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版本的起源和發展
版本的本義
自從有了文字，便有著録文字的東西，經過了刻石、鏤金、甲骨、竹簡、木版、帛素、紙以至雕版印刷的發展歷程。在没有雕版印刷以前，文化的傳布還不能普遍。雕版印刷一次可有數十部以至數百部的成書，它對文化發展的功績是十分顯著的，後來因之而有版本這門學問。
關于版本以前的書籍體制，留在下節再扼要地談，這裏只就“版本”兩字作解釋。
《説文·片部》：“版，片也。牘，書版也。”《論衡·知量》篇：“斷木爲槧，之爲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牘。”是用斷木析成爲片，再用刀來刮削使可作書，這就叫做版。《周禮》所謂版圖的版，便是這樣。又叫做方。《周禮·硩蔟氏》注：“方，版也。”《内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之牘。”是據版的形式爲名的。這是版的起源，和後來加以刻字印刷的版是不同的。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按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這裏所持的本是什麽呢？是漢時通行的竹簡和帛素。《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引《風俗通》：“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竹簡和帛素，都便于手持。後人又稱書籍爲“書本”，顔之推《顔氏家訓·書證》：“《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从示，而江南書本多誤从手。《後漢書·酷吏·樊暴傳》：‘寧見乳虎穴。’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這個名稱，至今還是行用着。
版本名詞的始見
“版本”兩字連爲一個名辭，始見于《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傳》：“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本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又《崔頤正傳》：“咸平初，諸經版本多舛譌，真宗命擇官詳正。”是北宋初已有了。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祕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脱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葉德輝據此謂：“雕版謂之版，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他把版本兩字作分别解釋，説很精核，可以明瞭所謂版本，並不限于雕版印刷的書籍，而實際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寫本和以後的鈔本、稿本在内。
版本與造紙的關係
版本的繁盛，與造紙的發明有很大關係。紙在我國很早就有運用，在《漢書》中就有用紙的記載，近年并有實物的發現。《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陝西省灞橋發現西漢的紙》：“銅鏡三面……正面有布紋，並有殘布數片，布下有類似絲織纖維作成的紙。紙上有明顯的布紋……從出土器物看，墓葬不會晚于西漢武帝。出土的紙，雖然是長寬不足十公分的殘片，但仍可看出它的顔色泛黄，質地細薄匀稱，并含有絲織的纖維，其制作技術，相當成熟，因此似可説明紙的發明，遠在西漢以前。”不過這時尚没有用來鈔寫文件和書籍，大約生産還是不多的。東漢蔡倫，采用樹皮、麻頭、敝布、魚網作造紙原料，其質更加精美。到了晉朝，已不用竹簡和帛素而專用紙了。《大唐書儀》載李虔《續通俗文》和《太平御覽》引《桓玄僞事》，都有這樣的記載：“桓玄令曰：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黄紙代之。”今羅布淖爾北所出的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共三紙。柏爲前涼張駿時人，見《晉書·張駿傳》。這可證明紙的用于文件了。而用于書籍，尚在其後。
雕版創始的各種傳説
雕版始于何時，據近人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有七種不同的説法：一、漢朝説。二、東晉咸和説。三、六朝説。四、隋朝説。五、唐朝説。六、五代説。七、北宋説。前三種説法，都證據不足，不能成立。第四隋朝説，信從的人最多，它的根據是明陸深的《河汾燕閒録》：“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後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轉引，改“悉令雕撰”爲“悉令雕版”，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又轉引改爲“悉令雕造”，以坐實隋代確有雕版。其實都非原文，原文是出于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卷十二，這兩句作“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陸引本不誤而解誤，胡與孫作“版”、作“造”，一字之誤，全非本意。二十多年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出土了一頁殘破的紙片，上有“自官私延昌州卅四年甲寅，家有惡狗，行人慎之”殘文兩行。延昌是高昌王麴茂的年號，卅四年當隋開皇十四年。這個殘片，現存英國，據説是雕版印刷的，曾經轟動一時。後來英國的考古家鑑定並没有印刷的痕跡而取消了前議。這樣看來，始于隋朝的説法，也是難能成立的。
雕版始于唐代的實證
元稹長慶四年爲白居易詩集序：“《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摹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趙翼《陔餘叢考》説：“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歟？”《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唐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準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唐柳玭《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閲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宫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以上所舉的白居易詩、日曆和小學字書，當時即以雕版流行，日曆雖經馮宿的禁斷，但事實上終是没法禁斷的，至今還存在着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曆書實物，可惜已流入海外了。
唐代佛經的雕版
雕版術的發明，同時也給宣傳佛教提供了工具。司空圖《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化募雕律疏》（文載《一鳴集》）云：“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這時已爲重刻，則以前早有雕本了。日本僧宗叡於咸通三年來華，咸通六年歸國，除攜回經卷一百三十四部外，在帶還的雜書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見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録》）。所謂印子，就是印本。袁枚《隨園隨筆》：“余于一處見刻本佛經，有唐時年號及寫經人姓名，字畫工整，總合一卷，相連而書。此亦在馮道蜀刻之前矣。”雖没有説明什麽年號，但經目覩，應該是可信的。這都是見于記載的。而現存實物，有敦煌石室所出的咸通九年王玠造的《金剛經》。它用七張紙黏成一卷，全長十六尺，完整無闕。第一張扉頁是佛給孤獨園説法圖，以下是經文，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圖和經文，綫條挺勁，刀法圓熟，已是成熟期的作品。咸通九年距今已一千多年，是現存最古的實物。但這卷中外馳名的唐刻本，已于一九〇八年被英人斯坦因攜去，現藏倫敦博物院。
五代刻書的發展
版本始于唐代，既有實物證明，是無可懷疑了。但那時都是些零星的小品，尚没有雕刻整部的經書。直到五代唐長興三年（公元九三二年），才把《九經》雕版印刷。經這一提倡，官刻本以外，又有私刻本，包括私人著作。又有佛教、道教之徒，雕刻整部經典。刻書事業，蒸蒸日上，開了兩宋刻書極盛之風，在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但現存的已經很少了。
後唐的開雕《九經》
宋王溥《五代會要》八《經籍》：“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版，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船，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校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施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這次奏請刻《九經》印版的是宰相馮道，它的規劃可稱弘大詳備，鈔寫雕刻，既各選能手，又召集了各經的專家擔任校對，以田敏爲總負責人。自後唐長興三年（九三二年），經歷了後晉、後漢、後周三朝，至後周廣順三年（九五三年），前後二十二年之久，才完成了《九經》並《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部，共一百三十册。又《會要》：“顯德二年（公元九五五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它成書在《九經》後二年。從此儒家經典遂有了標準的刻本流行海内。馮道的人品不足論，然對此書的刊行功不可没。因雕版的機構在國子監，故稱爲監本，宋人或稱爲舊監本和古京本。
五代監本的《五經》，《孝經》《論語》《爾雅》，是李鶚所寫的，今傳南宋浙本《爾雅》卷下後，有“國子四門博士李鶚書”一行，就是翻刻五代監本。《周禮》爲“前鄉貢三禮郭嵠書”，《經典釋文》爲太廟室長朱延熙書（見洪邁《容齋續筆》）。可惜監本原刻已無一存在，反不如佛經尚有幾帙殘本。
孟蜀的開雕《九經》
五代時，孟蜀也曾版刻《九經》。《愛日齋叢鈔》：“自唐以來，所在學校廢絶，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版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邊州聞見録》：“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又恐石經流傳不廣，易以木版。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木爲佳。”那末，孟蜀的雕版和後唐長興監本，究竟哪個在先呢？據王明清《揮麈録》：“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後仕王蜀爲宰相（案毋昭裔所仕乃孟蜀，此誤），遂踐其言。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倣其製作，刊版於國子監。”是長興監本依蜀本《文選》倣製，却不言蜀本刻於何時。後人都從王明清説，定爲監本也在蜀本之後。依王國維的考證：“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即後唐清泰二年，至廣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其刊《文選》在相蜀後，自不得在長興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周廣順中，蜀相毋昭裔請刊印版《九經》。《通鑑》載昭裔開學館刻《九經》（原注：即蜀大字本《九經》，與蜀石經無涉），在廣政十六年，即周廣順三年，正田敏《九經》版成之歲。昭裔所刊，當倣其製。”與王明清之説正相反，而王國維的引證鑿鑿可據，當爲定論。雖《册府元龜》所載馮道、李愚等奏固發端於吴蜀印版文字，但並不是發端於毋昭裔的《文選》；既然雕版創始於唐，孟蜀在毋昭裔刻《文選》之前，當然已有其他印板文字了。
蜀毋昭裔的刻書
毋昭裔以私財版刻《九經》，已見前引《愛日齋叢鈔》，而焦竑《筆乘》所言尤詳：“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它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十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悦甚，即命以版還毋氏。是時其書徧於海内。”毋昭裔，見《宋史·毋守素傳》。他刻《九經》、諸史、《文選》《初學記》外，又有《白氏六帖》。毋昭裔刻書是爲了便利天下學者，他的動機是好的，私人刻整部大書，也是他創始的。《舊五代史·和凝傳》：“平生爲文章，長于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德五年曇域後序：“檢尋藁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首，雕刻成部。”按和凝是後周的宰相，他的集已不傳。貫休是蜀僧，《禪月集》二十五卷，有宋嘉熙四年蘭溪兜率寺僧可燦重刻本，遂傳至今，爲私人刻集的創始者。
吴越所刻佛經
吴越國錢俶是信奉佛教的，他曾於顯德三年丙辰和乙亥雕印《寶篋陀羅尼經》，分藏在經幢和寶塔之中。前一種，于一九一七年在湖州天寧寺經幢中發現。有題記四行：“天下都元帥吴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部，在寶塔内供養。顯德三年丙辰歲記。”後一種，于一九二四年杭州西湖雷峯塔倒塌時塔磚孔内發現，也有題記：“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乙亥已是宋開寶八年了。其他在敦煌石室中也發現了些單篇的佛像和佛經，都有實物存在。
道書的刻行
在唐朝滅亡的第二年（公元九〇八年），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錢，雇賃良工，開雕杜光庭的《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五年内雕成四百六十餘版，藏在龍興觀，印造流行。後晉高祖石敬瑭于天福五年命道士張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版，命學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頒行國内。這些只見記載，早已没有傳本了。
現存的五代刻本
其他五代刻本存世的，只有敦煌所出《唐韻》《切韻》二種，載羅振玉《鳴沙石室祕録》，其書已被法人伯希和所竊取，現藏巴黎圖書館。
五代時的銅版
五代時，又有一種銅版所印的書籍，只見于宋岳珂的《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説家藏有晉天福銅版本，後來就没有人再提及，想不久便失傳，故後人没法看到。我蓄疑已久，恨無從考證。前年疏浚西湖，忽發現了銅版一塊，上面刻着陽文《大圓滿陀羅尼神咒穢跡真言》一篇，爲胡彦、武章、唐十五娘於丙午年八月八日募緣置，字體端莊，具有北宋版本風格，所謂晉天福銅版本，即此一類。考丙午爲公元九四六年，即後晉開運三年，上距天福末年（公元九四三年）只有兩年。丙午上不加年號，因爲吴越自寶正六年（公元九三二年）始，已去年號，此銅版出于杭州西湖，正可證明是吴越時物。這是短篇佛經，一版可容，如鉅編經籍，便工程浩大，岳珂所藏，不言何經，也不言共有幾經，至今遂不可考了。今傳世有韓文銅版一塊，上刻《進學解》中“《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四句十六字，蔡澄、張廷濟都説是宋太宗初年頒行天下的刻書式，羅振玉《古器物範圖録序》也説是“前人所傳書範，乃刊書的模式”。我以爲這塊韓文銅版，可能就是五代時刻銅版書的模式，因爲没有年號，只憑字體來審斷，故漫定爲宋太祖初年。倘使《大圓滿陀羅尼神咒穢跡真言》銅版没有丙午年三字，也可以説它是宋初物了。由彼證此，可以略得五代銅版的概況。並可推知，後晉有之者，吴越也有之，其他地方也一定都有的。
第二節 版本的重要
寫本的易于竄改
在没有發明版本之前，大都憑手鈔本。整部的書，手鈔是很費力的。在手鈔時有意和無意的改竄和舛譌，是不可避免的。遠在東漢，各家的經本，文字就有不同，以至有人用財物賄賂蘭臺的掌書者，私改漆書以符合他的家本。所以熹平四年有命蔡邕等書刻石經的事，因爲刻石是不能擅改的，這才確定了一個標準本子。當時還没有發明摹拓的方法，故遠近的學者們，只好親自到太學來照石刻摹寫。後來有了雕版的發明，印刷流布，既輕便可行遠，又易于購得。在創始的時候，刻書很慎重，力求没有錯誤，如前面所講五代監本便是。但日久弊生，私人和坊賈所刻，也有草率從事，或志在圖利，而校勘不精、錯誤百出的，又發生了同是版本而有善本與非善本的區别，它的正確性需要經過審查才能作决定了。
讀書必得舊本的理由
前人主張版本以愈古爲愈佳，馮班《鈍吟雜録》：“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顧廣圻《跋蔡中郎文集》：“書以彌古爲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原注：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欺人耶？敢書此以質蕘翁。”又《跋經典釋文》：“世間瞽人，往往詆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爲淺學，彼固未嘗究心于鉛槧耳。”他們的主張是大致相同的。馮班的説法，似乎是古非今的思想太重了些。本子愈古，它與作者的距離愈近，展轉翻刻的次數也愈少，保存的真面目便愈多，所以可貴；但斷定新本都不足據，這是片面的論斷。由于馮班生在明朝的末期，這時刻書的風氣，大都喜歡改竄古書，他所以有感而發；他所謂新本，是指明末經過改竄的新本，不是説凡是新的都不可據，他仍是根據書的内容作論斷的。顧廣圻所謂的“世有一等人”和“瞽人”，確不在少數，由于他們對版本並没有研究，只能作此欺人之談。所奇怪的是，蕘翁（黄丕烈字）是著名的版本學專家，他的門下士偏作出這樣不講本子的論調，無怪乎顧廣圻要感慨了。葉德輝説：“蕘翁有此門下士，亦可謂失傳衣鉢矣。”其實封建時代的所謂門下士，大都以倚仗聲勢、博取名譽爲目的，不一定爲求學問、傳衣鉢，明白了這一點，也並不可怪了。
據誤本的爲害
宋朱彧《萍州可談》：“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錯誤，‘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爲‘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説，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陸游《老學庵筆記》有同樣記載，當係事實。福建本是麻沙坊賈所刻的版本，在宋刻中爲最劣，故多誤字。官本是宋國子監所刻的版本，校勘較精，錯誤也少。姚祐據誤本出試題，豈非受了不講究版本的害麽？
官刻本的注重校讎
因此，後來對于科舉所應用的經書，校勘是很慎重的。宋、元諸刻，往往附有牌子，説明校正無誤。並有由官府通令慎重辦理，沿至明清。明嘉靖閩中刻本陳澔《禮記集説》，有嘉靖十一年福建提刑按察司牒建寧府，略謂：“照得《五經》《四書》，近時書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狹，字多差譌，如‘巽與’譌作‘巽語’，‘由吾’譌作‘猶吾’之類，豈但有誤初學，雖士子在場屋，亦譌寫被黜，其爲誤亦已甚矣。議呈委選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複校讎，字畫句讀音釋，俱頗明的。再不許故違官式，另自改刊，如有違謬，拿問重罪，追版剗毁，决不輕貸。”清康熙時崇道堂刊本《春秋胡傳》，書首也附刻康熙三年禮部題覆工科給事中王請頒官版經書疏，大意也相同。這樣自比書坊刻本要可靠得多，但仍不能説已爲最善之本，因爲當時的所謂官本，已經不是五代、兩宋的舊面貌，而當時的所謂明經師生，有的只是帖括淺陋之士，並非專家。現在試把宋、元善本校嘉靖、康熙本，依然脱譌累累。又當時官府所注意的，只限于科舉定制的《五經》《四書》，《禮記》不用漢鄭玄注本而用元陳澔《集説》，《春秋》不用古注而用胡安國《傳》，而這兩部書的學術價值是並不高的。科舉之士，意在功名，對發揚學術來説，是補益不大的。所以明清兩代有價值的版本，不一定是官本而反多在私人刻本。私人刻本的面比較廣，凡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取材不受拘束，有什麽善本就刻什麽。校勘比較精，大都出于有專門學識和愛好書籍的人之手。此待下章分别講述。
視舊本爲骨董的批判
版本被視爲骨董玩物，起于元、明之際。明莫是龍《筆麈》：“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明謝肇淛《五雜組》論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二病是：“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衒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不事討論，徒涴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像這一類的對待版本，雖也起了保存傳世的作用，但于我們所講的版本，并無多大的意義。因爲把它和珠玉等視，而比愛好珠玉更爲風雅，致使一般富貴者流趋之若鶩。如王世貞寧失一莊，换得宋版《兩漢書》，並把自己的小像繪于卷首，以表示珍愛。朱大韶以美婢易得宋版《後漢紀》，飾以古錦玉籤。後世且傳爲佳話。洪亮吉《北江詩話》分藏書家爲數等，把黄丕烈、鮑廷博列爲賞鑑家，他們對版本源流，鑽研很深，校書和刻書，成績斐然，王世貞、朱大韶並不得與比，乃世之多財翁，收藏幾部宋版書，就自詡爲賞鑒家，不知人們方嗤之以鼻呢。
