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書體例論五篇
古之自序其書者，率主於敍家世，明行事，若《太史公自序》、班固《敍傳》，無不皆然。即爲人序書，亦必致詳於作者事蹟。劉向校書祕閣，每書皆有敍錄，今就所存《管》、《荀》諸錄觀之，於作者生平敍述甚詳。其於他書，悉當如是，即以《七略》而論，雖未能若《别錄》之繁，然亦多爲之方，以考作者名氏，蓋亦向之遺例也。今考之《漢志》，凡事蹟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其姓字不甚顯者，則曰與某同時，或溯其家學，或述其師承，或言似，或言託，或言未詳作者，或言不知何世，斯皆向、歆之文，而班氏沿用未改耳。後世爲書目者，惟宋王儉能用斯例。《隋志》稱儉撰《七志》，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此誠校讎之宏業，向、歆之嫡傳。惜其書不行於後世，莫由窺其傳文繁簡何如也。舜徽竊疑《七略》原本書名之下皆當有傳（王儉蓋循其例），故爲書至七卷之多（《隋志》史部簿錄類有《七略别錄》二十卷，題劉向撰；《七略》七卷，題劉歆撰）。班氏據之以修《藝文志》，勢不得不加節略，凡志中自注之辭，蓋皆取諸傳中，班氏所云今删其要以備篇籍者，殆指此耳。論者或謂在書爲序，入史爲傳，名雖不同，體固無二，蓋古之製適然耳。漢、魏人爲書序者固無論矣，下逮六朝文士，如任彦昇《王文憲集序》、宇文逌《庾子山文集序》，亦皆敍述生平，不殊傳體，行文雖尚駢儷，而義例不改舊規，以其去漢猶近，故能不違於正也。
右論序書之正體
許愼《説文解字敍》，於文字源流紀述最明，其末復略言著此書之體例。論者或謂後世爲書序者，敷陳空論，實始於此。不悟許君此敍，未舉之事，悉於後敍詳之，自“其建首也”以至篇末，皆爲四言韻語，無異本書之贊，所謂“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黄，共承高辛，大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十句，非追述世系而何？蓋漢世以此爲序書之正體，許君雖未詳舉於前，亦必補綴於後也。自漢、魏以降，士尚華藻，文辭日興，作者既多若牛毛，得者遂視同芻狗，或以己名不足取重，乃乞序於人以傳其書。晉左思作《三都賦》始成，人莫之知，以皇甫謐有高譽，造而示之，謐乃爲其賦撰序（見《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乞人作序，實始於斯。爾時已漸有自題姓名之例，序書而不詳作者生平，無傷也。故皇甫是文，但就辭賦立論，首明其原，次辨其體，而終之以賦三都之意，作者姓字，亦不載於篇中，蓋本以附賦而行，不煩别舉故耳。雖序書之體，至此頓變，而立言有法，最爲謹嚴，以視後世爲人撰序，徒載空言，競獻諛詞以相標榜者，固未可同日語。隋、唐而後，雕板術興，文字傳播之法日廣，於是而成書者有序，刻書者有序，一編累三四序不休，多設游揚之辭，漫爲優劣之辨，揆諸體例，無所取義。要之一書不當兩序，顧氏《日知錄》已言之矣。
右論序書之變例
漢以上非特傳注與經别行，即篇序亦不與本經相雜。《詩》、《書》之序，雖分釋羣篇，各爲解題，然其初總爲一書，附於本經之末，猶《序卦》之殿上下經。今本《詩》、《書》序分冠每篇之首，悉後人所改編也。考僞孔安國《尚書序》曰：“《書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今注疏本誤作《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蓋傳鈔致誤，兹從《史通·序例篇》所引校正），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正義》曰：“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故每篇引冠篇首，令意昭見。”然則《書序》分冠篇首，固始於魏世（僞孔序、孔傳，昔人考定出於王肅）。《詩序》分冠篇首，出於何人，今不可考。然爲序作注者自鄭玄始，《後漢書》玄本傳，下逮隋、唐諸志，錄鄭氏所著書，無《詩序注》，蓋箋《詩》時即已取冠三百篇之首，而與本經相合矣（《隋志》載有雷次宗《毛詩序義》、劉炫《詩序注》、劉瓛《詩序義疏》諸種，可知南北朝時猶多單本别行者）。大氐古書編定之式，至漢、魏一變，别行者合而爲一，處下者移之於上，蓋一以便注家之參稽，一以省學者之兩讀，用意良美，舊式遂隳。其或作者已明標篇秩，如《太史公自序》、《漢書敍傳》、《説文解字敍》之類，悉載書尾，後人勢不能改易卷第，移冠篇首，於是爲别增目錄於前，以便檢覽。今《史記》、《漢書》、《説文解字》，開卷即爲目錄，悉後人所增立也。若夫自爲之書，標目錄於書首，蓋晉、宋以來始有之。《史通·因習篇》稱“范曄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其明徴也。
右論後人移古書序目於篇首
