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宋清學術論十八篇
《太史公》百三十篇，雖無專篇以統經籍，然辨章學術，考鏡原流，則史遷實開劉、班之先，而學者多未之省也。自班固病其論大道先黄、老而後六經，是非繆於聖人，其後劉知幾之徒繼致譏議。原班氏所言，蓋據《太史公自序》篇中論六家短長，反覆申明道家之説，以爲立俗施事，無所不宜，又謂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有似乎揚道而抑儒也。不悟司馬彼論，乃一篇絶大政論文字，第就人君南面之術立説耳。況史談嘗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黄子，故論列六家，首陰陽而終道德，亦尊其所聞之義。班氏未喻斯旨，遽以先黄、老而後六經用概史公學術之全，非也。史遷之稱仲尼曰：“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太史公自序》）又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世家》）其贊頌仲尼至於如此，故論述行事列之世家，而不與諸子齒，豈非卓有所見而能推尊之若是乎！遷嘗言“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儒林列傳》）。蓋深恐六藝之復墜于地，故收拾遺經，悉編入史。虞、夏、商、周本紀成，而《尚書》在其中；列國世家成，而《春秋左氏》在其中；《孔子世家》、《弟子列傳》成，而《論語》在其中；禮樂諸書成，而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可考見其大較。羣經中不采《易》、《詩》者，以二書遭秦火而全也。然則遷所述造，不徒整齊舊事，抑猶有傳經之功矣。漢初傳經之士，如申培公、轅固、韓嬰、伏勝、田何、高堂生、胡毋生、董仲舒諸人行事，遷悉搜其遺軼，爲《儒林列傳》，以明其淵源授受，後之論述經學流别者悉本之。至於諸子之學，盛於周、秦，太史公既揚搉六家短長於《自序》中矣，復各揭其旨要，爲之傳以表章之，俾其説不絶於後世。凡道術同原者，則合爲一傳。觀其論申、韓之學，本於黄、老，以明法家之學原出於道，則老、莊、申、韓同傳之故不言自喻。其於辨章學術，考鏡原流，爲用宏矣。後之討論諸子學術異同者，又必探索及此焉。
右論辨章學術始於太史公
段玉裁曰：“校書放於孔子、子夏，而千古之大業未有盛於鄭康成者也。”（《經義雜記序》）卓哉斯言！夫惟段氏精於校讎，故能識得康成深處。顧後人徒以康成注經兼錄異文，考訂疑誤，大有裨於遺經，而不知其不可泯没之功，固猶在考鏡原流，釐析篇帙間也。鄭君《戒子益恩書》有曰：“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所謂論贊，猶云理董羣書耳。論者撰定之意，贊者猶叙錄也（鄭氏有《易贊》、《書贊》。贊即序也，詳《正義》）。觀其爲《易》、《書》作贊，爲《詩》作譜，爲三《禮》作目錄，爲《論語》作《篇目弟子注》，辨章學術，部次羣書，向、歆而後，一人而已。如第謂注《周禮》並存故書今書，注《儀禮》兼錄古文今文，爲後世校書之法所自出，而相與推尊之，尚未足以知鄭學也。孫詒讓《籀廎述林》有《禮記鄭注考》上下篇，正其疏牾，陳義確固。蓋有經本用正字，而鄭本用後出增修之字者；有經疑用正字，而鄭以借字釋之者；有經疑用借義，而注以正字釋之者；有經字誤而鄭校易未允者；有經字不誤而鄭誤破之者；有經文譌互而鄭注未及考正者。揭櫫六例，可謂諦當。要之小疵不可以掩大醇，而鄭學之精，固在彼不在此也。後之從事校書者，但克師彼勘正文字之末技，而莫能紹其辨章學術之宏規，校讎之業，乃遂日趨於褊隘。蓋必學術淵湛，識斷精審，而後能語乎校讎流别之義，後之經師所以不能望及鄭氏者在此耳。即以勘正文字異同言，亦非深明一家學術，貫澈本書首尾，無着力處。鄭康成惟能博稽六藝，深造有得，故雖不以校讎名，而校書之業莫盛於鄭氏。後之注述大典，而兼寓校讎流别之義者，惟陸德明博涉多通，爲能髣髴之耳。
右論鄭氏校注羣經實寓辨章學術之意
經生結習，每好侈言家法，斯亦談何容易。舜徽以爲唯漢儒必言家法，亦唯漢儒能言家法；後人不必言家法，亦不能言家法。請申其故：漢承秦火之後，書缺簡脱，其後搜亡書，立博士，利禄之途既開，因以起家者不少。經籍初出，口耳相傳，苟不審究其從來，則造僞取寵者滋衆，漢世之必重師承家法，誠不得已也。若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史則著以爲異。又如《漢書·孟喜傳》，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可知爾時經師家法之嚴。故經有數家，家有數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至於末流，乃各尊師説，而不知返求諸本經，有識之士莫不憂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王充《論衡正説篇》已箴規其失矣。