讀書而不知版本的批判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有這樣一段記載：“好古者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繙閲也。余每竊笑其癡。王鼎丞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崑山時，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余。余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櫝出，櫝啓，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于今之監本。余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别本多記數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之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鑒。急收弆之。余大笑去。”這一故事，正可説明兩種人對于版本的認識。陳其元就是顧廣圻所稱的“瞽人”，他匆匆地一看，就説是“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本”，這是何等的武斷。即就表面字體來説，宋版的端渾和讀本的呆版，一望可知，怎麽説無異呢？無怪王定安要斥他非解人了。王定安是把宋版視同珠玉骨董的代表。看他“令人負一櫝出”的表演，確是描寫得非常生動。一經陳其元提出了幾個問題，他便茫茫然。倘是真的讀過這宋版《孟子》的話，對于陳其元所提的問題，必能一一答覆，教陳其元折服，才不辜負了這部好書，可是他只在裝潢上講究，而内容却不注意，便自以爲是賞鑒家了。
談版本不能脱離校讎
王定安所藏的宋版《孟子》，不知是宋朝哪一個刻本；而就他的不注意内容來説，還不知是不是真的宋版。不過，陳其元用它比監本，可知是《四書》中的《孟子集注》了。世傳宋版《四書》有淳祐丙午泳澤書院刻本（實爲元至元刻本，“淳祐”二字係剜改，但前人相承爲宋刻），它與普通讀本不同之處，首先是《孟子集注》本爲十四卷，這是趙岐注本的原卷數，明初刻本尚如此，今本并爲七卷了。其内容如“將以釁鐘”，作“釁鍾”，下“鍾鼓”並同。“行者有裹糧也”，作“裹囊”，與《鹽鐵論·取下》篇云“行者有囊”合。“思以一毫”，作“一豪”。“矢人惟豈不傷人”，作“惟恐”，下同。“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無“也”字。“又從而爲之辭”，無“而”字。“予三宿而出晝”，作“而後出晝”。“其命維新”，作“惟新”。“井地不均”，作“不鈞”。“有攸不爲臣”，作“惟臣”，注同。按趙注無“不惟念臣子之節”，本作“惟也”。“此率獸而食人也”，“獸”上有“禽”字。“瞽瞍底豫”，作“厎豫”，注有“厎，之而反”四字。“王使人矙夫子”，作“瞷夫子”，下“瞷良人”同。“必至于彀”，作“必志”。“見且猶不得亟”，作“由不”。“可以無饑矣”，作“足以無飢矣”。“亦不隕厥問”，作“不殞”。“來者不怇”，作“不距”。“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作“穿踰”。俱與唐、宋石經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合。這尚是《孟子》的正文。至于朱熹的注，“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注，“凡七世”作“九世”。閻百詩《四書釋地》嘗言其誤，宋本並未曾誤。“抱關擊柝”注，“柝，夜行所擊木也”，作“行夜”。《四書釋地》引何屺瞻曰：《集注》“柝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注，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百詩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本陳鱣《宋本四書跋》）。行夜的“行”字，當作“察”字解（《吕氏春秋·季夏》“入山行木”注：行，察也）。行夜等于説查夜，所以要擊柝以示警惕，倘是夜行，那裏見過夜間行路的人都要擊柝呢？兩個字一倒轉，意義完全不同了。一般人只曉夜行而不曉行夜，以誤傳誤而不知改正。類于這樣的事，古書中是常常可以遇到的。因此，宋本比之一般讀本（包括監本），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王定安只要舉出十四卷和七卷，“行夜”和“夜行”兩條的不同來答覆陳其元，陳其元一定啞口無言。
第三節 版本前的文獻材料——甲骨、金石、簡牘
甲骨用于貞卜的説明
古代貞卜之事，大都用龜甲刻辭，在古書中可考的，《詩·大雅·緜》：“爰始爰謀，爰契我龜。”鄭玄箋：“契，開也。”開和刻同一意義，是刻用龜甲的明證。它的卜法，在《周禮·菙氏》並杜子春、鄭玄兩家注中説得很明白。《周禮》：“箠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燋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鑿也。”鄭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於燋。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焌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孫詒讓《周禮正義》：“杜意燋爲灼龜木，别有鑿龜之器謂之契，蓋以金爲之，若鑽鑿之類。《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契即栔之假字。蓋契木之鑿，亦所以鑽刻，故直謂之契也。依杜義，灼龜用燋，鑿龜用契，灼鑿不同物。鄭則謂鑽即用灼木，二義不同。以《史記·龜策傳》考之，則鑽與灼自是二事，故太卜先鄭注亦謂先鑿後爇，叙次甚明。但焌契則確爲灼龜之木，竊意龜卜所用有金契，有木契。金契用以鑽鑿，木契即楚焞，用以蒸灼。以二者皆刻削其耑使鑯鋭，故同謂之契，實則異物也。杜、鄭偏據一隅，故滋淆牾。”他們所説的雖是周代卜龜之法，然推而上之至殷代的卜法，也不會有什麽大異。孫氏綜合了杜、鄭兩家之説，知道開龜有金契、木契兩種，金契用來鑽刻，木契用來燃灼，它是異物同名。這一意見也很精確。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殷代龜甲之外，還有獸骨，凡經火灼過的地方，多在裏而不在表，皆鑽作三角形的小坎，取其甲質薄了，經火容易坼裂。坎有鑽得很深的，可知不是木契所能奏功了。由于孫氏親見甲骨原物，據以詁釋經義，所以不同于紙上空談，反可勝于漢儒的偏據一隅了。
甲骨的發現和有關著作的印行
甲骨的發現和被學者們所注意，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河南省北部的安陽城西北五里，有村名小屯，在洹水之南，即歷史上的洹水南殷墟。有農民刨地而得甲骨，當時用來填塞枯井，或磨粉作刀尖藥，或論斤賣給藥鋪作爲龜版和龍骨。把有文字的都括去。後來被骨董商把有文字的甲骨售給考古家王懿榮而得高價，于是農民們就大量地挖掘，求者也漸漸地多了。王懿榮所藏的歸劉鶚，選印一部分爲《鐵雲藏龜》，這是匯集甲骨資料的第一部成書。孫詒讓據以作《契文舉例》，這是甲骨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後來羅振玉選印了《殷墟書契》前後編和續編，又撰《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王國維撰《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他們的研究益精深，稱爲羅、王之學。而後收藏和考訂者益多，便成爲專門之學。至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考釋》，楊樹達的《積微居甲文説》等書出，遂集甲骨學之大成。
甲骨文中的歷史内容
甲是龜甲，骨是獸骨，是殷商時代卜官用來貞卜的材料，國之大事用龜，餘事用骨。現發現的多零星不全的小塊，上面刻有文字，有的用朱、墨筆書寫。文字最多的有九十字上下，係正反兩面相接。時代始于盤庚，直到殷末。殷人的典册應該是書于竹木上的，今已無存；這用甲骨刻辭的是當時王室的文書紀録，也就是殷代的王室檔案，所以包括了豐富的歷史内容。它的分類，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列貞卜事類爲八項：祭、告、、出入、田獵、征伐、年、風雨。又有雜卜一項。其中所謂者，只有六條，按其内容來説應屬于征伐。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則分爲十二項：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文字。董作賓的《殷曆譜》則分爲二十項：祭祀、征伐、田狩、游、、行止、旬、夕、告、匄、求年、受年、日月食、有子、娩、夢、疾、死、求雨、求晵。我友胡厚宣則分爲二十四項：來源、氣象、農産、祭祀、神明、征伐、田獵、芻魚、行止、卜占、營建、夢幻、疾病、死亡、吉凶、災害、諸婦、多子、家族、臣庶、命唤、成語、紀數、雜項。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則除干支數字外，分爲五類：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大致分類以愈後愈詳，但也不免流爲繁瑣，有的可以不必分，所以應該認爲郭氏的分類比較簡括適當。
甲骨研究的分類
對于甲骨的研究工作，近人歸納爲十五項：文字、文法、斷代、年代、曆法天象、方國地理、政治區域、先公舊臣、先王先妣、廟號、親屬、百官、農業及其他、宗教、身分。
甲骨在文獻上的價值
我們研究上古史，由于材料的缺乏，每感到無從措手。在二千多年之前，孔子就感歎于殷商文獻之失考。司馬遷作《史記》，對于殷商材料，也不過根據《詩》《書》和《世本》。而正考父所校的《商頌》只存五篇；《書序》所録，亡佚的也過半；《世本》一書，今又失傳已久。我們在三千年後，得見孔子、司馬遷所没有見到的材料，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從我國現存的古文獻材料來説，也没有比甲骨文再早的了。這一門學問的研究工作，正有着無量的前途，須待我們的努力。
上古鏤金的記載
刻石鏤金，據古書的記載，是書籍最早的形式。《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者七十二。”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引《韓詩》：“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韓詩外傳》：“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無論是七十二家、萬有餘家，現在泰山上都無一字留存，即當時管仲、孔子所認識的也寥寥無幾，只可説是無徵的文獻了。《穆天子傳》：“天子觀舂山之上，乃爲銘疏於玄圃之世，以貽後世。”又：“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先王謂之册府。”這書出于汲冢，雖小説家言，而必有所據，是周時的羣玉山，已有册府之藏，其爲刻石是無疑的。以後有周宣王的石鼓、秦始皇的刻石，已開了後世碑版之風。還有刻在玉上的。玉者，石之英也，和石刻無異。《大戴禮·保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素問》：“著之玉版，每旦讀之，名曰玉機。”而《詛楚文》原來也刻在玉上的。
周代鏤金的記載
《周禮》：“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鄭玄注：“劑謂券書，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六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其舊典之遺與？”《墨子·魯問》：“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這些都是把文字刻在鼎彝上的。今見于經、史的，《左傳》有正考父鼎、讒鼎，《大戴禮》有武王盤鑑等，《小戴禮》有湯盤、衛孔悝鼎，《漢書》有司臣鼎、仲山甫鼎。又如《左傳·昭公六年》的鄭人鑄刑書，又二十九年的晉人鑄刑鼎，《莊子·徐無鬼》篇的《金版六弢》，都是一類的。現在傳世的實物，尚有商、周遺器，而刻石則莫早於舊説爲周宣王造的石鼓，論時代已稍後了。今略述最著名的金石，以見它和書籍的關係。
古器物的名類
古器有銘文的，據《愙齋集古録》，有鍾、鎛、鐸、鼎、敦、尊、罍、壺、鉼、盉、簠、簋、盤、匜、甗、鬲、豆、盞蓋、卣、觶、觚、觥、斝、角、爵、區、鋘、距末、權、詔版、刀、、鑪、鋗、鍪、奩蓋、鈁、釿、甗鍑、泉范、農器、鐙凡四十二種。每器的字數，自一字至四百九十七字不等。
歷代金文的著録
古器物的出土，在每一個時代都有。許慎《説文解字叙》：“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直到隋、唐，史書上也多有記載，只因認識的人不多，而記録也不詳細，又没有發明椎拓的方法，所以文字大都湮没不傳。到了趙宋以後，古器的出土始被重視，當時祕閣和太常，都收藏得很多。劉恕、歐陽修這輩人也大力搜羅，並徵求拓本。又有楊南仲輩爲作考釋和圖形，于是其學大興。今傳世的，有吕大防的《考古圖》十卷、《續圖》五卷、《釋音》五卷，王黼等奉敕撰《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是既圖其形，復摹其款的一類；王俅的《嘯堂集古録》二卷，薛尚功的《鍾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是以録文爲主的一類；歐陽修的《集古録》十卷，趙明誠的《金石録》三十卷，張掄的《紹興内府古器評》二卷，黄伯思的《東觀餘論》二卷，董逌的《廣川書跋》十卷，是雖非古器專著，而也兼收的一類。翟耆年《籀史》所載而今已失傳的，尚有三十餘家之多。元、明兩代，對于此事不甚注意。到了清代而又轉盛，自《西清古鑑》《寧壽續鑑》外，私人著述以阮元的《積古齋彝器款識》、吴榮光的《筠清館金文》、吴式芬的《攟古録金文》、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爲搜羅最富，考訂也詳；但由于影摹雕木，不免有點畫失真的地方，又有鑑别不精，真僞雜糅的遺憾。至吴大澂的《愙齋集古録》二十六册，用墨拓原本影印，遂超軼以前諸家之上。羅振玉《吉金文存》，爲集大成之作，可惜没有考釋。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楊樹達的《金文説》，尤多卓越的見解。近年來，古器物不斷有所發現，陸續出版了一些專集，至于考釋則尚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金文的文獻價值
古器銘文的價值，也似甲骨文一樣，可以考複雜的文字流變，獲豐富的歷史材料。就文學來説，可補《詩》《書》的遺逸。今約舉其例：
虢季子白盤。先叙虢國名白字季子的作這個盤，其次叙他對敵人作戰的功勳，最後叙周天子給他賞賜的東西，通篇有韻，彷彿《詩》中的《雅》《頌》。共一百十一字。今陳列在北京太和殿。
毛公鼎。西周初太史所作的誥命，載成王册命毛公的辭。毛公本是諸侯，入爲王的正卿。這篇從文、武開基及周、召諸人同心翊輔説起，轉到守成的不易，匡濟的需才，然後分三段鋪叙：第一段叙毛公爲卿士事，第二段叙毛公爲諸侯事，第三段叙毛公爲司馬事，而末叙周天子賞賜的東西。全篇共四百九十七字，爲現存金文中文字最多的。現在臺灣。
盂鼎。也是周成王時的器，首叙文、武兩代相承禁酒事，與殷紂君臣沈湎于酒作對照，作爲亡興的借鑒。中叙命盂的辭，略謂：我所以命汝，非有它道，只有取法文王與文王命卿士禁酒。那時盂的先祖南公本在文王卿士之列，親受文王教澤的，故又命盂取法先祖。末叙命盂爲侯伯及所賜車服和民獻。凡二百九十一字。
克鼎。爲克受王册命而作的器，文内論次先人的美德，分爲兩篇，前篇稱揚他的先祖，後篇述王給他的册命；篇雖分而文氣仍是一貫。凡二百八十五字。這鼎和盂鼎，不但文字多，又爲吉金中最大的器，今陳列在上海博物館。
散氏盤。内容記夨、散兩國勘定疆界的事，即是《周禮》所稱的地約。前半叙兩國疆界所經的道路，立表來作標識。中叙兩國官吏履勘的事。末叙兩國誓詞及繪圖和釁器。凡三百五十九字。此器現在也在臺灣。這些銘文，和《詩》《書》有同等的地位，不過文字奇古，句法質樸，没有相當的文學修養，是不容易讀通的。
其他可以補正經籍缺誤的，更不勝枚舉。如《師虎敦銘》可補《周禮·軍司馬》。《静敦銘》可補天子大射禮。《大敦銘》可補大夫相見禮。《縣妃彝銘》可補大夫昏禮。《令鼎銘》可補天子耕耤禮。《召伯虎敦銘》可補大夫告慶禮（本黄公渚《周秦金石文選》）。周代的禮制，經過了六國的廢籍，秦政的焚書，亡失的太多了，這些金文材料就顯得更加珍貴了。
新發現的鄂君啓金節
近年來古器的發現很多，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在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爲從來未見的最突出的文獻。據《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殷滌非、羅長銘所記：“鄂君啓金節是用青銅製成，它的形體極像今日文具中用的竹製臂擱，中間有一個竹節，分器面爲兩段，上長下短。器面上鏤刻八條陰文直綫，以爲錯金字的直格。錯金銘文，字形耀目，筆畫熟練勁秀，與壽縣朱家集楚器刻銘相較，體勢如一。四件中有三件長短寬厚相同，面竹節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應爲金節的第二組。另一件稍長，雖然寬度、厚度相同，但與其他三件器面的竹節位置不相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異，不能拼合于其他三件。這一件應是屬于另一組的，暫定爲金節的第一組。這樣分組方法，是與金節銘文符合的。第一組一件，銘文計九行，每行十八字，又重文二字，合文一字，共一六五字。第二組三件，銘文每件計九行，每行十六字，又重文四字，合文二字，共一五〇字。這組三件文字内容全同，但與第一件不同。”郭沫若根據金節首“大司馬邵敗晉帀于襄陵”句，從《史記·楚世家》考得是楚懷王時物。第一組是水路通行證，第二組是陸路通行證，並載過關征税的事。考金文中有格綫的，如克鼎有陽識方格，宗婦鼎有陰識方格，與此金節的八條陰文直格，都爲了鏤錯文字的方便，而這八條陰文直格，已創造了後來版本行格的先例，談版本學的不可不知。
金刻爲周秦兩漢的書籍
古器物銘文，爲古書籍的創始。古者大事勒之鼎彝，這就是三代的書籍。唐以前没有雕版，而周秦兩漢有金石刻，這就是周秦兩漢的書籍。《宋史藝文志》目録類，始以金石和目録並列，《四庫提要》也把金石列入目録類，都符合這個意義，不過《四庫提要》把《考古圖》《博古圖》等列入子部藝術的譜録類，猶爲未達一間。
周秦的石刻
上古封泰山、禪梁甫的刻石既不可見，現在存世的實物，自當以石鼓文爲最古了。石鼓凡十，每鼓刻詩一章，合爲一組。内容爲田獵、漁狩、除道、植樹及從臣獻禽之事，有類于《詩·小雅》的《車攻》《吉日》。文作古籀，有龍翔鳳翥的姿態。它的時代，前人有周宣王、秦襄公、元魏宣武帝、北周文帝四種不同的主張。後二説早已否定。周宣王之説，傳聞最古，清人多從之；秦襄公之説，事實較確，近人多主之，而其爲先秦的遺跡則是無疑的。又有秦惠文王的《詛楚文》，刻在玉上。秦始皇的嶧山、泰山、瑯邪臺、之罘、東觀、碣石、會稽等刻石，刻在各處崖石上。以後刻石風氣日盛，今約述有關書籍版本的如下。
漢石經爲經籍版本的創始
王應麟《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考《晉書·裴頠傳》：“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其實只有頠的奏請，並没有刻石。南宋以後，清乾隆朝石刻蔣衡書的《十三經》于國子監，合之漢、魏、唐、後蜀、北宋、南宋仍爲七經。
漢石經刻于漢靈帝熹平四年，故稱《熹平石經》。《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説，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鎸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阡陌。”又《儒林傳序》：“自太初後，游學增盛，大學至三萬生。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争，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樹之學門外，使天下咸取則焉。”據此，當時是爲了禁止私改漆書經字及平息忿争，始命蔡邕書丹刊石，書作一字隸體，蓋爲劉向父子校書後的又一大事，也爲經籍有刊本之始。至或言《五經》，或言《六經》，各家考釋不一，今按熹平所刻經數，實爲《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又《公羊傳》《論語》，皆當時學官所立，以一家本爲主，兼存諸家異同于後。如《詩》用《魯詩》本，有齊、魯二家異文。《公羊傳》有嚴氏本，有顔氏異字。《論語》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諸家異字。經董卓之亂，碑便損缺。至宋嘉祐中，始有殘石發現。近年在洛陽故城又出土不少，徐鴻寶輯有專書。
魏石經概略
魏石經刻于魏廢帝正始中，故稱《正始石經》，又稱《三體石經》。刻石的始末已不詳。《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叔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三字石經》，是指用古、篆、隸書三種字體所寫的，《尚書》首二碑作品字式，第三碑以後是作三字直下式。所刻經有《尚書》《春秋》，《左氏傳》至莊公中葉止。古文都出自孔氏壁中本，《尚書》用馬融、鄭玄、王肅注本，《春秋左氏傳》用賈逵三家注本，皆是當時學官所立的本子。書石的人，據《衛恒傳》，先是恒的祖父覬（敬叔名），《魏書·江式傳》説是邯鄲淳，《晉書·江式傳》又説是嵇康，從來争論不定。很可能他們三人都參加過一部份工作，正像漢石經雖主名是蔡邕，遠有馬日磾、堂谿典等的協作一樣。立石於洛陽的太學講堂前，即在漢石經的西面。晉永嘉時始漸崩敗。清光緒時，洛陽始出《尚書·君奭》篇殘石，近年有大量發現，徐鴻寶、馬衡都有集拓本。
唐石經概略
唐石經刻石始于唐文宗大和七年，成于開成二年，故稱《開成石經》。《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日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這是立石的記載。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九經，又加《孝經》《論語》《爾雅》爲十二經，附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字用真體，正文無注。所據之本，即《十三經注疏》所用的注本（除《孟子》不在内）。當時對這工作是非常慎重的，書石人以外，有校勘兼看書上石的，有覆定字體的，有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的，有校定文字的，有刊定的，有詳定的，而鄭覃自己擔任都校勘，各人都署名以示負責。五代、宋、明，陸續有修補。今全部計二百十七石，完善無闕，在西安大成殿後，稱爲碑林。拓本繁重，不容易得到，廿年前有人勸軍閥張宗昌把石刻照樣雕成木版，印刷裝潢，都很精美，這是後唐長興以後第二次覆刻唐石經。漢、魏石經，殘闕太多。唐石經巍然獨存，是現存經籍最古的完本了。還有一事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漢石經石高一丈許，魏石經高八尺，當時既没有傳拓的方法（即後來傳拓之本，如此高大，也不便于執持誦讀），所以《後漢書·蔡邕傳》所謂摹寫，只是照碑摹寫，故不得不親臨碑下，以至于車乘填塞阡陌。至唐石經石高六尺五寸，一石上分刻成爲八列，每列又横截而連屬之，每行自九字至十一字不等。這時已發明了傳拓的方法，那末，拓墨之後，便可把紙聯成卷軸，而成爲當時通行的書籍體制，流行可遠，不須親臨碑下了。唐末、五代由此發展，易石以木，易白文爲墨，于是便發明了雕版的方法，所以唐石經已爲雕版創造了條件，並爲由石刻變爲雕版的過渡。
