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第四次文代会时，提出文艺界要研究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文代会以后，我们在报刊上看到不少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文章。这两个词是从欧洲来的，但我们文章里提到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跟这两个词在欧洲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是两回事。假如有人拿欧洲对于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定义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就会感到有很大不同。不同的原因，是由于这两个词在欧洲经历过长期的历史。人道主义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现实主义这个词，最初提出来是18世纪后期，当时只是有人提到这个词，至于它成为文学上的一个主义，则在19世纪中叶。既然有这么长的历史，它们的含义就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变化，无论在文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都有这种情况。它们本身起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从开始到现在，它的含义和作用有过很多的变化。我们对于人道主义怎么解释，恐怕只是取其一端，至于它在转变过程中的其他含义也就无法顾及了。现实主义也是这样，它在欧洲的文学史上经历过不同的解释，真正严格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在1830—1880年对于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浪漫主义过于强调主观，幻想太多，现实主义提倡文学要回到现实上来。当然它也受到欧洲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我们最早接受现实主义也只是通过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和俄罗斯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回忆起来，除了《域外小说集》以外，中国最早读到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版的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里边介绍了莫泊桑、契诃夫、都德等人的名篇。其中篇数不多，影响却很大，当时广泛地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如都德的《柏林之围》，莫泊桑的《梅吕哀》《二渔夫》，契诃夫的《可爱的人》《一件美术品》都众口传诵，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胡适并不很懂得文学，后来他政治上也越来越反动，但他提倡白话文、写新诗，介绍易卜生的戏剧和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虽然只有几篇），他对新文学初期的贡献是应给以肯定的。此后，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格外受人欢迎，他们作品的中文译本也是不断地出版，例如赵景琛翻译的契诃夫，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都广泛地在青年中流传，写小说的作家受他们影响的也不少。我们最初接受的现实主义就是那一段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新文学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应怎样理解和看待现实主义，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50年代，有人写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史写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不符合实际的。1958年毛主席提出“两结合”，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后来又有评论家和作家不顾实际，处处按照“两结合”的提法去评论、去创作，也是不对的。“两结合”可以纠正把现实主义定为一尊、把中国文学史看作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错误观点。伟大的作家多半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不过有的是侧重于这个方面，有的是侧重于那个方面。现在看到一些评论文章，标题常常是“某某人的现实主义”“某某人的现实主义道路”等，给人的印象就是把现实主义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并且把现实主义这个词理解得相当狭窄。事实上现实主义这个词，从文学现象上看，领域是很宽广的，并不只限于是从莫泊桑、契诃夫学来的现实主义。瑞士有位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的克·法尔纳尔（K.Farner），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他说现实主义从19世纪到如今发展演变出许许多多的现实主义。他列举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如下：有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社会现实主义，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批判现实主义，还有如实的现实主义（这就近乎自然主义），还有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情的现实主义、寓意的现实主义、意象的现实主义、直接的现实主义、结构的现实主义、幻想的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名称，这些名称不仅在艺术评论家、也常常在文学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现在中国又有人介绍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利用梦幻鬼神等反映社会现实。这些名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他们的文艺千变万化，产生出许多花样，尽管有的距离现实主义很远了，也舍不得丢掉现实主义这个名称。我们经常用的现实主义这个名词，不外乎是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种，此外就没有别的现实主义了。其他的都被我们屏除在现实主义之外，假如用他们的那些手法写出作品来，我们都认为是不真实。这种屏除，有的是对的，也有的是不对的。例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写的小说，用曲折的笔法把客观现实写得非常深刻，对中国当代的个别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若把这个人的作品屏除在现实主义之外，我看是不公平的。