故許、鄭二君起於漢季，兼通羣經，不主一家。許君作《五經異義》，凡古今文諸家之異説，皆備列而折衷之。及鄭君網羅衆家，復駮《五經異義》，於《易》先通京，後宗費；於《書》兼治古今文；於《詩》先通韓，後宗毛；於《春秋》則發《公羊》墨守，鍼《左氏》膏肓，起《穀梁》廢疾；於《論語》則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而爲之注。漢世經學允推許、鄭集其成，而家法之敗壞亦實昉於許、鄭。後歷魏、晉，以至隋、唐，經生薈萃雜比以成義疏，而所謂一家之學者，殆無以復尋其迹。夫博關羣言，有宗主而無門户，斯固許、鄭説經之家法也。蓋承專固之後，不得不變而入於博通，物極必反，理固宜然，其所以能集漢學之成，亦即在此。後世説經之家，高標許、鄭，乃一反許、鄭之所以爲學，而必上求之漢初所謂家法師法，起許、鄭而問之，必有不愜於情者矣。善夫！朱一新之言曰：“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别。”（《答康有爲第三書》）名論不刊，足以發俗夫之蒙。
右論經師家法亡於東漢
昔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經之法，謂宜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經之義理可以徐定。論者歎爲不刊之言。舜徽以爲不特校經然也，即語乎辨章學術之大，亦必推此意以求之。舉凡説一事，考一理，務期辨明時代，各還其所固有，不失其實而後可。如讀先秦之書，而以今人之見折之；或論後世之事，而衡以三古之義；雖能考論周洽，辨析精審，而揆諸作者之時之事，無有合也。故善讀書者，必以先秦之見還之先秦，以兩漢人之見還之兩漢，以唐人之見還之唐人，虚心静氣以求眞是之歸，庶不致操先入之見，以攻異己之論，而實有得於先民立言之本旨矣。唐初諸儒修《隋書·經籍志》，論者每病其述經學原流，語多乖舛，敍《尚書》出孔壁及安國作傳本末，全據《僞孔安國尚書序》之説，尤爲士人所不屑道。然平心下氣觀之，實亦無足深怪。蓋唐初修《五經正義》時，《尚書》用《僞孔傳》，故《正義》於《僞尚書序》但有引申而無駮斥，唐初諸儒靡不同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亦復無異，更何論於《隋志》。其時學者考定《孔傳》及序文之僞託，尚未萌芽，宜其所見止此。今人生清儒論定之後，遽譏唐人爲無識，是猶持後世曆法之密，以上議羲、和之疏，豈不悖哉！由今尚論先民識議之崇庳，則姑以唐人之見還之唐人可也，初不必挾後世所知，薄昔人爲淺陋，此亦考古者所當知已。舉此一事，自可反隅，學者可恍悟於《五經正義》及《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之説舛牾相因，如出一手，皆不必以後起之義繩之。
右論唐初諸儒論學有不同於後世者
近儒考論歷代樸學，莫不致詳漢、宋及清之盛，鮮有究心唐代者。然而承漢啓宋，實繫于唐，學者固不容不知也。大抵唐之實學，經衰而史盛（唐初經師如陸、孔諸家，皆前朝遺獻，其於羣經有論贊之功，無自得之學）。即以史言之，誠有度越往古者矣。今之所謂正史，若晉、梁、陳、齊、周、隋諸書，及南、北史皆成於唐，而《五代史志》尤以詳贍著稱，日在人間，無煩演贊。獨劉知幾以淵博之學，弘通之識，取古近史籍而揚搉其利病，闡明其義例，自創新體，述爲《史通》，於是史部批判之業，始有專書。論者或病其掎摭前人，語傷刻覈，而疑古惑經，尤足害道。不悟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傳，不能無增飾之言；五方殊音，不能無譌變之語。是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貢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漂杵”，《雲漢》之“靡有孑遺”，孟子亦糾其謬。其後《吕覽》有《察傳》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説，至王充《論衡》出，多抨虚妄，論述益廣。然則疑古之風，周、秦實發其端，漢人已暢其緒，知幾特承前人之論，引申而推演之耳。雖所言未必盡是，然發凡起例，實爲後世史家闢一新徑。降至有清，遂開崔述考信一派，讀書求是之風，超軼往代；而古史考證之業，如日中天。論者不察其得失，相與短之，豈通識哉！知幾六子，學行皆著，而秩尤有名。秩嘗采經史自黄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議論得失，仿《周禮》六官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其後杜佑得其書，因釐析條目，增補闕遺，勒成《通典》二百卷，自是吾國始有貫串歷代專詳典制之書。