蜀石經概略
蜀石經刻始于後蜀孟昶廣政元年，畢工于宋宣和六年。故稱《廣政石經》，又稱《孟蜀石經》。趙抃《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於石。”又云：“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宫。”歷代石經，都是由國家經費辦理，而蜀刻石經，乃出於其相捐俸所成（版刻《九經》也出于毋昭裔私財，見前）。毋昭裔毅然獨力任之，歷時八年，其石數千，這和他的雕印《九經》、諸史、《文選》《初學記》同樣是不朽的功業。但他刻石經的功績，幾被孟昶所掩没，必須表出。經數爲十三：《孝經》《論語》《爾雅》刻于廣政七年，《周易》刻于十四年，《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十七卷止，均在蜀時刻。《左氏傳》十八卷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宋皇祐元年田況補刻。《孟子》，宣和六年席旦、彭慥補刻。正文依唐石經，而獨兼刻各經注，和它石經不同。字體爲正書。石在成都，南宋時尚完好，嘉熙、淳祐以後才亡滅了。其殘存拓本，劉體乾有合印本。
北宋石經概略
北宋石經刻始于宋仁宗慶曆元年，畢工於嘉祐六年。故稱《嘉祐石經》，又稱《二體石經》。王應麟《玉海》：“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二月，國子監石經成。”其石仿唐石經分爲六列，每列三十四行，篆一行，真一行，每行十字，也取其便于拓墨裝成書册。經數除《玉海》所載外，又有《論語》《孟子》。書石的爲楊南仲、謝飶諸人。石立于汴京太學，即今河南開封。經宋中葉之亂，石碑殘毁，今開封圖書館有《禮記·中庸》殘石。宋拓殘本尚有流傳。
南宋石經概略
南宋石經刻始于宋紹興五年，畢工于淳熙四年，故稱《紹興御書石經》。宋高宗擅長書畫，曾手寫《六經》。《石刻鋪叙》：“紹興十三年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鎸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似刻石是紹興十三年秦檜的倡議。其實這一年只刻《左傳》《周易》《尚書》，且都在九月以前。故刻石之始，當據《玉海》“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爲準，而定爲紹興五年。所刻經有《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並《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每石分爲四列，和唐、北宋兩石經同。《易》《詩》《書》《春秋左氏傳》和《禮記》的五篇真書，《論語》《孟子》行書。小楷結體整秀，有晉人筆法。《論》《孟》字體較大，筆勢稍縱逸。石立於臨安太學的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今尚殘存八十六石，在杭州。
清石經概略
清石經刻始于清乾隆五十六年，畢工于五十九年。故稱《乾隆石經》。這是據蔣衡手寫《十三經》摹勒上石的。《清史列傳》：“蔣衡，字湘帆，江蘇金壇人。矢志鍵關，歷時一紀，在乾隆三年，《十三經》次第寫成，揚州馬曰琯爲出白金二千鍰裝潢成三百册，五十函。四年，總督高斌特疏進呈御覽，藏懋勤殿。八年卒。卒後五十年，上命蔣衡所書《十三經》刻石太學，御製序文，以垂萬世。”書體用真書。蔣衡本非經生，故所據不是善本，弘曆不過爲了掩蓋矛盾，粉飾太平，把它鎸石，並非真能提倡學術，所以遠遠地差于以前的各種石經。原石今藏北京。
單刻本石經
其他單刻一經的，有唐玄宗的《石臺孝經》，宋晁公武的《古文尚書》，宋太宗的《草書孝經》，楊南仲的《三體孝經》，高宗的《真草孝經》，清賈漢復的《孟子》。又單刻一篇的，有唐李陽冰的篆書《易·謙》卦，宋司馬光的《易·家人》卦、《禮·中庸》《大學》篇等，其石尚存。
石經的價值
大概蜀以前石經，因爲還没有雕版，它所根據的古本賴以傳後，故雖多殘闕，仍有極高的價值。宋以後雕版盛行，學者可以家有其書，石經就不是必備之品，僅僅作爲藝術品看待了。
其他石刻書籍
石刻書籍，除了經典以外，還有小學字書如唐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附刻在唐石經末。松江有吴皇象書《急就篇》，吴興有顔真卿書《干禄字書》等。有地圖，如僞齊阜昌的《禹跡圖》《華夷圖》，蘇州學有《平江圖》《地理圖》《天文圖》等。有醫書，如《孫真人千金方》《銅人腧穴鍼灸經》都先刻于石，今龍門有《齊武平六年師道興造像方》，刻于龕的四邊。有目録，如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至正十年《密州重修廟學碑》，碑陰列書目一百一十部。其他如滋陽有《韓詩外傳》，成都有《林氏小説》（見《郡齋讀書志》），廬陵有《九賢事實始末》等。字書因點畫易錯，醫方因人命至重，地圖因界綫分明，都須刻石，比較正確，推之它書，卷帙倘非太鉅，也偶有石刻傳世。至長編鉅帙，其工程或有超過石經的，則當推道、釋兩家。
石刻道書和佛經
道家書惟《道德經》石刻較多，其外如《陰符經》、道經三種都有存石。而佛經則大而摩崖，小而塔幢，名山奥區，往往多有。例如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經》，始于隋静琬法師，經過了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一直在繼續鎸刻，分藏在七個山洞中，規模宏大。
簡牘的溯源
《説文》：“簡，牒也。”《廣雅·釋器》：“策謂之簡。”《論衡·量知》篇：“截竹爲簡，破以爲牒。”可知簡是用竹做成的，又有策和牒兩個異名。《説文》：“牘，書版也。”《周禮·硩蔟氏》注：“方，版也。”《内史》注：“杜子春云：方直，謂今之牘。”《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槧，之爲板，刀加刮削，乃成奏牘。”可知牘是以木做成的，又有方、槧、板三個異名。又《説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笧，今通作策。”可知簡之稱策乃借字，本字當作册。先明瞭了簡、牘的材質，然後再區别其施用。《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杜預《春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賈公彦疏：“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孔穎達正義：“簡之所用，一行字耳。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書字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據此，方和簡策的用途也不同，賈、孔的解釋，已很清楚。簡是指一片竹，像今天書籍的一頁。竹片面積不大，故只能容一行文字，小事内容簡單，故一行可盡。倘記大事，便内容豐富，要用多數竹片，把它次第編連起來，即稱爲策或册，像今天書籍的編連許多頁而成爲册。至於記録文字多於一簡所容，而又不須要編連許多簡而成册的，那就用方，《聘禮》記以百字爲標準。方是木牘，像今天商店和辦公處所用的記事牌（從前用木製，今多用搪瓷）。牘的又一名稱曰柧，《説文》：“柧，棱也。”《急就篇》：“急就奇觚與衆異。”顔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四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柧作觚，和册作策同，都是用假借字。
孔壁竹簡
漢以前的書籍，都是用簡牘，尤以竹簡爲主要。自從秦始皇焚書，古書受到了空前的毁滅性破壞。漢代抱殘守缺，山巖屋壁，時有前人秘藏的發現，而尤以魯恭王在孔子宅壁中所得爲最重要。相傳是孔子後裔孔鮒在秦時所秘藏在這裏的。《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所謂聞鐘磬琴瑟之聲的話，當是爲神化這件事而編造的。而只説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記載得太簡單了。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魯恭王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召誥》脱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異者七百有餘，脱字數十。”他們作了詳細的補充，並把簡的制度和脱誤都説明了。又在《志》中羅列了《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一篇的目録。劉向父子所校的中古文，就是這些本子，從而建立了經古文之學。
孔壁竹簡的長度，根據孔穎達《春秋正義》引鄭玄注《論語序》：“《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可知《六經》之策，都是用二尺四寸的。賈公彦《儀禮疏》也引鄭氏《論語序》，却作：“《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二説顯然不同。據荀勗《穆天子傳序》：“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可證漢以前的簡是用二尺四寸的，賈氏所引恐誤。既然《六經》之策一律是二尺四寸，爲什麽許慎解“册”字説“象其札一長一短”呢？這是許氏所解的册，是指朝廷的册書，並不是指書籍。每一簡的字數，據鄭玄注《尚書》説是三十字一簡。以二尺四寸的簡，寫上三十個字，當然不成問題。但劉向校中祕書，他所記每簡的字數，却有不同。他據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率簡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可知每簡字數多少，本無一定，甚至一書之中，也有二十五字與二十二字的不同，證以近出的大量簡牘，尤可説明字數是不必拘泥的。牘的長度，大約漢尺一尺長，故漢人謂之尺牘。
晉汲冢竹簡及以後的幾次發現
簡牘的發現，自孔氏壁以後，見于古書的記載的還有四次：第一次發現在晉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五年十月戊寅，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文十餘萬言，藏祕府。”（《荀勗傳》作咸寧初，《束晳傳》作太康二年，荀勗校定《穆天子傳》序、傅暢《晉諸公贊》並作太康二年）。這次發現，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擔任整理的如荀勗、束晳，也有足够的學術水平，當時經整理的，有十七種，七十五篇，而《隋書經籍志》著録的，只有《紀年》十二卷、《周書》十卷、《古文璅語》四卷、《穆天子傳》六卷四種，其餘都已湮没了；這四種中，《古文璅語》早已失傳，《紀年》又被僞本所亂，《周書》有人考得並不是今之《逸周書》，實際只存了一種。第二次發現在齊建元元年（公元四七九年）。《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文也。”這次發現，不知共有多少，大概多被盜寶的燒掉了，王僧虔所見的雖只有十餘簡。他的鑒定倘是正確的話，當可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他爲什麽不把它整理寫定而使之仍歸湮没。第三次發現在宋大觀時。黄伯思《東觀餘論·漢簡辨》：“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黄氏未記出土年月，然首有大觀戊子自序，則必在公元一一〇八年之前。黄氏僅據文字尚完的《討羌符》校《後漢書·安帝紀》，已糾正刻本的錯誤不少，謂“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考正范史所書之誤”，其價值可見一斑。第四次發現在宋宣和中。趙彦衛《雲麓漫鈔》：“宣和中，陝西人發地得木簡於甕，字皆章草。内史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這段記載太簡略，發現多少、内容如何，都不得而知；但既然字皆章草，那是漢代物無疑。梁師成把它摹刻入石，到是一個好辦法，前人没有做過。古文奇字，不是人人能識；木簡出土後，不能保存過久。勒石拓墨，既可存其真相，又能流傳較久，可惜也亡失了。
以上五次發現，以孔氏壁中書對于學術的影響最大。這些文物，後來相繼散失了，實是很大的損失。
晚近的發現和考釋
最近數十年來，始漸有出土。光緒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英人斯坦因在我國新疆、甘肅掠得漢、晉木簡九百九十一片而去，法人沙畹爲作《考釋》。又王國維《流沙墜簡序》：“古簡所出，厥地凡三：一爲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爲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這是出土的地方。王國維與羅振玉把原簡付諸影印，又爲之考釋，並發現了它的内容特點，羅振玉《序》：“遺文所記，裨益甚弘，如玉門之方位，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岐，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歎，馬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别搆，拾洪丞相之遺；書跡遞遷，證許洨長之説。”對于歷史、文字學的研究是珍貴的材料。羅振玉又把簡中的《蒼頡》《急就》《力牧》、曆譜、算術、陰陽書、占書、相馬經、獸醫方諸書合編爲小學術數方技書，印入《流沙墜簡》。
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的居延又發現了木簡萬餘片。其簡文記西漢到西晉前後約三百年，每根寫一行或兩行，一面或兩面。每行多的寫四十字，少約八九字，數十根簡用繩子聯結成篇。其中東漢永元五年和七年的廣地南部官兵兵器簿，是用七十多根木簡編成的，内容記載着破胡燧和澗上燧的器物名目，是現存最完整的漢代書籍。其他還有信札、傷寒藥方等。勞幹著有《居延漢簡考釋》，原物現在臺灣。
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二月，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調查發掘團，在長沙城外五里牌發掘戰國時代的楚墓，發現了三十七根殘竹簡。文字奇特，多不可識。其中偶有可識的，如，“金戈八”和“鼎八”字樣，大約是記録殉葬品的品目和號次。一九五三年七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清理長沙市南門外仰天湖古墓時，又發現了竹簡四十二根，長的合公制二二釐米，寬一、二釐米，簡上墨書篆文。有寫“鐵一十二，一十二皆又”和“羽觴一”字樣，也是記殉葬之物。其他零星發現的有好幾處，尤奇者，河南輝縣和濟源縣，都發現了玉簡。在這些竹簡上，我們可以看到戰國時代書籍的面貌，並且知道了古代的所謂漆書，其實就是墨書，荀勗序《穆天子傳》也説是墨書，他的鑒定並没有錯，這也是版本的新知識。
第四節 未有版本前的寫本
漢代竹和帛並用
在漢時，書籍用簡牘，已如上面所述；同時也用縑帛。《風俗通》：“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竹素就是竹帛。因爲竹簡便于刮削改定，故作爲校書的初稿。縑帛着墨，深入腠理，倘加塗抹，便不清楚，故必有定本，才把它寫上。這是竹帛兼用的確證。《漢書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又《儒林傳叙》：“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所藏典策文章，競共剖取。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製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知漢代藏書，典策（即竹簡）和縑帛並有，竹簡無用，故任它剖散。縑帛至改作爲帷蓋縢囊，可知它的數量不少，也可知當時施用之廣了。凡事物的發展，必趨向于便利。竹簡繁重，不如縑帛輕便。更由縑帛而發展到紙。初期的紙，它的原料也用絲織纖維，和帛本來没有多大區别。《初學記》：“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絲。”後來蔡倫從原料和技術上加以改進，紙就代替了帛。
有人根據《論語》“子張書諸紳”和《墨子·魯問》篇“書於竹帛”二語，而創爲春秋末年已用帛的説法。這一考證，未必可靠。紳是大帶，子張爲急於記下孔子之言，又取佩身不忘之意，故即寫在大帶上，這是一時特殊的施用，並不能説書紳就是書籍用帛的證據。《墨子》之書，並非墨翟自己的著作，和其他先秦諸子一樣，儘多後人託名，偶用後來的詞彙，也是可能的，所以這一證據也不能成立。
篇卷名義的解釋
章學誠《文史通義·篇卷》篇：“向、歆著録，多以篇卷爲記。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帛，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各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向、歆著録，以篇卷爲計，可以徵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有稱卷，又有稱篇，其他尚多。竹簡容字不多，一篇文字，便須用簡一大束。而帛則數丈之長，也可捲成一卷。後來用帛漸廣，可集若干篇的文字寫于一卷，于是卷之名也包括了篇在内。再後由用帛而改爲用紙了，由卷軸而改爲綫裝了，但是篇卷的名並没有改。至今每一卷中可以容納若干篇。章氏説《漢志》所著幾篇，即後世幾卷，恐尚不可拘泥。
漢唐人多好鈔書
紙的施用漸廣，而印版尚未發明的漢、唐時代，書籍只有手自傳寫。《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説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説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後周裴漢借異書躬自録本。這可以説明當時得書的不易。
除了儒士寫書以外，在六朝和唐代還有一種人以鈔寫佛經和道經爲專門職業的，字體跟着時代演變，逐漸趨向簡易，謂之經生書。
寫本的形式和裝潢
寫本的形式是卷軸，像現在裝潢書畫一樣。《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大唐六典》：“其經庫書鈿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緑牙籤。子庫書彫紫檀軸，紫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這是天府藏書，所以這樣奢侈，民間通行的，大都竹籤木軸罷了。
寫本的用紙和界欄
寫本所用的紙，非常細緻而耐用，表裏都可書寫。一般是用黄檗汁染過色的，有防蠹作用，號稱硬黄紙。紙面以淡灰色的直綫和邊欄爲界，號稱烏絲欄。末後往往有書寫人的題記和姓名。
傳世的唐寫本
漢、唐的寫本，年代久遠，流傳很少。以前所知的，有莫友芝藏的唐寫本《説文》殘卷，只存“木部”的一半，有宋米友仁的鑒定題記，據卷中避諱字，定爲中唐時人寫的。又有蔣斧藏的唐寫本《切韻》殘本，相傳是吴彩鸞寫的，舊爲元鮮于伯機所藏，有他的印記。這兩種授受有緒，現在都有刻本和印本。
敦煌古寫本的發現及其價值
一八九九年，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的莫高窟始被發現。當時並没有人注意，其中的寶藏，在一九〇七年先被匈牙利人斯坦因盜劫了一部分，今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一九〇八年，又被法國人伯希和盜劫了一部分，今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劫餘的部分，直到一九〇九年，才由清朝政府的學部去收管，在運送來京的途中，又被地方和護送的官吏們盜劫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剩餘的歸了京師圖書館。
莫高窟貯藏的古卷軸，總數約有二萬餘卷，光被伯希和劫去的精華部分，就達一萬卷左右，占全部之半。斯坦因劫去的也有七千卷左右，剩餘在京師圖書館的只有八千卷左右，以佛經居多，已不是精華了。
以倫敦所藏的卷子爲例，其中漢文寫本約七千卷，印本約二十餘卷，還有回鶻文、古突厥文、西藏文的約二三百卷。巴黎所藏的，當然更爲可觀了。
敦煌寫本所涉年代，包括四世紀至十世紀，即東晉後期至北宋初期。它的内容，雖多殘闕不完，但是它的價值，却是難以估算的。現有傳本的書籍，據發現的寫本來比校，寫本常有很多的異文，可以正今本的脱誤。現已失傳的書籍，藉寫本而得以見其面目。尤其突出的是民間文學部分，如《雲謡集雜曲子》《韓朋賦》及許多變文。文人作品，也有如《王梵志詩》、韋莊《秦婦吟》等，都大大地豐富了我國古典文學的寶庫。
敦煌古寫本的影印和考釋
伯希和劫去了大量的寶藏以後，曾把少數的影印件送給我國的學者。羅振玉彙集了各種影印件，先後印成了《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編，引起了當時學者繆荃孫、王國維、曹元忠、劉師培等人的極大注意，他們都把研究所得寫成了題跋，有不少創見。後來又陸續有人向國外去搜訪，並攝成影印件。巴黎所藏的，有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殘卷叙録》一、二兩輯。倫敦所藏的，有向達的《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輯録各家序跋的，有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録》。對于敦煌的研究，已成爲一種專門學問，號稱“敦煌學”。
日本所存的唐寫本
日本在我國唐朝時代，就有向當時的政府請求頒賜書籍的歷史記載，又每次來我國朝貢的使者、經商的賈人和游歷的僧徒，也往往帶去了不少書籍。元稹序白居易《長慶集》：“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雞林就是日本。上面“版本的起源和發展”一節中所引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録》，載其在咸通六年帶去的經卷和印本《唐韻》《玉篇》，都是例證。所以日本所藏我國唐代寫本的古籍很多，也有他們國人所寫，時間相當于我們唐代的。這些寫本，有不少是我國早已失傳了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爲最，經部之中，尤以《易》《論語》爲多，大柢根源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是皆我國所未聞。”日本的漢學家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和物觀的《補遺》，引各種版本中有稱“古本”的，就是這些古寫的卷子本，文字往往勝于刻本，阮元撰《十三經校勘記》引用不少，并重刻原書以流行國内。到了清代，有些商人也從日本帶回了一些古書，如乾隆時有個姓汪的帶回了《論語集解》和《古文孝經》，都是我國失傳已久的，鮑廷博重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曾哄動了一時的學者。大約咸豐、同治年間，顧文彬又得到了唐寫本《續華嚴經疏》殘卷。《過雲樓書畫記》：“唐寫《續華嚴經疏》殘本，余從同郡金君芷衫得之。金君游日本，從佛眼山僧澈定得之。唐時由中國請至日本，今仍由日本還之中國。一旦歸來，歡喜無量。”《論語》和《孝經》，尚不是寫本，而這個經卷，真是唐寫本了，宜乎顧文彬這樣的喜形于色了。
