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了几篇关于大学里中国语文系和外国语文系的文章。一篇是闻一多先生遗著《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篇是朱自清先生《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都发表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第六十三期；另一篇是盛澄华先生的《试说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途径》，见北平出版的《周论》第一卷第六期。这三篇文章都有许多精辟的意见，里边都谈到中国语文系和外国语文系的沟通问题。作为外语系教授的盛先生主张外语系学生不应疏忽本国古籍的浏览与当代文选的涉猎。随后他说：“国人一向把大学中的国文系与外文系看成是对立或互不相关的两系，实是最大的错误。这两系在名义上系相反，实质上却是最相成的。”闻先生则建议把“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文字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文组、印欧语言组）”。朱先生“觉得他的主张很有道理”，不过考虑到实际的困难，他说不妨“先由一两个大学试办”。
闻先生的《刍议》写于两年前。当时王了一先生与李广田先生在《国文月刊》上讨论大学里应否讲授新文学，他们曾经提到这个意见，加以“重视”；杨振声先生在私人谈话时，也曾积极地表示过沟通中外两系的主张。事实上，远在五四以前，北京大学的国文系已经有欧洲文学史，民国10年前后国文系设有文学概论、英诗译读、西洋戏剧与小说一类的课程。我还记得，那时北大国文系的学生除却关于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种种课程外，还有机会读一读俄国的小说，北欧的戏剧，英国浪漫派的诗歌，听一听当时正在流行的勃兰克斯、法朗士等人的批评理论；并且在国文系的办公室里藏有一两架西文书籍。这足以说明，那时国文系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主张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应该有一些世界文学的知识的。后来国文系在研究上加深了，标准提高了，尤其是语言学方面，有长足的进展，可是这些可能被人视为“不三不四”的文学概论以及译读一类的课程也就从国文系的课程表上被刷了下来，而系办公室里的西文书也像不受欢迎的客人似的被人送出了国文系的大门。这结果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所促成的：一种人认为在中文系讲授西洋文学课程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另一种人则以为或属需要，但本系里须加深研究的门类还多得很，这些一知半解的关于西洋文学的零星知识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反过来说，外文系之视中文系也不外乎这两种看法。于是形成这两系的“对立”与“互不相关”。这情形，除去两三个大学外，几乎是国内大学一般的现象。但是我们深信，正如前边几位先生所说的，二者如相辅而行，则彼此在学习上、研究上，会得到许多借鉴、许多启发，对于中国将来的文化发展能起很大的作用；否则二者只限制在狭窄的范围里，中文系学生的眼光永久不能扩大，而外语系只造就些能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与本国文化不生关系。
如今由于抱这种主张的先生们的倡导与学生的需要，二者间又有逐渐接近的趋势。盛先生看到“今日国文系一部分教授颇有当年曾经学习外文的，由于这一份工具的应用，他们对于国学的整理与研究上都开始发生作用；同样，今日大学国文与外文两系学生间的联络也已较前密切，像是相互间已开始认清了在血统上的亲属关系”。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一切的趋势与风气常随人转移，今天向东，明天就可以向西；我们在历史上看见过不少这样使后人惋惜的实例，分明一个有利于人类的革新趋势在中途遇到反动势力便被遏制住以至于窒死。现在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趋势。我以为，像李先生和朱先生所提到的，在两系“设置中外文互选课”还嫌不够，因为这类的课程据已往的经验在系里并不被重视，他们有时甚至像继母的孩子一般受人歧视，它们虽负有沟通的任务，但这一道涓涓的沟水随时都有被堵塞的可能，遭逢到往日在北大国文系所遭逢的命运。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这个趋势，一方面要利用这既成的趋势使两系在制度上改变。我完全赞成闻先生的主张。闻先生的《刍议》中的说明，虽系未完成的残稿，却已十分扼要，我不愿多加补充。原则上我无异议，所成问题的却是实施上的困难。朱先生想到两点困难，一点是“两个新的学系难得合式的主持人”，一点是怕请求教育部批准没有多少希望。他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想出一些试办的方法。试办的方法，也就是过渡办法，这里不再重述，据我看来是可能成功的。一旦语言学系和中外文学系当真成立了，我却以为还有一个大困难，即语言的基础问题。
我们想象将来的语言学系至少要有两组：印支语言组与印欧语言组；如果有阿拉伯语，则须设有闪含语言组，有蒙文、满文以及日文，则须有乌拉阿尔泰语言组。关于语言分组，我主张不应以地域为标准，而应以语族为标准。至于文学系，则至少须有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二组，不必以语族为标准，而以文化范围为标准。就分组来看，这两系都会成为最庞大的两系。但它们的困难处不在于它们的庞大，而在于学生的语言的基本训练。
闻先生说：“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所以文学、语言也不应分别中西。这是很对的。但是学政治的学生有中文与英文的根底，就不难研究政治；学哲学的人就不那样简单，有些人已经感到只懂中文和英文是不够的，但还可以仰仗英文读西洋哲学名著的原文或翻译。语言系和文学系就不同了，无论研究哪种语言或哪国的文学，都需要第一步能阅读那种文字。而在中国现行的学校课程里从初中直到大学一年级则只有学习中文和英文的机会，所以纵使语言系和文学系成立了，每系也可以按照前边所说的那样分组，实际上所能研究的仍然是偏于英文的和中文的语言或文学。其他的语言或文学因为学生没有语言的基础则无法下手，形同虚设，成为永久填不实的空白。这样，研究语言的仍然无从互相比较，研究文学的互相能够得到的启发仍然是有限的。
但是当真能掌握一种外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学生学英文从初一到大一六七年内费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往往仍然是一知半解；大二以后的第二外国语，每星期三小时，学上两年，如果教者不得法，学者不努力，则无异于光阴的虚掷。所以有些学生提起英文就头痛，提起第二外国语更头痛。更不必提英德法俄以外的其他的语言了。
中国学校中的外国语弄到这种地步，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但是学习语言的困难，并不在语言的本身，而多在于学习方法。如教者得法，学者专心，短时间内则可奏大效。若是我们能以一年的工夫专门用在一二种外国文上，所得的效果可能比中学里六年不专注的学习更大。关于这点，作者是有实例可证的，篇幅有限，不能列举。
为了避免将来的语言系和文学系只成为中英语言合系，我主张在这两系刚一成立时就应该设立中文、英文以外的各种主要语言的训练班，由语言系主持，作为入这两系的准备，学生的学年因此而延长一年亦未为不可。教者以最能收效的方法，学者以最专注的精神，在一年内打好一种或二种语言的基础，然后再入语言系或文学系去研究某种语言或某国的文学。这样这两系才能平均而充实地发展。
这点语言的基础是必要的。不然，纵使两系的机构改变了，而改变的主旨还是难以实现的。
1947年