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必須校勘論二篇
古書流傳日久，譌舛滋多，或誤奪一字而事實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誼盡失，苟非善讀書者，據他書訂正之，則無以復古人之舊，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緩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亦言“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然考《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記其早卒應不誤。《太史公自序》又云：“予述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則安國之卒，必在太初以前，而巫蠱之難乃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距安國之卒已久，奚從而獻書於朝？此甚可疑之事也。迨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據荀悦《漢紀》敍及此事，有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多一家字，謂可補《漢書》之漏，以釋千古之疑，證説確固，足成定論。此所謂誤奪一字，而事實全乖者也。《後漢書·鄭玄傳》載《戒子益恩書》有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考鄭氏漢末大儒，學成甚早，袁宏《後漢紀》稱其造次顛沛，非禮不動，自不應不見容於家人，必范書有誤字無疑也。清乾隆季年，阮元視學山東，展省鄭墓，傷其圯陒而修復之，於積沙中得金承安五年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文，但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無“不”字，乃知范書實衍不字。阮氏且爲之説曰：“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産，爲父母羣弟所含容也。”自此説出，不特可以刊正范書，且進能昭雪先賢心迹，有裨於學術甚大（此事《揅經室集》、《小滄浪筆談》、《山左金石志》均載之甚詳，其後錢泰吉復錄入《曝書雜記》，雖未明言所出，而實陰本阮氏也）。此所謂偶衍一文而意誼盡失者也。由此論之，書籍以傳鈔而衍奪日增，雖一字之微，關繫甚大，世之鄙夷校書爲小道末技者，豈通識哉！
右論辭句誤奪一字誤衍一字之關係
讀書而不得善本，則必以不誤爲誤。《顏氏家訓》曰：“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緑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爲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勉學篇》）如顏氏所稱，祇緣筆畫分毫之差，乃目羊肉爲蹲鴟，讀顓頊爲專翾，取譏時俗，見斥高雅。讀誤本書而不勤於校讎，一至如此，可爲悚惕。顧此二事，但涉文字音義，爲害尤小，若夫經典閎深，一字不可增減，苟或筆畫參差，意誼隨之乖牾，甚者及於典章禮制，紛起争端，所關彌大，不可不察也。《禮記曲禮》：“二名不徧諱。”後世鈔書者省徧字一畫，則訛爲不偏諱矣。宋毛居正《六經正誤》及相臺岳氏《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俱云宜作徧，且據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遍諱，不合辭，則舊禮作徧字甚明。其後盧文弨《鍾山札記》、顧廣圻《禮記考異》亟駮其説，以爲偏字義圓，徧字義滯，岳説失考，未足依據。迨段玉裁説出，而後偏諱爲徧諱之譌，始成定論（《經韵樓集》有《二名不徧諱説》）。《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後世鈔書者增四字一畫，則譌爲西郊矣。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始據《北史·劉芳傳》所引訂正之，且謂《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則今本經文西郊爲四郊之譌無疑。顧廣圻復斥孫説爲模糊亂道，段玉裁乃爲《四郊小學疏證》一篇以申孫説，顧氏復爲《學制備忘之記》以駁之，往復論難，相攻若仇。今兩家之書具在。段氏原本經術，義證翔實；顧氏之説，則未免意氣相争，殊不足以厭人意（兩家往來書札俱載《經韵樓集》卷十二，而顧氏《思適齋集》無之）。從知考正疑似，亦貴學有本原，既未能妄逞胸臆以改本文，亦不可徒勞口舌以滋争議。學者苟欲究心於字體誤增誤省之迹，以考定其是非，諒非空疏不學所易爲也。
右論字體誤增一筆誤省一筆之關係
校書非易事論四篇
道術龐雜，學業紛繁，有所取必有所棄，長於此或短於彼，堯、舜之智，而不遍物，況庸人乎！校書之必采專才，而各用所長，理勢然也。漢初序次兵法，而屬之張良、韓信，用其所長之謂也。迨河平中，劉向校中祕書，分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惟向博學，而尤長於儒，故總校經傳、諸子、詩賦，又有向子歆及杜參、班斿之徒爲之襄助，則此三略之書，亦非向所獨校，大氐分工合作，集衆思而後有成也。北宋全盛之日，開崇文院校理羣書（程俱《麟臺故事》曰：國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爲三館，通名之曰崇文院），一時名賢，咸在祕閣，若沈括、蘇頌，學問博洽，上而天文律曆，下而山經本草，悉能究其精微，道其利弊，每校一書，皆有敍錄，足以媲美西京，所微不厭人意者，惟於方外之書未甚經意耳。韓淲《澗泉日記》卷上曰：“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從長異學也。今祕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意哉！遂罷景元。”據此，可知當時不復措意於方外諸書。蓋范氏逞一己之私見以沮之。而范氏之言，實有大謬不然者。夫醫官校醫書，陰陽家校技術，正漢世校書成法。使佛法佛經盛行於漢以前，河平校書之時，將不以此屬之沙門乎？推之其餘各委本色，亦何不可！范氏不解校書貴任專才而罷景元，過矣，此書生之論所以多不可從也。
