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讎學名義及封域論二篇
近世學者於審定書籍，約分三途：奉正史藝文、經籍志及私家簿錄數部，號爲目錄之學；强記宋、元行格，齗齗於刻印早晚，號爲板本之學；羅致副本，汲汲於考訂文字異同，號爲校勘之學。然揆之古初，實不然也。蓋三者俱校讎之事，必相輔爲用，其效始著；否則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無貴乎斯役矣。校讎之事，始於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見鄭氏《詩譜》）。秦火之後，書尤殘缺，漢成帝時詔劉向等校書祕閣，此業乃稱專門（漢初，張良、韓信序次兵法，武帝時楊僕紀奏兵錄，遠在劉氏之前，特未鳩集衆才，統校羣書耳）。校讎之名，亦自向定之，所謂“一人讀書，校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是也。向每校一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後又集衆錄，謂之《别錄》，蓋即後世目錄解題之始。向校書時，廣儲副本，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有所謂臣某書，博求諸本，用以讎正一書，蓋即後世致詳板本之意。觀向所爲《戰國策敍錄》云：“本字多誤脱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然則向校讎時，留心文字訛誤之是正，蓋即後世校勘之權輿。由此論之，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家事也。但舉校讎，自足該之。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原流。後世爲流略之學者，多不識校讎，而好言目錄，此大謬也。稽之古初，因校書而敍目錄，自劉《略》、荀《簿》、王《志》、阮《錄》，靡不皆然。蓋舉其學斯爲校讎，論其書則曰目錄，二者相因，猶訓詁之與傳注，訓詁者其學也，傳注者其書也。目錄而可自立爲學，將傳注箋解義疏之流亦可别自爲學乎？
右論目錄板本校勘皆校讎之事
目錄二字連稱，昉於漢世，以此名學，則實始於宋人。蘇魏公《譚訓》卷四曰：“祖父謁王原叔，因論政事，仲至侍側，原叔令檢書史，指之曰此兒有目錄之學。”據此可知北宋時已稱目錄學矣。近人謂最初見於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者非也，特舉此以當專門之業，取徑窘隘，而自遠於校讎流别之義，自清儒始耳。洪亮吉《北江詩話》所稱考訂、校讎、收藏、賞鑑、掠販諸家，都十數人，所營不同，要皆乾嘉中以目錄自雄之士（近人葉德輝《書林清話》補申北江之説，又爲標舉十數人）。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異同，審辨板片早晚耳，蓋已鄰於書賈之所爲，難與語乎辨章學術之大。章學誠嘗斥其失曰：“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别，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絶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奥，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争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説，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别有目錄之學，眞屬詫聞。”（《遺書外編·信摭》）全祖望亦曰：“今世所謂書目之學者，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簿翻，以資口給，即其有得於此者，亦不過以爲撏撦獺祭之用。”（《叢書樓書目序》）兩家所論，至爲明快。夷考世俗受病之由，蓋原於名之不正耳。夫目錄既由校讎而來，則稱舉大名，自足統其小號。自向、歆父子而後，惟鄭樵、章學誠深通斯旨，故鄭氏爲書以明羣籍類例，章氏爲書以辨學術流别，但以校讎標目，而不取目錄立名，最爲能見其大。李兆洛爲顧廣圻墓誌銘，反謂鄭氏之書惟言類例，無涉校讎，此則囿於世俗之見，而猶未足以測斯道之淺深也。
右論目錄學名義之非
著述體例論十篇
