲十二類，集爲五類。非但没有解題，連卷數及撰人姓名也没有注出。唯别集、總集兩類尚有注出的，體例又不一律。李文簡説：“延之所藏甚富，後遭鬱攸之厄，此本殆燼餘之目矣。且《放翁集》亦録入，是出尤氏後人所輯，非原書也。”據此，卷數和撰人姓名當是被後人删削。其子部别立譜録一門，收入了《香譜》《石譜》《蟹録》等無類可附的書，這是最好的創例。又一書而兼載數本，如《史記》有川本、嚴州本，《前漢書》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後漢書》有川本、越本，《三國志》《晉書》都有川本、舊杭本，也開了後來目録兼載各本的一派。這書雖只寥寥二十多葉，有如書估帳簿，然仍頗有可取的地方。
明高儒《百川書志》
《百川書志》二十卷，明高儒撰。儒字子醇，號百川子，古涿人。明嘉靖時武弁，好藏書，嘗謂：“書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教令，聚散無稽矣。”他費了六年的考索，分四部，列九十三門，成此二十卷。每種大都有簡單解題，尚稱明晰。又把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施耐菴的《忠義水滸傳》列入了史部的野史類，王實甫、關漢卿等的戲曲列入了史部的外史類，瞿佑的《剪燈新話》列入了史部的小史類。這些在封建時代士大夫所視爲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不收入子部小説類而收入了史部，這是他的獨特的看法。這書《四庫全書》中没有著録，流傳很少，一九一四年葉德輝才據鈔本刻行。
錢曾《讀書敏求記》
《讀書敏求記》四卷，清錢曾撰。曾字遵王，自號也是翁，常熟人，爲謙益的族曾孫。這書專記所藏宋元舊録各本，多論繕寫刊刻的工拙，對于考證不甚留意，開了藏書賞鑒的風氣，後來頗爲盛行。《四庫提要》指出了它分類配隸和真僞不辨的錯誤，同時也承認它“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别尤精”。故友章氏鈺爲撰《校證》，廣搜博引，遂爲研究版本學不可不讀的要書。
清黄丕烈《黄蕘圃遺書》
清代乾隆、嘉慶、道光時，蘇州多藏書家，而尤以黄丕烈最爲傑出。這時，毛晉、錢曾、季振宜、徐乾學諸家的藏書正陸續散出，多被他收得。他精于鑒别，宋元佳槧，精校名鈔，一時集中在士禮居。先取宋刻本一百多種，屬顧廣圻作《百宋一廛賦》刊行，其全目殁後由瞿中溶編定，竟不知所在了。幸而他每得一書，必詳細地校勘，往往附以題識，由于見聞之廣，論斷之精，名言法語，可采的很多，所以，後來談藏書的都推他爲一大宗。先有潘祖蔭、江標、繆荃孫等相繼搜集爲《士禮居題跋記》刊行，我也曾彙輯爲《蕘圃書跋合編》，内容較《讀書敏求記》更廣博精當。
黄丕烈的流派，先有常熟之張，又分爲瞿、楊、丁、陸四大藏書家，各有書目，分述如下：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昭文張金吾撰。他把所藏宋元舊槧、鈔本中有關實學而傳布不廣的，略依《四庫總目》的次第編載，《四庫》未收的也以類附入，大致元以前爲詳。它的特點，凡一書必先列某某刻本，兼載各家序跋，仿馬端臨《經籍考》和朱彝尊《經義考》的前例，在私家書目中尚屬創見。再就原書加以考證、校讎，然後會集所得，各爲解題。各書標目，悉依原本。所增的時代及撰著等字，以陰文爲别，也頗清晰。其體例最善，後來藏書志多仿效它。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
常熟的藏書風氣是有歷史根源的，錢謙益、錢曾、毛扆雖有目録流傳，但都没有解題。《讀書敏求記》偏重賞鑒，《愛日精廬藏書志》後來居上，至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而始稱完美。瞿氏先延黄廷鑑、王振聲任編撰，後延王頌蔚、管禮耕、葉昌熾爲校訂，都是著名的專家。《周易》《左傳注疏》十行本，《穀梁注疏》宋監本，各附校勘記，體例極善，也是創例。又補《周易象義》之闕，正周氏本《毛詩傳箋》、汪氏本《公羊解詁》之譌脱，讀一書可得數書的功用。在近世藏書志中，尚没有超過他的。
楊紹和《楹書隅録》
