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一本德文杂志上读到一篇署名马克斯·本塞（Max Bense）的短文《批评与论战》（Kritik und Polemik），作者用简明而有力的文字对于这两件在文艺界常常发生的现象给予一个严正的区分，当时觉得很有意义，曾经把它译出在1944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第十三期上发表。此后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下边的话可以说是从那篇短文里引申出来的。
那篇短文里有这样的话：“认清这个区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把批评与论战混为一谈。因为这个区分不是量的，却是质的。论战绝不是加强的批评，纵使它好像与批评无甚分别。”批评和论战，就本质上说，是两回事，我们若是把批评看成论战或是把论战看成批评，那么我们对于批评的或论战的对象以及批评者或论战者的态度都会发生错误的认识。
Kritik（批评），这字希腊的字源含有区分判别的意义，Polemik（论战）则源于希腊文的Polemos（战争）。所以文字学和史学上的校勘、考据，在西方都叫作Kritik，至于Polemik则是学术上思想上不同流派的争辩。前者判别是非真伪，后者多半否定他所攻击的对象。这两件事在文艺界更常常发生，一个是估量作品的价值，指出它的优点或弱点；一个是拥护或反对某一种思想。
一个文艺批评家要从眼前无数的作品中分判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伪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空虚的。他在作者的世界中探索作者思想艺术的来源，评定一个作品的现在的价值，估量它将来的地位，也可能决定一个作者与一部作品的命运。他培养判断的能力，尽量保持公正，以避免随时都会发生的偏见、成见；同时他也精密地考察作品中的漏洞、轻率与弱点。他在出版界的海洋中具有一个领船者的才能：眼光锐利，精神灵活，思考透彻，认识清楚。这一切的才能是属于智力的，他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
至于论战家，在他论战的时期内，就是在他积极反对一种思想或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时，他自觉是一个真理的代言人。所以他负有宣示这个真理，坚持这个真理，彻底攻击与这真理相反的事物的责任。他保有强力与韧性，与敌人作战，指出敌人的所谓真实是自欺或不是真实。论战时他处处要显示出比对方更有力，更有资格代表真理。这样他会感到有一种命运加在他的身上，这正如尼采在他的自传里所写的一个标题：《我为什么是一个命运》。论战家负担着这个战斗的命运，热情饱满，思想充沛，同时对人类有强烈的爱，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个论战家的态度必须是道德的。
文学批评，由于杂志和日报的兴盛，在现代文学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陈腐的或浮浅的批评家固然常常发生恶劣的影响，为人所诟病，但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批评家则负有重大的责任；他是作者的诤友，读者的良师，或更进一步，他教育人民。他是好的作品的解释者、发现者，他永久在他的时代中培养良好的趣味，铲除恶劣的风尚，因为一般人对于良好和恶劣都同样能感到兴趣，在一个不正常的堕落的社会里低级的作品往往更受人欢迎。他用一种合乎他的时代的尺度衡量作品，并不把过去和将来放在他的视线以外，他由于责任感与观察力把一个作品安置在这作品所应获得的地位。他有热情的胸怀也有冷静的头脑，有爱也有公正，有对于作品的谦虚也能下严格的评判，有渊博的知识也有对于新的转变的预感——没有渊博的知识无以评判作品的高低，没有新的预感则易于阻碍创新的风气。总之，他要能感觉也能认识。在西方，像俄国的别林斯基（Belinsky），法国的圣柏韦（Sainte-Beuve），丹麦的勃兰兑斯（Brandes），他们解释了好的作品，发现了新的作家，开辟了新的道路，都是批评家最好的榜样。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有过渊博而精深的文艺批评者，刘勰的《文心雕龙》距我们的时代虽然很辽远，但充作一部批评原理的著作仍未失去它重要的意义。刘勰在《知音》篇里谈到批评家应有的修养，他先述说批评之难：“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要免除这种偏执，一个批评家要力求渊博与客观：“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所谓“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这种客观的认识在文学批评里也许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为了避免成见和偏见，这两句话仍不失为对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的要求。
论战家则往往产生在文风败坏或一种支配众人的思想起始动摇的时代。他的工作或是摧枯拉朽，或是价值重估，或是维护自己的信念，或是对虚伪的揭发，或是由于对于善与恶真与伪的深刻的爱憎。古人所谓“见善若鹜，疾恶如仇”，杜甫诗中的“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直须斩万竿”，正表明论战家的心境。
许多伟大的宗教家和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带有几分论战性。他们往往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而不肯放弃他们所信仰的真理。他们与真理相依，不允许这个真理受伤害，若是没有这个真理，他们便好像不能生存下去。这真理若是在他们身内发生动摇，他们就不复存在了。许多思想系统的维持与破坏，多仰仗于这些论战家。他们不打倒敌人，就是被敌人打倒，这中间没有宽容。这样的论战家，历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子，他们的论战文字都同时是最有力的文章。在中国我想到孟轲和韩愈。公都子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很坚决地回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不得已”三个字充分表示出一个论战家所感到的责任：“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的责任是要继承“三圣”对于他所认为“无君无父”的杨墨下痛切的攻击。