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书录
刘 向
战国策三十三篇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趟”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
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 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管子书录
刘 向
管子八十六篇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子贫困，常欺叔牙，叔牙终善之。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荐管仲。管仲既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我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既进管仲，而己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
管子既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故论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管仲聘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为管仲城穀，以为之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子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太史公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之也。又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晏子书录
刘 向
晏子八篇
《内篇谏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谏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问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问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杂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杂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備”，“先”为“牛”，“章”为“長”，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列子书录
刘 向
列子八卷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极知）》。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杨朱第七（一曰达生）》。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篇。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盡”为“進”，以“賢”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邓析子书录
刘 向
邓析二篇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定杀而书可缮写也。
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为政，记或云子产执而戮之。于《春秋左氏传》昭公三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歂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竹刑，简法也，久远，世无其书。子产卒后二十年而邓析死。传说或称子产诛邓析，非也。
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谨第上。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孙卿书书录
刘 向
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
《劝学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荣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国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议兵篇第十六》。
《强国篇第十七》。
《天伦篇第十八》。
《正论篇第十九》。
《乐论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礼论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恶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尧问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赋篇第三十二》。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向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
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
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
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
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葬兰陵。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
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录。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韩非子书录
刘 向
韩子五十五篇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其为人口吃不能道说，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病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华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秦因急攻韩。韩始不用，及急，乃遣韩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见。秦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又曰：秦始皇重韩非书，曰：寡人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李斯、姚贾害之，与药令自杀。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山海经书录
刘 歆后改名秀
山海经十三篇
《南山经第一》。
《西山经第二》。
《北山经第三》。
《东山经第四》。
《中山经第五》。
《海外南经第六》。
《海外西经第七》。
《海外北经第八》。
《海外东经第九》。
《海内南经第十》。
《海内西经第十一》。
《海内北经第十二》。
《海内东经第十三》。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皇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多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
〔《师石山房丛书》本《别录佚文》〕
刘向校雠学纂微序
纂微之作，孙君益葊所以表纂刘向氏一家之学也。自来为校雠者夥矣，莫高刘向氏。顾向之所以为学，则人多未之知，杀青斯竟，爰命撮其总要以为读者告曰：大哉校雠之为学也，非其人博通古今道术而又审辨乎源流失得，则于一书旨意必不能索其奥而诏方来。当汉成世，既命谒者陈农求遗书，向独为之检校区分类例。今观所传叙录提要钩元，往往一二语即洞明流变，有不待详说而牦然者。故孟坚 史，至以辩章旧闻，推为司籍之功。所谓辩章旧闻者，盖不徒鳃鳃于写官之异同，与夫官私著录之考订而已。若但取古今藏本 正文字，斯乃始事之所为，向不如是也。《隋书·经籍志·簿录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知校雠者目录之学也。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也，亦非殚见洽闻、疏通知远之儒不为功。乃世之号称目录家者，一再传后，寖失其方，百宋千元，标新炫异。其善者为之，亦不过如吾所谓鳃鳃于写官之异同，官私著录之考订，而止剖析条流以为纲纪，固概乎未之有闻，方且以此仰推于向曰：吾之学，乃向之学也。夫宁非蔽欤？寥寥数千载，能知向之学者，殆不数人。宋之郑渔仲，本朝之章实斋，盖尝有慨于斯矣。渔仲之《校雠略》，于编次之法论之极为详备。然责向不收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又以经传诸子诗赋不存图谱，斥之为章句之儒。则犹未为知向者也。实斋之书，折衷诸家，究极源委，有见于官师合一，是其所长。其为《校雠通义》也，特著《宗刘》一篇，以示学者趋向，可谓有功于向者。顾其意亦但以四部既分，欲人于类别中略附便章之义，如斯而已。至于向之所以为学，不特语焉未详，亦且蓄焉而未发，抑其疏矣。君曩著《汉书·艺文志》举例，余尝举史家目录于道最高语为之序，今复成此专书于以阐扬向之所以为学，千载绝诣，待君而发其覆，夫岂偶然。董仲舒有言：知其旨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则可以适道矣。惟不任其辞而通其旨，其于读君书也，庶有当乎？彼但见备众本订脱误诸篇，遂谓之为刘向氏之学，而疑君书所重在是，则亦浅之乎！视君也已。癸亥秋八月。
〔《刘向校雠学纂微》卷首〕
汉书艺文志总叙
班 固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汉书》卷三十〕
七录序
阮孝绪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沿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
逮于战国，殊俗异政，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
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
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
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太半焉！
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间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
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湣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覈，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傥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傍无沃启。其为纰缪，不亦多乎？将恐后之罪予者，岂不在于斯录？如有刊正，请俟君子。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略》。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伎》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
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牓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书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育浅深也。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隋书经籍志总序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右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脩《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
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划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 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
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合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西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
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意，浅薄不经。
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隋书》卷三十二〕
八史经籍志序
张寿荣
萃千百年著作之林，门分类别，以之网罗六艺史书与夫诸子百家、骚选诗赋、别集总编之纷赜。后之人因是而得审夫佚存，辨夫真赝，考覈夫源流异同，以为涂迳之问，盖目录之学尚矣。夫自刘氏为《七略》，厥后因之者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胥不免杂乱无当。惟荀勖《中经簿》易七而四，部分较然，简约以尽。然子不先史，古史非词章家类。《中经簿》乙部以诸子著录，丁部诗赋后而有汲冢书，皆不可为训。《隋书·经籍志》撰自唐魏徵诸臣，于甲乙等四部定为经史子集，其称始允。于后史家遂代因之不改，虽班《志》上承刘《略》，未变旧例，要无失其椎辂于前焉。夫目录者，经籍之史。诸史之志经籍，又考镜家之史。学者诚欲博其取资，递窥夫四部之流变也，则求之一史，抑岂若合诸史而汇观之之详且尽乎！予于沪上得《八史经籍志》锓板，前无序言，末署文政八年刊，知出自东国好古者所为。求其姓氏，卒不可悉。爰为疏夫厓略，缀文于首。而各史著录之概，亦有不容昧者，乃复具述之如左：
一、《汉书·艺文志》。自司马氏创为八书，以纪朝章国典，象纬川源。班孟坚因之，而作十志。因律书、历书而志律历，因礼书、乐书而志礼乐，因平准、封禅而有《食货》、《郊祀》之志，因天官、河渠而有《天文》、《沟洫》之志。其不因而因者，又增为《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而《地理》、《艺文》志中，有班氏自注语。《地理》以明沿革，《艺文》本《七略》而修，间亦识其所未尽。其诸不列姓氏者，皆班氏原文也。《七略》无史，班氏以《世本》、《战国策》、太古以来年纪等录附《春秋》后，近也，亦变而正也。
