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字標題論五篇
顧炎武嘗言：“孔子之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見《與友人書》）陸世儀亦曰：“君子之於天下也，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見《思辨錄》）舜徽案：兩家所言，洞達道本，實有獲乎作者之心。蓋仲尼從事删述，以爲己所知覺不及行之於其身，姑垂空文以待後賢，苟得其人，舉斯説以施之後世，猶及吾身自行之也。徵諸古初立言之家，莫不如此。惟其有是心也，故雖有所著述，未嘗據以爲私，而必以公諸天下，書之不自署名，亦固其所。先秦古書，大氐然矣。六藝經傳多不知作者主名，下逮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悉無由考定出於誰手。上世質樸，羣視道術爲天下公器，人惟期於明道，非若後世文士，欲暴其才，有所作必繫以名氏也，其立言可謂至公矣。《漢志》於六藝本經，率不標作者主名，斯蓋向、歆父子部次羣書時原本如此，班氏循而未改，實隱然示人以辨章學術之意。誠以世遠難知，寧闕毋誤，愼之至也。後世學者不明斯旨，書未開卷，先問出於誰手，苟未得其主名，輒臆定爲贋品，持後世著述署名之例、以上繩古代之書，寧有合乎？
右論古初著述不自署名之故
周、秦之際，作者百家，其親自撰述之文固不少，然未必收拾部次以成書；又或徒爲口説，而未暇著之竹帛。迨其人已死，乃有聞風嚮慕之人，從而采其遺論，掇其行事，編以爲書，而推本其學之所自出，題之曰某子云耳。至於自命其書曰子，則魏以後始有之。《後漢書·陳寔傳》曰：“子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然考《古文苑》邯鄲淳《鴻臚陳君碑》有曰：“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今所謂《陳子》者也。”《魏志·陳羣傳》注引《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玩此二段文意，可悟《陳子》之名，非紀自題，從知漢末人著述猶不自名爲子也。范書於著書數萬言之下，承以“號曰陳子”四字，此史家之率筆也。不參考他書，則必誤以斯名爲紀自定矣。迨晉葛洪自名其書爲《抱朴子》，梁蕭繹自題所作曰《金樓子》，學者沿波，述造日廣，名雖類乎古書，義實乖於前例矣。
右論魏以後學者始自名其書爲子
《漢書》中敍述經學流别最爲分明，每云繇是某書有某家之學（如《儒林傳》云：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雖未明言誰定此名，要必自其書既行而名從之，以别於他家耳。而荀悦則曰：“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説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見《漢紀》）然則“荀氏學”三字必出乎兗、豫士人之口無疑也。推之他經，稱某氏學者，靡不皆然。《後漢書》載此事亦甚分曉。或稱世名某氏學，如《方術·樊英傳》“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是也。或稱世號某侯學，如《樊宏傳》“子儵謚曰哀侯，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是也。或稱俗號爲某氏章句，如《儒林·牟長傳》“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是也。或稱學者傳之，曰某君注，如《儒林·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是也。由斯數例，以概其餘，則凡史傳中但統稱號爲某氏學者，必皆出於時俗之口，從可知也。其次，則後世承其學者，不忘其説之所自出，乃追題以歸之先師。《公羊疏》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説經意，其後學者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説卜氏矣。《穀梁傳》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據此，可知説經之書稱氏，又半由後人所追題，猶立言之書稱某子，要非作者所自名，固彰彰可考也。