卡夫卡有一篇最流行的小说《变形记》，写一个人坐着坐着忽然变成了甲虫。他写出了这人变成甲虫后心理的种种变化，他的家属再也不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读了使人非常难过。事实上是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就常理而言，人变甲虫是不可能的，但他就是用这种手法，写出他们社会的人的生活是怎样违背了人的本性。现在在欧洲看到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我就听人说过这是卡夫卡写过的。由此看来，卡夫卡作品中的人和事，是有典型意义的。我希望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能够放宽些。有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时还掺杂着自然主义的成分。我记得最初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现实主义，那时叫写实主义，有时就把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混为一谈。后来我们逐渐知道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一种走向极端的发展。自然主义的写法是我们所不取的。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人口头上反对自然主义，而事实上在一些方面还是把自然主义看成是现实主义。例如舞台背景，简单一点，可能更有利于演出，但是都布置得很逼真，这是不必要的。描写事物，有时也要求原原本本，事事交代清楚，不给读者留想象的余地，实际上还是自然主义的手法。我们把现实主义看得比较狭窄，略为用曲折的方式反映现实，有的评论家就认为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用理解得比较狭窄的现实主义来衡量广大的作品，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这对于文学多方面的发展是不利的。
以上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部分。
下面谈谈关于现代文学史的一些问题。
文学离不开现实，离开现实就没有文学，这是很普通的道理。在欧洲，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模拟说，认为诗歌、戏剧都是模拟自然。柏拉图认为文学只是模拟，不能把自然的本质写出来，这是很简单的看法。他们当时的智慧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把模拟自然说作为说明文学意义的出发点，还是可取的。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戏剧是人生的镜子。”这已经是进一步了。模拟自然，人生的镜子，都是离不开现实的。毛主席说文学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者头脑是什么样，就怎样反映客观现实，这就不仅是客观的反映，还有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解释，有的不仅是解释，还要通过文学表达作家的理想，人们总是希望将来生活得更美好些。这样，文学有三个步骤：第一是反映，第二是解释，第三是理想。说来说去，无论哪个步骤，文学都离不开现实。
至于作家怎样反映，怎样解释，怎样表达理想，每个作家有自己的创作方法。越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方法越是多种多样，不是用一种“主义”可以范围住的。在西方，从17世纪以后，文学才有人提倡“主义”。在这以前，文学虽有不同的倾向，但明确提出一种主义却很少见。17世纪以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陆续产生了。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表达方法往往是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因素。至于各种主义的提出，我认为只是强调表达方法的某一方面。从文学发展上看，古典主义太严谨，太束缚人的思想了，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产生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过分强调主观，过多地追求梦幻，于是兴起现实主义来抵制它；现实主义发展到了自然主义，把什么都如实地记录出来，抓不到事物本质，就又有了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一种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在它以前的某个主义发展到了极端，脱离了现实，便有与之相反的新的主义起而代之。浪漫主义本来也可反映和解释现实，更有利于表达理想，但是过分地强调主观，驰骋幻想，就与现实背离了。象征本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人说象征是文学的本质，从《诗经》《楚辞》以来，有许多诗人用象征手法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可是提倡象征主义，把象征绝对化了，尽在联想、比喻上耍把戏，这样喧宾夺主，也就丢掉了现实。李金发笨拙地学了一些象征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光怪陆离，不知道写的是些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大清楚。文学上的任何主义强调到了极端，到了绝对化，就会走向反面。
写文学史，我不同意给一个作家戴一种帽子或给个封号。像古代文学史，称杜甫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称李白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作品中现实主义的成分很多，但浪漫主义的精神也不少。如果只说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就把他浪漫主义的成分排除掉了。同样情况，把李白说成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那就把他现实主义的精神排除掉了。给他们那样的帽子或封号是并不能提高对他们的评价，反而有损于对他们的评价。鲁迅的作品，现实主义当然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象征主义的以及浪漫主义的成分。例如《野草》和《故事新编》，我们就不必硬说也是现实主义的，虽然它同样更深刻地反映和解释了现实。