一、《隋书·经籍志》。《隋书》十志，最为后人推称。当太宗命儒臣纂修《梁》、《陈》、《齐》、《周》、《隋》五史，并撰十志。而五史先成行，十志后出，以其通括五代，《隋》居于末，篇第遂编入《隋书》。虽《隋》专其名，俗犹呼为《五代史志》未改也。《经籍志》撰自魏郑公，四部一准荀氏，甲乙等称始定为经史子集。末附道佛二藏，分别谛当，洵足为各史之志经籍者程式。抑汉以后艺文，亦籍是得以考见源流。惟发明中言伏生口传《尚书》，卫宏润益《诗序》，马融增益《小戴记》文数事多不足于后人。然志体尽善，不以小疵掩也。
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是二者俱本毋煚等所修《古今书录》，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经史子集分隶于甲乙丙丁。曰甲部经录，乙部史录，丙部子录，丁部集录。盖承《隋志》而又变通之矣。自班《志》以来，四部中随类讫，系以小序，发明煚等撰集，循例无改。而旧志意主简略，尽行汰删，但以各书著录。其为开元四部外，诸书虽名卿钜公撰述，惟见本传，此并不录。煚等书原附释道录于后，亦去之。前后缀以两序，藉窥梗概而已。新志门类间为增损，书则互相出入，部首综举大数，而有著录不著录之分。各类举数下复于注中括以失姓名几家、自某以下不著录几家云云，此为小异。余者其犹仍旧志之简略与！
一、《宋史·艺文志》。宋自咸平以来，龙图阁、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储偫至富，寻为煨烬。仁宗新崇文院，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为《崇文总目》，盛矣。高宗移跸临安，搜访遗阙，优献书之赏。绍熙以后，辑录之夥，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元人修史，删其所重，登所未备，而为《艺文志》。复断自嘉定以后，而有著录不著录之分。虽书不甚精要，亦言四部者考核所必资，不能废也。
一、《宋史艺文志补》，《辽金元之史艺文志补》。是书为国朝卢文弨召弓编纂。召弓得上元倪灿稿及海宁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辑为此志。《宋》有志，而咸淳以来尚多阙略，《辽》、《金》、《元》本无志。议者欲仿《隋志》兼《五代史志》之例，辑之于《明史》。今冠倪序于首，以见其初志。而本志所辑，一补遗，一补阙，两书仍各自为编云。
一、《三史艺文志补》，《元史艺文志补》。是书一为金门诏作，一为钱大昕作，皆以三史无志搜辑掇拾而为之，盖犹是倪氏、卢氏意尔。四部著录，唯《元》为详，《辽》、《金》则仅有存者，钱书故以元总其名。
一、《明史·艺文志》。是书为张廷玉等奉敕纂修。有明一代秘阁所储，近百万卷，可谓盛矣！万历时，焦竑尝有《国史经籍志》之辑，号称博洽。顾其书丛钞旧目，未加审详；不问存亡，率尔滥载。盖延阁、广内之藏，竑既无从编览，前代陈编，漫为著录。是其所辑，固有不足凭矣。我朝尤侗撰有《明艺文志》五卷。挂漏踳驳，二者交讥。又所著录，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则书当更出竑下。是编廷玉等仰禀圣裁，稽核之周，采取之精，详慎以至，虽上拟《隋志》，庶几其无恧焉！
右凡史之志八，重者四，作者九人，不列者不数焉。以经籍称者二，以艺文称者八。曰八史，著其代也。曰经籍志，举其重也。夫人有志于学问之事，与今人居，与古人稽。虽殊方绝域，文教覃敷，且有以动其著述之怀。康熙时，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七经孟子考文》，东都讲官物观为之补遗，后其书进自浙汪启淑家，获邀四库之收。兹复有文政八年《八史经籍志》刊本。虽其人莫详，一经一史，后先辉映，何彼国之士之好学如是其不绝哉！今士生华夏之区，文献足征，顾乃终身俗学，土梗经籍，汶汶于帖括制义之中，老其年而不知返，是足慨已！
〔《八史经籍志》卷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
纪 昀
经部总叙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易 类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 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书 类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 ，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诗 类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搀续之明证，即成伯玙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赝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礼 类
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春秋类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自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孝经类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胜之事也。
五经总义类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以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四书类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乐 类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小学类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 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正史类
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缪》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厘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于此。
编年类
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 罗遗帙，次于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于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实惟存温大雅一书，不能自为门目，稽其体例，亦属编年，今并合为一，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
纪事本末类
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其初皆起于创，其初有所创，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于此焉。
别史类
《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杂史类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祇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诏令奏议类
记言、记动，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录蔑闻焉。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次于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于理为亵。《尚书》誓诰，经有明征，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
传记类
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至繁，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夥，诸家著录，体例相同，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今略为区别：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熏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
史钞类
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门，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嗣后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缅《晋书钞》三十卷。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则其来已古矣。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弥衍余风，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末流芜滥，责及本始也。博取约存，亦资循览，若倪思《班马异同》，惟品文字；娄机《班马字类》，惟明音训；及《三国志文类》，总汇文章者。则各从本类，不列此门。
载记类
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然外方私记，不过附存，以声罪示诛，足昭名分，固无庸为此数卷，别区门目焉。
时令类
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亦先齐七政。后世推步测算，重为专门，已别著录。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征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纲欤？后世承流，递有撰述，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经所载小异，然民事即王政也，浅识者歧视之耳。至于选词章，隶故实，夸多斗靡，寖失厥初，则踵事增华，其来有渐，不独时令一家为然。汰除鄙倍，采摘典要，亦未始非《豳风》、《月令》之遗矣。
地理类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及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职官类
前代官制，史多著录，然其书恒不传。《南唐书·徐锴传》称后主得《齐职制》，其书罕觏，惟锴知之。今亦无举其名者，世所称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故本书繁重，反为人所倦观，且惟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其间如元丰变法，事不数逢，故著述之家，或通是学而无所用，习者少则传者亦稀焉。今所采录，大抵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做戒训诰之词，今厘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明人所著，率类州县志书，则等之自郐矣。
政书类
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循名误列，义例殊乖。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谟册府，业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袭旧名。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
目录类
郑元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于唐之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自是以后，遂两体并行，今亦兼收，以资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学，《宋志》乃附目录。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
史评类
《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本旨，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幾、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颣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阐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
子部总叙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歧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儒家类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
兵家类
《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之类者列于篇。
法家类
刑名之学，起于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浏览遗篇，兼资法戒，观于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于放绝者欤！至于凝、所编，阐明疑狱；桂、吴所录，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于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
农家类
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稍近，而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
医家类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明制定医院十三科，颇为繁碎，而诸家所著，往往以一书兼数科，分隶为难，今通以时代为次。《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周礼》有兽医，《隋志》载《治马经》等九家，杂列医书间，今从其例，附录此门，而退置于末简，贵人贱物之义也。《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
天文算法类
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闳以后，利玛窦以前，变化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征，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功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圣祖仁皇帝御制《数理精蕴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年，海宇承流，递相推衍，一时如梅文鼎等，测量撰述，亦具有成书，故言天者至于本朝，更无疑义。今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来疏密，厘然具矣。若夫占验 祥，率多诡说，郑当再火，裨灶先诬，旧史各自为类，今亦别入之术数家。惟算术、天文，相为表里，《明史·艺文志》以算术入小学类，是古之算术，非今之算术也。今核其实，与天文类从焉。
