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诠自序
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呼！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也。训诂之学，自《尔雅》、《说文》以下，更清儒之疏通证明，美矣！备矣！蔑以加矣！文法之学，筚路蓝缕于刘淇，王氏继之，大备于丹徒马氏。余生颛鲁，少读王氏书而好之。弱冠游倭，喜治欧西文字，于其文法颇究心焉。归国后乃得读马氏书，未能尽慊。既颇刊其误，复为《文法》一书以正之。顾文法自有界域，不能尽畅其意，因仿《经传释词》之体，辑为是书。上采刘、王，下及孙经世、马建忠、童斐之书，凡诸词义，鳃理务密，畅言无隐。学者取是及所为《文法》参互治之，于文法之事庶过半矣。编纂大例，具于左方，可览观焉。
是书取古书中恒用之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及一部分之代名词、内动词、副词之用法加以说明，首别其词类，次说明其义训，终举例以明之。
王氏《经传释词》于词之通常用法略而不说，此编意在便于初学，不问词之用法为常为偶，一一详说。
习用之词，亦偶及其实义：如则训法，乃名词。如训往，乃动词。本书以治虚为主，而复及此类实义者，盖欲示学者以词无定义，虚实随其所用，不可执著耳。此类意之所至，偶示一二，不能求备，自不待言。
字以引申而义变，义变而用法歧。本书为欲便于初学，于词之用法之异者，固不惜详为分晰。然江流万派，同出岷山。学者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知其所以合，则可谓心知其意者矣。
王氏《经传释词》用唐守温三十六字母为次，今用教育部颁定国音字母为次，师王氏之意也。虑有不习字母者，别编部首目录，详载卷数叶数以便寻检。
本书例句多为著者读书时随手采辑，亦间有展转迻录者，因出版仓卒，未获一一检核原书，如有差失，深冀读者是正。
本书原与著者所编《高等国文法》相辅而行，彼书以文法系统为主，此编则以词为纲。读者读此编后，更读彼书，则于我国古代文法可得会通，于读古书或有事半功倍之效矣。
〔《词诠》〕
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
杨树达
我国古籍，经汉唐宋清各代儒先之注释考证以至今日，读之文从字顺者固多，而扦格难通之处仍复不少，此无可讳饰之事也。推求其故，一由于文字之扦格，二由于制度人物之不明。如欲求古籍之大明，非从此二事下手不可。愚意，今日应著手编纂之书有三种。凡整理云者，寻常皆指取固有之物事整理而言，不含创造制作之义。今云编纂三书，似与整理意义不合，而今乃云然者，以此三书为整理豫备工作，非有此，整理将无从下手也。
一、编纂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
本文所云经籍，与阮元《经籍纂诂》之经籍义同，不限于十三经。经籍文字之扦格有二事：一曰文字之通假，二曰误字。明通假赖乎小学，订讹误赖乎校勘。清儒于此二事成绩卓绝者为高邮王氏父子，其所著《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犁然有当之处最多。俞曲园私淑高邮，论其精诣，则远不逮。王氏《述闻·通说》内有经文假借一条，历举经典中通假之字为前儒所未及者，亦既美且富矣。然经籍至博，非一家一人所能尽也。据个人数十年之经验及多年之思考，觉欲令古籍大明，非广用此术不可。故窃谓宜取古籍之有异文者，以及清儒说经诸家之卓然可信者，将其说通假之字逐字胪列，为《经籍异文假字考》一书，令学者可以触类旁通，或者文字之阻碍可以少减乎！
自宋及清，研究金文之风颇盛。清末甲骨出现，治之者亦盛极一时。以余所见，立说者虽多，尚不能全部审确可信。何者？甲金文已盛行通假，此关不破，终无是处故也。故余常谓今日学者当以王氏治经子之法治甲骨金文，然后甲金文始尽其史料之用。如有《经籍异文假字考》一书，其价值与作用当在阮氏《纂诂》之上，不惟经籍可以大明，甲骨金文之学亦必大放异彩。此个人经验有得之言，非凭虚妄论也。
订三豕为己亥，子夏早已为校勘之学。汉儒解经，恒言某当为某，皆订误也。《老子》“佳兵不祥”之语，承讹袭谬，至高邮王氏订“佳”为《说文》训短尾鸟之“隹”，读如后世《书传》之“惟”，而文义安。《书·酒诰》之“越百姓里居”、《大诰》之“前宁人”，至清儒治金文，乃知“里居”为“里君”之误，“前宁人”为“前文人”之误，而文始可读。故应取古籍中误字一一录之，附诸异文假字考每字之末，此通经之助也。
二、编纂名物制度通考
章实斋尝有言：文字事物见于古书者，逐字逐事汇为一处，此其事中材优为之，而智者得此，可以融会贯通，其有助于学术甚大。从文字方面言之，阮氏《经籍纂诂》即用此法编成，其沾溉士林，为益无量，尽人知之矣。余谓名物制度之事，决当依此法为之。唐宋以来类书及清儒《五礼通考》、《礼书通故》之类，性质相近，但不完备。又彼等书多加断制，而今则一切迻录，不加断案，为异耳。亡友吴承仕曾为《三礼名物》一书，即用此法为之，最为可学。今宜尽取古书材料，不论其说异同甚或矛盾，皆一一录之，后儒考释之说，一一附入。如此，学者欲考求一事，得此遂得全貌，岂非大佳事乎！此类书庞大已极，一时或不易付印，则可先为一长编目录，试记卷数叶数，俾学者自检得之，亦为简捷之善法。
三、编纂新经义丛钞
戴东原云：不通天文，不可以读《尧典》；不通地理，不可以读《禹贡》。其言甚大，士人初读其言，未有不作色惊骇者。然以事实言之，一人精力有限，岂能百学皆通，此治学所以贵分科也。吾辈幸生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各种专门之学，日见发皇，时时有专门学者讨论涉及古经。例如竺可桢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其一例也。故谓今宜遍搜全国各种专门杂志，一有涉及古籍者，则迻录其文，汇为一册，使治学者有所参稽，庶可使经籍与科学相与映证而日见发皇，非难事也。昔阮氏《经解》有《经义丛钞》，今名此种曰《新经义丛钞》可矣。
〔《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
史记集解序
裴 骃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
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未详则阙，弗敢臆说，人心不同，闻见异辞，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愧非胥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岂足以关诸畜德，庶贤无所用心而已。
〔《史记》卷首〕
史记正义论例
论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记》。并采六家杂说以成一史，备论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序，天地山川国邑名号殊俗物类之品也。
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
论注例
《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安国注。若与伏生《尚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融所释。与三传同者，取杜元凯、服虔、何休、贾逵、范宁等注。与三礼、《论语》、《孝经》同者，则取郑玄、马融、王肃之注。与《韩诗》同者，则取毛传、郑笺等释。与《周易》同者，则依王氏之注。与诸子诸史杂书及先儒解释善者，而裴骃并引为注。又徐中散作音训，校集诸本异同，或义理可通者，称“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别记异文，裴氏亦引之为注也。
论字例
《史》、《汉》文字相承已久，若“悦”字作“説”，“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溉”，“勑”字作“飭”，“制”字作“剬”，此之般流，缘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后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令楷文改变，非复一端，咸著秘书，传之历代。又字体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从“黹”，今之史本则有从“耑”，《秦本纪》云“天子赐孝公 ”，邹诞生音甫弗，而邹氏之前史本已从“耑”矣。如此之类，并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从“龜”，“辭”、“亂”从“舌”，“覺”、“學”从“舆”“泰”、“恭”从“小”，“匱”、“匠”从“走”，“巢”、“薻”从“果”，“耕”、“籍”从“禾”，“席”下为“带”，“美”下为“火”，“裒”下为“衣”，“極”下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侧出“頭”，“離”边作“禹”，此之等类例，直是讹字。“寵”字为“竉”，“錫”字为“鍚”，以“支”代“文”，将“无”混“无”，若兹之流，便成两失。
论音例
史文与传诸书同者，刘氏并依旧本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纪》“便章百姓”、“便程东作”、“便程南讹”、“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见字读之。太史变《尚书》文者，义理特美，或训意改其古涩，何烦如刘氏依《尚书》旧音。斯例盖多，不可具录，著在《正义》，随文音之。君子宜详其理，庶明太史公之达学也。
然则先儒音字，比方为音。至魏秘书孙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并依孙反音，以传后学。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乡同言异，字同音异，于兹遂生轻重讹谬矣。然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今之取舍，冀除兹弊。
夫质有精粗，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并去声。当体则为“名誉”，音预；情乖则曰“毁誉”，音余。自坏乎怪反；坏彻上音怪。自断徒缓反，自去离也；刀断端管反，以刀割令相去也。耶也奢反，未审之辞也；也亦且反，助句之语也。复音伏，又扶富反，重也。过古卧反，越度也。解核买反，自散也。间纪苋反，隙也。畜许又反；畜许六反，养也。先苏前反；仙屑然反。尤羽求反；侯胡沟反。治、持并音直之反。之止而反；脂、砥、祗并音旨夷反。惟、维、遗、唯并音以隹反；怡、贻、颐、诒并音与之反；夷、寅、彝、姨并音以脂反。私息脂反；绥、虽、睢、荾并音息遗反；偲、司、伺、丝并音巨支反。卮、枝、祗、肢并音章移反；祇、歧并音巨支反。其、期、旗、棊、踑并音渠之反；祈、颀、旂、幾、畿并音渠希反。僖、熙、嬉、嘻并音许其反；希、晞、晞、稀并音虚儿反。霏、妃、菲、并音芳非反；飞、非、扉并音匪肥反。尸、屍、蓍并音式脂反；诗书之反。巾居人反；斤、筋举欣反。篇、偏并音芳连反。穿详连反。里、李、裏并音良止反。至、贽并脂利反；志之吏反。利、涖并力至反；吏力置反。寺、嗣、饲并辞吏反；字、牸并疾置反；自疾二反。置、致、踬、鸷并陟利反。器去冀反；气去既反；亟去吏反。冀、穊儿利反；既居未反。覆敷救反，又敷福反；副敷救反；富、并府副反。若斯清浊，实亦难分。博学硕材，乃有甄异。此例极广，不可具言。庶后学士，幸留意焉。
〔《史记》卷末〕
汉书叙例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余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鲜，蔡氏纂集尤为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睽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曲禀宏规，备蒙嘉惠，增荣改观，重价流声。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驽蹇之足，终惭远致。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不耻狂简，辄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搉。
《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学者又斟酌瓒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无明文，未足取信。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职此之由，与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谟亦有两三处错意，然于学者竟无弘益。
《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覈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遯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
诸表列位，虽有科条，文字繁多，遂致舛杂。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今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就其区域，更为局界，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
礼乐歌诗，各依当时律吕，修短有节，不可格以恒例。读者茫昧，无复识其断章，解者支离，又乃错其句韵，遂使一代文采，空韫精奇，累叶钻求，罕能通习。今并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
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颣，曲从后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偝；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以类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皆穷波讨源，构会甄释。
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
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
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传无所存，具列如左：
荀悦字仲豫，颍川人，后汉秘书监。
服虔字子慎，荥阳人，后汉尚书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应劭字仲瑗，汝南南顿人，后汉萧令，御史营令，泰山太守。
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刘德，北海人。
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李奇，南阳人。
邓展，南阳人，魏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张揖字稚让，清河人，魏太和中为博士。
苏林字孝友，陈留外黄人，魏给事中领秘书监，散骑常侍，永安卫尉，太中大夫，黄初中迁博士，封安成亭侯。
张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冯翊人，魏陈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广宗人，魏散骑常侍，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勃海太守，给事中，散骑侍郎，中书令，后转为监，封广陵亭侯。
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吴朝尚书郎，太史令，中书郎，博士祭酒，中书仆射，封高陵亭侯。
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
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
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东晋侍中五兵尚书，太常领秘书监，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领徐州刺史，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扬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赠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后魏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司徒，封东郡公。
〔《汉书》卷首〕
上三国志注表
裴松之
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讫，谨封上呈。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寔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祇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愧惧之深，若坠渊谷。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
〔《三国志》卷末〕
新注资治通鉴序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祷杌》虽不可复见，《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既东，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灭诸侯，燔天下书，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灭而史从之，至汉时，独有《秦记》。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当其时，黄帝以来《谍记》犹存，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咸与古文乖异，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夫子之弗论次，盖其慎也。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纪年》出于晋太康初，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盖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烬焉。唐四库书，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复无几。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盖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概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粹为书，劳矣。而脩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岂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脩《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若《考异》三十卷，所以参订群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淳癸卯始患鼻衄，读史不暂置，洒血渍书，遗迹故在。每谓三省曰：《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裴松之注陈寿史，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闻，补未备，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唐书》之窦苹、董冲，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之及也。《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剌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
乙巳，先君卒，尽瘁家蛊，又从事科举业，史学不敢废也。宝丙辰，出身进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咸淳庚午，从淮壖归杭都，延平廖公见而韪之，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廖转荐之贾相国，德乙亥，从军江上，言辄不用，既而军溃，间道归乡里。丙子，浙东始骚，辟地越之新昌。师从之，以孥免，失其书。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汔乙酉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
呜呼！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辨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鲜。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涧蠖居。
〔《资治通鉴》卷首〕
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
章 钰
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山谷，前为《资治通鉴》撰著之作既毁，乃复购他本，以成今日流传之注本。惟胡氏所谓：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云蜀本者，有云杭本者，有云传写本者。后贤之为《通鉴》学者，大都为胡注匡益，于正文则鲜致力也。吾乡顾涧先生序张敦仁《通鉴识误》有云：兴文署本，非出梅涧亲刊，欲纠其误，必资于兴文本之上。今两宋大字中字小字附《释文》、未附《释文》诸刊，即零卷残帙，犹艰数觏，目为难之又难，盖旧椠之难得而异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为之而无从措手者。钰自宣统辛亥以后，侨寓津郊，以校书遣日。丙辰冬日，江安傅沅叔用钜金得宋椠《通鉴》百衲本，约钰同用鄱阳胡氏翻刻兴文署本校读，并约各校各书，校毕互勘，以免脱漏，阅今已一星终矣。比以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中有宋刻一种，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证。又以明孔天胤刊无注本源出宋椠，先后从沅叔借校，亦多佳处。始知张敦仁《识误》及常熟张瑛《校勘记》功未及半。辜较二百九十四卷中，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初拟汇集众说，统加考定，头白汗青，逡巡缩手。阮文达序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訾其但能详记同异，未敢决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若为钰也言之。顾以桑海余生，得见老辈所未见，业已耗日力于此，亦安忍弃而置之！爰手写校记七千数百条，为三十卷，备列所见，不厌其详，以便覆按。读涑水书者，或有取焉。
〔《四当斋集》卷六〕
通志总序
郑 樵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幾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脩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
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
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脩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
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
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江淹有言：脩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通志》卷首〕
文献通考总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汀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蔚宗《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脩，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则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有言：脩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文献通考》卷首〕
绎志史学篇论实录
实录亦难言矣！唐太宗欲观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从。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实录，是实录有微词也。韩愈作顺宗实录，当时谓其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诏史官增定。而李汉、蒋系，皆愈婿也，适在显位，故改作者难之。韦处厚遂别作数卷，是实录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谓神宗实录多诬，遂加考问。一时史官，莫不贬责。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实录有改本也。明太宗实录，凡三修而后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渊阁。是一代实录，未尝与众共见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实录。所以谢铎检章纶复储疏不得，辄叹息泣下曰：纶疏动万言，竞一字不传，何以示天下后世？力请于总裁，竟不可得。是实录所不载者，嘉谟嘉猷，无从搜罗。以此观之，实录焉可尽信耶？
〔《绎志》卷十四〕
读太祖实录