而言禮一門，多至百卷，六朝遺説，薈萃其中。非第詳於考史，抑且有裨於説經矣。隋、唐學者精熟《史》、《漢》，故注説之家至繁，今所行三史舊注，猶唐人作也。唐人治史，尤肆力於當代掌故，自蘇冕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爲《會要》四十卷，而會要之體，於是創立；林寶爲《元和姓纂》，而姓氏之學，益號專門。至於賈耽之治地理，實裴秀以後一人。史稱其製繪地圖，特留意於遷革，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斯又治沿革地理者之先河已。由此論之，有唐一代史學，實有承先啓後之功。後人徒鑒於唐世官修諸史行而私門著述廢，章學誠《方志略例》遂謂史學亡於唐，斯固未暇稽覈情實，而漫爲抑揚之辭，非定論也。
右論唐代史學實有承先啓後之功
宋謝采伯《密齋續筆記》曰：“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撰甚多，曹憲《文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注《漢書》，孔穎達《五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張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至於元和間文士輩出，華盛實衰矣。”舜徽案：唐初儒學根柢深厚，誠如謝氏所言，惟以元和爲由盛轉衰之機，則非也。竊嘗以爲陸、李、顏、孔諸家之書，昭如日月，固已永垂不朽，然校其所至，特承漢、魏、六朝傳注義疏之後，以集其成耳。陸氏《釋文》所載，可以考見經師家法者，多至二百三十餘家，存古之功，誠不可泯。然如《五經正義》宗一廢百，而漢、魏以下經師遺説亡佚不少，元儒戈直嘗謂“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於所撰《貞觀政要集論》中慨喟言之，則《正義》之爲書，功罪殆未足以相抵矣。要之唐初經師但有理董羣經之功，猶無卓然自立之學。若夫自闢蹊徑，且能開後代學術風氣之先者，抑猶在元和以後也。當舉世酣迷於佛老之説，儒書寖以益微，昌黎韓愈獨悍然以閑邪衛道自任，其弟子李翱復爲《復性書》以申明之，宋儒義理之學，實濫觴於此時。韓氏自道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又極推《尚書》、《春秋》、《左氏》、《易》、《詩》、《莊》、《騷》、太史、子雲、相如十書爲文章之本，後人因讀文而尋繹舊典，非但通其辭，且必窮其理，提要鈎玄，旁涉百家，相率脱傳注義疏之窠臼，以游心廣博之地，宋儒治學氣象浩大，不規規於一文一物之細，皆韓氏倡導之力也（宋世學術範圍極寬，不止理學一端而已）。故論列千古學術，上承六朝而下開兩宋者，必以唐爲之樞，而韓氏一人之力尤多。論者徒以其負文學盛名，而掩其摧陷廓清之功。元和以後能詩文者彌多，而一概抹摋，謂爲華盛實衰，豈有當歟？
右論昌黎韓氏實開兩宋學風
元脱脱等修《宋史》，别道學於儒林，最爲後世所譏。若錢謙益、黄宗羲、毛奇齡、朱彝尊、錢大昕諸家及《四庫提要》，詆斥尤不遺餘力，獨章學誠稱其合於史法，據事直書，未可輕議，《宋史》道學諸傳人物，實與儒林諸公迥然有别，自不得不如當日途轍分歧之實迹以載之。阮元亦謂《周禮·司徒》聯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宋史》道學、儒林分爲二傳，此即《周禮》師儒之異，由此兩家之論觀之，則二傳分立，要自有故，非徒不可毁之而已。平心論之，舉凡一切政教，莫不古主其合而後世詳其分，此無他，人事有遷移，學術有升降耳。自其名而論之，則非特儒林、道學不宜分，即馬、班之爲《儒林傳》亦非（《史》、《漢》儒林悉經師也，豈經學足以統儒之全乎），范氏之分别《文苑傳》尤非（《後漢書》分儒林、文苑爲二，豈有不學之文人，無文之學者乎）；自其實而言之，則非特儒林宜别立傳，即文苑亦可分，道學亦可分，不明乎斯義，而欲考論得失，亦猶夫高叟之爲詩也。《提要》及諸家所詆斥者，所以正名也。專正名則恒離乎實迹。章氏知徵實矣，故立論獨得其平。阮氏上溯原流，謂有合乎《周官》師儒之遺，遠達廣攬，爲雅儒所不能道，自來評《宋史》者，要以此爲定論。且宋時道學之名，爲君子所不居，乃當時小人立此名以排擯君子者。《宋史》傳道學，猶《後漢書》之傳黨錮也，宋翔凰《過庭錄》已言之矣。夫惟北宋有黨人之碑，南宋有僞學之禁，故《宋史》列《道學傳》以統之，以紀實耳。《元史》效之，已失其恉。後之論者，不考情實，相與譏短，此亦可已而不已者也。
右論宋史分立儒林道學二傳之故