世人動言著述，斯亦談何容易！析言之，二字又有淺深之不同。《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蓋著之爲義猶作也，難於述矣。焦循曰：“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覺而己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述難二》）由此言之，作述之事，夫豈易言。儒者莫不宗師仲尼，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可知仲尼志在用世，初無意於著述。使得志行於時，其必不暇從事删訂無疑耳。顏元曰：“孔子之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性理書評》）章學誠曰：“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家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謂爲立儒道之極也。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原道中》）又曰：“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家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輒謂師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邪？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後，命爲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虚尊道德文章别爲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爲粗迹矣。”（《與陳鑑亭論學》）章氏之言，尤爲剴切沉痛，足以破二千年間士子之迷夢。自漢以來，述造日富，固有爲著書而著書者矣，學者尤不可不辨也。
右論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後著述
朱一新曰：“古來文字，祇有二體：敍事紀言者爲史體，自寫性眞者爲子體。聖人之言，足爲世法，尊之爲經，經固兼子史二體也。文事日興，變態百出，歧而爲集，集亦子史之緒餘也。”（《無邪堂答問》）舜徽案：朱氏謂著述之初不外子史二體是也，以自寫性眞者爲子則非也。蓋古初有立言之書，有記事之書，立言爲子，記事爲史，二者體製不同，相須爲用。揚搉而言，則立言之書，亦諸子百家學説思想史耳。明儒王世貞嘗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編年、本紀、志、表、書、世家、列傳，史之正文也。敍、記、碑、碣、銘、述，史之變文也。訓、誥、命、册、詔、令、教、箚、上書、封事、疏、表、啟、牋、彈事、奏記、檄、露布、移、駁、諭、尺牘，史之用也。論、辨、説、解、難、議，史之實也。頌、贊、銘、箴、哀祭，史之華也。”（《弇州四部稿》、《藝苑巵言》）李贄亦曰：“《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經》，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自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焚書·經史相爲表裏篇》）李氏此言，信足以補王説之所未備。而“六經皆史”之説，又遠在章學誠之前矣（李氏以前，若王守仁《傳習錄》，亦已言五經皆史）。推此數家之言，以觀古代著述，則何一不可統之於史乎？龔自珍嘗言：“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古史鈎沉論》）非過論也。而古人所以讀之之法，率不越一觀字。故孔子告子夏讀《書》，但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見《尚書大傳》）其平日教門人，恒以學《詩》爲亟，亦曰：“可以觀。”（見《論語》）鄭玄注云：“觀風俗之盛衰。”蓋當時登諸簡策，固以史料視之矣。自後世傳注既興，經名乃立。學者率屏子、史、羣書，不得與六經伍。遂於立言、記事之外，别尊六籍爲天經地義之書，豈不過哉！
右論古代著述皆可目爲史料