术数类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寖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有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固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艺术类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元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于《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礼经，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至于谱博弈，论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谱录类
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鸷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于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
杂家类
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类书类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变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
小说家类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释家类
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晌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宏明集》者，亦以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
道家类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净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泊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轧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楚辞类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别集类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岂数有乘除欤！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余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总集类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
诗文评类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定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词曲类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四库提要辨证序
右《四库提要辨证》经部二卷，史部七卷，子部十卷，集部五卷，武陵余嘉锡季豫甫之所作也。嘉锡束发受书，先君子自课之，常坐之案头，口授章句。五经、《楚辞》、《文选》既卒业，即命观四史、《通鉴》，学为诗古文，不令习时艺也。嘉锡颇知嗜学，发簏中书尽读之，目为之眚。小子狂简，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好之，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注《吴越春秋》。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 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间请于先君子，为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向往之，遂日求讲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长沙，始为购得之，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所疑，辄发箧陈书考证之，笔之上方，明年遂录为一册，此余从事《提要辨证》之始也。
尔后读书续有所得，复应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余年，积稿至二十余册，自期以没齿乃定，故未尝出以示人。岁在辛未（1931年），忽慨然动念，惧其放失，始发愤铨次先后，删除重复，编为目录，合经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余篇。其间尚多少作，见闻不广，读之令人惭，遂以暇时，稍加改治，手自缮录。然迫于讲课，扰于人事，或十许日不能终一篇，辄复投笔叹息。
自念平生于经部所得不深，集部自荦荦数十家外，可传者少，其书汗牛充栋，读之未遍，未易妄加论定；惟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因就两部芟定之，旧稿以外，复有增益。至1937年6月，甫经写出十之五六，忽又因病辍业。7月，卢沟桥事变起，日寇侵入北京，人益困顿忧苦，殆岌岌不可终日。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
尔后续有修改增益，寝寝加多。从1937年直至1952年，十五年之间，复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余篇，集部稿百余篇，史子两部稿百余篇，凡二百六十余篇。盖自初读《提要》以来，五十余年之久，惟此二十余年治之最勤。然中间三次大病几死，至今手足尚时时麻痹不仁，意志虽勇，欲续有述作，而精力就衰，不足以副之矣。是以旷日持久，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
犹忆革命胜利以后，1949年冬，以考证《东林点将录》及《天鉴录》二书用思过度而罹疾，病剧之时，第觉病榻之前后左右所陈列者莫非书也。迨病愈，而考索愈力，未及终篇，忽转为风痹，卧床数月始愈。自是以后，精神疲顿，虽发愤撰述，早兴夜寐，手自抄录，但以右臂麻痹，手颤作书不易，往往经一月始成一篇。至1952年秋，写《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成，忽跌损右股，转为瘫痪，脑力益衰，遂不能复有所述作矣。每念及此，辄为之神伤。
自顾平生无用世材，惟以著书为事，此稿既为一生精力所瘁，于他人或不无裨益，未可任其废置，因重加编定，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库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汇为一书，以就正于当世，傥蒙告之以所闻，而匡其不逮，则是区区之愿也。
间尝论之，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别录》亡矣，今其存者，八篇而已。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取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向，不足以办此。向子歆继父之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观诸书所引，已不能如《别录》之详，若固之《艺文志》，特《七略》之要删耳。其后荀勖、李充之徒，代有簿录。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又复继轨向、歆。然《隋志》率讥其不述作者之意，浅薄不经。盖著录之事，如此其难也。唐元行冲等撰《群书四录》，同时修书学士毋煚已议其不能精悉，今遂只字弗传。宋之《崇文总目》，多所谬误，复残阙失次。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粗述厓略，鲜有发明。杨士奇以下，又不足算也。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之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钜矣，用亦弘矣。
虽然，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牾尚不自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
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诸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勉因陋就简，仓卒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覆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考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甚至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作《论衡》之王仲任，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何待言。
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此虽名言，其实难副。然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
又《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著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笈》本也。傥取全书细校，类此者固当不乏。顾千里尝言，板本之异，夐若径庭，不识其为何本，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从论其精粗美恶。惜乎纂修诸公，未能解此也。
昔迁、固修史，必撰自序；刘向校书，亦条篇目。既标宗旨，复便检阅，历世相承，莫之或易。而《四库》缮写，苟欲杀青，遂删除序目，取便急就，及作《提要》，未窥原本。故或连篇累牍，皆旧序之陈言；或南辕北辙，乖作者之本意；或有此篇，而谓酒诰俄空；或无此事，而忽无的放矢。此虽写官之失职，然而校雠之谓何。若夫人名之误，移甲就乙；时代之误，将后作前；曲解文义，郢书燕说；谬信谰言，榛楛无剪。余已逐条驳正，不假一二谈也。
案乾隆三十八年谕旨云：朱筠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若悉放刘向校书序录，未免过于繁冗。应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括，总叙厓略，用便观览。然则，高宗初意本不责以录略之体，及诸臣承诏撰述，遂能钩玄提要，旁引群书，加以考证，原原本本，动至数百言，不肯以括厓略塞责，可谓通知著作之义矣。今库本所附《提要》，虽不及定本之善，以视《崇文总目》，固已过之。其后奉旨编刻颁行，乃由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之所不能也。
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如谓朱子有意抑刘安世，于《名臣言行录》不登一字，而不知原书采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条；谓以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而不知书中并无吕惠卿；谓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讲学之家，终不引以为气类，故《庆元党禁》遂削其名，而不知万里实于孝宗时乞祠不复出，并无因党禁罢官之事；谓孔平仲不协于程子，讲学家百计排诋，终不能灭其著述，而不知朱子实未尝诋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谈苑跋》，于其著述，护惜甚至；谓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为朱子所论罢，盖以陈亮之诬构，周密《齐东野语》所载甚明，而不知密之所载，与朱子按状皆不合，其说得之传闻，无一可信。夫其于宋儒如此，则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
然而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一二通儒心知其谬，而未肯尽言，世人莫能深考，论学著书，无不引以为据，《提要》所是或是之，非者非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鲜有能自出意见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说，与《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厌薄其书，漫以空言相诋毁，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
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夫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柳子厚好读《国语》，乃能作《非国语》。盖必与之相习，然后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为书，习惯使然，无足怪者。然往往草创未就，旋觉其误。《传》曰：三折肱，然后知为良医。余之为医弗良，而其折肱也屡矣，尚望世之读者，勿徒以诋诃古人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启牖，则余之厚幸也。
1954年10月，余嘉锡序，时年七十有二。
〔《四库提要辨证》卷首〕
论经史子集四部之分
钱大昕
问：经史子集之名，何昉乎？
曰：汉时分群书为六略：曰《六艺》者，经部也。《诗赋》者，集部也。《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皆子部也。《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则入之《春秋》类。《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入之《礼》类。《高祖传》、《孝文传》、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入之《儒家》类。是时盖无四部之名，而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魏文帝《典论·自叙》称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谓四部者，似在五经诸子之外，亦不知其何所指。晋荀勖撰《中经簿》：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汲冢书。四部之分，实始于此。而乙部为子，丙部为史，则子犹先于史也。及李充为著作郎，以典籍混乱，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宋元徽初，秘书丞王俭撰《七志》：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曰《文翰志》，纪诗赋。曰《军书志》，纪兵书。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曰《术艺志》，纪方技。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而以道佛附见，合为九条。盖仿汉之《七略》，而改辑略为图谱。又附入老释书，则俭自立新意也。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造《四部书目》。梁秘书监任昉、殷钧亦撰《四部目录》。而术数之书，别为一部，令奉朝请祖暅撰次，故称《五部目录》。普通中，处士阮孝绪更为《七录》：曰《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释老二氏，各为一录，而进佛于道之右，则以梁武方崇其教故也。其前五录，盖沿《五部》之旧。然则齐梁《四部》，亦史先于子可知矣。隋唐以后，叙书目者，大率循经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并释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学兴于宋儒，人人各有语录，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