右論校書貴任專才
校理書籍而能各效所長，一人專校一類，斯固善之善者；如其不然，莫若擇其性之所近，分校數種，用力雖少，而考證必精，愈於博營寡要者遠矣。以北宋校書之事論之，《麟臺故事》卷三稱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以蘇頌、陳檢等並爲校正醫書官。然今考之《蘇魏公集》中文字，自《補注神農本草總序》、《本草後序》、《本草圖經序》、《校定急備千金要方序》、《後序》五篇屬醫書外，尚有《校風俗通義題序》、《校淮南子題序》二篇。蓋蘇氏博涉多通，未可以醫家限之，雖旁及他書，不越數種，要皆深造自得之言也（當時所爲敍錄必不止此）。次如清乾隆中開四庫書館，撰爲《總目》二百卷，李慈銘嘗稱是書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各集所長（見《越縵堂日記》）。然以今考之，東原自經部提要數篇外，猶旁涉《水經注》及諸算經，此盡人皆知者也。邵氏自正史諸提要外，猶有四種屬於經，一種屬於子，四種屬於集，邵氏《提要分纂稿》中盡載之。書昌則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十餘家，章學誠爲撰别傳，言之甚詳，可知周氏亦不專主子部矣。昔人校書，雖各有專掌，猶必虚心取益，分任所長。與其貪多無所發明，孰若守約之爲能寡過耶？至於卷帙浩繁之書，不妨集衆力以分圖之，劉歆所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者，施之治學固形其陋，用以校書則大佳矣。
右論校書必資衆手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舜徽案：顏氏此言，足以發人深省。後世富藏書者，未必能讀，而偏好言校讎，逞彼小見，改所不知，甚者改壯月爲牡丹，易木刊爲水利，如顧氏《日知錄》所譏者，徒令高人齒冷耳。昔周益公勘校《蘇魏公集》，欲以付太平州鏤板，於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有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嘗折簡以問洪邁。邁偶憶《莊子》嘗言“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廁足而墊之致黄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廁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事載《容齋四筆》卷二）。盧文弨校《風俗通義》至《愆禮篇》載徐孺子“負齎一盤醊”，不解二字何義，亦遺書質之錢大昕。大昕答云：“此必算字之譌。《史記·鄭當時傳》：‘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云：‘算，竹器也。算與匴同。’《説文》：‘匴，渌米籔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本算字，誤分爲二，遂不可識矣。”（事載《養新錄》卷十四）此二事甚相類，要非精熟羣書，無由析斯疑難也。夫惟洪、錢二家博學强識，故能審定滯惑，的然考見古本之眞，雖旁無左證，而遽改之無嫌也。讀書家之校讎，宜取法於斯矣。若夫謹守宋、元槧本，一一記其異同，蠅頭細書，朱墨滿紙，不能定其是非，但務品其甲乙，斯則藏書家之校讎，鄰於書賈所爲，爲儒林所不重。故雖以何義門之博雅，而王應奎病其看書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語見《柳南續筆》）。錢大昕《跋義門讀書記》亦斥其未嘗讀書，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復謂同一校讎，何義門宜屬《文苑》，盧文弨宜置《儒林》。蓋大小崇卑之辨，又實繫乎學術之弘纖，識解之淺深矣。
右論校書必熟於羣籍
讀書必先識字，夫人而知之矣；顧不嫺於校勘，則亦未爲能讀書者。而校勘之役，尤非深於文字聲音故訓之學不爲功。觀於昔之善校書者，若劉向、揚雄、班固、鄭玄，皆古小學名家，下逮陸德明、顏師古之徒，博通經典，而尤長於説字，其能稽覈異同，啓發隱滯，豈偶然哉！清代諸師校經訂史，旁逮天算輿地之書，悉加勘正，以復古本之眞，卒能陵軼漢、唐，而校勘之業最稱專門，亦賴其時字學昌明，遠勝前代，馮據已多，較易爲力耳。孫詒讓嘗論其事曰：“綜舉厥善，大氐以舊刊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思博考，不參成見，其諟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鈐鍵，故能發疑正讀，奄若合符。”（《札迻序》）舜徽案：孫氏斯言，何可驟幾，非閉户伏案，積以十年之功，不足以語乎此。有清一代校勘之家，眞能明於聲類通轉者幾人！大氐穿穴形聲，流于傅會而不之悟。惟王念孫父子及錢大昕、段玉裁三數大儒，通於聲音故訓之原，以得其大例，故每立一義，確乎不拔，餘則得失間出，不可取與並言矣。論者咸知王氏父子之於經，錢氏之於史，校訂精審，沾溉無窮，而頗以段氏武斷爲病。余則以爲三家之學同其精博，而王、錢心密，段氏識高，故極其所至，各有孤詣。惟心密則必據數證而後敢改，故不失愼重之意；惟識高則勇於自申其義，不惜破舊説而輕改字，究其所改易者，又十之六七合於古人原本（别爲專篇詳之）。以此益歎段氏識解之卓，非後人所易學步也。與段氏同時精校勘者，猶有黄丕烈、顧廣圻二家。丕烈校勘之學固出於段氏，廣圻則與段氏往復論難者也。而極其所詣，俱不逮段氏遠甚。此無他，學之淺深不同耳。