右論説經之書稱氏皆出於後人追題
後世學者多誤以説經之書題某氏學、某氏傳，爲作者所自名，相沿既久，不得其解，則又爲傅會之説，以厚誣古人。《左傳正義》引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秦焚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之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公羊傳解詁》卷首題何休學，徐彦疏亦引《博物志》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可知曲説謬解，由來已舊。唐初學者知其義有不安，故陸德明乃釋何休學爲“注述之意”，其説蓋又本之《廣雅》。《廣雅·釋詁》云：“註、紀、疏、記、栞、學、志，識也。”學與註疏等字俱訓爲識，宜陸氏釋學爲注述，視舊説爲勝。惟《尚書·孔氏傳》標題《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别衆家。”斯言最精，足成定論。清儒説字解經，窮極要眇，而多昧於著書體例。章學誠嘗論之曰：“戴震於所著書，標題自署戴氏，蓋見《詩》《禮》注疏於康成稱鄭氏也。不知鄭氏乃唐人作《正義》而追題（案章氏此言失考），非康成所自署。古人書不標名，傳之其徒，相與守之，不待標著姓氏而始知爲某出也。戴君自命太過，而未悉古人體要，不知古書無是例也。”又曰：“近人著書，自署題名某著某注可也，往往摹古而署爲某學，其意乃見何休《公羊傳》本標題，不知此亦後人追題，猶云某家之學爾。成家之學，惟後人分宗别派，可以某家某學稱之，本人不應據以自名。且所見尚多未足成家數者，亦題爲某人學，不恧歟？”（俱見《知非日札》）章氏惟明於校讎流别，故所見卓爾，足以矯末流之弊。當乾、嘉盛時，諸儒著書而不明於此旨者，未可悉數。若王念孫《廣雅疏證》自題某學，猶可附於注述之義，下逮袁鈞輯《鄭氏佚書》，乃亦自題其下曰鄞袁鈞學，義例大乖，適爲盛業之累耳。
右論後世著述自題某學之謬
顏師古《漢書注敍例》曰：“《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有臣瓚者，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舜徽案：臣瓚《漢書集解音義》爲卷數十，可謂專精，乃傳之未久，學者不能舉其氏姓。裴駰《史記集解序》已云“《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則劉宋時已無可考，此非注述者不自題姓字之明證乎？後人猶知其名瓚者，蓋得之於注中，而非識標題於書名之下也。大氐古書記注撰人姓字，或出乎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若夫有意自顯名氏，惟賴有自敍之文，或進書之表耳。至於開卷上標書名，而下題某撰，非特兩漢人著述無此例，即魏、晉人之書如《周易》王弼注、《爾雅》郭璞注之類，悉非作者所自題。《經典釋文》“周易王弼注”標題，《音義》云：“本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説，無者非。”據此，可知“王弼注”三字固唐以前學者所補署，或稱其名，或舉其字，故不一也。推之《爾雅》題郭璞注，亦同出後師手。邢昺謂由其人自題，非也。臣瓚集解《漢書》，既無敍篇，而時人又不爲補署姓氏，卒致名存氏佚，亦事之常，無足怪者。可知著述而自署姓名於書端，必起於晉以後矣。
右論著述自題姓字之始
補題作者姓字論四篇
古書例無作者姓字，後人一一爲之補題，有誤以傳學之人爲著書之人者。《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均無主名，敍論中亦但稱毛公而不載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然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六藝論》亦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説《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據此，可知作傳者乃毛亨，傳其學者爲毛萇。特《毛詩》之名，由萇爲博士時始立耳。修《隋志》者誤讀范書《儒林傳》，而以傳授之傳爲傳注之傳，乃直題《毛詩故訓傳》曰“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唐宋史志率因之。他若范書《儒林傳》但云：“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而《隋志》統言之曰：“後漢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皆但言鄭衆傳《毛詩》，不言作傳，其文亦甚分曉）此等謬誤，所在多有，學者可隅反也。