聊城楊以增當嘉、道間，喜收書籍，多獲黄丕烈舊藏，築海源閣爲貯藏所在。他的兒子紹和，把藏書的一部分，包括宋元刊、鈔本、校本，各記其行款、印章、題跋，成《楹書隅録》五卷，又《續編》四卷。中以《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四經，《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都是宋刻佳本，最煊赫有名。惟紹和所附考證殊屬寥寥，且多舛譌，只可供藏書家的參考，而非讀書家所亟需，在四家書目中評價較低。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當太平軍起義時，杭州遭封建統治者的破壞很大，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在兵火中遭殘損，經當地丁丙兄弟極力保護，並把殘闕的一一鈔補，復爲全書。他自己的藏書，編成《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每種各有解題，考訂雖不如瞿目的精審，而搜集材料却非常豐富，在瞿目之上。瞿目注重宋、元刻本，他所著録的宋、元刻較少，而明刻却甚可觀。他的特點，尤在留意校本、稿本，後來刻書者往往向他借取材料，使之能爲研究者所參考。四家書目中當與瞿氏並重。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
歸安陸心源得郁松年的宜稼堂藏書，又有力好古，江浙舊家的遺書，都奔凑而至，遂以藏書雄冠海内。他所著的《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出于李宗蓮之手。仿《愛日精廬藏書志》例，全録各書序跋，而考證語則别編《儀顧堂題跋》及《續跋》各十六卷。他樓名皕宋，是誇張藏有宋刊本二百部，將掩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實際不過百十部，其他則是把《玉海》附刻，《百川學海》之類拆散分列以充數罷了。他校刻的叢書和自著書，都很草率，不像出于大藏書家之手。光緒三十三年，皕宋樓所藏全部被日本岩崎氏以日金十一萬八千元買去，中華國寶，流于異域，這確是一件不可彌補的損失。
晚近有名的藏書志
近時私家目録較有系統的，有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八卷、《續記》八卷、《再續記》七卷，葉昌熾的《滂喜齋藏書記》三卷，鄧邦述的《羣碧樓善本書録》六卷，又《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七卷，繆荃孫代張鈞衡的《適園藏書志》十六卷，張元濟的《涵芬樓燼餘書録》四卷，又代潘宗周的《寶禮堂宋本書録》四卷，這些都是有解題的。其他只有書名的，則多不勝舉，且與目録學關係不大，一概從略了。
第九節 地方著述目録
方志藝文志的重要
地方志乘，本是一地方的歷史，與國史不過具體而微，國史有藝文志，所以紀一代的文獻；志乘有藝文志，所以紀一地的文獻，它的功用相等。且各地的藝文志倘是都能編得徵實可信，那末，彙合起來就是一部完整的國史藝文志。由于每一地方範圍較小，訪求的也耳目易周，只要每地有幾個有心人，就容易成事。宋鄭樵《通志·校讎略》中有《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三曰因地以求：“《孟少主實録》，蜀中必有。《王審知傳》，閩中必有。《零陵先賢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讚》，桂陽必有。《京口記》者，潤州記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山記》必見於茅山觀。《神光聖跡》必見於神光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求於申公之後。黄君俞尚書《關言》雖亡，君俞之家在興化。王棐《春秋講義》雖亡，棐之家在臨漳。徐寅文賦，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居長樂。如此之類，可因家以求。”這兩個求書方法，説明了訪求地方文獻的有利條件，而以本地人做訪求工作，當比外地人更周密，所以志乘之列藝文，幾乎是不可闕的項目。
方志藝文志創自《剡録》
地方著述目録的創始者，在北齊、北周之間。劉知幾《史通·書志》篇：“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關東風俗傳》雖已失傳，觀其書名，可知是關東的地方志，它的《墳籍志》，羅列當時的書名撰者，無疑開後來方志藝文的先例了。