右論校書必深於小學
校書方法論六篇
校勘書籍，義貴謹嚴，至仲尼而其法已備。《春秋·公羊》昭十二年《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解詁》曰：“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强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舜徽案：千載下言校勘者，皆當以仲尼爲法，必能絶於意、必、固、我之見，而後可以從事校勘。仲尼非特不妄改字也，且能存故書之闕文，不逞私意妄爲增補。盧文弨嘗論之曰：“‘夏五’之下，其爲月也無疑矣，而聖人不益者，謂其文或不盡於此也。益之以‘月’，將謂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爲五月之事，所書僅此，無復更疑其上之容有脱文者矣。”（《春秋尊王發微跋》）盧氏此言，實有獲乎古人之心。蓋仲尼傷學者之不善闕疑，嘗慨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故不妄增字，隱然示後世校書之法，愼之至也。校理書籍，期於不妄改，不妄增，一仍其舊，而俾讀者自審定之，能事畢矣。注述之業，無踰鄭玄。玄解羣經，於文字之顯然譌誤者，但云某當爲某，而未嘗輕出己意以改本文，此即後世校勘記之權輿（此例雖杜子春發其端，然不如鄭氏《禮注》、《詩箋》全書具存爲可考也）。其注《儀禮》，取今文、古文二本參校，而俱記其異同，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亦未嘗妄施臆度，偏主一家，此即攷異之書所由昉。要其義例，無不出於前人。逮陸德明作《經典釋文》，朱子撰《韓文考異》，皆先據一善本爲主，而附注别本之異同於其下，云一本作某。其引經史處有駮文者，則仍其舊，而别引經史本文證明之，皆衍鄭氏校書之法，而别爲專門之書。由是校勘攷異，乃自附庸蔚爲大國。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有曰：“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於誤字之旁，而别據校勘記，擇其説，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於古籍之不可據。愼之至也。”阮氏仿昔人成法校刻古書，不輕改字，可謂愼重，乃復自創新例，於譌體誤字别加標識，俾讀者按圈檢記，知其異同，有裨於承學尤大，益足爲校書式也。
右論不可輕於改字
校書首貴廣羅異本，其次莫若采相類之書以比勘其異同。如讀《逸周書·時訓篇》，則凡《吕氏春秋》十二月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篇》，皆可供吾校勘之資。讀《墨子·所染篇》，亦可取《吕覽·當染篇》校勘。此皆篇題相似，而所載大同者也。他若《逸周書》有《官人篇》，《大戴禮記》亦有《官人篇》，《荀子》有《勸學篇》，《大戴禮記》亦有《勸學篇》，題既無殊，文亦少别，足供取證，爲用更多。若夫文辭全同，篇題有别，分之則各載本書，合之則固爲一物，左右采獲，彼此對讎，斯又校勘家之依據也。荀卿之書，與兩戴《禮記》相表裏，自《勸學篇》與《大戴記》全同外，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記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哀公問五義篇》，出於《哀公篇》；兩兩相校，則文字章句間固有合有不合，學者宜擇善而從，又未可囿於經子畛域，而妄分軒輊矣。非特諸子之書可用以校經也，史官所載，亦有同於傳記者，取彼證此，爲益無方。《大戴禮記》禮察、保傅兩篇，《漢書·賈誼傳》悉有之，蓋原爲賈生《陳政事疏》之文，而見錄於禮家者也。《禮察篇》：“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漢書》“功”作“公”，以文義繩之，則《漢書》是而《戴記》非也。下文又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不可不察也。”《漢書》“積”下有“漸”字，以文義繩之，則《戴記》顯有脱字也。《漢書》“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句下，直總結之曰：“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從字順，辭氣安雅。而《保傅篇》於其間多出“食以禮，徹以樂”以下一百九十五字，反致上下文意滯塞難通。其中大段文字，既稱引明堂之位，蓋即《漢志》所錄《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之文，初爲旁注，後乃竄入正文者。使非《漢書》具存，將何以訂《大戴禮記》之失？舉一反三，無煩悉數。可知相類之書，有明見於篇題者，有不見於篇題者，要非博稽廣攬，融會錯綜以推尋之，固不足以校其同異，定其是非也。
右論取相類之書對校