〔《潜研堂答问》卷十〕
七略与四部分合论
金锡龄
七略之流为四部，风会使然也。其分合不同之故约有四端：《七略》不列史部者，古无史名，不能别自为类，且以太史公书之褒贬谨严，自足直接《春秋》，列入《春秋》类意正以此，后世史部日繁，不能悉绳以《春秋》之法，故别为一部。其不同者一也。《七略》不列集部者，古人著为文章，皆守颛门之学，长于百家者，即列入百家；长于九流者，即列入九流；亦犹长于诗赋，则列于诗赋。非若后世文集炽盛，拉杂成编，不能定其流别，须别编为一类。其不同者二也。《七略》以兵书、方技、术数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至后世而皆列入子类，较为简括。然《七略》所以分者，重颛门之学也。《艺文志》云：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盖兵书、方技、术数非颛门名家不能通其法，故校书之人可与诸子同列，此部次所以独精。其不同者三也。古无今有之书，纷然杂出，何由辨为某家者流，某氏之学，四部悉隶之杂家，亦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其不同者四也。总之，七略四部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庭，学者先从事于此，乃能识取径途，岂徒为甲乙记数之需云尔哉！
〔《劬书室遗集》卷十二〕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序
阮 元
古《周易》十二篇，汉后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复其旧。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经卦中。别为《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五篇。郑玄、王弼之书，业已如是，此学者所共知，无庸缕者也。《易》之为书最古，而文多异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挦撦为文，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尚书》之比。国朝之治《周易》者，未有过于征士惠栋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与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盖经典相沿已久之本，无庸突为擅易，况师说之不同，他书之引用，未便据以改久沿之本也，但当录其说于考证而已。元于《周易》注疏旧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经本、经注本、单疏本、经注疏合本雠校，各刻同异，属元和生员李锐笔之，为书九卷，别校略例一卷，陆氏《释文》一卷，而不取他书妄改经文，以还王弼、孔颖达、陆德明之旧。
自梅赜献《孔传》，而汉之真古文与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别。《新唐书·艺文志》云：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隋书·经籍志》有《古文尚书》十五卷，《今字尚书》十四卷，又顾彪《今文尚书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也。盖变古文为今文自范宁始。宁自为《集注》，成一家言，后之传写《孔传》者从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传古文者多，传今文者少。今文自顾彪而外，不少概见。李巡、徐邈、陆德明皆为古文作音。孔颖达《正义》，出于二刘，盖亦用古文本。如“涂”之为“ ”，“云”之为“员”，是也。然疏内不数数觏，殆为后人窜改，如陈鄂等之于《释文》欤？然则卫包之改古从今，乃改陆、孔而从范、顾，非倡始为之也。乃若天宝既改古文，其旧本藏书府，民间不复有之。更经丧乱，即书府所藏，亦不可问矣。开成初，郑覃进石经，悉用今文。前此张参之壁经，后此长兴之板本，广政之石本，当无不用今文者。乃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独校《古文尚书》上之。上距天宝三载，已二百余年，不知郭氏从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吕大防得于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据以作训，然后大显。今按《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写用。是所谓古文，不过如《周礼》、《汉书》，略有古体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读书志》云：陆德明独存一二于《释文》。此正与古字无几之说相合。若连篇累牍，悉是奇字，则陆氏岂得或释或不释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书》校《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夫《释文》所存，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复小有异同，则全经不合者，必十之九，其为赝本无疑。然观陆氏之言，则穿凿立异，自古而然，不独郭氏也。元于《尚书注疏》旧有校本，兹以各本授德清贡生徐养原校之，并及《释文》。元复定其是非，且考其颠末，著于简首。
考异于毛《诗》，经有齐、鲁、韩三家之异。齐、鲁《诗》久亡。韩《诗》则宋以前尚存。其异字之见于诸书可考者，大约毛多古字，韩多今字，有时必互相证而后可以得毛义也。毛公之传《诗》也，同一字而各篇训释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训，非孰于《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读《毛传》也。毛不易字，郑《笺》始有易字之例。顾注《礼》则立说以改其字，而《诗》则多不欲显言之。亦或有显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说，则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郑又于传外研寻，往往传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异也，亦所谓依文立解，不如此，则文有未适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所谓文者，今所谓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显白于后世。毛、郑之于《诗》，其用意同也。传笺分，而同一毛《诗》，字有各异矣。自汉以后，转写滋异，莫能枚数。至唐初，而陆氏《释文》、颜氏定本、孔氏《正义》先后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画一。自唐后至今，锓版盛行，于经，于传笺，于疏，或有意妄更，或无意讹脱，于是缪盭莫可究诘。因以元旧校本，授元和生员顾广圻，取各本校之，元复定是非，于以知经有经之例，传有传之例，笺有笺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诸例，而折衷于孟子不以辞害志，而后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礼》，有二郑之《周礼》，有后郑之《周礼》。《周礼》出山岩屋壁间，刘歆始知为周公之书而读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识其字。建武以后，大中大夫郑兴、大司农郑众，皆以《周礼解诂》著。而大司农郑康成，乃集诸儒之成，为《周礼注》。盖经文古字不可读，故四家之学，皆主于正字。其云故书者，谓初献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间传写不同者，则为今书。有云“读如”者，比拟其音也。有云“读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当为”者，定其字之误也。三例既定，而大义乃可言矣。说皆在后郑之注。唐贾公彦等作疏发挥，殊未得其肯綮。元于此经旧有校本，且合经注疏读之，时窥见其一二。因通校经注疏之讹字，更属武进监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陆氏《释文》，元复定其是非。凡言周制汉学者，容有藉于此。
《仪礼》最为难读。昔顾炎武以唐石刻九经，校明监本，惟《仪礼》讹脱尤甚。经文且然，况注疏乎？贾疏文笔冗蔓，词意郁，不若孔氏《五经正义》之条畅。传写者不得其意，脱文误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为一书，疏自咸平校勘之后，更无别本，误谬相沿，迄今已无从一一厘正。朱子作《通解》，于疏之文义未安者，多为删润。在朱子自成一家之书，未为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从，遂尽失贾氏之旧。元于《仪礼》注疏，旧有校本，奉旨充石经校勘官，曾校经文上石。今合诸本，属德清贡生徐养原详列异同，元复定其是非。大约经注则以唐石经校及宋严州单注本为主，疏则以宋单行本为主，参以《释文》、《识误》诸书，于以正明刻之讹。虽未克尽得郑、贾面目，亦庶还唐宋之旧观。郑注叠古今文，最为详覈，语助多寡，靡不悉纪，今校是经，宁详毋略，用郑氏家法也。
《小戴礼记》，《隋》、《唐》志并二十卷，唐石经所分，是也。贞观中，孔颖达等为《正义》，旧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皆同。案古人义疏，皆不附于经注而单行，犹古《春秋》三传，不附于经而单行也。单行之疏，北宋皆有镌本，今厪有存者，《仪礼》、《穀梁》、《尔雅》，间存藏书家，而他经多亡。《正义》多附载经注之下，其始谓之兼义，其后直谓之某经注疏；其始本无释文，其后又附以释文，谓之附释音某经注疏。最后又去附释音三字，盖皆绍兴以后所为，而北宋无此也。有在兼义之先为之者，今所见吴中藏本，有《春秋》、《礼记》二种。《春秋》，曰春秋正义卷第几；《礼记》，曰礼记正义卷第几。皆不标为某经注疏。其卷数则《春秋》三十六卷，《礼记》七十卷，皆与《唐志》、《正义》卷数合。盖以单行《正义》为主，而以经注分置之。此绍兴初年所为，非如兼义注疏之以经注为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经注之卷数，又不用《正义》之卷数，《春秋》为六十卷，《礼记》为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义》之卷次不可知，盖古今之迁变如此。《礼记》七十卷之本，出于吴中吴泰来家。乾隆间，惠栋用以校汲古阁本，识之云：讹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阙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羡文九百七十有一。点勘是正，四百年来阙误之书，犁然备具，为之称快。今记中所云惠栋校宋本者是也，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伪之书贾，取六十三卷旧刻，添注涂改，缀以惠栋跋语鬻于人，镂板京师者，乃赝本耳。今属临海生员洪震煊，以惠栋本为主，并合元旧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异同，元复定其是非。为《校勘记》六十有三卷，《释文》则别为四卷。后之为《小戴》学者，庶几有取于是。
《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汉艺文志》说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不言左氏经传也。《景十三王传》亦但云得古文经传。所谓传者，即《礼》之记及《论语》，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传》，刘歆让太常博士，亦以《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系之鲁恭王所得，孔安国所献；而于《春秋左氏》所修二十余通，则但云藏于秘府，不言献自何人。惟《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顾许言恭王所得有《春秋》，岂孔壁中有《春秋》经文为孔子手定者与？北平侯所献，盖必有经有传，度其经必与孔壁经大同。然则班《志》所云《古经》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与？抑指北平所献与？《左氏传》之学，兴于贾逵、服虔、董遇、郑众、颍容诸家，杜预因之分经比传，为之《集解》。今诸家全书不可见，而流传间见者，往往与杜本乖异。古有吴皇象所书本，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盖传文异同，可考者亦仅矣。唐人专宗杜注，惟蜀石经兼刻经传杜注文，而蜀石尽亡，世间搨本，仅存数百字。后唐诏儒臣田敏等，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此亦经传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于孔颖达等，依经传杜注为《正义》三十六卷，本自单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庆元间，吴兴沈中宾分系诸经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给事中汪公之后，取国子监《春秋经传集解》、《正义》精校，萃为一书。盖田敏等所镂，淳化元年所颁，皆最为善本，而毕集于是。后此附以释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陈树华，即以此本遍考诸书，凡与《左氏传》经文有异同可备参考者，撰成《春秋内传考证》一书。《考证》所载之同异，虽与《正义》本夐然不同，然亦间有可采者。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驳，思为正。钱塘监生严杰熟于经疏，因授以旧日手校本，又庆元间所刻之本，并陈树华《考证》及唐石经以下各本，及释文各本，精详捃摭，共为《校勘记》四十二卷。虽班孟坚所谓多古字古言，许叔重所谓述《春秋传》用古文者，年代绵邈，不可究悉。亦庶几网罗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学者矣。