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徒，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舜徽案：趙氏此言，直以擬聖作書昉於孟氏。然七篇之書，不必果出軻手，若謂道不行於當時，退與弟子講明先王之道，略與仲尼同趣，則《漢志》儒家類自《孫卿子》以下，叢雜繁多，何一非欲託空言以自見者，皆謂之則象孔子可乎？雖然，漢世經生徇于禄利，惟重五經博士之學，於此七篇，率儕諸管、晏、莊、荀，不復措意。尊信孟子，自趙氏始。趙氏欲矯時人之弊，移經生尊孔之心以及于孟，故不得不推揚之以與《論語》並論，用心良苦，遂忘其言之逾實，意固有在，學者可分别觀之也。惟揚雄生於西京之末，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故時人有問雄者，常以法應之，譔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漢書》本傳）。亦步亦趨，蓋其所以自待者彌高，而班固論之曰：“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本傳賛）然則雄所述造，蓋無文而不規效前修，又不第《法言》、《太玄》然也。著述之體，至此一變，自東漢以來，士子競以著書爲弋名之具，雄實開其先云（以前若吕不韋、劉安之書，乃纂輯體例，與私門著述不同。司馬遷之書，則自創義例，與意存模擬者有别，皆當别論，不與此同也）。
右論擬古著書之始
載籍極博，無踰三門：蓋有著作，有編述，有鈔纂，三者體製不同，而爲用亦異。名世間出，智察幽隱，記彼先知，以誘後覺，此之謂著作；前有所因，自爲義例，镕鑄衆説，歸一家言，此之謂編述；若夫鈔纂之役，則惟比敍舊事，綜錄異聞，或訂其譌，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昔王充《論衡》始成，或頌其可謂作者，充則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論衡·對作篇》）舜徽案：王氏區羣書爲三科，而不自居作述之班，可謂知道術之淺深矣。論者，侖之借字也。於文，亼册爲侖，蓋即比次羣言之意。《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然則《論語》之名，實取義於篹輯。雜鈔之書，斯爲最朔矣。試循時代以求之，則漢以上之書，著作爲多（歷秦火而猶存，必有其卓然不可磨滅者）。由漢至隋，則編述勝（兩漢傳注，六朝義疏，以及史部羣書，皆編述也）。唐以下雕板術興，朝成一書，莫登諸板，於是類書説部，充棟汗牛，盡天下皆鈔纂之編。昔人每教學者多讀唐以前書，非貴遠賤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誠以先唐之書，多關作述，猶少空言。唐以下雜鈔日廣，語皆枝葉。本末先後高下淺深之分，學者所宜詳辨也。
右論著作編述鈔纂三者之别
王充嘗並舉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以當述者之目，善哉其知言也！所謂述者，編次之業也。叔皮所續太史公後傳，不可得而見矣（大部當存《漢書》中，但不易分别），即太史公、劉子政二家之書求之，而編書之法悉在焉。太史公百三十篇所采，自《六經》外，旁逮《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至爲繁夥、盡取前人之書，施以翦裁镕鑄，成一家言。蓋編述之書，與立言垂訓者殊途，苟義例精善，原不嫌於因襲。前乎司馬氏者，若吕不韋輯智略士，纂八覽、六論、十二紀，自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校其所錄，舉凡道、墨、兵、農諸家之言，與夫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甄采甚廣，而不言出自前人，與太史公之取《尚書》以撰《五帝》、《三王本紀》，取《左傳》以撰列國世家，而不明標出處者，爲例正同也。劉向所序《説苑》、《新序》之屬數十篇，雖體製不同於二書，然亦排比舊事，悉采諸經傳子史，亦不注出自何書。可知編書者不以鈔襲爲過，但問其有無精識别裁足以自立與否而已。夫載事之書，無踰《太史公》；纂言之書，無踰《新序》、《説苑》。然遷之言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太史公自序》）向之言曰：“以類相從，一一條其篇目。”（《説苑敍錄》）斯又兩家編述之義例也。蓋編述之業，實寓有筆削之意，既删羣籍之要以成吾書，則原書皆可土苴視之，又吾所裁取者，悉天下之所共有，世人之所公知，不煩稱舉而自明，又何庸一一條列以爲之注。推求作者之用心，亦必如此耳。後世編書之士，本無體例，而才識又不足以镕鑄衆義，往往徵引羣書，排比而乏翦裁，羅列而無論斷，非但注明出處，且並篇卷亦不遺之，直以蒐輯佚書之法施諸編述，吾未見其明也（此第就編書體例而言，至於考證之文，無徵不信，又當别論）。
右論編述體例