《太史公自序》首著世系，次敍父談學術議論，次自述行事本末，次陳發憤著書之意，而以百三十篇篇目終焉，層次井然不紊，其後班氏《敍傳》實規仿之，後世修史者亦多效其體，爲敍傳於書後，獨陳壽、范曄、歐陽修諸家闕如（此第就私門著述言）。李慈銘嘗論之曰：“自馬、班至李延壽，作史皆有敍傳，自述家世及所以作書之意。晉陳壽以蜀臣仕司馬氏，作《三國志》，斥故國爲僞朝，其敍傳無所附，故竟不立，范曄《後漢書》因之。自唐以後，設館修書，史皆官造，私門著述之業既亡，故敍傳亦絶。歐陽《五代史記》本係私撰，而其先世皆仕南唐，既斥李氏爲僭竊，自不敢復敍其家世於後，故亦闕而不爲。”（《越縵堂日記補》）舜徽案：李氏此言，似是而實大謬，由不論世之過也。漢人著書無自題姓字於篇首之例，恐歷久湮没不彰，故不得已自敍世系行事於其末，且以繫全書之篇目耳。自魏以下，著書者率自題姓名於卷端矣，或不自題而人補題之（觀魏世無名氏所撰《徐幹中論序》可知），其篇目又臚列於前，復奚用敍傳之文殿其尾耶？陳、范二家蓋深知著述體例，故輟不復爲。且范氏以宋人修《後漢書》，時代縣遠，又不合自附敍傳。後之爲史者，自沈約以逮李延壽，雖皆有自敍，徒侈陳家閥耳。揆諸馬、班之旨，不啻豪釐千里，未可以著述之法繩之矣。
右論後人著書不復爲敍傳之故
序書之體，古有四科：《太史公自序》、班固《敍傳》，此作者之序也；《易》之序卦，《書》、《詩》之篇序，此述者之序也；劉向校理羣書，率有敍錄，此校讎家之序也；若夫鄭玄徧注羣經，皆爲條别源流，釐析篇目，則傳注家之序也。陳澧《東塾讀書記》曰：“《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爲深，詭祕以爲奇，鋪張以爲博，徒眩學者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舜徽案：陳氏此言，未足以盡鄭學之精美也。鄭君於説經，非特簡約平近，使人悦樂易從而已，其不可没之功，抑猶在校讎部次之間。故於《易》、《書》有贊，於《詩》有譜，於三《禮》有目錄，於《論語》有篇目弟子注（《隋志》有《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題鄭玄撰。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據兩《唐志》改其標題，是也，今從之），莫不提挈綱要，示人以從入之途。《詩譜序》中語，蓋括斯數者而言，特於作《詩譜》時發其凡耳。《詩譜序·正義》曰：“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爲贊。贊，明也，明己爲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也。”據此，可知鄭君徧注六藝，各爲之序，以明己注述之意。贊也，譜也，目錄也，弟子注也，名異實同，其用一耳。唐初諸儒類能知之，故《正義》暢發其旨。後之考論鄭學者，必有取於斯焉。
右論傳注家序書之體
注書流别論二篇
載籍極博，無踰二途，立言者期於明理，載事者務在紀實。然古書簡質，旨意玄微，益以十口異辭，五方殊語，事類以之隔閡，義訓由此紛歧，經典之必資於注述，勢使然也。注述之業，肇自仲尼，下逮兩漢，涂轍益廣，舉其大較，蓋有十科：曰傳，曰注，曰記，曰説，曰微，曰訓，曰故，曰解，曰箋，曰章句。傳者傳也，傳者所以傳示來世也（《史通·六家篇》語）。自仲尼作《十翼》，而《易》道大明，漢人引其文，輒稱《易大傳》（《太史公自序》引《繫辭》），傳之肇端，斯爲最朔。後來紹述，其體復殊。有論本事以明經意者，《春秋左氏傳》是也；有闡明經中大義者，《公羊》、《穀梁傳》是也；有循文解釋者，《詩·毛氏傳》是也；有不必循文解釋，而别自爲説者，伏生之《書傳》是也。其或語無涉乎本書，事有資於旁證，則别錄以成編，名之曰外傳。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爲著，取著明經義者也（賈公彦《儀禮疏》）。其字亦作註（註字不見《説文》，然何晏《論語集解》有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廣雅·釋詁》亦曰：註，識也。則此字實起於漢魏之際，非後人所肊造。段玉裁謂漢唐宋人經注之字，無有作註者，明人始改注爲註，大非古義，殊不然也）。注與傳别者，或曰：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則謂之傳；約文敷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或曰：漢以上稱傳，漢以下稱注。或曰：傳必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其無所傳授，直注己意而已者，則必謙而稱注。然案之昔人注述，初亦無此區分，蓋二者俱解書之通號也。顧傳之所起甚早，而注之標目較遲，則固昭然易瞭。與傳同時而並起者，其唯記乎！記者共撰所聞，編而錄之（《禮記》大題《正義》），大氐記經之所不備，兼載經外遠古之言，以贊明經義，與傳注同用而殊功。蓋自周衰，禮樂崩壞，而記已大興。下逮漢儒，踵造日廣，《漢志》所載記百三十一篇，悉七十子後學者解《禮》之文。他若劉向、許商説五行，亦名曰記，蓋又與論同體。又記者疏也，疏者通也。許愼作書，俱題曰記，由斯義耳（《説文解字》每篇標題曰漢太尉祭酒許愼記，此今日可考見者也。據宋蘇頌《校上淮南子序》及晁氏《讀書志》所載，則許氏所解《淮南子》標題，首云《淮南鴻烈閒詁》，太尉南閣祭酒許愼記上。案上字疑爲衍文。或曰《道藏》本無上字，是也。姚振宗謂記上者，奏記公府而上之，殊欠允）。繼傳記而興者，莫如説。《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是傳、説、記三者固與經相輔而行甚早，其爲書蓋主於稱説大義，與夫專詳名器者不同。