汉武帝好《公羊》。治其学者，胡毋子都、董胶西为最著。胶西下帷讲诵，著书十余万言，皆明经术之意，至于今传焉。子都为景帝时博士，后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寿与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何休为胶西四传弟子，本子都条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谥例》、《公羊传条例》，尤邃于阴阳五行之学，多以谶纬释传。惟黜周王鲁，传无明文。晋王接以为乖硋大体，非过毁也。《公羊》传文，初不与经相连缀，《汉志》各自为卷。孔颖达《诗正义》云：汉世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故蔡邕石经，《公羊》残碑无经，解诂亦但释传也。分经附传，大氐汉后人为之，而唐开成始取而刻石。徐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亦无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传徐彦所作，其时代里居，不可得而详矣，光禄寺卿王鸣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为无见也。盖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者。《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并作三十卷。世所传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参差之由，亦无可考也。元旧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经本、宋元以来各注疏本属武进监生臧庸，胪其同异之字，元为订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记》十一卷，《释文校勘记》一卷。后之为是学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艺论》云：穀梁善于经。岂以其亲炙于子夏所传为得其实与？公羊同师子夏，而郑氏《起废疾》则以穀梁为近孔子，公羊为六国时人。又云传有先后。然则《穀梁》实先于《公羊》矣。今观其书，非出一人之手。如隐五年，桓六年，并引尸子。说者谓即尸佼，佼为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后，遂亡逃入蜀，而预为征引，必无是事。或传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汉宣帝善《穀梁》，于是千秋之学起，刘向之义存，若更始、唐固、麋信、孔衍、徐幹，皆治其学。而范宁以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著为《集解》。《晋书·范传》云：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似徐在范后，而书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书于前，范宁得以捃拾也。读释文所列经解传述人，亦可得其后先矣。《汉志》经传，各自为帙，今所传本，未审合并于何时也。《集解》则经传并释，岂即范氏之所合与？范注援汉魏晋各家之说甚详，唐杨士勋疏，分肌擘理，为《穀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也。但晋豕鲁鱼，纷纶错出，学者患焉。康熙间，长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据宋椠经注残本、宋单疏残本，并希世之珍。虽残编断简，亦足宝贵。元曾校录，今更属元和生员李锐，合唐石经、元版注疏本及闽本、监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讹。元复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记》十二卷，《释文校勘记》一卷。
《春秋》、《易大传》，圣人自作之文也。《论语》，门弟子所以记载圣言之文也。凡记言之书，未有不宗之者也。鲁齐古本异同，今不可详。今所习者，则何晏本也。元于《论语》注疏旧有校本，且有笺识。又属仁和生员孙同元推而广之。于经注疏释文，皆据善本雠其同异。暇辄亲订成书，以诒学者云尔。
《孝经》有古文，有今文，有郑注，有孔注。孔注今不传，近出于日本国者，诞妄不可据。要之孔注即存，不过如《尚书》之伪传，决非真也。郑注之伪，唐刘知幾辨之甚详，而其书久不存。近日本国又撰一本，流入中国。此伪中之伪，尤不可据者。《孝经》注之列于学宫者，系唐玄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摭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昺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繇《孝经》之门径也。惟其讹字实繁，元旧有校本，因更属钱塘监生严杰旁披各本，并《文苑英华》、《唐会要》诸书，或雠或校，务求其是，元复亲酌定之，为《孝经校勘记》三卷，《释文校勘记》一卷。
《尔雅》一书，旧时学者苦其难读。今则三家村书熟尟不读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尔雅》注，郭氏后出，不必精审。而从前古注之散见者，通儒多爱惜捃拾之，若近日宝应刘玉麐、武进臧庸皆采辑成书可读。邢昺作疏，在唐以后，不得不萃唐人语为之。近者翰林学士邵晋涵，改弦更张，别为一疏，与邢并行，时出其上。顾邢书列学官已久，士所共习。而经注疏三者皆讹舛日多，俗间多用汲古阁本，近年苏州翻版尤劣。元搜访旧本，于唐石经外，得明吴元恭仿宋刻《尔雅》经注三卷，元椠雪窗书院《尔雅》经注三卷，宋椠《尔雅》邢疏未附合经注者十卷，皆极可贵。授武进监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条其异同，纤悉毕备。元复定其是非，为《尔雅注疏校勘记》六卷，后之读是经者，于此不无津梁之益。陆德明《经典释文》，此经为最详。仍别为校订讹字，不依注疏本与经注相淆。若夫《尔雅》经文之字，有不与《经典》合者，转写多歧之故也；有不与《说文解字》合者，《说文》于形得义，皆本字本义，《尔雅》释经，则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义少也。此必治经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余所能尽载矣。
汉人《孟子》注存于今者，惟赵岐一家。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诂训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张镒、丁公著，始为之音。宋孙奭采二家之善，补其阙遗，成《音义》二卷，本未尝作正义也。未详何人，拟他经为《正义》十四卷，于注义多所未解，而妄说之处，全钞孙奭《音义》，略加数语，署曰孙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为之者，是也。又尽删章指矣，而疏内又往往诠释其所削。于十三卷自称其例曰：凡于赵注有所要者，虽于文段不录，然于事未尝敢弃之而不明。其可议有如此者。自明以来，学官所贮，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缪不待言，而经注之讹舛阙逸，莫能正。吴中旧有北宋大字本，宋刘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莹中世彩堂本，皆经注善本也。赖吴宽、毛扆，何焯、何煌、朱奂、余萧客先后传校。迄休宁戴震，授曲阜孔继涵、安丘韩岱云锓版，于是经注讹可正，阙可补。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较它注疏本为善。今属元和生员李锐合诸本，胪其同异。元为辨其是非，以经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闽本、北监本、汲古阁本，为《校勘记》十四卷。章指及篇叙，既学者所罕见，则备载之，《音义》亦校订附后，俾为赵氏之学者，得有所参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据仅足利本古本二种，今则所据差广，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揅经室一集》卷十一〕
十三经注疏优劣考
刘寿曾
十三经者，宋人增补唐人九经正义之名也。六朝义疏之学最盛，其师法犹渊源于汉儒。唐人之作正义，多取六朝义疏而没其名。然掩覆之过与存古之功，各不相蔽，其优劣当以所取注为断焉。唐人于《易》，弃马、郑、荀、虞诸家而用王弼、韩康伯注，王、韩注《易》多参清言，故《易》疏亦多空语，非其考订之疏，乃本原之舛也。于《书》则兼用伪古文，弃马、郑古谊而用梅赜传，亦失裁断，惟疏中于名物训诂尚详备耳。于《左氏传》则弃贾、服、郑、颖诸家而用杜预《集解》，疏中凡杜氏不用旧注者，每驳旧注而曲傅杜氏，亦其一蔽。此三疏皆出孔氏颖达手，《书》疏为上，《左氏》疏次之，《易》疏则最下也。于三礼取注较精，故疏亦较善。毛《诗》亦然。《诗》用毛传郑笺，亦孔氏疏之。《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乃贾氏公彦疏之。按：《礼记》疏在五经正义中，乃孔颖达所撰集，非出贾手。刘氏偶误。《诗》疏惟于毛、郑之谊，分析多歧淆而精密处致多。《仪礼》、《礼记》疏最精，今为说礼家之渊海。《周礼》疏多引纬书，则郑氏之学本如此，宋人讥之，非知言也。《公羊》用何休注，注多夸大。《穀梁》用范宁《集解》，《集解》多矜慎。此乃师派之异，未可论优劣。至徐彦之疏《公羊》，杨士勋之疏《穀梁》，皆近冗沓，不及孔、贾矣。宋人补唐正义之缺，凡四经邢昺之疏，《孝经》用唐玄宗注，玄宗用今文而弃古文，致郑注不传，深为可惜。昺又疏《论语》，用何晏《集解》，晏犹多见古书，马、王诸家注赖此以存，邵武士人之疏《孟子》，用赵岐注，赵注虽多驳杂，而师说犹近古。《尔雅》疏亦邢昺作，用郭璞注，郭注所取亦非一家，中多旧注。四经之注虽有短长，而疏则芜浅已甚。故为《论语》之学者，尚取蕃舶之皇侃《义疏》以资参证，以其胜于邢氏也。
〔《传雅堂文集》卷一〕
十经斋记
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覈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六经，《汉》谓之六艺，乐经亡散在五经中；礼经，《周礼》之辅，《小戴记》也；《春秋》之辅，《左》、《公羊》、《穀梁》三传也；《孝经》、《论语》、《孟子》，五经之木铎也；《尔雅》，五经之鼓吹也。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愚谓当广之为二十一经，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余持此论久矣，未敢以闻于人。嘉兴沈君涛，久从余游，今年八月书来，请作十经斋记。十经者，有取于南史周赓之五经五纬，号曰十经也。纬亦经之辅，此亦五经，广为十三、二十一之意欤！汉之大儒若郑康成、何邵公，时以纬注经，名流尟不甄综，故纬不可废。其文沈博渊奥，苟罗之也富，择之也精，则有裨于经，夫岂浅鲜？沈君天资卓荦，十二三时已倍诵十三经，如瓶泻水；长益氾滥辞章，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而犹自恐华而不实也，乃沉潜于五经，以五纬博其趣，筑室闭户，著述其中，不为声华驰逐，其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际，揅之深矣，此其志之远大何如哉！岂守兔园帖括，或剿说宋儒一二以拾青紫、夸学问者所可辈哉！抑余耄矣，不足以测君之所到，近者亦闭户一室中，以二十一经及吾师《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恭安几上，手披口读，务欲训诂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见，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犹沈君也。惟沈君知我，我虽无沈君高文，顾请沈君为我作二十一经堂记以酬吾，以勉吾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岂非以敝帚易千金也哉？是为记。嘉庆元默涒滩长至月朔日，金坛段玉裁撰，年七十有八。
〔《经韵楼集》卷九〕
广经室记
刘恭冕
今世治经者言十三经尚矣，金坛段若膺先生谓宜益以《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为廿一经。嘉兴沈匏卢先生又以五经合诸纬书，取周续之之言为十经，若膺先生为之记。冕谓纬书杂出附会，不足拟经，而《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国语》之与《左氏传》相辅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逸周书》、《荀子》入焉。《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此明是百篇之遗，与张霸、枚赜书不同。荀子源出圣学，当时与孟子并称，故太史公以孟荀合传。《汉书·古今人表》，孟荀同列大贤。《艺文志》，孟荀并列诸子。而《劝学》、《修身》、《礼论》、《乐论》、《大略》、《哀公》诸篇，大小戴《记》，并见称述。则信乎为圣门微言大义之所系矣。乃世之论者，祇以性恶、非十二子为荀子诟，不知性恶乃感时之激论，家君作戴筠帆侍御文集序曾发明之。非十二子，《韩诗外传》止有十子，昔人疑子思、孟子乃李斯等所附益。且此亦第言其学之有异于孔，而非议其人。此虽小有僻违，究亦何害为大儒耶？此外，若《管子·弟子职》与《少仪》相辅；《吕氏春秋·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多古乐记之说，《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则古教耕之法；贾子《容经》、《礼容语下》、《立后义》则古礼家之说。皆足以羽翼群经，启资来哲。又《吕书》、《月令》十二纪，为汉儒集礼者所本，涿郡高诱为之注。亦宜别出与郑注《小戴》本并行。如是而古经略具，治经之士，庶以获所缵述云尔。甲寅四月。
〔《广经室文钞》〕
古经典标题说
金 鹗
经典标题，古本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如《仪礼》首云《士冠礼弟一》，次云仪礼。郑氏注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也。贾公彦疏云：《仪礼》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当篇之小号，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其说是也。但古本礼经本无“仪”字。郑注《礼器》云：事礼谓今礼也。可见郑本不称《仪礼》。《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景十三王传》曰《礼》、《礼记》，颜师古注：《礼》者，礼经也。然则古本无“仪”字甚明。贾疏与释文石经皆称《仪礼》，非也。标题必去“仪”字方合郑氏本书。又如《尚书》标题，首云《尧典弟一》，次云虞书。孔氏《传》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也。但马融、郑康成《别录》题皆曰《虞夏书》，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是虞夏同科也。杨子云云：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据此则马、郑题虞书者当是古本。《左传》庄八年、僖二十四年、成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引夏书皆在今虞书内，可见古本题《虞夏书》也。孔疏从伪孔，非也。又如毛《诗》郑氏笺，笺传固即所以注诗，而实主于笺传，故序下郑注本无笺字，今本有之，亦非也。
六经正名
龚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
何居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
善夫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曲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论语》夷于记，夷于群书也。不以《孝经》还之记，还之群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与固岂非则古昔崇退让之君子哉！
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
然且以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享是矣。