編述體例之善，未有踰於《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當代語言文字翻譯古書而已。《漢書·藝文志》論《尚書》有曰：“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爾雅》者，故訓也。蓋惟古文《尚書》多古字古言，必通貫故訓，以今語解古語，而後能通其意。《太史公》所采《尚書》，率以訓詁代經文，猶今日之翻譯，在當時固盡人能知，至今日猶淺明易了，爲功於天下後世甚大。所貴乎有編述之書者，以此耳。今觀《太史公》所載《尚書》文字，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肜日》、《耆》，《周本紀》之引《牧誓》、《甫刑》，《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肹誓》，《燕世家》之引《君奭》，《衛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莫不代奇辭以淺語，易古文爲今字。其於《左傳》、《國語》、《禮記》、《論語》之屬，靡不皆然。取三代古書一變而爲漢人文字，且悉符於雅訓，而未嘗逞臆見以離眞，慮周思密，最爲謹嚴。推其意以爲編書之式，則唐人而有志於編述，自可易古書爲唐文，宋人而有志於編述，亦無妨改舊文爲宋語，但問其融會翦裁何如耳。余嘗怪近人編書，引端論斷，既用後世之語言文字矣，而援引故書，十倍己作，一字不改，無異鈔胥。尋究其義，蓋由學無本原，僅披枝葉，故書雅記，未甚貫通，既不能以簡約之辭，統紛繁之理，故降爲剽竊，展轉稗販而已耳。曾見有述通史者，首尾俱爲通俗文辭，本無傷於大雅，敍及三代，則移錄《尚書》，事涉兩京，則稱舉《史》、《漢》，羅載下方，明注篇卷，蓋欲徵引周徧，以炫其博，而不知糅雜今古，適彰其醜，此則食古不化之過也。不悟低格以載羣言，次申己見以論斷之，此乃宋以來考證家之體例，烏可施諸編述哉！
右論太史公書爲編述之正體
曾國藩與何廉昉書有曰：“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吕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贋品也，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非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即《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行編列，别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别錄雜纂古人成書者，别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舜徽案：曾氏身爲民賊，其行事固不足道，而此論不失爲有識。所謂自爲之書，乃作者述者之事，類書則鈔纂之役耳。閒嘗論之，後世書日益多，而學術遠不如古，非夫人之智不逮古也，蓋自類書日出，而學者廣采兼蓄，可以緝文，可以博物，相率視經史爲廢書，根原之地既絶，則無往而不支離。夷考其受病之原，則以學者誤視功力爲學問耳。大氐古人類事之書，乃學者求知之功力，而非成家之學術，謂之纂輯鈔比則可，謂爲著述則不可。自著錄家不明斯旨，列此種書於四部之内，則學者奉爲絶大學問，亦固其所。今欲救舍本逐末之失，則必如曾氏所言，於四部外别立類書一門以統會之，俾學者曉然於學問與功力，猶黑白之不相淆，則辨章學術之旨宏矣。
右論鈔纂之書不可混於著述
雜鈔之書而兼考訂，蓋昉於漢世，王充嘗言：“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充所自爲之書，亦退居於論，不敢與作述伍。又自稱就世俗之書訂其眞僞，辨其實虚（均見《論衡·對作篇》），其明徵也。故毛奇齡曰：“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王仲任作《論衡》，則創爲考覈駮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爲稗官記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説，如筆談、叢鈔、隨筆、友議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如所稱考義資辨者。”（《倘湖樵書序》）李兆洛曰：“讀書之士，著述流覽之暇，往往有叢殘之義，偶觸之思，或簡策之小言，或賓朋之燕語，心所屬者，隨而筆之，當時以備遺忘，後人遂資考證。其端自《論衡》、《古今注》等發之，唐、宋以來，乃益繁夥。”（《跋韋庵隨筆》）兩家所言，實亦陰本《隋志》。《隋志》錄《論衡》，與《古今注》、《袖中記》、《雜書鈔》、《子鈔》、《皇覽》、《類苑》之屬同入子部雜家類，已隱然示人以辨章學術之意。《四庫總目》以《論衡》爲雜説之原，是也。惟自茲途大啓，述造日雜，博雅者取助燕談，不學者資之速化，相率屏經史艱深之學，貪纂錄輕便之編，學術日趨苟簡，此實其一大轉樞也。學者必明乎此類之書與著述别，庶能瞭然於本根枝葉之辨。
右論鈔纂之書日盛而著述日衰