微謂釋其微指也（《漢書》顏注），唯治《春秋》者有是體。豈不以經文隱晦，將欲循其微言以通其顯義歟？訓者猶説也。古人亦以訓解訓説對舉，皆解書之通稱，故高誘注《淮南》，即命之曰訓。今稱引其辭者，誤稱高氏注，失其實矣。故者通其指義也（《漢書》顏注）。《漢志》載三家《詩》説，各有故數十卷。字亦作詁，蓋可兩行。詁與訓皆同於傳，而爲用略異。總三者以立名，則曰詁訓傳，《詩毛氏傳》是已。解者判也（《説文》），判析旨義使易明也。肇端於《管子》諸解，《韓非》亦有《解老》，蓋周末已有斯體。漢儒纘修，復多異號，有曰解誼者，如服虔《春秋左氏傳解誼》是也（見《釋文》及《隋志》），有曰解詁者，若鄭興、衛宏、鄭衆、賈逵諸家之説《周禮》（見鄭玄《周官序》），盧植之説《禮記》（見司馬彪《續漢書》），賈逵之説《左氏傳》及《國語》（見范書本傳及《經典釋文》），胡廣之説《漢官》（見廣自序及《隋志》），率以解詁名書，今惟存《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猶可考見其體例。箋者表也，識也（《詩疏》引《字林》）。鄭玄注《詩》，宗毛爲主，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别（《詩疏》引《六藝論》），故名其書曰箋。尋其義例，蓋必宗主一家，從而引申發明，乃副斯目，與夫傳注專著己見者固異也。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論語集解序》邢疏）。夫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文心雕龍·章句篇》），蓋必括其大旨，以附一章之末，較之諸家，又已異例。有此十科，而注述之體備矣。
右論注述之業不外十科
漢師學重專門，不相通假，雖晚出鄭氏，通今古學，然有宗主而無門户，凡所注述，率皆熔鑄衆義，歸一家言，此其所以卓也。降及魏、晉，乃有集解，若何晏之於《論語》，范甯之於《穀梁傳》，集諸家之説，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此四語出何氏《論語集解序》）。後世集解、集注、集釋、集説之書，廣采旁搜，由斯例也。若夫杜預爲《春秋經傳集解》，則其所撰異是，不與何、范同趣（杜氏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曰：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南北朝時，義疏之學始盛。義疏者，引取衆説，以示廣聞（此二語出皇侃《論語義疏自序》），猶之集解之體也。《顏氏家訓》有曰：“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又言：“梁世《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悲憤，輒以講自釋。”（俱見《勉學篇》）然則義疏原於講論，故亦易稱講疏。而上所講論，趨重虚玄，景附草靡，遂成風尚。今以《隋志》考之，説《易》之書，視他經爲繁，其明徵已。至唐而有正義。正義者，正前人之疏義，奉詔更裁，定名曰正（此數語出黄承吉撰《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序》），蓋唐代官修諸書，義定一宗，乃標斯目。經説之號正義，亦猶紀傳史之名正史也。唐初天下甫定，太宗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貞觀中詔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定《易》、《書》、《詩》、《左傳》、《禮記》義疏，名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書》用僞孔，《詩》用毛、鄭，《左傳》用杜預，《禮記》用鄭氏。觀其序《左傳正義》有云：“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正義例不破注，可見於此矣。一曰義贊，《唐書·孔穎達傳》稱《五經正義》爲《五經義贊》是也。一曰疏，疏通證明之謂，如賈公彦《周禮》、《儀禮疏》是也。然合言之曰義疏，分言之既可曰疏，又可曰義，如皇侃《論語義疏》、《禮記義疏》，《梁書》本傳但稱《論語》、《禮記義》是也。自唐以上，注述之業，悉出私門，各有義例。至《五經正義》由於官造，而注述之法全亡，亦猶私門修史之法亡於唐也。故論注述流别，至唐而訖，自唐以下，等諸自鄶無譏焉。
右論集解義疏體例
書籍傳布論二篇