右論誤以傳學之人爲著書之人
補題古書作者，有誤以後師之書爲古人之書者，《隋志》經部《禮》類有《三禮圖》九卷，題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考阮氏造《三禮圖》，見於《三國志注》（《魏志·杜恕傳》注引《阮氏譜》），史有明文，宜可保信。惟鄭氏徧注《三禮》，爲之目錄，史傳羣書不言其别爲《禮圖》。《宋史·儒林·聶崇義傳》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有曰：“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據此，可知隋時所修《禮圖》，其末三卷雖題鄭氏，而不能詳其名位，則不出於高密無疑也。《四庫提要》謂爲“習鄭氏學者作圖，歸之鄭氏”，是矣。修《隋志》者不加省究，直以是書屬之康成，厚誣古人矣。
右論誤以後師之書爲古人之書
後人補題作者姓字，或補修前史藝文志，大率馮信正史列傳考定之。顧史傳中言著某書，亦兼指注述而言，學者不可不辨也。蓋著注二字，古人通用。《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顏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儀禮鄭氏注》標題，賈公彦疏曰：“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故鄭敍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然則漢、唐舊義，悉以著爲注矣。推之他書所載，凡言著者，多指注述，而非謂著作也。范書《荀爽傳》曰“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此言爲諸經作注也。而王應麟《玉海》則曰：“《尚書正經》，荀爽著。”豈非大謬！其後馬國翰輯佚書，復據范書謂荀氏别有《禮傳》一種，而亡佚甚早，益可笑矣。細籀史文，蓋荀氏注述之書凡四種：《禮》一也，《易傳》二也（傳自指《十翼》言，言爲《易傳》作注），《詩傳》三也（言爲《毛傳》作注，猶鄭氏之箋耳），《尚書正經》四也（直以詁經）。學者由誤認著字，乃不覺而以注述之書爲著作矣。
右論誤以注述爲著作
補修前代藝文志者，固必奉正史列傳爲依據，然但求之古人文辭之表，而不體味其語氣以旁證之他書，鮮不誤彼爲此，移甲作乙者。自來若侯康、姚振宗、曾樸諸家所撰《後漢藝文志》，率著錄謝該《左氏傳釋》一書，蓋據范書《儒林傳》稱“該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諸家遽取《左氏傳釋》四字標題，而不悟“謝氏釋”三字非謝氏自題其書，亦不必爲謝氏自記。且所釋者，乃釋樂氏所條疑滯，而非通解《左氏傳》也。故魚豢《魏略》曰：“樂詳少好學，建安初，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魏志·杜恕傳》注引）然則謝氏答樂詳之問，凡七十餘事，詳即撰以爲書，而“謝氏釋”三字蓋即樂氏所題，或爲時人所目也。志藝文者，直題曰謝該《左氏傳釋》，寧有當乎？
右論誤以承學爲先師
援引古書標題論八篇
書籍各有本名，而學者稱引之際，多省變以離其眞，相沿既久，習非勝是，乃有忘其舊號，莫之能察者矣。司馬遷所敍百三十篇之書，稱史記者，凡七八見，或曰讀史記（《周本紀》、《陳世家》），或曰論史記舊聞（《十二諸侯年表》），或曰史記獨藏周室（《六國表》），或曰余觀史記考行事（《天官書》），或曰因史記作《春秋》（《儒林傳》），或曰史記放絶（《太史公自序》），大氐泛指列國史記言。其所自爲之書，不名史記，固明甚。故兩漢學者道及是書，但曰《太史公記》（《漢書·楊惲傳》及荀悦《漢紀》），或曰《太史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或曰《太史公傳》（《史記·龜筴列傳》），或曰《太史公》（《漢書藝文志及敍傳》），而未嘗稱之爲《史記》。