歷代開國之初，莫不設館修書，而宋世爲尤盛。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六曰：“太宗鋭意文史，太平興國中，詔李昉、扈蒙、徐鉉、張及等門類羣書一千卷，賜名《太平御覽》；又詔昉等撰集野史《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爲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太宗日閲《御覽》三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爲勞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亦載及此事）舜徽案：宋初勅修此數書，卷帙繁穰，凡宋以前載籍，賴之以保存者衆矣。後人考古捃逸，率以此爲淵藪，有裨於儒林甚大。顧太宗之措意於斯，蓋亦有所爲而爲也。劉壎《隱居通議》嘗論其事曰：“宋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取。或謂當時削平諸僭，降臣聚朝，多懷舊者，慮其或有異心，故皆位之館閣，厚其爵禄，使編纂諸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之類，遲以年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於字裏行間，世以爲深得老英雄法，推爲長策。”（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一所論與此同）可知諸書之修，原以籠絡才智之士，廣其卷帙，厚其廪餼，使卒老於文字閒耳。大氐往世天下甫定，莫不大興文教，以安攜貳之心，按之舊事，莫不皆然。若唐貞觀之尊崇儒術，清康、乾之纂修羣書，規爲浩大，致效尤弘，足以嫓美宋初，而用心則無不同，後先相師，如出一轍。創始之意既如彼，卷帙之繁又若此，委之於不學，成之以短時，而欲以著述之例繩之，此實難矣。加以思想受其桎梏，學術因以停滯，利害相權，所得殆未足以償失，此亦辨章學術者所當知也。
右論官修之書無關著述
乾、嘉學者之弊，在於佞漢，道、咸以降，則又羣依附於乾、嘉。良以考證之結習未除，以爲辨論不極乎幽隱，考覈不窮乎邃密，不足以與於學術之末也。甚者乃舉此施教後生，説一經而必援用數十百家之義，解一字而必衍成數萬言之文，新進少年，未曾讀原本古書，從何領受新義，徒驚炫其耳目，望洋而自沮耳。大氐學校教人之學，與夫私門著述迥然不同。教士期于平易淺明而止，若夫專家之學，終身以之，窮極要眇，非可喻諸初學。今日爲大學教授者，每好取己所長，爲後生説之。未誦《説文》，而與之談金文甲骨；未通《左氏》，而遽與論《公羊》、《穀梁》。甚至不能觀省古書者，而爲之講《墨經》；不能下筆爲文者，而與之講詞賦。陵節而施，猶對牛而鼓簧耳。編述之業，未有窳於今日者，而以大學教本爲尤甚。每論一事，講一藝，積稿盈尺，有徵引而無論斷。教者不克提要鈎玄，學者何能由博返約？此皆施教者不明乎編書體例而然耳。嘗見江南名士，講授《毛詩》，執卷升堂，輒詳説鳥獸草木之情狀，聲音故訓之遷革，博引有清衆家之解，爲及門誦之，一名説至數千言，一篇講至數十日，《詩》之大義，未嘗及也。推之講他經者，莫不如此。卒致學者茫然，非第不能通羣經大義，且亦莫由知一經首尾，雖曰五經分立，徒高樹名義而已。始於教者之好名，故不得不矜奇炫博，而卒歸於自欺欺人，非特無以啓迪後生，且舉世風氣亦從之轉移，以共趨於稗販之一途，争爲人役而不知反。故居今日而欲挽道、咸以來之積弊，必自改革大學教本始。
右論施教之書與著述異體
著述標題論八篇
周、秦立言之家，多起於救世之急，但思載其論以行之天下，傳於後世，初未嘗先立一名而役役于著述也。下逮西京諸儒，有所論述，莫不先抒意慮，集爲羣篇，書成法立，始有標題。故陸賈爲高帝述古今成敗得失之事，爲十二篇，高帝善之，號其書曰《新語》。司馬遷罔羅放失舊聞，爲書百三十篇，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斯並書由己造，而名定於人。漢初著作，猶爲近古矣。論者或據《太史公自序》有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俗讀略字屬下，大非本意，詳後）遂謂遷自題其書曰《太史公》，而其實不然也。考《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姚察説：“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也。”（《太史公自序索隱》説同，蓋亦本姚氏）桓譚，西漢末年人，去司馬猶近，聞見親切，宜可保信。《新論》今雖不傳，而陳世猶存，故姚察及見之。雖無他書可以佐證桓氏之説，然太史公《報任安書》述己著書之意甚備，而篇末結之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未嘗自道所著爲何書。