古者書用竹簡，所起甚早。降至周末，典文大備，子張書紳，見於《論語》，魯連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載於《史記》，可知竹簡之外，已漸兼用縑帛。縑亦謂之紙。《釋名》云：“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釋書契篇》）王隱《晉書》云：“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也’，其字從巾。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以古之紙爲今紙。”（《御覽》六百五引）據此，可知漢人稱紙，皆指帛言，迨有擣布而成之紙，始别造帋字區分之。則凡史傳中以簡紙二字連用者，自晉以上，皆謂竹與帛耳。近人考書册制者，多誤以古代之紙爲今日通行之帋（如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之類），其失宏矣。惟簡紙並行之時長，故篇卷兼存而不廢。卷之爲言，猶袞也。《禮記·玉藻》：“龍卷以祭。”鄭氏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釋文》云：“卷音袞，古本反。”是卷原有袞音也。今湖、湘間猶稱卷物曰袞，蓋古遺語耳。書之稱卷，始於用帛。兩漢竹帛並行，故篇卷無分。《漢志》著錄經籍，或稱卷，或稱篇，而每種之後，各題上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復總結其數曰：“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明徵也（盧文弨《鍾山札記》有此説）。惟古書篇幅長短不齊，故編書之人於篇幅甚短者，恒合數篇以成一卷。《詩》三百篇，每篇文字最簡，《漢書·藝文志》著錄魯、齊、韓三家經文爲二十八卷，《爾雅》十九篇，《漢志》著錄爲三卷（《漢志》原文云：《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存僅十九篇，蓋已亡其序篇），是其例也。若夫篇幅過長者，又每分爲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漢書》本爲百篇，而應劭注本作一百一十五卷，顏師古注本作一百二十卷，是其例也。蓋自簡策既廢，易篇爲卷，太長則卷舒不便，過短則不能自成一軸，故編次者輒依文辭繁簡，有所進退離合於其間，自是爲書目者，若阮孝緒《七錄序》後所附《古今書最》及唐初諸儒修《隋書·經籍志》，皆但計卷數，無復稱篇者矣。
右論簡紙與篇卷
古書自竹簡易爲縑帛，縑帛進而爲紙，皆由手寫，傳鈔至難。隋、唐雕板術興，至宋且有活字排印之法，自是印刷之術日新，致用之途益廣，便民垂遠，爲效甚宏。故自宋以降，吾國學術乃迥然與先唐異趣。揚榷而言，則印刷之影響後世有四利，亦有四弊：一曰，學者易於求書，故博雅勝於曩哲（宋、元大儒無不淵博，下逮有清，考證學之跨越前人，莫不以此）。然自印板行後，得書甚便，學者易流於鹵莽，雖博涉過於前人，而精密遠不逮古。蘇東坡爲《李氏山房藏書記》，即嘗慨乎言之。後之論者，謂記誦之精，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記誦日衰，其弊一矣。二曰，古籍易於刊布，故散佚減於往代。然書經多刻，訛舛日滋，刻書者既不精讎對，校書者又任意輕改，古書面目，轉失其眞。盧文弨嘗言“所見九經小字本，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訛誤益多，其弊二矣。三曰，書册易於傳布，故著述盛於昔日。然自此開著書簡易之路，甚且轉相剽竊，恬不知羞，故自唐以下，纂輯之業多，而創造之功少。胡應麟嘗謂“得宋、明以下書萬卷，不能當三代之一”。非徒尊古卑今，亦以所載有虚實繁簡之不同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著述日卑，其弊三矣。四曰，文辭易於屬稿，故篇什富於前時。然刊布過於捷便，故文之繁宂蕪蔓亦特甚。章學誠嘗言“古人文辭簡嚴，章無句，句無字，良由書寫艱難，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爲宂長，且亦無暇爲宂長也。人情於所輕便，易於恣放，亦其常耳”。以此知印刷愈便，而文辭益宂，其弊四矣。大氐一物之興，無能全美，福來而禍倚，利至則弊生，世間萬事，靡不皆然。印刷術盛行之後，爲利甚溥，而流弊轉多於昔，此固創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然考論學術升降之故者，要不可不明於斯耳。
右論印刷術盛行後之利弊
書籍散亡論二篇
自隋牛弘發爲書經五厄之論，明胡應麟復廣其意，以續成十厄，原本史志，語皆可徵，後世考論亡書者悉宗之。然兩家所論，第就歷朝變亂之際，毁於兵燹者言之耳。揆諸情理，實不盡然。自來史官記事，入主出奴，華夷之辨必嚴，正僭之分尤峻，苟居禍首，惡皆歸之，則凡所稱俱成灰燼、掃地無餘云者，未必皆眞，一也。秦世焚書，專禁民間之藏，雖申以明詔峻刑，猶有持書勿失，藏之以待者，況夫律未禁學，變起倉皇，都邑雖偶成灰土，閭閻豈盡絶簡編？二也。且秦時禁學，但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其後經子復出，而不去之書轉無一卷傳於後世。漢、隋史志所載之書，以唐、宋簿錄校之，十已亡其六七。可知書之存佚，非人力舉措所能爲，三也。有此三故，則夫徒以書籍亡於干戈擾攘之際而致慨無窮者，斯亦隘矣。且也因人廢言，振古如此，故胡廣之書，隨蔡邕坐罪而不顯（事載《後漢書》注引《邕别傳》）；謝儼之志，以范曄事敗而蠟車（事載《册府元龜》國史部采撰門）。可知書之存佚，亦實繫乎人之成敗，禍且旁逮師友，而況躬罹罪罔者乎！論者或謂先唐古書悉賴手鈔，故易散佚，斯又不然也。兩宋之世，印刷術固盛行矣，自雕板外，復有活字排印之法，然宋初文籍至南渡後，存者僅十二三，洪邁《容齋隨筆》、王明清《揮麈前錄》已嘗慨歎道之，是豈傳布之不能廣耶？要之書或傳或不傳，自有幸與不幸，保存之法雖多，散亡之途尤廣。初未可以一概論也。
右論書之亡佚不盡由於兵燹