《史記》之名，所起甚晚。論者或以《後漢書·班彪傳》有司馬遷著《史記》之語，而疑此名定於宋人（錢大昕《史記考異》），或以《魏志·王肅傳》有司馬遷著《史記》非貶孝武之語，而疑其起於三國（朱希祖《太史公解》）。舜徽詳尋究之，乃知其實不然也。考荀悦《漢紀》卷十四曰：“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歎，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黄帝，以及秦、漢爲《太史公記》。”荀氏此文至爲分明，云著史記，猶言撰集舊史耳（著之爲言猶注也，記也，纂也，古人多取以通用，此與著作别），而非目其書爲史記也。荀氏復云爲《太史公記》，則此四字爲漢人題百三十篇之通稱，盡人而知者也。《後漢書》、《魏志》蓋悉循用荀氏之文，猶未盡誤也。後之讀范書、《魏志》者，漫不加省，乃據以名史遷之書。目錄家以《史記》標題者，自《隋書·經籍志》始；史學家以《史記》爲司馬舊名者，自劉知幾始；注述家稱《太史公書》爲《史記》者，自李賢始（見《後漢書·蔡邕傳》注）。而司馬貞、張守節之流，解説是書，率以《史記》立號，然則斯名其大定於唐人乎？襲謬承譌，以迄於今，莫之能改矣。
右論稱引書名之失實
一書門類甚繁，而稱引之際有但舉篇首部目以括全書大號者，如《吕氏春秋》之省稱《吕覽》是也。太史公稱吕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玩史公辭意，從知吕氏是書必編集已定而後有大題，彼以《春秋》名書，實取包羅古今之意。自劉知幾譏其不諧於《春秋》之體，黄震又斥其徒竊《春秋》之名，章學誠從而調護之，皆未達古人名書之旨。末學淺夫，乃有疑《吕覽》爲本名者，豈不過歟！司馬遷《報任安書》稱“不韋遷蜀，世傳《吕覽》”，蓋行文之便，權用省稱耳。梁玉繩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吕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吕覽》，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吕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吕子校補》）此其言是也。古書自序，例置篇末，今觀《序意》在十二紀之後，尤其明證。且古人省略書名，亦必挈舉首篇，方足以概括大號，如《儀禮》十七篇，非盡士禮也，因篇首冠、昏諸篇，皆屬士禮，漢儒遂有《士禮》之目（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有此説）。循斯例推之，苟《吕氏春秋》原本以十二紀居首，則史公當省稱爲《吕紀》，不當曰《吕覽》矣。
右論稱引書名之從省
書名有不宜省稱者，如《風俗通義》、《説文解字》之類是也。《後漢書》敍應劭行事有曰：“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附見《應奉傳》）然其自序則曰：“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可知劭以《通義》名書，實兼二誼，非可省減。范書本傳即用省稱，知其所起甚早。至《隋志》改標舊題，後之爲書目者，漸多復其本號矣（《四庫簡明目錄》曰：《風俗通義》，《後漢書》本傳作《風俗通》，流俗省文也）。許愼作《説文解字》十五篇（范書《儒林傳》稱十四篇，蓋未數敍篇耳），敍中雖未自舉書名，而其子沖上安帝書言甚明白。既曰説文，又曰解字者，蓋古初二字析言有别，許君敍中所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是其義也。此書非特説獨體之文，且兼解合體之字，故必並取二名，方足以明其體用（段玉裁曰言文字以該古文、籀文、小篆三體。其説不可從）。其後鄭玄注《禮》，即采許書以説經，稱引原名，未標省號。至《隋志》始明題《説文》十五卷，許愼撰。封演《聞見記》亦稱許愼著爲《説文》，凡五百四十部。從知此書有省稱，已盛行於唐世，流俗循用，至今未改，揆諸義例，未見其有合也。
右論稱引書名有不宜從省者