高皇帝以神圣开基，其功烈固卓绝千占矣。乃天下既定之后，其杀戮之惨一何甚也！当时功臣百职，鲜得保其首领者。迨不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阱坎，盖自暴秦以后所绝无而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谤，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观洪武实录，则此事一无所见焉。纵曰为国讳恶，顾得为信史乎？至于三十年间，荩臣硕士，岂无嘉谟嘉猷，足以传之万祀者？乃一无所纪载。而其他琐屑之事，如千百丈长之祭文，番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绝焉。是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乐之初，此则永乐中年，湖广杨荣、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书，必有可观，而惜乎不及见也。若此书者，疏漏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实哉？君子即不观可也。
〔《群书疑辨》卷十二〕
论方志（十一则）
方志一家，宋元仅有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訾议。而鄙心有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如朱氏《日下旧闻》，书隶都邑之部，故称博赡，若使著述家出取以为顺天府志，则方凿圆椎，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地理专门自画，不知方志之为史裁，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资，而以为极天下之能事，是以虽纂类而仍无可藉。
〔《章氏遗书·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
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志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府州县志所不能详。既已详人之所不详，势必略人之所不略。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方志辨体》〕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
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祷杌》之类。是一国之史也。而行人又献五书，太师又陈风诗，是王朝之取于侯国，其文献之征，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阙其一，则古人不当设是官。苟可合而为一，则古人当先有合一之书矣。
〔《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谱牒散而难稽，传志私而多谀。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大名县志序》〕
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托于著作，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于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大名县志序》〕
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制也。然则立为成法将奈何？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志状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覈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章，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摛辞，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分科别类，岁月有时，封志以藏，无故不得而私启也。仿乡塾义学之意，四乡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俾搜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可也。学校师儒，慎选老成，凡有呈纳，相与持公覈实，可也。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令史案牍，政事之凭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严，要覈，要雅。
〔《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二·修志十议》〕
余撰方志，力辟纂类家之芜沓，使人知方志为国史羽翼。故于前古人物久标史传无可疑者，概列于人物表，不复为传。所为传者，多出宋元而后史传所载，与他书迥有异同，或史本无传者，方始为之。而近世纪载，出于史学久绝之后，一切文辞叙述，芜梗阘冗，全无法度，甚且称谓颠倒，莫可究诘，而其事迹实有可传，则亦不得不列于传。
〔《章氏遗书·补遗·跋湖北通志检存稿》〕
论方志之功用
李泰棻
方志者，地方之史，体又与正史相仿，则其为史无疑。而《四库》书目，乃以列入地理类中，是重方而未重志，谬误已甚。夫史多矣！有通史以会其通，有断代以析其代，更有方志以别其方，然后上下纵横，始能靡考无遗，故章学诚氏，以方志为国史要删，所言自有独到。
但自宋元以来，方志编纂，义法未能尽醇。迄于明清两代，因修《一统志》，而后征志各省。地方文献，素未讲求，一旦奉命督责，往往徒应功令，临事网罗。官吏视为具文，乡绅资其升斗。于粉饰太平之具出之惟恐不速，于考见史迹之实匿之惟恐不深。兔园谬解，场室劣文，僻壤志书，往往毕现。即较优者，因沿方志为地理之谬见，亦不过揽胜抒情，题名颂德。绳以史法，毫无当处。故谈者相戒，摈勿寓目久矣。
虽《四库》开馆，广搜群籍，对于它部，搜求无已，惟于方志一门，所收不过百五十部。而章学诚之论修史籍考要略，凡属史部之书，钜细悉登，独于方志一门，亦厌其滥，谓有可取者，稍为叙述；无可取者，仅箸名目。不及见者，亦无庸过为搜寻，此与其平日主张，显有不同。其所以如是者，亦鉴方志一门，芜杂者多，精良者少，故鄙之耳。
幸清初顾炎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之辑，取材多资各省方志，而承学之士，始有知此学之重要者。复以乾嘉时代，朴学大兴，毕、阮诸公，开府大邦，力振文化，有司仰承风旨，乃重斯文，故大师如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章学诚之伦，遂得传食名都，经年载笔，勒成诸志，史法较纯，方志之未坠其业者，亦多赖此。
居今日而谈旧志，即章学诚所纂者，亦距史法尚远。然亦自有其用途，请列如后：各地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其一也。历朝文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当日无入正史之资格，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其二也。遗文佚事，赖方志以存者甚多，其三也。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中，其四也。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其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字之遗缺者，其六也。氏族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他史互证，其七也。凡此七端，皆其有裨于治史者也。
复次，近世以来，政法凌夷，虽经屡变，而亦不能协理人情。国事卼臲，固有多因。而执政者，不能深察民情与其所遗传、所蕴蓄、所薰陶、所演进之迹，而竟任意处置者，亦其大病。倘能集各省方志而深察之，俾便采取。由局部以窥其全，因会通而究其变，以为他日立法行政之基，而求达乎好恶同民之治，此又方志之有俾于治国者也。明乎此，则已往旧志，亦自有价值存焉。
〔《方志学》第一章〕
论避讳字
正，秦始皇讳政，以正月为征。《月令》呼正月作平声，犹沿秦讳，宜作去声。《史记·年表》又曰端月。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秦颂曰端平法度，又曰端直忠厚。皆避讳故，今不必然。
邦，汉史凡言邦皆曰国，避高祖讳也。雉，《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避吕后讳雉也。盈，《史记》万盈数作万满数，避惠帝讳盈也。恒，恒山《汉》曰常山，避文帝讳恒；唐曰平山，避穆宗讳恒也。启，《史记》微子启作微子开，《汉书》启母石作开母石，避景帝讳启也。彻，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避武帝讳也。询，荀卿为孙卿，避宣帝讳询也。奭，奭氏为盛氏，避元帝讳也。庄，老庄为老严，辨装为辨严，庄子陵为严子陵，避明帝讳庄也。秀，《汉书》秀才为茂才，避光武讳也。隆，隆虑侯为林虑侯，避殇帝讳也。庆，庆氏为贺氏，避安帝讳也。
操，杜操为杜度，避魏武帝讳也。宗，孟宗为孟仁，避蜀后主讳也。
师，师保为保傅，京师为京都，避晋景帝讳也。昭，昭穆为韶穆，昭君为明君，《三国志》韦昭为韦耀，避文帝讳昭也。业，建业为建康，避愍帝讳也。岳，邓岳为邓岱，山岳为山岱，避康帝讳也。春，春秋为阳秋，富春为富阳，蕲春为蕲阳，避简文郑后讳阿春也。
准，平准令曰染署，避宋顺帝讳也。道，薛道渊但言薛渊，避齐太祖讳道成也。练，呼练为绢，避梁武帝小名阿练也。
中，郎中只称郎，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书侍御史代之，中卢为次卢，避隋祖讳忠也。至唐又避太子讳忠，亦以中郎将为旅贲郎将，中舍人为内舍人。广，广乐为长乐，广陵但称江都，避炀帝讳也。
虎，虎贲为武贲，虎丘为武丘，虎林为武林，避唐祖讳虎也。渊，赵渊为赵文深，又改渊为泉，陶渊明为陶泉明，杨渊为杨泉，避高祖讳渊也。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民部曰户部，避太宗世民也。又凡字从民者，皆省为氏，如昬字作昏之类。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避高宗讳也。照，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润，刘思照改曰思昭，避武后讳曌即照字也。旦，张仁亶为仁愿，避睿宗讳旦也。隆基，隆州为阆中，隆康为善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为仁寿郡，避明皇讳隆基也。豫，豫章为钟陵，苏预改名源明，薯蓣为薯药，避代宗讳豫也。适，括州为处州，避德宗讳也。弘，徐弘改名有功，避敬宗讳也。淳，淳州为蛮州，韦纯改名贯之，韦淳改名处厚，王纯改名绍隆，陆淳改名质，柳淳改名灌，严纯改名休复，李行纯改名约，避宪宗讳淳也。昆、涵，宋绲《会要》作宋混，避文宗讳昆也；文宗旧讳涵，故郑涵改名翰。炎，贾炎改名嵩，避武宗讳也。忱，常谌改名损，穆谌改名仁裕，避宣宗讳忱也。
敬瑭，石晋高祖讳敬瑭，析敬氏为苟氏、文氏，至汉而复姓。宋朝避翼祖讳敬，复改姓文，或姓苟。禁，元后父讳禁，以禁中为省中。华，武后父讳华，以华州为太州。镠，钱王讳镠，以石榴为金樱，改刘氏为金氏，嘉兴有刘伶墓，改呼金伶墓。
曙，赵宋避英宗讳曙，薯蓣曰山药，签署曰签书。慎，宋孝宗讳眘，四书朱子注中，凡慎字皆用谨字。眘，古慎字也。桓，苏洵《管仲论》：管仲相威公。桓改为威，南渡后避钦宗讳也。
〔《订讹类编》卷三〕
汉人避讳考
刘恭冕
汉熹平石经，于《尚书》安定厥邦，《论语》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邦字皆书作国，说者谓为避讳，然《刘熊》、《樊毅》、《袁固》、《圉令赵君》、《郑固》、《杨震》、《北海相景君封龙碑》皆有邦字。而顺帝讳保，桓帝讳志，石经皆不讳，可知汉人传《尚书》、《论语》本作国字，非为避讳矣。予更取洪氏《隶释》、《隶续》所载各碑证之，如惠帝讳盈，而《樊安碑》、《白石神君碑》、《灵台碑》、《唐扶颂张公神碑》、《樊敏碑》、《州辅碑》皆有盈字。文帝讳恒，而《郙阁颂》、《樊敏碑》皆有恒字。景帝讳启，而《华山亭碑》、《帝尧碑》、《灵台碑》、《王纯碑》、《周公礼殿记》、《逢盛碑》皆有启字。武帝讳彻，而《魏元丕碑》有彻字，《义井碑》阴有杨彻。昭帝讳弗陵，而《鲁峻碑》、《北海相景君铭》皆有弗字。宣帝讳询，而《刘熊碑》有询字。哀帝讳欣，而《北海相景君碑》阴有鞠欣，又《郙阁颂》、《孔耽神祠》、《刘熊碑》、《范镇碑》并有欣字。平帝讳衍，而《唐扶颂》、《孙根碑》、《袁良碑》皆有衎字。光武帝讳秀，而《逢盛碑》、《衡方碑》、《张纳功德叙》、《孔彪碑》皆有秀字。明帝讳庄，而武梁祠堂画像有庄字。和帝讳肇，而《樊敏碑》、《衡方碑》、《平舆令薛君碑》、《周憬功勋铭》皆有肇字。殇帝讳隆，而《韩敕碑》、《王君石路碑》、《丁鲂碑》、《衡方碑》、《华山亭碑》、《绥民校尉熊君碑》、《周憬功勋铭》皆有隆字。顺帝讳保，而《衡方碑》、《刘熊碑》皆有保字。冲帝讳炳，而《史晨奏铭》、《朱龟碑》有炳字。质帝讳缵，而《帝尧碑》、《尹宙碑》、《张迁碑》皆有缵字。桓帝讳志，而《刘脩碑》、《娄寿碑》、《曹全碑》皆有志字。由此言之，民间文字例得通行，故都不讳。惟封事奏记皆当避讳，而以训诂之字代之。《汉书·宣帝纪》元康二年诏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观此知当时例禁，惟上书触讳为犯罪，而民间文字皆不讳可知矣。许君《说文》作于和帝之世，至安帝十五年奏上，故于东汉自光武至安帝诸名皆避不书，但注云上讳，而于西汉则直写其字并为之解说，此可见当时体制，进呈书与民间通行文字不同。若石经虽东汉诸帝名，亦不避讳，所谓临文则不讳，是也。
然则《史》、《汉》凡遇西汉诸帝讳，皆代以训诂之字，此何说？曰：西汉时自当避讳，然亦诏文及臣下上书乃避之，若寻常临文及民间文字亦不讳，故《史》、《汉》所载，凡避讳处，皆当时原文，司马公及班固亦纪实书之。一书之中，有避讳，有不避讳，体例原是如此。
〔《广经室文钞》〕
史讳举例序
陈 垣
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它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之一辅助科学也。
宋时避讳之风最盛，故宋人言避讳者亦特多。洪迈《容斋随笔》、王楙《野客丛书》、王观国《学林》、周密《齐东野语》皆有历朝避讳之记载。清朝史学家如顾氏《日知录》、钱氏《养新录》、赵氏《陔余丛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编》等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嘉庆间，海宁周广业曾费三十年之岁月，为避讳史料之搜集，著《经史避名汇考》四十六卷，可谓集避讳史料之大成矣。然其书迄未刊行，仅《蓬庐文钞》存其叙例，至为可惜。今肆上所通行专言避讳者，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刊历代帝王年表末；黄本骥《避讳录》五卷，周榘《廿二史讳略》一卷，分刊《三长物斋》及《啸园丛书》中。此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如开篇即谓“汉文帝名恒，改恒农曰弘农；汉和帝名肇，兼避兆、照”之类。人云亦云，并未深考。其所引证又皆不注出典，与俗陋类书无异。其所记录，又只敷陈历代帝王名讳，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也。
兹编所论，以史为主，体裁略仿俞氏《古书疑义举例》，故名曰《史讳举例》。为例八十有二，为卷八：第一，避讳所用之方法；第二，避讳之种类。第三，避讳改史实。第四，因避讳而生之讹异。第五，避讳学应注意之事项。第六，不讲避讳学之贻误。第七，避讳学之利用。第八，历朝讳例。凡八万余言。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纠谬拾遗，以俟君子。1928年2月16日，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新会陈垣。
〔《史讳举例》卷首〕
诸子辩（并序）
宋 濂
《诸子辩》者何？辩诸子也。通谓之诸子何？周秦以来，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立其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术咸出于一轨，此其人人殊何？各奋私知而或盭大道也。由或盭大道也，其书虽亡，世复有依仿而托之者也。然则子将奈何？辞而辩之也。曷为辩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者。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艺文志》属之道家，而小说家又别出十九卷。今世所传者，出祖无择所藏，止十四篇。《崇文总目》谓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桀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黄氏疑为战国处士所托，则非也。序称熊见文王，年已九十。其书颇及三监曲阜时事，盖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记欤？不然，何其称昔者文王有问于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齐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书经刘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图》九篇为《经言》，《五辅》至《兵法》八篇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为《内言》，《地图》至《九变》十八篇为《短语》，《任法》至《内业》五篇为《区言》，《封禅》至《问霸》十三篇为《杂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为《管子解》，《臣乘马》至《轻重庚》十九篇为《管子轻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轻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题云唐司空房玄龄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谓先王之制，其盛极于周，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经营之难，积累之素，况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旧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坏之，何仲之不仁也！呜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为得也。何也？仲之任术立伯，假义济欲，纵能致富强，而汲汲功利，礼义俱丧，其果有闻正心诚意之道乎？周自平王东迁，诸侯僭王，大夫僭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尽坏，列国尽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则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齐之申、韩、鞅、斯之列，亦有间乎？曰：申、韩、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乌得无罪焉？薄乎云尔。
《晏子》十二卷，出于齐大夫晏婴。《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与今书卷数不同。《崇文总目》谓其书已亡，世所传者盖后人采婴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谓墨氏之徒有齐人者为之，非婴所自著。诚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经》、《德经》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阳，一字聃。聃，耳漫无轮也。或称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书授关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实鲁隐公之元年。孔子则生于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何其寿欤？岂《史记》所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及或言二百余岁者，果可信欤？聃书所言，大抵敛守退藏，不为物先，而壹返于自然。由其所该者甚广，故后世多尊之行之。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庄、列祖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申、韩祖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张良祖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曹参祖之。聃亦豪杰士哉！伤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贻士君子有虚玄长而晋室乱之言。虽聃立言之时，亦不自知其祸若斯之惨也。呜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黄老，黄帝书已不传，而老聃亦仅有此五千言。为其徒者，乃弃而不习，反依仿释氏经教以成书。开元所列《三洞琼纲》固多亡缺，而祥符《宝文统传》所记，若《大洞真》，若《灵宝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诸部，总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杂以符咒法箓丹药方技之属，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犹自号诸人曰吾盖道家，吾盖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广曰：名钘。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孟康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葵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颜师古曰：葵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计然一名计妍。《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倪与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讹耳。由是观之，诸说固辩矣。然是书非计然之所著也。予尝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所谓体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虑，寝而不梦，见物而名，事至而应，即载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览也。所谓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是以祸患无由至，非誉不能尘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之义也。所谓静则同，虚则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也。所谓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也。其他可以类推。盖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驳且杂也。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予固知非著是书者也。黄氏屡发其伪，以为唐徐灵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性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者欤？
《关尹子》一卷，周关令尹喜所撰。喜与老聃同时，著书九篇，颇见之《汉志》，自后诸史无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传者，以《一字》、《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七》、《七釜》、《八筹》、《九药》为名。盖徐藏子礼得于永嘉孙定，未知定又果从何而得也。前有刘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书葬，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也。间读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聃之时无是言也。其为假托，盖无疑者。或妄谓二家之说实祖于此，过矣。然其文虽峻洁，亦颇流于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复尊信如经，其亦妄人哉！
《亢仓子》五卷，凡九篇。相传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终夜疾读，读毕叹曰：是伪书也！剿老、庄、文、列及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则剪巧绮褴益至，而正雅典实益藏。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战国之时无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讳也。伪之者其唐士乎。予犹存疑而未决也。后读他书，果谓天宝初，诏号《元桑子》为《洞灵真经》，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其说颇与予所见合。复取读之，益见其言词不类，因弃去不复省。《农道》一篇，虽可读，古农家书具有之。或且谓可孤行，吾亦不知其为何说也。
《邓析子》三卷，郑人邓析撰。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之法。子产卒后二十一年，驷为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学，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于民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养，非父弗亲，非兄弗友，而谓之无厚，可乎？所谓不能屏勃厉，全夭札，执穿窬诈伪诛之；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周公诛管、蔡，岂诚得已哉！非常也！变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者哉！其被诛戮，宜也，非不幸也。