嘗試論之，古書散佚之原，蓋不亡於公而亡於私，不亡於憎而亡於愛，不亡於黜而亡於修，存亡聚散之跡，可得而數也。所謂不亡於公而亡於私者，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爲三百五篇。《書》之所起尤早，而孔子但纂百篇。然則《詩》、《書》之見存者無幾耳。此一事也。漢世收遺經於秦火之餘，西京諸儒闡明大義，以施之行事，其效固不可泯。晚有鄭氏，通古今學，囊括大典，徧注羣經，自鄭氏書行，而今文師説全絶。此又一事也。所謂不亡於憎而亡於愛者，古之《禮經》，自孔子時而不具，七十子後學者解《禮》之文，著錄於《漢志》者猶存二百餘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迨二戴所傳之記行，而亡者過半矣。此一事也。儒學之盛，無踰東京，自蔡邕以下，凡擅載筆之才者，莫不欲纂斯一代之事，續成漢史，故魏、晉之間，作者十家，最後范氏生於劉宋，博采前人之書，舍短取長，镕爲己作，文美於前，事減於舊。自范書行而十家廢，東京舊聞，散亡不少，此又一事也。所謂不亡於黜而亡於修者，羣經得漢師傳注而明，得六朝義疏而盛，唐初天下既定，鋭意崇文，重以經學多門，章句繁雜，乃詔諸儒明定一宗，撰成《正義》。自一百八十卷之《五經正義》出，六朝遺説，存者無幾，此一事也。陸法言《切韻》出，而後音學有專書；顧野王《玉篇》成，而後《説文》有支裔。然陸書亂於孫愐，顧篇亂於孫强，其後陳彭年並取而重修之，兩家絶作，益失其舊，此又一事也。揭茲三端，證以六例，不煩悉數，自可反隅。竊嘗以爲學術崇深，古今遥遠，名世間出，後勝於前，凡有理董贊明之績者，反之適負摧陷毁絶之愆。誠以學有宗主，則立破之形成；書尚體要，則取舍之例定。苟有所成，必有所棄，亦其勢然也。考論典籍散亡之跡者，又不可不致詳於此焉。
右論書籍散亡之跡
簿錄體例論四篇
書目之體，不外三途：自向、歆《錄》、《略》，下逮荀勖、王堯臣等，皆因校書而敍目錄，此朝廷官簿也。班氏删《七略》以入《漢書》，爲《藝文志》，歷代史志因之，此史家著錄也。若晁、陳之總錄家藏，各歸部類，則私家之書目耳。三者義例雖近，而依據各殊。大氐官簿、史志但據祕府所藏，其不入祕府者不載，自劉《略》、班《志》，下逮荀勖、王儉之書，隋、唐之史，靡不皆然。私家書目，則祇就一門所藏著錄之，其所登載，視官簿、史志，疏漏尤多矣。且自來編書目者，恒好出己意，審定别擇於其間，去取之際已嚴，删除之書不少。《隋書·經籍志》曰：“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删去之。”《玉海》卷五十二引《國史志》言《崇文總目》亦有可取而誤棄不收者。然則古人編目之時，既局於收藏，又嚴於取舍，其所著錄，蓋僅十之六七而已。故《漢志》失載而傳記有明文可考者，多至三百餘部（姚振宗嘗撰爲《拾補》六卷）。推之《七略》，亦必如是。惟班氏據《七略》以志藝文，凡不同於劉氏者，自注出入省併甚明。故《七略》雖亡，而體製及所載書悉可考見，其例至善。唐初諸儒據當時見存官私書目，以修《隋書·經籍志》，於舊錄既病其繁，則新編有意求簡，惜乎未能上遵班《志》遺例，於部類之末，明注其孰爲删去，孰爲附入，俾新舊書目分合異同之跡，粲然而可考耳。要之，辨章學術，未可全凭簿錄所載之多寡，以考論著述之盛衰，則固不易之理也。
右論簿錄所載未必能概一代之全
簿錄羣書，必賴有解題而後可考鏡得失，夫人而知之矣。論者咸以《崇文總目》之删去序釋，出於鄭樵，相與譏短而嫉恨之，至今不休，此則不明乎簿錄體例之過也。無論《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不相涉，即書目下不錄解題，其例實創於班固。蓋史志之不同於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隋書·經籍志》簿錄類論曰：“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别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别，但記書名而已。”舜徽案：《隋志》既並舉向、歆二書，以别於後世但記書名一派，從知不獨《别錄》每書皆有敍錄，即《七略》亦必删繁就簡，各爲解題，如《四庫簡明目錄》之於《提要》無疑耳。觀後人援引《七略》，每多考論學術之言，蓋其原本如此也。且班《志》所錄之書，每增多於《七略》，而爲書祗一卷，《隋志》載《七略》單本爲書七卷，此非有解題而何？班氏修《藝文志》時，所以毅然删去《七略》解題而不顧者，誠以史之爲書，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翦汰煩辭，但記書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與私家目錄，意在條别源流，考正得失，其所營爲，既爲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務致其詳，亦勢所能爲。劉、班二家編目之職志既有不同，則體例亦無由强合。鄭氏《通志·藝文略》之於《崇文總目》，亦猶班氏《藝文志》之於《七略》耳。惟鄭氏深明修史之不同於他書，故獨遵班例，不爲序釋，其識已卓，豈特不可譏詆已哉！
右論史志之不同於官簿私錄