當乾、嘉樸學極盛時，舉世以徵實博考相高，鄙蔑宋儒空疏爲不足道，詆譏朱子尤厲。章學誠獨昌言矯之曰：“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沿朱氏之學，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文史通義·朱陸篇》）論者歎爲知言。舜徽嘗廣其意以推尋之，則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特承其遺緒而恢宏之耳。校定《説文解字》，自徐鉉始；爲《説文解字》作傳，自徐鍇始；昌言右文，自王聖美始；考論古韻，自吳棫始；爲《爾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學出於宋也。攻《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始；斥河圖、洛書，自歐陽修始；爲《禮經》作圖，自聶崇義始（《隋志》雖著錄鄭、阮諸家《禮圖》，然皆早佚）；尊信《詩序》，自吕祖謙、馬端臨始；搜輯漢人舊注，自王應麟始：此清代經學出於宋也。他若金石考證，歐、趙肇其端；目錄解題，晁、陳啓其緒。自鄭樵有《校讎略》，而校讎之學始號專門；朱子爲《韓文考異》，而考異之體方臻精密。至於史部考訂之學，不外辨正異同，勘改譌失，則吳縝《新唐書糾繆》、《五代史記纂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亦已導夫先路。其旁涉諸子爲之詮釋者，以疏説老、莊之書爲最多（詳見《道藏目錄》），然如陸佃之解《鶡冠子》，杜道堅之釋《文子》，謝希深之注《公孫龍子》，錢佃之校《荀子》，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之注《孫子》，至今猶有存書，固已卓然不廢，斯又清代諸師校理周、秦諸子之前驅也。若夫《困學紀聞》、《黄氏日鈔》諸編，包羅羣書，考覈精審，後之《日知》、《養新》諸錄，實其嫡嗣矣。由此觀之，有清一代之學，莫不淵源於兩宋，後之從事實事求是之學者，數典忘祖，反唇相譏，多見其不知量也。
右論兩宋諸儒實爲清代樸學之先驅
昔張之洞教學者治經，主於詳究清儒新疏，獨於《論》、《孟》，謂劉寶楠、焦循之書但資考證古説，惟義理仍以朱注爲主（見《勸學内篇》）。舜徽案：此言是矣，而猶未盡也。宋賢説經，率主於闡明義理，豈第朱子爲然？兩宋經師所深造而有得者，亦實繁多，又不限於《論》、《孟》。姑舍元、明以來功令取士之經注不言，言其不囿於程、朱一派者。先民經世之典，無踰《禮經》，《禮》之事類復有禮意、禮制、禮器、禮節四者之辨，清儒治《禮》，第能致詳於禮器、禮節，下者且不能窺古人立制之原，遑論《禮經》大義乎？《禮》之大經，《周官》備矣，而安擾邦國之本，率由於鄉，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皆所以司鄉政者，《禮經》分述所掌職，各有廣狹大小之不同，王安石總釋於其下曰：“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在一字間也。政令爲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周官新義》）王氏此言，於古人設官分職之理，灼然推見本原，信有功於遺經，視夫考釋名物、辨證文字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四庫提要》但稱其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具有發明，蓋猶未足以盡此書也。試檢清儒解《禮》之書，其有闡發大義精邃若此者乎？其次説《詩》，亦爲宋人所長，集其成者，無踰嚴粲《詩緝》，實能鎔鑄漢、唐舊義，兼錄時人説《詩》之言，無適無莫，實事求是，揆諸先民吟詠之旨，固已十得七八。舜徽值倭寇入侵之日，轉徙窮荒。誦《詩》至《王風·黍離篇》，而深悲序此詩者悽惻之情，不能卒讀。嚴氏復爲之説曰：“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接於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之大變，蓋三致意焉。”此雖寥寥數語，益足令人隕涕。夫惟嚴氏生于南渡之後，國威不振于河朔，式微之歎，同乎東周，故論及此詩，亦抱無窮之慨。斯又語關家國，意繫存亡，非徒暢發經義，足以警世而已。由此論之，宋儒何罪何辜，而深不厭人意，必盡屏絶而後快耶？爲今之計，如欲收通經之效，自必求義理于宋人之書，而第以清儒新疏爲考古之資，庶乎其有得也。
右論宋人經説不可盡廢