《鹖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尝居深山，以鹖羽为冠，著书四卷，因以名之。其书述三十变通古今治乱之道，而《王》篇所载楚制为详。立言虽过乎严，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讥其以处士妄论王政，固不可哉！第其书晦涩，而后人又杂以鄙浅言，读者往往厌之，不复详究其义。所谓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守中央，此亦黄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时，其成功必如韩愈所云。黄氏又谓韩愈猎取二语之外，余无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论人也如是哉！陆佃解本十九篇，与晁氏削去前后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华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华，晋人，曰魏人者非也。《艺文志》不录。予尝考其书，有云：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于秦。又稽庄周所载子华子事，则云：见韩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后，前后相去二百余年，子华子何其寿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语》言孔子遭齐程子于郯，程子盖齐人。今子华子自谓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后十一世，国并于温。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当为畿内小国。温者，周司寇苏忿生之所封。用襄王举河内、温、原以赐晋文公，温固晋邑也。孰谓西周之程而顾并于河内之温乎？地之远迩，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后序称子华子为鬼谷子师。鬼谷，战国纵横家也。今书绝不似之，乃反类道家言。又颇剿浮屠、老子、庄周、列御寇、孟轲、荀卿、《黄帝内经》、《春秋外传》、司马迁、班固等书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刘向校定诸书，咸有序，皆渊悫明整，而此文独不类。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观之，其为伪书无疑。或传王铚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辞极舂容，而议论焕发，略无窘涩之态，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觉其伪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郑人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谓御与郑缪公同时。柳宗元云：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御寇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缪公二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其说要为有据。高氏以其书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谓御寇者，有如鸿蒙、列缺之属，误矣。书本黄老言，决非御寇所自著，必后人会萃而成者。中载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圣人之事，皆出御寇后。《天瑞》、《黄帝》二篇，虽多设辞，而其离形去智，泊然虚无，飘然与大化游，实道家之要言。至于杨朱力命，则为我之意多，疑即古杨朱书，其未亡者剿附于此。御寇先庄周，周著书多取其说。若书事简劲宏妙，则似胜于周。间尝熟读其书，又与浮屠言合。所谓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弗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圆心说乎？鲵旋之潘合作番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沈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非修习教观说乎？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虽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以学幻，非幻化生灭说乎？厥昭生乎湿，醯鸡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非轮回不息说乎？人胥知生之乐，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恶，未知死之息，非寂灭为乐说乎？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非圆觉四大说乎？中国之与西竺，相去一二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何也？岂其得于心者，亦有同然欤？近世大儒，谓华梵译师，皆窃庄、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为至论也。
《曾子》，孔子弟子鲁人曾参所撰也。《汉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传，自《修身》至《天圆》凡十篇，分为二卷，与《唐志》合，视《汉》则亡八篇矣。其书已备见《大戴礼》中。予取而读之，何其明白皎洁，若列星之丽天也！又何其敷腴谆笃，若万卉之含泽也！《传》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从心，进学之序。七十免过，勉人之辞。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讥之，过矣！君子爱日，诲学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语有详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辞费诮之，亦何可哉？或谓《大孝》篇有及乐正子春事，固出后人所辑，而非曾子所自著，则庶几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吴人。近新昌王爚裒《论语》书所载问答而为此书。不知者直谓偃所自著，盖非也。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语》谓为孔安国所录壁中之文，往往多钞《左传》、《礼记》诸书，特稍异其辞耳。善读者固不敢与之。世传贾谊《新书》谓谊所作，亦不过因《过秦论》、《吊湘赋》而杂以《汉书》中语足之，似非谊本书也。此犹有所附丽而然。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山坟》则言君臣民物阴阳兵家，谓之《连山》。《气坟》则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则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乾坤》。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阴符》古无是书，唐李筌特出之，以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谲诞不经语，而文以奇涩之辞。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训注，皆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惊愕不止。是果何为哉？予读《言子》之书，于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缉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载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轲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他日，孟轲告魏侯以仁义，盖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谓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赵人，见于《史记》列传。《中兴馆阁书目》乃曰浏阳人。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相涉也，误矣。《汉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数。《崇文总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民杂》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蓄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皆纯简明易，类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庄周、荀卿称之，一则曰慎到，二则曰慎到。虽其术不同，亦有以也。
《庄子》十卷，战国时蒙人漆园吏庄周撰。《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总三十三篇。其书本老子，其学无所不窥，其文辞汪洋凌厉，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诚有未易及者。然所见过高，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曾不满其一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苟闻之，则其损过就中，岂在轲之下哉！呜呼！周不足语此也。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周纵日见轲，其能幡然改辙乎？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败，卒踣人之家国，不亦悲夫！金李纯甫亦能言之士，著《鸣道集说》，以孔、孟、老、庄同称为圣人。则其沈溺之习，至今犹未息也。异说之惑人也深矣夫！《盗跖》、《渔父》、《让王》、《说剑》诸篇，不类前后文，疑后人所剿入。晁氏谓孔子没，道术散，老子始著书，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书，在孔子未没之先。
《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七篇，号曰经。中卷《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号曰论。共十三篇。考之《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六十一篇，已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比今书则又亡多矣。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主，不以为观乐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之言，又尝爱其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其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于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元微子。鬼谷子无姓名里居，战国时隐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或云一作诩者，妄也。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又受《转圆》、《胠箧》及《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转圆》、《胠箧》今亡。梁陶宏景注。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大抵其书皆捭阖钩箝揣摩之术。其曰：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闭藏之使自言以示其异，捭阖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钩箝也。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独谓其得于易之阖辟翕张之外，不亦过许矣哉！其中虽有知性寡累，知命不忧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颐等言，亦恒语尔，初非有甚高论也。呜呼！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高爱之慕之，则吾有以识高矣。
《孙子》一卷，吴孙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计》至《用间》凡十三篇。《艺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为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按《史记》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其数与此正合。《汉志》出《史记》后，牧之言要非是。武，齐人，吴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適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若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或曰：风后《握奇经》，实行兵之要，甚说实合乎伏羲氏之卦画，奇正相生，变化不测。诸葛亮得之以为八阵，李靖得之以为六花阵，而武为一代论兵之雄，顾不及之，何也？曰：《兵势》篇不云乎？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斯固风后之遗说也。曾谓其不及之，可乎？呜呼！古之谈兵者，有仁义，有节制。至武，一趋于权术变诈，流毒至于今未已也。然则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祸首欤？
《吴子》二卷，卫人吴起撰。起尝学于曾子。其著书曰《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寻，至于战国，惨矣。往往以智术诈谲，驰骋于利害之场，无所不用其至，若无士矣。起于斯时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天下战国则曰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何起之异夫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较之孙武，则起几于正，武一乎奇，其优劣判矣。或者谓起为武之亚，抑亦未之思欤。然则杀妻求将，啮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缭子》五卷，不知何人书。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曰齐人也，未知孰是？其书二十四篇，较之《汉志》杂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论兵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王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由是观之，其威烈可谓莫之婴矣。及究其所以为用，则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呜呼！又何其仁哉！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宋元丰中，是书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颁行武学，号为七书。《孙》、《吴》当是古书。《司马兵法》本古者司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说，疑亦非伪。若《三略》、《六韬》、《问对》之类，则固后人依仿而托之者也。而杂然浑称无别，其或当时有司之失欤？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书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类申、韩，盖无足称者。晁氏独谓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呜呼！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长统序称其出于周尹氏，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按龙客于平原君，君相赵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余岁。是非学于龙者也。统卒于献帝让位之年，而序其黄初末到京师，亦与史不合。呜呼！《素问》以为黄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之文，殊不知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韬》谓出于周之吕牙，而有避正殿之语，殊不知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尔雅》以为周公所制，而有张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张仲乃周宣王时人。予尝验古书真伪，每以是求之，思过半矣。又况文辞气魄之古今绝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统之序，盖后人依托者也？呜呼！岂独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孙鞅撰。鞅，卫之庶孽，封于商，故以名书。《汉志》二十九篇，陈氏谓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学，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强，后卒以反诛。今观其术，以劝耕督战为先务。垦草之令，农战之法，至严至峻也。然不贵学问以愚民，不令豪杰务学《诗》、《书》，其流毒至嬴政，遂大焚《诗》、《书》、百家语，以愚天下黔首，鞅实启之，非特李斯过也。议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农无得籴粜，贵酒肉，重租之语以为疵病，是犹舍人杀夺之罪而问其不冠以见人，果何可哉？
《公孙龙子》三卷，《疏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凡六篇。《汉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龙，赵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说，伤明王之不兴，疾名器之乖实，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时君之有悟而正名实焉。予尝取而读之，白马非马之喻，坚白同异之言，终不可解。后屡阅之，见其如捕龙蛇，奋迅腾骞，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实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苟欲名实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赵人荀卿撰。卿名况，《汉志》避宣帝讳作孙卿。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者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惊为之注，且更《新书》为《荀子》，易其篇第，析为二十卷。卿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列于大夫，三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乡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迁书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当齐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称孟子，计亦五十余。后二十二年，子之乱燕，孟子在齐。若卿来以宣王时，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田忌荐孙膑为军师，败魏桂陵，当齐威王二十六年，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向以为孙膑，惊以败魏马陵疑矣。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总目》言卿楚人，楚礼为客卿，与迁书向序驳，益难信。其论殊精绝。然况之为人，才甚高而不见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于孔氏。由其不见道，故极言性恶，及讥讪子思、孟轲不少置。学者其亦务知道哉。李斯虽师卿，于卿之学，懵乎未之有闻。先儒遂以为病，指卿为刚愎不逊，自许太过之人，则失之矣。
《韩子》二十卷者，韩非所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与李斯同事荀卿，以书干韩王，不用，乃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五篇，计十余万言。秦王见而悦之，急攻韩，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谮于秦王，下吏使自杀。非，惨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任以法。其视仁义蔑如也。法之所及，虽刀锯日加，不以为寡恩也。其无忌惮，至谓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谓贤尧舜汤武乃天下乱术，谓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谓人君藏术胸中以倡众端，而潜御群臣。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杀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其事为详。其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考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往往皆合。独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进金掷龟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听琴姬得隐语等事，皆不之载。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轻撩虎须，荆轲恃一剑之勇而许人以死，卒致身灭国破，为天下万世笑，其事本不足议。独其书序事有法而文彩烂然，亦学文者之所不废哉。