《自序篇》末，太史公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亦不舉其書名。可知此百三十篇之書，初未嘗自立名號。近人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史公原書但有小題而無大題，是也。舜徽疑今本《自序篇》“爲太史公書序略”七字，乃漢以後學者據《漢書》所妄增，非史公原文，而後世莫之省也。蓋原文但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與《報任安書》文意大同。迨班氏爲撰列傳，除取材於史公《自序》外，又爲補錄《報任安書》及身後之事，事增於前，而行文不得不減於舊。故史公《自序》詳舉百三十篇篇目，各繫以序，班氏則但錄其篇目次第，而删去每篇小敍，舉其目既竟，乃總結之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所謂序略，猶云自序之節略耳。劉向校羣書，成《别錄》，其子歆從而撮其旨要，著爲《七略》（此二語出阮孝緒《七錄序》），班氏删史公《自序》，亦猶歆之删《别錄》也。傳中敍百三十篇篇目既竟，而必補“爲太史公書序略”七字者，因下文所載他事猶多，故班氏出此七字題上事，以區分之，其意若曰自此以上乃節取之太史公《自序》者也。漢以後學者每喜取《漢書》與《太史公書》校讀，見有不同，輒附錄其辭，以爲旁注，後乃竄入正文，若《司馬相如傳》後有揚雄語，其明例也。故知今本《自序篇》中此七字，乃後人據班書補入者無疑耳。或曰：桓譚所稱“太史公”之名爲東方朔所加者，當指書中之太史公曰言之，非書名也。曰：是又不然。桓氏明言朔署其下，此非補署大題而何（古書皆大題在下，小題在上，盧文弨《鍾山札記》、錢大昕《養新錄》均已言之）？況百三十篇之書，不獨每篇之末皆稱“太史公”，且篇中亦多有之，東方朔爲之處處增題，豈不憚煩，衡之情理，亦所必無也。
右論古人著述皆書成之後始有大題
論者多謂纂輯之書而自立名者，昉於《論語》；手著之書而自立名者，昉於《孟子》。不悟《論語》初出屋壁，漢初猶謂之傳，至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論衡·正説篇》言之甚詳，必有所受，則《論語》之名，漢師所補題也。世人多以《坊記》出於子思，已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當時已稱《論語》。姑不論《坊記》果爲子思手撰與否，即以篇中文法例之，亦復前後不類。此篇凡三十九章，首以子言之三字發端，以下三十八章悉稱子云，條理秩然不混，不合忽稱《論語》以雜亂之。所引二語，又承“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之下，蓋漢人讀《坊記》至此章，乃附錄《論語》之言以明經旨，所以必采此二語者，以下文有“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數句耳。學者傳鈔，誤以旁注之字雜入正文（古書中此例甚多，王念孫、俞樾兩家已備舉之），流傳既久，習爲固然。若據此遽謂《論語》之名乃作者自題，豈有當乎？《孟子》七篇，亦不必爲軻自著。趙岐題辭有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玩總謂二字，則必有非軻手著者在矣。至韓愈乃謂軻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以爲書，語尤通達，足成定論。則《孟子》之名，亦門人所補題也。斯固周、秦諸子標題通例，後人必執《史記》之文以相辨難，誠所謂可已而不已者。江永《羣經補義》且力斥韓説之非，不知尊崇孟子，别自有在，正不必堅謂七篇之書定出軻手耳。
右論《論語》《孟子》之名皆後人補題
書經修，體例屢易，後人有併爲一事，視爲一書，莫之或辨者，如《白虎通義》是也。考後漢章帝建初中，以經説多門，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如宣帝石渠故事（見范書《章帝紀》及《儒林傳序》）。於是而論述之業，蓋有三種：《白虎議奏》一也，《白虎通德論》二也，《白虎通義》三也。三者名近而實不同，或歷久散佚，或并爲一書，後世遂視爲一物矣。范書《章帝紀》云：“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則在當時《議奏》實有其書，蓋分令與議諸儒各抒所見而成，猶後世編述家之先有長編也（莊述祖考定議奏無慮百數十篇，其説近是）。《班固傳》云：“固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據此可知《通德論》之作乃在講論同異以後，蓋就議奏折中而論定之。姚振宗《後漢藝文志》謂“詳味史文，此論非班固作，乃天子御撰”，是也。