宋世私門校書之業，度越往古，始於南唐徐氏兄弟之校定《説文》，自兹以降，遂推及四部之書。舉其著者言之：經部則有鄭樵《書辨妄》、張淳《儀禮識誤》、朱熹《孝經考異》、毛居正《六經正誤》、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史部則有趙抃新校《前漢書》、余靖《漢書刊誤》、張泌《漢書刊誤》、無名氏《西漢刊誤》、劉巨容《漢書纂誤》（此五家之書早佚，目見《宋志》）、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吳縝《新唐書糾繆》、《五代史纂誤》，子部則有黎錞校勘《荀子》、陳襄校定《夢書》及《相笏經》、京房《婚書》（均見《宋志》）、陸佃校《鬻子》（見《書錄解題》）、錢佃《荀子考異》、沈揆《顏氏家訓考證》、朱熹《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集部則有洪興祖《楚辭考異》、黄伯思校定《楚辭》及《杜工部集》、方崧卿《韓集舉正》、《外集舉正》、朱熹《韓文考異》、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都此二十餘家之書，已復彬彬可觀，其他不甚知名者，更不可悉數。蓋宋時書板既多譌舛，故士大夫有意購藏者，莫不兢兢於讎校，其不能讎校者，則必以漫藏爲戒。王明清《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吳明可師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明清又稱其“先租早歲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陸游《老學庵筆記》亦稱：“賀方回喜校書，朱黄未嘗去手。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讎。’”一時風尚如此，俱足爲後人法。
右論宋世私門校書之盛
陸隴其論古今師儒之别，則謂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立懦廉頑，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磋琢磨，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上湯潜菴先生書》）。舜徽嘗推其意，以論有清學術，而恍然有悟於顏元、李塨、王源、毛奇齡輩崛起南北，以實學風天下，其後休寧戴震爲書以正義理之名，武進莊氏復繼起以張西漢之幟，皆所謂興起之師也。清自開國以至乾隆之季，學術歸於徵實，論者謂承明末空言心性之餘，窮變之理適然耳。余則以爲清初諸師之詆譏宋人，特由二三君子痛其時士大夫貌襲多僞，無慮皆挾程、朱以自文，故推本言之，思以救其弊。益都趙執信有言曰：“今之學者巧飾步趨，深設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煩而言寡，陽倚程、朱爲祖，陰奉張、孔爲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送晉二生歸應鄉試序》）執信文士，於漢、宋無所偏主，而其言若此，可知康熙時士大夫縣牛頭而賣馬脯者，正復不少，宜乎顏、李、王、毛諸儒必欲一掃宋、明以來語錄諸書而盡棄之。下逮戴氏《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作，雖曰矯枉過正，要亦有爲而發，大聲急呼，以醒當世之士，俾不爲僞學盜名者所欺，可不謂有心人乎！嘉、道間國勢由盛而衰，危機四伏，學者猶湛溺於考證名物，辨析文字，流連而不知返，常州諸儒毅然振起微言大義之學，思以轉移一世之人，凡所規爲，雖與諸家異趣，然其興起之勇，救弊之切，無勿同者。夫諸儒興起之初，意鋭氣壯，惟以箴肓起廢爲任，其不能不流於偏激，理勢然也。使徒校其末流之得失，以定是非，則古今有幾完人？學者讀諸家之書，但宜平心静氣，尋繹其論議所由出，以知其立教之利弊，而勿遽奉爲成德之師，庶乎其有得也。
右論清代興起之師
阮元嘗以乾、嘉學術開山之功推諸毛奇齡，於所撰《西河集後序》中暢言之。舜徽則以爲學者用力之端，自廣衢趨于狹徑，棄磊落而注蟲魚，毛氏亦不能辭其咎。毛氏自視彌高，嘗深慨元、明以來無學人，全集中數數道之，是直以學人自命矣。顧毛氏所指爲博通羣經，而堪稱大儒者，惟西漢有孔安國、劉向，東漢有鄭玄，魏有王肅，晉有杜預，唐有賈公彥、孔穎達，合七人，他如趙岐、包咸、何休、范甯之徒，皆無與焉。即博綜典籍如吳之韋昭，晉之郭璞，唐之李善、顏師古，宋之馬端臨、王應麟輩，並於經學無所預（見《西河全集·書札·復章泰占質經問》）。然則其所標舉以爲學人者，經生而已耳，注述家而已耳。古人生值秦火之餘，經不明，不得已而注述之，學者生於後世，經漸明矣，乃猶不能拔出傳注家之重圍，雖多亦奚以爲！毛氏起于清初，顧兢兢守此以風厲一世之人，宜後之爲學者但株守傳注，不知其他，又從而私立一名，以蓋其弇陋，曰漢學。名之不正，孰甚於此！故江藩爲《漢學師承記》始成，龔自珍遺書規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然觀其敍錢大昕、淩廷堪學行，推服甚至，而慨歎隨之，既曰：“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又曰：“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用此觀之，江氏雖欲大張徽幟，高立門户，而於諸儒治學之規，復能知其所短，蓋當時奄陋之風已成，雖欲掩之不能也。故乾、嘉之世，學術極盛，而自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三數人外，能盡心力尋覽全史者，殆無幾人。終清之世，史學乃遠不逮宋賢，豈非囿於小近之爲害乎？