近代影刻的唐寫本
光緒中，黎庶昌出使日本，目録學家楊守敬以參贊同往。時當日本維新時代，對古書不甚重視，楊氏有機會大量購求，並遍觀公私收藏，發現了不少珍貴的唐寫本。光緒十年，他爲黎庶昌校刻的《古逸叢書》，覆影舊鈔卷子本的，有《孝經》一卷、《玉篇》零本殘四卷又二卷、《玉燭寶典》十二卷、《文館詞林》殘十四卷、《琱玉集》殘二卷、《碣石調幽蘭》一卷、《天台山記》一卷。又覆影唐寫本的，有《漢書·食貨志》一卷。又十五年傅雲龍刻《籑喜廬叢書》，都據日本所有的古本，有影唐卷子本《論語》十卷、影日本鈔本《新修本草》殘十一卷。張元濟《四部叢刊》也覆印了影鈔正宗寺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古鈔本《禮記正義》殘卷。日本人自己覆印的，有神田信暢輯《容安軒舊書四種》《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一集及《景印舊鈔本》七集。至于目録的參考，有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董康的《書舶庸譚》和日本人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
第五節 兩宋版本的概述
北宋繼承和發展了五代的刻書事業
宋太祖性好書，自蜀歸宋，即命盡取蜀所刻文籍歸闕。是時長興監本尤爲流行，而宋時國子監仍繼續刻了《七經正義》《史記》《兩漢書》、南北朝七史及醫書、算書、《文選》《文苑英華》等，即所謂北宋監本。是宋初繼承了五代刻書的事業，而更擴大到了經書以外。這時的私人刻書，却不聞有繼毋昭裔之緒的。因爲刻書在開始盛行時，技術尚不够精緻，經費又不免過鉅，故刻書的主要是官司，其次是書坊。官司有一定的規章，而書坊以射利爲目的，至于私人刻書，尚没有具備條件。經過了靖康之亂，國子監的所有書版，全數被金人掠去，文化上受到一次極大的摧殘，所以真正的北宋版本，已經傳世不多，藏書家著録，大都是南宋的翻本和刻本了。
北宋刻本的依據
宋版的依據，一種是唐蜀石經。長興刻本，是依西京石經本雕版的。孟蜀《九經》，是用孟蜀石經覆刻的。宋刻經籍，即承其緒。一種是唐寫卷子本。它據唐寫本上版所遺留的痕跡，往往可于款式和避諱求得。如北宋監本《經傳集解》，有避唐諱“民”字作“”的，見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紹興本《管子》，有避唐諱“虎”字作“武”的，見拙著《管子集校叙録的商榷》。這是避諱的證明。《管子》的款式，先列劉向《叙録》，後接“管子卷第一”，題“唐司空房玄齡注”，再列第一卷篇目，以次而入本文，這是唐卷子本的舊式。源出于石經的，只有經典；而源出于卷子本的，則凡是唐以前的著作，都有可能，不過它的面目已遞有改變了。
北宋監本校刻的慎重
北宋監本，爲儒家經籍最早的宋代刻本，原本已没有流傳，只有南宋的翻刻本，要考當時刻書的掌故，有孔維《上五經正義表》和秦奭等八人的銜名，這也僅僅見於寧宗時翻刻的《尚書正義》之首，今録如下：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勑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啓，六籍著而學校始興。于是體國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而篇簡爛脱，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綜之文，雖具陳解説；在羣儒講論亡旨，亦互有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亡文，採衆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于榮，食禄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月，德邁童瞳，武暢遐陬，文加異俗。舉前朝之墜典，正歷代之舊章。崇儒雅之風，三王却軫；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顔。臣等謬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奥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倘今雕印以頒行，乞降絲綸之明命。干犯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維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仕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這一篇表文，對于封建王朝極盡阿諛頌揚，本來没有鈔録的必要，因爲是宋朝官刻書籍的一種程式，不妨留作參考。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是太宗的第三改元，這個本子雖已不傳，可以憑此校勘官的名銜，知當時刻書的慎重負責。孔維的都勘官，就是現在的總校，《毛詩》《禮記》《春秋》博士，就是現在的專家。又如徐鉉在進呈《説文解字》時，也有一篇同類性質的表文：
銀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鉉等，伏奉聖旨，校定許慎《説文解字》一部。伏以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於魯壁，緝蠹簡於羽陵，載穆皇風，允符昌運。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凝神繫表，降鑒機先，聖靡不通，思無不及。以爲經籍既正，憲章具明，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字之義。眷兹譌俗，深惻皇慈，爰命討論，以垂程式，將懲宿弊，宜屬通儒。臣等寔媿謏聞，猥承乏使，徒窮懵學，豈副宸謨，塵瀆冕旒，冰炭交集。其書十五卷，以編袟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共三十卷，謹詣東上閤門進上。謹進。
雍熙三年十一月 日翰林書學臣王惟恭、臣葛湍等狀進
奉直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臣句中正
銀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鉉
雍熙三年是公元九八六年，它比孔維上《五經正義》的時間還要早二年。後來歷朝官修和進呈的書籍，照例都有這樣一篇空洞的文章冠于其首。
北宋刻佛經
北宋版本早于端拱監本的，有開寶六年的藏經，是太祖在開寶四年派人到四川成都去雕造的，號稱《開寶藏》。全藏應有五千多卷，今只有北京圖書館藏《佛説阿惟越致遮經》一種，卷上末有“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奉勑雕造”兩行。這還早于杭州雷峯塔發現的吴越國王錢俶的《陀羅尼經》兩年，要算現存北宋版最早的實物了。其次南海潘氏寶禮堂藏唐釋神清撰《北山録》，序爲熙寧元年，大約同時所刻。字作歐體，端凝肅穆，墨光如漆，真是北宋最精之本。其他見于著録的，不是後期刻本，便是南宋修補本了。
南宋修補監本和徵集書版
北宋監本書版經金人劫掠，僅保存了少數史書的版片，如《史記》《漢書》《後漢書》的十行中字本，和《新唐書》的十四行小字本，到宋高宗南渡，重建國子監于首都杭州以後，才陸續修補出版。同時又重刻了經注和單疏。除了監中自刻之外，又徵取外地的刻版入監，如淮南江東漕司本《史記》《漢書》《後漢書》，衢州本《三國志》，台州本《荀子》，温州本《唐六典》等，所以南宋監本的書版，成份很複雜。
南宋的官刻本
南宋時，屬于中央政府的刻本，除監本外，又有崇文院本、祕書監本、德壽殿本、左廊司局本。各地方政府和官吏，也都提倡刻書。兩浙刻工集中，刊刻尤盛。據葉德輝《書林清話》的統計，有兩浙東路茶鹽司本、兩浙西路茶鹽司本、兩浙東路安撫使本、浙東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轉運司本、潼州轉運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東路轉運司本、荆湖北路安撫使本、廣西漕司本、江東倉臺本、江西計臺本、江西漕臺本、淮南漕廨本、廣東漕司本、江東漕院本、江西提刑司本、公使庫本、州軍學本、郡齋本、郡庠本、郡府學本、縣齋本、縣學本、學宫本、頖宫本、學舍本、太醫局本、書院本、祠堂本。還有只稱某州某府的，有杭州本、明州本、温陵州本、吉州本、紹興府本、臨安府本、平江府本、餘姚縣本、鹽官縣本、眉山本。這些地方的刻本，主持者大都是内行裏手，也有另請專家校勘的，書末往往羅列了校勘者的銜名，所以一般説來，是宋版中的上駟。
眉山刻七史
這些地方政府所刻書，值得一提的是蜀刻本。蜀地自唐而五代，一向有刻書的傳統，因而有熟練的工人。到了十一世紀初葉，刻書的中心，由成都發展到了眉山，井憲孟所刻的“七史”，是眉山刻本的代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北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變，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這就是“眉山七史”。因爲字大如錢，所以稱“蜀大字本”。又爲每半葉九行，印本多模糊，所以稱“九行邋遢本”。明洪武時，取天下書版入南京國子監，所以稱“南監本”。元時有修版，嘉靖、萬曆、崇禎續有補版，所以稱“三朝本”。至清代尚存江寧藩庫，嘉慶藩庫火，版始毁滅。前後經七百年，是書版壽命最爲長久的。
南宋私刻本的繁盛
南宋私人刻書之風盛極一時，號稱家塾本。據葉德輝的統計，有岳珂的相臺家塾、廖瑩中的世綵堂、蜀廣都費氏進修堂、臨安進士孟琪、京臺岳氏、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瞿源蔡道潛宅墨寶堂、清渭何通直宅萬卷堂、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麻沙鎮南齋虞千里、建溪三峯蔡夢弼傅卿家塾、吴興施元之三衢坐嘯齋、王撫幹宅、錦溪張監税宅、武溪游孝恭德棻登俊齋、廉臺田家、吉州東岡劉宅梅溪書院、建安陳彦甫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舉家塾、建安魏仲立宅、建安劉日新宅、吉州周少傅府、祝太傅宅、建寧府麻沙鎮虞叔異宅、秀巖山堂、建安劉叔剛宅、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安曾氏家塾、建安虞氏家塾、眉山文中、眉山程舍人宅、姑蘇鄭定、錢唐王叔邊家、婺州市門巷唐宅、婺州義烏酥溪蔣宅崇知齋、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劉氏學禮堂、隱士王氏取瑟堂、畢萬裔宅富學堂、胡元質當涂道院、杭州浄戒院、嚴陵詹義民、茶陵譚叔端。以上各家所刻書，少則一二種，多或八九種，都有序記牌子可考的。偶有誤入的，如麻沙鎮的劉仲吉、虞千里兩家，可能是書坊。可以考得其人的，如周少府是周必大，祝太傅是祝穆，蔡夢弼、施元之等。而岳珂、廖瑩中尤爲烜赫有名。其他則已無法考查。又如當涂道院刻《左氏摘奇》，杭州浄戒院刻趙蕤《長短經》，他們不是刻道、佛書，尤爲奇特。至其書的精粗美惡，雖有不同，而輔翼官刻的不足，及影響文化的發展，却是其功不小。
岳珂和廖瑩中的精刻本
岳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是岳飛之孫。官至户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著作甚富，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桯史》《金陀萃編》《寶真齋法書贊》《玉楮集》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就是他校刻經籍的凡例。錢泰吉《曝書雜記》：“宋岳倦翁刊《九經》《三傳》，以家塾所藏諸刻，并興國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於書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脱簡、考異，皆羅列條目，詳審精確，不可不家置一編也。”可見他刻書的謹慎不苟。其書今存在的，《五經》有清武英殿及各省書局翻刻本，稱《相臺五經》。錢泰吉言家置一編，是指翻刻本，原本在清宫，不知是否尚在世間。又有《論語》何晏集解附音義、《孟子》趙岐注附音義。廖瑩中號藥洲，邵武人。是宰相賈似道的門客，替他鑒定圖書，自己也喜歡刻書，周密《癸辛雜識》説他刻的“《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萆草紙油煙墨印造，其裝池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删落諸經注，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韓、柳文版心有“世綵堂”三字，故稱“世綵堂本”，爲宋版書中最有名的書，今僅存孤本，蟫隱廬書坊曾影印行世。其他有《春秋經傳集解》，見《天禄琳琅後編》。《論語》《孟子》，今也有影印本。岳珂和廖瑩中，他們的人品完全不同，而卻同好刻書。但是岳刻《五經》，至今都認爲是標準讀本，而廖刻《九經》，儘管紙墨裝潢不惜工本，只不過是富貴人的豪舉，在當時已有人對他的删落經注表示不滿。
南宋書坊刻書的繁盛
宋版除了公私所刻之外，又有書坊刻本，可稱鼎足而三，臨安的陳氏和建安的余氏，各刻有百十種之多，其他據葉德輝的統計，閩中則有建寧府黄三八郎書鋪、建陽麻沙書坊、武夷詹光祖月厓書堂、崇川余氏、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建安江仲達羣玉堂。浙中則有杭州大隱坊、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杭州錢唐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鋪、臨安府金氏、金華雙桂堂、臨江府新喻吾氏。蜀中則有西蜀崔氏書肆、南劍州雕匠葉昌。秦中則有咸陽書隱齋。晉中則有汾陽博濟堂。地址不詳的，有菉斐軒、葛氏傳梫書堂。宋時書坊至元時猶存的，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書坊刻書，志在圖利。其知識較高的，明白必須質量高才能獲利厚，所以對書的内容加以注意，並延通人爲之校勘，這一類書，便不亞於公私精刻。其次，是偷減工料，欺騙取利，誤文脱簡，觸目皆是，這一類書，以建刻爲多，所謂麻沙坊本，爲宋版中的下乘，不能拘于年代而等視齊觀的。
臨安陳氏所刻書
臨安爲南宋的首都，文化繁榮，也是刻字工人集中之地。而業書的陳起父子，在這有利條件下，刻了不少説部書、唐人詩集和《江湖集》行世。方回《瀛奎律髓》：“陳起，睦親坊開書肆，自稱陳道人，字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嘗刊《江湖集》以售。”今傳宋刻本有曰“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刊行”題記的，都是他所刻行，與“臨安府太廟前經籍鋪尹家刊行”的，同稱爲書棚本。又有姓陳名思的，陳伯玉《寶刻叢編序》：“都人陳思，儥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儥，久之，所閲滋多，望之輒能别其真贋。”楊復吉《夢闌瑣筆》：“陳思彙刻《羣賢小集》，自洪邁以下六十四家，流傳甚罕。”二陳同時同地，同業書，同刻書，而一名起，一名思。有人以爲即是一人，也有人以爲他們是父子，葉德輝《書林清話》有考證。由于陳起是讀書人，有著作，和一般的書賈不同，所以他刻的書，内容和形式都極講究，是坊刻書中的精品。而元代戴表元却對他有批評，在《題孫過庭書譜後》説：“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可惜他没有指出具體的例子。
建安余氏所刻書
福建建陽，地處較安全的閩北羣山中，造紙工業非常發達，這就構成了印刷事業的有利條件。十二世紀初葉後，書肆漸多，麻沙、崇化兩坊書肆主持人和文人合作，力求迎合時代。除了正經正史以外，還刻了適應科場應試用的類書和民生所需的醫卜星相雜書，尤突出的是話本小説，如《武王伐紂》《三國志》《五代史》《宣和遺事》的大量發行。其中刻書最多的爲建安余氏，有余志安的勤有堂、余仁仲的萬卷堂。《續東華録》：“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閲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閲内府所藏舊版《千家注杜詩》，向稱爲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宗年號，則其版是元非宋。繼閲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版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名，但不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版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着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版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跡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尋據覆奏：余氏後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爲業。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據此，余氏刻書，始於北宋，至元猶存，世業之久是少有的。余仁仲所刊各經注最精，今有覆本的，如《禮記》《公羊》《穀梁》，都精校精刊，宜爲岳珂所重視了。其詳目見《書林清話》。
佛藏的刻本
佛教徒的刻經，南宋時也有很大的成就。紹興二年，湖州王永從等倡刻《思溪圓覺大藏》。又淳熙二年，同地又有人倡刻《資福大藏》。這兩部大藏，卷帙繁重，超過了當時的儒家書，這是由于集體協作的優越性。
各地刻本的優劣
宋代版行書籍的情況：杭州爲首都的所在地，所以刻書最盛，因而推及到兩浙和淮南；蜀爲刻書最早的地區；福建因紙的生産發達，適合於印刷業的發展。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宋版書，不出這三個地區。關于這三個地區刻書的優劣，前人的評論，如葉夢得《石林燕語》：“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明代謝肇淛《五雜組》，也是這樣説，可以説已成了定論。福建本的所以差于杭、蜀，是爲了易成而速售，這正是坊賈的目的，當然不能精工。柔木不能耐久，印刷得多些，便要模糊。好的書版，都是用梨木和棗木，取其木質堅硬，可以印刷較多。關于各地刻書的歷史記載，如宋人所撰的地方志書如《寶慶四明志》和《新定續志》，頗有涉及本郡的版刻，其他方志，却全不注意及此。王國維始據所見和記載的材料，編《兩浙舊刊本考》四卷，才使兩浙刻本，得到有系統的叙述。陳衍主纂的《福建通志》，有《版本志》兩卷，雖不如王國維的詳備，然確是方志中的創例。
畢昇活字版的發明
活字排印的起源，有秦穆公時的秦公敦銘文，共一百字，用戳子印字在土範之上。又有秦始皇劃一全國度量衡器的陶量器，上面的詔書四十字，也是用木戳印的。到了北宋時才推廣到印書，這個重要的發明，就是畢昇的活字版。沈括《夢溪筆談》：“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全經》，已後典籍，皆爲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本。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版，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版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版，一版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内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這一段記活字版的製造和用法，基本上和現在的鉛字排印相似，可惜這膠泥活字的印本，没有流傳下來。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和《書林清話》，據説藏有膠泥版印的《韋蘇州集》。亡友劉之泗據説也藏有膠泥版印的《劉隨州集》，見鄭振鐸《劫中得書記》。但依行款和印刷來看，大約是明初活字本。而宋代的活字本，只有南宋嘉定十四年的范祖禹《帝學》和淳祐五年的《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二書，但並不是膠泥而改用木料了。又《天禄琳琅後編》有《毛詩》四卷，云是“宋活字本，《唐風》内‘自’字横置可證，模印字用藍色”，雖不著朝代，但藍色印本，至明代始有，也决不是宋本可知。
其他傳世的活字本
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范祖禹《帝學》八卷，有嘉定辛巳刊書題記：“《帝學》一編，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摭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羲迄于我宋，釐爲八卷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爲盛。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刊置縣齋，未幾散逸。户曹玉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缺，庶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礪書。”這書的題記説鋟木，而繆荃孫則稱爲宋活字本，他從原書審定，應該有根據，可知這活字不是用膠泥而是用鋟木的了。《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卷，舊爲丁氏善本書室藏書。據柳詒徵《盋山書景》識語：“前有淳祐乙巳良月朔前進士建安陳子和中甫序，末有麗澤堂活版印行，姑蘇胡昇繕寫，章鳳刻，趙昂印四行。宋活字本世所僅見，書中‘匡’、‘貞’字缺筆而‘慎’字不避，丁《志》因其爲明人舊藏，又與正德王敕所序嘉靖刊本異，定爲天水初槧，淳祐舊編。”這兩種活字版，有年號可徵，尚没有發現第三種，但可能已是明人翻本。《涵芬樓燼餘書録》有五代刊本《妙法蓮華經》，據姚朋圖跋，謂是五代初年活字版印，並説活字當創始于唐季。他没有充足的證據，所以張元濟不同意這説法。