顧廣圻《重刻晏子春秋後序》有曰：“古書無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脱誤。”諒哉斯言！非深於校勘者不能道。蓋傳注時代愈早者，其去古較近，所據爲未經竄改之本，循文疏證，隱然可見古人原本之眞，故雖正文已誤，而猶可據注本訂正之。故吾人今日校理古書，必有資於舊注矣。傳注存於今日，最古而最全者，蓋莫如《毛詩故訓傳》。即以《詩》言之：《周南·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正義》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舜徽案：《正義》此説極當，而不遽改正，愼之至也。陸氏《釋文》云：“本作‘休思’。”然則唐初原有二本矣。唐初修定義疏諸儒，學有根柢，故能據傳注以正經文之譌，足爲後之校書者法。余舊苦《逸周書》闕文太多，不易誦讀，嘗細心籀繹孔晁注解，反覆温尋，而始有得。《大戒篇》：“無□其信，雖危不動。”注曰：“轉，移也。”正文無“轉”字，而注具之，則闕文必轉字也。《程典篇》：“不意多□。”注曰：“多用，謂振施也。”正文有“多”字，而注及“多用”，則闕文必“用”字也。如此之流，蓋難悉數，循是求之，十必得其七八。可知孔氏作注時，猶多未闕，闕文之出固甚晚。精習注義，略能推尋其迹。然則舊注之爲用彌宏，初不限於訂譌止讀已也。抑不先明乎傳注義例，而漫據之以改經文，則必謬解古書，遺誤來學，所關匪細，又不可不愼也。《詩·王風》：“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意。”考《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及河北《毛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蓋後人誤據毛《傳》而妄增一字耳。不悟毛公作《傳》，多以複字釋單字。《谷風》：“有洸有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桑柔》：“旟旐有翩。”《傳》：“翩翩，在路不息也。”與此篇經言“施”，《傳》重言之曰“施施”，文法正同。後世校寫經文者，昧於斯例，反沿傳文而誤重“施”字矣。由此論之，不明乎古注體例，亦未可輕言校勘也。
右論據古注以校正文
讎校文字，首必廣儲副本，以勘異同，次則據宋、元舊本以訂譌誤，二者固校書家用力之端。然有識之士，率能不偏主，不曲從，備載諸本，爲校記考異之屬，附於其末，俾學者自别擇之，猶不失愼重之意。若夫馮據類書，旁徵子史舊注，以從事讎校者，大半過於尊信古人，鄙蔑今本，據彼援引失實之文，反以不誤爲誤，斯則惑矣。盧文弨嘗論校書曰：“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況未有雕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如《方言》卷一内‘延，長也’。又云：‘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案：延，長也，已見於上，似可不必復出。蓋此自爲下文各見其義，故先並舉之於上，揆以文法，斷當如是。考之宋本，亦無不同。今或但據李善注嵇康《養生論》引作‘延，年長也’，便謂此書作‘延，永長也’爲誤。夫善此注特櫽栝‘施於年者謂之延’意耳。《爾雅疏》始誤以爲即《方言》本文，此不可以‘穉年小也’相比例。夫使云延年長也，下即當云永衆長也而後可。不然，兩句復沓，於文義殊未安。《方言》此語亦祇大判而言，其實通用處正多也。”（《與丁小疋論校正方言書》）舜徽案：盧氏此言，至爲精覈，學者必具此識解，方足以校理古書。非特宋以前子史《文選》舊注不可盡恃，即類書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徵引古書有約取其辭者，有節用書意者，其書既非爲經訓而作，正不必一一與古人原本符合，校書者遽馮之以更本書，其失尤宏。清儒長於校讎，猶不免乎斯累。朱一新嘗論之曰：“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多有異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皆失眞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即有他書顯證，亦不得輕改，古文詞義簡奥，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無邪堂答問》）由此論之，則夫致力讎校，而徒奉類書及古注爲鴻寶者，要不可不審辨矣。
右論類書及古注不可盡據
讀書所以貴舊本者，非歷時久長，紙墨陳古之謂也，誠以傳鈔或翻刻之愈多，則奪衍譌誤亦愈甚，故昔人每言所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人刻本又不如南宋本，後之翻明本者更不及焉。然雕板未興以前，書皆手寫，更不能若刻本之廣傳而行遠，故在今日得唐寫本數葉，珍若拱璧，可貴更在宋槧上，其勢然也。宋槧不能無誤，前人論之審矣。即唐人所寫書，其譌誤亦甚多，而必資後世刊本訂正之者，所在是也。舜徽嘗取二徐所校《説文解字》，以與唐寫本木部殘卷對勘，則唐寫本有衍字（棱，柧也。唐本“柧”下，衍“木”字），有脱句（柧，瓜聲下，唐本脱去“又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十一字。《後漢書·班固傳》注已引柧棱十字可證也），有譌體（，夜行所木也。爲擊之誤。，一曰從士輦。“從士”爲“徙土”之誤。槩，升斛也。升爲斗之誤。橾，車穀中空也。穀爲轂之誤），有倒文（，唐本云：臿也。从入木，象形，聲。二徐作“木人”），凡此悉必據二徐本訂正之，文誼始全。至於字體偏旁之誤，尤難屈指。一編之中，巾誤作忄（如説解中帳帷等字），木誤作扌（如説解中横柙等字），所在皆是。他若枱下云：“從枱，台聲。”則增其偏旁，誤木爲枱也。桰下云：“隱也。”則減其偏旁，誤櫽爲隱也。此皆不必參校他書，而已的知其謬。由此論之，言校勘者固貴舊本，然遠若唐鈔，猶有不逮晚出刊本者，則宋槧元鐫，益可知已，要在學者明辨而諦觀之，毋貴遠賤近可也。