右論乾嘉諸儒囿於治經之弊
乾、嘉諸儒，治學專謹，每窮畢生心力以理董一二部書，迄乎耋耄，始有論述，故能醇粹縝密，度越往古。顧其所造，悉爲專門之書，而非可喻諸初學。後人徒以欽服景慕之不已，輒舉此爲入門之書，斯大惑矣。汪喜孫教學者有曰：“今之經學書，無過《通藝錄》、《經義述聞》二種。《通藝錄》既精且博，千門萬户，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能讀。《經義述聞》實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讀書數萬卷不能覽，亦非讀書數萬卷不能著。讀《通藝錄》者不必即如程君瑶田，讀《經義述聞》者不必即如王宗伯。善學者貴乎述，尤貴乎作。當今經學昌明，貫通衆家之説固難，作述一家之言尤難，博覽羣籍固難，獨闢門徑尤難。譬如行遠，不期其至而自至，譬如登高，不厭其卑而遂不卑。爲程徵君之學者，遠之讀鄭、賈、孔之注疏，近之觀江永、戴震、金榜、凌廷堪之著作；爲王宗伯之學者，遠之讀先秦、兩漢之書，近之考顧、江、戴、段、江之古韻十部、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所以非數十年數萬卷不爲功（《從政錄·再示左生書》）。舜徽案：汪氏此言，極其通達，豈第程、王兩家之書爲然，舉凡乾、嘉諸儒所述造，學者皆應作如此觀也。輓近士習佻薄，束書不觀，而稍有志留心墳籍者，又多妄託考證，以爲名高，未誦五經白文，而遽覽《經義述聞》，未辨六書義例，而遽讀《説文解字注》，此皆躐等之患，無益於己也。故在今日而欲誦習經傳，首必通其辭誼，次在講明一篇主旨，而考訂名物、訓詁，猶在其後。苟非專門經學，正不必貪慕乾、嘉經解以爲名高，須知昔人作書窮極要眇，並非爲初學而設，今乃悉舉以爲入門之書，死者有知，當胡盧地下矣。
右論乾嘉諸儒著述非初學所能讀
清代學術，大别之可分爲三期：自開國迄於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爲歸，氣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庫館開，學者競以考訂校讎爲事，學尚專精，門庭漸褊，此又一期也；自道光迄於末造，涂轍分歧，互相掎摭，此晚期也。以言乎治學之規，乾、嘉經師固不逮顧、黄、王、劉諸儒遠甚，道光以下之以樸學名其家者，則又羣集惠、戴、段、王籬下討生活耳。取徑稍殊，所就便小，不可不辨也。《譚復堂日記》有曰：“明人動夸不讀唐以後書，其言似非實是。康熙以來，東南人士幾乎專讀唐以後書。”舜徽案：復堂此言，蓋有所激而云然，其實乾、嘉諸師無不精熟唐以前書，讀邵晉涵《爾雅正義》、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王念孫《讀書雜志》、《廣雅疏證》諸書可知也。且讀書之法，至宋賢而始密，啓闢途徑，亦以《宋》賢爲最多，後之有志理董學術者，固當多讀唐以上書，要其始基必自宋世諸儒書入門也（此非指語錄性理諸書也，即考證之學，南宋爲最精）。康熙間，學者惟能旁涉唐以下書，於兩宋考證家言深造有得，一代宗風，胚胎於此，雖二三經生高樹漢幟，而其從入之途，致力之法，無不發自宋人。宋人學術浩廣，理學特其一端。漢學諸儒動以空談心性概宋學之全，徒自形其淺陋耳。自紀昀撰《四庫總目提要》，阮元輯《皇清經解》，有所偏主，門户漸成。迨江藩《漢學師承記》出，壁壘益固，勢同讎怨矣。沿其波者，彌復加厲，因輕蔑宋人説經之書，遂一概抹殺，以謂宋代無學術，豈不過哉（其實宋人説經之書亦有遠勝清儒者，已具論於前）！清儒説經解字之書，至嘉、道間已充斥天下，學者奉新疏數部，覽筆記數卷，輒欲自炫博雅，上傲昔賢。觀李慈銘自載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與友人論學之語，及所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陳列案頭數十種書（均見《越縵堂日記補》），從知此種風氣，自道、咸以來，盡人而然。清代學術盛衰升降之機，可見於此矣。
右論道咸以下清學漸衰