问：子政以《论语》、《孝经》为经之贰，《论语》、《孝经》则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经》者，曾子以后，支流苗裔之书，平易泛滥，无大疵，无闳意妙指，如置之二《戴》所录中，与《坊记》、《缁衣》、《孔子间居》、《曾子天圆》比，非《中庸》、《祭义》、《礼运》之伦也。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则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动矣。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龚定盦全集·类编》卷六《论辨类下》〕
志写定群经
龚自珍
龚自珍曰：予大惧后世益不见《易》、《书》、《诗》、《春秋》。李锐、陈奂、江藩，友朋之贤者也，皆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内阁先正姚先生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
呜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传，或口称《易》、《书》、《诗》、《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汉定天下，立群师，置群弟子，利禄之门，争以异文起其家，故《易》、《书》、《诗》、《春秋》之文多异。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汉廷之竹帛也。汉之徒隶写官，译形借声，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然而竹帛废，契木起，斠者不作，凡契令工匠胥史学徒，又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圣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
将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圣，其孰当之？将欲更汉氏也，群师互有短长，非深于义训、勇于割闻者弗能也。无已，则我所欲纠虔，姑在夫引书变为徒书之际乎？以与汉写官争，姑在夫竹帛变契木之际乎？以与后世之契令工匠胥史争，所据者皆贱，所革者功不大，小贤勉而能为之，庶几其遂为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言曰：是不足为！
今夫《易》、《书》、《诗》、《春秋》之文，十五用假借焉，其本字盖罕矣。我将尽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汉师之泛见雅记者阙，孤则不乐从，阙则不具，以不乐从之心采不具之储，聚而詧之，能灼然知孰为正字，孰为假借，固不能以富矣。诸师籍令完具，其于七十子之所请益，仓颉、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则足以慰好学胪古者之志，终无以慰吾择于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歧，憾汉博士师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憾汉写官之弗广，憾契木之初之不广，憾兵燹之不佑，憾俗士之疏而弗嗜古，无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恧如何！恧如何！龚自珍岁为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写定《易》、《书》、《诗》、《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写定者：王引之、顾广圻、李锐、江藩、陈奂、刘逢禄、庄绶甲。
〔《龚定盦全集·类编》卷五《论辨类中》〕
说文解字叙
许 慎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盖取诸央”，“央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乃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宣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于时大汉，圣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遐迩被泽，渥衍沛滂。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谊可传。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厥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窃卬景行，敢涉圣门。其弘如何，节彼南山。欲罢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闻疑载疑。演赞其志，次列微辞。知此者稀，傥昭所尤。庶有达者，理而董之。
〔《说文解字》卷十五〕
上文字源流表
江 式
臣闻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龟策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爻，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维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是史颉之遗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至孔子定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趣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省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独张敞从之受。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应运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文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儒俗之穿凿，惋文毁于誉，痛字败于訾，更诡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然其《字诂》，方之许慎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台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
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忱弟静别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忝无显。但逢时来，恩出愿外，每承泽云津，厕沾漏润，驱驰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罢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阙如也。脱蒙遂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五人，专令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评议疑隐，庶无纰缪。所撰名目，伏听明旨。
〔《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
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
黄 侃
《说文》书成未久，郑康成注经即援以为证。《周礼·考工记·冶氏》注引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仪礼·既夕礼》注引许叔重说：有辐曰轮，无辐曰辁。次则应劭《风俗通义》、晋灼《汉书》注亦间有称引。然其研治此书与否，未有明文。自孟生、李喜以降，迄于安石《字说》未作以前，中间传习《说文》，有文可据者，略如左方所列：
汉则有孟生、李喜。
许冲上书：慎作《说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
又许君弟子有尹珍、见《后汉书·西南夷传》。高彪，见《外黄令高彪碑》。其受《说文》与否，无文可知。
汉魏之际有邯郸淳。
《魏书·江式传》：上表曰：陈留邯郸淳，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即《说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
吴则有严峻。
《吴志》：严峻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
晋则有吕忱，
江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嗣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五经文字·序例》：后有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补之。
李焘《说文韵谱序》：晋东莱县令吕忱继作《字林》五卷，以补叔重所阙遗者，于叔重部叙初无移徙。忱书甚简，顾为他说揉乱，且传写讹脱，学者鲜通。今往往附见《说文》，盖莫知自谁氏始。
任大椿《字林考逸序》：《唐六典》载，书学博士，以石经、《说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学，阅魏、晋、陈、隋，至唐极盛，故张怀瓘以为《说文》之亚。今字书传世者，莫古于《说文》、《玉篇》，而《字林》实承许氏之绪，开《玉篇》之先。
江应元、江琼。
江式表云：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凯。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祖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
又有《说文音隐》，作者不知谁氏。
《隋书·经籍志》：《说文音隐》四卷，在庾俨默《演说文》之前。
桂馥云：《宋书》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鱿音优，鲤音礼，鲋音附，音叙，鳟音寸衮反，鲵音睨，鲢音连，鳊音毖仙反，鲂音房，鲔音痏，鲨音沙，鳜音居缀反，鲿音上羊反，鲻音比之反，鳣音竹仚反，皆《说文》、《字林》音。馥据此，知《音隐》在宋以前。
毕沅有《说文解字旧音》。其序曰：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解字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疑即是也。是编，《隋志》次在吕忱之下，但云有四卷，而不详撰著姓名及时代。考《诗》：有雉鸣。，沈重音，耀皎反。此云以水。，本音以水，水字三写成小，遂为以小，以小转为耀皎。可见沈时已讹读同幺。又忱音为于水，于水与以水适合。则是编为忱以前人所作无疑。许君之书，今所存者，有徐铉等校定音，并《唐韵》也。有徐锴《系传》音，朱翱所加也。有《五音韵谱》音，则锴所加也。然皆唐以后所改更。是编所辑虽寡，要为探本之谊。
南朝则有庾俨默，
《隋志》：梁有《演说文》一卷，庾俨默注，亡。梁有者，谓梁“七录”有也。
顾野王。
李焘《五音韵谱序》曰：陈左将军顾野王更因《说文》造《玉篇》三十卷。梁大同末，献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损益，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处士孙强复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间者，强所修也。叔重专为篆学，而野王杂以隶书，用世既久，故篆学愈微。野王虽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复叔重之旧。自强以下，固无讥焉。
北朝则有江文威，
江式表云：世祖太延中，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
江式，
江式表云：汝南许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属，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氏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
又云：臣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义，佥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
《北史·江式传》：式书成，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慎《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李铉，
《北史·李铉传》：以去圣久远，文字多有乖谬，于讲授之暇，遂览《说文》、《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
赵文深，
《周书·赵文深传》：太祖以隶书纰谬，命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
按此皆六朝人研习《说文》有明文可考者。余如卫恒《四体书势》云：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是卫恒亦最誉《说文》。又梁江总有《借刘太常说文》诗。有云：三写遍钻研，六书多补益。此则总持亦笃好《说文》者也。
颜之推。
《颜氏家训·书证》篇：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按谓非本字也。《说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抚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子以为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耶？答曰：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
又曰：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又曰：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案弥亘字，从二间舟。《诗》云：亘之秠秬。是也。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间为舟航字，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劭，《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类，一作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以叱为七，安可用据一作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赋》，《拭卜》、《破字经》及鲍昭《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之也。
唐则有玄宗皇帝，
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序》：古文字惟《说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备所遗缺，首定隶书，次存篆字。案《字林》以隶为主，此云存篆字，则专录《说文》也。
张九龄贺状云：表隶以训今，存篆以证古，众释大备，取证于前修，片言旁通，去嫌于翻字。
李阳冰，
李焘曰：大历间，李阳冰独以篆学得名，时称中兴。更刊定《说文》，仍祖叔重。然颇出私意，诋诃许氏，学者恨之。
林罕《字原偏傍小说·序》曰：罕今所篆者，则取李阳冰《重定说文》。