《宋史藝文志》有《川中書籍目録》二卷，又《諸州書目》一卷，好像是屬于地方著述的書目，但姚名達據《宋會要》考得這兩個目録是川中和諸州藏書之目，並非記本地人的著作。在宋代的方志中，《嘉泰會稽志》有《遺書録》，惟所録的是整篇詩文，並無書目。只有高似孫的《剡録》卷五有書有文，所謂書，是羅列了戴逵、阮裕、王羲之、謝玄、孫綽、許詢、支遁、秦系、吴筠、靈澈、鄭言、謝靈運、顧歡、葛仙翁十四人的著作和阮、王、謝氏家譜的名目共四十二部，各有卷數。所謂文，是專鈔謝安、戴逵等的單篇文章十五篇，皆與剡有關的，並非都是出於本地人之手。這書成于嘉定甲戌，現存方志有目録的，没有比它再早的了。
《剡録》並不稱爲藝文志或經籍志，後來用其實而變其名，也是取法乎史志。但内容很不一致，如同稱藝文而或録書目，或録詩、文，雖都源出于《剡録》，而没有統一的規定。倘爲了便于認識起見，不妨把記書目的稱經籍，録詩文的稱藝文，雖不符合于《漢書藝文志》的初義，似也不妨因時變通。
方志藝文志的兩種體裁
地方目録又有兩種不同的體裁：一是以書編次的，一是以人編次的。以書編次的是史志藝文的通例，以人編次的是方志藝文的變例。這變例的問題，尚須研究。《剡録》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各以族姓相次，與這裏的以人編次，性質也不同。以人編次的原因，可能是依某人的傳志，後面羅列了所著書的名目；修志者照樣鈔下，約略依時代先後排列就成了。這未免有些因陋就簡，然偏處一隅，也只能這樣做。因爲一地著述無多，倘必照四部分類，那便闕門太多了。在人文較盛的地方，就應該以書次爲妥。蘇州向來是人文最盛的地方，歷代著述很多，參加修志的，道光志有黄丕烈，同治志有葉昌熾，都是有名的專家，爲什麽兩志的書目和藝文都是以人而不以書編次呢？推究起來，也有一個原因。以書編次的，必須每一部書都經目覩，詳察内容，才能妥當；倘只據書名，往往把内容誤認，鬧成笑柄。可是修志者所據材料，一是舊志的舊目，二是采自各家書目，三是根據各人志傳的附目，四是采訪所得，都不可能一一目覩。爲慎重起見，反不如以人編次爲妥了。以人編次的又有一種方便，在没有書名索引的綫裝書，可以檢一人而他的著述便全部在目，不須按部去尋。但這限于只有書名的經籍志，倘有解題的，就以書編次爲宜了。至今這兩種不同的體裁，還是並存着。
方志藝文志的單行本
方志的修輯，由于條件的不同，大致通志比府縣志好，大府名縣又比一般的府縣好；又要看主修的人，倘是有名的學者，也一定比較好。藝文是方志中的一項，自然不能例外。方志中的藝文有别出單行的，必爲了它的内容豐富和體例精善，如鄭元慶的《湖録經籍考》六卷，就是《湖録》中的一部分。《湖録》是湖州的地方志，鄭元慶這部書是向來有名的，可惜全書未刻而失傳了，吴興劉氏嘉業堂得《經籍考》鈔本付刻，體裁是以書編次而每種都有解題。管庭芬原編、蔣學堅續編的《海昌藝文志》二十四卷，本是《海寧州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編次的，而又把作者的姓按韻目來排列，檢查很方便，每人著字號仕履，每書附序跋及按語。龔嘉儁等的《杭州藝文志》十卷，本是《杭州府志》的一部分，以書編次而不附解題。故友丁祖蔭的《常熟藝文志》一卷，本是《常熟縣志》的一部分，是以人編次，按韻排列而不附解題。這些别出的單行本，即作爲獨立的著述，也未嘗不可。又《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録》，凡是志中有藝文、經籍、書目的都特别注出，參考很方便，也是編目的一種方法。
方志藝文的專著
地方著述目録不載方志而别爲專書的，據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有明祁承的《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明曹學佺的《蜀中著作記》十卷。周天錫《慎江文徵》，有明姜準的《東嘉書目考》。這些書都已失傳。洪亮吉《更生齋集》有邢澍《全秦藝文録叙》，稱其書仿歷史藝文志，而參以《經義考》之例。今《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録類）》有邢澍《關右經籍考》十一卷，大約就是這部書後來的改名。這是現存地方目録專書中最早的了。