乾、嘉經師之弊，在於佞漢，道、咸以下，又羣依附於乾、嘉，末流之失，乃至不可勝詰。蓋乾、嘉諸儒學有本原，涂徑雖狹，猶能極其精微，固各有其足以自立者。道、咸以還，學者無其根柢，而競披枝葉，雖嗜古篤學之風無改於舊，而專門名家之業乃遠遜於前矣。當乾隆盛時，諸儒由小學以通經學，故經學明，及其説字審音，則又博貫羣經而返諸約，故小學卒至於大明。若邵晉涵《爾雅正義》、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皆非記誦精博，讀書數十年者不能爲。且其時《經籍籑詁》未出，博觀約取，悉由自得，記憶偶有參差，則必披檢原書，期於無誤，雖稱引之際不免小疏，而大端無漏也（如馮桂芬《段注説文考正》之類，止能釐析所引原書之篇卷耳）。道、咸以來，學者羣奉《經籍籑詁》以文其不學之陋，乃有不讀《説文》而高談雅詁者，如葛其仁輩是也。其仁爲《小爾雅疏證》，不及引許書，雖間引之，亦篇第失次，誼訓乖舛，其仁不之省也（如《廣詁》：勤，勉、事、力也。《疏證》曰：勤者，説文云：勞也，從力熒省，熒火燒門用力者。舜徽案：從力以下十一字，乃勞字下説解，不知當時何以顛倒至此）。誠以《籑詁》錄許書入補遺，其仁不及檢之，即或檢之，亦未能取原書相校，故有此失，疏漏如此，亦何以雅詁之學爲哉！且注述家疏證舊典，自二名以上，宜加分别者，必用一者字區畫之，不得已也。蓋“者”爲别事詞，固不合施諸單字作訓者，此故訓之通例也。葛氏昧於斯義，凡廣言篇中單訓之字，悉冠以某者二字，而後疏通證明，並疏證體例而不能知，亦何勞從事注述（凡漢人傳注及宋刊單疏本，所以必詳爲標識者，其書本與原書離也，又當别論矣）！夫説經詁字，奉乾、嘉諸儒爲師法可也，謹守其書，不敢踰尺寸不可也。若葛氏輩弇陋至此，乃不中爲邵、王諸家作輿儓矣，要亦才識有以限之耳。
右論道咸以下學者依附乾嘉之弊
古人爲文，皆理積於中，發乎情不可遏，故文成而後有題，觀於《詩》三百篇及諸子傳記摘字標題之例而可知也。固未有先命一題，而後構思潤色以成文者。自後世競立新題以爲文，而文辭浮雜蕪宂亦日甚。推之著述亦然。古人皆學成之後，不得已從事著述，故有書成而無大題者矣，如《太史公記》是也（别詳論之）。至若心無是理，而必模擬古人，則揚雄《太玄》、《法言》固不逮《周易》、《論語》也，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馬遷也。此無他，由於先立書名，以步趨前人，不惜强所不能，黽勉以追之，無諸中而營於外，而終不可及也。著述盛衰高下之辨，要不越於斯矣。乾、嘉諸儒治學，以精博之記誦，爲縝密之揅思，深造自得，精義日多，無意著書而書自成。道、咸以下，規效乾、嘉最切，而著書最多者，無踰俞樾。樾嘗自道治經以高郵王氏爲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人假借，所撰《羣經》、《諸子平議》，實附王氏《述聞》、《雜志》之後（見《春在堂全書錄要》）。今讀其書，其不逮高郵者，不特考訂深淺不同已耳。高郵之學，根柢深厚，初未嘗有意著書，窮老盡氣，穿穴羣經諸子，實有所悟，晚乃錄出新解，成斯二編，此所謂學問已成而後著書者。俞氏自少時即以著書二字横於心中，刻刻以模擬王氏爲念，貪多鶩博，考覈漸疏，此所謂爲著書而後讀書者，其不相及固也。俞氏述造甚富，若《羣經》、《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兒笘錄》諸書，確多心得，自足永傳，餘則瑕瑜互見，雖不作無害也。最可哂者，取《廣韻》一書，依《爾雅》部居，編爲《韵雅》，心勤而事左，無識之過耳。彼之用心，蓋欲上法陳奂《毛傳義類》、朱駿聲《説雅》之作，而不知言雅詁者，以漢爲宗，自魏以降遂無足觀，雖六朝、隋、唐義疏之學已稱至盛，覈以雅詁之例無當也，更何論經陳彭年等重修之《廣韻》乎！故知讀書考古，固須篤志勤修，而尤貴乎有識也。
右論道咸以下學者模擬著書之非
自張之洞教學者治經，詳究清代經師之説（詳《輶軒語》及《勸學篇》），咸、同以來幾於人人購藏《皇清經解》矣。其後葉德輝《經學通誥》、章炳麟《檢論》亦極表揚清儒新疏，以爲過舊釋遠甚，故輓近治經之士，大率服膺乾、嘉諸儒之書無異辭，未有復留心宋人經説者矣。平心論之，清儒惟考證名物之情狀，審别文字之異同，足以跨越昔人，至於引申大義，闡明經意，不逮宋賢遠甚。且羣經各自爲體，則所以通之之術亦各不同，惟有古文《尚書》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故治《書》必本《雅》訓。《禮》則去今久遠，非尋繹舊注，不能明其制度、器數、廢興、隆殺之故，故治《禮》必詳考覈。若夫《詩》三百篇，吟詠情性，每託意於詞表，發抒原乎性情，音節本乎天籟，苟非好學深思，以意逆志，固無由明其比興之旨。古今雖遙，而人情不遠，在學者之善審度之。故治《詩》貴能以情度情，而超出於名物、度數、訓詁之外，愼思以通其意。此則宋賢之所長，而清儒之所短也。清儒惟誤執治《書》治《禮》之法以治《詩》，視三百五篇不啻專爲音韻、故訓、名物而作，自考論文字異同、辨證名物情狀外，不復知有他事，豈不悖哉！張、葉兩家稱舉新疏，《詩》則同宗陳奂《傳疏》，章氏頗以是書膠固爲病，所見固遠出張、葉上。然舜徽嘗徧觀清儒説《詩》之書，固無往而非膠固，不第陳氏《傳疏》然已。故終清之世，經師著述可以汗牛，而以説《詩》爲最卑。若馬瑞辰、胡承珙諸家所造，雖亦間有補苴，然皆囿於識小之科，無與於闡明大義，雖多無足尚也。他如爲《爾雅》新疏者數家，世俗但知考證之書、後出者勝，故莫不推尊郝氏《義疏》，而輕蔑邵氏《正義》，此又大謬不然。無論邵氏篳路襤縷之功不可没，即以兩書相校，文章爾雅，義例謹嚴，穆然有唐人正義遺風，斯又非郝氏所能逮也。由此論之，清儒著述雖多，未必皆饜人意，學者所宜詳辨之。