《孔丛子》七卷。《中兴书目》称汉孔鲋撰。鲋该览六艺，秦并天下，召为鲁国文通君，拜太傅。及焚书令行，乃归藏书屋壁，自隐嵩山。陈涉起，聘为博士，迁太师。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陈，而著是书。年五十七卒。则固非汉人矣。又称一名《盘盂》。《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谓夏帝时人。此书称子鱼名鲋，陈人，或谓之子鲋，或谓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决非著《盘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孙杂记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则汉孔臧以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附于卷末。嘉祐中，宋咸为之注。虽然，此伪书也。伪之者，其宗咸欤？王士元伪作《亢桑子》，而又自为之注，抑此类欤？近世之为伪书者，非止咸也。若阮逸《关朗易传》、《李靖问对》，若张商英《素书》，若戴师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竞何益哉！今观是书《记问》篇所载，有子思与孔子问答语。子思年止六十二，鲁穆公同时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子思疑未长也，而何有问答哉？兼之气质萎弱，不类西京以前文字，其伪妄昭然可见。或者谓其能守家法，不杂怪奇，历战国秦汉流俗而无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安，淮南厉王之长子，招致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内书》二十一篇。李氏《书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总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传《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冥览》、《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丘略》、《说山》、《说林》、《人间》、《务修》、《泰族》等训，连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尝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又有《外书》三十三篇，《汉志》与《内书》同列于杂家。《中》、《外书》余皆未见。《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后有自相矛盾者，有乱言而乖事实者。既曰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两楹以俟远方。三代时无印，《周官》所掌之玺节，郑氏虽谓如今之印章，其实与犀角虎人龙符旌诸节并用，不过手执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鲁国召子贡，授以大将军印。如是之类，不能尽举也。昔吕不韦相秦，亦致辩士，使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十二记六论八览。其说虽未纯，要其首尾以类，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杂也。古人论立言者，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扬子法言》十卷，汉扬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录在卷后。景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谓始于唐仲友，非也。自秦焚书之后，孔子之学，不绝如线，雄独起而任之，故韩愈以其与孟荀并称，而司马光尤好雄学，且谓：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孟文直而显，荀文富而丽，扬文简而奥。惟简而奥，故难知。其与雄者至矣。是法言者，为拟《论语》而作。《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雄拟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拟《易》。所谓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苦之类，皆足以使人怪骇。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辞愈似而愈不似也。呜呼！雄不足责也。光以二代伟人，乃胶固雄学，复述潜虚以拟《玄》，抑又何说哉？余因为之长叹！雄之事，经考亭朱子论定者，则未遑及也。
《抱朴子》，晋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内篇》二十卷，言神仙黄白变化之事。《外篇》十卷，驳难通释。洪深溺方技家言，谓神仙决可学，学之无难，合丹砂黄金为药而服之，即令人寿，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其他杂引黄帝御女及《三皇内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诞亵不可训。昔汉魏伯阳约《周易》作《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其言修炼之术甚具，洪乃时与之戾，不识何也？洪尝自言马迹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经于郑君，郑君名隐，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从祖也。其后郑君知江南将乱，负笈持药，东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识其仙欤否也。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辞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御之哉！惜也！
《刘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刘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第卷数不同为少异尔。袁孝政谓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非也。孝政以无传记可凭，复致疑于刘歆、刘勰、刘孝标所为。黄氏遂谓孝政所托，亦非也。其书本黄老言，杂引诸家之说以足成之，绝无甚高论。末论九家之学，迹异归同，尤为鄙浅。然亦时时有可喜者。《清神章》云：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鹊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亢仓子》同。三复其言，为之出涕！
《文中子中说》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盖门人私谥，因以名其书。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此书乃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谓通生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皮，唐人也，距隋为近，其言若此。果无是人乎？书果逸之伪作乎？一云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职，善恶毕书，以为世法戒。人有秽行，见诸简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未必其门人，脱有之，何不荐诸太宗而用之？隋大业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将焉荐之？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行事，有曰门多伟人。虽未可必其为房、杜诸公，要不可谓非硕士也。第其书出于福郊、福峙之所为，牵合傅会，反不足取信于人。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岁，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通不及闻，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朗。此最为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扬。扬本黄老，荀杂申商，唯通为近正。读者未可以此而轻訾之。
《天隐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马承祯为之序，承祯字子微，尝著《坐忘论》。此书言长生久视之法，与之相表里。岂天隐子即承祯欤？洪兴祖谓承祯得天隐子之学，岂或别有考欤？
《元贞子》，两见《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尔。计必有《内篇》，而此非全书也。唐张志和撰，韦诣作内解。志和字子同，金华人，始名龟龄，年十六擢明经，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元真子》，亦以自号。其书多偏曲之论，无足采。所可采者，其隐操亦卓卓云。
《金华子》三卷，刘崇远撰。或云崇远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为人莫可考。其为书录唐大中后事，盖驳乎不足议也。昔刘向采传记百家之言，撮其正词美义可为劝戒者，以类相从，为《说苑》、《新序》二书，最为近古。识者犹病其徇物者多，自为者少，况崇远乎哉。金华子，崇远所自号，盖有慕皇初平云。
《齐丘子》六卷，一名《化书》。言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为甚悉。世传为伪唐宋齐丘子嵩作。张耒题其后，遂云：齐丘犬鼠之雄，盖不足道。其为《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见黄老之所谓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呜呼！是书之作，非齐丘也，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也，齐丘窃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说也。魂魄魅我，血气醉我，七窍囚我，五根役我。释氏说也。心冥冥兮无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气熙熙兮无所为，万虑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说也。非浅机小数比也。使齐丘知此，则何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简，《关尹子》可亚也，实微有见于黄老所谓道德者也。
《聱隅子》二卷，蜀人黄晞撰。晞，宋仁宗时人。著《歔欷琐微论》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扬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谓张良得圣人之安、萧何得圣人之变、刘向得圣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黄氏间采其语，谓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来，士习极陋而文亦随之，入宋殆将百年而犹未大振。晞独知辞赋戾乎治具，声偶甚乎倡优，确然立论，以成一家言，真豪杰士哉！真豪杰士哉！
《周子通书》四十章，本号《易通》，舂陵子周子敦颐之所著也。自孟子没，孔子之学不传，千载之下，独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于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论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辄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损其旧有篇名，失其旨矣。是书文虽高简，体实渊悫。诚可以上继孟氏，非余子可比。然莫知其师传之所自。彼妄男子谓同胡文恭公受学于鹤林寿涯师者，固为诡诞。而云传《太极图》于穆修，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者，亦恐知周子未尽也。其殆不阶师授，超然独觉于千古之上者欤？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颐叔子书。盖其门人杨时变语录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东阳厉髯翁云相传为广汉张栻作。序称得诸子高子家传，以其卷次不分，编类不别，因离为《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统而要，非求类夫《论语》之书也。予取观之，实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说附焉。辞极峻古，虽间有稍离真者，亦不远矣。览者尚慎择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师下睦州。
浦阳壤地与睦境接，居民震惊，多扶挈耄倪走傍县。予亦遣妻孥入句无山，独留未行。日坐环堵中，块然无所为，乃因旧所记忆者，作《诸子辩》数十通，九家者流，颇具有焉。孔子门人之书，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备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终之以《周》、《程》者，欲读者有所归宿也。其中疏剔排，亦窃自谓有一发之见。第以家当屡徙之余，书无片牍可以稽质，不能必其无矛盾也。夏六月壬午，仅克脱稿。越三日乙酉，而浦阳平矣。余遂竭蹶趋句无，惊悸稍定，俾仲子璲录之如右。呜呼！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呜呼！邪说之害人，惨于刀剑，虐于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锋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贱，不得信其所欲为之志，既各为之辨，复识其私于卷末。学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嘅者夫！秋七月丁酉朔记。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六〕
诸子释名
罗 焌
子者，男子之通称也。古人著述，常以某子自称，巷伯作诗自称孟子，子舆撰经自称曾子，其明征矣。子又为称所尊敬之词，故古者门弟子称其师曰子，亦曰夫子，或表其氏曰某子，或加子于氏上曰子某子。如仲弓、子游、子夏等之撰《论语》，而称仲尼但曰子，或曰夫子，或曰孔子；公羊寿之著《春秋》传，而称其师说曰鲁子，曰子沈子，曰子女子，曰子公羊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北宫子。是也。然亦有同时同辈之人而称以夫子者，若孔子之称蘧伯玉、公叔文子，子贡之称原思，庄子之称惠施。有冠姓氏于子上者，若孟子之称告子、时子。有加名字于子上者，若左氏记冉有事称有子，孟子论匡章事称章子。有称子某子者，若仲弓称桑扈曰子桑伯子，吴王孙称范蠡曰子范子。至于后进称先进，若孟子称杨朱、墨翟亦曰杨子、墨子，荀子称宋钘亦曰子宋子，吕子称列御寇亦曰子列子，虽道不同而未尝不子之也。先秦以前，作者百家，不皆亲自撰述，多由门人后学录其言行，缀缉成书。故其书中，称子，称夫子，称某子，称子某子，或称氏，或称名，或称字，参见错出，而书名则多称曰某子也。
诸者，非一之词。兹称诸子，对于群经诸史而言，非《周礼·地官》之所谓诸子，亦非《夏官》所属之诸子也。诸子之一名词，盖行于汉初大收篇籍之时，诸子书之名称，多定自刘向之叙录。今就史志考之，其名亦不一律。凡子上标氏，如《管子》、《庄子》、《漆雕子》、《王孙子》者，其通例也。有连名氏或字者，如《孙卿子》、《邹奭子》、《公孙尼子》、《公孙龙子》。有以年老名者，如《老子》、《老莱子》、《老成子》。有以所服名者，如《鹖冠子》。有以所居名者，如《鬼谷子》。有冠以国名者，如《齐孙子》、《魏公子》。有以其官名者，如《关尹子》、《青史子》。有仅署姓名或字者，如《伊尹》、《子思》、《李克》、《邓析》、《伍子胥》、《公子牟》。有署国名官名及名字者，如《周史大弢》、《宋司星子韦》。有不称子而称氏称公称君称生称先生者，如农家之《宰氏》、《赵氏》、《王氏》，阴阳家之《南公》、《杜文公》，名家之《黄公》、《毛公》，法家之《商君》，儒家之《平原君》，阴阳家之《公梼生》，名家之《成公生》，杂家之《伯象先生》。有称子称氏而又名以春秋者，如儒家之《晏子春秋》、《李氏春秋》、《虞氏春秋》，杂家之《吕氏春秋》。有以书之大义题名，或冠以氏者，如儒家之《内业》、《谰言》、《周政》、《周法》，阴阳家之《邹子终始》，兵家之《吴孙子兵法》。其他曰《神农》，曰《黄帝》，曰《颛顼》，曰《尧舜》，曰《大禹》，曰《孔甲》，曰《汤盘庚》，曰《天乙》，凡托名于古帝王者，要皆诸子一类之书也。然此但举先秦诸子而言。汉魏以降，诸子箸书，皆自秉笔，辄题别号，以示瑰琦，若晋葛洪之《抱朴子》，梁箫绎之《金楼子》，唐张志和之《玄真子》，林慎思之《伸蒙子》，宋曾慥之《至游子》，明刘基之《郁离子》，清汤鹏之《浮丘子》。名虽类乎古书，义实乖于前例，姑置勿论可也。
〔《诸子学述·总论》〕
四部正讹论辨伪（节钞）
凡赝书之作，情状至繁。约而言之，殆十数种。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而有《鹖冠》，是也。有传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祷杌》纪而《楚史》传，是也。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
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
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类。是也。二说尚难信。谭事仅羽流所述。向子期与嵇、阮诸文士友，而绝不为言。姑据前人载此。
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司马《潜虚》之类是也。《潜虚》，司马公属草未成，后人赝补行世，见朱紫阳《语录》、黄东发《日钞》。世以数学，无辩其足非者。
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
右诸伪书外，又有此十余种，世或以非伪而信之，或概以伪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详为别白，俾撰者弗湮其实，非撰者弗蒙其声，于经籍或有补云。
凡覈伪书之道：覈之《七略》以观其源，覈之群志以观其绪，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覈之文以观其体，覈之事以观其时，覈之撰者以观其托，覈之传者以观其人。覈兹八者，而古今赝籍亡隐情矣。
凡四部之伪者，子为盛，经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经之伪，《易》为盛，纬候次之。凡史之伪，杂传记为盛，琐说次之。凡子之伪，道为盛，兵及诸家次之。凡集全伪事寡，而单篇列什，借名窜匿甚众，于别编详之。
大率秦汉以还，书若三《易》、《连山》、《归藏》、《子夏》。《三坟》、《六韬》、《七纬》、《关尹》、《子华》、《素书》、《洞极》、《李靖问答》、《麻衣心法》、《武侯诸策》、《王氏诸经》，全伪者也；《列御寇》、《司马法》、《通玄经》，真错以伪者也；《黄石公》、《鹖冠子》、《燕丹子》，伪错以真者也；《管仲》、《晏婴》、《文中》，真伪错者也；《元包》、《孔丛》、《潜虚》，真伪疑者也；《鬻熊》残也，《亢仓》补也，《繁露》讹也，皆不得言伪也；《素问》、《握奇》、《阴符》、《山海》，其名讹也，其书非伪也；《穆天子传》、《周书》、《纪年》，其出也晚，其书非伪也，即以伪乎，非战国后也。余亡足辩矣。
〔《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讹》〕
考信录释例
崔 述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后，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于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托言，杂然并传于后。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于检覈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于世。于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于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梯米，而亦罕行于世。直至于宋，名儒迭起，后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误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后，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贤圣之事岂不粲然大明于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遂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于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于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于十分，月食有至十余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竞夜初未尝再食也。惟食既之后，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于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诂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之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于传注，又况于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于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于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珪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于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书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于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于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有人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占人之受诬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后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后，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已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托孤于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后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后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心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后，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且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公伯之卒也，见于《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搯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不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后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后又衍之，遂谓鲁国监门之女婴，忧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竞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竞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后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后世失其说，遂误以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于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于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和”相协。后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为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于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后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于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后，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后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于《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于《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褅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于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褅为祭天，而谓《小记》褅其祖之所自出为褅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后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后检阅《正义》，始知出于《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于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后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幾《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穀梁》、《礼记》之文，非占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其哭于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栾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說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幾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幾于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于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剌，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余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余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剌，必更加于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于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至于《孔氏野史》、《后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于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于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于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后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于《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卢复生于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于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赝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鹖冠》矣。