總論方志藝文的體例
孫詒讓的《温州經籍志》三十三卷、《外編》二卷，義例精審，條理完密，可以説是專書中體例最好的一部。全書以書編次，而全録序跋，仿馬氏《經籍考》、朱氏《經義考》例。又每書下注存、佚、闕、未見四目，也是用《經義考》例。于是一掃濫列虚名、有目無書的流弊。每書最後，間有自加按語，考證都確有所見，絶無空論。《叙例》論斷限有一則，關于僑寄者云：“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界域，刻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此編所收文籍，區别特嚴。大抵自内出者録父而删子（原注：如經部録葉味道《儀禮解》，而子部不録葉采《近思録》之類），以父尚温産，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録子而闕父（原注：如集部録徐璣《二薇亭詩》，而經部不録徐定《春秋解》之類），以子既土著，父猶寓公也。”一般方志藝文收録，有的以多爲貴，有的失于稽考，往往名不副實，孫氏這個斷限標準，是很謹嚴的。又《叙例》第十則：“游宦名賢，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閎規；子温《橘録》，萃永嘉之珍産。考徵所籍，捊緝須詳，然主客之間，當有畛域。而温州舊志，並與本郡著述相廁，尤爲無例。今别録爲《外編》一卷，以爲蒐討舊聞之助。”方志著録，自當以本地土著爲主，而外地人的有關當地著述，當然也不可不收，但不應主客相混。孫氏别列《外編》以專收這一類書，也是最妥當的辦法。
繼孫氏而起，爲一地藝文專書的，有項元勛的《台州經籍志》四十卷、胡宗楙的《金華經籍志》二十四卷，都是一府的專書。故友陸惟鍌的《平湖經籍志》十六卷（原書三十二卷，後半未刻），則是一縣的專書。徐世昌的《清畿輔書徵》四十一卷，則是斷代體的。
第十節 專科分類目録
專科目録的溯源
藏書家的目録，旨在各部各類的齊備，不論内容怎樣，都須兼收並蓄，而對于讀書人來説，要求是不同的。讀書人的術業有專攻，對于所攻的某一類書籍，需要尤爲迫切，搜羅更須廣博，于是專科的目録，就爲適應這要求而産生了。
漢初韓信、張良的次序兵法，删一百八十二家爲三十五家，雖無法知道它的内容，但無疑是專科目録的創始者。佛法傳入中國，翻譯的經典很多，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有朱士行的《漢録》一卷。西晉惠帝末，有竺法護的《衆經目》一卷。懷帝永嘉中，又有聶道真的《衆經録目》一卷。以後編目的不下數十種之多。《隋志》有《法書目録》六卷、《名手畫録》一卷，則書畫有專目。《新唐志》有楊松珍《史目》三卷、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則歷史有專目。宋志有歐陽修《集古録》五卷、崔君授京兆尹《金石録》十卷、趙明誠《金石録》三十卷，又《諸道石刻目録》十卷，則金石有專目。大約時代愈近，則分科愈細，專目的分類也愈多。從清至今，作者紛起，對于科學研究者的幫助確是很大。
專科目録的門類
專科目録的門類，約可分爲經解目録、譯書目録、哲理目録、文字目録、教育目録、社會科學目録、自然科學目録、應用技術目録、藝術目録、文學創作目録、地理目録、金石目録、歷史目録等十多種。今略舉其體例特善、搜集較備者以供參考。
朱彝尊《經義考》
清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是總結歷代經學書籍的大目録。其書初名《經義存亡考》，只列存、亡二例，後來更分爲存、闕、佚、未見四例而改今名，這樣區别，最爲翔實，故後來目録家多取爲法則。又仿馬端臨《經籍考》而推廣之，每種書下遍輯史傳、地理志和各書序跋、諸家之説，或附自己按語。分爲三十門：御製勑撰一卷，經義十五門共二百五十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合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録各一卷，通説四卷，家學一卷，自叙一卷，共三百卷。其宣講、立學、家學、目叙四門原闕，則因朱氏未及完成而卒，遺稿本無。惟朱氏雖廣稽博覽，究有一定的限制，有些以爲已佚已闕的書，後來續有發現。小學只載《爾雅》一類，而並没有遍考小學的全部。元、明以下，或只據其他書目轉載，因而序跋多漏去未録。後來翁方綱有《經義考補正》，謝啓昆有《小學考》，都是彌補這些闕點的。