右論羣經新疏未必盡善
自秦火以後，歷二千年，儒學之士，約分二途：蓋有專家之學，有通人之學。漢之五經博士即所謂專門名家也。漢初經籍復出，學尚專門，此經不通於彼經，此説不通於彼説，五經分立，不合不公。見之《史》、《漢》儒林傳者，無慮皆一時經師耳。班固嘗稱其“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又稱其“碎義逃難，便辭巧説，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藝文志》）。然則博士之學，其專固亦已甚矣。至於通人則不然。《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爲章句”。蓋兩漢之世，訓詁與章句有辨，離章析句者語必求詳，失之繁瑣；若但通訓詁，則博習經傳，期於明練舊典而止，有融會貫通之功，無專己守殘之蔽：孰得孰失，區以别矣。王充嘗謂“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論衡·超奇篇》）。又謂“或以説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别通篇》）。此亦有爲而發，信能矯漢世儒學末流之弊。魏、晉以降，學者又推治經之法以專精一史，而《漢書》之學尤盛於隋、唐。《隋書·儒林傳》稱“于時《漢書》學者以蕭（該）包（愷）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舊唐書·儒學傳》又稱“秦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采也”。然則唐人專史之學，又不亞於漢人之專經，及其末流所屆，必致古今隔閡，莫由觀其會通。劉知幾嘗論之曰：“世之學者，或耽玩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滅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史通·雜説下》）劉氏斯言，亦足以箴唐初儒學專固之失矣。宋世學術，途轍本廣，而陋者爲之，則競入於褊狹。朱熹則大聲急呼以導之曰：“天下更有大江大河，不可守箇土窟子，謂水專在是。”（《朱子語類》）清儒治學，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焦循則峻言厲辭以斥之曰：“據者，執一之謂也，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論語通釋》）此皆以通覈之論發墨守之蒙，信非博學高識，不足以語乎此。余嘗考論乾、嘉學術，以爲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説，屏棄其他不足數，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夫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匯爲通學，中正無弊，最爲近之。夫爲專精之學易，爲通學則難，非特博約異趣，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鄭康成之所以卓絶在此耳。清儒專門治經，自惠、戴開其先，天下景從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於廣大。至於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揚州諸儒起而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雜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四庫提要》以一瑣字蔽之，切中乾隆盛時諸儒治經之病）。逮乎晚清，通入碩彦又繼揚州諸儒而興，若陳澧、夏炘、鄭獻甫、朱一新，皆其選也。陳氏之治聲律、水道、切韻，夏氏之言禮制，各有發明，皆足名世，則博通之中固自有專精者在。推之歷代通人，莫不如此。故在今日而有志於文史之學，固須專精一業，有所歸宿，而尤貴能博觀通人之論，以開拓其心胸，推廓其器識，庶不致蔽於一曲，闇於大理，而有以極乎高明廣大之域也。
右論專精與博通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