宋刻本的版式
宋刻本的版式，每行有直綫。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吕氏家塾記考》：“宋之初，去古未遠，其刊四部之書，以其多出於卷子本，界欄尚是則烏絲界欄之舊，大抵用單邊畫，其非美觀也，則有左右雙邊。宋之南渡，流風既遠，古法幾乎息矣，於是始有四周雙邊。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經》、巾箱本《周禮》、景德本《儀禮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本《禮記注疏》，則界用四周雙邊。而祕府《尚書正義》則汴時刻本，則畫以左右雙邊，而修版則多四周雙邊。是四周雙邊固非古法，而左右雙邊，亦未可謂得舊樣也。《考槃餘事》云：宋本無四周雙邊之書。不知宋中葉已有之，故舉以正之。”是版本的直綫，源于唐寫本的烏絲欄。而四周復加上較粗的綫條，在左右的兩綫，就成了雙邊（又稱雙欄）。南宋刻本更在上下也加上一綫，就成了四周雙邊。憑左右雙邊和四周雙邊，約略可以定刻本時代的先後，如島田所舉的《尚書正義》可以爲證。到後來也頗混淆，並不能據此作爲可靠的憑證。
宋刻本的行款
行字多少的計數，以半葉爲準，如每半葉若干行，每行若干字。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録》：“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二十行，則每行各二十字。每葉二十二行，則每行各二十二字。此亦不盡然。如《錢竹汀日記鈔》所載宋版《儀禮注》，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温公集》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又一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則其説不足據矣。”有人説宋刻每行字數如其行數，本來和事實不符，王氏已舉了不少實例駁斥了。但是根據行數字數，有時確是可以得出何時何地刻本的一般規律，因爲行字數，有的出于刻工的習慣，有的配合了紙張的大小，不會毫無原因的。宋監本各經注疏，每半葉十行，就稱它十行本注疏。眉山七史，每半葉九行，就稱它九行蜀大字本。書棚本唐人集是十行，行十八字。這些都是看了行款就可以定爲某刻本的根據之一。江標撰《宋元本行格表》二卷，每半葉自四行以至二十行，每行自八字以至三十字，悉依行數的多少來排列。藏書家著録宋刻本，一定必詳記行款，已成爲談版本的定例。
宋刻版口的各種專名
每葉正中的折迭部位，稱爲版口。其上下端謂之象鼻。象鼻空白的謂之白口，中間有墨綫的謂之黑口。墨綫細的謂之小黑口，又謂細黑口；粗的謂之大黑口。中間墨釘謂之魚尾，魚尾便于折迭整齊。魚尾在上的謂之上魚尾，在下的謂之下魚尾。書名及卷數多在上魚尾下，葉數在下魚尾上或下。上魚尾上記每葉字數。下魚尾下記刻工姓名，可考刻書的時代和地址。左右雙邊外有耳，耳中記篇名、君號和類目。
宋刻本的避諱
宋刻對帝王的名字，不論已死或活着的，都要避諱，並且與名字讀音相近的字，謂之嫌名，也一律要避，立爲功令，非常嚴格。避諱的方法，把這些諱字減去末一筆，謂之“爲字不成”。對生存的或以“今上御名”四字作雙行注。因此，要審定版本的刻在何朝，只要把全書中的避諱字作一統計，它避到哪個統治者爲止，就是那一朝的刻本。然而也有私人和書坊刻本，對廟諱有避有不避，並不一律，又有全不避諱的，如《寶禮堂宋本書録》著録的《四明續志》，那就要根據其他條件來審定，不能拘泥于避諱了。
宋時避諱之字，有一帝之名，包括同音的嫌名達五十餘字之多的，在封建時代也是個特例。當時功令的規定，有淳熙時的《重修文書式》，紹熙時的《重修文書令》，都載在《宋紹定禮部韻略》。
《淳熙重修文書式》：
玄，胡涓切。懸、縣、泫、訇、胘、眩、獧等二十字。
朗，盧黨切。悢、烺、狼、閬、浪等二十字。
匡，去王切。筐、眶、恇、劻、迋等十八字。
胤，羊晉切。酳、靷、引等十七字。
炅，古迥切。熲、炯、耿、扃、憬等十六字。
恒，胡登切。峘、姮等四字。
禎，陟盈切。楨、貞、偵、徵、旌、癥等十三字。
曙，常恕切。署、抒、藷、薯、樹、殊遇切。豎、澍、贖、屬等二十六字。
頊，呼玉切。旭、勖等七字。
煦，吁句切。昫、酗、休、呴、咻等十三字。
佶，極乞切。姞、郅、鮚、吉、其吉切。咭等十一字。
桓，胡官切。瓛、完、丸、院、洹、汍、紈、綄、芄、莞、萑、鸛、莧、狟、皖、垣等四十九字。
構，古候切。遘、媾、覯、購、冓、篝、韝、姤、詬、逅、鴝、句、雊、鉤、岣、穀、彀、搆、鷇、够等五十五字。
眘，時認切。慎、蜃等七字。
惇，都昆切。敦、墩、邨、鶉、錞等二十四字。内鶉、錞二字，並係殊倫切，與淳字同音，不合回避。若作都昆切，即係與今廟諱同音。合各從經傳子史音義避用。
擴，闊鑊切。廓、郭、鞹、鞟等十七字。
昀，俞倫切。匀、畇、馴、巡《尚書》巡狩徐邈讀。等七字。
《紹熙重修文書令》：
諸犯聖祖名、廟諱、舊諱、舊諱内貳字者連用爲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餘字謂式所有者。有他音，謂如角徵之類。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謂如金作贖刑，其贖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録舊事者，爲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
諸避濮安懿王諱讓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録舊事者，皆爲字不成，其在真宗皇帝諡號内者，不避。應奏者以黄紙覆之。按真宗謚號，有讓德二字。諸文書不得指斥援引黄帝名，經史舊文則不避。如用從車從干，冠以牽字，或繼以后字，合行迴避。自餘如軒冕、軒輊、轘轅、車轅之類，即不合迥避。
宋刻本的字體
北宋刻本爲歐陽詢字體，南宋便參有柳公權、顔真卿的字體了。精刻本有的具列書者銜名，是仿五代刻本《爾雅》有書者李鶚名的前例。如紹興重刻《毛詩正義》，有淳化原刻書者“廣文館進士臣韋宿書”四人銜名。又有用名人手寫本雕版的，錢謙益《坡書陶淵明集跋》：“北宋刻《淵明集》十卷，文休承定爲東坡書，雖未見題識，然書法雄秀，絶似司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無疑。鏤版精好，精華蒼老之氣，凛然於行墨之間，真希世之寶也。”又有把作者手跡雕版者，陸心源《宋刊歷代故事跋》：“楊次山輯。首坤寧殿題，爲寧宗楊皇后所製。其書乃次山手書付刊，書法娟秀可喜。”又有把名人手札真跡雕版的，繆荃孫《宋刊注渠陽詩跋》：“又有魏鶴山札子，真大參德秀、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李大參性傳、吕宗卿午、葉祕書大有各家札子題跋，均以手書開雕。”這些都是珍貴的精本，與摹勒碑帖無異，也可見當時刻字工人藝術的高超。
宋刻本的版心高廣
著録宋版書，又須記版心的高廣。衡量的尺度，以前都用工部營造尺。版心最小的，如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版心高只一寸九分半。這是卷子式。綫裝本以《滂喜齋藏書記》著録的《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爲最小，版高不及四寸，就是所謂巾箱本，又稱袖珍本。版心大的，《滂喜齋藏書記》有《鐔津集》，版寬至一尺四五寸。比它更大的，《楹書隅録》有白玉蟾《道德寶章》，書高至二尺一寸有奇，字徑一寸五六分。有木記題“金正大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已不是宋代原刻了。涵芬樓有《國語》，版心高標準尺二十二寸二分，廣三十四寸四分。而紙張乃高至四十五寸一分，廣至六十寸。本式之大，極爲罕見。
第六節 遼金元版本的概述
遼代書禁的嚴厲
遼代起自沙漠，太宗耶律德光以武力經略國内，對于文化事業，未暇顧及，故一切都很簡陋。《遼史》中只記有乾文閣，是當時藏書的地方。聖宗耶律隆緒開泰元年（當宋大中祥符五年）八月，那沙國來乞儒書，曾詔賜《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道宗耶律洪基清寧元年（當宋至和二年）十二月，曾下詔設立學校，並頒賜諸經義疏。由此看來，似乎遼代也曾刻過《五經》並義疏，又政府也有集中藏書的地方，可是從來没有流傳下來。原因是遼對書籍的流通，有極嚴的禁令。《夢溪筆談》卷十五：“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辨。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流通書籍，竟定以死罪，封建統治的殘暴，駭人聽聞。然而終不能禁止，仍有人把《龍龕手鏡》一書攜至中原重刻。重熙二年（當宋明道二年）的序文，已被蒲傳正削去，而今本《龍龕手鑑》却有題統和十五年丁酉（當宋至道三年）的智光序，明徐認爲遼刻原本當在這一年，前于重熙三十餘年。只此可證遼代確曾有書籍刊行。今《四部叢刊》影印的《龍龕手鑑》，避宋諱改‘鏡’作‘鑑’，明爲宋代重刻，而真遼本遂絶跡于世間了。
金代平陽刻書的盛況
金源分割了中原，日尋干戈。山西平陽府的平水，即今臨汾縣，不當要衝，比較安定，于是一輩知識分子和北宋汴梁的刻工們，都爲避亂而遷去，政府也就在這裏設立了刻書的機構。《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據錢大昕《跋平水新刊禮部韻略》：“前有正大六年許道真序，知此書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定。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然則‘平水書籍’者，蓋文郁之官稱耳。”當時的刻書所，既有官立的，也有私人的。發展到十二世紀中葉，便形成了繁榮的局面，不亞于宋代的浙、蜀、閩三省。據《書林清話》所考得的平水刻書，有書軒陳氏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李子文的《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説》，張謙的《新刊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平水中和軒王宅的《道德寶章》《新刊韻略》《滏水文集》，晦明軒張宅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丹淵集》。平水以外的書坊，有嵩州福昌孫夏氏書籍鋪的《經史證類大全本草》，碣石趙衍的《李賀歌詩編》。葉氏所未收的，有《尚書注疏》，見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地理圖中刊“平水劉敏仲編”一行。又《毛詩注疏》，行款與《尚書》同，見王文進《文禄堂訪書記》。劉敏仲所刻注疏，或不止這兩種，餘尚未見。又《邙山偈》《雲笈七籤》《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亦見《文禄堂訪書記》。《南豐曾子固先生集》《黄帝内經素問》《重編補添分門字苑撮要》《泰和五音新改併類聚四聲篇》《蕭閑老人明秀集注》《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莊子全解》，見北京圖書館《中國印本書籍展覽目録》。金刻本的傳世，比宋刻要少得多，所以藏書家對它非常重視。
趙城藏經的發現和保存
佛教徒刻經的繁盛，也不弱于五代兩宋。皇統八年至大定十三年二十多年間，解州天寧寺的《大藏經》版會主辦，由女子崔法珍斷臂苦行，向晉南人民募刻，完成了一部卷帙浩富的《大藏經》。原藏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因稱《趙城藏》，爲國内外孤本。一九四二年幾被當時的日本侵略軍劫去，幸當時八路軍在趙城，從日本侵略軍魔爪中搶救出來，已僅存四千三百餘卷了。一九四九年，由華北人民政府移送北京圖書館庋藏，使今之學者，得見早期平水系雕版的代表作。
元代興文署的建立
元代的刻書，繼承了兩宋的優良傳統，官私所刻，都可與宋版媲美，至今談版本的，猶宋、元並稱。《元史》：“太宗八年六月，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太宗八年，當南宋端平三年，這時已注意于刻書了。他承襲了金代平陽刻書的舊業，今傳本有定宗四年平陽張存惠晦明軒刻的《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是元代最早的刻本。後來又繼續刻了不少有用之書。《續文獻通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以集賢大學士許衡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凡在官書籍版刻至京師。”這是集中保存宋時版片，繼續印行。《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七年，立興文署，召工刻經、史、子版，以《資治通鑑》爲起端。”據王士點《祕書監志》：“至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太保大司農奏過事内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祕書監呵。至元十一年，以興文署隸祕書監，掌雕印文書。十三年，又併入翰林院，召集良工，刊刻諸經子史版本，以《通鑑》爲起端。”是早在至元十年（當南宋咸淳九年）已立興文署雕印文書，可正《百官志》的錯誤。當時署内有雕字匠花名四十名，印匠一十六名。這是元代官刻書籍的機構。
官刻書和九路本《十七史》
元代官刻書籍，據《書林清話》的統計，有國子監本、興文署本、各路儒學本、郡學本、郡庠本、儒司本、書院本、太醫院本、官醫提舉本。國子監本，今只有《傷寒論》一種。興文署本的《資治通鑑》，據王國維的考證，因有胡三省注，已是覆刻興文署本。郡學與郡庠，不過名稱的不同。太醫院和官醫提舉則專刻醫書。而刻書的重點，却在各路儒學和書院。又有名爲書院而實則私刻的，有方回的虚谷書院，茶陵東山陳仁子的古迂書院，詹氏的建陽書院，潘屏山的圭山書院，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的梅谿書院，鄭玉的師山書院。
經呈請核準官刻的書籍，把當時所行的公文列于本書之首，稱之曰牒。如至元三年慶元路所刻的《玉海》，首有國子監呈本監牒，呈中書省行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分派各路儒學召工開雕牒。至正二年，杭州路刻的蘇天爵《國朝文類》，首有翰林國史院待制應奉編修各官，呈本院詳准，呈中書省劄付禮部議准，仍由中書省行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下杭州路西湖書院開雕牒。其大部書有數路分别合刻的。太平路新刊《漢書》，目録後有孔文聲題記：“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難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經閣，致工于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計，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謹書。”瑞州路學刊本《隋書》歐鄉周自周序：“曩序録廬陵鄉校，有《史記》《東漢書》而無《西漢》，及長鷺洲書院，則僅《西漢》一書而已。嘗歎安得安西書院所刊經史，會爲全書。今教瑞學，有《通鑑》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順壬申夏，奉省憲令，備儒學提舉。高承事言：《十七史》書，書本極少，江西學院惟吉安有《史記》、東、西《漢書》，贛學有《三國志》，臨江路學《唐書》，撫學《五代史》，餘缺《晉書》《南史》《北史》《隋書》。若令龍昌路學刊《晉書》，建昌路學刊《南》《北史》，瑞州路學刊《隋書》，便如其請，俾行之無怠。”又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諸路刊史。《兩漢》則太平路，《三國志》則池路，《隋書》則瑞州路，《北史》則信州路，《唐書》則平江路。”書首也各附牒文。這就是元九路本《十七史》的分工。
學校刻書的精善
各地學校所刻，有儒學、郡學、郡庠、府學、儒司、書院等名稱，尤以書院所刻爲最多。這些書，都附有刻書年月和刻書所的牌子，或在書的首末，或在目録後面。顧炎武《日知録》：“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明陸深《金臺紀聞》：“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校讎刻畫，頗有精者，非以圖鬻也。”即此可見元代官刻書的精善。賞鑒家只視時代的遠近來定宋、元本的價值，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
元代用官款刻私人著作
私人著述由官款所刻的，必由本路呈請，經核準後，動用各路錢糧及學校贍學田款内開支。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序》：“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詳看可傳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故何、王、金、許之書，多類以傳。鄱陽馬氏《通考》，且出於羽流之薦達，可謂盛矣。”宋賓王《影元鈔本曹文正集跋》：“元時名集，動國帑鋟版，故得名手書文，良工刊刻。”今所傳元刻本，以各路各學名義出版的，數量不少。這個辦法，可以提高出版物的内容質量，不至災梨禍棗；又因經費充裕，可以工書精雕。
私刻書的概況
元代私宅刻書的盛況，也不下于宋。據《書林清話》的統計，有平陽府梁宅、平水許宅、建安鄭明德宅、陳忠甫宅、花谿沈氏家塾、古迂陳氏家塾、雲坡家塾、安成郡彭寅翁崇道精舍、虞氏南溪精舍明復齋、平水曹氏進德齋、存存齋、孫存吾如山家塾益友書堂、孝永堂、平水高昂霄尊賢堂、范氏歲寒堂、復古堂、叢桂堂、嚴氏存耕堂、平陽司家頤真堂、唐氏齊芳堂、汪氏誠意齋集書堂、余彦國勵賢堂、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精一書舍、熊禾武夷書室、崇川書府、商山書塾、溪山道人田紫芝英淑溪山家塾、平陽道參幕段子成、雲衢張氏、盱南孫氏、建安蔡氏、建安劉承父、建安詹景、劉震卿、龍山趙氏國寶、劉君佐翠巖精舍、西園精舍、梅軒蔡氏。這都是根據各書的序跋和牌記，刻書的人已有十之八九不可考了，所以這裏面也許有書坊所刻混入在内，不容易一一區别了。
書坊刻本的特點
元代書坊刻書的盛況，更超過了宋，一則時代較近，傳本較多；二則獲利較厚，從業的也較多。比較集中的地區，仍是宋的兩浙、蜀、閩和金的平水。據《書林清話》的統計，有劉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平陽張存惠堂、燕山竇氏活濟堂、建安陳氏餘慶堂、建安朱氏與耕堂、建安同文堂、建安萬卷堂、麻沙萬卷堂、董氏萬卷堂、雲衢會文堂、積慶堂、德星堂、萬玉堂、胡氏古林書屋、日新書堂、梅隱書屋、妃僊陳氏書堂、葉曾南阜書堂、敏德書堂、李氏建安書堂、富沙碧灣吴氏德新書堂、桃溪居敬書堂、廬陵泰宇書堂、積德書堂、雙桂書堂、一山書堂、妃僊興慶書堂、秀岩書堂、雲莊書堂、麻沙劉氏南澗書堂、三衢石林葉敦、書市劉衡甫、聞德坊周家書肆、建陽劉氏書肆、建陽書林、建安虞氏務本書堂、建安鄭天澤宗文書堂、楊氏清江書堂。這些書坊所刻，少則一二種，多則數十種，其精美者可與私宅刻本媲美。前人説，書坊目的在謀利，所以没有刻大部經史，而多刻醫書和帖括、小説、戲曲。不知這正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並且保存了不少民間的優秀文學作品，絶對不能加以輕視。其時還有宋代的余氏勤有堂，直到元代仍在不斷的刻書，虞氏務本書堂、鄭天澤宗文書堂、楊氏清江書堂，也一直延續到明代。建安葉氏廣勤堂，刻書最多，可與宋代的余氏相仿。這都是元代書坊刻本的特點。
小説戲文的發現和價值
元初，杭州中瓦子張家書鋪刻了平話小説《唐三藏取經詩話》。當時杭州的雜劇戲文盛行，今有傳本的，如《關大王單刀會》《尉遲恭三奪槊》《李太白贬夜郎》等雜劇，均題“古杭新刊”。又《永樂大典》本《小孫屠》等戲文三種，題“古杭才人”或“古杭書會新編”，也是這時代的産品。平水書肆，又刻了許多諸宫調唱本和招帖畫，俄國柯兹洛夫曾在甘肅甘州古塔内發現王昭君、趙飛燕木刻畫和《劉知遠傳》殘本，確是金、元間平水的坊刻本。這都是在黄丕烈士禮居所藏元刻本《琵琶記》以後的新發現。封建時代的士大夫，一向鄙視這類書籍，以爲不登大雅之堂，六七百年來，不知毁滅埋没了多少。
元刻本的款式
元刻本的版式，用四周雙欄和黑口的比較多。除了翻刻宋版和寫字人偶爾沿用舊例外，不避帝諱。書之首末或目録後面，附有刻書牌子，多用碑式，故又稱碑牌。又有作鐘式、鼎式、琴式的。其詳者叙述刻書原由或校勘情况，簡者唯記刻書年月或某某書院梓等。
名人手寫的精刻本
私宅所刻精本，往往是由名人手寫上版的。明李日華《六硯齋筆記》：“茅山舊志，前元代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編，句曲外史張雨手書，刻之甚精。國初毁於火。”這書的印本，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有一部，真是精妙絶倫。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元刊周易集解》：“《上經》後跋云：嗣男仲温命兒楨繕寫，謹鋟梓於讀易樓，至正八年歲在戊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謹志。《下經》後，有至正九年跋，略同。惟‘命兒楨’三字，改‘孫貞木’。象傳後有十年跋，亦略同。惟‘孫貞木’，改‘兒楨植’。蓋至正中此書初刊祖本也。書法工秀，體兼歐、趙。貞木本有書名，見《書史會要》。植亦濡染家學，手書上版，故能精美如此也。”又《元刊六書正譌》：“元刊元印本，篆文圓勁，楷書遒麗，蓋以伯温手書上版者。”我嘗見元刊《五服圖解》，首有至治壬戌檇李龔端禮自序：“故不辭衰老，細字夜書，厥始厥終，皆出一筆，用倒羞囊之餘，以資鋟梓之費。”以上這些書有的出於作者自書，有的出於子孫所書，他們都是以書法著名，加以刻工的優秀，所以能成此精美的刊物。至一般精刻本，都用趙孟頫字體。徐晉《前塵夢影録》：“元代不但士大夫競學趙書，其時爲官本刻經史，私家刻詩文集，亦皆摹吴興體。”是元刻的用趙體，和宋刻的用顔、歐體，同樣成了一時的風氣。
王禎木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宋畢昇發明了膠泥版，他印的書早已失傳，後來的木活字，也只有翻本。然活字比木版，肯定是進步的，所以仍不斷地在發展。到了元延祐元年，東平人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印刷術。他把活字的大小高低，用小鋸和刀子修整得都合乎標準，然後依照韻部編號，按置在兩架特製的輪盤上。排版時，摘字的人居中，便可以字就人。詳細辦法，附載在他所著的《農書》後面，原文如下：