公然自诧于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于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后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于宋末五代之时，后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后唐杜子美咏昭君诗，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后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于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以下五章论汉人之解诂有误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于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显后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于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姊嫁者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是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于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后文云：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然则是郤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后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氾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蒐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后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縢》，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后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于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记，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于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于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于户，此岂近于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于考耳。初不料后之人引而伸之，遂至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于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致于终晦也。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于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非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且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有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云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却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虍，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于《北梦琐言》。以《琐言》较《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前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较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于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于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于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后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述乎？抑亦其书有后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云》，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为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于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于传记也。辨异端于唐宋以后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托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如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后伪书
自明以来，儒者多辟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于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于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后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后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后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后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归，实大有功于圣人之经。禹采《齐论》之章句，杂入于《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箸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至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于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于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昔人有言曰：买药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于一，多所发明，有益后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乃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后，但因古人之旧，无负于古人，可矣。不必求胜于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于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于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夫！是岂非买药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乎！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是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于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于《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于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于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后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后，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后，遂并列于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后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竞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传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于《论》、《孟》，号为四书。其后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于《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于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亶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亶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亶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亶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以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鸮》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于东征之后。及后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于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太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宁庄子犹见于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余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亦杂也。管仲之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褅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穀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褅为当于文王，不当于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于《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后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后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后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于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
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适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扁于门，乃约于次日，同至其门，读扁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于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扁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扁，有无不能知也，况于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后，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后，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余城之后，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于人，是以蔽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于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于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矻矻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论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于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余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于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兰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于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于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于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
〔《考信录提要》卷上〕
论鉴别伪书之公例
（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乱也。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翻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所失不远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请开献书之路表
牛 弘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苍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征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钜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
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末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监，少垂照察。
〔《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
论历代书籍存亡（五则）
胡应麟
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等而论之，则古今书籍，盛聚之时，大厄之会，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祖龙也，新莽也，萧绎也，隋炀也，安、史也，黄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会也。东京之季，纂辑无间。魏晋之间，采摭未备。卓、曜诸凶，摧颓余烬。于聚于厄，俱未足云。
古今坟籍之厄，秦固诛首，莽即次之。盖秦所焚率三代上书，西汉稍稍鸠集，莽又继之，故靡尺简也。唐之厄，厄于叛贼。宋之厄，厄于裔夷。彼非有意于焚，兵烬所经，玉石俱毁，况书宜火物也。独湘东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炀虽雅尚，卒以不道祸延，薄乎云尔。
大抵历朝坟籍，自唐以前，概见《隋志》。宋兴而后，《通考》为详。第其卷帙之数，往往异同。缘诸家辑录，或但纪当时，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复，或节略猥凡。故刘、班接迹，繁简顿殊。三谢并兴，多寡悬绝。即博洽之流，勤于论覈，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详。今绎群言，旁参各代，推寻事势，考定异同，录其灼然者于左：
西汉三万三千九十卷。刘歆《七略》总目。《旧唐书》九十作九百非是。据班《志》所省十家三百余篇，而所增又数十篇，仅得后数，与此不合，然他无可考。
东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艺文志》总目。本刘氏《七略》，入刘向、扬雄等儒术三家，省伊尹、墨子、兵类十家，东汉无增者。
晋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四部总目》书不存，见《隋志》序。《旧唐书》作二万七千九百五十四卷。
东晋三千一十四卷。李充校定止此。惠、怀之乱故也。
东晋孝武增益三万余卷。徐广校定，见《崇文总目》序。
宋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谢灵运所校，《隋志》以为六万。案六代间书尚难得。晋渡江才得三千，孝武时三万，恐亦重复。宋初何遽能尔，当以《旧唐书》为正。阮氏《七录》数同。
齐万五千七十四卷。王俭校脩《隋志》，作一万五千七百四卷。
齐永明增益一万八千一十卷。谢朏、王亮脩诸家皆同。
梁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任昉部集。凡释氏书不与。
梁普通增集三万余卷。阮孝绪《七录》总目。盖梁世荐绅家藏，并在其中。秘书则或因任昉之旧。然释道二典，并存其间，则所增亦才数千，而梁世之书尽此矣。
隋初一万五千余卷。见牛弘进书表。此时合正副本仅三万余。湘东煨烬所存，并平陈所得也。
隋大业中三万七千余卷。柳等校定。总三十七万卷。正本进御仅此。然《隋志》总目八万九千余卷，盖柳氏校定之后，或有所增，或唐诸人据前代旧目，芟除猥杂，会为此编也。诸史艺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备一家言，追刘、王、阮氏诸书，序意可见大都。
唐开元中八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新唐书》序。总《旧唐书》止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盖释道二家不与，及唐人自著不全入也。
唐开成中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旧唐志》序所载。是时搜录，未必如前之盛，盖释道本朝具录矣。
宋庆历中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王尧臣《崇文总目》。后屡增益，至四万余卷。
宋淳熙中四万四千八十六卷。陈骙等《四库书目》。后屡增益，至五万九十余卷。
考诸史艺文志，往往与当时书目相左。《隋》三万七千，而《志》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万二千，而《旧唐》后序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万，《中兴目》五万，而《史》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盖史或会萃一代，志但纪录一时，故不无异同，而《宋史》则深可疑也。
古今书籍，人知其厄于火，而不知其厄于水者二焉。隋嘉则殿书，寇乱亡轶，武德初尚八万卷。王世充平，命司农少卿宋遵贵，以舟载之，行经砥柱，漂没风浪，十仅二三。见《隋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后序，俱云存者无几。《新唐志》以尽亡其书，盖信笔不考之过也。次则汉兰台、石室诸书，董卓迁都，载舟西上，因罹寇盗，沉溺河中，仅数船存。此一事，他书不载，独《旧唐·经籍志》后序记此。考光武迁都，书籍二千余两，诸家以为三倍于前，固非实录，而时无纂辑，尺简不传，惜哉！
凡前代书籍之厄，史皆备书，独隋世篇籍最盛，而诸志不言所终。考隋世诸书，咸在东都。炀幸广陵，东都守御独完。自王世充降唐，唐尽收其图史，仅八万卷，中间未尝被火，向之藏书之盛，竞何在邪？惟杜宝《大业江都记》云，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盖隋炀酷嗜经典，既欲徙都广陵，必尽载诸书自从。洛阳八万，意当时副本耳。宋书籍绍定间复灾，所存者尚众。德航海，蒙古之难，又荡然矣。观此则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
〔《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
钞永乐大典记
明成祖敕胡广、解缙、王洪等纂修《永乐大典》，以姚广孝监其事。始于元年之秋，成于六年之冬。计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冠以御制文序，定为万二千册。广孝奉诏再为之序。其时公车征召之士，自纂修以至缮写几千人，缁流羽士亦多预者。书成，选能诗古文词及说书者二百人充试吏部，拔其尤者三十人授官，其余亦有注籍选人者。方是书初上，诏名《文献大成》，后改焉。孝宗最好读书，召对廷臣之暇，即置是书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书，幸未被焚。遂诏阁臣徐阶照式模钞一部，当时书手一百八十，每人日钞三纸，一纸三十行，一行二十八字。至隆庆改元始毕。崇祯时刘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书不知今贮何所。是其书在有明二百余年以来，赖世庙得如卿云之一见，而总未尝入著述家之目。暨我世祖章皇帝万机之余，尝以是书充览，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及圣祖仁皇帝实录成，词臣屏当皇史宬书架，则副本在焉，因移贮翰林院，然终无过而问之者。前侍郎临川李公在书局，始借观之，于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声韵分部，以一字为纲，即取十三经、廿一史、诸子百家，无不类而列之，所谓因韵以统字，因字以系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夫偶举一事，即欲贯穿前古后今书籍，斯原属事势所必不能。而《大典》辑孴并包，不遗余力，虽其间不无汗漫陵杂之失，然神魄亦大矣。盖尝闻诸儒商榷凡例，初多参辰，王偁笑曰：欲构层楼华屋，乃计功于箍桶都料耶？则凡例盖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自万历重修书目已仅有十之一，继之以流寇之火，益不可问。闻康熙间昆山徐尚书健菴以修《一统志》言于朝，请权发阁中书资考校，寥寥无几，则是书之存乃斯文未丧一硕果也。因与公定为课取所流传于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该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会逢今上纂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阙失几二千册，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储藏于秘府，更番迭易，往复维艰，而吾辈力不能多畜写官，自从事于是书，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业，于此非易事也。然以是书之沈屈，忽得人读之，不必问其卒业与否，要足为之吐气。嗟乎！温公《通鉴》之成，能读之至竟者祇王益柔一人，其余未及一卷，即欠伸思睡。况《大典》百倍于此，其庋阁也固宜。今吾辈锐欲竟之，而力不我副，是则不能不心以为忧者也。