右論舊本書不可盡據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曰：“夫宋也者，濬摹印之重源，延轉錄之一脈，孳長興以萌芽，拓顯德而增益，貽後留眞，睎先襲迹。及靈光之猶存，舍司南其安適？”黄丕烈注曰：“此四韻實顯宋槧之體用也。夫書之言宋槧，猶導河言積石也。上言之則東漢一字羣經，魏三字羣經，幷《典論》鐫勒於石，此一源也。下言之，則唐元和壁經，析堅木負墉而比之，製如版櫝，此又一源也。自是至於後唐長興九經刻板，周顯德《經典釋文》雕印，既省傳寫之勞，兼視豐碑爲便，人事所趨，勢固宜爾。於是始終宋代，官私所造，遍於四部，《玉海》及馬氏《經籍考》等詳其事焉。就中即有利病，究之上承轉錄，此其嫡脈，故曰貽於後而留其眞，以睎於先而襲其迹也。及今遠者千年，近者猶數百年，所存乃當日千百之一二耳，幸而得之，以校後本，其有未經改竄者鮮矣。夫君子不空作，必有依據，宋槧者，亦讀書之依據也。”舜徽案：黄氏闡明宋槧功用，至爲精切。書籍自簡策易爲縑紙，由鈔寫進於刻印，凡歷幾變，古人眞本，我不得而見之矣。而求其近於眞者，則固無以逾於宋槧，夫人而知之也。然書之譌誤，亦每由於宋人，學者又不可不辨。《東坡志林》深病當世學者不能闕疑，輕以意改古書。是北宋時刻本已不能無誤矣。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板，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爲愈也。”則南宋時訛謬之本充斥天下矣。故當時有識之士，猶多知之。後人不悟宋本不可盡據，苟得麻沙本數卷，亦復珍同瓌寶，反以校改不誤之本，最爲無識。黄丕烈在清世校勘諸儒中爲一大家，而生平聚書酷嗜宋槧，嚴可均《鐵橋漫稿》已嘗譏其有骨董氣。則佞宋之習，又學者所當深戒也。
右論宋刊本不可盡據
清代校勘家得失論三篇
有清一代，校勘之學臻於極盛，然大别之，亦有賞鑑與考證二派。如何焯、黄丕烈輩，校書雖不失精審，要終歸乎賞鑑，昔人久論定矣。乾嘉諸儒惟湛深於考證，考證之事必自審辨文字異同始，故凡邃於經史諸子文字音訓者，無不兼擅校勘。若惠棟、戴震、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孫星衍、阮元、丁杰，皆號名家，而盧文弨、顧廣圻尤爲專謹，屏絶人世一切之好，終身以之，所校書爲最多。裨益於士林亦最鉅。舜徽嘗細心尋究其不同於庸常者，亦惟在能守闕疑之義，不妄改字耳。盧氏與王懷祖《論校正大戴禮記書》有曰：“舊注之失，誠不當依違，但全棄之則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與注絶不相應，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繫於下，使知他書之文固有勝於此之所傳者。觀漢、魏以上書，每有一事至四五見，而傳聞互異，讀者皆當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盧氏此論，蓋仍規效乎刊誤、考異諸作，而不失愼重之意。故其自校經史，取宋、明諸本與新本校其同異，凡譌謬顯然，則倣《六經正誤》之例爲一書；凡參錯難明，則倣《韓文考異》之例爲一書；體周思密，最爲謹嚴。顧氏亦思矯末俗妄改之弊，生平揭櫫“不校校之”四字以理羣書：“毋改易其本來，不校之謂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謂也。”（見《禮記攷異跋》）又曰：“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譌，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書文苑英華辨證後》）此其言與盧氏若合符契，徵之錢、阮所論，無勿同者，足徵清世考證諸家校勘古書，能洗明代庸妄之習，非偶然也。
右論考證家不妄改字
朱一新曰：“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讎也。而國朝諸儒則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凌跨前人。”（《無邪堂答問》）舜徽案：審定文字異同，亦何容易，必自學問中出，而後能極其崇深，顏之推所謂“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者不誣也。清儒治學，窮其根株，故斯學乃登峯造極。然大别之，亦復有辨。蓋有專門家之校勘，有博涉家之校勘，二者用力於書之淺深不同，而收效自異。如盧文弨、顧廣圻輩，遇書即校，不主一家，此所謂博涉家之校勘也。心志既分，得失隨見，固猶賴學者自審斷之，而未可恃爲一無瑕釁也。若夫高郵王氏之於經，嘉定錢氏之於史，悉竭畢生精力以赴之，其能凌跨前人，夫豈偶然！乃所謂專門家之校勘也。博學而反諸約，壹心力以圖之，視夫多營廣騖者，固有間矣。苟不達其本原，而徒辨同異於文字章句之末，争毫髮於宋、元槧本之細，識其小而遺其大，則全祖望之校《水經》，必不如趙一清也；顧廣圻之校《周禮》，必不如孫詒讓也；盧文弨之校《儀禮》，必不如胡培翬也；孫星衍之校《説文解字》，必不如段玉裁也。蓋學貴專工，而識殊通隘，不可以同日語矣。故在今日，籀繹古書，得清儒精校本，勝於宋、元舊槧固遠甚，而取舍之際又不可不有所别擇焉。
右論考證家之校勘復有專門博涉二派
清儒校書，類不輕改字，此固足爲校勘家不易之法，然段玉裁曰：“夫校經者，將以求其是也，審知經字有譌則改之，此漢人法也。漢人求諸義，而當改則改之，不必其有左證。”（《答顧千里書》）驟觀斯論，似與當時諸儒牾，夷考其實，而知其言之確有所見也。蓋專家之學，窮極要眇，自與淺嘗浮慕者不同，既明乎述作本末，又深知一書義例，恒能操約持繁，以類統雜，非特可訂後世傳寫之訛，且能直匡作者原本之謬，豈彼規規於文字異同，不擇是非而盡載之者，所可同日語哉！顧非學術湛深，識斷精審者，又未易驟語乎此耳。段氏之治《説文解字》，至精邃矣，後人每病其好馮臆斷以改許書，相與譏短之。舜徽則彌服其博徵精訂，多得作者用心，有以復古本之眞，爲功固不細。嘗取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以校段注，則段氏所改易而與唐本闇合者，實不可勝數。有徑改説解中全誤之字者：楗，二徐本作限門也，段改限作歫；栅，二徐本作編樹木也，段改樹作豎；棊，二徐作博棊，段改博作簙，是也。有正形近之譌者：，二徐本作積火燎之也，段改火作木；櫪，二徐本作櫪椑指也，段改椑作柙，是也。有訂偏旁之謬者：朾，二徐本作橦也，段改橦作撞；楫，二徐本作舟櫂也，段改作所以擢舟，是也。有省節説解煩文者：槽，二徐本作畜獸之食器，段改作嘼之食器；，二徐本作削木札樸也，段改作削木朴也，是也。凡此皆獨出己見，是正譌誤，與唐人寫本若合符契，實大有功於洨長遺編，非特爲二徐諍友而已。其或愼於闕疑，未敢輒斷，存其説於注中，而亦闇同於唐本者，復有四例：一曰考之於義而知説解有誤字也。