《小學考》和《許學考》
朱氏《經義考》于小學類只有《爾雅》二卷，而没有形聲、訓詁，未免闕而不完。謝啓昆乃屬胡虔、鄭鱣依前例續考補之，冠以勑撰二卷，次爲訓詁六卷、文字二十卷、聲韻十六卷、音義六卷，共五十卷。朱氏于同時師友的著作，並皆收入。此書則一律不收，只于按語中及之。史傳有不録現存者之例，私家著述本來不必效法，而反致多所闕漏。畢沅的《釋名疏證》有楷字和篆字兩刻本，篆字刻本是定本，内容稍有不同，這裏只收楷字本，蓋誤爲和篆字本内容全同。這類小闕點還是有的。又如清人對于《説文》的研究，著述如林，這裏所收寥寥。黎經誥又别撰《許學考》二十六卷以補其闕。學問愈推愈細，著作愈出愈新，既有爲過去的作總結，就有待于後來的補充，看《經義考》的發展爲《小學考》，又爲《許學考》，可知學問的無窮，而編目也非容易了。
章學誠《史籍考》的擬例
我國古籍，以史部爲最富，經部既有了朱氏總結的目録，史部似不容没有，乾隆時畢沅屬大史學家章學誠擔承編纂《史籍考》的工作，當然是最適當的。章學誠跟着畢沅在開封、武昌專力纂輯，全書將成，而畢沅因事降職，工作遂告停頓。嘉慶時，學誠再得謝啓昆的相助，在杭州繼續編輯，成書與否，没有下文。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今傳學誠的《論修史籍考要略》一文，弘綱畢舉，精義獨標，可見其規模之宏大。其目：“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經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擇，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選，十曰譜牒宜略，十一曰考異宜精，十二曰版刻宜詳，十三曰制書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採摭宜詳。”中惟十三的制書宜尊，十四的禁例宜明，猶是封建餘毒，必須删去，其他已爲編輯《史籍考》的確定了體例。
余紹宋《書畫書録解題》
近人所撰專科目録體例稱佳者，當推余紹宋的《書畫書録解題》。其書十二卷，分爲十類，每類又分子目。一曰史傳：一、專史，二、小傳，三、通史。二曰作法：一、體製，二、圖譜，三、歌訣，四、法則。三曰論述：一、概論，二、通論，三、專論，四、雜論，五、詩篇。四曰品藻：一、品第，二、評隲，三、比況，四、雜評。五曰題贊：一、贊頌，二、題詠，三、名蹟跋，四、題自作，五、雜題。六曰著録：一、記事，二、前代内府所藏，三、一家所藏，四、鑒賞，五、集録。七曰雜識：一、純言書畫者，二、不純言書畫者。八曰叢輯：一、叢書，二、類書，三、叢纂，四、類纂，五、摘鈔。九曰僞託：一、書部，二、畫部，三、書畫部。十曰散佚：一、書部，二、畫部，三、書畫部。對于未見的，别輯一篇，附在十類的後面。首有總目叙略，説明歸類的理由，並于總目各書下略注撰人和書的内容。各類皆先列書部，後列畫部，並各依時代爲次。各書皆有解題，除了説明内容之外，附以評論。又節録原書序跋之有關涉者。末附著書時代一覽表，分著者、年略、書名、成書年分、類别五格。最後有著者索引。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
其次爲林鈞的《石廬金石書志》二十二卷，仿藏書志例，每書有題要叙述大旨，并録題跋印記。所收書九百六十九種，分類十二：一曰分地，二曰斷代，三曰録文，四曰存目，五曰圖譜，六曰石經，七曰記載，八曰考證，九曰釋例，十曰字書，十一曰法帖，十二曰雜著。略依葉昌熾《語石》以書體爲準，不問古物的種類，故分類頗有失宜的，不如容媛《金石書録目》以器物爲綱而分類更爲詳密。此書的優點當在解題，由于都是據自己所藏書著録，故得一一寓目，擷取梗概，比較可信，不如展轉鈔録，印象模糊之談。
以上略述有解題的專科目録，以其對研究者尤爲有用。其他如黄文暘的《曲海總目提要》，近人謝國楨的《晚明史籍考》，周慶雲的《琴書存目》，瞿宣穎的《方志考稿》，日本丹波元胤的《中國醫籍考》，岡西爲人的《宋以前醫籍考》，也都有解題，可作參考。
近人對于專科目録的編製，日漸重視，陸續出版了不少，分類也愈細，由專科而專題，如《楚辭》《史記》和敦煌古籍都有較完整的書録，對于科學研究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