韩愈的态度也正与孟轲相同；他的朋友张籍不了解他这论战的性格，他一再写信给韩愈，与其终日排斥佛老，与人辩论，骂来骂去，何若闭户著书。韩愈在《重答张籍书》里说明他的态度最为透彻：“天下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前书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然。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以为道，吾岂敢避是名哉。”从这种口气里可以看出韩愈是怎样深深地意识到他是真理的维护者。他承认保护这个“道”是他的使命，一切的攻战都是为了“道”。在旁人眼目中他这种信念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信念在他身内不发生动摇时，他一直是理直气壮的，所以李汉在《韩昌黎集序》里说：“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在西方我想到德国的马丁·路德和法国的巴斯卡尔（Pascal），——个认为罗马教皇和教皇统治下的教会，一个认为耶稣会，都违背基督教的教义，而自己是理解教义的，所以他们为了基督教的根本精神，都毫不容情地攻击他们所认为的敌人。路德看神的语言是坚固的岩石，他在这上边建筑起新的教会，把这当作根基，他写成许多论战的文字，成为德国散文中最有力的一种，以致宗教改革后16、17两个世纪“论战术”在新教神学中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以对付旧教。至于巴斯卡尔在1657年写的攻击耶稣会的书信，耶稣会虽然不曾被这种攻击所摧毁，但它却引导法国的语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服尔德曾经提到这些信，他说：“莫里哀最好的喜剧也不及它前半部的辛辣，柏徐（Bossuet）的说教也不及它后半部的崇高。”其中充满深刻的严肃，一再起伏的热情，锐利地揭发问题，洞观敌人的弱点。作者信念越坚，文字也越锋利，越可以打击敌人的要害。
19世纪有两个论战家，一个是丹麦的基尔克郭尔（Kierkegaard），一个是德国的尼采。二人都是在一般人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于社会中虚伪的现象痛加攻击——前者对于丹麦的新闻界和教会，后者对于德国的教育、哲学和整个的基督教——使欧洲的思想界发生很大的震动。基尔克郭尔说得好：“生产者、新的创造者，永远需要场所，所以他是战斗的。拆台者无所需要，拆台者的原则是空虚，他用场所做什么呢？”尼采更认清他个人的命运：他否定一向被认为是好人的人们和一向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价值。他认为宽容是“对于是与非的无能为力”，是“对于自己的理想的不信任的明证”。并且他的战略更趋极端，他说：“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已经胜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它们胜利时。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战友，我孤立，——我一人置身危境的地方攻击那些事物。……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步不发生危险的步骤：这是我对于正确的行动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攻击个人——我利用个人只当作一个放大镜，人们用这放大镜照出一个普遍的但是潜伏的、难于捉摸的危机。”
这些论战家每个人都有他坚固的根据。因为时代不同，孟轲、韩愈的根据是道；路德、巴斯卡尔的根据是基督教的教义。至于基尔克郭尔和尼采的根据则更为艰难，是“正直”，二人不约而同，都把正直视为自己最高的牢不可破的道德，用以对付一切。——这种积极的战斗态度，在现代的中国，只有鲁迅很相像，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所说的：“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者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关于宽容，他逝世前一个多月在一篇类似遗嘱的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样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由于上边的区分与比较，我们认清批评与论战的不同的任务，现在可以提出对于批评家和论战家的希望了。
我们希望一个批评家：不要墨守成法，成为新的人才的埋没者，也不要好奇立异，成为时髦病的推动者，这样，他要对于时代有深切的认识；不要只是枯燥地分析作品而失却作品的“全”，也不要一味卖弄聪明而不能把握作品的“深”，这样，一个批评必须是活的、真实的；一方面要克制成见，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风格，这样，批评才能公正而有生命；不要故意讨人欢喜，也不要故意伤害某人，这样，才能保持批评者的道德。——他应该把他最好的认识与真实的印象写出来，应该是读者与作者的善意的朋友。
对于论战家我们却不能这样要求。本塞在他那篇短文里说：“有力量去论战，是一个文学良心的问题。”他紧接着说：发生论战，要在这良心前提出问题，论战者必须问：我可以成为一个论战家吗？我的论点力量充足吗？我有真理的睁开的眼睛，而不是有狡狯的阴谋诡计的眼睛吗？我能够根据我的教育与我的才能而达到并且抵得住我的敌人的水平吗？他知道得不更多一些吗？如果他直接立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和写文章时一样理直气壮地和他论辩吗？——这些问题不是旁人所能回答的，需要论战者自己的良心回答自己。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结束：“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是批评家应有的风度，“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论战家在自身内感到的不能推脱的职责；批评家辨别是非得失，论战家则争取胜利；前者多虚怀若谷，后者则自信坚强；前者并不一定要树立敌人，后者往往要寻找敌人；前者需要智力的修养，后者则于此之外更需要一个牢不可破的道德：正直；批评如果失当，只显露出批评者的浮浅与不称职，若是一个论战家在他良心前无法回答那些问题，他便会从崇高的地位翻一个筋斗落下来，成为一个无聊而丑恶的人。
1947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