古時書皆寫本，學者艱於傳録，故人以藏書爲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鋟梓之法，其本於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然而木版工匠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版，功力不及，數載難成。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後世有人别生巧技，以鐵爲印盔界行，内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於行内，作活字印版。爲其不便，又以泥爲盔界行，内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窑内燒爲一段，亦可爲活字版印之。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内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今乃有巧便之法，造版木作印盔，削竹片爲行，雕版木爲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先結切。使之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寫韻刻字法：先照監韻内可用字數，分爲上下平、上、去、入五聲，各分韻頭，校勘字樣，抄寫完備。擇能書人取活字樣製大小，寫出各門字樣，糊於版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憑鋸截。又有語助詞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並尋常可用字樣，各分爲一門，多刻字數，約有三萬餘字，寫畢，一如前法。
鎪字修字法：將刻訖版木上字樣，用細齒小鋸，每字四方鎪下，盛於筐筥器内。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齊整，先立準則。於準則内，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另貯别器。
作盔嵌字法：於原寫監韻各門字數，嵌於木盔内，用竹片行行夾住，擺滿，用木榍輕之，排於輪上，依前分作五聲，用大字標記。
造輪法：用輕木造爲大輪，其輪盤徑可七尺，輪軸高可三尺許，用大木砧鑿竅，上作横架，中貫輪軸，下有鑽臼，立轉輪盤，以圓竹笆鋪之，上置活字，版面各依號數上下相次鋪擺。凡置輪兩面：一輪置監韻版面，一輪置雜字版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轉摘字。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補還韻内，兩得便也。
取字法：將原寫監韻另寫一册，編成字號，每面各行各字，俱計號數，與輪上門類相同。一人執韻，依號數喝字。一人於輪上元布輪字版内取摘字隻，嵌於所印書版盔内。如有字韻内别無，隨手令刊匠添補，疾得完備。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乾版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圍作欄。右邊空，候擺滿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榍之。界行内字樣，須要個個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别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徒念切。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印之。又以刷順界行豎直刷之，不可横刷。印紙亦用刷順界刷行之。此用活字版之定法也。
前任宣州旌德縣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甚多，難於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印本縣志書，得計六萬餘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一如刊版，始知其可用。後二年，余遷任信州永豐縣，挈而之官。是時《農書》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見行命工刊版，故且收貯以待别用。然古今此法，未有所傳，故編録於此，以待世之好事者，爲印書省便之法，傳於永久。本爲《農書》而作，因附於後。
王禎是元代的科學家，所著《農書》，至今猶流傳。他用科學方法，創造了這木活字印刷術，試印過《旌德縣志》。故把這一方法，介紹給世之好事者。可惜現在連這部木活字印的《旌德縣志》也没有傳本了。從他這篇介紹中，知道宋元之際，有過燒熟瓦字和鑄錫字兩種活字印書法。燒熟瓦字，大約就是畢昇的舊法。鑄錫字已開了明代銅活字的先聲，都是我國印刷史上有價值的記載。
繼王禎之後，延祐六年，廣平人馬德稱做奉化知州，據李洧孫《知州馬德稱去思碑記》：“活書版鏤至十萬字。”曾用來印成《大學衍義》等書。可知活字版自王禎發明以後，確有人仿它的方法來印書。可惜都没有傳本（見今人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
禁止翻刻的告白
古人出版著作，本没有所謂版權，故任人翻刻，流傳自然廣了。宋刻《東都事略》目録後有長方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把古書佔爲私利，並没有指出不許復版的理由。至於元代，也有乞官禁止翻刻的，始於陳宲的《古今韻會舉要》，今傳元刻本有陳宲告白：“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鋪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節略翻刊，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鑑。”這才合于版權的條件。伹這項禁止翻刻辦法，似乎是發揚文化的障礙，然他爲了有“嗜利之徒，改换名目，節略翻刊，致誤學者”起見，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後來明人刻書，往往犯這毛病，陳宲可説有先見之明了。
第七節 明代版本的概述
南北監的修版和重刻
據《元史》：“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于是宋國子監、元各路學的舊有版片，盡入南京國子監了（簡稱南雍或南監）。梅鷟《南雍志》：“梓刻書本，《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自後四方多以書版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版既叢亂，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會計之，已逾二萬篇。弘治初，始作庫供儲藏。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刊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學博才裕，使將原版刊補。其廣東原刻《宋史》，差取付監。《遼》《金》兩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剜補易脱，莫若重刻。後邦奇、汝璧遷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方克進呈。”南雍集中了前代版片，加以修補續刊，以史部來説，就有宋國子監刻的原版，略有元代修補，而明代又陸續修補之，版口魚尾上都刻明補版的年月。當時所印之本，號爲“三朝本”。若明補無正德以後版，雖略有模糊，仍不亞於宋、元，故後來藏書家，有竟認它作宋、元本著録的。南雍所藏四部版片，《南雍經籍志》所載很詳，而印行不多，仍不能滿足學者的要求。所以北京國子監復據南監本重刻，只成《十三經》和《二十一史》，主持者爲祭酒吴士元、司業黄錦，自萬曆二十四年始，至三十四年竣事。它只據南監本重刻，不過整齊了行款，没有據其他善本校勘，故論其内容，反不如南雍本遠甚。
經廠本的内容
司禮監的經廠，由宦官主持，也刻了不少書籍。他們都是不學無術之徒，除了帝皇御製和科舉腐朽書之外，有用書是不多的。由于經費充裕，所刻都是大版精刻，印刷裝潢，無不講究。目録家稱爲經廠本或内府本，今有《經廠書目》一卷。
官署刻書和都察院刻小説
在京城的各機關，如禮部、兵部、工部、都察院、欽天監、太醫院，都刻了與他們職掌有關的書籍；獨都察院刻有《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一般封建士大夫便大加反對，説“堂堂風憲有司，而刻書如此輕誕”，真是迂腐之見。
書帕本的評價
王士禛《居易録》：“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榷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由于這個關係，明代外省官司掀起了刻書的高潮，其書目見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的，已不下數千種。其中儘有訪求善本、精心校勘的，自然也不免有草率從事、敷衍塞責的，全視刻書者的學術水平來分别。對于後者的刻書，顧炎武《日知録》曾作公正的批評：“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祗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這樣的刻書，反造成浪費，貽誤學子。所以書帕本在明刻中爲質量最下的一種。但這還算是附庸風雅，後來乾脆改用白金，賄賂公行，明末封建士大夫的寡廉鮮恥，竟落到如此地步。
藩府刻書的發達
明代官刻的書籍，遠不及宋、元的精善，而諸王藩府所刻，却頗有佳本。由于明時藩王就封，例有賜書，諸王也頗有閒居好學的，于是禮聘通儒，翻雕古籍，校印了不少精美的善本。據葉德輝的統計，有蜀府、寧藩、代府、崇府、肅府、唐府、吉府、晉府寶賢堂、益府、秦府、周藩，徽藩崇德書院、瀋藩、伊府、魯府敏學書院、趙府居敬堂、遼國寶訓堂、楚府、德藩最樂軒、潞藩，都是現有刻本流傳的。又周弘祖《古今書刻》著有弋陽王府、淮府、汝府、韓府、慶府，都有書籍刊行，雖其本罕見，而一時刻書風氣之盛，可以想見了。其中以寧藩朱權和晉藩朱鐘鉉較爲突出。朱權爲太祖第十七個兒子，錢謙益稱他“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凡羣書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庫提要》有《寧藩書目》一卷，説他所纂輯刊刻之書，有一百三十七種之多，並附有詞曲、院本、道家鍊度齋醮諸儀。詞曲、院本盛行于元、明之間，他所刊刻的必多未見秘本，可惜已不盡流傳，至于道家錬度齋醮諸儀，則因朱權迷信神仙而廣爲傳布，是不足爲訓的。朱鐘鉉爲太祖的曾孫，他博古喜法書，曾刻《寶賢堂法帖》。今世傳書畫，有晉府圖章的，即是曾經他收藏的。他子孫都好學嗜古，代有刻書，今傳世的如重刻張伯顔本《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等，是有系統性的。至朱權的七世孫朱謀和周藩朱橚的六世孫朱睦，則憑藉了家中藏書之富，著作等身，成了明代有名的學者，這是藏書刻書所收得的果實。
私刻本的精華
明代私人刻書，因時代未遠，傳本相當繁富，還没法作完整的統計，但可稱爲精品的，究屬不多。《書林清話》有“明人刻書的精品”一則，已略舉其例。大概刻書的人是有名的學者或藏書家，其書必佳，因爲他們校勘必謹嚴不苟，底本必真實可靠。例如吴郡沈辨之的野竹齋、崑山葉恭焕的菉竹堂、震澤王延喆的恩褒四世之堂、吴郡袁褧的嘉趣堂、澶淵晁瑮的寶文堂、東吴徐時泰的東雅堂、嘉禾項篤壽的萬卷堂和項德棻的宛委堂，以及江陰涂禎、南平游居敬、餘姚聞人詮、福建汪文盛、元和吴元恭等所刻書，論其價值，並不亞于宋、元本，不可因明刻而輕視。他們所據的底本，大都爲宋刻之上乘，有的照樣翻刻，有的加以整理。有許多宋刻早已失傳，幸有明翻刻本留存，它的價值，便相等于宋刻本了。這是照樣翻刻的優點。崇禎六年吴郡趙均翻刻宋麻沙本《玉臺新詠》，也是明刻精本之一，後人往往撕去書跋，冒充宋刻，可知它槧印之佳。但據馮班説：“宋本行款參差不一，趙氏刻時，已整齊一番，且多改易字。”這是加以整理的證據。大概翻刻不等于影印，原本的優點，必需保留，不容許擅改，而缺點當然應該改進，如趙均改變原本的參差不一便是。不過改易字又必須有所根據，不容臆改。明人刻書，在嘉靖以前，猶知慎重；後來漸師心自用，不但竄改，並且删節，如胡文焕的《格致叢書》，陳繼儒的《寶顔堂秘笈》，公然割裂首尾，改頭换面，簡直是焚書而不是刻書了。
毛晉汲古閣的刻書事業
明人刻書之多，莫過于常熟毛晉的汲古閣，如《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津逮秘書》、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詞曲，無不重行雕版。觀顧湘所作《汲古閣版本攷》，真是琳琅滿目，爲前代所未有。當時印刷流傳甚廣，雖逾三四百年，坊間仍可常常遇見，世稱“毛刻”。它的沾溉來學，功不可没。
錢謙益《隱湖毛君墓志銘》：“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父清，孝弟力田，爲鄉三老，而子晉奮起爲儒，通明好古，强記博覽，不屑儷華鬥葉，争研削間。壯從余游，益深知學問之指意。謂經術之學，原本漢唐，儒者遠祖新安，近攷餘姚，不復知古人先河後海之義。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雖東萊、武進以鉅儒事鉤纂，要以岐枝割剥，使人不得見宇宙之大全。故於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務使學者窮其源流，審其津涉。其他訪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而知其標準者或鮮矣。經史既竣，則有事於佛藏，軍持在户，貝多濫几，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於内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并力，如飢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生五子：襄、褒、衮、表、扆。”他是錢謙益的弟子，傳受了絳雲樓藏書的衣鉢，又家富于財，所以有力量徧搜奇秘之書。相傳他曾揭榜于大門上：“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内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佰。有以舊鈔本至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於是湖州書舶雲集於七星橋毛氏的門前了。邑中人都説：“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他終于成了大藏書家，《士禮居叢書》中的《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雖只著録了他藏書中的一部分，已够驚人了。錢謙益對他刻書的意旨，已説得很清楚。尤其是刻《十三經注疏》，在舉世溺没于宋明理學之時，而提倡漢唐舊學；刻《十七史》，在舉世從事于詳節、選本之時，而提倡整部全史，這于清代學術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毛晉刻書的事業，以幼子扆而得傳緒，所刻益多。扆字斧季，他手校的書籍，爲藏書家所推重。他們父子對于刻書的興趣，可在毛扆的《鈔本五經文字跋文》中見之：吾家當日有印書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經籍。扆一日往觀之，先君適至，呼扆曰：吾縮衣節食，遑遑然以刻書爲急務，今版逾十萬，亦云多矣，竊恐祕册之流傳，尚十不及一也。”毛扆接受了父訓，專以流傳秘册爲務。當時相助校勘的，如陸貽典、周榮起等，都是有名的專家。
毛氏所刻書，大都版心有“汲古閣”三字。又如《二家宫詞》《三家宫詞》《浣花集》等，版心有“緑君亭”三字。它所用的紙，是江西特造的，厚的曰“毛邊”，薄的曰“毛太”，至今仍沿這名稱。明刻書對于帝諱，本來是不避的，到了天啓、崇禎間，始漸嚴密，光宗常洛的“常”作“嘗”、“洛”作“雒”，熹宗由校的“校”作“較”，毅宗由檢的“檢”作“簡”，毛刻本對這些諱字都照避了。
毛刻本的評價
毛氏父子這樣的專志于刻書，又有陸貽典、周榮起等專家的相助，所刻書應該没有遺憾的了，但事實却相反。孫從添《藏書紀要》：“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又：“毛氏所刻甚繁，好者僅數種。”陳鱣《元大德本後漢書跋》：“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顧廣圻《陸游南唐書跋》：“汲古閣初刻《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黄丕烈《宋刻李羣玉集跋》：“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異不可勝記，且其謬不可勝言，信知宋刻之佳矣。毛刻非出宋本，故以體分統前後集併爲三卷，或以意改之。”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自序：“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據次立剜改。又識見駑下，凡小徐佳處，少所采掇；而不必從者，乃多從之。學者得之，以爲拱璧，豈知其繆戾多端哉。”據這輩專家學者的批評，毛氏刻本，幾乎是一無足取了。我們應該對它作怎樣看法呢？我以爲毛氏藏書既多善本，重刻時不能一一據以詳校，又有既據宋本，不纖悉照摹，而用己意校改，當然是個缺點。其間也許有其他原因存在。譬如原書的刊刻在先，而善本的收得在後，就發現底本與刻本的不同了。他既得善本之後，因爲刻書太多，勢不能一一修改。但他的主觀是要求精益求精的，只好選擇幾種來改正和重刻，如陸游《南唐書》的重刻便是。也有他並没有見過宋本，只得根據别本付刻。這就不應該據宋本來攻擊他的錯誤。如《李羣玉集》，毛氏以體分統前後併爲三卷，究竟作了一番整理工作，倘是他見到了宋本，自然不必多此一舉。至于毛晉和毛扆的校刻《説文》，前後共經過五次的校改。段玉裁説他繆戾多端，也是事實。但是我們應該看一看毛氏的時代。明代對于《説文》之學，除了趙宧光外，本來是很少有人注意的。所以連《説文》這部書，也幾乎失傳。以顧炎武的博學，生平尚未見過《説文》原本。經毛氏重刻才家有其書，蔚成清代許學的盛況，他的功績就在這裏。至于毛氏父子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其許學的水平和成就，自不能與段玉裁這樣的大專家來比；以許學極盛時的準繩，來衡量萌芽時的版本，是不適當的。毛氏刻了十餘萬的版片，當然有不少缺點，對這些缺點嚴肅地指出來，使後人不被所誤，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强調了部分缺點而否定他的重要成績。
書坊刻書的繁盛
明代私刻和坊刻的書籍，也多用書院、精舍、書堂、書屋、山房、齋、館等名稱，而坊間所刻，又有冠以“書林”或“書户”二字的。《書林清話》的統計，也遺漏尚多。私刻的優劣，在前條已發其凡，而坊刻的範圍，雖徧及全國，仍以福建的建陽爲盛，這是承襲了宋、元以來的傳統。嘉靖年間纂修的《建陽縣志》有一張書坊圖和書目，可以推知那時書坊分布的情況和書籍出版的動向。其中刻書獨多的，是劉洪的慎獨齋和劉宗器的安正堂，書林世業，可以媲美宋、元時的余氏了。
坊刻中堪稱精品的，又有吴郡顧春在嘉靖時刻的《老子道德經》《南華真經》《沖虚至德真經》《荀子》《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中説》，稱世德堂《六子全書》。金臺汪諒刻的許多古書，在他所刻的《文選》的目録後面，附有一篇詳目：
金臺書鋪汪諒，見居正陽門内西第一巡警更鋪對門。今將所刻古書目録列於左，及家今古書籍，不能悉載，願市者覽焉。
翻刻《司馬遷正義集解史記》一部
翻刻《梁昭明注解文選》一部
翻刻《黄鶴注解杜詩》一部
翻刻《千家注蘇詩》一部
翻刻《注解唐詩》一部
翻刻《玉機微義》一部 係醫書
翻刻《武經直解》一部 劉寅進士注
俱宋元版
重刻《名賢叢話詩林廣記》一部
重刻《韓詩外傳》一部 十卷 韓嬰集
重刻《潛夫論》 漢王符撰 一部
重刻《太古遺音大全》一部
重刻《臞仙神奇秘譜》一部
重刻《書對押韻》一部
重刻《孝經注疏》一部
俱古版
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臺汪諒古版校正新刊
此爲書坊售書目録廣告的始見。他分翻刻和重刻兩種項目，可見雕版的不苟。又有徽州的余象斗，刻了《三國演義》等通俗小説。這些都是書坊所刻的精本。
華氏和安國的活字本
活字印書，雖創始于宋、元，而没有流傳，到了明代，才漸漸地發展起來，尤以無錫的華燧、華堅、華珵和安國所印的書爲最多而最有名。
邵寶《會通君傳》：“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閲同異，輒爲辨證，手録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質焉。繼而爲銅字版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人遂以‘會通’稱。”他印書的款式，如《容齋隨筆》每番中縫上方有“弘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八字。今傳本除《容齋隨筆》外，有《校正音釋書經》《校正音釋春秋》《古今合璧事類前集》《文苑英華纂要》《文苑英華辨證》《錦繡萬花谷》《諸臣奏議》等。華堅的姓名，不見於郡邑志乘，葉昌熾、葉德輝均疑爲華燧的從子行。根據他所印書的署款，知其字允剛，而時代則在正德乙亥、丙子之間，如《春秋繁露》末有“正德丙子季夏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印行”一條，版心都有“蘭雪堂”三字，因稱爲蘭雪堂本。此外又有《藝文類聚》《蔡中郎集》《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等。《無錫縣志》：“華珵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鑑别古奇器法書名畫，築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版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他與華燧的關係已不可考，但定是一家人，印書的時代也相同，所印《渭南文集》有“明弘治壬戌致光禄署丞事錫山華珵汝德得溧陽本因托活字摹而傳之”云云。此外又有重印宋左圭的《百川學海》。安國本爲明代的大收藏家。《無錫縣志》：“安國字民泰，富幾敵國，居膠山，因山治圃，植叢桂於後岡，延袤二里餘，因自號桂坡。好古畫畫彝鼎，購異書。”《常州府志》又云：“嘗以活字銅版印《吴中水利通志》。”此外又有《春秋繁露》《顔魯公集》《魏鶴山集》等。數量不如華氏之多，而校勘較爲謹嚴。
華氏活字本的批評