稱引古書，亦有增新其舊題者，如《東觀漢記》、《逸周書》、《世説新語》之類是也。《隋志》史部正史類有《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題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四庫提要》駁斥之，謂“考之范書，珍未嘗爲長水校尉，且此書剏始在明帝時，不可題珍等居首”。又博稽史傳，定此書歷三四續而後成，論證確固，足以糾自來著錄標題之失。然何以冠“東觀”二字於首，學者不可不知。《提要》以爲“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書”，斯則非也。考范書《李尤傳》曰“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則其初但稱《漢記》耳。即《史通》正史、史官諸篇，論及此書，亦曰《漢記》，知在唐代猶不盡冠以“東觀”之號。若謂修史者咸在東觀，因以名書，則章、和以後詔修之書猶多，豈能一一冠以斯名？前乎此者若班氏《漢書》，又豈可目之爲蘭臺漢書？此其説必不可通也。竊疑後世益此二字，蓋欲以别於荀悦之《漢紀》耳。記紀二字易混，故加題“東觀”，以明其爲二書。而增新斯目，殆昉於《隋志》也（後世爲書目者，若《直齋書錄解題》，即誤標《東觀漢紀》矣。使無首二字，則無以知其與荀《紀》異）。《漢志·六藝略》《書》類有《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云“周史記”。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據此可知此數十篇雖爲仲尼删削之餘，顧猶仍《周書》之號，後世學者恐稱引時與《尚書》中《周書》相亂，故目之爲《逸周書》。逸者對存而言，知古初必無此名矣。推其增新斯目，蓋起於魏、晉之際，故郭璞注《爾雅》即稱《逸周書》，其後李善注《文選》亦沿用之，《四庫總目》據以標題，已失其實。唐、宋以來史志及私家簿錄誤題爲《汲冢周書》，乃沿《隋志》之謬，益不足置辨矣。《隋志》子部小説家有《世説》八卷，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南史》亦稱義慶著《世説》十卷，行於世（附見《宋臨川烈武王道規傳》）。則《世説》乃劉書之本名也。姚振宗曰：“《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世説》久亡。臨川王與劉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後，向爲元王五世孫，義慶爲向兄陽城節侯安民十八世孫，義慶是書仿裴啓《語林》而作，而以其先世亡書之名名之。”（《隋書經籍志考證》）姚氏此言，可謂推得作者用心。昔人不達斯恉，乃於書名下爲增“新語”二字，以别於劉向佚書。《史通·雜説篇》已稱《世説新語》，黄伯思《東觀餘論》又目爲《世説新書》，皆非古人標題之舊也。雖然，若此數書，並義例有同於前修，標題無殊於往作，後之學者，惟期識别甲乙，俾不相淆，即增益其名，固無傷於體。考論斯事者，既應諒其苦心，尤當明其本意也。
右論稱引書名有增新於其舊者
官修之書，體例既不同於私門著述，而事出衆手，復不合專屬之一人，引書者漠然不察，其失甚宏。唐初《五經正義》出於官修，而援引《正義》者但稱孔穎達。其書本成於衆手，宜多舛駮，後之詆其疵瑕者，輒交攻孔氏一人，斯皆過矣。考貞觀十六年，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攷訂增損，書始布下。雖署孔穎達名，其實作之者非一手，成之者非一時，故立義紛歧，語多乖牾。其不純出孔氏一人之手，蓋有三證：《唐書》穎達本傳明言習服氏《春秋》、鄭氏《尚書》，今義疏於《尚書》、《春秋》宗孔、杜之學，與穎達素所肄習者不同，一也；義疏成於貞觀，而《尚書》“鞭作官刑”、“宫辟疑赦”下，兩稱大隋，其爲劉焯、劉炫原文，昭然無疑，二也；他如祭感生帝之爲禘，鄭説也，《禮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兩説並陳，不知誰是，疏《咸有一德》之七廟，則申孔而難鄭，疏《王制》之七廟，則尊鄭而蔑孔，諸如此類，所在皆是，使果定於一家，不合乖舛至此，三也。大氐官修之書，出自多門，著述無主，條章靡立，錯雜糾紛，亦固其所，與夫私家著述，出其閎識孤懷，以撰爲定論者，自不可同日語。故後世學者稱引《五經正義》，但當直題《正義》，而不合統標孔氏，庶能憭然於一百八十卷之書所以前後牴牾之故，斯亦辨章學術者所宜知也。
右論稱引官修諸書不當標舉一人