錢大昕《養新錄》曰：“予讀唐、宋《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爲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與《經籍考》，係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説，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解類，又見卷百九十小學類；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五卷，見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説類；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總集類；李匡文《資暇集》三卷，見卷二百十四雜家類，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義《資暇》三卷。不知義與文乃字形相涉而譌也，唐愼微《大觀本草》與《證類本草》即一書，而誤分爲二。蓋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舜徽案：著錄之家，一書重見，蓋猶韻書收字，分隸四聲，一編之中，無嫌複出。書之體用既明，學之原流自顯。章學誠《校讎通義》據班《志》自注省重之文，謂《七略》義例，一書兩載，獨重家學，不避重複，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而力主互著之説，其言是也。然則自劉、班以來，公私簿錄不嫌重見，亦必有其微旨矣。上紹劉、班，而下開唐、宋者，必以《隋書·經籍志》爲之樞，而《隋志》重見之迹尤多。錢氏又嘗綜比其事，而舉其繆誤，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一見《春秋》類，一見地理類；李概《戰國春秋》二十卷，一見古史類，一見霸史類；裴子野《衆僧傳》二十卷，一見雜傳類，一見雜家類；《諸葛武侯集誡》二卷，《衆賢誡》十三卷，《女鑒》一卷，《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娣姒訓》一卷，曹大家《女誡》一卷，《貞順志》一卷，俱一見儒家類，一見總集類；又如服虔《春秋漢議駁》二卷，兩收於《春秋》類；趙《甲寅元厤序》一卷，兩收於曆數類；庾季才《地形志》兩收於五行類，而前云八十七卷，後云八十卷，皆史臣觕疏之失。”（《廿二史考異》）然此論亦不自錢氏發之，鄭樵《校讎略》即以《隋志》兩類重出，由於分類不明，是非差互，一類兩見，爲不校勘之過（語見《編次之訛論》），斯皆通人之蔽也。近代言校讎者，自會稽章氏外，罕能窺見及此。蓋一書而兩類分收，與夫一字之複見於平上去入，其例正同。簿錄家於彼此互著之際，實隱然示人以辨章學術之意，爲用甚弘，豈可挾胸臆之私見，而妄訾之耶！至若一類之中，前後曡見，篇卷姓字復多異同，則觕疏之失，固無可逭，學者又當分别論之。
右論著錄之例一書不嫌重見
《隋志》史部簿錄類有《今書七志》七十卷，題王儉撰。考《宋書·後廢帝本紀》曰：“元徽元年八月，祕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南齊書王儉傳》曰：“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而《隋志》著錄作七十卷，豈合二史所載卷數合計之歟？顧兩《唐書》經籍、藝文志俱載《今書七志》七十卷，題王儉撰，賀縱補。然則《隋志》所記卷數，殆亦合賀氏所補者舉之耳。《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曰：“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據此，可知王氏所造書目本名《今書七志》，其但標《七志》者，省稱也。《隋志》仍其舊題，而兩《唐志》因之，爲得其正矣。舜徽以爲王氏造《七志》，而必冠以“今書”二字者，蓋其體例但錄本朝人著述，而不上涉往代，故以今書標題。《七志》雖佚，求之他書而得二證焉。阮孝緒《七錄序》嘗稱王氏於《七志》外，又條《七略》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並方外之佛經、道經，各爲一錄。夫惟《七志》於前人書目已著錄之書不復登載，故但拾遺補闕，附於今書之尾，其證一矣。自漢以後，史籍日繁，故鄭默、荀勖撰定《中經》，即已别爲部居，以相統攝，而《七志》獨沿《七略》舊例，附衆史於《春秋》（《七錄序》曰：《七志》以衆史合于春秋，蓋猶用《七略》之例），蓋當代記事之書無多，故不煩别立門類，其證二矣。可知造書目而止錄本朝著述，其例實創於王儉。《四庫提要》謂是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此蓋沿劉知幾《史通》之説，以今考之，殆不然也。
右論造書目者止錄當代著述始於王儉《七志》
部類分合論七篇