活字印書雖便于速成，而校勘却不可不特别謹嚴，否則便魯魚滿目，反成了惡本。華氏所印書，重之者則謂“流傳至今四五百年，愈久而愈稀，此藏書家所以比之宋槧名鈔，争相寶尚，固不僅以其源出天水舊槧，可以奴視元、明諸刻也”（《書林清話》）。然明陸深《金臺紀聞》已深致不滿了，他説：“近日毘陵人用鉛錫爲活字，視版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録，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雖小故，可以觀變矣。”更具體地説，《天禄琳琅書目·白氏長慶集》：“其書於一行之中，分列兩行之字，全部皆如小註，遂致參差不齊，則其法雖精，而其製尚未盡善也。”顧廣圻《文苑英華跋》：“是書字句多所脱遺，未爲精善，以其出自宋本，存之。”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宋本國朝諸臣奏議》：“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吕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葉。活字本俱删去，猶可曰以其殘缺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可妬者何也？衆人’下，此本缺兩葉，活字本於‘衆人’下竟直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檢閲保甲疏》‘乞並結盤纒赴闕委殿前’下，此本缺兩葉，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内保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絶，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嚴元照《容齋五筆跋》：“紙墨古雅可愛，然亦頗有譌脱。《隨筆》第十一卷，合九十兩條爲一，脱去字二百七十九。《續筆》第三卷，又合九十兩條爲一，脱字百七十九。第九卷末，則脱三百有六字，誤雜於十一卷之首。則中夾注皆不具，蓋由銅版無小字而然。凡容齋所自稱名，皆脱去‘邁’字，不可解也。”陸心源《重雕蘭雪堂本蔡中郎集序》：“明弘治中，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即從歐出，傳古雖殷而讎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互譌，亥豕魯魚，無葉不有。”據此看來，華氏印書草率，竟不加校勘，至造成出乎意料的大錯誤，被人們詬病，這是印書者不負責任。
其他活字精本
其他活字印本，有金蘭館的《石湖居士集》、孫蕡《西菴集》，五雲溪館的《襄陽耆舊傳》《玉臺新詠》，芝城的《墨子》，五川精舍的《王岐公宫詞》，蘇州孫鳳的《陰何詩》，建業張氏的《開元天寶遺事》。大都是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六世紀中葉蘇南一帶的出品。他如蜀府的蘇轍《欒城集》，倪燦的《太平御覽》，無名氏的唐人集等，不在少數。尤以早期的碧雲館本《鶡冠子》對後來活字本影響爲大。《鶡冠子》的版心上刊“寧”字，下刊“碧雲館活字本”六字，次葉刊“弘治年”三字，乾隆時，李質穎曾把它送到《四庫全書》纂修館去，引起了清高宗弘曆的注意，其《題武英殿聚珍版詩》自注云：“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據説後來武英殿聚珍版，就是摹仿着《鶡冠子》的活字，加以改進而製作的。
名人手寫的精刻本
以名人手寫上版精雕的，洪武本《宋學士文粹》末有識語：“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十卷，青田劉公伯温所選定者，濟及弟洧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静、樓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洪武丁巳七月門人鄭濟謹記。”又《淵穎吴先生集》，有“金華後學宋璲謄寫”一行。文林的《温州集》，是他的孫兒文徵明手寫。方孝孺是歷史上的有名人物。宋璲爲宋濂的兒子，以精於書法著名。文徵明更是書畫大名家。這些刻本都不亞于前代蘇軾、趙孟頫的寫刻本。
木刻畫的藝術成就
木刻畫的技術，在唐末已經很高了，前面所提的唐咸通九年王玠刻的《金剛經》扉葉，是現存的實物。宋時木刻畫用途更廣，從宗教畫發展到應用科學、考古學，如《證類本草》《營造法式》《宣和博古圖》《三禮圖》，都有精美的插圖。到了元代，範圍更廣，小説、戲曲，也有插圖。發展至明代，就有徽州派木刻畫的興起，它的風格，不僅帶有明顯的時代性，而且有地域性了。萬曆時，南京唐家開的書籍舖，如世德堂、富春堂刻的小説戲曲和《列女傳》插圖，猶是建陽風格。而文林閣和陳家的繼志齋，却是標準的徽州派。那時徽州黄、汪兩姓刻工，尤可獨步一時。黄鏻、黄應泰刻《程氏墨苑》，黄應瑞刻《女範編》《大雅堂雜劇》，黄應光刻《琵琶記》《昆崙奴》《元曲選》，黄一楷刻《北西廂》，黄一彬刻《青樓韻語》《西廂五劇》，黄應組刻《坐隱圖卷》《人鏡陽秋》，都已達到了木刻畫的最高峯。汪忠信刻《海内奇觀》，汪文宧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詩畫譜》，作風也和諸黄相近。此外《水滸傳》《金瓶梅》《吴騷合編》的插圖，雖成於衆手，尤爲精麗。那時許多著名的畫家，都曾爲木刻家創作了畫稿，如丁雲鵬畫《列女傳》和《程氏墨苑》、陳老蓮畫《博古》葉子和《水滸》葉子。由于他們的合作，木刻畫藝術更見異彩。謝肇淛《五雜組》：“《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覃精聚神，窮極要妙，以天巧人工，爲傳奇耳目之玩。”這倒不是虚贊。鄭振鐸編印的版畫集，可謂集其大成者。
彩色套印的發明
彩色套印術的興起，也是明刻特點之一。元至元六年，中興路刻的無聞和尚《金剛經注》，經注和靈芝圖用硃墨兩色，已用套印術，但還不多見。明代天啓、崇禎間，淩濛初、閔齊伋兩家刻書，幾乎全是硃墨或五色套印的了。淩、閔兩家，都是浙江吴興人。凌汝亨刻《管子》，淩濛初、瀛初刻《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閔齊伋刻《東坡易傳》《左傳》，《老》《莊》《列》三子，《楚辭》，陶靖節、韋蘇州、王右丞、孟浩然、韓昌黎、柳宗元諸家詩集，蜀趙崇祚《花間詞》，閔昭明刻《新鐫硃批武經七書》，都是墨印硃批，字頗流動。他如三色套印的，有《古詩歸》《唐詩歸》，用硃筆的鍾惺，藍筆的譚元春。四色套印的，有淩瀛初刻《世説新語》，用藍筆的劉辰翁，硃筆的王世貞，黄筆的劉應登。徽州的胡正言應用了當時流行的“餖版”、“拱花”二法，編印了《十竹齋畫譜》和《箋譜》二書，設色妍麗，刊版工緻。所謂餖版，是表現畫的深淺濃淡。拱花，是和現在的凸版相似，印時用紙壓在版面，花紋就一一叠現在紙上了。這種彩色套印，已不是一般書中的插圖，而是畫家臨摹用的彩繪課本了。
精刻的産地蘇州與徽州
有明一代的刻書，在初期洪武至弘治一段，猶不脱元刻風格，多用黑口，字體流麗疎落。中期正德、嘉靖一段，多用白口，字體漸趨方整。尤多依據宋本翻刻的，宋諱也缺筆，比較謹嚴。隆慶、萬曆以後，字體漸形呆版，刻書者好用私意删改古書。此是大概的情況，當然也有例外的。至刻書的地區，據胡應麟《經籍會通》：“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陸深《金臺紀聞》：“今杭絶無刻，國初，蜀尚有版，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惟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謝肇淛《五雜組》：“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譌絶少。”是明刻的精本，多出于蘇州、徽州兩地，與宋、元時不同了。
明刻當與宋元刻等重
明去宋初約四百年，當時已非常重視宋刻本，今去明初已六百餘年，那末，更應該對明刻本加以重視了。黄丕烈《明刊陳子昂集跋》：“往聞前輩論古書源流，謂明刻至嘉靖尚稱善本，蓋其時猶不敢作聰明以亂舊章也。余於宋、元刻本，講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版尚有講求之人，前人言之，後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覩。若明刻人不甚貴，及今不講明而切究之，恐澌滅殆盡，反不如宋、元之時代雖遠，聲名益著也。”這真是甘苦有得之言。往年我與鄧邦述、吴梅縱言及之，他們意見一致，吴遂名所居曰百嘉室，鄧名所居曰百靖室，蓋仿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和陸心源的皕宋樓。把明本與宋本等視，是很有意義的。
第八節 清代版本的概述
康熙至乾隆内府刻書的盛況
清朝在康熙至乾隆時代，聖祖玄燁和高宗弘曆，爲了鞏固他對漢族的統治權，采用某些文化政策來籠絡知識分子。他們命詞臣編纂了許多卷以百計的大部書籍，又大量地翻刻古書，因而在官刻版本來説，不但數量上遠遠地超過了宋、元、明三朝，而雕刻技術和印刷裝潢也可首屈一指。
《清宫史》的書籍門，有詳細的分類目，爲實録、聖訓、御製、方略、典則、經學、史學、儀象、志乘、字學、類纂、總集、目録、類書、校刊、石刻，共十六類。《續宫史》增入聖製、御題、鑒藏、欽定、圖象、圖刻、圖繪七類，而除去儀象、總集、目録、類書四類，定爲十九類。就它的分類，即可知當時刻書的豐富了。今分别各種版本，簡述如下：
宋字體和軟字體
據《清會典》，當時刻書的寫官所作字體有一定的格式：方體的稱宋字，楷體的稱軟字。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雍正《硃批諭旨》《宗鏡大綱》及《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則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經》《全唐詩》《全金詩》等，則用軟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鐫。又有袖珍本，弘曆爲了校鐫經史的梨棗餘材，不令遺棄，仿古巾箱的遺式，刻《四書》《五經》《史記》等十種，題曰《欽定古香齋袖珍版書》。它如《九通》等重要書籍，多不勝舉。康熙時，徐乾學代納蘭成德校輯宋、元人的經學書一百三十九種，爲《通志堂經解》。後來成德的父親明珠失敗了，弘曆把這書版攫爲己有，加上諭旨一道，對徐乾學、納蘭成德二人嚴加申斥，命館臣訂正謬誤，改題爲《御定補刊通志堂經解》，這與他父親胤禎的攫奪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同一手段。
銅活字和木活字
雍正四年，陳夢雷用新製的銅活字，排成了六十四部《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一萬零四十卷，五千二十册。這是從來未有的大百科全書，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金屬活字版印刷工作。後被世宗胤禎一道諭旨，攫爲己有，這批活字也被没收到宫中去。又印了些《律吕正義》《數理精藴》等書。後來這批銅字漸被盜竊，乾隆初年又把它銷毁了鑄錢。弘曆《題武英殿聚珍版詩》注：“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蕆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毁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乾隆三十八年詔輯《永樂大典》散見之書爲世所罕見的秘本，鐫版通行。其時金簡管武英殿刻書事，奏準以木活字排印，特著《聚珍版程式》一書，在印刷史上很有參考價值。聚珍的名稱，是弘曆因活字版的名不雅馴而更易的。聚珍版所印共一百三十八種，每種首有高宗題詩十韻，每首葉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每葉十八行，二十一字，是一部最好的叢書。
覆宋元、套印、篆文、清文、圖繪各種刻本
又覆刻了宋元人的善本，如宋相臺岳氏本《五經》，咸淳本朱子《周易本義》，淳祐本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元趙孟頫寫刊本《道德寶章》等，都是校勘精嚴，雕鐫古雅，已開了後來黄丕烈、顧廣圻等刻書的風氣。自明閔、淩兩家發明了套印法，清代殿本更加以改進，用朱墨套印了雍正《硃批諭旨》三百六十卷，一百十二册外，又印了《協紀辨方書》《萬年書》《詞譜》《曲譜》等。并有用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詩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淵鑒》。命張照等摹刻小篆《六經》《四書》，又刻了不少清文和清文、漢文合璧的書籍。胤禎佞佛，刻了不少佛經。至如《皇輿全圖》《西清古鑒》等，圖繪之精，尤爲前所未有。
各種版本名稱和特製紙料
這些精刻書籍，因清制書籍碑刻均隸内務府，故世稱“内府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刻于武英殿，故稱“殿本”。《全唐詩》由兩淮鹽政承辦于揚州，故又稱“揚州詩局本”。所用紙張，均爲精選特製，白的名開花紙，一稱桃花紙。黄的名太史連，一稱紅泥邊。傅增湘説：“開花紙潔如白玉，太史連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裝褙尤精。”它既綜合了前代刻書的各種形式，吸收優點，加以發展改進，所以精妙獨絶，在版本上放一異彩。
各省官書局刻本
外省官刻本，遠不如宫廷所刻之多。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曾頒發聚珍版于東南各省，並准所在鋟木通行。其時承命開雕的，只有江寧刻八種，浙江刻三十八種，均改爲袖珍式。江西刻五十四種，福建刻一百二十三種，均依原式。到了同治五年各省設立書局，始大量刻書。如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書局刻《史記》至《周書》，又《南》《北史》十五史。淮南書局刻《隋書》。浙江書局刻《新》《舊唐書》及《宋史》。湖北崇文書局刻《新》《舊五代史》及《明史》。江蘇書局刻《遼》《金》《元》三史。其中以金陵所刻爲最好，《史記》附有張文虎的《札記》，淮南的《隋書》也附有薛壽的《考異》，大概當時準備每史都要這樣做的，可惜没有成功，只是翻刻了汲古閣本和殿本，並没有重加整理。當時書局也爲人才集中之處，金陵有張文虎、唐仁壽、戴望、劉恭冕、劉壽曾等。浙江有黄以周、李慈銘、張鳴珂等。浙江所刻的《二十二子》和《九通》《續通鑑長編》等，都是善本。粤東書局重刻了《通志堂經解》，福建自道光至光緒陸續增刻了聚珍版二十五種，合爲一百四十八種。其中《春秋傳説纂例》等十種，並非聚珍版原有而誤入，後來廣雅書局覆刻福建本，并承其誤。淮南書局雖所刻較少，而它把《毛詩注疏》和《三國志》的小字雙行都改用了大字單行，行款爽朗，頗便于老年人的目力，據説是何紹基所創議的。《三國志》是用木活字排印，現在這兩種書均不多見了。光緒時，張之洞爲兩廣總督，設立廣雅書局，所刻以史部爲多，合爲《史學叢書》，所據底本是未刊手稿或罕見傳本，都極有價值。湖南的思賢講舍，由王先謙主持，也刻了不少有用書，可惜都是單行，没有匯編。
清初私家精刻本
私家刻本，也隨着官刻的發展而發展，一輩學者和藏書家，又起了鼓動的作用。無錫秦鏷刻的巾箱本《九經》白文，深爲王士禛所贊歎。《分甘餘話》云：“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苟，聞其版已爲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燦許，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吴郡張士俊宋刻《廣韻》《玉篇》《佩觿》《字鑑》《羣經音辨》，稱《澤存堂五種》，曾進呈御覽；錢唐汪立名刻《汗簡》《新集古文四聲韻》《白香山詩長慶集》等，他們都受朱彝尊的影響。曹寅刻《集韻》和《楝亭藏書十二種》，爲承辦《全唐詩》時刻于揚州，故也稱“揚州詩局本”。金檀刻《高青丘集》《巽隱集》，馬曰璐刻《干禄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韓柳年譜》等，他們本是藏書名家。其單行則繆曰覆宋刻《李太白集》、陳宏謀刻司馬光《傳家集》，其鉅帙則《通志堂經解》外，如席啓的《百家唐詩》等，均康、乾時名刻。槧印精良，初印本實不亞于殿本。
嘉慶道光兩朝刻書的中心人物
嘉慶、道光兩朝私人刻書，當以鮑廷博、盧文弨、黄丕烈、顧廣圻四人爲中心人物。他們總結了歷代刻書的經驗，又學問淵博，考訂精嚴，耗一生精力來從事鉛槧，不但掀起了刻書的高潮，校刻之精善也超越前人。
鮑廷博，字以文，又字渌飲，安徽歙人，寄寓杭州。性嗜藏書，當四庫館采訪遺書時，以家藏秘籍六百餘種進呈。他對書籍的篤好，如飢渴者之于飲食。翁廣平《鮑渌飲先生傳》：“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譌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閲，見其版口，即曰此某氏版，某卷刊譌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盧文弨《徵刻古今名人著作疏》：“吾友鮑君以文者，生而篤好書籍，於人世一切富貴利達之足以豔人者，舉無所概於中，而惟文史是耽。所藏弆多善本，并有人間所未盡見者，進之秘省之外，復不私以爲枕秘而欲公之，晨書暝寫，句核字讎，迺始付之梓人氏，棗梨既精，剞劂亦良，以是毁其家不卹也。”這些記載，可以見其爲人了。他刻《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一百九十八種，二百四十册，許多幾被湮没的文化遺産，賴他付刻得重見于世。
盧文弨，字紹弓，抱經其堂號，人稱抱經先生，餘姚人。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説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黄。即無别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他本是校勘專家，所校正的書，都有校記，精確無誤。取《經典釋文》等若干種并自著刻爲《抱經堂叢書》，其餘則無力盡刻，乃彙集三十八種的校語爲《羣書拾補初編》，其未收的還是很多，後人多有傳録本。
黄丕烈，字蕘圃，吴縣人。吴中大藏書家，所居曰百宋一廛，所藏皆宋本的精品，顧廣圻爲之賦。王芑孫《陶陶室記》：“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云。”這段描寫，很能形容蕘圃對古書的嗜好。他把最好的版本如《國語》《戰國策》等，爲之照樣覆刻，並附《札記》，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有錢大昕等助其鑒定，顧廣圻等助其校訂。故《士禮居叢書》幾與宋、元本等價。他的版本學著述，我輯有《蕘圃書跋合編》。
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薲，又號思適居士，元和人。黄丕烈《百宋一廛賦》注：“居士喜校書，皆有依據，絶無鑿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以之自號云。”他提出了“不校校之”的口號，在校勘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詳下章談校勘節。因爲出身寒士，自己無力刻書，就幫助當時的藏書而好古者校刻了許多古書，不自署名，賴館穀以維持生活。爲孫星衍刻《説文解字》《古文苑》《尚書考異》《唐律疏義》《宋元檢驗三録》《廣黄帝本行記》《軒轅黄帝傳》，爲張敦仁刻《禮記》《儀禮注疏》《鹽鐵論》，爲黄丕烈刻《國語》《國策》《焦氏易林》，爲胡克家刻《文選》《資治通鑑》，爲秦恩復刻《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吕衡州集》《李元賓集》《奉天録》《詞學叢書》，爲吴鼒刻《韓非子》《晏子春秋》，爲汪士鐘刻《儀禮疏》《雞峯普濟方》，爲廖寅刻《華陽國志》，爲沈恕刻《紹熙雲間志》，爲洪瑩刻《名臣言行録》，爲從兄之逵刻《列女傳》。自刻祗覆吴元恭本《爾雅》一種。以上各種，大都據宋、元善本精摹覆刻，而各附考異于後，無論内容和形式，都突出于諸家所刻之上。
以上四家所刻書，鮑廷博、盧文弨均用宋字，綜合多種材料。黄丕烈、顧廣圻均用影仿宋元舊本。後來刻書的風氣，不出乎綜合和影仿兩派。葉昌熾曾稱他們所刻書爲清朝宋版，以體現它的價值，並不是偶然的。
名人手寫精刻本
康乾時的精刻本，有出自名手所寫的，如張弨爲顧炎武寫《音學五書》，倪霱爲薛熙寫《明文在》，林佶爲王士禛寫《漁洋精華録》、爲汪琬寫《堯峯文鈔》、爲陳廷敬寫《午亭文編》，張敏求爲朱彝尊寫《曝書亭集》，王鴻儀爲王士禛寫《帶經堂詩續集》，均極寫刻之精妙。其時軟體字本，雖不具名，也多出于名手。徐乾學《讀禮通考》和秦蕙田《五禮通考》，巍然鉅帙，其初印本，葉昌熾謂：“紙白於玉，墨光如漆，字體仿歐陽信本，鬚眉畢現，奕奕有神。閲之心開目明，令人不忍觸手，真書中尤物也，索千金不爲奢”（《緣督廬日記》十六）。這評價非常允當。後來有江聲以小篆寫《尚書集注音疏》《釋名疏證》，金農以隸體寫《冬心先生詩》，鄭燮以行書寫《板橋集》，張敦仁以草體寫《通鑑補識誤》，尤别樹一幟。其他楷書精品，余集寫《志雅堂雜鈔》《續夷堅志》《庚子銷夏記》《百衲琴》，許槤寫《字鑑》《六朝文絜》，顧蒓寫《補元史藝文志》，初刻初印，都可以方駕宋元。
年羹堯與和珅所刻書
當時聲勢烜赫的官僚，也有刻書以附庸風雅的，年羹堯刻《陸宣公奏議》，用軟體字，所據非出善本。和珅刻《禮記注疏》，號稱覆宋，實據書估僞本。故刻印雖精，只好當骨董，不爲學者所尚。
名刻本的闕點
又有出自名家，向稱精刻，而按其内容，實多舛譌的。如宋犖於康熙己卯所刻《施注蘇詩》，出邵長蘅手，以宋刻原本校之，則割裂補綴，多半杜撰。繆荃孫《藝風堂再續藏書記》殘宋刻本《注東坡先生詩》：“與康熙己卯宋漫堂刻本核對，方知刻本之謬。宋原本缺序目，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共十卷外，餘注無不增删，有舊有注而今無者，有舊有注而今易之者，有舊注短而引申之者，有改易書名者，幾幾無一完篇，仍是明代刻書之故態，遜黄蕘圃、胡果泉多矣。”又如乾隆五十三年莊逵吉刻《淮南子》，出錢坫手，云據《道藏》本，今以《道藏》本校之，自行款以至内容，全不符合。王念孫《淮南子雜志序》：“近日武進莊氏所刊《道藏》，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未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删改及妄生異説者。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盧文弨《校本淮南子跋》：“借《道藏》本校，知所有古字，皆出錢君所改。”顧廣圻《校本淮南子跋》：“此淮南王書武進刊本，校則嘉定錢坫獻之也。錢實未見《道藏》，所見校《道藏》本耳，故其稱説，全無一是。”所以評定版本的優劣，不可只憑耳食，也不可過信古人，必須親自動手，從實踐中得出結論，才是可靠的。
叢書的發展和特色
自鮑、盧、黄、顧提倡刻書，一時響應者蠭起，尤以叢書爲一大特色。叢書雖始于宋俞鼎孫《儒學警悟》，明人繼之，其佳者不過顧元慶《顧氏文房小説》、胡維新《兩京遺編》、沈節甫《紀録彙編》、程榮《漢魏叢書》、吴琯《古今逸史》等若干種。至清代遂稱盛極。其與鮑、盧、黄、顧並時的，盧見曾《雅雨堂叢書》，出惠棟手。吴騫《拜經樓叢書》、畢沅《經訓堂叢書》，出江聲、孫星衍、錢坫手。孫星衍《岱南閣叢書》《平津館叢書》，多出顧廣圻手。顧修《讀畫齋叢書》，出鮑廷博手。不下數十種。其後，綜合派以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和伍崇耀《粤雅堂叢書》爲最佳，錢刻出張文虎手，伍刻出譚瑩手。影仿派以蔣鳳藻《鐵華館叢書》和黎庶昌《古逸叢書》爲最佳，蔣刻出葉昌熾手，黎刻出楊守敬手。其他專門學科，經類有阮元《學海堂經解》、王先謙《南菁書院經解》、錢儀吉《經苑》。詞類有朱祖謀《彊村叢書》。輯佚類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黄奭《漢學堂叢書》。郡邑類有王灝《畿輔叢書》、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丁丙《武林掌故叢編》。一姓所著書有王念孫、王引之《高郵王氏遺書》，陳壽祺、陳喬樅《侯官陳氏遺書》。一人所著書有顧炎武《顧亭林先生遺書》、王夫之《船山遺書》。這類叢書日出不窮，爲編目録的，自顧修《彙刻書目》以後，不下數十家，近上海圖書館所編《中國叢書綜録》，所收近三千種之多，而清代實居大半，可謂洋洋大觀了。