西方的文学史家写文学史，为了方便，喜欢分门别类，哪些作家是现实主义的，哪些是浪漫主义的，哪些是象征主义的，有点像给植物分类。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奈首创的植物分类，他把植物分成很多族类，在生物学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也有些植物不那么听他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归入哪一族或哪一类的。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我认为可以不必采用西方的那些主义来分类，要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不区分是不行的，但区分要尊重事实。例如戴望舒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很深，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是象征派诗人，他晚年有的诗就不是象征主义的。我不赞成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文学术语来论述我们现代很复杂的文学。那么怎么办呢？是否可以按运动、流派、社团、题材、文体等来区分，而且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继承我国文学的传统。
讲起运动来，古代有过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等。新文学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常有些文学运动，如大众文学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国防文学运动等，它们都有鲜明的主张，若把这些运动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对于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数见不鲜。像宋代形成的江西诗派，一直影响到清朝晚期，他们有祖有宗，有共同的主张。又如明朝的公安派、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起过作用。现代文学中也可以区分出一些流派。如七月诗派，我不敢说它有什么鲜明的主张，但我相信它是一派。最近出版的《白色花》，和其他同时代的诗是有所不同的。还有一个《九叶集》，是40年代9个诗人的诗的选集，我看也是一个小诗派，因为从风格上看有些共同点。还有反新文学方面的，像学衡派，它的观点和态度也很明显。语丝派也可以称为一派，周作人提倡既要当叛徒，又要当隐士，这代表着一种文学倾向。新月派提倡人的“健康”，人的“尊严”，虽然它并没有保持好人的健康和尊严，也算是一派。总之，运动可以产生流派，流派不一定会形成运动，但它们都有自己的主张。
可是社团则不然，有的是有共同一致的主张，有的只是一种集合，主张并不一致。文学社团，也是古已有之的。明末时有坚持抗清的“几社”，辛亥革命前后有南社。他们政治上的主张一致，文学上却各行其是。五四以来文学社团很多，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提出文学要“为人生”，它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为人生”的，只能说主要倾向是“为人生”。创造社初期强调“内心的要求”，它自己就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不必强求相同”。若把郭沫若的诗和郁达夫的小说相比较，就没有多少共同点。由于他们强调“内心的要求”，倾向主观，人们就说创造社是浪漫主义的。其实浪漫主义概括不了创造社所有的作品。文学研究会好像可以用现实主义来概括，但也有例外，如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所以说运动、流派的主张比较一致、比较鲜明的，社团则不容易用什么主义来概括，里边的成员往往是各种各样的。
还有题材问题。在哪一个时期哪一类的题材占优势，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例如20年代、30年代的小说和散文中乡土文学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否可以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乡土文学开辟一章，像唐代文学史给王维、孟浩然等另立田园文学一章，给岑参、高适另立边塞文学一章那样。现代文学中像王鲁彦、蹇先艾、许钦文的一部分小说，李广田前期的散文，还有芦焚等，很多都写自己的故乡，并且很有成绩。这些乡土文学作家描绘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苦难，有的很深刻。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一再提到乡土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又如战争题材的文学也应作为专题来研究，自从有了新文学以来，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就没有离开过战争，有的是军阀混战，有的是革命战争，后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争中产生过很多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里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章。我想会从里边挖掘出许多很好的东西。
至于文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用文体区分的，在诗歌里比较多，旧体诗有古体、近体或古诗、律诗、绝句之分，新诗里有格律诗、自由体等。不过这是文学形式的问题，不牵涉到文学内容和文学本质。这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
总而言之，我希望我们不要过多地搬用西方的一些文学术语来评论或区分我们的文学，这样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会使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我记得毛主席刚提出“两结合”时，文学研究所在何其芳同志指导下收辑了许多西方古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言论，后来外国文学所完成了这一工作，出了两本《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本书作为资料参考是有用的，但是用以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学，并不是合适的。因为他们的言论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文学现象而发的，我们的研究要针对我们文学的具体情况。
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没有研究，这次发言带有随感的性质，想得很不周密，一定有不少错误，请批评指正。
［附记］这是1983年1月20日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上发言的节录，全文曾收入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中，这次重印，字句间做了少量的删改。
纪念鲁迅要扩大鲁迅研究的领域