《漢書·藝文志》錄石渠《五經雜義》入《孝經》類，後世學者每譏其舛，而不知此正有謂也。鄭玄《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疏引）然則《孝經》爲六藝之總會，猶後世之羣經總義也。班氏取《五經雜義》置於其中，可謂洽當。此殆向、歆《錄》、《略》之遺，義例至精，班氏因而未改耳。其後《隋志》錄《五經異義》以下諸書，改隸《論語》，亦以《論語》紀夫子言行，史遷所謂“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之意也。漢世經學極盛，而總論羣經之書不少概見，蓋其時傳經者專門授受，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兼治彼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他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一家，以名其學。惟許愼五經無雙，鄭玄淹貫六藝，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撰《六藝論》，會羣經而爲言，蓋以此爲最朔。後世作者不絶，編簡日繁，不復能如《漢志》之併入《孝經》，《隋志》之附於《論語》，故自《唐志》以來，即别闢門類，以相統攝，勢爲之也。惟自唐以降，學者考證經義，多散見於筆記之内，若宋之洪邁、王應麟，明之楊愼、焦竑，皆其傑出。清儒自顧炎武、閻若璩以下，作者尤夥，勝義精言，往往度越漢、唐。他若文集所載，序跋考辨之篇，友朋問答之語，亦常正讀發疑，片言居要，學者誠能徧取而諦觀之，則無往而非五經總義，奚必區區守此以自限乎！
右論五經總義
自《隋志》於史部闢起居注一門，而《唐志》因之，《舊唐書》且併實錄入起居注，論者遂目爲一物，而其實非也。考唐初自起居注外，别有實錄，名近而體例不同。《貞觀政要》卷七曰：“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爲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爲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删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據此，可知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删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爲用亦異。《舊唐書》以實錄附起居注，非也。惟實錄與起居注俱爲編年體，自不得别爲門類，《文獻通考》從《宋志》之例，而置於編年之末，其例較安。考《隋志》著錄古史三十四部，内有《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殆亦後世實錄之類。然則實錄、起居注合於編年，又不自《宋志》始矣。《四庫總目》倂起居注於編年，是也；而置實錄於别史，則倫類不侔矣。
右論起居注與實錄
章學誠嘗謂紀事本末之體，原本《尚書》，其言似矣，而未盡然也。蓋《尚書》所載，包容至廣，劉知幾所謂“《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故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史通·六家篇》）。然則《尚書》自敍人事外，旁涉禮文，兼詳典制，因事名篇，自爲經緯，若以紀事本末方之《尚書》，僅得其一體耳。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鈔存之，以備觀省，其於羣經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鈔《通鑑》，初無意於著述，及其書成法立，遂爲史學闢一新徑，亦盛業也。要之著述多門，其體非一，固有因襲前修者，亦有自爲義例者。宋賢史學，大氐步趨漢儒：司馬氏《通鑑》，衍荀悦之例者也（宋神宗謂其書賢於荀悦，可知屬稿之初，實承《漢紀》體例而作）；鄭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紀事本末之書，則實古無是體，而宋人創之，禮以義起，爲用尤弘，何必遠攀三古，謂爲《尚書》之遺教乎！
右論紀事本末
自《宋志》創立史鈔一門，後之編書目者因之。章學誠則謂鈔撮之工，仍世益盛，或儒或墨，初不限於史部，宜别立書鈔一目，附史鈔後，以統攝之，論者服其卓識。舜徽以爲别立書鈔是也，謂宜附史鈔之後則非也。蓋昔人治學縝密，於羣書莫不提要鈎玄，從事鈔撮，而以宋人爲最勤。若魏了翁鈔撮羣經注疏以成《九經要義》，洪邁於羣書皆有節本，自經、子至前漢皆曰法語，自後漢至唐皆曰精語，此其犖犖大者，其他小書短册，更不可勝數（若吕祖謙《讀詩記》之類，皆由鈔輯而成）。雖著錄之家，各歸本類，而門目遥隔，不相關涉，非所以辨章學術，考正得失也。竊意宜立書鈔一門，附於類書之末，以統錄古今鈔撮之編，俾學者可由此考見先儒治學之規，裨益於後世實大。且史之爲體，原以撰集舊事，與經子立言垂訓者異趣，論者徒知荀悦《漢紀》、袁樞《紀事本末》鈔撮《漢書》、《通鑑》而成，不知班氏《漢書》本於司馬遷、劉歆諸家之書爲多，司馬《通鑑》亦采輯十七史以及雜記小書而無所遺，亦何往而非鈔襲，以其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故能自成一家言耳。爰據斯義以尚論古史，則非特《漢書》爲鈔，《史記》亦鈔，《春秋》、《尚書》亦鈔。下觀宋世諸儒所爲書，則非特《通鑑》爲鈔，即《通志》亦鈔，《文獻通考》亦鈔。他若歷朝正史，無不根據實錄整齊排比而後成書，亦猶之鈔輯也。然則總史部之書，鈔撮者居其强半，將安用别立史鈔一目乎？