樂，二徐本作象鼓鞞木虡也，段云鞞當作鼙；槅，大徐作大車枙，小徐作大車，段云枙當作軶，是已。二曰徵之於制而知説解有舛義也。桶，二徐本作木方受六升，段云疑當作方斛受六斗（唐本作木方器也，受十六升。莫友芝云：據段説證唐本，更十六爲六十，即協其義），是已。三曰按之許君《敍錄》之次而知篆文多失倫也。部末棐，輔也，段云棐蓋弓檠之類，此篆失其舊次（唐本在榜櫽栝諸字下），是已。四曰求之許書徵引之例，而知援據或失實也。槎，二徐本引《春秋傳》曰山不槎。小徐山下多木字，段云今當於槎下補，不當於山下添木，許書亦有謂《國語》爲《春秋傳》者，此其一也（唐本正作《春秋國語》曰：山不槎），是已。若斯之流，皆精識密慮而有得於古人之眞，猶疑以傳疑，不敢擅改，愼之至也。朱一新謂“勇於删改，是段注之失，莫子偲《木部箋異》多與段注闇合，殊不足信”（《無邪堂答問》）。無乃責之已苛乎！雖然，必有段氏之學之識，而後可改正許書。後人無其精湛，而欲師其肆放，則必誣古人，惑來者，獲戾滋甚。故凡學卑識陋，而思校理故書，與其肆也寧固。刊誤、考異之役，所以不可厚非，亦即以此。善夫！段氏之言曰：“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爲瑕，而疵類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眞固在。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然則段氏所以教示學者，固深惡妄改之弊，而引爲厲禁者也。世之中才，可以省矣。
右論金壇段氏之勇於改字
審定僞書論三篇
審定僞書之法，至劉、班而已密。今以《漢志》所載傳疑之書考之，復得六例：有明定爲依託而不能的指其人者。諸子略小説家有《黄帝説》四十篇，注云“迂誕依託”（此皆班氏自注也，下放此）。兵書略陰陽類有《封胡》五篇，注云“黄帝臣。依託也”。《風后》十三篇、《圖》二卷，注云“黄帝臣。依託也”。《力牧》十五篇，注云“黄帝臣。依託也”。《鬼容區》三篇，注云“圖一卷，黄帝臣。依託”。此一例也。有驗之其語而知非出古人者。諸子略雜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小説家有《伊尹説》二十七篇，注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師曠》六篇，注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此二例也。有徵之於事而知爲僞者。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小説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注云“稱堯問，非古語”。此三例也。有能推定依託之時代者。道家有《黄帝君臣》十篇，注云“起六國時”。《雜黄帝》五十八篇，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注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陰陽家有《黄帝泰素》二十篇，注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此四例也。有明定爲後世增加者。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云“吕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舜徽案：此注末十五字句意欠安，當爲或又以近世有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字有誤倒耳）。小説家有《鬻子説》十九篇，注云“後世所加”。此五例也。有不能輒定而聊爲存疑之辭者。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此六例也。有斯六例，而後世辨僞之法，舉莫能越於是矣。
右論漢人辨僞之法
時代愈荒遠者，其書愈不可信，司馬遷所謂“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者是也。蓋後世好事者每有造述，嫁名古人，由來已舊，淮南王書嘗論之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黄帝而後能入説。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條務篇》）舜徽案：淮南此言，第就漢以上造僞書者言之耳。自漢世尊崇儒學，罷黜百家，造書假託，其途復廣，揚搉而言，蓋有著作家之假託，有注述家之假託，二者所規不同，而足以啓後世之疑則一，學者又不可不明辨也。《爾雅》爲六藝之鈐鍵，實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殆漢以前學者所共輯，而張揖目爲周公之書；《孝經》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略與二戴同趣，而鄭玄謂仲尼所造；竊商其情，良亦有説。蓋玄注述大典，揖埤廣雅訓，皆欲推尊本書以自取重，故不得不高遠其所自來，上託周、孔，此所謂注述家之假託也（趙岐《孟子題辭》謂七篇之書乃大賢擬聖而作，亦即此意）。至若王肅治經，不饜鄭義，自以名不逮玄，無由勝之，故解説《尚書》，題曰孔安國傳；劉炫值求書之時，私造經傳，上之官府，而目爲《連山易》、《魯史記》：斯並著作者之假託也。或激於私憤，或徇於公賞，所營各殊，要同歸於弋名射利而已耳。雖然，己有所作而必嫁名古人，其意蓋欲藉昔賢以尊其書，以視後世悍然自矜其名，盗襲前人之書以爲己書，攘竊時流之説以爲己説者，固有間矣。學者如遇僞書，而能降低其時代，平心静氣以察其得失利病，雖晚出贋品，猶有可觀，又不容一概鄙棄也（東晉所出《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固全僞矣，姑降低時代，作魏、晉人書讀，必有可取者）。
右論僞書不可盡棄
