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的诗歌，跟整个文艺界一样，繁荣兴盛，使人感到应接不暇。散在全国各地，诗歌社团之多，诗歌刊物之众，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而且人才辈出，诗的风格多样多变，关于诗的言论和争论也十分活跃。这都是可喜的现象。回想三四年前，诗坛上关于一部分新兴诗人的创作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一方面誉之为“崛起”，一方面贬之为“朦胧”，曾引起诗歌爱好者广泛的关注。当时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四行“戏作”：
有人说是“崛起”，有人说是“朦胧”，
请原谅，我都不能苟同。
奇丽的山峰总有个来龙去脉，
历代的名篇不都是一看就懂。
这里的第四行谈的是懂与不懂的问题。我不同意把懂与不懂作为评诗好坏的标准，更不同意给某些诗冠以“朦胧”的称号。所谓不懂，意味着难以接受。一首诗读者难以接受，固然会减弱或失去它的社会功能；但本来是一首好诗，由于立意新颖，表达的方法略有曲折或隐喻，而读者囿于因袭的成规，或限于个人的兴趣和体验，又不肯下点功夫，力求理解，以致难以接受，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更喜欢读语调自然、深入浅出的诗，字面上一看就懂，但含义无穷，有如汲取不竭的一股清泉，可是其中包含的深意又往往不被粗心大意的读者所能领会。所以说，懂与不懂是相对的，用这来评论诗的好坏，是不恰当的。——至于这里的第三行，指的是有的评论家为了颂扬新兴诗人的“崛起”，过甚其辞，从而否定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传统，大有立身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这种气概，被称赞为“崛起”的诗人本人未必有）。我不懂得多少文学理论，却相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附之以适当的精神分析，可以解释文艺上一些疑难的问题。一个诗人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的传统遗留给他什么（不管是正面的或反面的），周围的环境和时代思潮影响他什么（不管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对于这些谁也不能一尘不染，遗世独立。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都不难通过认真的分析寻索出它的源流。所以我说，无论多么奇丽的山峰总有个来龙去脉。
星移斗转，不过经历了三四个寒暑，人们渐渐认识到，当年一度被争议过的几个新诗人，态度是严肃的、真诚的，他们对生活有较为锐敏的感触，对本民族有较为深入的反思，他们认为因袭的形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内心境界，他们摈弃用得烂熟了的词句，捕捉一些新的形象，写出耐人吟味的诗篇，这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贡献。他们的读者范围逐渐扩大，人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期望。争论也趋于平息，崛起论者不再那么过甚其辞，朦胧论者也不把那类诗视为异端了。大家心平气和，实事求是。诗歌的爱好者对此感到欣慰。
近来又隐隐约约听到“第三代崛起”和“读不懂”两方面的声音，但没有展开像80年代初期那样热烈的争论。这两种声音是针对一股“新”的诗风而发的。有的诗人标榜创新，但是创得过了头，走向“新”的反面，其结果是怪诞与庸俗携手，立异与鲁迅命名的“国骂”结合，他们描绘罪恶，如数家珍，证明野性，好像阐述真理。这现象在整个诗坛上并不普遍，但我也感到困惑。他们的“崛起”，真像是前无古人；他们写诗的意图就是叫人读不懂或读不下去。那么，我那四行“戏作”是不是在这里碰了壁？
其实，这些所谓“第三代崛起”的诗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不少方士巫师，他们的符箓咒语大都文理不通，荒诞无稽，好像非此不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所预期的“魔力”。至于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外乎是中国式嬉皮士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体现。我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我的困惑也就释然了。同时我也希望，符箓咒语的形式和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内容对于这一类诗的作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只不过是一条弯路、一段痛苦的插曲，像西方有个别著名的作家在青年时经历过短时期的达达主义或未来主义那样。
1986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