右論史鈔
時令之目，宋以前未有也。《直齋書錄解題》曰：“前史時令之書，皆入子部農家類。今案諸書上自國家典禮，下至里閭風俗悉載之，不專農事也，故《中興館閣書目》别爲一類，是矣，今從之。”舜徽案：古者推天道以明人事，察懸象以測吉凶，施於有政，由來尚矣。而闡明論次之功，則固禮家所有事也。蓋古之所謂禮，非第儀文節目而已，舉凡國家制度之詳，陰陽變化之故，皆可以禮統之，故《漢志》六藝略《禮經》、《禮記》之後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説》五篇，其書雖俱不可見，要皆禮家所撰次以明天道者也。專詳時令之書，蓋以此爲最朔。今存於《禮記》中者，若《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明堂位》，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魚飛伏之時，旁及冠昏祭薦、耕穫蠶桑之節，無不備焉，古代敬授民時之旨，昭然可見。此外故書雅記，所載尤廣，若《周書·時訓》，《管子》幼官、四時諸篇，《吕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篇》，莫不發明申演，與記文相表裏。蓋所以貫天人之奥，明政教之原，推詳治道，百家所同，又未可專以禮家限之矣（《月令》、《明堂》，《别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也。劉氏必爲分出者，以其可以自成一家之學耳）。顧其説率附載於羣經諸子，而單自爲帙者絶少，著錄之家不能别立門類，亦其勢然也。清修《四庫全書》，沿宋人舊例，仍立斯目，意固允矣。然所錄亦止《歲時廣記》、《月令輯要》二書，存目雖增至十一部，要皆明、清人之書，詳究氣候節序以適農時者，初無與於布政宣化之大。平心論之，則前史併之子部農家類，又焉可厚非耶？
右論時令
自《遂初堂書目》創譜錄一門，《四庫總目》因之，而其實非也。大抵此門之書，皆所以類萬物之情狀，納諸類書，適得其所，自不必别爲一類。宋末編書目者，馬端臨猶明斯義，故以陶宏景《古今刀劍錄》入之類書，此正其精到處。而《四庫總目》非之曰：“陶宏景《刀劍錄》，《文獻通考》一入之類書，一入之雜技藝，虞荔《鼎錄》亦入雜技藝。夫宏景所錄刀劍，皆古來故實，非講擊刺之巧，明鑄造之法，入類書猶可，入雜技藝，於理爲謬，此由無所附麗，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遷移不定，卒至失於刊削而兩存，故譜錄一門不可不立也。”（譜錄類器物之屬跋尾）四庫雖立此門，而於僻籍小書無可繫屬者，往往而窘，附錄《雲林石譜》於器物之末，即其明例。而《提要》曲爲之説曰：“宋以後書，多出於古來門目之外，如此譜所品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寶，且自然而成，亦並非技藝，豈但四庫中無可繫屬，即譜錄一門亦無類可從，亦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雲林石譜》提要跋尾）若能統歸類書，則斯弊除矣。然自來著錄之家，於類書一門，但統錄《書鈔》、《御覽》諸編，而不復别析細目。惟孫星衍《祠堂書目》區爲事類、姓類、書目三種，體例獨善。苟能循斯義例，於三種之外别增物類一目，則凡譜錄諸書悉可歸納靡遺矣。
右論譜錄宜歸類書
子部之有小説，猶史部之有史鈔也。蓋載籍極博，子史尤繁，學者率鈔撮以助記誦，自古已然。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爲鈔撮，而不知小説之亦所以薈萃羣言也。考《漢志》小説家載虞初《周説》九百四十三篇外，尚有臣壽《周紀》七篇，《百家》百三十九卷。書以“周”名，猶《易》象之稱《周易》，蓋取周備之義（《周易正義》引鄭氏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周紀》、《周説》，殆即後世叢鈔雜説之類。《百家》一書，尤可望名以知其實，此非鈔纂而何？《隋志》小説家自《世説》、《辯林》諸書外，復有《雜語》、《雜書鈔》諸種，其意更顯。後世簿錄家率以筆記叢鈔之書入於此門，實沿漢、隋諸志舊例也。夫小説既與史鈔相似，故二類最易混淆，與雜史一門亦復難辨。《四庫總目》嘗自道其例曰：“小説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閒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説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説，其明例矣。”（小説類二跋尾）舜徽以其所錄諸書考之，若《朝野僉載》、《唐國史補》之類，俱唐代舊事，有關治道，司馬《通鑑》猶引用之，歸諸雜史，允得其門。他如《西京雜記》、《涑水紀聞》之類，雖不能列入雜史，獨不可屬之史鈔乎？至於《南唐近事》，自當列之載記，雖百計辨之，適足自亂其例耳。此特就其昭著者言之，其他敍次失宜者更不可勝數，亦由事類相近，不易區分，故多錯亂也。故小説一家，固書林之總匯，史部之支流，博覽者之淵泉，而未可以里巷瑣談視之矣。
右論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