《傳》復云“令固撰集”者，蓋猶苦《通德論》繁重，而使固删要以成定本。《儒林傳序》所謂命史臣著爲《通義》，殆即指此。《四庫提要》謂“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是也（《提要》以《議奏》與《通德論》爲一物，則謬）。此三書雖相涉，而事有先後，文殊詳略，固昭然可辨。自《議奏》不布於外，故雖魏、晉學者，悉不得見。袁宏《後漢紀》及《御覽》引《三國典略》祖珽等上言，皆誤以《白虎通》爲《議奏》，更何論隋唐以下人耶（范書《章帝紀》作《白虎議奏》，李賢注曰：今《白虎通》。可知唐人沿誤已久。《議奏》在漢世實未宣布，故世莫得見。莊述祖謂亡於隋唐非也）！班固既撰定《通德論》以成《通義》，《通義》行而《通德論》亦廢。晉以來學者復省稱《白虎通義》爲《白虎通》（始見於袁宏《後漢紀》），故《隋志》即據以標目，猶之後世省稱《風俗通義》爲《風俗通》也。要之書名已易，而遷變宜明，援用固不嫌舉今稱，考覈則貴能詳舊事耳。
右論一書而數易大題者宜詳其變革
著述文字，無外三門：抒情一也，説理二也，記事三也。抒情之什，情發輒書，故古人詩歌，初無篇題。説理之文，主於垂教，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此二語出《論語》邢疏），故《論語》、《孟子》但取《學而》、《爲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區分篇目，而不别製小題，此悉由編書之人或承學之士摘字名篇，而非作者所自題也。惟記事之書，或經之以事，或緯之以人，或總之以物。事有斷限，人有終始，物有醜類。勢不得不分篇敍載，自具首尾。古書自爲篇題，蓋起於此。其名篇之例，復分三科：有舉事以爲題者，《尚書》是也。《尚書》之體，爲例有十：曰典，曰謨，曰貢，曰歌，曰誓，曰誥，曰訓，曰命，曰征，曰範（見《尚書正義》）。劉知幾所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史通·六家篇》）。則所包羅至廣，物類彌繁，要皆因事名篇，而非止於記言矣。有緣人而立號者，《春秋》是也。《春秋》所載爲十二公事，即釐爲十二篇（《漢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則左氏之本也。又有經十一卷，則公、穀二家之本也。二家經文繫閔公於莊公下，故爲十一卷。何休《公羊傳解詁》已言之），陸德明《莊子天道篇釋文》稱之爲《春秋·十二公經》。蓋是書之體，公各爲篇，故有斯目。要必爲漢、魏、六朝經師相沿之舊稱，陸氏循而未改耳。有據物以標目者，《爾雅》是也。《爾雅》首三篇專釋故訓，自《釋親》以下十六篇則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遠而天地山川，近而宫室器用，庶物畢載，人事悉顯，總括萬殊，而皆以類相從，因物爲號，蓋類書之始也。大氐古書非摘字名篇，而必别爲標目者，要不越斯三途耳。
右論著述自爲篇題起於記事之書
古書自爲篇題，莫先於記事之書，其途雖三，要皆循名可以知實，顧題可以達恉，質樸無華，但取提挈綱要而已。若夫諸子自著之文，競立美題以相炫耀者，乃著述始衰之徵，又未可相提並論也。《文心雕龍·情采篇》曰：“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舜徽案：不獨行文然也，蓋學術升降之機，著述宏纖之辨，舉於此可見焉。後世區分經子，而有軒輊，豈不以六藝歸於質實，百家多病煩宂也乎？今以莊周之書論之，自外篇以下，或舉事名篇，或以義標目，或借物立名，或因人爲號，陸氏《釋文》逐篇注明，例固可曉。獨内篇之文，論者謂爲周自著，而七篇皆别立三字爲題，與往世名篇之例絶殊（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氐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其意蓋欲立異標新，以震赫天下之耳目。行文既華夸若彼，名篇宜奇詭如此矣。大氐諸子之書，能布行於當時，以永傳於後世，亦半賴文辭之美，故不惜争奇鬥麗，以馳騁之。觀夫墨子之書，樸質寡澤，傳之者稀，而脱佚譌舛亦最甚，其明徵也。雖然，漢、魏以來著述，文浮於質，辭勝乎理，實亦周、秦諸子導夫先路矣。
右論諸子名篇新異爲著述之始衰