〔《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永乐大典考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共为万二千册。明成祖永乐元年癸未九月诏学士解缙以韵字类，聚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一书。越年，奏进，赐名《文献大成》。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上览书嫌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与缙同监修，而以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监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博、儒士陈济为总裁，以翰林侍读邹辑，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棨，编修朱纮，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颍，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使佥事晏璧为副总裁，中外宿师老儒充纂修，国学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光禄寺，给朝暮膳，司事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六年戊子冬书成改名，冠以御制文序，姚广孝等进书表，并命复写一部锓诸梓，以永乐七年十月讫工，后以工费浩繁而罢。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孝宗雅好读书，常置案头。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禁中火，世宗亟命救出，申谕再四，幸未被焚，因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书手一百八名，每人日三叶，至隆庆改元始毕。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南京祭酒陆可教请分颁巡方御史校刊，议允未行。我世祖章皇帝万几之暇，尝以是书充览，正本因留乾清宫，副本在皇史宬者，因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屏当书架，移贮翰林院，临川李穆堂侍郎在书局，首先借观。鄞县全谢山先生时寓侍郎邸，因与侍郎定为日课，日尽二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一日所签或至浃旬未毕，其难如此。会纂修三礼，谢山语总裁方望溪侍郎钞三礼之不传者，而副本缺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儗奏请发宫中正书补足之，亦未果。祁门马嶰穀、仁和赵穀林均为谢山致钞资，而谢山改知县，未久于其事，钞出者宋田氏《学易蹊径》二十卷、高氏《春秋义宗》百五十卷、曹粹中《诗说》、王安石《周官新义》、《刘公是文钞》、《唐说斋文钞》、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二袁先生文钞》、元窦苹《酒耘先生令谱》。杭堇浦《续礼记集说》所采宋元人说，半出于《大典》。乾隆壬寅诏修《四库全书》，大兴朱笥河学士请将《大典》中古书善本、世所罕见者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以复旧观，得旨允行，编入《四库》者三百六十五种，附存目者又一百有六种。第诸书辑散为整，考订不易，有业经辑出而未及进呈者，如宋元两《镇江志》、嘉泰《吴兴志》、嘉定《维扬志》、《奉天录》、《九国志》之类，亦复不少。嘉庆丁巳，乾清宫灾，正书遂毁。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先生曾钞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河南志》三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仁和胡书农学士钞出施谔《临安志》十六卷、《大元海运记》一卷，孙文靖公钞出仇远山村词及道光戊子《重修一统志》。嘉兴钱心壶给谏曾奏请重辑《大典》未尽之书，谕竢《统志》修毕，再行核办，新安相国颇以为多事。迨《志》成而西陲兵起，给谏亦降官，无人敢理此事矣。原书万余册，恭庋敬一亭，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咸丰庚申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余丙子入翰林，询之，清秘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请观之，则群睨而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不急之务为，且官书焉能借？迨丙戌志伯愚侍读始导之入敬一亭观书，并允借阅。每册高一尺六寸，广九寸五分，以至粗黄绢连脑包过，硬面宣纸朱丝阑，每叶八行，每行大十五、小三十字，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乾隆间馆臣原签尚有存者。前后阅过九百余册，而余丁内艰矣。零落不完毫无钜帙。钞出《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泸州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诸书。癸巳起复询之，则剩六百余册。庚子钜劫，翰林院一段皆划入使馆，旧所储藏均不可问。《大典》只存三百余册。正书早归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后之人徒知其名而已，可胜叹哉！
〔《艺风堂文续集》卷四〕
影印永乐大典序
距今五百五十六年前，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学士解缙等纂修一部类书。他在饬谕中，希望类书的规模宏大，要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是一个雄伟的企图。
解缙等接受了这个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书进上，曾赐名为《文献大成》。这样短期的急就章，毫无疑问，是不够宏阔的。明成祖认为该书简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即加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录写、圈点工作凡三千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蒐集颇为宏富。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全书告成，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和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定名为《永乐大典》。
原书在修纂之初，曾订凡例二十一条。全书体例系以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正如凡例原定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朱棣在他的御制序文中曾说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云云，确非夸大之辞。
明成祖要饬修《永乐大典》，其用意在笼络当时士大夫，用以巩固明室统治。然而《大典》之成，不仅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原书编辑体例，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曾受后人不少的訾议。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籍以保存流传，直到二百六十五年后，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原书的巨大贡献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照录原著，不加改易，这比诸清代《四库全书》在纂修时任意将古籍窜改删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别了。
《永乐大典》编成后，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这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的遭遇，尤是令人感慨而愤恨。
原书编成后，原藏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北京皇宫落成，文渊阁藏书大部分北迁，《永乐大典》亦被迁移，贮藏于文楼。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和午门被火，《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其后五年（公元1562年），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阁臣徐阶、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写副本一部，经历五年，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告完成。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馆。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副本传至清代，不被重视，雍正年间曾由皇史馆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已缺二千余卷。嗣后清政腐败，官吏盗窃，又颇散失。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破坏与掠夺，《永乐大典》亦遭受浩劫，一部分被焚毁，未毁者几全被劫走，运往英、美、法、日等国，作为古董贩卖，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院当作点缀品陈列。清代末年，清廷曾将残存本六十四册移存京师图书馆。清亡后二十余年中虽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有六十四册“移存”于美国，至今尚未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永乐大典》原本已被收集到二百一十五册，此中苏联赠还者六十四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者三册，国内收藏家捐献者二十三册，俱藏北京图书馆。
中华书局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和复制本，及最近向国内外公私各方借印者十六卷，合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如此卷数虽仅及原书全部百分之三强，但据不完全统计，原书现存于世者约近八百卷，即此次所影印者已达存世原书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业已散佚的珍贵材料，可供学术界作科学研究的参考。
《永乐大典》残存本的影印出版，显示了我国对古典文献的重视。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才能办到。我们可以设想，在明成祖编成此书时，毅然付诸刊印，不因工费浩繁而罢，则虽遭庚子之变，损失当不至如此浩大。然而这样的大业，要期待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是求之过高的。清代《四库全书》不也只是抄写了七部而已吗？帝王们的真实用意，并不在发扬文化，而是在粉饰太平。我们今天对封建帝王们不必作过高的要求，也不必作过多的责备，但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则不能不表示切齿痛恨。我国的文化遗产被帝国主义者摧毁盗窃的不仅限于《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为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提供永不磨灭的铁证。
同时，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相对照，我们借本书的出版，更可以体认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对我国的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认真发扬自己先人的文化遗产，并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归趋，我们坚信，在不太长远的将来，剩余无几的《永乐大典》现存本，一定可以补印齐全，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这是学术界的殷切期待，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维护人类文化的朋友们共同努力。1959年8月31日。
〔影印本《永乐大典》卷首〕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陈 垣
《册府元龟》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亦为清《四库全书》中最大部书之一，库本凡二万七千二百余页，其数比《太平御览》多一倍。二者同是类书，然前人每重《御览》而轻《册府》，故《御览》自明以来有数刻，《册府》只有一刻。《御览》采摭范围较广，每条皆著出处，便于引据，为校雠辑佚家所喜用。《册府》所采大抵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采说部，故《枫窗小牍》谓其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林所重。明末诸儒如顾炎武等对《册府》尚不断引用，其后致力者遂稀。
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虽然如此，《册府》已渐为人所注意。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甚著，亦以《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
《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辅史。《旧唐》、《旧五代史》无论，《魏书》自宋南渡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于《魏书》此页认为无从考补，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不知《册府》五百六十七卷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
《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昔傅沅叔增湘以宋本《册府》残卷校明本，至五百十七卷十四页一行，发见有错简，宋明本皆误，驰书询余。余审上下文义，上半系晋天福五年窦贞固奏国忌事，“勋旧”下缺文五十八字，可以本书三十一卷十六页奉先门互见之文补足之。下半加冠一段，有王奂等十四人议，系《南齐书·礼志》之文；伏曼容一段，亦采自《南齐书·舆服志》。由加冠至十七行军容，系本书五百七十七卷九页十四行奏议门司徒下脱文，正可补其阙。至军容下之“是月”究系何月，据《五代会要》十七卷知班条载贾此状，系周广顺三年三月，知其前一条亦必是周广顺三年三月事，故承上文言是月也。以此覆沅叔，沅叔大喜，以为问一得三。知宋本亦未为尽善，要在读者能以校勘学之他校法校之。陆心源亦曾校此二卷，未能校出，盖对校易，他校难也。
此书自明以来，只有一刻，康乾而后，虽续有补版，实同出一源，非有二刻。据卷首藏本姓氏，明人所见，俱系钞本。至清代，皕宋楼曾藏有北宋刻本残帙四百七十一卷，京师图书馆有宋本七十五卷，铁琴铜剑楼有五卷，袁克文有十卷。傅沅叔曾借校袁氏等各卷。宋本实比明本为强，如二百九十卷明本卷首前三页半，系二百九十七卷谴让门卷首之文，重出于此；所缺去者系立功门小序及周公旦等九条，凡一千二百余字，非宋本何由补足之？又如明本五百八十九卷十一页三行“疏降”下，脱宋本二页，凡一千三百五十余字。又如明本六百十九卷二十页三行后，脱武懿宗等七条，凡六百余字，均非宋本无由补足。故今影印本已将宋本诸条补遗于后矣。
然亦有宋本误而明本不误者，如傅校本三百七十四卷十八页二行“击虏”下，宋本有张奉国、刘澭等二条，凡三百三十余字，已见本卷四至五页，显系错简衍文，明本删之，是也。又五百九十卷十七页四行“章”字下，宋本有黄钟一宫等三百三十余字，系五百六十八卷十八页之文，错简于此，脱固不可，衍亦何用，明本亦已删去。此皆明本胜宋本处。可见明人对此书集体校雠，曾用相当功力，不得以明人空疏，遂一笔抹煞也。
陆心源《北宋本册府元龟跋》所举明本脱文甚多，有真脱者，固可由宋本补足；有非脱而为明本有意删去者，固不必由宋本补之也。如谓五百五十九卷十二页李翱条前脱路隋一条凡五百七十余字，今按路隋条已见五百五十七卷一页。又谓六百十七卷十六页张仁愿条前脱刘三复一条凡四百余字，十八页顾荣条前脱王观一条凡四十余字，崔振条前脱王彪之一条凡八十余字，今按刘三复条已见六百十六卷二十一页，王观、王彪之条已见六百十七卷五页。谓六百十八卷十二页狄仁杰条后脱徐有功一条凡八十余字，十三页李栖筠条前脱李岘一条凡二百余字，十七页苏颋条前脱李日知一条凡九十余字，今按徐有功条已见六百十七卷二十页，李岘条已见六百十六卷十二页，李日知条已见六百十七卷十九页。谓六百十九卷十四页李殷梦条前脱崔器一条凡二百二十余字，今按崔器条与李岘条同词，已见六百十六卷十二页。谓六百五十卷十页高彪条后脱羊陟、王堂二条凡四十五字，孔昱条后脱苏章一条凡二十字，今按羊陟条已见本卷八页，王堂、苏章条已见本卷四页。谓六百九十七卷五页李章条前脱董宣一条凡二百四十余字，阳球条前脱黄昌一条凡四十余字，今按董宣条已见六百九十六卷十一页，黄昌条已见六百九十六卷十三页。谓八百六十四卷十八页封隆之条前脱杨愔一条凡三十字，今按杨愔即在本卷本页封隆之后。
凡此诸条，非陆《跋》所举有错误，即宋本重出或互见之文，可以用校勘学之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校，即知其重出或互见而删之，故与其说是明本脱文，毋宁说是明本删宋本重出之文为得其实也。因此，益信明人校刻此书之劳不可没。今宋刻既无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1959年6月。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卷首〕
论清代学者之辑佚书
梁启超
书籍递嬗散亡，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乎有辑佚之业。最初从事于此者为宋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玉海》中，传于今。明中叶后，文士喜摭拾僻书奇字以炫博，至有造伪书以欺人者。时则有孙瑴辑《古微书》，专搜罗纬书佚文，然而范围既隘，体例亦复未善。入清而此学遂成专门之业。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定宇不喜王、韩《易》注而从事汉《易》，于是有《易汉学》八卷之作。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刺取孟、京、干、郑、荀、虞诸家旧注分家疏解，后又扩充为《九经古义》十六卷，将诸经汉人佚注益加网罗。惠氏弟子余仲林萧客用其师法，辑《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所收益富，此实辑佚之嚆矢，然未尝别标所辑原书名，体例仍近自著。
《永乐大典》者，古今最拙劣之类书也。其书以洪武韵目按字分编，每一字下往往将古书中凡用该字作书名之头一字者全部录入，而各书之一部分亦常分隶人名地名等各字之下，其体例固极芜杂可笑，然稀见之古书赖以保存者颇不少。其书本贮内府，康熙间因编官书，移置翰林院供参考，此后蛛网尘封无人过问者数十年。雍乾之交，李穆堂、全谢山同在翰林，发见此中秘籍甚多，相约钞辑，两君皆贫士，所钞无几，而此书废物利用的价值，渐为学界所认识。乾隆三十八年，朱笥河筠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大典》佚书为言。故《四库全书》之编纂，其动机实自辑佚始也。馆既开，即首循此计划以进行，先后从《大典》辑出之书，著录及存目合计凡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部属如下：
经部六十六种。
史部四十一种。
子部一百零三种。
集部一百七十五种。
观右表所列，则当时纂辑《大典》之成绩实可惊。以卷帙论，最浩博者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五百二十卷、薛居正《五代史》之百五十卷、郝经《续后汉书》之九十卷、王珪《华阳集》之七十卷、宋祁《景文集》之六十五卷……其余二三十卷以上之书尚不下数十种，其中于学术界有重要关系者颇不少，例如东汉班固、刘珍等之《东观汉记》，元代已佚，其书为范蔚宗所不采而足以补《后汉书》阙失者颇不少，今辑得二十四卷，可以存最古的官修史书之面目。又如《五代史》，自欧书出后，薛书寝微，遂至全佚。然欧史摹仿《春秋》笔法，文务简奥，重要事实多从刊落。今重裒薛史，然后此一期之史迹稍得完备。又如汉至元古数学书《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晋刘徽《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北周甄鸾《五经算术》、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元李治《益古演段》等皆久佚，四库馆从《大典》辑出，用聚珍板刊布，唤起学者研究算术之兴味实非浅鲜。亦有其书虽存而篇章残缺，据《大典》葺而补之，例如《春秋繁露》。或其书虽全，而讹脱不可读，据《大典》雠而正之，例如《水经注》。凡此之类，皆纂辑《大典》所生之良结果也。
纂辑《大典》所费工力，有极简易者，有极繁难者。极简易者，例如《续通鉴长编》五百余卷，全在“宋”字条下，不过一钞胥迻录之劳，只能谓之钞书，不能谓之辑书。极繁难者，例如《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蒐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此种工作，遂为后此辑佚家模范。
《永乐大典》所收者，明初现存书而已。然古书多佚自宋元，非《大典》中所能搜得，且《大典》往往全书连载，迻钞较易。舍此以外，求如此便于撮纂者更无第二部。清儒好古成狂，不肯以此自甘，于是更为向上一步之辑佚。
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其所凭藉之重要资料则有如下诸类：
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玉海》等。
二、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例如《史记》、《汉书》、《春秋繁露》、《论衡》等所引古子家说，郑康成诸经注、韦昭《国语》注所引纬书及古系谱等。
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例如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从孔、贾诸疏辑《尚书马郑注》、《左氏贾服注》等。
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以下《史记》注、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李善《文选》注等。
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古选本如《文选》、《文苑英华》等。
其在经部，则现行《十三经注疏》中，其注为魏晋以后人作者，清儒厌恶之，务辑汉注以补其阙。
《易》注，排斥王弼，宗郑元、虞翻等。自惠氏辑著《易汉学》之后，有孙渊如辑《孙氏周易集解》十卷，有卢雅雨见曾辑《郑氏易注》十卷，有丁升衢杰辑《周易郑注》十二卷，有张皋文辑《周易虞氏义》九卷、《郑氏义》二卷、《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有孙步升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三卷。尚有马竹吾国翰所辑家数太多，不具录。
《尚书》注，排斥伪《孔传》，推崇马融、郑玄，渐及于西汉今文。江艮庭之《集注音疏》、王西庄之《后案》、孙渊如之《今古注疏》，其大部分功臣皆在辑马、郑注也。而渊如于全疏外复辑有《尚书马郑注》十卷。马竹吾亦辑《尚书马氏传》四卷。今文学方面则有陈朴园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二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二卷，马竹吾则辑《尚书》欧阳、大夏侯、小夏侯章句各一卷，而《尚书大传》辑者亦数家。
《诗》注，毛传、郑笺皆完，待辑者少。惟今文之鲁、齐、韩三家师说久佚，则有马竹吾辑《鲁诗故》三卷、《齐诗传》二卷，有邵二云辑《韩诗内传》一卷、宋绵初辑《韩诗内传征》四卷，有严铁桥可均辑《韩诗》二十卷，有马竹吾辑《韩诗故》、《韩诗薛君章句》各二卷，《韩诗内传》、《韩诗说》各一卷，有冯云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有陈左海辑《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辑《四家诗异文考》五卷，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
三礼皆郑注，精博无遗憾，故可补者希。然《周礼》之郑兴、郑众、杜子春、贾逵、马融、王肃诸注，《仪礼》之马融、王肃诸注，《礼记》之马融、卢植、王肃诸注，马竹吾亦各辑为一卷。又有丁俭卿晏之《佚礼抉微》，则辑西汉末所出《仪礼》逸篇之文。
《春秋》三传注，《公羊》宗何氏，别无问题。《穀梁》范宁注，颇为清儒所不满，故邵二云辑《穀梁古注》未刊。《左传》则排斥杜预，上宗贾逵、服虔，故马宗琏有贾服注辑未见，李贻德有《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臧寿恭有《春秋左氏古义》六卷。
《论语》、《孝经》、《尔雅》，今注疏本所用皆魏晋人注，故宋于庭翔凤辑《论语郑注》十卷，刘申受逢禄辑《论语述何》二卷，郑子尹珍辑《论语三十七家注》四卷，臧在东庸、严铁桥各辑《孝经郑氏注》一卷，在东又辑《尔雅汉注》三卷，黄右原奭辑《尔雅古义》十二卷。
纬书自明人《古微书》所辑已不少，清儒更增辑之。最备者为赵在翰所辑《七纬》三十八卷。
清儒最尊郑康成，竞辑其遗著，黄右原辑《高密遗书》十四种，孔丛伯广森辑《通德遗书》十七种，袁钧辑有《郑氏佚书》二十一种，而陈仲鱼鳣又别辑《六艺论》，钱东垣、王复等又先后别辑郑《志》，其《尚书大传注》、《驳五经异义》，有多数辑本，已详前。
以上经部。
史部书辑之目的物，一为古史，一为两晋六朝人所著史。
古史中以《世本》及《竹书纪年》为主要品。