世之鑒定僞書者，固貴有證，尤貴有識，否則必以不僞爲僞，則天下寧復有可保信之書！故在今日，鑒别書籍所宜留意者，須明乎書中多附益之筆也。顏之推《家訓》曰：“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造，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書證篇》）舜徽案：顏氏斯言，信爲通覈。推此例以上論古書，則附益之例亦復有二：有編書者之附益，有鈔書者之附益。古書不皆手著，而先秦諸子多出門弟子或賓客及子孫所撰定，故編書時每好記作者行事，以附本書，乃並及於身後，如管、商書中載二人死後事甚悉，雖在童穉，猶知非管、商所自著，然以古書通例衡之，無傷也，此所謂編書者之附益也。自雕板未興，書皆手寫，學者好取同類之文，相關之事，附注篇末，以資旁證，傳鈔既久，混入正文，斯又古書之通患也。《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今《屈賈列傳》乃敍及孝、昭時賈嘉爲九卿事，《司馬相如傳贊》亦援引揚雄之言，皆非史公所及知，此所謂鈔書者之附益也。明乎斯二例，則一書乍接於目，雖知中多附益而未易遽定爲僞書也。
右論古書多附益之筆
搜輯佚書論五篇
載籍歷時久遠，雖不經兵燹而亡佚自多，已具論如前矣。故《漢志》著錄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雕板至宋方盛行，宋以上書籍傳布至難，故先唐之書散佚不傳者尤夥，於是而有好古之士，或私淑諸人，或歆慕其學，深憾書之不傳於後，百思有以搜羅而補綴之，以復古人之舊，此輯逸之所由興也。輯逸之業，開自宋人，王應麟輯《三家詩考》、《周易鄭氏注》各一卷，爲輯逸之權輿。明人如孫瑴輯緯書逸文，成《古微書》，其途雖隘，亦仍王氏矩矱也。入清而此學遂稱專門，上者乃欲將漢、隋志中著錄之書不傳於今者，次第輯出，其所依據，不外五端：取之唐、宋類書，以輯羣書，一也；取之子史及漢人箋注，以輯周、秦古書，二也；取之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説，三也；取之《一切經音義》，以輯小學訓詁書，四也；取之史注及總集（如《文苑英華》之類），以輯遺文，五也。大氐北宋以前，古書多未散亡，其猶可賴以考見古人遺書者，有七八種：曰裴松之《三國志注》，曰酈道元《水經注》，曰劉孝標《世説新語注》，曰李善《文選注》，曰慧琳《一切經音義》（玄應之書卷帙短簡，不足與此書比），曰歐陽詢《藝文類聚》，曰徐堅《初學記》，曰《太平御覽》。凡此皆古書之淵藪也。即以《太平御覽》一書言，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於今者十不二三，則有此一書，不啻存秦、漢遺書千餘種矣。下逮明代《永樂大典》，包藏古書亦不少，清乾隆時開四庫館，館臣從其中輯出佚書凡數百種，集部尤多。故蒐輯遺籍雖不能全復古人之舊，亦可綴拾某書之一部，理董成編，佚者使之復存，散者使之復合，其爲功於學術至無窮盡也。
右論輯佚之依據
宋以上舊注及類書，固足爲輯佚家所馮依，然古人引書，不必皆如後世考證家徵用原文一字不易也。且有但取其意而簡約其辭者。《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争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争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顧氏《日知錄》已言之矣。假使《泰誓》、《淮南》而不存於今日，輯逸者便謂古人原本如此，豈不傎歟！析言之，則昔人引用古書有直改其字者，有直易其語者，有誤甲爲乙者，有移彼於此者。孫弈《示兒編》曰：“《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坊記》乃曰：‘不畊穫，不菑畬凶。’《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孟子》乃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宣王也，《禮記》以爲太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也，孟子以爲周公。‘致遠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爲出孔子。‘其進鋭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爲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爲孔子。與有扈戰于野，夏啓也，劉向以爲夏禹。濟人於溱洧，子産也，劉向以爲景差。微子曰‘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之曰‘我舊云孩子’。《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論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愛民’（孫志祖云：今本《論衡》亦作以乂我受民，蓋明人所改）。《荀子·堯問篇》乃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伯，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與今《促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文意小異。《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異。”據此，可知宋人已能明辨及此，援引聖賢遺言，猶復錯亂若斯，況其下焉者乎！蒐輯佚書者，又不可不審知古人援引之不盡可據也。
右論古人援引舊文不可盡據
