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常常谈论继承和借鉴的问题。继承是纵的关系，问题是如何对待本国文艺的遗产和传统；借鉴是横的关系，即如何看待外来的影响。这两种关系有时交叉在一起，若是处理得当，则能促进文艺的兴旺和发展，若是互相抵制，则会给文艺发展带来损失。今年是五四运动65周年，我回顾新文学初期的情况，谈一谈这个问题。
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开始，一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新文学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一种说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两种看法各自有它的理由，但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把两者结合起来，才符合实际。可是先后次序要明确一下，那就是先有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才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相反。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存在着革命的进步文学，如南社的诗歌，春柳社的戏剧，尤其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充满反对君主专制、抵抗列强、争取民主的革命激情，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文学运动，影响不大。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封建复古活动日益猖獗，革命力量备受摧残。袁世凯阴谋帝制，张勋复辟，一场场的丑剧不断演出，更加上军阀混战，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在这混乱恶劣的局面下，文学更是一片漆黑，毫无生气。南社的诗人们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颓废堕落，有的甚至与反动势力合流，本来就很幼稚的话剧也销声匿迹，居于统治地位的所谓文学是空洞无物的桐城派古文和“力求生涩”的江西诗派，此外就是十里洋场一些无聊文人编造的黑幕、言情、武侠等下流小说，风行一时，毒害读者。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混浊、最可耻的一个时期，也是鲁迅怀着极大的幻灭之感在绍兴县馆补树书屋里抄古碑的时期。
物极必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人民从沉睡中觉醒，随着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的新文学也从死寐中产生、成长起来了。新文学的开拓者面对旧文学种种腐朽堕落的现象，以激进的革命精神认为旧的东西都应该抛弃，没有什么可以继承，“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鲁迅劝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为了使中国文学焕然一新，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蓬勃开展。在这以前，中国不是没有介绍过外国文学，像林纾那样用桐城派古文义法翻译大量欧美小说，往往歪曲作品原意，并且对作品好坏不加选择，除少数几部如《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等有些积极效果外，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起什么促进作用。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的介绍者与此大不相同，他们大都配合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需要，介绍什么，不介绍什么，有一定的目的性。所以，他们无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时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专心致志地介绍欧洲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这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发生很大的影响。影响主要有两点。一点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启发读者更深入、更细致地观察人生，剖析社会，并给新文学提供适合表达新思想、新内容的新形式，如新诗、话剧、短篇小说等。另一点是使人了解什么是文学，因而改变了中国过去对文学因袭的看法，不再把载道的古文和一些骈体文看作文学的正宗，使小说、戏剧和各种体裁的诗歌在文学史上获得主要的地位。现在看来，这是大家公认、不容置疑的事，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要克服重重障碍才能实现的变革。关于第一点，我不想多谈，这里只谈第二点。
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一文中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18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小说家”，是现代的小说家，可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不只使现代的小说家侵入文坛，它也使古代的小说进入文学史。就以《红楼梦》而论，尽管它过去吸引过不计其数的读者，书中主人公不幸的遭遇使读者们流了将及200年的同情之泪，却始终被看作一部只限于爱情的小说，甚至后来的鸳鸯蝴蝶派把它奉为“楷模”。人们读了欧洲18、19世纪著名的长篇小说，回来再看《红楼梦》，对比之下，才逐渐认识到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它进行研究，它再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而是内容极为丰富的世界名著了。又如一向不大被人注意的《儒林外史》，胡适为这部小说的标点本写的序一开始就说，安徽省最大的文学家不是桐城的方苞、刘大櫆、姚鼐，而是全椒的吴敬梓（大意）。这个论断，是对当时“桐城谬种”的一个挑战，也是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才有可能提出来的。
同样情形，在诗歌戏剧方面，过去被轻视或被忽视的李煜、李清照等人的词，以及元代的戏曲和散曲都被提升到与《诗经》《楚辞》、唐诗同等的地位。那时，人们用西方文学这面镜子来照中国文学，便发现了许多被埋没、被轻视的精品。这些精品被发现，得到份所应得的评价，形成一个新的传统，这就改变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的陈腐面貌，有利于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因为只有看到了本国文学里富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新文学才能有稳固的基础。
就以个人而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和郭沫若在他们早年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写过一些东西，但他们在中国社会与文学最黑暗的时期，都停止了写作。直到五四前后，（正如鲁迅所说的）“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才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为新文学的建立做出杰出的贡献。至于他们怎样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在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和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等自叙性的文章里都说得很具体，这里不列举了。总之，他们读了西方进步文学，得到启发，才重新拿起笔来，给新文学创造了“实绩”，同时他们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发挥了作用。
以上说的是新文学初期的情况。65年后的今天，与那时完全不同了，我们有了新文学的光荣传统，更不必替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去争文学史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外国文学的借鉴了吗？我看还是需要的。不过，借鉴的方式不会与新文学的初期相同，其影响也就是两样的了。可是有一点是带普遍性的：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人，往往在一定的时期内要通过与完全生疏的事物相对照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若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其结果不是狂妄自大，就是孤陋无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700多年前《诗经·小雅》里的诗人就懂得这个道理。
1984年4月22日于北京
（原载1984年5月10日《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