《世本》为司马迁所校以作《史记》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五卷，其书盖佚于宋元之交。清儒先后辑者有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雷学淇、秦嘉谟、茆泮林、张澍七家。秦本最丰，凡十卷，余家皆二卷或一卷，然秦将《史记》世家及《左传》杜注、《国语》韦注凡涉及世系之文皆归于《世本》。原书既无明文，似太涉泛滥，茆、张两家似最翔实。
汲冢《竹书纪年》亦出司马迁前而为迁未见，在史部中实为鸿宝。明以来刻本既出伪撰，故清儒亟欲求其真，先后辑出者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诸家，王辑最后最善。
史家著作，以两晋六朝为最盛，而其书百不存一，学者憾焉。清儒乃发愤从事蒐辑，其用力最勤者为章逢之宗源，著有《隋书经籍志考证》，今所存者仅史部，为书十三卷，书名虽似踵袭王应麟之《汉书艺文志考证》，而内容不同，彼将《隋志》著录各书每书详考作者履历及著述始末，与夫后人对于此书之批评，除现存书外，其余有佚文散见群籍者皆备辑之，虽皆属片鳞残甲，亦可谓宏博也已。
其后则有姚氏之骃辑八家《后汉书》，汪氏文台辑七家《后汉书》，汤氏球辑两家《汉晋春秋》、两家《晋阳秋》、五家《晋纪》、十家《晋书》、十八家《霸史》，而张介侯澍以甘肃之特注意甘凉掌故，专辑乡邦遗籍，皆两晋六朝史籍碎金也。
地理类书则有毕秋帆辑王隐《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有张介侯辑阚骃《十三州志》。政书类则有孙渊如辑《汉官》六卷。谱录则有钱东垣辑王尧臣《崇文总目》等。
以上史部。
子部书有唐马总《意林》所钞汉以前古子其书为今已佚者，加以各种类书各种经注等所征引，时可资采摭，然所辑不多，稍可观者如严可均辑《申子》，章宗源、任兆麟辑《尸子》，章宗源辑《燕丹子》，严可均辑补《商子》、《慎子》，张澍辑补《司马法》，茆泮林辑《计然万物录》，孙冯翼、茆泮林辑《淮南万毕术》等。马氏国翰《玉函山房丛书》所辑《汉志》先秦佚子，则儒家十五种，农家三种，道家书七种，法家一种《申子》，名家一种《惠子》，墨家五种，纵横家二种。黄氏奭《子史钩沉》中之周秦部分亦有五种。黄氏以周辑逸子之周秦部分亦有六种。
现存各子书辑其佚文者，则有孙仲容之于《墨子》、王石臞之于《荀子》、王先慎之于《韩非子》等。
现存古子辑其佚注者则有孙冯翼辑司马彪《庄子注》、许慎《淮南子注》等。
以吾所见，辑子部书尚有一妙法，盖先秦百家言，多散见同时人所著书，例如从《孟子》、《墨子》书中辑告子学说，从《孟子》、《荀子》、《庄子》辑宋钘学说，从《庄子》书中辑惠施、公孙龙学说，从《孟子》、《荀子》、《战国策》书中辑陈仲学说，从《孟子》书中辑许行、白圭学说……诸如此类，可辑出者不少，惜清儒尚未有人从事如此也。
以上子部。
集部之名，起于六朝，故考古者无所用其技。然搜集遗文，其工作之繁重亦正相等，晚明张溥之《汉魏百三家集》，事实上什九皆由裒辑而成，亦可谓之辑佚。但其书不注明出处，又各家皆题为某人集，而其人或本无集，其集名或并不见前代著录，任意锡名，非著述之体也。清康熙间官修《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其性质实为辑佚。集部辑佚实昉于此。
张月宵金吾辑《金文最》百二十卷，凡费十二年始成。李雨村调元辑《全五代诗》一百卷，某氏辑《全辽诗》若干卷，缪小山辑《辽文存》六卷，其工作颇艰辛。其最有价值者有严铁桥之《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两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凡经、史、子、传记、专集、注释书、类书、旧选本、释道藏、金石文，六朝以前之文凡三千四百九十七家，自完篇以至零章断句搜辑略备，每家各为小传，冠于其文之前，可谓艺林渊海也已。刘孟瞻文淇《扬州文征》、邓湘皋显鹤《沅湘耆旧集》等。性质亦为辑佚，盖对于一地方人之著作搜采求备也。此类书甚多，当于方志章别论之。
以上集部。
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今举其辑出种数。
黄氏《汉学堂丛书》：
经解八十六种。
通纬五十六种。
子史钩沉七十四种。
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
经部四百四十四种（内纬书四十种）。
史部八种。
子部一百七十八种。
右两家所辑虽富，但其细已甚，往往有两三条数十字为一种者，且其中有一部分为前人所辑，转录而己，不甚足贵。马氏书每种之首冠以一简短之提要，说明本书来历及存佚沿革，颇可观。
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有四。（一）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辑优于卢、孔辑。（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辑《世本》劣于茆、张辑。（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何如，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
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之《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未可本末倒置，大惑不解，善夫章实斋之言曰：今之俗儒遂于时趋，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论类书
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如宋之《太平御览》，实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而成。其引用书名，特因前代诸类书之旧，非宋初尚有其书，陈振孙言之详矣。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为“人”，《御览》亦竞仍而不改。书名如此，引文可知。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三余札记》卷一〕
请开馆校书折子
朱 筠
奏为谨陈管见，仰祈睿鉴事。窃惟载籍重于左史，目录著于历代，典至钜也，制至详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访求遗书，不惮再三，凡在鼓箧怀椠之伦，莫不蒸蒸然思奋，勉献一得，矧臣蒙恩职厕文学，敢竭闻见知识一二，为我皇上陈之：
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无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备我朝储书之全，则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臣伏思西清东阁，所藏无所不备，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一、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
一、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
臣梼昧之见，是否可采，伏冀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笥河文集》卷一〕
上石经馆总裁书
洪亮吉
亮吉顿首肃启阁师石经总裁执事。昨奉谕旨，办理石经，并谕以蒋衡所写进十三经为底本。鸿都门侧，建立百碑。务本坊南，书从一体。云台辨难之旨，定自禁中。开元御制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载一时。又欣值执事，以上衮之尊严，领群经之问答，总司秘籍，董率群贤，此则鸾台凤阁，别标监领之名；虎观麟洲，雅重诸儒之选。本日复派亮吉等四人，预司其事，老聃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阁中，自问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圣朝举事，度越百王，况石刻流传，将贻万古，是必博稽群籍，参以昔贤，订蜀宋之丛残，校汉唐之昔误，其体则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则准大经中经小经，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圣人而不惑。张伯松之言曰：悬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执事及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与天禄、石渠之选，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书，尤惭无任。窃见两年之限，校雠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间，义例仍难画一。此则屡承垂询之余，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计于石经一事，不为无缘。早从江左之使车，壮入咸秦之节署，于学士则赞成其事，于侍郎则助校其讹。赁先儒之庑，摩京兆之丛碑。从好古之家，识熹平之残字。南仲篆书，搜于覈学。光尧御笔，拓自钱塘。每有遗文，悉归浏览。又况书编隶释，仿自先臣。阁建蓬莱，不无家学。今复忝预掌书之任，厕身秘阁之中，虽识大识小，事有不同，而尽美尽善，期于无负。辄不自量，谨撰上二十四条，各约举一二事。尚祈执事于机务之暇，察其愚昧之诚，不弃刍荛，赐之采择。虽义难遍及，而余庶类推。倘可施行，乞颁本馆。
一、经注参错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礼也”四字，既误以经而作注。《仪礼》下言“为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误以注而作经。《左传》“上天降灾”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误作经之类。
一、前后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释宋公”三字，当在“外释不志”之上。《尚书》“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误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脱文宜补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仍脱“来”。《论语》“赐也贤乎”，下应增“我”。
一、又有因数字之脱而上下不贯者，宜补也。《左传》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脱，而“乱次以济”之义不明，可以证《释文》者，郦元之注也。《论语·子贡章》“乐道”二字脱一，而“富而好礼”之文不配，可以证《孔传》者，皇侃《义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传》“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礼·杂记》“君之母与妻”上复衍“君之”二字。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义续者，宜削也。《易传》衍“变则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尚可并行。《礼记》衍“舞斯愠”三字，而贡父之编，遂生异议。
一、因一字之别而本义全乖者，宜改也。《仪礼》“司射实觯”之“实”误为“宾”，而“洗升”之文难喻。《左传》“旦辟左右”之“旦”误为“且”，而“厥梦”之符不彰。
一、前后宜画一也。《易》“包”字凡十见，而“苞桑”之“苞”独从“草”。《孟子》“饥”字凡六见，而“无饥”之“饥”独作“几”；“句践”之“句”并从口，而间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两心，添“木”为“榭”，加“草”于“臧”，“即”、“且”之侧从虫，“胡”、“连”之旁置玉，此类殊多，亦难毕数。他若“本”之为“夲”，“ ”之作“暴”，“磷莞”之在《鲁论》，“莩”之留《孟子》，更为别字之尤，又属全文当改。
一、字有误自魏晋以前者。《仪礼》则祧初从濯。《风诗》则祊本为。《大易》阴凝，叔重尚知其俗。《春秋》袀服，当阳已改为均。
一、字有误自唐宋以前者。“ ”讹为“蒇”，幸有贾逵之注，可证《说文》。“”误为“涟”，倘非《鸿烈》之编，谁明古义。此上二端，并宜裁定。
一、字虽非俗，而亦当定从本字者。如《论语》“后彫”之当作“凋”。《左传》“樊”之当作“郗”，是也。
一、同一俗字，当酌去其已甚者。“拖”、“扡”，皆《论语》“袘绅”之别字，与其从“拖”，不若从陆氏之“扡”为得。“濱”、“”，皆“”之或文，与其作“”，不若从《广雅》之“濱”为是。
一、经不可改从注也。《礼记·大学》篇“此之谓自谦”，郑康成“谦”读作“慊”，而近刻即改为“慊”。《周礼·九嫔》“赞王”，杜子春“王”读为“玉”，而各本依改为“玉”。
一、此经有可以彼经改者。同一引书，则《大学》篇“一个臣”之类，移从《公羊传》作“一介”为是。
一、此经有必不可以彼经改者，各存古字。则《公羊传》“郑伯臤”之字，今改从《左传》本作“伯坚”为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误者，亦当改正也。《左传》僖廿八年“齐侯”二字，以上文而误重。《论语·子路章》“轻裘”二字，因下章而窜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罪”乃从非。汉戒群臣，对初离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为“雒”；表金刀之谶，易处者之“留”为“劉”；以迄新莽叠文之误。开元颇字之讹，《字苑》出而“影”始从乡。草书行而修讹从羽。“绁”之作“絏”，“城”之作“圻”，“匡”之作“”，“桓”之作“”之类，既事隔于数朝，悉当从乎厘正。
一、汉石经有急宜从者。“子游”之为“子斿”，“石碏”之为“石踖”，《大易》先心之文，《尚书》微言之字。此类亦多，略标一二。
一、唐石经有宜酌从者。《尚书》“视乃烈祖”之“烈”作“厥”。《左传》“其气焰以取之”之“焰”作“炎”。《风诗》“襛矣”，不误，从禾。《论语》“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则于干不辨，專專不明，此类殊多，亦难枚举。
一、两宋石经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号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尧始准宣和之诏，复易“陂”而作“颇”。
一、唐宋石经外刊本宜搜罗也。夫毛居正之正误，藉雠监本之讹。晁公武之遗书，足校石经之失。吴兴沈氏之刻，相台岳氏之编，本留淳化，与闽本以兼行，堂号永怀，较汲古而稍善，此则并可博搜，以襄盛举。
一、字当以《说文》为本，而从否亦当斟酌者。字书无“覿”字，则“覿”当从《系传》本作“儥”。旧文无“哂”字，则“哂”当从淳化本作“矤”。以及“份份”之在《论语》，“墫墫”之在《风诗》。此急宜从者也。至若“文马”之为“ 马”，“戚施”之作“”，不妨存此异文，可不改从古字。又况“菿”之误“ ”，“丽”之从“ ”，均后所误加，不堪依据。
一、本当以《释文》为据，而录取亦当鉴别者。如《论语》“襁负”之作“繦负”，《易》“鞶带”之为“鞶 ”。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监本。又况《尚书》一册，宋人之补释为多；《周易》二经，近刻之脱文不少。能无待精识之去留与硕儒之裁决哉！此上凡二十四条，未知有当与否，幸有以教正之。
〔《卷施阁文甲集》卷七〕
论唐石经及经典释文之字体
石经避讳改字
唐石经毛《诗》“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绊也”、“俾民忧洩”避“世”旁，“甿刺时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经俗体字
唐石经俗体字，如“”作“雍”《诗》，“纛”作“ ”《周礼》、《尔雅》，“敺”作“毆”《周礼》，“齎”作“賷”《仪礼》，“總”作“揔”《春秋》传，“督”作“”《尔雅》，“横”作“撗”《尔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两字音同义别。石经《左传》“赋韩奕之五章”，《尔雅》“奕洪诞戎”，皆误从升。
陆氏释文多俗字
《曲礼》“三饭”，《释文》：符晚反。依《字书》，“食”旁作“飰”，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则混之，故随俗而音此。按陆氏所称《字书》，不审何人作，以《尔雅释文》证之，盖吕忱《字林》也。又《尔雅释文》：“飰”字又作“”，俗作“飯”，同符万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讹为“飰”，犹“汳”讹为“汴”，皆魏晋以后俗字。古音“反”如“变”，与“卞”相近，“飯”、“飰”非两字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后人乃别“飯”、“飰”为二音。陆氏不能辨正，转以正字为随俗，何哉？《广韵》二十五愿部：飯，符万切。《周书》云：黄帝始炊谷为飯。亦作“”，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礼》云三飯。是陆法言诸人不承《字书》之误，其识高于元朗矣。
《周礼·校人》注：校之为言校也，主马者必仍校视之。《释文》：校，户校反，字从木，若从手旁作，是比挍之字耳，今人多乱之。按《说文》手部无“挍”子。汉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隶体之变，非别有“挍”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而元朗亦从而和之，傎到甚矣。《广韵》去声三十六效部“校”字两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于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别收“挍”字。较之《释文》，实为精当。或谓郑注以“校”释“校”，必是异文。予谓《孟子》书“彻者彻也”、《礼记》“齐之为言齐也”皆以义释名，非有异文。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
论宋刻书（二则）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藏书贵宋本，人人知之矣。然宋本亦有不尽可据者，经如四书朱注本，不合于单注单疏也。其他《易》程传、《书》蔡传、《诗集传》、《春秋》胡传，其经文沿误，大都异于唐蜀石经及北宋蜀刻。宋以来儒者但求义理，于字句多不校勘。其书即属宋版精雕，祇可为赏玩之资，不足供校雠之用。南宋刻书最有名者，为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三传，别有总例，似乎审定极精。而取唐蜀石经校之，往往彼长而此短。故北宋蜀刻诸经之可贵者，贵其源出唐蜀石经也。宋本中，建安余氏所刻之书不能高出俗本者，为其承监本、司、漕本之旧也。至于史、子，亦以北宋蜀刻为精。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见于各藏书家题跋所称引者，固可见其一斑。子如《荀子》，熙宁吕夏卿刻本，胜于南宋淳熙江西漕司钱佃本。《世说新语》北宋刻十行本，注文完全，胜于南宋陆游本。此固未可概以为宋刻而遂一例视之，不复知辨别也。
宋刻书多讹舛
王士祯《居易录》二云：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俗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吾谓不特此也，如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所跋《白虎通德论》，宋刻二卷本，开卷即讹“通德”为“建德”。陆《志》载宋刻任渊注《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二十卷，前序称绍兴鄱阳许尹叙，绍兴下脱年月。均为可笑。又陆跋宋本《王右丞集》十卷云：卷六末有跋，凡七十余字，为元以后刊本所无。卷五《送梓州李使君》“山中一半雨”，不作“山中一夜雨”，与《敏求记》所记宋本同。惟卷二《出塞作》，脱二十一字，不免白璧微瑕耳。然如此类，岂仅微瑕，实为大谬。《钱日记》载宋蔡梦弼刻《史记》，目录后题识称“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书”。七月“月”字，为“年”之讹。《缪续记》载宋阮仲猷种德堂本《春秋经传集解》前牌子方印文“了无窒碍”，“窒”误作“室”。此虽小误，则其校雠不善可知。且又安知书中如此类者，不为佞宋者所讳言乎？古今藏书家奉宋椠如金科玉律，亦惑溺之甚矣。陆续跋有宋椠宋印建本《北史》一百卷，云：光宗时刊本，纸白如玉，字体秀劲，与福建蔡氏所刊《草堂诗笺》、《史记》、《陆状元通鉴》、《内简尺牍》相似，当亦蔡行父文子辈所刊。校雠不精，讹羼所不能免，在宋刊中未为上乘。陆《志》有《管子》二十四卷，为陆敕先贻典校宋本，其后跋云：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余校此书，一遵宋本，再勘一过，复多改正。后之览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岁次丙午五月七日。敕先典再识。然则前辈校书，并不偏于宋刻，是又吾人所当取法矣。
〔《书林清话》卷六〕
周代书册制度考
金 鹗
书册之制，历代不同。周之书册，皆用竹木，其制度可考而知也。郑君注《中庸》云：方版，策简也。《聘礼》注亦云：策简也，方版也。盖以竹为之曰简，曰策，以木为之曰方。简一曰毕。《尔雅·释器》云：简谓之毕。郭注云：今简札也。《学记》云：呻其占毕。郑注云：吟诵其所视简之文是毕，为简也。简又曰牒。《说文》云：简，牒也。简又曰籥。《说文》云：籥书僮竹笘也。颍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笘。《广雅》云：籥笘 也。《少仪》云执籥尚左手。为蓍，籥为占兆之书，故籥连文书。《金縢》云：启籥见书。书者占兆之辞，籥所以载书，故必启籥乃见书也。是籥即简。汉时则曰笘、曰 也。简与策不同。《左传》孔疏云：单执一札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本作册，象其编简之形，是简与策异。然编简为策，则策即是简，故郑君以策为简也。《释名》云：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又简一名札。《释名》云：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是诸简连编者亦名为简。盖对文则简与策别，散文则简与策通也。方一曰牍。《说文》云：牍，书版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 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此简策用竹，方版用木之证也。古者用策用简牍之别，以文之多少而异。《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杜预《春秋序》云：诸侯各有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疏云：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如《聘礼记》所云是也。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事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案策与简牍之异，杜预所言与《聘礼记》不合。事虽小而其文多，不可不书于策。事虽大而其文少，亦可以书于简。夫弑君大事也。崔杼弑庄公，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是知大事未尝不书于简也。大事可书于简，则小事亦可书于策矣。六经文字一皆在策，盖其文既多，必须编简为之。初不以事之大小而有异也。《史记》云：孔子晚好《易》，读《易》，韦编三绝。《易》既编而成策，则诸经可知。《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皆简编，科斗文字杂写经史。可见六经皆编而为策矣。简策长短之度，说者不一。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孔冲远《春秋》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与六经异也。《士聘礼》贾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书》、《诗》、《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贾、孔之言，长短大异，窃谓孔疏是也。《汉书·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盐铁论》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则律书之简亦必以二尺四寸，言三尺者举大数耳。《盐铁论》谓古今一也，则周之律书亦二尺四寸可知。律书既二尺四寸，则六经之策亦必以二尺四寸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二尺与二尺四寸相近，蔡邕言策长二尺与此所得竹书二尺合是，皆以汉尺言之，汉尺大于周尺，二尺约当周之二尺四寸也。孔冲远谓简容一行字，郑注《尚书》云三十字一简之文。《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是一简容字有多少，然要自二十字以上，大约以三十字为归。周之一尺二寸，当今九寸六分，恐不容三十字。周之六寸，当今四寸八分，《孝经》之策毋乃太短乎！且彼谓《论语》策三分居一又谦焉。若六经策一尺二寸，《论语》三分居一，当为四寸，四寸当今三寸二分，其短尤甚矣，《论语》一简容八字，诚不以富，亦祇以异，错简可证。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又一证也。若三寸二分，岂能容八字乎？今观贾疏《论语》策，实是八寸，以三分居一推之，六经策当二尺四寸，《孝经》当一尺二寸，与孔疏合。二疏同引郑君《论语序》，不应有异，然则贾疏尺二寸三字必是二尺四寸之讹可知矣。《论语》策八寸容八字，六经策二尺四寸者容二十余字至三十字，其制自合，大约一寸容一字，古用科斗大篆，其字体不宜小，又一简止容一行，则字体更不宜小，故每一寸容一字也。古人书策，每行亦不拘字数，故或有二十五字，或有二十二字，推之或二十三字，或二十四字，皆未可定矣。此由字体有繁简，繁者宜疏，简者宜密，总欲其点画之明析而已。方版之制，长短未闻，然其所书自百字以下，或为五行，每行二十字；或为四行，每行二十余字。则其长亦当有二尺余，其广大约五六寸，若二三行者，其广不过三四寸，有长方形，故谓之方，非必正方也。至于书字，亦以笔墨，若有不当，则以刀削去之，更书他字。此皆可考而知也。
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
金 鹗