徐铉进《说文》表曰：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
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曰：《说文》之学，久矣！其说有不可得而详者，通识君子，所宜详而论之。楚夏殊音，方俗异语，六书之内，形声居多，其会意之字，学者不了，鄙近传写，多妄加声字。笃论之士，所宜隐括，而李阳冰随而讥之，以为己力，不亦诬乎？
案阳冰书不传，散见于二徐书中者，尚数十条。今录其最奇侅者如下：
弋，质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间，形质已成，故一、二、三皆从弋。毒，从 母出。句地之盛从土，土可制毒，非取毒声。毒，乌代反。 、折各异， ，自折；折，人手折之。龠，从亼册。亼，古集字。品，象众管如册之形，而置窍尔。叚，从 。 ，予也。匚，器也；又，手也。手持器，为求之于人，人予之也。皮，从又持皮。 ，墨斗中形，象车轴头 墨之形，上画平引，不从 也。厶，不公也，重厶为幺，会意，非象形。竹，谓之艸，非也。主，凵象膏泽之气，士象土木为台，气生火之义，会意。矤，仓颉作字，无形象者，则取音以为之训，矢引则为矧，其类往往而之，矣字是也。木，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岂取象于艸乎？日，古文正圜，象日形，其中一点象乌，非口一。盖篆籀方其外，引其点尔。尗，父之弟为尗，从上小，言其尊行居上而己小也。 字，从卩而生。一重为卩，二为，三为 。豸，从肉力。状，象形之中，犬字象似文之尤者，故状从犬。州，三 为州。龙，右旁反半弱，象夭矫飞骞形。非，两手相背也。垔，从卯，卯时人不卧。午，五月笋成，竹之半枝出地。
张参、唐玄度。
林罕《字原偏傍小说·序》云：大历中，司业张参作《五经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云：自非经典文义之所在，虽切于时，略不集录，以明为经，不为字也。开成中，唐玄度以《五经文字》有所不载，复作《新加五经字样》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有偏傍上下本所无者，纂为杂办部以统之。然九经所有之字，即加训切。况是隶书，莫如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说文》者，即前来两《说文》也；或云石经者，即蔡邕于国学所立石经也；或云隶省者，即隶减也。
案前来两《说文》，一即上文所云太尉祭酒许慎，取字形类，作偏傍条例十五卷，名之曰《说文》，颇有遗漏者也；一即上文所云唐将作少监李阳冰，许氏《说文》，复加刊正，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据此，是少温以后，两本并行，唐本《说文》所不可尽信也。
孙渊如刊《说文序》曰：张参、唐玄度不通六书，所引不为典要。侃案：如林罕言，则张、唐所取《说文》，兼杂许、李，不通六书之咎，非必当人自负，疑皆阳冰累之也。王筠《说文释例》云：《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所引《说文》，近人以其为唐本也，往往信之，以改今本。然不可信者居多，谨分别说之：其可信者，《五经文字》之 、窌、幂、臡、案不可信。帑、案不可信。继、全、案不可信。我、茧、跨。案不可信。其不可信者：犫、羹、粊、寂、辞、 、夊、 、旁、盍。《九经字样》之可信者： 、案不可信。斗、案不可信。畏；案不可信。其不可信者： 、 、扑、 、礼、忼、蛇、绚、辎、舌、高、、晨、参、鼎、要、夙、 。大抵唐宋人所引《说文》，或彼此不同，或一书而屡引不同，可知其时别本甚多，不归一律。直由魏晋以后，传述《说文》者，不知为说经之钤键，而视为杂凑之字书，故有许君不收之字，而以意增之者；不解许君之说，而以意改之，或以《字林》改之者。是以《尔雅疏》所引尗字说，陋谬不通，亦谓出自《说文》。然则张氏、唐氏所引，犹之此也，岂尽关其读书粗疏乎？侃案：友犹未知张、唐之疏谬皆本于阳冰，遽加诋谯，遂令张、唐蒙冤于千载。若知皆阳冰所为，则二徐之功可明，而张、唐之责可贷矣。
五季则有林罕，
罕有《字原偏傍小说》三卷。其序曰：罕今所篆者，则取李阳冰重定《说文》；所隶者，则取《开元文字》。今以《说文》浩大，备载群言，卷轴繁多，卒难寻究，是以翦截浮词，撮其机要，于偏傍五百四十一字，各随字训释，名之曰《林氏字原偏傍小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说文》部居，随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说颇与许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歸字，从堆，从止，从帚，案当云：从，从止，从婦省。以堆为声。罕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氏矣。案追亦从声，何必改作，罕、必均谬也。《说文》：哭，从吅，从獄省。案当云：獄省声。罕乃云：象犬嗥，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尝从数友就观之，其解字殊可骇笑者，不疑好怪之论试然。
徐锴。
《说文》至今日，犹得见真本之功，断推二徐。而楚金书先成，其书有《通释》三十篇，释《说文》木文十五篇。《部叙》二篇，释《说文》部次之意。《通论》三篇，释常见要字，推其造字之意。《祛妄》一篇，纠正李阳冰。《类聚》一篇，取《说文》字义同类者释之。《错综》一篇，体仿《系辞》，最为无谓。《疑义》一篇，记《说文》逸字，及与小篆有异诸体。《系述》一篇。是其自叙。今本《通释》阙弟二十五卷，即十三篇。宋钞本以大徐书补之。其全书，则宋人如尤袤、王应麟已云其断烂难读。又楚金所释，微伤于繁冗，故卢抱经与翁覃溪书，讥其牵强证引，改窜经典旧文以从己；又讥其引书，多不契勘，甚且人人所诵习者，而亦舛互相仍；又其分疏音义，多可疑，其引经史，亦多失其本意。其掊击楚金，可谓至矣。然今世所传《说文》，仅二徐本，足以校大徐者，亦惟小徐。如大徐本：福，祜也。小徐作備也，祜为上讳，必为讹字。 字下，大徐云阙，小徐本云家本无注，楚金疑为许冲之言。此皆有益校勘。又形声、读若，多于大徐数百。如开卷元字，大徐本云从兀，小徐引俗本有声字；瑞，大徐本云从耑，小徐引俗本有声字。此类皆经大徐疑以为声不通，而妄去之。小徐虽未尝不疑，见《祛妄》篇。而犹不敢轻删，此则有益于吾辈研究古声韵者，甚大也。
宋则有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
宋雍熙中，徐铉受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定《说文》，今所行三十卷本是也。其表略云：许慎作《说文解字》。而隶书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纷然间出，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不复经心。至于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所载草木鱼鸟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观矣。诸儒传释，亦非精究小学之徒，莫能矫正。李阳冰刊定《说文》……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篆书堙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今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备加详考。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序列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说文》之时，未有翻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今并以孙愐《唐韵》音切为定。钱大昕曰：《说文》传写已久，多错乱遗脱。今所存者，独徐铉等校定之本。铉等虽工篆书，至于形声相从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说。如《说文》代、绖、配、卦、暵、 、 、、熇、翚、能、兑、弼、诉、赣、移、虔、驳、 、辂、赂、 诸字下，徐皆致疑。其他增入会意之训，大半穿凿附会。王荆公《字说》盖滥觞如此。
孙星衍曰：汉人之书多散佚，独《说文》有完帙。盖以历代刻印得存，而传写脱误亦所不免。大氐一曰已下，义多假借，后人去之，或节省其文，或失其要义，或引字移易，或妄改其文，俱由增修者不通古义。赖有唐人、北宋书传引据，可以是正文字。今世多深于《说文》之学者，蒙以汉人完帙仅存此书，次第尚可循求。倘加校订，不合乱其旧次，增加俗字。唐人引据，多误以《字林》为《说文》，张参、唐玄度不通六书，所引不为典要，并不宜取以更改正文。后有同志，或鉴于斯。
〔《黄侃论学杂著》〕
释名略例
顾千里
顾千里曰：《释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是也。虽然犹有十焉：曰本字，曰叠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叠易字，曰再易字，曰转易字，曰省易字，曰省叠易字，曰易双字。本字者何也？则冬日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以上释上，如此之属一也。叠本字者何也？则春日苍天阳气始发色苍苍也。以苍苍释苍，如此之属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则宿宿也，星各止宿其处也。以止宿之宿释星宿之宿，如此之属三也。易字者何也？则天显也，在上高显也。以显释天，如此之属四也。叠易字者何也？则雲犹云云众盛意也。以云云释雲，如此之属五也。再易字者何也？则腹复也，富也。以复也、富也再释腹，如此之属六也。转易字者何也？则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释兄而以大转释荒，如此之属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则绨似 虫之色绿而泽也。以 释绨而省 也之云，如此之属八也。省叠易字者何也？则夏日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释昊而省犹皓皓之云，如此之属九也。易双字者何也？则摩娑犹未杀也。以未杀双字释摩娑双字，如此之属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分半于本字，半分于易字者，在其间以相关通，然则易字之所由生固生于本字而已矣。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读者循是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脱误之当补正者，无不可知也。至于尤脱误而非复能补正者，亦无不可知也。吴子志忠将治《释名》，屡咨其所难知者于予，故略举本书以明其例，书而贻之。
〔《思适斋集》卷七〕
释名新略例
元和顾千里撰《释名略例》，谓《释名》之例有二：一曰本字，一曰易字。其凡则有十：曰本字，曰叠本字，此属于本字者也。曰本字而易字，此兼属本字与易字者也。曰易字，曰叠易字，曰再易字，曰转易字，曰省易字，曰省叠易字，曰易双字，此属于易字者也。今按顾氏此文，能于刘氏书义训繁复之中绎端绪，使其井然不紊，信足为美矣。顾《释名》乃以音为训之书，治之者宜于声音求其条贯，不当全以字形为说。顾氏以本字、易字为大例而以十凡括之，盖犹不免泥于迹象也。今用顾氏之法为《释名新略例》一篇，虽未能尽舍字形，要以声音为主。其说曰：
《释名》音训之大例有三：一曰同音，二曰双声，三曰叠韵。其凡则有九：一曰以本字为训，二曰以同音字为训，三曰以同音符之字为训，四曰以音符之字为训，五曰以本字所孳乳之字为训，此属于同音者也。六曰以双声字为训，七曰以近纽双声字为训，八曰以旁纽双声字为训，此属于双声者也。九曰以叠韵字为训，此属于叠韵者也。一曰以本字为训者，如以宿释宿，以阙释阙，以苍苍释苍天，以孚甲释甲之类是也。二曰以同音字为训者，如以省释眚，以丧释霜，以竟释景，以孳释子，以扦释寒，以羽释雨，以禁释金，以冒释卯，以丽释离，以身释申，以恤释戌，以更释庚之类是也。声韵兼符，是为同音，今音有四声之别，古无是也。三曰以同音符之字为训者，如以闵释旻，闵、旻皆从文声；以耀释曜，耀、曜皆从翟声；以扬释阳，扬、阳皆从 声；以遇释偶，遇、偶皆从禺声之类是也。四曰以音符之字为训者，如以止释趾，趾从止声；以却释脚，脚从却声；以殿释臀，臀从殿声之类是也。五曰以本字之孳乳字为训者，如以忾释气，忾从气声；以荫释阴，荫从阴声；以爇释热，爇从热声；以蠢释春，蠢从春声；以终释冬，终从冬声；以吐释土，吐从土声；以仵释午，仵从午声；以核释亥，核从亥声；以轧释乙，轧从乙声；以炳释丙，炳从丙声；以纪释己，纪从己声；以茂释戊，茂从戊声；以妊释壬，妊从壬声；以揆释癸，揆从癸声；以广释光，广从黄声，黄从炗声即古字之类是也。六曰以双声字为训者，如以坦释天，以散释星，以氾与放释风，以冒释木，以化释火，以散释巽，以战释震，以绥释雪之类是也。七曰以近纽双声字为训者，如以健释乾，以昆释鳏，以踝释寡之类是也。又如以进释年，今音声类若相远，然年从千声，千、进为近纽双声，亦当属此。八曰以旁纽双声字为训者，如以假释夏，以祝释孰，以承释媵之类是也。九曰以叠韵字为训者，如以阙训月，以显训天之类是也。虽古今音变，不可悉知，然大旨具是矣。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五〕
论小学书流别
杨树达
世人分别小学书，谓《尔雅》主义，《说文》主形，《切韵》主音，是固然矣。然小学本以义训为主，《说文》开卷元训始，丕训大，非说义乎？《广韵》篇首东训春方，又训东风菜，又非义乎？故知以义专属《尔雅》者，乃踦颇之说，非笃至之论也。愚谓小学书皆所以说义，而其所由说义之方式不必同。语其流别，大要分为四宗。故书四品，品各一宗，而《切韵》不与焉。第一曰《尔雅》。《尔雅》首《释诂》，诂为训故言，不烦论矣，《释言》亦《释诂》之别也。《释诂》疏引《尔雅》叙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其说是也。岂惟《释诂》、《释言》然哉！《释训》以下皆是矣。故《尔雅》者，以今语释古言，主于时者也。此一宗也。第二曰《方言》。吾家子云笃生西京末季，殚精小学，见《尔雅·释鸟》有“伊洛而南”云云、“江淮而南”云云特异之例，知语言不止有今古之殊，尤有方域之异。故怀铅握椠，咨访郡国计吏，齐、鲁、秦、晋，东西殊语；燕、赵、楚、越，南朔异言。包举六合，囊括一编，而以四方共晓之语释之。此以通语释殊言，主于地者也。此又一宗也。《淮南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者地也，宙者时也，二者相对，一纵一横，《尔雅》、《方言》各主其一，自为一偶。第三曰《说文》。自籀篆易为秦隶，字形殊矣，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异说蜂起，无所据依。许君起而溯古文，考籀篆，形必丽于义，义不违其形，形义相比，不失累黍，此以形说义者也。此一宗也。第四曰《释名》。乾健离丽，著于《易·象》。校教庠养，说于《孟子》。刘熙本此，撰述《释名》，谓语必有柢，皆寓于音，得其本源，义诂斯显，此以音说义者也。此又一宗也。夫文字之生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三事递衍，而义为之主。许、刘二君，一求之形，一求之音，复为一偶。自此而降，作者百族，大都糅合宇宙，混同形音，脉理淆乱，不复可纪。张揖志广《尔雅》，而遍采《方言》，则时地混也。《法言》标题《切韵》，而多本《说文》，则形音乱也。此如儒墨名法，老庄申韩，忧世著书，各有宗主，逮至晚近，胸无独见，意欲垂文，于是秦相《吕览》，书悬国门；《淮南鸿烈》，文成众手。大都剽剟儒墨，裁翦道法，说杂九流，义非一贯。小学支流，亦犹是矣。
《方言》自吾家子云而后，缺者千余年，近世余杭章君妙解语言，精通雅故，撰《新方言》一书。顾题品虽同，体裁各异。何则？子云之作，以通语释殊言，义主于横。章氏之书，以古训稽今语，义主于纵故也。然章君以雅诂通殊语，志在贯纵于横，与前人之糅合宇宙者殊科，此其所以为独绝也。
就形求义者，形有界域，自非妄诞之士，犹能率履不越。许君而后，戴侗、周伯琦以逮晚近王筠、朱骏声、徐灏之徒，稍事补苴，时有胜义。及近日龟甲文出而道益宏，业益精矣。若夫循声说义者不然。盖声音之为物也，广漠无涘，未可准依。故自成国《释名》，已多凿空之论。独清儒高邮王氏，跬步不失，严而有节，精谐所至，二千年来未之有也。余杭章君创为《文始》，寻音求义，间有善言。然其皮傅失真，未能免也。后之学者允宜撷前人之善说，仿王氏之精思，以扩及全文，其不可知者，则姑阙焉，庶循音求义之学得其指归，斯可矣。