清末朱次琦嘗教其弟子曰：“《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讀《九通》，是謂不通。”（見《朱九江先生年譜》）朱氏斯言，似是而實不然也。此無他，不辨著述體例之過耳。無論《九通》卷帙浩繁，未必人人能讀，即以其書而言，亦非人人所必宜精習而熟讀者。清乾隆中續修之六種，由臣工纂輯而成，衡以杜、馬、鄭三家義例，固已迥乎不侔，以資檢尋事目則可，謂足供學者誦習則陋矣。且《通志》規效《太史公記》，實爲通史體例，與杜、馬兩家專詳典制者不同。後世取此三書，强被以三通之名，已失其實。《四庫總目》錄《通典》、《通考》入史部政書，錄《通志》入别史，頗知鄭氏之書截然與杜、馬異例。然論列得失，乃病鄭之泛雜無歸，又謂《通考》詳贍，非《通志》所及，斯皆隨俗浮沈之談，未足以爲定論。惟章學誠深知《通志》精要在乎義例，作《申鄭篇》以張之，足以解千古之惑。章氏又言：“《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别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文史通義·釋通》，自注）此論雖未免太過，要之，三家體例，判然異趣，固如章説不可易也。舜徽嘗謂學術之不明，亦半由於後世合刻羣書者巧立大名，而泯其畛域，此類是已。故知書有名近而實大殊者，學者不可不一一考其義例，以還其本眞，庶不致上誣古人，下誤來學耳。又況載籍極博，有必須誦讀之書，有但資涉覽之書，何可轉相淆雜，漫無區辨乎！
右論書有名近而實殊者不可連舉並稱
古書流傳既久，標題多經後人改易，已失其眞，學者苟據删改之本以議前人，則惑矣。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曰：“《三國志》不立紀傳之名，則每篇皆志，君臣不異。《四庫全書考證》張照氏據以爲不予魏之證。而今本目錄有標《魏書》、《蜀書》、《吳書》者，有於第六卷標列傳者，必出後人妄增，當刊去。著述家援引，亦當言《魏志》、《蜀志》、《吳志》，或某帝志、某人志，不當横被以紀傳之目也。”舜徽案：譚氏此言非也。《隋書·經籍志》史部正史類敍曰：“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删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據此，可知原本自有紀傳之目。晁公武《讀書志》亦云：“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則原本標目，宋世猶存其眞。今本無紀傳之名，蓋南宋以後人所删。然於魏主猶繫以帝名，則删除未盡之迹也。豈可馮後人竄改之本，妄删古書標題乎！譚氏所言，失考甚矣。
右論稱引篇目不可據後人改本删標題字
昔人疏解古書，例以注述之名題載於下，亦有已題於上者，則下但標某氏而已。《周易》卷首上題《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下題王弼注（此據《經典釋文》本，與今本經宋人竄改者異），此通例也。乃宋祁疑之曰：“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宋景文公筆記》）舜徽案：陸德明《音義》已明云“傳以傳述爲義，謂夫子《十翼》”，宋氏未之省耳。推之《詩》題鄭氏箋，《書》題孔氏傳，《公羊》題何休學，莫不載注述之名於下。若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標題，但云杜氏，則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不煩複出也。要之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四語出《左傳正義》）。旁逮諸子百家，凡有注解者，其題篇之例，亦不能强同，而多繫注述之名於篇目，以並題在上，學者尤不可不知也。《淮南子》二十一篇標題，唯《要略》無訓字，自《原道》至《泰族》，皆以訓字繫篇名。姚範曰：“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援鶉堂筆記》）此其言是矣。自來引用淮南王書者，皆以訓字爲篇名，其誤已甚，猶之《逸周書》每篇題云某某解第幾，此孔鼂所目也，而引用《周書》者亦誤連解字爲篇題，皆由不知古書標題體例而然。黄震《日鈔》稱引《周書》，已連解字名篇，顧炎武《日知錄》考證《淮南》，亦兼訓字標目，皆所謂通人之蔽也，更無論世俗昏昏矣。
右論稱引篇目不可誤連注述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