三代之书，皆用方策。汉唐以来，制度代异。汉初，因周制，仍用简册，而帛与竹同用。戴氏宏云：《公羊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此竹帛并用之证。《汉书·艺文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可知其书于竹也。然古书有篇无卷，而《艺文志》所载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可知其书有用帛者矣。篇字从竹，故竹书曰篇。帛可卷舒，故帛书曰卷。通言之则竹书亦曰卷，帛书亦曰篇也。古《诗》云：中有尺素书。《风俗通》云：刘向校书，皆先书竹，改易删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书籍考》云：灵帝西迁，缣帛散为帷囊。皆可见汉书之用帛也。至蔡伦造纸，而书籍始用纸，然帛与纸犹并用也。厥后不用帛而用纸矣。汉唐之时，未有印板，其书皆以纸素传写，《抱朴子》所写反复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后周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盖书之难得也。其书籍制度不作册而为卷轴。胡应麟云：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罗璧云：古人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然其后稍作册子。今考《唐书·经籍志》云：藏书分为四库，经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史库书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红牙签。其制度大略如此。至唐末，益州始有板本，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流布天下，命马缟、田敏等详勘。《宋史·艺文志》谓始于周显德，非也。宋端拱元年，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庆历中，有布衣毕异，又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钱，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印数十百千本，极为神速。镂板之地，蜀最善，吴次之，越次之，闽又次之。刻板之木，初以梓，后以梨或以枣，此唐以后书籍之制度也。间尝考之，古之书籍皆写本，最为不便。汉熹平始有石经，唐开成、宋嘉祐亦皆有之。后晋天福，又有铜板，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用笔写。然其制颇难，传亦未广。至板本盛行，摹印极便，圣经贤传乃得家传，而人诵固亦有功名教矣。然写本不易传，录者精于雠对，故往有善本。自板本出，讹谬日甚。后学者无他本可以勘验，其弊亦不少也。
〔《求古录礼说》卷十五〕
论书籍制度
马 衡
书籍为介绍文化之工具，其制度变迁之历史，应有研究之价值。惜年湮代远，书阙有间，欲求完全而有系统之知识，实属不易。所幸载籍之记录，实物之流传，虽属东鳞西爪，尚可得其大较。吾之所谓制度，是指材质与形式而言，并不包括撰述或流传方面。近人对此问题，已有不少之研究，并各有其贡献。关于最古者有王静安之《简牍检署考》，关于近代者有《书林清话》中之几节。今采取两家之说，益以后出之资料，更参加己见，草成此篇，以见书籍制度变迁程序。
一、材质及其兴废之时期
吾人言及书籍二字，一般人之观念，必以为即今之线装书。余所见故事画中，即有不少例证。但此为现代已进化之制度，而非初有书籍时之制，且演进之过程依时代而各异。凡事物之创造，必先粗制滥造，而后逐渐改进，以臻于巧妙。纸为2世纪初期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更在其后。在未用纸以前，先用缣帛，缣帛以前又先用竹木。
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或自有书契以来即用竹木，亦未可知。缣帛之用，却亦不晚，《墨子·明鬼》篇曰：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亦曰：先生寄理于竹帛。皆以竹与帛并举。可见周代虽用竹木，已知兼用缣帛矣。《汉书·艺文志》撮录群书，或以篇计，或以卷计。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卷之数不如篇多。又可见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后汉书·儒林传》言：及董卓移都之际（190年），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当东汉末年，缣帛为用之广，已可想见。但《阳球传》载灵帝时（180年顷），球奏罢鸿都文学，曾言乐松江览等徼进明时，有“鸟篆盈简”、“笔不点牍”之语。《荀悦传》记悦作《汉纪》时（献帝建安初，当200年），献帝诏尚书给笔札。当时所用犹皆竹木。意应制之作以及官府文书，各有定制，不能随意变更，故仍用竹木。其余或已趋于便易，多用缣帛矣。官府文书之用竹木，不但汉末如此，直至南北朝之时，尚有一部分沿用者。然则竹木之命运，亦不为短矣。
至纸之创造家虽为蔡伦，而纸之名，则犹因于缣帛。据《后汉书·蔡伦传》言：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然则纸为缣帛之名，蔡伦所造者，并未锡以新名，犹是因缣帛之旧称。故蔡伦以前所谓纸者，皆指缣帛而言，如《意林》引应劭《风俗通》言：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同辆）。《后汉书·贾逵传》言：（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其时皆在蔡纸以前，所谓纸者，并非蔡侯纸也。但至蔡伦以后，纸之名遂为树肤麻头等所造者所专有矣。
依《蔡伦传》所言，似造纸之动机，乃感到缣与简之不便，欲以之为代用品。但初造之时，不甚通行，惟家贫或不能用缣帛者用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可知当时素贵纸贱，用纸者为不敬。魏晋之际，犹用缣帛，至南北朝时，始通行用纸。《隋书·经籍志》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湘素。又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又曰：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劣。《北堂书钞》卷一○四引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曰：桓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又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据以上记载书籍之事参互考证，晋时纸与缣帛兼用，至纸之完全代替缣帛，或在南北朝之时矣。竹、帛、纸三种材质兴废之时期，虽不敢确定其起讫界限，然行用时期，可大略得结论如下：
（一）竹木 自有书契以来迄于三四世纪。
（二）缣帛 自前四五世纪迄于五六世纪。
（三）纸 自2世纪迄于今日。
二、形式及其装置之法
材质既不同，故形式亦因之改变。缣帛之性柔，可以卷舒，藏之则卷，用之则舒，此之谓卷轴。纸之性质，与缣帛相近，行用初期，又在缣帛之卷轴盛行时代，故装置形式，与缣帛无异，仍是卷轴。但性质虽相近，而略有不同，缣帛为完全柔性，纸则于柔性之中含有坚致性质。其后感觉卷舒不便时，因坚致之特性而获得改良之道，即由卷舒之卷轴，一变而为折叠之叶子。叶子形式经多次之改变，又可分若干种，今对卷轴而言，可称之为册叶。至竹木之用乃原始之制度，其形式系用竹木削成狭长之片，书字于其上。其名谓之简，以若干简编连之则谓之册（或写作策），总称则谓之简册。今依时代先后，就简册（竹木）、卷轴（缣帛与纸）、册叶（纸）等形式，分节就明之。
甲 简册
简册二字之意既如上述，今更引贾公彦、孔颖达之言以证之。《仪礼·聘礼》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又《既夕礼》疏：编连为策，不编为简。《春秋左传序》疏：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以上诸策字，皆册之通假字。《说文》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甲骨及金文册多作 、 等形，皆象编简之形。故简册二字，可包括一切竹木制之书籍。若分析言，名目亦甚多，其字大半属于形声一类，竹制者从竹，木制者从木或片，如牍、札、牒、椠、版、簿、籍等皆然。由文字上推测，亦可窥见简册之制度。
简册之长短，亦可略言之。有长二尺四寸者，有长一尺二寸者，有长八寸者。贾公彦《仪礼·聘礼》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原文作尺二寸，今依阮元校勘记订正），《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孔颖达《左传序》疏亦曰：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通典》卷五四封禅使许敬宗等奏亦引《孝经》、《钩命决》曰：六经册长二尺四寸，《孝经》册长尺二寸。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凡此所言，皆周时写六经、纪、传及国史之简，是用二十四之分数。及至汉代，其制又略有变更，据王静安所考，有长二尺者，有长一尺五寸者，有长一尺者，有长五寸者，皆二十之分数。敦煌所出汉木简之属于书籍类者，如《急就》篇一尺五寸，而《相马经》、医方等皆长一尺；元康三年历书长一尺五寸，而其余神爵三年、永光五年、永兴元年等历书又皆长一尺。此为秦以前与汉以后简册长短不同之点。
每简所容字数之多少亦无定，据《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仪礼·聘礼》疏：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荀勖《穆天子传序》曰：一简四十字。是则容字之数，有四十字者，有三十字者，有二十五字者，有二十二字者，有八字者。意者容字多者，或为长二尺四寸之简，《左传》八字，或即同于《论语》用八寸简欤。然同是二尺四寸之简，最多者能容四十字，最少者祇容二十二字，可见字数之多少，是无定也。敦煌所出《急就》篇，以一章为一简，每章六十三字。有面背分作三行写，每行二十一字者；有分作两行写，一行三十二字，一行三十一字者。字书写法固应整齐画一，据《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字书为讽诵之书，故编辑时即有一定字数，如乐歌之分章，与其他书籍不同也。
编简为册之法，据《说文》说：中有二编。据蔡邕《独断》言：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古文册字作 、 诸形，可以考见二编、两编之说，乃以绳横贯诸简，上下各一道，使诸简排比成册。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居延诸简，以年代久远，多为断简残编。但其中有二册，一为《兵器簿》，共七十七简；一为给丧假之文书，共三简。上下两编皆为麻线编成。《兵器簿》之两编且于右侧连贯，正如象形字之 ，此由西北干燥，其编尚未腐朽也。至编之之物，有用皮者，有用丝者。《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韦为熟皮，以熟皮为缕以编简，谓之韦编，此为以皮编者。《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刘向《别录》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荀勖《穆天子传序》曰：皆竹简，素丝纶。《南史·王僧虔传》曰：楚王冢书，青丝编。此为以各种色丝编成者。居延简则以麻线编成，又为历来记载所不及。可见普通书籍不必定用韦编丝编也。治竹木之法，古籍中亦略可考见，《论衡·量知》篇曰：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风俗通》引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中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可见治竹较治木为烦也。书籍之编简为册，简之多寡，当视其文之长短而定，文长者一册或数十简，如《兵器簿》然。庋藏之时，由卷尾卷至卷首，而于其中别插一简，标其名目。此又由《兵器簿》实验而得者也。简册之字，据叶焕彬所考，一为刀刻，一为漆书，而王静安所考，书刀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虽殷周之书亦非尽用刀刻。两说虽各有理由，而余以王说为长。《考工记》，筑氏为削。郑注云今之书刀。《释名·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者，谓有谬误，则以刀削去之也。《史记·孔子世家》曰：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云：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盖古人以刀与笔并称，与所谓笔削者本是一意，非谓以刀刻字也。至写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书，其后利用石墨。因为照进化程序言，应先用天然材料，而后有比较进步之人工制造材料。漆为木汁，无待于发明，文字最初用漆书，应为合理之事实。漆之燥湿不易调节，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谓之煤。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是皆天然之墨，今称燃料曰煤，盖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烧烟，加胶制墨，则出自人工制造矣。但《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及《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恐已非真漆书。盖后汉时人造书墨已盛行，不应尚用漆书，或此为相传古本，非汉时所书也。
乙 卷轴
卷轴之制，今所可考见者，皆为隋唐以后之记载。其时已完全用纸，不知缣帛之制如何。敦煌所出六朝卷子亦为纸者，形式与隋唐时相同。故今日所可考者，祇限于纸之卷轴。然由纸以推测缣帛，或亦无甚区别也。卷轴皆横行，高约一尺，长短无定制，简册编为一篇者，则卷轴写作一卷。今之书籍虽改作册叶，而犹称为卷者，乃沿卷轴之旧名也。缣帛之篇幅本是仄而长，以之为长轴，可以无接缝，《初学记》卷二一谓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时截之是也。纸之篇幅不如帛长，则以数纸连为一幅。其接缝之处，以胶黏连之。如有钤印或署名者，则谓之印缝，或曰押缝，或曰款缝。敦煌所出卷轴，虽至断烂，而黏连之处未有脱落者，不知其装潢之法如何也。梁徐陵《玉台新咏·序》曰：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谓以五色纸连成一幅，今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唐写卷子本《王子安集》，即为五色笺，知徐文非铺张也。古纸厚于今纸，单层之纸，即可装治成轴，不似今之手卷，必以纸数层装背之。古时抄书，必以墨画直格，唐时谓之边准，宋时谓之解行。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引《李义山集·新书序》卷七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原注：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原注：言一幅解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而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曰：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据程氏、赵氏所说，行数、字数各有定式，今所见唐以前之卷子本，似不尽相符，惟释氏写经则以每行十七字为准耳。
缣帛或纸之横幅可以卷舒者，谓之卷，或谓之卷子。卷心之轴，两端露出于卷外如车轴者，谓之轴。轴之材，或用琉璃，或用牙，或用玳瑁，或用珊瑚，或用金，或用紫檀，或用楠檀，或用漆。其牙与琉璃之色，或红，或绀，或白，或青，或绿。《隋书·经籍志》曰：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注卷九记集贤院四库书曰：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先后（则天）阅法书数轴，将拓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褾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宋明帝所装之二王法书，有珊瑚轴者二十四卷，金轴者二十四卷，玳瑁轴者五十卷，旃檀轴者五百三十七卷；记梁武帝所装者凡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记唐太宗所装者凡一百二十八卷，并金缕杂宝装轴。然则古书之装轴，有种种材料，可谓穷奢极侈矣。但余疑轴之制不尽通体一律，或卷心用木，而两端以杂质饰之。观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中记褚河南监装之卷，率多紫檀轴首，白檀身，可证也。
缣帛或纸之一端既卷入轴内，而他端则以其他材料黏连之，裹于卷外，以为防护，今俗称包首，古谓之褾。褾字之本义，为领袖之缘饰，此装于卷端，故亦谓之褾。褾首系丝织品以缚之，其名谓之带。梁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谓散此绦绳，即指此也。褾有用紫罗者，武平一、张彦远记唐太宗装轴用紫罗褾是也。有用锦者，窦臮《述书赋》所谓鸾舞锦褾，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张芝张昶书用旃檀轴锦褾是也。有特织者，徐浩《古迹记》记路琦家所得羲之书，其褾是碧地织成，褾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是也。有用纸者，武平一记安乐公主取二王书，“去牙轴纸褾，易以漆轴黄麻纸褾”是也。其带则有分色者，有用织成者，唐四库书分黄、缥、紫、朱四色（见上），分色者也。张怀瓘记梁武帝装二王书以织成带，张彦远记唐太宗命褚河南监装之二王书，亦以织成带，用织成者也。
卷之外有帙，《说文》七：帙，书衣也，帙或从衣。此乃防卷轴摩擦易损，故为物以裹之，又或因一书卷轴繁多，易致散失或紊乱，故为物以束之。卷轴在内，帙在外，如人之衣服，故谓之书衣。但无论如何裹束，其两端则仍露于外也。《御览》卷六○七引《中经簿》曰：盛书有缣帙、青缣帙、布帙、绢帙。《后汉书·杨厚传》：（厚祖父）春卿自杀，临命，戒其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唐太宗装二王书卷，用织成帙，而梁《昭明太子集》卷一《咏书帙诗》曰：擢影兔园池，抽茎淇水侧。……幸杂湘囊用，聊因班女织。似书帙虽用缣、布、绢、绨等为之，而仍以竹为裹也。《鸣沙石室秘录》记敦煌所出卷子，其外皆以细织竹帘包之。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杂物，有经帙，皆以细竹为纬，各色绢丝为经，以织成之，四周有锦缘，一端有带。其一并织成依天平十四年岁在壬午（742年，当唐天宝元年）春二月十四日敕，天下诸国每塔安置《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字，殆即所谓织成帙也。今卷轴之制度，尚因书画而保存，而帙之制度，则已久废矣。其每帙所包之卷轴，数亦不等，多以卷轴之大小多寡定之，其最普通者为每帙十卷。晋葛洪《西京杂记序》曰：（刘）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此后汉之以十卷为帙也。梁《昭明太子集》前有刘孝绰序曰：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次。《隋志》有：《周易》一帙十卷，卢氏注。此六朝之以十卷为帙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曰：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魏徵《群书治要·序》曰：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此唐之以十卷为帙也。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曰：装卷初就，芸藏缥带，束十卷为一帙。此宋之以十卷为帙也。然此殆于卷轴繁多者，匀分之为若干帙。梁阮孝绪著《七录》，每录分若干部，每部分若干种，而又总计其帙数与卷数。其一部中之种数多者，无由确知其分帙之卷数。而一部仅一种者，其帙数卷数，则显而易见，如《子兵录》阴阳部一种一帙，录外之《声纬》一帙，皆为一卷。《子兵录》农部一种一帙，则为三卷。录外之《文字集略》一帙三卷，《序录》一帙，则为四卷。录外之《古今世代录》一帙，则为七卷。录外之《杂文》一帙，则为十卷。录外之《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则为十一卷。录外之《序录》二帙一十一卷，则以十一卷分置二帙，必五卷或六卷为一帙矣。若然，则无论卷轴之多寡，皆有帙以防护之，而卷轴多者，分帙亦无标准也。
卷轴以帙裹束，置于架上，每患不易检寻，故有签以为标识。《唐六典》注谓集贤院四库书用牙签，以红绿碧白分经史子集。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亦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如手未触。皆言签之材质，为象牙所制。但余以为普通书签，未必皆用牙，必有用木或纸或帛者。此种书签，既为便于检寻而设，则其上当记其书名及卷数，此又可推测而知者也。
丙 册叶
卷子之长幅，一端有褾，如欲检阅后幅，非将全卷展开不可。手续既极繁重，时间又不经济，故不得不谋改革之法。纸之篇幅本不如缣帛之长，当时因欲因袭缣帛之形式，不能不将各纸黏连，以就卷子之制度。今既感觉不便，祇有使之不连，解为散叶之一法。此种散叶，便谓之叶子。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邰《彩选》之类是也。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曰：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是叶子即未经黏连之散叶，对卷子而言，便称叶子，俗又写作页。散叶既为便于检阅而设，则装置之法，自应变卷舒为折叠。此种折叠之制，仍因袭编连众简之称，谓之为册。故唐宋以后之册子，即指册叶而言，非复简册之册。《演繁露》卷七曰：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道布在方册赋，试者皆谓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可见宋时简册久废，册之一字，久为纸叶书籍之定名矣。今称散叶谓之叶，积叶谓之册，总称折叠之制，则谓之册叶。
在卷子解散为叶子之时，先有旋风叶，而后有散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曰：斐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口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所谓旋风叶者，谓以卷轴之长幅，变卷舒以为折叠，自首至尾，可以循环翻检，今俗称经折式，唐宋之时谓之旋风叶。释教经典至今犹有作此式者。
自册叶之式发明，而后有刊版印刷之法。盖卷轴为长幅，无从割裂，自有叶子而后，每叶有一定字数，由一叶以至于十叶百叶，自为篇幅，而递相衔接，以一叶为一版，而编次其数。积行而成叶，积叶而成册，积册而成部，而后书籍之制日臻于进化，至今日而未变。其装订之法，最初以每叶反折之，黏其版心之背，使两旁之余幅向外，不用线订，谓之胡蝶装。谓摊书之时，中有黏著，两旁各半叶，如胡蝶之有两翼也。其外则以纸或帛为护叶，裹于书背，而亦黏其中缝，今俗谓之裹背装，以别于线装之护叶上下各半叶也，宋时初改册叶，多为胡蝶装，书版之左上角，往往于阑外刻书之篇题一小行，为便于翻检而设。今之装法，既以版心向外，而刻书者犹于此处刻字，殊可笑也。胡蝶装所以有版心者，一以志书版之名目卷第，使印刷或装钉时不致紊乱，一以留黏贴之余地，使读者不致碍目。故书名之在二三字以上者，往往摘取其一二字以著之，绝无意义可言也。其庋置之法，乃以书背向上，书口向下，排比植立，不似线装之垒置者。何以知之，以北平图书馆藏原装宋本《欧阳文集》、《册府元龟》等书，其书根上皆写书名卷第，自书背至书口，一行直下，而书口余幅之边际，皆曾受摩擦也。其分卷之法，不必以一卷为一册。有一册之中容数卷者，则以异色之纸或帛黏贴于每卷首叶之书口，以为识别，如西文字典之标A B等字母之法，为其便于检寻也。北平图书馆藏《文苑英华》为宋景定元年（1260年）装背，其每卷首叶即有黄帛标识，可以为证。此种装式，至元初犹存，不知废于何时也。
胡蝶装之书叶皆单层，纸薄者尤易使正面与正面黏著，致翻检时多见纸背，故其后以书叶正折之，使书版两旁之余幅皆向书背，而版心之书名卷第皆向书口，于检寻更觉便利，于是版心遂有书口之称。其实胡蝶装时并不以为书口也。叶既正折，则两旁余幅转而向后，可以钻钉，故以纸捻钉之。仍加护叶，以裹背法装之。其后复以裹背不便于裁切书背，乃改护叶为上下各一叶，而以线钉其书背，即今所谓线装也。线装之书，固较胡蝶装易于检寻，然其弊则书口往往易裂。今书贾装旧书最喜衬纸，一衬纸而书口必不能保，此尤可恨也。改胡蝶装为线装，不过略变其装置之法，于版片初无区别。且胡蝶装之版心，至线装时而更著其效用。惟图画之书，利于反折，若改线装，则判而为二，如阮元仿宋刻绘图《列女传》，原书为胡蝶装，仿刻则为线装，阅者即感其不便矣。
1947年秋，故宫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为海内佚书。其装潢虽为卷子，而内涵散叶二十四叶。盖以两纸裱成一叶，故两面有字。其装为卷子也，则以第一纸裱于卷内。自第二叶起，仅以叶之一端黏著卷上，以次错叠，如鱼鳞然。卷之则成卷轴，不见散叶之迹，宋濂跋称其装潢之精，出自宣和内匠，是犹北宋原装也。其后虽有洪武叁拾壹年肆月初玖日重装字样，意必修整原装，未更形式也。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吴彩鸾《龙鳞楷韵》，柳诚悬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与此卷形式相同，盖即龙鳞装也。
册叶之有函，亦如卷轴之有帙，所以防护之也。现在的制度有二种：一种是以硬纸为裹，而外糊以布帛，函其四面，而露其两端，其名谓之帙，俗谓之函，其制即由卷轴之帙蜕变而来，不过改软为硬耳。一种是以木板两块，上下夹之，其名亦谓之帙，俗又谓之夹板。函之口为牙或骨之签二以键之，遂因牙签之旧名。板之两端横贯两带以束之，遂因带之旧名。其实并与卷轴异制矣。此两种制度，以言防护，则板不如函，然函是糊成，易生蠹，不适于卑湿之地，故南方多用夹板。
以上所说古今书籍之材质及形式之变迁，皆根据已往之记载，更证以遗留之实物，考其大略如是。罣漏之处，恐不能免。尚希望当世博雅之士，补其阙遗，正其谬误，则幸甚矣。
〔《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