〔《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
经籍纂诂凡例（二则）
阮 元
一、经传本文，即有诂训。如：
和，会也。勤，劳也。
《周书》谥法。
基，始也。命，信也。
《国语·周语下》。
需，须也。师，众也。
《易·彖上》传。
畜君者，好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亲之也者，亲之也。
《大戴记·哀公问于孔子》。
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
并《周语下》。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
《左氏·文元年》传。
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
《成十三年》传。
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
《襄九年》传。
陈，水属也。火，水妃也。
《昭九年》传。
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
《昭十二年》传。
汉，水祥也。水，火之牡也。
《昭十七年》传。
春曰祠，夏曰礿。
《公羊·桓八年》传。
春曰田，夏曰苗。
《穀梁·桓四年》传。
师众以顺为武。
《左氏·襄三年》传。
经纬天地曰文。
《昭二十八年》传。
咨才为诹。
《鲁语下》。
咨亲为询。
《左氏·襄四年》传。
止戈为武。
《宣十二年》传。
皿虫为蛊。
《昭元年》传。
无患曰乐，乐义曰终。
《大戴记·小辨》。
约信曰誓，莅牲曰盟。
《礼记·曲礼下》。
以及乾为天。
《易·说卦》传。
震为土。
《左氏·闵元年》传。
乾刚坤柔。
《易·杂卦》传。
屯固比入。
《左氏·闵元年》传。
如此之类，皆详为采入。
一、传注有云：
某，某也。
《易·乾》，《子夏传》：元，始也；《丰》，《子夏传》：芾，小也。《诗·关雎》传：淑善；逑，匹也。
某者，某也。
《书大传》：颛者，事也；禹者，辅也。
某者，某也，某也。
《书大传》：尧者，高也，饶也；舜者，推也，循也。
某，犹某也。
《周礼·天官·序官》注：体，犹分也；佐，犹助也。
某，谓某某。
《冢宰》注：郑司农云：士，谓学士；两，谓两丞。
某之言某也。
《诗·召南》笺：之言宾也，藻之言澡也。
某某曰某。
《论语》郑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以某为某曰某。
《周礼·醢人》注：郑大夫、杜子春皆以拍为膊，谓胁也。
某某，某某貌。
《论语》郑注：恂恂，恭顺貌；便便，言辨貌。
某某，某某之辞。某，是某某之称。
《仪礼·士冠礼》注：吾子，相亲之辞；子，男子之美称；伯、仲、叔、季，长幼之称；甫，是丈夫之美称。
某读为某。
《论语》郑注：纯读为缁，厉读为赖。
某读曰某。
《礼记·曲礼》注： 读曰吸，缮读曰劲。
某读如某。
《吕览·季夏》注：饬读如敕；《士容》注：胕读如 。
某，读如某某之某。
《考工记》注：郑司农云：函，读如国君含垢之含；泐，读如再扐而后卦之扐。
某，读若某某之某。
《仪礼·乡饮酒礼》注：如，读若今之若；《聘礼》注：薮，读若不数之数。
某，古某字。
《诗·鹿鸣》笺：视，古示字也。《礼记·曲礼》注：或者攘，古让字。
古曰某，今曰某。
《周礼·外史》注：古曰名，今曰字。《论语》郑注：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古声某某同。
《诗·东山》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常棣》笺：古声填、寘、尘同。
古字某某同。
《论语》郑注：古字材、哉同耳。《周礼·外府》注：赍、资同耳。其字以齐，次为声，从贝变易，古字亦多或。
故书作某。
《周礼·天官·序官》注：嫔，故书作宾；《典枲》注：故书赍作资。
古文某为某，今文某为某。
《仪礼·士冠礼》注：今文扃为铉，古文鼏为密，古文为结，今文礼作醴。《礼记·缁衣》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
某某，或为某某。
《周礼·小宰》注：杜子春云：廉辨，或为廉端；《掌舍》注：杜子春云：棘门，或为材门。
某误为某。
《大戴记·保傅》声注：瞽与鼓，声误也。夜史为字误。
某当为某。
《周礼·醢人》注：齐，当为齑；《内司服》注：狄，当为翟。
某声近某。
《内司服》注：郑司农云：屈者，音声与阙相似；襢，与展相似。玄谓袆揄狄展声相近。
长言短言。
《公羊·庄廿八年》传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
内言外言。
《公羊·宣八年》传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
急言缓言。
《淮南·本经》注：螣，读近殆，缓气言之。《墬形》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
如此之类，声音诂训，一以贯之，今并 入。
〔《经籍纂诂》卷首〕
释三九（上中下）
汪 中
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九为之节，九章、九命之属是也。此制度之实数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诗》：如贾三倍。《论语》：焉往而不三黜。《春秋》传：三折肱为良医。此不必限以三也。《论语》：季文子三思而后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书陈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为三也。《论语》：子文三仕三已。《史记》：管仲三仕三见逐于君，三战三走；田忌三战三胜；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为三也。故知三者，虚数也。《楚辞》：虽九死其犹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诗》：九十其仪。《史记》：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肠一日而九回。此不必限以九也。《孙子》：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虚数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故学古者通其语言，则不胶其文字矣。
〔《述学·内篇一》〕
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与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尽知也。若其辞则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礼》：岁凶，年谷不登，膳不祭肺。礼，食杀牲则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则不杀也。郑义。然不云不杀，而云不祭肺。《坊记》：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杀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无故杀之。郑义。然不云不无故杀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鹤无乐乎轩，好鹤者不求其行远，谓以卿之秩宠之，以卿之禄食之也，故曰鹤实有禄位。然不云视卿，而云乘轩。《论语》：孔子见冕者，虽狎，必以貌。冕非常服，当其行礼，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谓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辞之曲者也。《礼器·杂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实于俎，不实于豆。豆径尺，并豚两肩，无容不揜，此言乎其俭也。本郑义。《乐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尧、舜之后。大封必于庙，因祭策命，不可于车上行之，此言乎以是为先务也。《诗》：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刘勰义。此辞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辞不过其意则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语可通也，至于二者，非好学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矣。
〔《述学·内篇一》〕
下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没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彝伦攸，天乃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彝伦攸叙，天乃畀禹《洪范》九畴。蔡叔启商，惎间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以为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宁惟是，虞舜侧微，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此父在而改于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为孝也。然则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三年云者，虽终其身可也。自斯义不明，而后章惇、高拱之邪说出矣。
〔《述学·内篇一》〕
古籍多虚数说（六篇）
一
汪氏《述学·释三九》篇云：实数可指，虚数不可执。今考《楚辞·九歌》，篇计十一，而以九数标目，则数之不止于九者，亦可以九为数。盖九训为究，又为极数，故数指其极，均得称九。凡古籍所谓九攻、九守、九变者，亦可以斯例求。三数亦然。《礼记·曲礼》篇：医不三世。犹言不数世也。《孟子·万章》篇：汤三使往聘之。犹言数聘之也。《后汉书·袁绍传》：结恨三泉。注云：三者，数之小终，则三亦虚数。均可援汪氏说而推矣。
二
古人于数之繁者，约之以百，如百工、百物、百货、百谷是。《虞书·尧典》篇：平章百姓。《荀子·正论》篇：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不必泥千、百之数也。百不能尽，则推至千、百、亿、兆。《国语·楚语》云：百姓，千品，万民，亿丑，兆民，经入，姟数，以奉之。《郑语》云：先王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是均虚拟之词。自是以外，则以三数形众多。于数之尤繁者，则拟以三百、三千，以见其尤多。《诗·曹风》：三百赤芾。《左传·僖二十八年》：乘轩三百人。特极言职官之众耳。《史记》言孔子弟子三千，古诗三千，孟尝、平原、春申之客三千，东方朔用三千奏牍。褚先生补。白居易《长恨歌》言后宫佳丽三千人，亦属表多之词。非必限于三千之数，亦未必足于三千之数也。故《周书》、《孝经》言五刑之属三千，《吕氏春秋》引《商书》则言刑三百。举斯以推，则《礼记·礼器》篇：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篇：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犹言数百数千耳。不必以三为限，亦不必诂以《周礼》、《仪礼》也。又古人于浩繁之数，不能确指其目，则所举之数，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三十六天之例，与九天同。三十六宫之例，与千门万户同。不必泥定数以求。又《史记·封禅书》载管子对桓公语，谓古之封禅者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夫其详既不可得闻，则七十二家亦系虚拟。《庄子》载孔子语，谓以六艺干七十二君。夫孔子所经之国，不过十余，则七十二君亦虚词，不必确求其数矣。《诗·召旻》：辟国百里，蹙国百里。亦不可指实事求。若夫古籍属词，恒沿故语。所举之数，互相因袭。官名日益，犹举百官。邦国日泯，仍标万国。是则沿用故言，因成虚数。衡以前例，盖稍别矣。
三
古人记数，或出以悬拟之词，不与实符，亦非大与实违。如《书序》、《孟子》皆言武王伐殷，车三百两。而《佚周书·伐殷解》则言周车三百五十乘。盖一为实数，一为悬拟之词。又《孟子》言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此不足七百者也。赵注溯太王、王季开基，求合《孟子》之言。近儒江永、焦循又强辟歆《三统历》。均非也。《史记》言孟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此不足五百者也。《滑稽传》言优孟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此不仅二百余年者也。《刺客传》言专诸刺吴王后七十余年，晋有豫让事；实六十二年。豫让刺赵襄后四十余年，轵有聂政事；实五十七年。聂政刺侠累后二百二十年，秦有荆轲事。徐广曰：仅百七十年。所记均与实违。此则古人属文，多出以想象之词，不必尽符实数。凡古史纪年互歧者，均可缘此例以解矣。又《孟子》言君子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亦悬拟之词。
四
古籍记数，恒据成数言。《礼记·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案郑君注《礼记·王制》、《昏义》，均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为夏制。是夏代职官，百有二十。百举成数言。殷代下士倍上士，则为二百一人。周以下士参上士，《繁露》所谓三百六十三人也。二百、三百，均系约举之词。郑以为舍冬官言，故曰三百，非也。又《周礼·天官·小宰》于天官以下均言其属六十。实则六官之属，于六十之数，或赢或亏，则六十亦约词。与《论语》、《诗》三百、诵《诗》三百同例。盖古代书籍，主于便记诵，故记数之词，恒举成数。若强为之解，徒见其截趾适履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孟子言七十子，亦此例也。
五
古人属词记事，恒视立言之旨为转移。语大则更少为多，语小则易多为少。如《孟子·滕文公》篇云：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又《史记·平原君传》毛遂曰：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臣诸侯。《荀子·仲尼》篇曰：文王载白里地而天下一。《韩诗外传》载客说春申君，亦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顾炎武《日知录》曰：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得大，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今考孟子言文王之囿，已云方七十里。则百里、七十里，不过援封国古制，以形其小，犹后世所谓弹丸黑子耳。乃焦氏《孟子正义》，援文王由方百里起之文，遂谓文王初兴，其地不过百里。殆古人所谓刻舟求剑者欤？又《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云：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此不过形容其俭耳，非必弋限以三，卵限于五也。若强附古制，则所失将与焦氏同矣。
六
古籍记事，恒记后先之次。若饰词附会，律以一定之时期，则拘固鲜通。如《史记》言舜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特叙成聚成邑成都之后先耳，不必胶执其年也。又孙真人《千金方》述徐之材养胎法，谓妇人受孕一月名胎胚，《原病论》作始形。二月名始膏，三月名始胞，《原病论》作胎。四月成血脉，五月成气，六月成筋，七月成骨，八月成肤革，九月成皮毛，十月五脏俱备。此特叙血气筋骨肤革皮毛脏腑生成之次耳，若胶以一定之期，则为支词。夫世人固有七月生子者，若如徐氏之说，则肤革皮毛脏腑未备也。
〔《左盦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