輯佚必須有識，否則妄以他書爲本書，厚誣古人矣。自來輯《别錄》、《七略》者，有嚴可均（《全漢文編》）、洪頤煊（《經典集林》）、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姚振宗（《師石山房叢書》）、顧觀光（稿本舊藏北京圖書館）諸家，蓋猶不免乎斯累。其顯見者約有二失：一曰誤以原書之文爲劉氏《敍錄》語也。《水經·河水》砥柱注引劉向敍《晏子春秋》云“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云云。舜徽案：此即二桃殺三士故事，見《晏子春秋》内篇。注引劉向敍《晏子春秋》云者，猶云劉向所校之《晏子春秋》有此事耳，非謂《晏子敍錄》中有此語也。馬氏據以錄爲劉氏遺文，誤矣。二曰誤以近似之書爲劉氏《七略》也。《史記正義》引阮氏《七錄》，通行本往往誤爲《七略》，並有稱阮孝緒《七略》者，此乃寫刻致誤之明證也。嚴、馬二家所錄《晏子》七篇在儒家，《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兩條皆張守節泛引《七錄》之語。《七錄》《晏子》七篇，《七略》則八篇。《七錄》《管子》十八篇在法家，《七略》則八十六篇在道家，又見兵家，其不同甚明。學者並此而不能辨，亦何貴乎輯佚哉（姚振宗於《水經注》、《史記正義》所引不視爲劉氏之文，悉擯不錄，其識最卓。考證之書晚出者勝，信矣）！《漢志》有《小雅》一篇，即後世之《小爾雅》也。其書本依附《爾雅》而作，故名《小雅》。唐人引之，猶仍舊題，若李善《文選注》、慧琳《一切經音義》皆不别增爾字。間有直題“爾雅”者，殆以“小”、“尔”二字形近，辗轉傳鈔而致誤耳。故今日取唐以前援引二書之文以校本書，有引及《爾雅》而但見之《小雅》者，亦有明標《小雅》而其文實在《爾雅》者，淆亂已久，其跡猶易推尋。若據後世譌誤之本以上定古書，反以不佚爲佚，則其失尤宏。故學者苟有志乎蒐輯遺書，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審知一書體例，與之名近者幾家，標題相似者有幾，皆宜了然於心，辨析同異，次則諦觀徵引者之上下語意，以詳覈之本書，庶幾眞僞可分，是非無混，别擇之際，或可寡過耳。
右論輯佚之難於别擇
鄭玄徧注羣經，而獨不及《春秋左氏傳》。後之輯北海遺書者，率取服虔《左傳注》以入錄，蓋據《世説新語》以爲服氏注出於鄭，即鄭學也。不悟《世説》稱“鄭氏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愼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世説·文學篇》）。既云鄭書未成，又稱鄭聽服言多與己同，然則服書早成，鄭君聞其誼，自以無能踰之，故輟不復爲。彼文甚明，何由而遽謂服書皆出于鄭耶？且康成言當以所注與之，而未必果與也。《後漢·儒林傳》稱服氏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作《春秋左傳解》，行之至今。然則子愼之學有大名於漢末，不必在康成下。後人服膺鄭學，乃並此注亦目爲高密遺書，無乃已過乎！元和惠氏補注《後漢》，謂“服氏《解誼》僖十五年遇《歸妹》之《暌》，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體説《易》，與鄭氏合，《世説》所稱爲不謬”。此亦通人之蔽也。夫賢智所見，不謀而同，千載悠悠，猶多闇合，況並世而生，同爲儒宗，識議相符，無足怪也。即以鄭氏所注羣書言，其同於先鄭及許叔重者多矣，庸詎能謂北海之書即諸家之學乎？且惠氏但見其同者，而未暇考其不同者。桓公五年秋大雩，服氏注曰：“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此非鄭義也。《禮記》《月令》“大雩帝”，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論語·先進》“風乎舞雩”，注云：“雩者，吁嗟也，吁嗟而請雨也。”鄭氏兩注皆以吁釋雩，誼存乎聲，與《左傳》注不諧。使出於一手，何不同若此耶？此特取其小者論之。其他名物制度之不能合者，不可勝數。凡輯佚之家，錄鄭注而兼及服氏書，皆妄也。大氐有志讀書者，必不佞於一人，乃能見學術之公，輯佚家亦須從事於斯矣。
右論輯佚之必須有識
昔人蒐輯遺佚，大氐皆學成以後之事，既已博涉羣籍，視天地間見存之書無復可究心者，不得已進而思得不存之書讀之，非特勢所必至，亦次第宜然耳。乾、嘉中，學者盛張許、鄭之幟，治經之士尤佞鄭氏，故輯鄭氏遺書者風起雲湧。焦循嘗糾其失曰：“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争相掇拾之不倦。”（《勘倭本鄭注孝經議》）又曰：“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强眞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鎩頭以便冠，而鄭氏本義汩没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禹貢鄭注釋自序》）舜徽案：焦氏之言，至爲警厲，足以發拘虚者之蒙。清儒治漢學，宗許、鄭，究之能就許、鄭見存之書通貫大例，以推得作者用心，有幾何人？推之治《易》者，未能究王弼、程頤之義，而必遠求漢師佚説。習左氏傳者，不識杜預何所道，而必上探賈、服殘詁。讀《論》、《孟》以稱舉朱注爲羞。説《詩》以涉及宋人爲恥（其實宋人説《詩》有極精處，惜學者不能平心領會耳）。一言以蔽之曰佞漢而已耳。漢人之書不盡傳，則又感歎追慕於千載之下，悉思旁搜博采以復其舊，卒之漢人遺書未能盡復，而通經之效益晦。善夫！鄭樵之言曰：“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然則《易》固爲全書矣，後世未見有明全《易》之人。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廢。”此足以發人深省矣！要之學術有本末，而致力有先後，學者苟明於始終緩急之宜，則輯逸之事，非初學所宜言也。
右論輯佚爲學成以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