有名的刻工和寫者
宋刻間有刻工和繕寫者姓名，相沿成例，清刻本也如此。嘉道時精刻，多出江寧劉文奎、文模兄弟，卷末往往有款識。顧廣圻經辦的影宋刻本，寫者爲許翰屏，見徐晉《前麈夢影録》。《鐵華館叢書》寫者爲金緝甫，見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而原書末均不具名，非經徐氏、葉氏提出，已無人知曉了。
雙鉤本的技術
又有一種雙鉤本，乃施之于舊拓碑版。昔人于舊拓孤本，往往精心鉤摹，加以填廓，謂之響拓。後來進而雕于版，凡剥蝕殘缺，絲毫不苟，而仍須保持舊拓的神韻，故工人必具有高度的技術，黄易的小蓬萊閣、徐渭仁的隨軒、許槤的古均閣、吴雲的兩罍軒、楊守敬的飛青閣，都有刻本。現在發明了珂版影印，無須再用摹刻，這種雙鉤本，僅留作版本藝術的遺物。
刻書用古體字的流弊
明嘉靖時，許宗魯曾創始把《説文》字體寫作正楷，刻成《國語韋昭注》和《吕氏春秋》兩種。同時陸釴也效之刻《吕氏家塾讀詩記》。此等書在表面上看來，好像非常古雅，其實由于明人不通六書之學，其中錯誤很多，是不可據信的。清嘉慶十八年，龐佑清刻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也是用楷寫篆體，雕印都很精緻。邵瑛《説文羣經正字》、嚴可均《唐石經校文》、黄以周《禮書通故》，都是這樣，他們深通許學，非明人之比；又其書本是研究經學文字的專著，和普通書不同，所以在版本上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有好奇之人，用這種字體來刻一般普通書，如范鍇的《漢口叢談》《潯谿紀事詩》《花笑廎雜筆》，令讀者但覺杈枒滿紙，瞠目結舌。
清末刻書的盛況與提倡者
光緒元年，繆荃孫協助張之洞撰《書目答問》，末附《勸刻書説》：“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加精雕（原注：刻書不擇佳惡，書佳而不讎校，猶糜費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如歙之鮑，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錢，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滅，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藴，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張之洞這一提倡，影響很大，清末刻書者紛起，少則一二種，多則數十百種。單經繆荃孫主持的，就有武進盛宣懷的《常州先哲遺書》，貴池劉世珩的《聚學軒叢書》，烏程張鈞衡的《適園叢書》，吴興劉承幹的《嘉業堂叢書》的一部分，以及自刻的《雲自在龕叢書》等大部書，在取材、校勘方面，都極審慎，可稱善本。繆荃孫是清末承繼鮑、盧、黄、顧之遺緒的一位大家。
第九節 已有雕版後的鈔本
科學研究應重視手鈔
自有雕版代替了手寫，文化的傳播更加迅速、廣泛，但並不是説，鈔本便從此失去了它的價值。蘇軾《李氏山房記》：“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楚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對于這個問題，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説：“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也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我少時猶見老輩學者們，多好手鈔經史等書，蓋書凡經過手鈔，便字字入神。又見有插架充棟，陳設井井，而從不觸手，徒供装飾的。蘇軾、葉夢得之言，確有相當道理。可見有了刻本，還是需要鈔寫，這是從治學方面來説。
舊鈔本的優點
從版本方面來説，鈔本有不少優點，例如刻本所據非足本，或經後人删節，而鈔本却是完整的；刻本所據多舛誤，而鈔本却源出于古本的；刻本所據爲初稿，而鈔本却是定稿的；又有鈔本出于名人之手，當與法書名畫等視的；又有從未刻過，已將失傳的。所以陳繼儒《太平清話》這樣説：“鈔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珪殘璧。”但是這類鈔本，先要加以審定，如時代、傳授、收藏等問題，不是凡屬鈔本都是好的。
古人多好鈔書
蘇軾既主張手鈔，相傳他曾手鈔過不少大部書，年代久遠，都已失傳，只有上面提到的《陶淵明集》，猶是據他手鈔付刻的。元趙孟頫也手鈔了《兩漢策要》和其他單篇文字，張丑《清河書畫舫》著録的就有十餘種之多。這種風氣，直到明清，還是相繼不絶。可見雖有了刻本，手鈔本還是應該重視的。
明代的大鈔本《永樂大典》
明成祖朱棣時，製成了一部卷帙繁富、空前未有的大鈔本《永樂大典》。《明實録》：“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解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閲。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這是朱棣指示編輯《永樂大典》的方法和内容。明年十二月，完書進呈，賜名《文獻大成》。這樣浩繁的大書，只有一年多就完成，當然是草率的，所以朱棣也不能滿意，認爲必須重修，改命姚廣孝、劉季箎、解三人爲總監修，至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參與其事的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之多，成書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并鈔成正副兩部，正本藏在文淵閣，副本藏在皇史宬。永樂十九年移都北京，此書也移藏于北京的文樓。嘉靖間，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出之，幸未被毁。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人重鈔正副兩部，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隆慶初告成，歷時六、七年。明亡，原本並毁。至清乾隆時，其重鈔殘本尚存翰林院敬一亭中，庚子之役，始盡毁滅散失，又多被英、美、日所掠奪。現在中華書局已把現存之卷全部影印。這部文獻上的鉅大著作，才得重見于世。
《永樂大典》嘉靖重録本，每册高二尺，廣尺二寸。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朱絲欄，朱筆句讀。書名或朱書，或否。每卷末有重録總校官、分校官、書寫生員、圈點監生銜名六行。硬面宣紙，用黄絹連腦包裹。卷末空白副葉兩張，均被裁去大半葉以爲他用。傅增湘曾影印《憲臺通紀》一册，中華書局也選印“烏”字一册，均保留了原來的形式。
《永樂大典》的優點，第一，在它保存了許多現在已經失傳的有價值的古書。朱棣本是一個好修文事的統治者，當時内閣的藏書豐富，很多爲人間未見的，都被收入其中。至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朱筠建議把《大典》中失傳的古書，開局搜輯。已輯出的，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凡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他私人輯出而可考的，有徐松的《宋會要》五百卷、《宋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政和五禮新儀》若干卷、《秘書省續到闕書》二卷、《河南志》四卷、胡敬的《大元海運記》一卷、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孫爾準的《仇遠山村詞》、繆荃孫的《宋十三處戰功録》《曾公遺録》《順天志》《宋中興百官題名》《國清百録》《瀘州志》等。没有輯出的材料還是很多，真是無盡的寶藏。第二，它突破傳統的拘迂看法，收入了一些戲文作品，爲研究戲曲史的重要材料。一九二〇年葉恭綽在英國倫敦小古玩舖發現《永樂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小孫屠》等戲文三種，一九三一年把原本影印，又收入鄭振鐸《古本戲曲叢刊》第一種。缺點是，用《洪武正韻》爲綱，把所有的古書都拆散分隸于每韻之下，體例又很不一致，顯得割裂龐雜，漫無條理。
元明兩代的名鈔本
元、明兩代以鈔書著名，而其本爲藏書家所重視的，如至正時的孫道明。孫字明叔，華亭人。他本是市井人，而惟以鈔書爲樂，所鈔不下數千卷。正德時的柳僉，字大中，吴人。他手鈔之書，往往附以小詩。嘉靖時的錢穀，字叔寶，吴人。文徵明的弟子，書法得其師傳，精妙絶倫。姚咨，字舜咨，無錫人。所鈔多僻冷失傳之本，版口有“茶夢齋”三字。這輩都是耽幽樂隱、不嗜榮利的高尚之士，他們嗜書出自天性，不求後世之知，而後人得其手跡，往往與宋、元版等視而珍藏。
其他名鈔，如吴寬的叢書堂，葉盛的賜書樓，文徵明的玉蘭堂，王宇泰的鬱岡齋，沈與文的野竹齋，楊儀的七檜山房，秦四麟的致爽閣，祁承的澹生堂，毛晉的汲古閣，謝肇淛的小草齋，錢曾的述古堂以及馮舒兄弟。他們都是大藏書家，所鈔都從善本或孤本，又校勘精細，版口或邊欄刻有齋堂名，善鑒的可一望而知。
毛氏汲古閣的影宋鈔本
明抄本中突出的是毛晉汲古閣的影宋鈔本。什麽是影宋鈔本？它是把白紙影在宋刻本上，逐字逐筆的細心描寫，務求與底本無絲毫之異，確是一種精心細緻的作品。孫慶增《藏書紀要》：“汲古閣影宋精鈔，古今絶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惟其這樣的精緻，所以不可能多的，又多屬小種，大部書絶少。流傳之本，經影印後，其精美有時還勝過宋刻。當時有人贈毛晉詩云“入門僮僕盡鈔書”，可見他對於鈔書的熱心。在今天既有照相影印的發明，自然没有人再作影鈔了，但這種影宋鈔本，在藝術上仍有較高的價值。
清代的大鈔本《四庫全書》
清高宗弘曆時，又製成了一部勝過《永樂大典》幾于兩倍的大鈔本《四庫全書》。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爲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爲副總裁，然實際上任編纂的，只有總纂官紀昀、孫士毅、陸錫熊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其他參與其事的，都是有名學者。如總目協修官有程晉芳、任大椿等，校勘《四庫全書》纂修兼分校官有邵晉涵、周永年、戴震等，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翁方綱等，繕書處分校官有金榜、孫希旦、趙懷玉等，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等。主持人經部爲戴震，史部爲邵晉涵，子部爲周永年。每種前冠提要一篇，對學術源流、内容大概加以説明。至乾隆四十七年全書告成。總計存書（指收入《四庫全書》的）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三千四百五十七種，共鈔成七份，每份裝訂三萬六千册，册面經部用青絹，史部用赤絹，子部用白絹，集部用黑絹，分像春夏秋冬四時之色，共六千七百五十二函。這七份分藏在北京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熱河行宫文津閣、奉天行宫文溯閣的稱爲“内廷四閣”，又省稱“北四閣”。其他三份，一藏揚州大觀堂文匯閣，一藏鎮江金山寺文宗閣，一藏杭州西湖行宫文瀾閣，稱爲“江浙三閣”，又簡稱“南三閣”。總稱爲“七閣”。北四閣本用開花榜紙，南三閣則否。北閣本較南閣本稍寬大。烏絲欄，後具校寫官名銜，與《永樂大典》同。商務印書館曾選印了四種，完全照原書形式。
現在所存的四部：文淵閣本存臺灣。文溯閣的由奉天移藏北京故宫圖書館。文津閣的由熱河移藏北京圖書館。文瀾閣的由丁丙補全，今仍藏杭州浙江圖書館。其餘均毁於兵火。商務印書館曾從其中選出内容佳而傳本少的若干種，影印爲《四庫全書珍本》。
《四庫全書》的優闕點
《四庫全書》的優點是每書都作了一篇提要，把内容介紹給讀者。儘管還存在着很多錯誤，後經胡玉、余嘉錫駁正，然大體上還是比較完善的、空前的大著作。闕點是弘曆的編纂這部書，是别有用心的。清軍入關之後，士民們排滿情緒非常激烈。弘曆利用修書来緩和這種矛盾，使他們耗精弊神于書本中，一面又借求書之名，行焚書之實，因有排滿思想而被禁毁的。據英廉的奏稱：“共看出應行銷毁的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毁的一百八十一部。”姚覲元刻《清代禁毁書目》跋稱：所見吴文昇藏本，“約略計之，除館本外，尚千有餘種”，又四倍之。可見弘曆摧殘文化的罪狀。
清代的名鈔本
清代有名的鈔本，更多不勝舉，例如曹溶鈔本，版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八字。徐乾學鈔本，版心有“傳是樓”三字。惠棟鈔本，格欄外有“紅豆齋藏書鈔本”七字。趙昱鈔本，格欄外有“小山堂鈔本”五字。吴焯鈔本，版心有“繡谷亭”三字。金檀鈔本，版心有“文瑞樓”三字。王宗炎鈔本，格欄外有“十萬卷樓鈔本”六字。朱彝尊、鮑廷博、吴騫、汪遠孫四家鈔本，皆用毛泰紙，無格欄。大抵辨别這些鈔本，必須熟悉藏書家的掌故，又須多見多聞，從實踐中來，不是簡單地可以明瞭的。
第十節 鑒别版本的方法
鑒别當憑實踐
鑒别版本的方法，主要在多實踐，積累經驗。常有老書賈的見識，要比一般讀書人高明得多，就因爲他們見多識廣。有的更由書的表面而進一步認識到内容，如嘉道時的書賈錢聽默、陶正祥輩，頗爲收藏家們所佩服。
葉盛屠隆論鑒别宋版
前人指出宋版書特點，以供賞鑒家參考的，如葉盛《水東日記》：“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總數，余所見當時印本如此。浦宗源家有司馬公《傳家集》，行款皆然，又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苟，雖摹印亦不苟也。”這是説宋刻書多白口（其款式已見前章），更及用紙之佳。案宋本書所用紙，如屠隆《考槃餘事》：“王弇州藏宋版《漢書》，澄心堂紙，李廷珪墨。”世不多見。其次則爲椒紙，《天禄琳琅書目·宋刻春秋經傳集解》後有本記云：“奉勅用棗木椒紙各造十部。”取其可免蠹魚的損傷。一般用紙，則如陳繼儒《妮古録》所説“宋紙於明望之，無簾痕”者爲多。又有用舊紙的，背面爲官府文牒或私人尺牘，更可提供歷史考據材料。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有傳視宋刻者，其文鉤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窿然。”這是用墨和印刷之佳，都是宋刻的上品。
屠隆《考槃餘事》有論宋版一則，最爲詳盡：“宋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閲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況多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訛，其害非輕，故以宋刻爲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經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綫，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版書以活襯紙爲佳，而蠶繭紙、鵠白紙、藤紙固美，而遺存不廣。若餬背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版《漢書》，不惟内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爲副，今歸吴中，真不可得。又若宋版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爲宋刻。元版遺在國初補欠，人亦執爲元刻。然而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内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别矣。”
孫慶增論鑒别方法
孫慶增《藏書紀要》：“夫藏書而不知鑒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徒爲有識者所笑，甚無謂也。如某書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録，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爲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藕香零拾》本加注云：案此云南北朝，當指宋、金、元之間，下同），如何爲宋元精舊鈔本，必須眼力精熟，攷究確切。再於各家收藏書目、歷朝書目、類書總目、讀書志、《敏求記》、《經籍考》、府州縣志書内文苑志、書籍志、《二十一史》經籍志、名人詩文集書序跋文内查考明白，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眼力精熟，須具豐富的經驗；考究確切，又要精細的校勘；查考明白，更離不了目録的知識。這才是真正的賞鑒，而迥不同于骨董和玩物。從前要具備這些條件比較困難，因爲私人藏書，不容易看到。現在所有傳世的善本，已有十之七八歸之圖書館，隨時可去找尋。加以出版事業的進步和發達，不少孤本祕籍，已經或準備在陸續依照原式影印出來，又有集合了各種宋元版選印樣張的書影，便于廣大讀者查考鑒别。
書賈作僞手段
《考槃餘事》又云：“若國初慎獨齋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版書，特鈔微黄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餬扇方簾緜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捲，用椎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字，留空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黄，儼然古人傷殘舊蹟。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綫燒紅，錐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蠱人，莫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證。”這段記載，不但論鑒别宋刻的方法，并及元明刻及用紙，尤其于書賈作僞欺人的伎倆，盡情地揭露，讀書者加以注意。
郭麐《靈芬館詩話》，又有補充屠隆所未及：“近時貴宋版書，於是作僞滋多，有以明人及近時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紙作舊色。其無缺筆者，或另刻一二頁。或僞刊年號以實之。而鑒别收藏家，争考偏旁字畫，齗齗如也。”這些確是事實。以明清仿宋精刻染色欺人的，如明袁褧的《文選》，趙靈均的《玉臺新詠》，清阮元的《列女傳》，去其刻書序跋和牌子，前人受欺誤爲宋刻者，不止一二人。又如葉德輝刻覆宋本《南嶽總勝集》，賈人染色改裝，以繆荃孫這樣的大賞鑒家，也竟誤認爲真宋版，一時傳爲笑柄。其僞刊年號以實之者，如乾隆時内府所刻《四書章句集注》，稱爲覆刻宋淳祐本，因爲朱熹序後的牌子有云：“於是補其殘缺，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識。”後來孫家鼐重刻，當然毫不懷疑。至陶湘得見據刻的原本，始知“學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寫痕蹟。其實泳澤書院始建于元代，宋朝何來此書院。淳祐二字爲至正二字所挖改，今故宫善本書影中明顯可據，當時不加考訂，疏于鑒别，遂被書賈所欺。類此的很多，應該特别注意的。
蔣光煦《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跋》：“舊刻舊鈔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畫以就諱，刓字以易名，染色以僞舊。卷有缺，剗它版以雜之。本既亡，録别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枚舉。”可知這種鬼蜮伎倆，自明至今，都是有的。只爲有利可圖，便鉤心鬥角以爲之，其實只可以欺視古書爲骨董，以代價的高昂來表示他的豪富，而絶不一究内容之徒。倘是真能讀書的，一經校勘，其僞立見。所以談賞鑒，一定要把校勘作根據，决不能只講表面而不重内容。
選擇善本的指導
舊刻舊鈔，究是不可常遇之物，爲切合我們的實用，倒是在普通版本而容易購得的爲首要。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有“讀書宜求善本”一條，他這樣説：“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譌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又云：“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闕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他指出的本朝刻本，就是鮑、盧、黄、顧們所刻的號稱“清朝宋版”的這類書。密行細字的固多佳本，就是疏行大字的也有佳本，這倒不必在形式上過于拘泥。不過鮑、盧、黄、顧所刻的原本，現在也是希見可貴，不是人人可得，好在清末各書局和私人翻刻的很多，又近數十年來把原本影印的也不少。
爲了實用而購書，指導我們鑒别方法的，有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它在每種書名下，注明了各種通行的精確可靠的版本，確是給初學以入門指導。聽説北方有名的大書店，他們教授學徒，就把這本書作爲課本。不過書囊是無底的，張之洞所没有見到和後來繼續刻印的，這就要後人替他不斷地補充了。葉德輝曾做過這項工作，在原書上密行細字，幾如蟻子，可惜没有發表。已有刻本的，有范希曾的《書目答問補正》。至于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和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都憑他們目覩的版本，隨時記在《四庫簡明目録》的眉端，積累了數十年，就完成了一種著作，而給後人研究版本以很大的幫助。有志于版本這門學科者，倒大可學習他們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