今年是鲁迅诞辰100周年。在这100年内，中华民族度过群魔乱舞的长夜，经历过“一唱雄鸡天下白”的举国欢腾；长夜中不曾放弃过黎明的希望。在这100年内，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社会是那样错综复杂，旧势力不肯轻易消逝，不断地跟新事物进行较量。这使人想起列宁在一篇论托尔斯泰的文章里引用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短短的三行诗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也概括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社会情况。这三行诗也适用于鲁迅时代的中国，可是在又贫穷又富饶、又强大又软弱之外，还可以增添几句：又反抗又屈辱、又勤劳又懒惰、又历史悠久又愚昧无知。在这矛盾重重、既这样又那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鲁迅的一生，尽管他的思想有过巨大的变化，却一贯地为消除贫穷、软弱、屈辱、懒惰、愚昧无知而斗争，他毫不容情地鞭挞民族的弱点，揭露社会的黑暗，也深信不疑地指出中国的“脊梁”之所在，他的为人和他的工作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富饶、强大、反抗、勤劳和历史悠久。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坚韧不拔，“虽九死其犹未悔”，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或是在全世界同时代人的中间，都是少见的。但鲁迅的产生和存在并非偶然，也不是孤立的。鲁迅的伟大贡献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变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可分割，跟他所接触的外国的文化思想也息息相通。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研究鲁迅，鲁迅的研究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在继续深入，但是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化思想的关系，做得还很不够，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谈到这种关系，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外国的文学哲学对鲁迅有什么影响，二是鲁迅在世界的文化领域内占什么地位。从鲁迅的创作、翻译、藏书的目录可以看出，鲁迅阅读了大量外国的书刊，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养分，融化在自己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主要是小说和杂文）又具有显著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一个优秀的健康的民族文化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有益的影响，而世界文化也最欢迎民族色彩鲜明的东西。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非常成功地处理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我们研究鲁迅，不仅要研究他在中国的重大意义，也应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哲学的关系和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这是我所希望的扩大鲁迅研究领域的第一点。
扩大鲁迅研究的第二点是，研究鲁迅不应只局限在文学范围内，也要对鲁迅进行哲学的研究。我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说的那句话，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在学术分野上并没有这样看待。高等院校中文系和文学研究单位把鲁迅研究作为重要课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哲学系和哲学研究单位则很少过问鲁迅（当然不是完全不过问）。古今中外都有过这样的人物，他们在文学史和哲学史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如先秦的庄子，唐代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在西方如文艺复兴时期个别的人文主义者，启蒙运动时期的服尔德、卢梭和笛德罗，以及19世纪后期的尼采。这些人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有大有小，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只因为他们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所以受到这样的待遇。近些年来，我们读到一些探讨和阐述鲁迅思想的著作，但是从哲学角度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还很稀少。我希望，在研究文学家鲁迅的同时，对思想家鲁迅也能开展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若能把晚清的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等跟鲁迅的早期思想做些比较，研究外国的哪些哲学家、科学家影响鲁迅的思想，尤其是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怎样卓越地运用辩证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这将更好地有助于了解鲁迅、学习鲁迅。
第三，鲁迅的美术活动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停止过。鲁迅从儿童时期起就对图画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留学时注意外国的美术作品，辛亥革命后在那政治最腐败、社会最黑暗的岁月，搜集汉唐碑铭造像的拓本，敦煌壁画与云冈石窟的照片，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大量订购画册和艺术理论书籍。他早期主张用美术教育人民，培养人民的情操，晚年把美术看作斗争的有力武器。鲁迅精心研制书籍装帧，为书刊选择插图，复制版画，提倡革命的木刻艺术，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可是他的美术观点和对于中外古今美术的评价，散见于他的杂文和书信中，我们若能给以整理和阐述，这对于我们开拓眼界，提高审美能力，克服在美术问题上常常发生的庸俗的和鄙陋的偏见，是有益的。
鲁迅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写作丰富，他的工作涉及范围很广。研究鲁迅，当然应以探讨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意义为主，可是如果忽略了鲁迅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关系，有些关于鲁迅的问题就不容易解决。至于鲁迅的思想和他的美术活动，也希望能有较多的从事哲学和美术工作的学者进行研究。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鲁迅。同时，也要把鲁迅放在世界文化的地位上论述，因为他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也是有重要贡献的。
1981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