古書題篇，大氐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盧文弨《鍾山札記》、錢大昕《養新錄》考證精覈，已成定論。顧小題多不出於一手，隨時增新，乃有累至數十字者。《毛詩》卷首標題云：“《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毛詩國風》，鄭氏箋。”《正義》曰：“自周南至鄭氏箋凡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詁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舜徽案：經傳之傳於今，凡幾變矣，自傳注附於經，而古書面目一變；自義疏附於經注，而古書面目再變。故在今日考論經傳篇題之例，蓋有古書原本之標題，有漢人傳注家之標題，有唐人義疏家之標題，有宋人合刻注疏之標題，學者不可不辨也。《毛詩》卷首所題十六字，此漢世通行本之標題也，魏、晉以來，靡不同之。唐人作《正義》時，猶未變其舊目。其他經傳標題，經唐、宋人任情改易者則有矣。《公羊傳》卷首標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徐彦疏曰：“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據此，可知今注疏本之標題乃唐人定本所移易改定者，而非何氏撰解詁時之舊也。《周易正義》卷首標題云：“《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阮氏校勘記曰：“‘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並《正義》之意也。蓋其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據此，可知今本《周易正義》之標題乃宋人所增益更定者，而並非唐人撰定義疏時之舊也。後出日新，離眞益遠，學者當審知之。
右論經傳篇題多經後人增損
古人爲書，有分篇敍次者矣，未有自分章段者也；有自爲篇題者矣，未有别製章名者也；有之，則皆傳注家之所爲耳。《詩》三百篇，每篇標其章句。《毛詩正義》引《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舜徽案：《關雎》詩後題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陸氏《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據此，可知《毛詩》篇末所記章句，乃鄭氏作箋時補題，而又采及故言，則毛公作傳時本自有章句也。然則標明科段，出於注者之手明矣。若夫别爲章名，又在其後。《孝經》分章甚早，《漢書·匡衡傳》：“《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漢志》著錄《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云：“二十二章。”《孝經》一篇，注云：“十八章。”此皆班氏自注之辭。從知《孝經》分章，漢世已然。惟漢時舊本但標次第而未立章名，今本所題“開宗明義”之類，乃後世所加耳。毛奇齡《孝經問》曰：“舊本章上並無章名，惟《孝經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而餘俱無有。皇侃注《孝經》，即以此五名加於章首，而鄭氏注本，後人亦遂有加此名者。故唐宗下議，使儒官連狀題其章名而采用之，今稱《開宗明義章》者是也。”毛氏定章名爲唐玄宗所加，得之矣（阮福《孝經義疏》猶謂開宗等字不知何時人所加，蓋未參考毛氏之説）。舉斯二事以概其餘，則凡古書分章别題，非特不出於作者之手，且亦不盡爲漢師之筆也。
右論古書分章别題皆後人所加
古人著述，皆由先有是理，發乎情不可遏，故書成而後有名，與夫後世先立一名而後著書者固殊，推之篇中標題亦然，觀乎羣書題上事之例而可知也。詳審其例，復分數科。有於篇末見篇名者，《吕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每篇篇名悉題於後是也。有總羣篇以成一文，而惟分析其名以著於末者，《荀子·賦篇》下列禮、知、雲、蠶、箴諸目是也。一篇之中物以類舉，有分標其目於每類之末，使相統攝者，《爾雅·釋親》以下諸篇是也。一篇之中敍述錯雜，有分題其事於每章之末，使不相淆者，《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類是也。有但標章句者，《詩》三百篇篇末悉題幾章幾句是也。有總計字數者，《説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每部之末悉題文幾重幾是也。大氐分題上事，不越於此六例。他若班固本劉氏《七略》以志藝文，於六略之末都計書數，各著凡若干家、若干篇，亦猶之題上事也。推之古書目錄，悉載書末，如《太史公自序》、《漢書敍傳》、《説文解字敍》皆在書尾，非題上事而何？蓋古初著述，篇章之名與夫敍傳目錄，載於末，此正例也。若夫發其義於一章之首，以舉下事者，以《荀子》書中爲最多。《不苟篇》云“欲惡取舍之權”，楊倞注曰“舉下事也”。楊氏第於此篇發其例，而案之全書三十二篇中，此類正復不少。揆諸古籍標題之體，必出於後世編書者所題，蓋變例也。
右論篇中之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